第一篇：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
《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
“政府间事权划分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全局”
专访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 “政府间事权划分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全局”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4年8月18日 记者：王尔德
本报记者 王尔德 北京报道
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命题，并明确了财政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的地位，从而也将财税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提到了一个空前的位置。
今年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该方案提出要合理划分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权力和责任、办事和花钱相统一，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政府间的事权划分不仅仅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部门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治理体系的全局问题。这是一个兼具复杂性和艰难性的改革课题，这也是我在新近出版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与陈旭东合著）一书重点讨论的话题。”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对记者说。
在《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一书中，田国强提出了“明道、树势、优术、抓时”的四位一体改革方法论。田国强认为，财税体制改革的势和时已初步形成，还需要道与术的配合，即明确改革的愿景、目标、战略，注意改革的方式、方法，才能将财税体制改革包括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引向深入。
他建议，随着财税改革的推进，地方税体系在弱化，未来应重构地方的主体性税种。“从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来看，未来我国省级政府应建立以消费税为主，市县政府应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以行为税、目的税为辅的分级主体税种。”
事权划分是事关国家治理体系的全局问题
《21世纪》：分税制的前提是事权的划分，但从1994年启动分税制改革以来，二十年过去了为什么中央与地方的事权依然不是特别明晰？
田国强：1994年分税制改革还是以中央和地方的收入划分为重点的，其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尽管有过多次的微调，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上下贯通、一一对口的事权分布格局。这与我国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式有关。与联邦制国家相比，单一制国家的中央政府更具有权威，而在我国独有的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地市、县市和乡五级政府架构下，中央的这种权力触角又可以通过上下对口的机构设置直通底层。
在这一国家结构和政府架构之下，大量的事权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容易出现权力责任错位、要权却不担责、互相扯皮推诿的现象，从而中央的很多政令也就得不到很好的执行，很多好的政策目标往往难以落到实处。并且，一直以来，我国单纯依靠政令、政策来实施政府间的各项权责，也缺乏稳定性、规范性，迫切需要用法律来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力边界，并建立相关监督机制和法律程序，为制定纵向的权责清单提供法律依据而不仅仅是上下级工作意义上的划分。
因此，中央与地方的事权划分及其关系调整，已经不仅仅是财税体制改革的部门问题，而且是事关国家治理体系的全局问题。
《21世纪》：你认为，应该依照什么标准来划分不同层级政府间的事权？
田国强：不同国家受各自历史、文化、政治等特定国情因素的影响，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间事权划分模式，但是成熟市场经济国家通常围绕以下三个基本原则来处理此议题：
一是外部经济性。政府的基本职责可用两个词概括，就是维护和服务。这二者都需要公共产品来实现，而公共产品具有外部经济性，而这种外部经济性也存在着受益或影响范围的差异，从而就存在一个事权分布的最适度。即，那些全体民众受益的公共服务如国防、外交等应统一由中央政府负责，而那些以特定区域民众为服务对象的公共服务如消防、治安等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对于外部性是跨区域的公共服务如环保、部分社保，则应该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负责。
二是信息有效性。与中央政府相比，地方政府往往更加了解所辖区域内民众对于公共服务的特定偏好和不同需求。面对不同事项所对应的不同信息分散分布情况，其监督成本尤其是信息成本是不一样的。一个原则是信息越不易对称、处理越复杂的事项应该赋权由地方政府来单独或与中央政府合作管理。这也是乔治·施蒂格勒—夏普的最优分权论所持的基本观点，即地方政府分权的必要性。
三是激励相容性。一个好的事权划分体系，应该是使所有参与主体按照自身的目标和利益动机去运作，也就是发挥了中央和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同时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这也就是机制设计理论之父赫维茨最早提出的“激励相容”概念。
在此基础上，国家还应该通过法律形式将各级政府的事权与支出责任加以明确地界定，使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连续性和规范性，如果需要调整需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方可进行。
未来省级政府应以消费税为主
《21世纪》：“分税制”对应的是“分钱制”，我们过去在实践分税制的过程中，通过从事权与财权、事权与财力到事权与支出责任对分税制进行了适应性调整。有观点认为，前述调整一定程度上使分税制已经退回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的分钱制了。对此，你怎么看？
田国强：这里，你提到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四个基本要素：事权、财权、支出责任、财力。前二者对应权，后二者对应钱。分权和分钱，从而是界定和衡量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两个重要维度。在多级政府体系下，事权划分是整个财政税收体制的运转基础，基于此来划分各级政府的财权和支出责任，进而通过转移支付等来调剂上下级政府的财力盈缺，使财力与支出责任相匹配。
其实，即使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也不仅仅是分钱可以涵括的，其时也伴随着权力的下放。因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初的主基调就是放权让利，财税体制从而也是从中央下放财权和财力入手的，然而1980年至1993年间五花八门的财税包干体制、极度紊乱的财政运行体制，使得分权缺乏规范性，分钱缺乏一致性，二者也未能很好地匹配，使得中央财政限入空前困境。
分税制改革后，财权上移、中央财政收入占比提升成为我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个明显特点，这当然也是1994年这场改革主导者的初衷之一。从大的趋势上来看，这与我国推进政府职能转变背景下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要求是相适应的，与各国强调中央税权约束地方税权的税权治理共性也是一致的。
但是，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地方的财权压缩而支出责任却不断增加。面对自上而下不断累加的任务和指标，地方政府只能靠大搞土地财政和增加收费项目，来填补缺口，偏离了现代公共财政的发展轨道。
所以，财税体制改革不能仅仅是分钱了事，必须触及到更深层次的事权和财权的结构性再分配，不能将地方事权压得过重而财权统得过死。从而，一方面要对中央和地方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做出科学合理的法律性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则要赋予地方一定的相对独立税权。《21世纪》：从2002年的所得税改革到2012年的增值税改革，地方税体系在逐步弱化，未来是否应该以及如何重构地方的主体税种？
田国强：确实如此，“营改增”将地方重要税种营业税改为了中央占大头的增值税之后，地方财政又少了一大块收入。所以，重构地方的主体税种有其必要性，应该将那些对地方资源配置影响较大的、地方更容易掌握充分信息、税基也相对更加稳定的税种，划为地方税。作为参照，美国州级政府的主体税种是销售税，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则是财产税，教育经费主要也是由州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提供的。
从理论基础和国际经验来看，未来我国省级政府应建立以消费税为主，市县政府应建立以财产税为主，以行为税、目的税为辅的分级主体税种。具体来看，房产税改革、环境税改革等的推进，将有利于培育地方财力。当然，如前所述，在赋予地方相对独立税权的同时，也需要在制度设计上确保对地方税权的监督与约束，防止税权滥用。
应该考虑给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
《21世纪》：三中全会《决定》在财政体制改革基本方向中，提到要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你认为如何发挥两个积极性?
田国强：发挥好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实质上是如何处理好财政集权和分权的关系。高度集权和过度分权，对于中国而言，都是不可取的，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发挥中央与地方的两个积极性，以使中央和地方在求解各自目标函数的过程中实现整体福利的改进。
立足中国国情，在实行中央集中较大税权的前提下，逐步赋予地方适当税收立法权的模式是可取的改革路径。前者可以极大地调动中央的积极性。当然，在中央集中税权的同时，也要通过更有效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来均衡地区间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为下一步新型城镇化建设、户籍制度改革以及劳动力等要素的合理流动提供保障。
目前的税收立法权基本上都集中在中央，这有防止地方滥用此权力的考量，但显然不利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也不利于探索建立完整的地方税体系。随着税收法治化、预算民主化的推进，应该考虑给地方一定的税收立法权，这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尽管各国的税权分配模式和分散程度有所差异。
当然，地方的税收立法权应该仅限于省一级，并且必须受到中央的监督和制约，新设税种应以地方税收法规形式予以颁布实施并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中央政府或国家立法机关有权对与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税收法规予以废止或责令修改。
此外，需要注意的是，财税体制不能发挥了政府的积极性，却打压了市场和个人的积极性。比如，现有的按每一个人来缴纳所得税的方式，就是不合理的。合理的方式应该是按家庭收入，扣除家庭的赡养负担等基本支出之后再计税。这在中国香港、台湾以及新加坡等华人文化圈已推行多年，是鼓励赡养老人、弘扬传统孝道的有效举措。
第二篇：2015上海财经大学经济法学考研经验分享
想起考研的日子，不知道该用什么话来形容。可能真的要用前人总结的一句经典的话来说：考研孽我千百遍，我待考研如初恋！或许有些许夸张，但也并非全无道理。下面就让我说说我的“被孽史”吧，也仅以此文献给即将创造个人“被孽史”的孩子们，希望你们能把这段历史改写！
一、复习计划
我是去年四月中旬的决定考上财，同时准备的司法考试，我把我的流程说说吧。三月开始上自习，主要是找感觉，看英语单词，看司考的东西四月中旬，决定考上财，买书，联系学姐，讨教经验，开始复习。
五月底，经济法看了四分之一，民法一大半，法理看完了，民诉没动。四五月英语看了三四套真题，做的很慢，一晚上一篇吧，主要是查单词，翻译，一篇大概做五遍以上吧。六月开始了，准备六级（第二次考，汗颜了！），还有期末考试，司考那会也很紧张了，反正这段时间是没怎么看考研的东西，但是英语单词还是每天都看吧。
七月到司考完，结束期末考，开始司考的冲刺，考研的东西都抛了，单词基本就是几天看一次，但是建议大家还是每天坚持看看单词。
九月司考完了，回家待了一周，收起心大概就十月国庆完了，这个阶段复习时间很紧张了
详细说下这个阶段的复习计划吧，先说专业课。
由于参加了司考了，所以民法和民诉都进行的很快，十月底就看完第一遍了，慢的主要是经济法，但是大概十月底知道大纲了，那会觉得自己解脱了，那么多的东西不用看了，其实考试的时候肠子都悔青了。那是后话。
十一月，第二遍开始，主要是整理经济法大纲上的东西，上面的东西很多都没听过，还好，我当时买了了两本参考书：《上海财经大学法学综合课考研复习精编》和《上海财经大学法学基础课考研复习精编》，这两本书是精学上财考研网上的，在硕考商城也有，有这两本书的帮助，到中旬的时候差不多就整理的八九不离十了。这个时候法综合主要是看第二遍书，主要是法理，那会真是很纠结，恨死沈那本书了。但是还是忍住把东西整理一遍。另外，大家可以加一下这个考研群，2015上海财经大学考研群170204560，里面的学长都很热心的。
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开始背的环节了，第一遍用了大概快半个月吧，第二遍用了十天，第三遍就快了，大概就是一周吧，反正到十二月中旬，紧张巴巴的背了三遍书。
十二月下旬，发现背书效率很低，主要是法综的东西太多，背不进去了，于是我就开始列大纲的方式在本子上把课本的结构和主要的大题列了个大纲，可是我发现自己做的很多都是无用功，因为《上海财经大学法学综合课考研复习精编》上都已经有了完整的知识结构图，我自己还花了十几天的时间去整理，感觉效率真心的底啊，在此也要为大家提个醒，如果有买参考书一定要好好利用，别浪费了。
进入一月，时间就很紧张了，主要是那会人心很浮躁，于是我就开始把之前些的提纲拿着，在外面开始背，那会图书馆自习室外面气氛很好啊，大家背的热火朝天的，哈哈，在那样的氛围里面，把大纲和经济法笔记背了一遍，大概能基本复述的程度吧。在考前包括临进场前大概翻了一遍整理的大纲。
二、论文
上财的老师的论文大概主要是那么几个人的吧，王全兴的比较多，但是很多是劳动法的，适当看一点就行，王老师的经济法的论文要认真看。还有就是刘水林和单飞跃的论文，也是比较多，但是他俩的主要思想还是容易把握的，刘老师的是是经济法的整体主义解释，单飞跃老师主要是经济宪政方面。院长是郑少华，主要研究环境法，适当关注。副校长周仲飞，主要研究金融法，这个要认真对待，上财毕竟是财经类学校，大家考的是经济法，所以对财政和金融这块，即使大纲里没有，大家也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考的时候大纲里也没有财政法的东西，但是考试的时候就有财政法的体系的简答题。总之，在整理笔记的时候要把老师的论文和学校出的大纲结合起来。
最后说的就是，上财初试的题目，一般还是以课本的基本知识为主，建议大家还是基础为本，把课本的基本知识搞扎实了，适当关注下论文和热点，前沿问题一般关注下当年的经济法年会即可。还有强调的是真题，建议大家有时间应给把真题答案整理下，因为我们考的时候真题重复率还是蛮高的，特别是法理和经济法，一定要重视。
第三篇：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
田国强
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高等研究院
美国德克萨斯A&M大学
2009年7月
首先欢迎大家参加上海财经大学“现代经济学”全国高校教师暑期师资课程进修班暨全国研究生暑期学校，今年有700多人报名，我们从其中挑选了300多位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办了7个班，每门课程都是参照国外一流大学经济学系博士生的现代经济学高级课程而制定的，由我们经济学院近些年来新引进的海归教师授课。在此期间，我们还会邀请一些在国外获得终身教职的知名华人经济学家给大家开设讲座，希望大家珍惜这一个月的学习机会，学好所选课程，一个人回去教几百个学生，十年下来，几百个教师就能让几十万学生受益。
今天想给大家谈谈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思想和方法，让大家对其信息对称，消除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误解、误会和误区，有助于大家更好地理解、学好和教好现代经济学。在经济学领域，误区特别多，我经常听到和看到许多人对现代经济学及其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批评。但这方面的批评大多不太正确，存在着许多误区，这些误区不澄清将会误导人们对经济学的学习和指导作用，影响它在现实中的运用。实际上，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思想、原理、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的威力是巨大的，不光可以用来研究经济问题，解释经济现象和人的经济行为，更重要的是进行内在逻辑分析，对经济问题和结果作出预测，也可用到其他许多社会学科和领域，甚至对做行政管理也特别有用，我在上海财经大学运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方法从事行政工作，效果显著。我希望在座的各位通过这次讲座对现代经济学的思想与方法有所了解与收获。
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很多人都谈过，像钱颖
一、杨小凯、林毅夫、许成钢教授和我本人，当然每个人讲的侧重点不一样。今年年初，在《经济学茶座》上，有一篇文章记载了关于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次讨论。一些海内外知名学者和著名学术期刊的主编（包括《经济研究》、《世界经济》）都参与其中，我也参加了，对如何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于现代经济学，我觉得国内经济学界存在着两种极端的看法：第一种看法就是不顾中国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盲目的崇拜现代经济理论，照搬模型进行改革，写文章以为把数学模型加进去就是好文章，其实都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充分考虑中国实际情况与经济制度环境所决定的约束条件和边界条件，将一个经济理论或模型泛用到中国现实问题，这样简单的套用，弄不好会出大问题；第二种看法更加错误，全盘否定现代经济学的作用，包括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认为现代经济学是国外的东西，不合乎我国的国情，中国的问题需要用中国的方法来解决。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极端的，错误的，不全面的。
过去20年来，我一直在思考如何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来研究中国的经济改革、制度平稳转型和经济发展问题。我想在这里，把我自己对经济学的一些心得体会，对经济学的一些最基本的思想、分析框架、研究方法跟大家作一些学术上的探讨。我还在继续思考，没有完全成文，在此先和大家交流。
一、经济学的基本思想
为了便于理解，印象深刻，容易记住，我想学学国内通常的做法，用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一二三四五”之类口号式的排比句，来总结现代经济学中涉及行为假设、注意事项、制度安排、基本原理及分析步骤等一些最重要的基本思想。我觉得这些基本思想可用以下几个排比句来概括：“一个行为假设，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以及五个分析步骤”。
1、一个行为假设
一个行为假设指的是，任何一个社会学科都需对人的行为作出某种假设，将人的行为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社会科学往往需要研究人的行为，需要对人的行为进行假设。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问，为什么说特殊呢？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不仅要研究和解释经济现象，进行实证分析，同时还要研究人的行为，以便作出更好的预测，并给出价值判断。这和自然科学非常不同，自然科学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涉及到人的行为，而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常常会牵涉到人。一牵涉到人，问题就很复杂了，最难研究和对付的就是人，在国外行为经济学现在非常热门。
2、二个注意事项 两个注意事项的第一个注意事项是：要注意任何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不能盲目运用。此点非常重要，许多经济学家，将书本上一些理论简单地完全套用到现实经济中去，而不考虑一个经济理论、行为假设都有其边界，没有意识这些理论是基于理性状态下所发展出来的理论，主要是为了建立参照系及努力目标和方向而发展的。这种现象在我国经济学界特别严重，许多经济学家就一些经济问题发表看法可谓语不惊人死不休，也许是为了获得媒体的聚焦，故意把一些问题说得耸人听闻，将某个经济理论的作用盲目夸大，而不考虑其理论背后的先决条件。由于经济学理论一般不能拿社会作试验，检验其正确性，如果没有社会责任感，盲目应用，搞不好会出大问题。社会科学，像数学里面的所有定理一样，都有其边界条件，是否认识到此点是辨别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和一般老百姓的基本方法。由于经济问题和老百姓切身相关，即使一般老百姓对经济问题也能谈出一些看法，比如通货膨胀、经济是否景气、需求供给是否平衡、失业、股票市场等大家都能谈一番，由此很多人说经济学不是科学。这种不考虑任何约束条件和理论依据的“经济学”当然不是科学，这种人也不是真正的经济学家。经济变量间关系的成立有其边界条件，由此得出的结论亦有其内在逻辑。经济学理论的边界条件异常重要，我在后面会反复强调这一点，加深大家的印象，使得大家充分重视理论和行为假设的边界条件。
第二个注意事项是：经济学理论一般不能拿社会作实验，从而靠的是它的内在逻辑分析。此点也非常重要，近些年来在国外非常流行的实验经济学，主要是通过实验的手段来检验人的行为，检验人的行为假设是否理性，而很少通过实验检验理论。其原因是，经济理论的结论很难拿社会做实验，比如我经常所举的例子，为了研究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关系，一个国家能拼命发钞票吗？这也是和自然科学非常不同之处。自然科学能够对自然现象进行实验研究，通过实验室可以检验和发展理论。自然科学大致只有天文学不能做实验，但天文学不涉及到人的行为。另外，自然科学可以非常的精确，比如造楼、修桥、造导弹、核武器，可以精确到任意程度，其参数都是可控的，变量之间的关系是可做实验的。比如造一栋楼，可以做到任意的精确度和稳定性，但经济学和自然科学非常不一样，经济学中影响经济现象的许多因素都是不可控的。经常听到有人说经济学家的预测都是不准确的，很多媒体和老百姓公开批评现代经济学家，“你们经济学家预测性怎么这么差？” 为什么会这样，问题出在什么地方？这分两种情况，一个原因是这些经济学家本身就非常差，没有经过严格的经济学基本训练，不能找出问题的成因，开错治理经济问题的药方；另外一个原因，即使有很好的经济学训练，具有经济学的直觉和洞察力，但影响经济结果的一些经济因素发生了突变，使其预测变成不确切。一个经济问题除了牵扯到人的行为，使得问题变得复杂之外，还有许多不可控的因素。尽管某个经济学家非常高明，但很多影响经济结果的因素是他无法控制的，一旦变化就会使得预测发生偏误。就像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很有威望，能管住中国的事情，但能管到美国去么？能让美国金融危机不蔓延至世界上其他地方去吗？即使你有准确的判断，由于经济环境、政治环境、社会环境发生突变，也可能使得你的预测不准确。那么，是不是说，经济学就不是一门科学呢？不是的。经济学是实实在在的一门学问。可以说，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是来自于现实。既然经济学不能做实验，靠的又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其内在逻辑分析！在我的一篇关于金融危机的文章中也提到，完全靠理论来判断经济形势是不行的，完全靠数据说话也是不行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实践和数据不是预测真理的标准。那么，靠什么来判断经济形势或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呢？这就靠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分析。
一些经济学家不考虑边界条件也不进行内在逻辑分析，把自己的想法不加任何附加条件就建议给政府或发布于媒体，这样做往往会出大问题。比如，这次美国金融危机，中国经济大幅度下滑，或多或少就是没有考虑到经济学的内在逻辑。去年上半年，数据显示宏观经济形势相当好，外贸出口经济增长的速度都很高，当然通货膨胀也比较高，于是有关部门采取各种政策措施打压经济和股市。其实，如果用现代经济学内在逻辑分析，就会有不同结论。
实际上，早在2007年4月份时美国的第二大次贷供应商新世纪金融公司（New Century Financial Corporation）申请破产保护，美国资金的流动性几乎一夜间从高度流动一下子变得极端不流动，这就是预兆。尽管我国的数据直到2008年上半年显示出经济好得很，让人的感觉是经济过热，但当时不少经济学家包括曾在美联储当过经济学家的黄晓东教授和我本人已经看到经济大幅度下滑的风险。我后面要讲五个分析步骤，其首要步骤就是如何界定经济环境，在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的时候，就看你能不能把经济环境的成因界定得比较准确。我和黄晓东教授当时的分析基于以下几点：第一、国外的流动性已经变得很差，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因而要作最坏的打算。政府的目标在许多情况下，是风险或损失目标函数极小化，而不是收益最大化。一旦世界经济进一步恶化，发生世界金融危机，后果将非常严重，实际当时已经呈现出许多迹象。第二、国内的《劳动法》出来之后，许多企业特别是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上升不少，并且人民币升值超过20%左右，让出口商品的生产成本上升超过了20%，许多靠低成本优势占有国外市场的产品已没有什么优势，订单开始大幅度减少（尽管出口数据还很好），许多企业赚不到什么钱了，当时在沿海地区不少香港企业都开始用脚投票，到越南、柬埔寨劳动成本较低的国家去，沿海地区的经济也已经开始下滑。尽管通货膨胀的风险大，但不管怎样，它的风险没有经济大幅下滑大。中国的经济是粗放式的经济，经济增长率一旦低于8%，就会很麻烦，可能会带来大量失业人口，造成社会不稳。第三、股市一再下降，1.2亿股民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基本组成部分，保证和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主要靠他们。由于股市大幅度下滑，资产下降了近50%，有些甚至是血本无亏，让他们的收入大幅度下滑，从而不愿意消费。
同时，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大幅下滑的两难困境需要综合治理和有所侧重。通货膨胀麻烦，但经济大幅度下滑更麻烦。即使通胀超过10%时，能严重到什么程度呢？1988年和1994年，通胀都超过了20%，也没有出大问题，但经济大幅下滑就很麻烦。这时两害相权取其轻应该是基本原则。既要治理通货膨胀，更要防止经济大幅下滑。这好像开中药，中药比西医好的地方在于它治病是，从宏观和一般均衡的视角进行辩证而又系统的综合治理。
于是在去年6月份，我和黄晓东教授写了一份题为《治理通货膨胀，更要警惕经济大幅度下滑的风险》的研究报告，提出了“慎紧缩、稳股市、拉两头、控中间、停升值、缓提价”18字的综合治理方针，递交给了有关部门，结果没有引起什么重视。直到去年7、8月份，政府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取向仍然是打压经济，然而到了9月份忽然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经济学的内在逻辑性没有得到运用和体现。尽管经济形势和外界经济环境不可控，但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预测的，另外一些我们能够控制的，却发生了误判，做反了。警惕经济大幅度下滑，一定要把最坏的可能情况作为约束条件充分考虑。我们现在不少学者型政府官员，是许多学校的博导和教授（不像一个单纯的学者，只是一个学校的博导和教授），自视很高，不太会听得进去意见。当然，能理解的是，他们也面临着许多约束条件，包括作为政府官员有纪律上不能乱说话，再加上他们也很难知道下面的实际情况，出去考察都是被当地官员事先安排好了，去哪个家庭，要老百姓说什么话，都提前设定好了，领导人的信息非常不对称，使得我们的一些宏观调控政策显得没有前瞻性、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不奇怪了。
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具有非常深刻的经济学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坚持正确处理好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息息相关。可见，社会科学的重要性有时比自然科学大的多！我去年参加教育部和财政部国家优势学科创新平台项目评审，当时不少汇报人都认为自然科学非常重要。轮到我发言时，我说社会科学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情况下更重要，谁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他的“发展是硬道理”的这句话厉害，同时还有“稳定压倒一切”，这里指的不仅是国家、政治、社会的稳定，还有经济政策的稳定。大家可以看到，一旦有什么不稳定，包括自然灾害、社会和政策不稳，经济就会大幅度下降，投资最怕有风险。买股票的应有体会，一有风吹草动，股票就会大跌，中国的股市特别如此，是典型的政策导向型股市。我的老家湖北省公安县为什么一直发展不起来，因为那是长江的泄洪区，投资有风险，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承担泄洪任务，没有人敢去投资。
所以说，经济学不能拿社会做实验，也不能单靠数据说话，它真正靠的是内在逻辑分析。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的（或者像修车），最难的是找出病因，医生好坏的主要区别就在于能不能准确地找到病因，一旦把病因找到，开药方就容易多了，除非他是一个十足的庸医。对解决经济问题，药方就是经济学的现有理论和发展出新理论。我下面谈的五个分析步骤的首要步骤就是界定经济环境，这一步至关重要。只要把情况调查清楚，人的行为摸得清清楚楚，做起事来就会事半功倍。
3、三个制度安排
三个制度安排是：（1）法规治理；（2）激励机制；（3）社会规范。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做行政、搞管理，考虑经济问题，想做好都离不开这三个基本的制度安排。我在财大搞改革，就靠这三种基本制度安排综合运用。法规治理是强制性的，这是基本的制度安排和规则，是长效机制；激励机制（包括市场、声誉、诚信等）是诱导性的。由于经济人追求个人私利，信息不对称时就必须制定诱导性的激励机制，使得他们主观上为自己为个人、客观上为他人为社会努力工作。市场制度就是这样，每个人发家致富了，国家也就强大了，经济水平就提高了；社会规范是既不需强制，也不需激励，是一种无欲无刚的制度安排。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形成了一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比如我们经常讲的企业文化、学风、教风、民风、宗教信仰、意识形态、理念、性格等都属于这类范畴。这是最节省交易成本的方式。这三种制度安排就是通常说的“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和动之以情”，分别由政府、市场和社会来实现和实施。
“晓之以理”，相当于运用法律、政策等硬性规定，也包括道理，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就是作为一种规定，必须遵守，这一块是大棒。是否制定这样的法则和规制主要看是否容易判断（信息透明和对称），了解信息及监督和执法成本的大小。产权的保护、合同的实施、适当的监管都需要制定规制，从而需要一个监督执行规则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便是政府。为了维持市场秩序,引入政府是必然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政府也是经济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这就要求对政府的行为应有明确的程序和规则，这些程序和规则的制定应该是：宜细不宜粗，越明确越好。对经济人和市场的规制则相反，由于信息不对称，应该是：宜粗不宜细，就是给人们更多的经济上的选择自由。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许多误区都可以得到解答。比如说，现在一谈到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就说要规范，对企业制定更多的政策和法律来规范企业的行为，什么都要制定得详详细细，有时候太详细是不可行的。法律在管制市场的时候，要管基本的规则，而不要把具体怎么去做也规范得细细的，因为信息不对称。具体的运行规则应该由市场用诱导性的激励机制去安排，来调动经济人的积极性，实现激励相容。
“诱之以利”就是通过奖惩制度激励，通过收入和工作努力程度挂钩，这都是激励机制，比如市场、按件计算，按产量计算等等。经济学特别是现代经济学、西方经济学基本上研究的就是这一块，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作为一个国家、单位、家庭、个人，往往表现出理性，追求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家庭利益、个人利益，这一块是胡萝卜。在适当的激励机制下，每个经济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积极性去遵守某种规制和秩序，从而达到他人或社会的目标。早在500年前中国古代思想家王守仁（王阳明）所提出的“知行合一”的观点类似于激励相容的思想，他否定了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观点，承认人欲存在的客观现实。“知行合一”讲的就是理论结合现实，学以致用，要学理论知识，也要在实践中应用与总结。声誉和诚信都是一种激励机制。做生意都靠诚信，并不是说这样企业主很愿意讲诚信，而是不得不讲诚信。因为诚信能节省经济成本，降低交易成本。
“动之以情”就是情感激励，信仰，比如通过关系、友情、感情有时会解决很大的问题，是一种文化、社会的东西，特别是信仰和理念一致，比如大公无私，将会极大地减少交易成本。“动之以情”是一种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和文化，是一种无需前两种制度安排的完美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既不需要强制性的法律规定，也不需要利诱性的激励机制，交易成本最小，保持时间更长。特别当理念一致时，会大大地减少办事的困难，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大家可能会有深刻体会，当理念不一致时，即使采用大棒式的强迫命令这一刚性方式，胡萝卜式的诱导性激励机制或友情关系，解决了一件事，但遇到新的事情和问题，又需要重新再来，这样会造成很大实施成本。长期坚持按强制性的法规和诱导性的激励机制来解决问题，慢慢就形成这种既不需要强制也不需要激励、无欲无刚的社会规范、信仰和文化。有时候这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它没有交易成本，就像很多革命先烈为了共产主义理想，就算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没有任何利益和强迫的东西。尽管社会规范、企业文化，理念一致，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但必须注意的是，这个制度安排也是有其边界条件，不能不顾客观现实，无限扩大它的作用。在人们的思想水平整体不高的客观现实约束条件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它们对维持大量、复杂的交易是远远不够的，并且对于那些非常看重个人利益，个人利益总是大于理念的人来说，是不起作用的，从而需要采用强制性和诱导性的制度性措施。
这三种基本方式应该综合应用，要因人、因地、因时、因事而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用何种方式的标准是由法规的重要性，信息对称的程度，从而监督和执法等交易成本的多少决定的。总之，这三种制度都是具有边界条件的，“晓之以理”主要看信息容不容易对称，法律容不容易监督。如果制定出来的法律监督、执行成本很大，或者大家都不去执行，那法律就没用。我们经济学院任何一门课程，老师都要给学生提供课程提纲，相当于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契约，这个执行成本和监督成本都很小，但是对学生来说帮助就很大。前段时间上海计划出台一个政策，为了节省能源，舒缓堵车情况，减少公务用车出行，一三五七单号行，二四六双号行。之前北京奥运期间，北京也曾经实行过类似政策，但问题是怎么监督，怎么能知道路上行驶的车辆是不是公车？
做领导或作为管理人员，要调动手下的积极性，就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诱之以利。这三种基本的工作方式，如果一个领导能够综合的、有机的运用好，可以提高自己的行政能力。比如，我当院长，如果学院一个学生犯了错误，我首先让他到办公室来，一顿学校、学院规定大棒对其“晓之以理”；接下来是诱导——“利而诱之”，劝他要好好学习，从长远来说对他个人的发展和前途也是非常重要的；然后是“动之以情”，说他父母送他来上大学，赚钱不容易啊，而他却在这边玩，怎么对得起自己的父母呢？采用这三种基本制度安排，一般都能让学生接受，知错就改。我在经济学院的改革力度很大，经济学院、财大的很多学生和教师都是非常认同、支持的，这也与采用这些基本的制度安排分不开。
4、四个基本原理
四个基本原理是：（1）约束条件；（2）理性假设；（3）信息对称；（4）激励相容。经济学离不开这四个基本原理，对处理日常事务也非常有用。这些说起来很简单，但真正做到领会贯通，得心应手地应用到现实中却不太容易。
第一个原理是约束条件下做事。做每一件事情都有约束条件，即所有的人都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这是经济学的一个最基本原理，人们的选择就是由客观约束条件和主观偏好所决定的。作为一个例子和应用，其基本思想体现在消费者理论中预算线。约束包括软约束，硬约束。这个原理告诉人们做事不要好高骛远，脱离实际，要充分考虑客观现实，否则不会成功。任何一个人乃至一个国家的发展都是面临着各种限制和约束条件，包括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等等，如果不把约束条件弄清楚和充分体会，事情很难做成。邓小平之所有能让中国重新崛起，就是因为他充分考虑到了中国所面临的各种约束条件，包括人们思想境界有限这样一个约束条件，提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太不现实，从而放弃了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市场经济之路。为什么要搞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因为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的思想境界不高，追求个人利益。按照经济学术语就是人们的行为满足单调性假设，局部不满足性假设。如果这个假设不成立了，我们就不需要经济学了。经济学研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欲望无穷的前提下，如何作出权衡取舍的选择。我们当然希望“动之以情”的这一块越来越大，但在绝大多数人还在追求个人利益的约束条件下，必须充分认识到客观现实，包括每个国家都在追求本国的利益。
第二个基本原理是承认理性假设。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理性假设意味着，在经济活动中，人们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如果人是非理性的，都大公无私，也就不需要经济学了。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利己性、自利性。这个假设无论在什么层面都基本成立，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家庭及个人之间关系的时候都是如此。在涉及到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时候，个人必须站在本国的利益上。地区之间、单位之间同样如此。比如在考虑和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作为一个中国公民，你必须维护中国的利益，要站在中国的立场上行事，如果泄露国家机密，国家安全局就会把你抓起来，判刑；在处理企业和企业的关系时，作为本企业的经理，必须维护本单位的利益，如果把企业机密泄露给竞争对手，国家法律也会判你刑。这些表明了，理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同等层次考虑问题时往往需要采用此假设。前段时间，延安大学的一位老师将她在博客上的文章发给我，认为理性假设有问题。她提出，既然人是理性，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那为什么要抚养小孩、老婆？事实上，从家庭层次上来分析问题，每个人都是站在本家庭的利益上行事的。也就是，在常规情况下，我抚养我的小孩，给我老婆用钱，而不是去照顾别人的老婆和孩子。在研究个人与个人问题时也是如此，大多从自身的角度来考虑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大公无私与人的自利性往往并不矛盾，它们是不同环境下的不同行为反应。在天灾人祸等非常规性的条件下，人们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非理性、大公无私的一面。比如，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亡国威胁的时候，人们都站起来，抗击日本侵略，抛头颅、洒热血，为民族利益不惜献身。在没有国哪有家的情况下，人们考虑的往往体现出无私的一面。当国家安定的时候，人们往往体现出利己的行为方式。这是矛盾的吗？不是，在常规的情况下人们往往体现出利己的行为，但在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又愿意付出。
由此可以看出利己性和利他性都是相对的。去年汶川大地震，人们都在踊跃捐款，出钱出力，而万科老总却不愿意让公司捐款，说捐款太多，总是捐不完，结果万科的老总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我想，如果他听了我的讲座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你捐钱是锦上添花，但在全国人民都在关注汶川的时候，说出这种话，让人不可理喻。我们财大经济学院当时捐款差不多占了全校捐款的一半，包括一个外籍教师都自愿捐钱。我的父亲抗战参加了新四军，打日本鬼子，还有我不少初高中同学，也参加了越战，有些同学在越战中牺牲了，但是我的父辈老革命和我的同学，一旦不打仗了，过平常生活的时候，和我们的思维都是一样的，表现为追求个人利益，这也是自然情况。因为当一个国家在危急关头的时候，需要你，你是必须要付出的，否则连动物都不如。野山羊被猎人追到悬崖边，老山羊自愿献身，先跳下去，让年轻山羊后跳下去，踏着它们的身子逃生。连动物都愿意牺牲，何况人。为什么人们在非常规时期往往体现出大公无私，而在常规时期又体现出利己行为呢？为什么平时人们利己，汶川地震后大公无私呢？这是在不同环境下的行为反应。另外，需要强调的是，即使同样是利己性，也体现出不同的程度。利己性当然是越少越好，但是完全不存在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当别人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应该站出来，这和我们所学的理性人假设是不矛盾的，只是不同时期的不同反应。
为什么我国现在要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是因为人们的思想境界还不是很高，因而我们需要政治思想工作，让“动之以情”的这一块理念扩大，当扩大到其他两个制度安排没有必要时，共产主义社会也就可能实现了，但是在没有达到那种极至状态之前，人们还在追求个人的利益，我们就需要安心搞市场经济。短短三十年，中国就取得了举世无双的巨大进步，这是和承认人的理性这一客观现实，从而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不开的。
第三个基本原理是做事时尽可能让信息对称。只有信息完全掌握和了解后，才能将事情做好，其结果才可能最优。做到信息对称，即使对行政工作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信息经济学中所讲到的，信息完全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最优（“best is first best”）；在信息不能对称的时候，获得信息需要代价，即使通过激励机制的方法，也多半只能得到次优结果（“best is second best”）。在很多情况下信息是不对称的，所以市场会失灵，也才会出现了委托代理问题，但不管采取哪种方法，都是次优，根本原因是信息不对称。如果没有合理的制度安排，人们会出现激励扭曲，要诱导信息，必须要付出成本和代价，所以你不能得到first best（最优），这是信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孙子兵法》中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知己不知彼，一战一败；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百战百殆”。信息对称特别重要，许多家庭不和、误会误解都是信息不对称的结果。通过与人沟通与己沟通，让别人了解你，你了解别人，做得信息对称，消除误解误会，尽可能达成理念一致。我在经济学院行政工作中，非常注意信息对称，做事情尽可能做到开诚布公，消除可能的误解误会，尽可能达成意见一致。比如，经济学院建立了一套如何获取信息的机制，所有的院领导参加会议，都要提供会议纪要，做到院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横向信息对称，同时每一个行政人员周五下午对本周的工作进行回顾和下周所要做的工作进行展望，做到院领导和行政人员之间的纵向信息对称。
第四的基本原理是制定游戏规则或机制时，要做到激励相容。激励相容，指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也就是做事至少争取做到于国、于民、于己、于公、于私都有利。激励问题在每一个社会经济单位中都会出现。一个人做的每一件事都涉及到利益与代价(收益与成本)，只要利益和代价不相等，就会有不同的激励反应。既然个人、社会和经济组织的利益不可能完全一致, 怎样将自利、互利和社会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呢? 那就是激励相容。所谓激励相容就是使自利的个人和人们之间的互利统一起来，使得每人在追求其个人利益时，同时也达到了其制度安排设计者所想要达到的目标。由于每个人从所要做的事中获得利益与付出代价，通过对利益和代价的比较，将会对游戏规则作出合理的激励反应。一个好的经济制度安排就是要看它是否给主观为自己的个人以激励，使他们客观为社会而工作。现实中，很多政策就不符合激励相容，上面规定的政策下面执行得不好，因为在人的理性假设下，一些预想的激励效果会发生扭曲，如中国先前的大锅饭制度就是激励不相容，都想偷懒，又要收获，那谁还愿意做事呢？激励相容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尽管经过30多年的经济改革，中国仍然还有许多经济政策和规则不是激励相容的。
5、五个分析步骤
写一篇规范的文章来研究某个经济问题，首先需要在引言中说明三点，一是阐明所研究的问题的重要性；二是文献回顾，所研究的问题如何和别人不一样；三是要说明文章从技术分析及理论结论有什么创新。然后，正式讨论如何解决所提出的问题和得出有关结论的。为此任何一个规范经济理论的分析框架，基本上由五个分析步骤组成：界定经济环境、设定行为假设、给出制度安排、选择均衡结果、进行评估比较。经济学任何一个理论，基本上包括了这五个步骤，尤其是前四个，我们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为人处事也会以此为标准。
1、界定经济环境。这是现代经济学分析框架中的首要组成部分，是对所要研究的问题或对象所处的经济环境作出界定。经济环境通常由经济人、经济人的特征、经济社会制度环境以及信息结构等组成,是作为参数给定的，短期不能改变，但长期可能会发生演变。约束条件这一基本思想在这里得到充分体现。
怎样界定经济环境呢？这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客观描述经济环境，尽可能逼真；二要精炼刻画最本质的东西，完全的客观的描述环境是没有用的。描述经济环境首先要客观，然后要根据目的抓住特征。前者是科学，后者是艺术，对经济环境描述的越清楚、准确，理论结论就会越正确；对经济环境刻画的越精炼和深刻，论证起来就越简单，理论结论也越能让人理解和接受。界定经济环境就是根据你所研究问题的目标来确定的，只有既清楚准确的描述经济环境，又能精炼深刻的刻画经济环境的特征，才能抓住所要研究问题的本质。比如，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时候，我们把消费者刻画为最简单的人，无论男女老少，研究偏好关系、消费空间、初始禀赋，因为我们在做决策的时候要抓本质问题。
有人说现代经济学没有用，用几个基本的假设把复杂的问题搞得太简单了。可是，做物理实验的时候不是也是把其他变量固定，只考虑两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吗？为了做一件事情，把每一个方面（即使无关）都搞清楚，有必要吗？很多人对此不理解。就拿地图作为例子，如果你到上海，要根据目的和意图来购买地图。比如，如果你来旅游，需要购买的是旅游地图；如果要开车过来，需要购买交通地图；如果要打仗，需要军事地图。尽管这些地图都描述了上海市，但不是上海的全貌。为什么所需要的交通地图、军事地图、旅游地图都不一样呢？因为目的不一样。
经济学完全是用这种基本的逻辑思维方法，一个高明的经济学家，就看你在研究问题的时候，能不能准确地界定经济环境，这一块是你出好文章的关键点，有思想就在这一块。只有你真正把成因和现状搞清楚，后面的对策和药方（所采用的经济理论）是信手拈来，当然你需要有基本的经济学理论训练。
2、设定行为假设。对经济人的行为方式做出假设是经济学的根基。也是人们在与人常交往和处事中，首先需对他人行为方式作一个大致判断所采取的必要步骤。和一个刚结识的人接触的时候，你会对他作出初步的判断，是忠厚老实还是老奸巨猾，是比较无私还是非常自私。我们经济学理论中的消费者理论中对个人效用最大化的假设，生产理论中对厂商利润最大化的假设，都是一种行为假设。一个经济理论有没有说服力和实用价值，一个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政策能不能让经济持续快速地发展，关键看所假定的个人行为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大多数人的行为方式。如前面所讨论的那样，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比较合理和现实而又通常被经济学家所采用的人类行为假设是理性假设，即人是自利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人是自利的”这一人类行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个基本假设。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如果人不是“自利”的，也许就不会有经济学。我经常举一个例子来说明理性假设的合理性：自己用自己的钱精打细算非常小心，自己用别人的钱非常开心，别人用你的钱痛心，别人用别人的钱漠不关心。有限理性是根据掌握的情况作出最优的选择，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理性假设。那么，为什么需要理性的行为假设？第一它比较合乎客观现实。我刚才说了无论考虑国家、单位、学校、家庭、个人问题都比较合理；第二即使理性假设有误，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相反，一旦利他行为假设有误的话，所造成的后果比利己行为假设有误所造成的后果要严重得多，甚至可能是灾难性的。当然，如果所面临的是一个“雷锋”式的人，所有的大棒、胡萝卜对他都没有用，因为他无欲无刚，对他采不采用“晓知以理”或“诱之以利”都无所谓。但是，如果碰到大奸若愚的人，可能会把你搞得倾家荡产，所以理性的行为假设能让你的风险最小。这就是为什么即使在非常强调大公无私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也没有将国家的法律、会计制度取消的根本原因。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不但要考虑可行性，还要考虑风险的大小。
一些经济学家拿现代经济学的有限理性来批评理性假设，这十分可笑。所谓有限理性，是假定在所知道的知识范围内做一个选择。作为一个正常的人，明明知道有更好的结果，怎么会不去选？所谓有限理性假设，是根据你所掌握的情况选择一个最好的，对你最有利的。这两者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是程度不同，一个是绝对化，一个是更加合乎现实，但是和非理性是完全不一样的。
3、给出制度安排。制度安排，也就是游戏规则。对不同的情况，不同的环境，面对不同行为方式的人们，往往需要采取不同的因应对策或游戏规则。依赖于所讨论的问题，一个经济的制度安排可以是外生给定，也可以是内生决定的。在研究具体经济组织或单位的经济行为和选择问题时，经济制度安排更应是内生决定的，是根据人的行为和经济环境所决定的一种游戏规则。当然市场会失灵，就要规制，设计激励机制，经济学家所提出的政策建议一旦被政府采用了之后就变成制度安排，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这么成功，是因为制定了各种各样的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符合当时的环境。所以经济学分析需要合乎逻辑，内生制度安排告诉我们在制定经济政策的时候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没有一个制度和理论能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这是“阿罗不可能定理”的一个基本结论。由于今年经济环境有了新的变化，如何综合治理中国经济，我今年提出一个新的18字方针：“增信心，稳股市，拉两头，优中间，扩内需，激出口”。就像中药有各种药，医治不同的药方由不同种类的药组成，经济学也是一样。
很多人批评“100个经济学家里面有101种经济观念”，因而认为经济学不科学。这种观点不一定正确，因为对象、时间、地点及事情发生变化了，所采用的制度安排当然有可能不一样，正是由于不同的经济、社会、政治环境，才需要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模型和经济制度安排。经济学家之所以对于一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观点，恰恰说明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和完善，因为前提变了，环境变了，结论自然就要相应的变，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性的“好”结论，否则就不需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不同的经济、政治、社会环境可以发展出不同的经济理论或经济模型，但决不是不同的“经济学”。不少人说，由于中国的国情不一样，需要中国的经济学，是这样吗？世界上千千万万的楼房，即使由同一个人设计出来，也都不尽相同，由此我们需要不同的建筑学吗？不是，修建楼房所采用的基本原理和方法都是一样的。对研究经济问题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国外的经济问题，都采用基本相同的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不存在着所谓的“中国的经济学”和“西方的经济学”。
4、选择均衡结果。一旦给定经济环境和经济制度安排及其它必须遵守的约束条件之后，人们将会根据自己的行为方式作出激励反应，在众多的可行结果中通过权衡取舍来选定结果，称之为均衡结果。其实均衡概念不难理解，它表示在有多种可供选择的方式的情况下，人们需要选定一个结果，这个最终选定的结果就是均衡结果。对利己的人来说，他将选择一个自认为是最有利的结果；对利他的人来说，比如雷锋，他可能选定一个有利于他人的结果。
需要指出的是，均衡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均衡选择结果依赖于经济环境、自己的行为方式(无论是相对于理性假设，有限理性假设，还是其它行为假设)，以及让他作出激励反应的游戏规则，它是相对这些因素的“最优”选择结果。也就是说，不同的行为选择的结果不一样，因为人的偏好等都是不一样的。这样有时尽管所采用的分析方法一样，结果却是不一样的，这并不是经济学理论的方法出现问题。
5、进行评估比较。当经济人作出选择后，人们希望对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评价，与理想的“最优”状态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资源平等配置、激励相容、信息有效等)进行比较，从而进一步对经济制度安排给出评价和作出优劣的价值判断——判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某些“最优”结果；还要检验理论结果是否与经验现实一致，能否给出正确预测，或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最后，对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和规则作出优劣的结论，从而判断是否能给出改进办法。其实就是，为了把事情做得更好，在做完一件事情之后，我们会评估这件事情该不该做，就像我们的工作总结一样，找出缺点不足，到底哪些制度最适合本国的发展，需要对经济制度安排和权衡取舍后所导致的均衡结果进行价值判断和作出评估比较。评估比较往往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牵扯到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在评估一个经济机制或制度安排时，现代经济学通常所采用的一个最重要的评估标志是看这个制度安排是否导致了效率。所谓“效率”，就是用最少的成本，达到最佳效果。经济学中所用的帕累托最优(有效)意味着：在现有资源约束条件下，不存在改进的余地，即不存在不让任何参与人受损的情况下让一部分人的福利有所改进的资源配置方案。
帕累托最优这个概念对任何经济制度都是适用的。尽管帕累托最优标准没有考虑到社会公平问题，但它却从社会效益的角度对一个经济制度给出了资源是否被浪费的一个基本判断标准，从可行性的角度评价了社会经济效果。它意味着如果一个社会资源配置不是有效的，则存在着改进效益的余地。只要想提高经济效率，人们就应不断地追求，尽量地接近这一目标。因而它是一把标尺。用这个标尺，人们可以比较、衡量和评价现实世界中各式各样经济制度安排的好坏，看它们离这一标准还差多远，从而得知改进经济效益的余地，使资源的配置尽可能接近帕累托最优标准。
在讨论制度的演进时，经济学家往往用帕累托改进这一标准来衡量制度转型的好坏。所谓帕累托改进意味着经济社会中所有人的福利或多或少有所改进，也就是做加法。这也是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之一。让所有的人都得到好处，否则改革的阻力很大。
当然帕累托最优只是一个标准，还有一种价值观，就是平等。市场制度是达到了资源的有效配置，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贫富差距大。一个人拥有很多资源，而其他人却不拥有任何资源，也是帕累托最优的，因而帕累托最优没有考虑到平等的问题。为什么改革有反复呢？原因之一有很多不平等的地方，但是，绝对的平等不是一个很好的价值判断。当不分劳动贡献大小，一律给予同等待遇，对勤劳的人就不公平。还有，我不喜欢吃梨，喜欢吃苹果，有两个苹果两个梨，你一定要给我一个苹果一个梨，对我来说，这不是最好的结果。如果另外一个人喜欢吃梨，你最好给我两个苹果，给他两个梨，这就考虑到了主观效用，每个人都不嫉妒其他人的消费，这样的消费组合作为平等的定义也许更有意义。当然，一个人拥有一切，一个人什么也没有，那肯定不平等。采用这个定义，现代微观经济理论(参见：笔者的微观经济理论讲义第九章)告诉我们，只要每人的初始禀赋的价值相同，在通常市场均衡存在假设条件下，市场竞争机制将可同时导致帕累托有效和以上所定义的平等配置。这就是说，在理论上，只要有一个公平的竞争起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和给每个国民同等基础教育达到这种起点平等)，然后通过市场运作就可以达到既有效而又公平的的社会结果。
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和结果威力巨大，也可以用来考虑社会结构问题。经过三十年的改革，中国出现了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和谐社会构建的目标，以及相关的六个特征：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需要指出的是，目标和过程不能混淆，目标容易提出，但实施过程更为复杂。这六大特征就是要求搞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也就是要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那么怎么样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在人们思想水平不够高，还有个人利益的情况下，建立和谐社会的必要条件就是采用现代市场制度。必要性可用高级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来证明。经济核配置的核心思想是说，在理性假设下，即在思想水平不高的假设下，只要给人们两样东西，自由和竞争，而不考虑任何制度安排，所导致的经济核就是市场竞争均衡。
民主法治，为什么是和谐社会的首要特征？市场经济可分为好的市场经济和坏的市场经济，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是一个有效的市场，一个有效的市场必须有一个有效的政府，一个有效的政府肯定是一个法治政府，不仅要规范经济人行为，而且也要规范政府自身行为。为了让法律制定的合理，就应充分考虑民意。和谐社会的其余五大特征都可以通过经济学定理来证明。我在《经济研究》上发表的和谐社会那篇文章，说明和谐社会的构建和建立现代市场制度是基本一致的。
公平正义怎么样达到呢？我们前面谈了，只要所有人的初始禀赋相等，然后让市场去运作，最后会导致既是有效率的又是平等的资源配置。我们所有的公民必须享受基本的公民待遇，比如义务教育等，中国能不能稳定，要重新崛起必须让所有的小孩享受基本的国民教育。
安定有序，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能较好地解决社会安定有序问题。仍然运用微观经济学中的经济核定理来解释。经济核的基本含义是，当一个社会的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状态时，就不存在任何小集团，对这个资源配置不满，从而想控制和利用自己的资源来提高他们自身的福利。这样，当资源配置处于经济核状态时，不存在什么势力，或什么小集团对社会造成威胁，从而这个社会就比较安定。现代市场经济制度是以中等收入阶层占主体作为一个基本特征的，它能较好地解决社会安定有序问题，具有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秩序一般都比较安定，很少有社会不稳的情况发生。中产阶层基本上都有产有业，哪个愿意社会不稳定？
诚信友爱，用博弈论里的大众定理，在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讲诚信你不讲，那你就会吃亏，如果大家都不讲诚信，你讲真话，你也会吃亏。诚信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一个社会规范，在市场经济里面是一个激励机制，因为你不讲诚信，别人就不愿意和你做生意。中国现在的企业也都在慢慢讲诚信了，一流的企业创造品牌，二流的企业创造技术，三流的企业生产产品。如果大家都不太讲诚信，交易成本将会非常大。
充满活力，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已经论证了竞争的市场制度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而经济机制设计理论则更进一步的论证了在人们的思想觉悟还不是那么高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每一个人或者至少有一部分人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情况下，产权明晰的竞争市场机制是唯一的最节省信息且产生了有效配置的机制。中国3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大大地调动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让整个社会充满了活力，人们的创造活力得到了激发、社会财富的创造源泉也得到了充实。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单纯的市场制度在解决生态环境方面也许会失灵，这时需要与政府共同发挥作用，但并不是取消市场制度。当企业对生态环境可能会产生破坏作用时，我们需要政府恰当的干预，现代经济学也提出了许多方法，如实行庇古税、合并、科斯资源谈判和可实施的所有权办法、引入缺失的存在的所有权市场、激励机制的设计等等等，用来解决生态环保的问题。
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
以上讨论了现代经济学中一些最重要的基本思想，将其归结为：一个行为假设，二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以及五个分析步骤。对这些基本的经济学思想真正理解了，不仅有利于经济问题的研究，发展出新的经济理论，也对其他社会学科，甚至做行政工作都大有帮助。接下来，我想大致讨论谈一下现代经济学中通常所采用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包括建立基准点和参照系，提供研究平台，给出度量标尺，提供分析工具，注意经济理论的适应范围，其中一些内容的详细的讨论可参见《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一文，发表在《经济研究》上，更完整的版本在我个人网站找到。为了研究现实中的各种经济问题，进行比较，提高效率和稳定发展，经济学需发展出各种层次的基本研究平台、建立各种“参照系”，给出度量均衡结果和制度安排的优劣度量标尺和分析工具。提供研究平台和建立参照系对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极为重要，经济学也不例外。它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有利于简化问题，抓住问题的特征；二是有利于建立评估理论模型和理解现实的标尺；三是有利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理论创新。
首先讨论如何看待理论结果与现实相差太远，从而否定经济学作用的问题。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误区。很多人认为理论结果和理想状态与现实相差太远而认为没有用，其实是没有弄清它们的真正作用，其主要目的是建立基准、参照系和研究平台，并指明努力方向。作为一个年轻人，你无论怎样聪明，假如没有努力的目标和方向（就像一把刀无论怎样锋利，如不知道砍的方向，就不能发挥作用一样），就可能一事无成。在年轻的时候如不树立远大的目标，想都没有去想，就不会有大的出息，因为你都不知道往哪个方向努力。一个人不能没有理想和目标，否则没有努力的激励。如果没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哪有“得来全不费工夫”，没有“山穷水复疑无路”，哪有“柳暗花明又一村”？所以人肯定要有一个目标追求。雷锋就是做人的理想样板。尽管现实当中没有雷锋，活着的雷锋式的人我没有遇见过，但学雷锋仍然很重要的，一定要提倡，即使只能做到了1%，也比什么都不做强。所以年轻人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和目标，它让你知道努力的方向和目标，也许永远也达不到，但是近似达到也可以啊。自然科学也是这样的，物理学里的自由落体运动，在现实生活中不存在，但它异常重要。研究经济问题时也是如此，建立理想的状态至关重要，做研究首先要把理想状态弄清楚。
所以建立基点、参照系和研究平台非常有用，我们知道完全的竞争市场会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现实生活中没有，但如向这方面努力，就会增加效率，从而有助于人们制定反垄断法这样的制度安排。在研究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经济问题时，我们需要首先弄清楚完全信息的情况（尽管它非常不现实）。只有将完全信息研究透了之后，才能将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经济问题研究弄清楚。写文章的技巧就是这样的，先考虑理想状态，然后再考虑现实情况，或者先学习好别人研究的成果，然后才能理论创新，发展出新的理论。现在在国内经常看到有经济学家说他又开创了一门新的经济学，由于这种所谓“开创”不是基于前人的结果和方法，根本没有什么生命力。有生命力的经济学理论和自然科学一样，一定是基于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因为有了牛顿力学，才会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了爱因斯坦相对论，才会有了杨振宁的宇称不守恒和统一场理论。
基准点和参照系：基准点（benchmark）是为了建立参照系而界定的理想经济环境，如完全信息，完全竞争，无外部性的经济环境，从而得出这些理想经济环境下的理想结果，因而基准点是相对于非理性经济环境和所要发展新的理论而言的。参照系指的是理想状态下的标准经济学模型，它导致了理想的结果，如资源有效配置等。参照系是一面镜子，让你看到各种理论模型或现实经济制度与理想状态之间的距离。一般均衡理论就提供了这样一种参照系，它主要论证完全竞争市场的最优性，认为它将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将完全竞争市场作为参照系，人们可以研究一般均衡理论中假设不成立(信息不完全，不完全竞争，具有外部性)，但也许更合乎实际的经济制度安排(比如具有垄断性质或转型过程中的经济制度安排)，然后将所得的结果与理想状态下的一般均衡理论进行比较。
通过与完全竞争市场这一理想制度安排相比较，人们就可以知道一个(无论是理论或现实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在资源配置和信息利用的效率方面的好坏，以及现实当中所采用的经济制度安排与理想的状态相差多远，并且提供相应的经济政策。例如，宏观经济学中的凯恩斯学派、后凯恩斯学派、新古典主义学派、货币主义学派等都是以一般均衡理论作为参照系，来研究宏观经济变量的相互作用关系和变化规律，讨论和辩论这些宏观经济理论和学派的优劣，评价所给出的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从而改进这些理论，给出更有效的经济政策建议，甚至发展出新的理论学派。
尽管作为参照系的经济理论可能有许多假定与现实不符，但是它们却非常有用，是用来做进一步分析的参照系。建立经济学中的参照系就像生活中树立榜样一样的重要，它们是建立评估理论模型和理解现实的标尺。这些参照系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们是否准确无误地描述了现实，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现实的标尺。因此，参照系本身的价值并非直接解释现实，而是进一步为解释现实的理论提供基准点或参照系。由于经济学中所讨论的许多问题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似乎懂一些经济学，都想在上面发一番议论，然而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和没有经过这种训练的非经济学家的区别在于，受过现代经济学系统训练的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问题时总是用一些经济理论作为参照系，从而在分析问题时具有系统性和一致性。研究平台：现代经济学中的研究平台是由一些基本的经济理论或方法组成，它们为更深入的分析打下了基础。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类似于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即先将问题简化，再抓住问题的核心部分。当有众多因素形成某种经济现象时，我们需要弄清每个因素的影响程度。这可以通过假定其它因素不变，研究其中某个因素对经济现象的影响来做到。现代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现代微观经济学，而微观经济学中最基础的理论是个人选择理论——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它们是现代经济学中最基本的研究平台或奠基石。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的现代经济学教科书基本上都是从讨论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着手的。它们为个人作为消费者和厂商如何作出选择给出了基本的理论，并且为更深入地研究个人选择问题提供了最基本的研究平台。为了研究清楚个人的选择问题，我们需要先排除其他人的选择对个人选择的影响，由此考虑完全竞争市场，假定价格作为参数给点，但其基本思想在一般情况下也是如此，是由主观因素（如追求效用或利润最大）和客观因素（如预算线或生产约束）来决定的。
一般均衡理论是基于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之上，属于更高一层次的研究平台。如果说消费者理论和厂商理论为研究个人选择问题所提供的基本的研究平台，一般均衡理论则为研究在各种情况下所有商品的市场互动，如何达到市场均衡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研究平台。
最近30年发展起来的机制设计理论则又是更高一层次的研究平台，它为研究、设计和比较各种经济制度安排或经济机制(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还是混合所有制)提供了一个研究平台，它可以用来研究和证明完全竞争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和利用信息方面的最优性及唯一性。完全竞争的市场制度安排不仅导致了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且从利用信息量(机制运行成本、交易成本)的角度看，它利用的信息量最小，从而它是信息利用最有效的。研究平台也为评估各类经济制度安排提供各种参照系创造了条件，为衡量现实与理想状态的差距制定了标尺。
分析工具:对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研究，光有分析框架、研究平台、参照系和度量标尺还不够，还需要有分析工具。现代经济学不仅需要定性分析，也需要定量分析，需要界定每个理论成立的边界条件，使得理论不会被泛用或乱用。这样，需要提供一系列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它们多是数学模型，但也有的是由图解给出。这种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较为简明的图象和数学结构帮助我们深入分析纷繁错综的经济行为和现象。比如，需求供给图像模型，博弈论，研究信息不对称的委托-代理理论，动态最优理论等。当然，也有不用“分析工具”的，如科斯定理，只要语言和基本逻辑推理来建立和论证所给出的经济理论。
三、结束语
关于经济理论的作用，张五常认为完全是为了解释经济现象，我认为只说对了三分之一。经济理论至少有三个作用。第一个作用是，它能够用来解释现实中的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这是现代经济学主要讨论的内容。第二个作用是，许多理论上的不可能性结果可以用来避免实施许多现实中不可行的目标和项目。这是因为如果一个结论在理论上不能成立，只要理论的前提假设条件符合现实，这个结果在现实中也一定不可能成立。第三个作用是，它能够利用内在逻辑性，对给定的现实经济环境、经济人行为方式及经济制度安排下所可能导致的结果作出科学的预测和推断，并指导解决现实经济问题。我认为，这是经济理论最重要的作用。只要搞清楚问题和成因，它就能根据内在的逻辑性得出科学的结论，并据此作出科学、正确的预测和推断，而不一定需要用实验就能知道最终结果。
总之，要理解和正确运用现代经济学，特别是掌握经济理论的内在逻辑性，就需要对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有一个完整的了解。本报告总结了现代经济学中一些最重要的基本思想：一个行为假设、两个注意事项、三个制度安排、四个基本原理及五个分析步骤等。基本的研究方法包括提供建立基准点和参照系，提供研究平台，及提供分析工具等等。掌握了这些基本思想和研究方法，不仅有利于从事经济学的学习与研究，对于人们更好地处理日常事务及行政管理也是有帮助的。
Q&A环节
Q1、非常感谢田教授的精彩报告，听了您刚才说的第一个假设行为假设，说人是理性的，这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我想就此问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两个学者，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他们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引起大家的关注，他们提出人是不是理性的？站在非理性的角度上，他们给出几个基本的结论，传统的经济学假设人是风险厌恶的，而且风险偏好是不可改变的，但是行为金融学认为人在某些情况下风险偏好是可以改变的，另外一个假设是暴利并不是完全的，这些观点引起很多关注，有行为经济学的分支也延伸到金融学，形成行为金融学，我想听听田教授对行为经济学的看法，对往这个方面发展的学者有什么建议。A1：我说过一个行为假设，并不是说一个理性假设，我刚才花了很长的时间在谈，理性假设是有边界的。实际上行为经济学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有限理性，这是一个基本假设，二是通过做实验的方法来检验理性假设在什么情况下成立或不成立，这与我刚才讲的一点也不矛盾。在常规性的情况下，人往往体现理性和有限理性，但是在非常规的情况下，根据性格、理念等，人非理性的一面往往会体现得更多一些。行为假设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边界，有的人大，有的人小，行为经济学就是要把这个行为边界找出来，没有人说理性行为假设总是错的，我没有看到过有这样的人。
Q2：卡尼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对理性假设的反思和引起的争论，您刚才的解释我有一点不太明确，我不太清楚，有限理性到非理性是怎么样一个发展脉络？我最近看到一个报道，世界500强企业中的中国企业（除去香港、台湾的企业）几乎都是国有企业，只有联想一家民营企业，您认为中国企业在未来的20-30年的发展中有没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能进入世界500强。
A2：我今天主要讲了三个制度安排，晓之以理、诱之以利、动之以情。动之以情这一块的本质是理性假设在这个地方不起作用了，我觉得现在的行为经济学没有完全否定理性假设，而只是想研究清楚边界在什么地方，搞清楚哪一类人非常理性，哪一类人不是很理性，因为非理性的这批人是无欲无刚的，没有什么交易成本。具体的研究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我不太清楚。现在很多经济学家都在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往往很多经济学家忘掉了这种边界。这次金融危机从根本上来说也是由美国政府、美联储、提供政策咨询的经济学家共同造成的，他们忽视了市场失灵的地方，盲目相信市场万能。从里根政府早期过度的deregulation开始，到后来的“居者有其屋”的政策，及至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大肆发展，政府、经济学家包括格林斯潘都忘掉了市场发挥作用的边界条件。理性假设也是有边界条件的。我从来不认为有限理性把理性推翻了，我的导师赫维茨和我都很清楚，无论是经济学还是数学，任何一个理论、定理都是有条件的，关键是要找到这个条件的边界在哪里。行为经济学和行为金融学就是研究这方面的问题，我们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前一任院长黄明教授就是行为金融学方面的专家。你刚才问行为经济学是不是很有前途我也不知道，高风险，高回报，你可以研究一个问题一举成名，也可能大家不认同你的研究，就像我研究幸福经济学，很难在主流的经济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你问的关于企业的问题很好，我国最大的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媒体宣传的口径也是国有企业效益非常好，这里面有几个层次的问题：为什么国有企业效益那么好？这很简单，它大多是垄断的企业，有规模经济在里面。如果让民营企业去做，可能做的更好，就像在美国，有规模经济的地方大多也不是由国有企业经营，而是交给私营企业，当然还是需要政府进行必要的规制、定价。
我这里大致说一下政府的作用主要有哪些：一是对外保护国家安全，对内维护社会稳定。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强大，社会稳定。二是怎么样使市场更加有效而公正地运作。这里牵扯到如何合理界定市场与政府的边界，如果是竞争性的行业根本没有必要让政府去做，有些国有企业根本不需要，因为没有牵涉到国家的安全稳定问题，而是应该让私营企业去做。这就需要制定一系列让市场有序运作、有效运转的规则。三是在市场失灵的地方发挥作用，比如教育、环境等就需要政府单独或与市场结合发挥更大的作用。四是作为经济人有时也参与到具体的经济活动中。一个是希望能够发挥规模经济的优势，同时又怕个别企业获取垄断利润，那就由政府来定价；还有一点，政府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考虑，而不是从经济的效率和追求利润的角度来考虑问题的时候，就需要有一些国有企业、国营企业。
但是，政府参加经济活动，既是裁判，又是运动员，还是规则制定者，三个作用集一身，怎么搞的好呢？如果不直接牵扯到国家的安全稳定，就应该民营化，根据经济核定理，只要给人们充分的自由，最后就能出现一些大的民营企业。我想中国不远的将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大型民营企业，现在的情况并不代表将来。中国还在进行市场化的改革，并且这一改革还远没有完成，因为政府和市场的边界还远没有界定清楚，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归结到政府和市场边界没有界定清楚。只要根据政府的这四个作用，我们能看出来哪些地方政府应该放开，哪些地方政府应该管。
Q3：田教授您好，很高兴听您的讲座，您刚才的讲座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何针对一个具体的问题进行分析，但是我发现很多时候，如何提出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你的研究的成败，发表在什么样的杂志上。我在做研究的时候也发现，碰到中国的很多农业问题和农村问题，我觉得里面的问题非常多，但是有时候，很难提出一个好的问题，遇到的很多问题都是假问题，我们自己很难分辨提出的问题是真是假，或者说是不是有意义去做研究。请您介绍一下您在这个方面的研究经历，或者您的一些看法，谢谢。
A3：毫无疑问，找到一个好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比较容易发相对好一些的刊物。但是，这还取决于你所提出的问题能不能被大家接受。我没有否认提出问题的重要性，而是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说过首先要确定研究目标，然后提出所要研究和解释的问题，这里面我没有展开具体讲。到目前为止，经济学中还有许多大家都知道的重要问题并没有得到好的回答，比如经济周期的问题，你能把这个研究透了就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了；为什么一些国家非常富裕，还有一些国家非常贫穷，这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还有经济外部性的问题，科斯提出来的问题迄今还远没有得到解决。所以不是没有问题，有些问题即使你发现了，也不一定能够解决它。
中国的经济学杂志和国外的有所区别，前者主要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国外的经济学杂志不仅研究现实经济问题，而且还注重理论创新。我国的经济学家差的就是对一般理论的创新，今后能不能有所突破，研究一些像委托代理问题、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激励机制设计的一般性问题等。我个人水平有限，这就是我为什么愿意来到上海财经大学，希望通过经济学教育改革，扩大到全国去。我们国家需要有更多更好的经济学家，长江前浪推后浪，理论要靠一代一代人不断的发展创新，为整个世界文明做出贡献。
我最近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理论贡献，给出了博弈论中纳什均衡存在的完全的充分必要条件，针对任何的拓扑空间，无论是连续的还是离散的，都成立。这个结果已经引起理论学界比较大的反响，这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就看你能不能解决。还有，看你能不能提出新的问题，或者有一个问题在这里，通过一个新的理论模型来解决。所以有三种情况：一是找出新问题；二是已经有一个问题，理论框架也在，把它的条件等各方面再放松，考虑得更一般化；三是对现有的问题，用新的理论解释。
Q4：田老师您好，我有三个问题想问您。第一个问题，您刚才的讲座中提到中国的改革，我也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谐社会的构建与现代市场体系的完善——效率、公平与法治》，但是现在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现在的改革已经到了举步维艰的状况了，因为以前支持改革的基本上都是既得利益者，我想问一下我们下一步改革的方向是什么？应该怎么去改？第二个问题，您刚才的讲座中提到中国没有宗教，对市场经济激发的理性没有制约，我们也看到不少学者对于把市场经济介绍到中国也比较担忧，中国的文化与市场经济是不相容的，您这么坚决的支持在中国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该怎么去解决？第三个问题是您对目前中国经济学的教育怎么看，您觉得中国现在培养的经济学博士和国外的博士差距有多大？我们现在在学习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很多杂志之要你给钱都能发，这个问题我也平常也很困惑，不知道怎么去面对。
A4：这三个问题都非常好。对于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中国的改革下一步很难走，因为和谐社会构建的关键是合理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那么就牵扯到法治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甚至涉及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这些问题躲不过去。谈行政体制、政治体制的改革比较敏感，但我们可以讨论政府模式的转换，政府管理的创新。我和我们学院的海归教授沈凌合写了一篇文章，文章得出一个结论，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往往需要冒较大的风险，而不需要太多的民主。有两个数据，在整个世界的经济里面，发达国家和比较民主的国家他们的平均增长率是4%，方差小，不发达的国家他们的平均增长率只有2.6%，但是方差大，这说明，如果我们完全照搬英美模式的话，按照4%的增长，永远也赶不上发达国家，但采取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中国经济增长达到了近10%，许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是如此。另外一个结论是，中国经济在发展到一定地步的时候，要有可持续性的发展和稳定的市场，必须建立长效机制，需要比较好的界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这是首先要谈的原则和目标，但是现实就像你说的确实相差很大，因为牵扯到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要看谁有那么大的智慧，或许中产阶级越来越多的时候，大家会更加关注自己的权益，从而需要更多民主。不管怎样，我不认为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中国制度的平稳转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由于人们仍然考虑个人利益，思想境界有限，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经济要发展，搞市场经济是必然选择，这已经被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所验证。通过市场化改革，人们发家致富的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了，但是经济发展到了现阶段，越来越需要文化的东西来进行社会规范，进行平衡。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解决不好会很麻烦，包括西藏、新疆问题，民族和谐的问题。中国曾经有很好的文化来进行社会规范，如儒教、佛教、道教。如何充分发挥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的作用，来解决这个平衡问题，需要我们领导人具有长远的重大的战略眼光。在财大经济学院，我们从最基本的做人的规范抓起，如诚信规范、宽容心态、感恩意识以及奉献精神。在这方面，如果我们能正确处理好理性假设的边界，正确处理好大公无私和理性的关系，处理好国家、社会与人生的辩证统一关系，大家都这么做，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就会稳定。所以，中国的文化与市场经济是可以相容的，我在讲座中也论证了，在人们仍然还追求个人利益的客观现实条件下，和谐社会的构建是与现代市场制度完全一致的，相容的，必须由建立现代市场制度达到。中国大学现在在德育方面还有所欠缺，思政教育大多来自于理论和书本，和中国现实比较脱节，同学们不太容易听得进去，抓基本的道德规范学生反而能够接受。
第三个问题，中国的经济学教育非常重要，中国要崛起，靠的是培养大批德才兼备高层次的，具有自我学习，知识自我更新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另外，中国的国情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国策是坚持市场化改革的方向，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要培养大量的懂市场经济的人才。反观我们国家的教育，尽管学生的素质是一流的，但我们的师资与国际接轨的程度，距离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还相差太远。我们的博士生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还相差太远，我国的本科生和美国的相比不会差，中国的许多留学生去美国留学，一开始基本上不占优势，但是由于基本素质高，聪明努力，很快就成为好学生了。我们现在要进行经济学教育改革，光靠留学生学成回国还不够，必须要自己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暑假班的原因。拿到博士学位只是进入了学术的门槛，也许还没有入门，关键是要把基础打好，形成自我学习和知识自我更新能力。我们想通过学科建设、狠抓学风教风、硕博连读项目、教师考核机制改革以及行政管理机制改革，形成一整套培养人才的体系。
在财大进行全方位教育改革的同时，我希望其他高校也这么做，希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也这么做，他们的学生更优秀。复旦大学一位同仁说，“我们一搞，你们财大就没有戏”，我说你说的太对了，我希望大家一起关心中国的经济学教育，因为都在为国家培养人才，竞争办学才能产生效率。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我们财大经济学院的博士生课程体系扎实，开设三个学期高级微观、三个学期高级宏观、三个学期高级计量，在亚洲是处于一流水平的。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只开设一个学期的高级微观、高级宏观和计量经济学，他们一年只招三五个，没有形成规模，而我们一年招二十几个，我们学院的博士生毕业后讲授经济学课程基本上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同学们在上海财经大学一个月的学习肯定是值得的，各位研究生中有很多想考博，出国的，希望通过这一个月的学习把基础打好。我们的海归老师如被国外、国内其他高校挖走我很高兴，这证明我们所引进的老师有实力，水平高。现在引进高水平的人才仍然很难，我们经济学院曾开高价150万年薪聘请资深教授，但是没有成功。真正资深的教授由于家庭或其它方面的原因，不会轻易回来，这就是在约束条件下做事情。我每天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国外，为财大工作至少6-8个小时。只要你用心去抓，成效是非常明显的。Q5：我想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经济学这么多领域，文献也浩瀚，如果跟着您念博士的话，基本上也就是两年的时间，还要论文开题，这种情况下如何解决传统的经典与时尚的关系，用您的一个比喻来讲，两年的时间用多长时间来搞经典，多长时间搞时尚，两者之间有比较好的结合点，四年时间才能有所成就。
A5：在财大念博士，需要更长的时间。博士项目已由三年改为四年了，硕博连读是五年，和国外的年限差不多了。读博士，我觉得既不是只读经典也不是只读时尚的东西。我们博士项目，需要在两年的时间内，把12门核心课程上完（三门高级微观、三门高级宏观、三门高级计量，一门数理经济，再加两门资本论），还有两个系列的专业课。无论读经典也好，时尚也好，如果没有把基础打好，就不能做研究，即使做了，也好不到哪里去，把基础打牢，将内功练好，磨刀不误砍柴工。
Q6：田老师，谢谢您精彩的演讲，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国家宏观经济决策部门对本论经济下滑的判断是有滞后的。我去年在武汉市下面一个区的财政局挂职，从当时的那个区财政局的财政收入状况开看，那边的工作人员都能看出经济衰退的迹象，为什么地方官员都能查看到经济衰退的迹象，而中央的高层部门却看不到呢？第二个问题，昨天的股市已经快冲到3200点，我看到央行的数据表明原因是资金链很宽松，面对这种形势的增长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郎咸平曾经说过现在民间投资有很多障碍，很多闲散资金只好流入股市和楼市，结果就会出现社科院宏观研究所研究员所讲的中国经济启动易刹车难？中国经济的增长是个吹大泡沫还是国民实际财富增长的表现？请问您是怎么样看待本轮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经济增长局面？
A6：第一个问题实际上我刚才的讲座内容已经回答了，包括黄晓东教授和我都看到问题的所在，你说的确实没错，只要真正了解现实的就会知道，当时特别是在沿海地区，很多企业都感觉到经济下滑，因为很多订单都拿不到。现在中国的行政体制是激励官员高度与上级保持一致，下面的人明明知道真相也不敢说，就像我们的报告没有人愿意帮助递交给中央，担心有风险。领导人到下面去考察，得不到真实的资料，信息不对称，所以导致上半年大泻药，下半年大补药。所以我的答案就是信息不对称。其次有很多学者提建议，建议太多了，领导也不知道哪些是正确的，哪些不正确。
第二个问题，中央的这次大补药，我有两种看法。首先，我基本上肯定在这种特殊的情况下需要补一补身子，现在房市和股市稳定了，老百姓的内需开始扩大，这个作用毫无疑问必须承认。现在中产阶级的购买力大幅度上升，否则的话，他们没有信心，担心“生、老、病、居、教”，就不愿意消费，但仅上半年就发放7万多亿信贷资金，我觉得太多了。我们希望稳股市，但也不希望天天大涨，造成泡沫。听说这些信贷资金中有20%都进入了房市和股市，容易出现泡沫。其次，政府拉动投资，对老百姓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民营企业作用不大，他们对世界经济复苏的信心还不是很充分，还在观望，特别是实体经济，中小型企业没有拉动起来，只有政府拉动肯定不行，怎么样提高企业家的信心，增加民间投资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另外，我们需要保持政策的前瞻性、持续性和稳定性，避免大起大落，避免让政策在一两个月时间内发生180度的大转弯。
Q7：尊敬的田院长，我觉得一般均衡理论对经济现象过度简化了，多均衡体系才更符合经济事实，中国有中国的经济，美国有美国的经济，多种经济经过加工利用都在经历演化，在演化过程中，制度、社会、文化等外在因素的影响特别大，中国现在还有很多制度方面的问题，一些不好的制度长期存在，致使我国的经济、金融长期处于比较低级的状态，没有办法实现长期的、公平的、有效率的发展，我想出现这些问题，肯定和我国的行政制度有关，我们感觉到在制度的制定和创新方面，权力机构都是缺位的。各级人大通过什么样的机制才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社会长期地向高效率和公平的方向发展。A7：当然中国和美国是不一样的，但是需要从动态和静态两方面看问题。首先一般均衡理论是考虑在环境给定的情况下，市场均衡存不存在，是不是唯一的，稳定的，这些都是一般均衡理论研究的基本问题。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市场、美国有美国的市场，在中国的市场上能达到均衡，和在国外的市场上达到的均衡很可能会不一样。给定一个经济环境，我们能找到一个均衡，我们希望均衡是唯一的。从短期和静态角度看，政治制度环境是作为参数给定的，在这些约束性的条件下制定各种过渡性的制度安排，符合当前的经济和社会文化环境，但从长期和动态的角度来看，制度环境就慢慢内生化了，这当然就不能按照静态的一般均衡理论来考虑问题，特别是考虑制度转型的时候。
在改革制度方面的缺失的时候，单靠作为行政机关的政府是不够的，部门利益的存在可能会阻碍制度创新，这就需要权力机关的介入和监督，也就牵扯到你所问到的人大怎么样改革。虽然现在也有一些人大代表能谈自己的观点，但是总的来说，还很有限。我刚才谈和谐社会的主要特征是民主法治，怎么样把法制定地最好，就要充分尊重民意。不管怎样，我们的人大代表跟30年前的比起来还是有很大的进步的，以前选人大代表都是劳模，代表不了各个阶层的人。靠什么把真正的人大代表选出来，靠大家，把真正具有代表性的人选出来，慢慢的就可能发挥作用。总的来说，中国的法律制度是符合社会发展方向的，只是有些地方太局限，思想还可以再解放一点。中国的制度发展能不能再快一些，需要我们拿出理论研究和论证，这些论证应充分考虑约束条件，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领导们现在最关心的是稳定，有没有风险，在作政策建议时，一方面要提出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另一方面也要讲清楚，为什么按照你建议的做没有风险。
Q8：田老师，我久仰您的大名，非常荣幸能与您对话，您刚才讲关于诚信建设，提到无名氏定理，在博弈论当中，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概率的话，就是说他越有耐心，他的行为就越趋向于理性，但我对这个诚信问题有点质疑。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为了充分表达我的想法，我需要把我的问题限定在一个环境里，需要一些假设，假设没有第三方的机构，只有纯粹的经济主体，他们非常离散的相遇，没有连续性，随机性非常大。每一次他们两个在做决策的时候，考虑自己的行为会不会对对方产生影响，可能因为对对方完全不了解，只能基于一个主观的判断，现在的决定可能成为下一个决策的依据，但是在这个社会有诚信意识的人还没有足够多的时候，他遇见不诚信的人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这样反过来他就会站到不诚信的一边，如果用数学模型的话，就会收敛到不诚信的状态，因为我的假设建立在一定的条件下，在这样的假设下，收敛到一种不诚信的状态，这可能是种稳定的状态，但如果希望这种状态突然变好，大家都讲诚信了，这简直就是一种突变，我很难想象这样的一种情况发生，请田老师给我解释一下，更重要的是想请教一下您得出这种观点背后的逻辑，您是如何思考并得出这个结论的。谢谢。
A8：这个问题非常好，而且你的思路也是对的，实际上你已经把结论说了，如果有一个足够大的discount factor，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讲诚信，一个人也会讲诚信，但问题是它不占大多数，大多数不讲诚信时，你讲诚信你会吃亏。在folk Theorem（大众定理）里面是把discount作为给定的，在经济学里面还没有考虑将其内生化，我刚才谈三个基本制度安排，就是说不同的discount factor下就会产生不同均衡，也就是诚信或者不诚信都有可能。在研究问题时，我们总是先考虑理想状态，先考虑静态情况，然后再考虑如何去演化。在博弈论中有一个比较新的分支——演化博弈论就是谈这个问题的，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这方面有许多的研究。
在这里面，经济学的一个直觉就是在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讲诚信，那么你也会讲诚信，问题是如何让大部分人越来越讲诚信，这是不会突变的。把人从诚信变得不诚信很快，但让不诚信的人变得诚信，很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希望。比如温州模式，一开始大家做生意，都不是那么讲诚信，做的是一锤子买卖，但是赚到钱后大家都会趋向于诚信，因为想长久地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得讲诚信，做出品牌来。慢慢的，中国的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就会从不那么讲诚信，到越来越规范，讲诚信。改变当然很难，但可以通过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去引导。我觉得这不光是一种社会规范，而且也是一种激励机制，企业讲诚信才能够长久的生存，我觉得要顺着这个思路研究问题。我只能靠经济学的基本直觉和结论告诉你这些，但怎么去做，还有待仔细研究。我觉得，晓之以理加上诱之以利，慢慢就会形成一种文化，虽然这需要时间，但我们不能太悲观，如果想都不去想就麻烦了。大家都讲诚信，就会减少交易成本，不讲诚信就会得到惩罚，要靠产品的质量，品牌的建立，品牌就是内在的动力，这就是一种内在逻辑分析。
Q9：今天听了您的讲的“诚信、宽容、感恩和奉献”，我想问一下，29岁的周市长，不管是他让别人打伞还是别人主动替他打伞，我们对周市长是不是缺乏宽容，我认为没有人有权力站在道德的层面上去指责别人，而且我觉得如果按照他的行为就算抄袭的话，中国现在的学术界恐怕会抓出一大批人来。A9：我主要批评他抄袭，是一种不讲诚信的表现。我们财大经济学院一年前开始抓毕业论文抄袭问题，为此我至少给学生讲过5次话，学生办也为此和学生沟通不下十次。我们这样一抓，好了很多，最后只有几个学生，我们也给了相应的处罚。如果周市长的硕士论文40%都不算抄袭，那怎么样才能算抄袭！第二点，我并没有说别人给他打伞一定不好，可能他没有注意或太忙，我主要批评他不诚信，打伞可能有很多情况，我不做严厉的道德规范要求。但我们能不能做到最基本的诚信？作为干部，有外部效应性，和普通百姓不一样，有外部性，仅仅靠自觉，很可能会失灵，因而必须规范干部行为，在国外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作为一个领导，如果有诚信方面的疑问，我们怎么能相信他呢？尽管他可能不总是会这样，但选用干部时，还是希望将风险降低到最小。如果一个领导有不讲诚信的记录，你们愿意相信他吗？在论文抄袭这件事情上面，是应该受到批评谴责的。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他是财大的学生，我会极力主张取消他的学位，至少应该受到严肃处理，如勒令重新完成论文写作。
Q10：田老师您好，首先感谢上海财经大学，我们来这边学习，有很大的提高，您提到在上海财经大学搞现在经济学教学改革的过程中，谈校长在其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这么做？
A10：你问的问题很好，上海财大这些年在引进人才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与谈校长作为一个校长的领导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校长，只考虑到自己升官发财，就不会有好的理念。我觉得我们谈校长是一位非常好的校长，让人尊敬，我们几位海归院长都非常尊敬他。我们谈校长在思考一些国家发展战略性的问题，比如大学如何办等？如果多像谈校长这些人做校长，不愁中国的大学办不好。为什么我在报告《对中国大学办学理念和杰出人才培养模式的思考——如何才能培养厚德博学的高层次创新型人才》中提出校长要有比较长的任期，而不是四年一换。上面在考察干部时一定要“德才兼备”,办好学校要建立长效机制。
当然，这些都很难，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利益，我现在越来越感到承认理性假设的重要性。很多人说的冠冕堂皇，动不动上纲上线，实际上不少人是牵扯到他个人的利益在里面，他不好意思明说，就找出各种理由设绊，这就是约束条件。能不能走出困境，需要领导人的智慧。同时，作为老师，要从自身做起，要有社会责任感，还是有很多人在自己好的前提下愿意更多的人好。我也有个人利益，但是我不会因为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太多地影响到学院工作。如果不能满足条件，我可以走人，但是只要在这个位子上就要遵守职业道德，发挥在这个位子上应该发挥的作用。我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很有激情，生命只有一次，但知识是长青的，如果一个人对社会对前途丧失了信心，这一辈子也就完了。Q11：我感觉田老师对中国的前途充满信心，中国在二三十年后有可能超过美国，您说的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中国现在还存在民族冲突，您怎么看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冲突？ A11：中国要重新崛起，发展是第一要义，但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在稳定中促发展，要在发展中求稳定，这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没有发展就不会有稳定，自行车不走能稳吗？所以，我认为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稳定压倒一切”这两句话具有非常深刻的经济学思想。改革开放三十年之所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很好地处理了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分不开。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讲的稳定并不是一成不变，有些风险需要充分考虑，如需要保证国家的安全，不受外来侵略，同时保持社会的稳定。但是，如果中国一味地追求稳定，不进行任何的改革开放，没有从30年前人均GDP不足200美元到现在超过3000美元的话，中国能这样稳定吗？之所以现在上上下下都在强调“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因为“发展是第一要义”。那么，怎么样才算发展？只要一切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只要风险在可控的条件下，就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现科学发展。稳定讲的是国家、社会、政策的相对稳定，而不是什么都不能改。
第四篇：田国强院长在上海财经大学研究型大学建设工作会议的发言
田国强院长在上海财经大学研究型大学建
设工作会议的发言
2006年12月15日
各位领导、各位老师：
由于发言的时间限定在12分钟内，时间紧，不能展开，我简单讲几句。这次会议非常重要，学校的定位关系到我校未来的发展方向和长远规划。我一直在思考，今天主要谈三点，主要是针对一些误区和误解来讨论。
一、研究型大学应该如何理解和定位？
1.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
许多人对研究型大学的理解和定位有一个典型的误区，以为研究型大学主要只是为大学和研究机构培养研究型人才。研究型大学真的只是培养研究型人才吗？实际上不只是如此,研究型大学无论怎样强调教学还是科研，归根结底，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的目标，尤其是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目标，就是为政府、社会、企业、大学、研究机构等行业培养出大批具有自我学习能力、自我更新能力、后劲足的高素质、具有领导才能的创新型人才，而不只是，也不主要是为了培养研究型人才。
不少学生认为在大学所学的东西大都是理论方面的，没有实用价值。我们的学生之所以不重视基本理论的学习，不重视基础的东西，没有这方面的需求，就是由于绝大多数学生没有从长远看问题，看问题比较短视，看的仅仅是短短的几年就业情况。也由于是我们没有很好地讲明道理，大学不可能根据一个就业热点来设置一个专业。我们培养的模式是通识教育，基础素质的教育，目的是把基础打好。使学生有自我学习的能力、自我创新的能力和更新自我知识的能力。因为我们处于知识大爆炸时代，日新月异地发展，更新地非常迅速。让我们的学生能不能走上工作岗位以后５年、１０年、２０年甚至是３０年还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如此，必须打好基础，培养自我学习，自我更新知识的能力。2.教学与科研的关系是什么？
许多人以为，办研究型大学就是只注重研究，而不注重教学，将教学和科研截然分开、人为对立起来，这是一个误区，实际上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不是如此。我们不应把教学和科研完全地对立起来，它们的关系应该是相辅相成。办研究型的大学并不是说我们不重视教学，因为教学是必要而根本的。但是，要把一个大学办强，就要强调科研。可以说，教学是立校之本，科研是强校之策，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高素质的创新式的精英型人才。如果没有科研，那就不可能把大学办强。
3.现实中的研究型大学与一流大学的关系如何？
事实上，世界上任何一所一流优秀大学都是研究型大学。其实，我们只要看看哈佛大学培养的本科生、硕士生是否都去做研究，答案就明了了。哈佛大学培养了那么多优秀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难度哈佛大学期望这些本科生今后都是读博士做研究吗？不是。那些硕士生是用来做研究的吗？也不是。只有博士生、教授才是做研究的。本科生和硕士生是为政府、企业、社会培养高素质的精英式的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才。一个大学能否把学生培养成高素质的人才，对这个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就有一个高的要求，这就是要这个大学办成研究型大学。
所以，一流大学，也就是研究型大学是为社会培养精英式、创新式的、各个领域和阶层的领导型人才。当然，对于博士生培养来说，主要是培养研究型人才，但是这些人才除了面向研究领域，也面向社会。因此，研究型大学的关键不仅仅在于其最终的培养产品是否流向科研渠道，更重要的是在于创新文化、科研氛围、精英导向是否贯穿教学培养的始终。
二、上海财经大学是否应该定位为研究型大学？
1、如果上海财经大学不定位为研究型大学，能够培养出什么样的学生呢？答案是，很难大规模地培养高素质人才。由于中国的市场经济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人才，从而很有必要办一批一流大学，办一批研究型大学。如果从这么一个高度来说，上财就必须定位于研究型大学，将我们教育质量大大改善，我们上海财经大学要为企业、为政府、为社会和为大学本身大量培养具有自我更新，自我学习这种创新式的高素质的具有领导才能的人才和精英，否则就会退化成一个地方性大学，社区性的大学，只是培养一般的技术型人才，一旦如此，就将会落后于其他研究型大学。
当然，作为一个事实，现今的大学生面临着很大的就业压力，这对他们形成了很大的冲击。不少学生感觉在找工作时似乎还比不上一些中专生，那么办研究型大学是不是会对我们学生的就业造成更大的压力呢？ 的确，在短时期内会存在大学生就业不如中专生的情况。因为中专生毕业于技校，他们学的就是短、频、块，技术性方面的东西多，基础理论少，他们当然能很快适应工作，进行具体的操作。但是对于一个基础熟知的大学生而言，虽然他没有学过技术方面的具体操作知识，但是他有分析问题的能力，逻辑思维强，以及具有较强的自我学习和更新知识的能力，使他们能够很快地适应工作并且在未来获得快速发展。这有点像金庸武侠小说所谈论的内功和外功差别一样，练好内功可能比较慢，但是以后你能达到更高的武功境界。学生踏上社会只是你人生中的第一步，今后的人生还会很长，所以我们应该告诉我们的学生没有必要担心今后是否能适应具体的工作。从短期来讲，具有技术特长的中专生，大专生也许更能适应工作，但从长期来看，由于研究型大学的大学生的整体素质比较高，必将在不长的时间内会超过中专生。
误区：上财的学生尽管现在就业率较高，收入也比较可观，因此没有必要办研究型大学。是这样的吗？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以后，他们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根据我掌握的情况，尽管现今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学生非常好找工作，基本上都能就业，但后劲一般不足，基本功不扎实，没有什么自我学习和自我更新能力。我们大多数的学生毕业工作后，基本处于低层次的竞争中，是单位的底层。这显然是需要改进的。
2、如果上海财经大学不定位为研究型大学，则科研上不去，今后在竞争中，会落伍，不可能成为名校。
如果不将上海财经大学的发展目标定位为研究型大学，那么老师的水平无法提高。研究型大学主要要求教师都要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出成果，掌握前沿知识。若一个教师只是简单地满足于应用现有教材的知识而不谋进取之道，就可能远远落后于前沿知识。要想培养创新型人才，老师的素质和研究能力必须提高，否则其授课只能照本宣科，没有创新，没有思路。这里也有一个误区：认为我们学校的学科大多数是应用型的，无须学习太多理论，无须学什么基础课程。其实不然。只有夯实基础，学好理论，才能做好工作。举例说，我们最近去北京国家统计局汇报工作，也会见了我们上财的校友许宪春副局长、郑京平总工程师等
7、八人，他们都是国家统计局司级以上的领导。为什么国家统计局能够涌现出这么多上财培养出的人才？事实上，他们都是一个班的同学，是国家统计局与上海财经大学在上世纪80年中期联合举办的硕士研究生班，其授课教师均为一流师资，包括许多聘自海外的学者和国内的一流学者。据他们反映，最受益的是几门最基础的课程，只要学好这几门课，打下基础，后面的课也就都能学好，且相对容易。尽管他们是学数理统计的，在学期间，没有学到太多的具体的专业知识，但是由于基础扎实，他们很快就自学掌握了工作中所需要的专业知识，现在他们对经济统计和国家经济的运行情况非常了解。我当时就邀请许宪春副局长，希望他能来财大给我们的学生讲一讲，讲清楚研究基础理论与实证的关系，判断自己是否有后劲。就那一届一下子培养出七八个国家统计局领导，在国内也是屈指可数的，说明了一流师资的重要性。
因此，学好理论，打好基础并不是我们不重视学生的实际的应用，而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知识的日益更新，我们必须给学生一个很好的基础的训练。
另外，从功利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有知名的一流师资。如果没有一流的师资，不可能成为名校，怎样成为名校呢？一个必要条件就是需要有许多知名的学者和大师级的教师，知名的学者和大师会大大增加学校的知名度。如果一个大学科研水平名列前茅，那么必然会大大提升整个学校的知名度和学术水平。并且，科研、教学水平的提高，为培养优秀的人才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学校整体研究水平和综合实力。
3、如果上海财经大学不定位为研究型大学，则学校的生存、发展、竞争也许都会存在着问题。现在教育部对高校财政上的支持力度有着明显的政策取向性，拨款多数明显在于看一个学校是否是名校，是否是研究型大学。财力上支持力度主要是倾斜于“985”大学和“211”大学，这些大学基本上都定位于研究型大学。我们正在建立“经济学创新平台”建设项目，就是想通过引进一流师资，大抓学科建设等措施将我们上海财经大学打造成研究型大学，出产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培养高素质的创新型人才。如果上财不定位为研究型大学，可能就会退化为社区型大学，地区性大学，其重点辐射范围也就仅能限于华东地区乃至上海周边，这恐怕绝不是在座诸位希望看到的。研究型大学的发展目标不是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而是由客观压力、竞争压力、发展压力、生存压力所决定的，迫使我们必须这样定位。
三、将上财办成研究型大学的对应之策
靠什么来支撑上海财经大学成为研究型大学？在具体操作中，这需要考虑到可行性、现实性、可操作性。办好一所大学，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一是一流的学生素质，二是一流的师资，三是先进而合理的课程设置，当然还有其它的必要条件，但这三点最重要。我觉得能够考上大学，特别是像上海财经大学的大学，学生素质应该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这个不归功于我们的大学教育，而是归功于我们的高中、初中、小学教育。但是中国高校的整体师资水平不高，课程设置落后，教学、教风需要大大改进，否则会我觉得会影响到学生的培养。课程的设置，教学、教风这些方面都需要大大改进。
在如何将上海财经大学办成研究型的一流大学，可以借鉴采用经济学院所推进的的三个方面的六大措施，推进科研和教学的全方位、多层次、高起点的改革，核心内容是：打造一流师资、加强学术研究、全方位教学改革、狠抓学风教风、严化教师考核、规范行政管理。
第一，引进一流师资、加强学术研究。招收一流的学生，引进一流的师资，对于一流大学的发展至关重要。国家统计局的一批担任司局级领导职位的上财校友，获得如此的成功，就是由于当年一流师资给他们授课。现在学校领导非常重视师资这一块，这非常必要。财政部、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办以及国家统计局的领导们都对“经济学创新平台”和高等研究院寄予了高度的期望，看重的就是上财引进的优秀人才。
加强对教师学术研究方面的要求，无论是理论研究，抑或是实证研究，对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做出较大的贡献。高等研究院数据调研基地就是对应用方面的研究。只有将理论与实际、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才能够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因此财大要谋生存之道，树立影响力，打造品牌，就必须有一流的师资，否则就没有话语权，没有知名度，也就争取不到资源。
第二，全面推进教学改革和学科建设，狠抓教风学风。中国大学学生的基本素质可以认为是世界一流的，他们也是愿意学习的，而且肯努力学习。一旦有了掌握着前沿知识、具有一流研究水平的强大师资队伍，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全面推行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设计出先进而又合理的课程设置。为此，经济学院已全面推行教学改革，打通本科生、研究生和博士生培养方案，具体为了12项教学改革措施：⑴强化马克思资本论原著的学习；⑵加强现代经济学理论基础教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必修《高级微观经济学I、II》、《高级宏观经济学I》、《高级计量经济学I、II》和《经济数学》；⑶数学基础课程改革，全面推行《数学分析》以代替《高等数学》；⑷经济学－数学双学位项目，帮学生打下良好的数理基础；⑸经济学基础人才培养基地班；⑹硕博连读项目；⑺改革硕士研究生招生方案，实行大口径招生，分数知晓后填报志愿，分专业录取；⑻改革博士研究生录取制度，取消了导师报考制，采用专业方向报考制；⑼全面打通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培养体系；⑽取消硕士研究生文章发表要求；⑾ 优化与完善学科建设；⑿搭建实验经济学基地 服务研究教学。
同时，学风、教风这个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让大多数学生学好基本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为改善学风教风，经济学院推行了以下六大措施：（1）规范课程提纲，细化课程要求；（2）引进先进教材、传授前沿知识；（3）规范成绩考核，加入期中考试；（4）采用助教制度，提高教学效果；（5）拟定评分比例，突出排序作用；（6）强化教学考核，规定硬性指标。这些措施都是北美研究型大学的基本教学要求，具有很大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仅投入少，容易执行，而且见效快，效果大。即使学校投入不多的资源，在现有师资水平和客观现实条件下，也能大大地改善教风和学风，大幅度提高教学质量，能激励学生努力学习，最终培养出高素质的学生。
第三，严化教师考核，改革教师和行政管理制度。为了充分激励海归人才，同时稳定现有师资队伍，经济学院建立了开放式的双轨制人事管理制度。一方面，对新进海外博士的考核主要根据其国际学术论文发表数量和质量进行评价，并设定职位晋升和聘任的基本要求，完全采用北美模式，以此激励新进博士紧跟国际学术前沿，多在国际一流刊物发表论文，从而成为经济学院打造国际一流平台的中坚力量。另一方面，改革现有教师岗位提升制度，鼓励提升教学质量，创造一流科研成果，多出精品。同时，现有教师可以申请进入国际接轨，接受相应的条件并享受相应待遇。
为了提高原有教师认真教学和出高水平的科研成果的积极性，经济学院特制定了《经济学院教学科研人员考核、聘期考核试行办法》，从教学工作量、课程提纲和学生评教等几个方面对教师进行考核。
同时，为了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高等教育规范管理体系，也需要狠抓行政管理工作的规范化、国际化和职业化，力求建立一个高效率、信息畅通，能为早日办成研究型大学提供强力支持的现代行政管理系统。我们的改革主要是以信息对称为基础，以环节疏通为主线，着力健全和完善院系行政管理系统。通过打通信息渠道，努力建立信息对称系统。主要采取两方面措施：一是建立会议纪要制度和院系领导之间的沟通制度，加大横向信息的对称性；二是建立行政人员汇报制度和院系领导与员工的沟通制度，加大纵向信息的对称性。为了保证工作的连续性，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暑假要求行政人员一律上班。
以上这些措施其他学院可以借鉴，为了取得更大的效果，建议学校最好能从学校的层面上推行。
总之，我们需要务实创新，大家群策群力，广开思路，团结一致，共同努力。我们要从理念、具体的目标、精神面貌、团队精神等方面抓起。我们要有具体的工作方针，我们要有远大而可行的工作目标，科学而精练的管理结构，明确而有效的运作规则，优秀而融洽的师资队伍，良好而宽松的工作条件，和谐而务实的团队精神。
同时注重资金的支持。经济支持跟不上，则研究型大学的建设也就会遇到重重阻碍，因此需要国家、社会和学校共同投入。比如学校可以通过校友建立基金，或者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争取上海财经大学按“经济学创新平台”进入“985”项目，否则就没有可持续性发展。没有财政上一定的支持力度，发展与改革就无从谈起。因此，既要对外客观地宣传、推介和展示自己，让别人信息对称，了解我们所作的工作，又要以实干作为基础，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做好每一件事，把学校做大、做强，得到社会的认可，得到上级部门的认可，从而把我校打造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财经大学！
谢谢大家！
第五篇：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常任轨副教授、公共
耿曙，美国德州大学政府系博士，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常任轨副教授、公共管理系系主任、经济学创新平台博士生导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经济、中国政治经济、两岸政经互动、台商与移民研究、基层与小区治理等，并担任Issues & Studies、《公共行政评论》等期刊编辑委员。合编有《21世纪中国：全球化与中国之发展》（2002）、《中国大陆研究：方法与成果》（2003）与《台商研究》（2012）等书。
何思因，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教授。何教授曾担任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2008-2010）、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2010-2011）、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富布莱特访问学者（2011-2012）。其专业方向为国际关系、比较政治经济学、样本调查以及中国政治。何教授在相关领域以中英文发表过文章和专著。
洪永泰，台湾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洪永泰教授毕业于美国密西根大学，获生物统计学博士学位。主要专长为抽样调查、选举预测、社会科学统计方法。曾任《选举研究》主编，《台湾政治学刊》总编辑，现任《政治科学论丛》主编。
黄纪，美国Indiana University（Bloomington）政治学博士（1986），现任国立政治大学讲座教授、政治系教授及选举研究中心合聘研究员、中央研究院政治学研究所合聘研究员。专长领域包括政治学方法论、计量方法、比较政治、民意调查、选举制度、投票行为等。为“美国政治学会台湾研究会”（Conference Group on Taiwan Stud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发起人之一，亦参与“政治学计量方法研习营”（Institute for Political Methodology, IPM）之创立，自2000年迄今担任国科会跨校合作研究计划“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TEDS）之召集人。论文发表于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Journal of Politics、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Electoral Studies、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American Politics Research、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Party Politics等SSCI期刊及《台湾政治学刊》、《政治学报》、《问题与研究》、《选举研究》、《政治科学论丛》、《台湾民主季刊》、《人文及社会科学集刊》等TSSCI期刊；并合著专著《质变数与受限依变数的回归分析》，合编Inherited Rivalry: Conflict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政治分析的层次》、《如何评估选制变迁：方法论的探讨》、《2008年总统选举：论二次政党轮替之关键选举》、《台湾选举与民主化调查》（TEDS）方法论之回顾与前瞻》等书，以及〈实用方法论〉、〈调查研究设计〉、〈质量并用法〉等专章。
李增元，1981年生，山东日照人。2007年至2013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攻读硕士、博士学位。2013年7月起始，任职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师，山东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农村基层治理研究。独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省部级项目3项。先后在《中国农村观察》、《东南学术》、《社会主义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中州学刊》、《江汉论坛》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多篇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公共行政》、《中国政治、《政治学文摘》转载。
刘涛雄，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分别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日本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客座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访问学者和美国经济学会会员。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增长理论、宏观经济学、政治与经济以及国防经济学。曾承担国家社科基金，教育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等多项课题。发表专合著3部，论文多篇。曾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清华大学先进工作者等。
孟天广，甘肃省庆阳市人，清华大学政治学系博士后。于2003至2013年在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完成本科和硕博连读阶段的学习，获得法学学士（政治学与行政学、社会学双学位）和法学博士（政治学）学位，并于2011-2012年赴哈佛大学联合培养一年。自2006年起担任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助理，参与多项社科基金、自科基金项目，和多项全国性调查研究。研究兴趣为分配政治、政治态度和行为研究、政治经济以及政治学研究方法。现阶段参与的研究课题主要包括公民社会组织参与国际气候谈判的调查实验研究；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行为与公民合作；地方政府竞争与民生政治：对地方干部财政支出决策的实验研究等。
牛铭实，1958年出生于台湾，1981年毕业于台湾大学政治系。后赴美就读于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1987年获博士学位后，在纽约大学石溪分校政治系任教（SUNY-Stony Brook）。自1988年起，在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政治系任教至今。主要研究兴趣包括博弈论、国际政治、选举制度与行为、中国研究。牛教授曾在美国学术期刊发表英文论文五十余篇及专书一本，并在中、港、台三地发表过中文论文多篇。近年来的研究比较关注中国地方自治与民主化的发展、两岸关系、和制度与治理。
庞珣，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卡耐基全球政策研究中心中方主任，美国政治学方法学会多样性委员会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美国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学士和硕士、北京大学经济研究中心经济学双学士。曾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2010－2012）和学术期刊World Politics副编辑（2011－2013）。研究领域主要为国际与比较政治经济学、贝叶斯统计模型和马科夫链—蒙特卡洛模拟方法。曾获美国政治学会方法领域多项奖励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SF）“方法、测量和统计”领域研究资助。近期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发展援助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获得2013年中国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
唐敏，毕业于美国普渡大学政治学系，现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唐敏博士的主要研究围绕“民主”这一概念在比较政治学的如下两个核心问题上展开：（1）促进威权国家政治民主转型的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因素（包括经济发展、经济危机、政府与市场关系等）；（2）影响公民政治支持与政治信任的结构与非结构因素（包括媒体、新媒体、政治制度等）。唐敏博士的最新研究发表在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和Democratization等国际期刊上。
汤京平，国立政治大学政治学系特聘教授，兼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並兼亚太研究硕士国际学位学程主任，同时为台湾政治学刊的总编辑，美国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的编辑委员。其致力于扩展政治学的视野，以两岸的环境治理与社区发展为题材，长期研究民主化或政治体制改变对于治理结构与行为的影响，曾发表论文于不同学科领域的国际知名期刊，包括政治学的Comparative Politics，区域研究的China Quarterly，环境研究的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计划与发展的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Studies，以及社会学/人类学的Human Ecology。这些成果使其获得国家科学委员会杰出研究奖（2011）与吳大猷纪念奖（2004）。
席天扬，纽约大学政治学博士（导师Adam Przeworski），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导师李维森）和学士。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研究兴趣包括官僚制度、国家形成、投票权演变的政治经济学解释以及冲突解决的政治机制等。他最近的论文“Loyalty versus Competence: Internal Conflicts and the Pattern of Bureaucratic Control in China, 1644-1911”探讨了国家在面对内外部不同的冲突威胁和国力强弱消长变化时所导致的对地方官员控制方式的转变。关于投票权历史的论文“Reform or Revolu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on the Rol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the Rise of Universal Male Suffrage”即将发表于《理论政治学杂志》(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从2013年9月起，他将加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担任助理教授。
向玉琼，1979年生，湖北天门人，南京大学行政管理专业博士毕业，现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学者，研究方向为公共治理与公共政策。
杨良松，1983年6月生，四川宜宾人。西南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助理教授，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财政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有中央与地方关系、财政分权、官员管理体制和地方财政支出。
张光，1956年生，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肯特州立大学政治学博士（2002）。曾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4-09），并在日本静冈大学社会科学学部（1991-92）和东京大学法学部（1992-1993）担任访问研究员。目前兼任中山大学公共管理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中美中心和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学术专长为比较政治和公共财政。发表的学术著作包括《为分税制辩护》（2013）、《解构国会山：美国国会政治及其成员涉华行为》（2013）、《美国国会研究手册（2007-08）》（2008）、《日本对外援助政策研究》（1996）。学术论文发表于Asian Survey,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政治学研究》、《社会学研究》等重要杂志。
张健，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张健拥有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3（2007），以及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1997）。张健的研究方向为比较政治和中国政治，在相关领域发表过多篇学术文章。
张克，1989年生，满族，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法学院财税法硕士。研究方向为公共财政法律制度、政府间财政关系、财税政策过程。
庄玉乙，1987年生，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系博士生，主要研究兴趣是中国政治、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政治学、社会运动等。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厦门大学政治学系。在《公共行政评论》、《公共管理学报》上发表数篇论文。第六期中国公共管理与政治学研究方法暑期培训班结业，能够熟练使用SPSS和STATA。
钟扬，1960年生于北京，1983年获得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国文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得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硕士学位，1987获得美国阿克隆大学政治学硕士，1992年获得美国肯塔基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并与1991年起任教于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曾任田纳西大学国际教育处处长、田纳西大学中国中心主任、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副主任、美国中国政治研究会会长和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的主编。钟扬教授还在2006年三月被全国政协选为全球27个海外特邀代表之一，参加全国政协第十届四次会议。钟扬教授目前是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中国国家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曾任美国中国政治研究会会长和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的主编。钟扬教授的研究领域主要是比较政治学理论、国际关系、台海关系，等。钟扬教授发表过两部专著和五本合编学术著作，以及三十多篇学术文章。他的学术文章曾发表在美国一流政治学SSCI学术期刊上，其中包括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比较政治学研究》），Journal of Politics（《政治学学刊》），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政治研究季刊），Asian Survey（《亚洲研究》）和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当代中国期刊》）。
朱天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副院长、北京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悉尼大学经济学（社会科学）学士、剑桥大学管理学硕士、康乃尔大学政治学硕士、博士。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研究所国际关系系博士后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研究、教学方向包括：国际及比较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政治经济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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