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论中的关系

第一篇：辩论中的关系

辩论中的关系.txt我不奢望什么，只希望你以后的女人一个不如一个。真怀念小时候啊，天热的时候我也可以像男人一样光膀子！作为哲学系的教师，我自然对逻辑、修辞学和雄辩术怀有一定的兴趣。据说，古希腊的德谟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来发愤苦练，竟至于把石块含在嘴里练习发音，结果成了古希腊的第一雄辩家；也据说，当时智者派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鲁泰哥拉和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扔标枪的运动员，还是主持竞技会的人应该对不幸被标枪刺死的人负责。古希腊人的这种论辩的热情尤其表现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这位自诩为“雅典的牛虻”的哲学家整天蓬头赤足，到处找人辩论，柏拉图的三十余篇脍炙人口的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辉煌的辩论业绩。这些夹杂着滔滔雄辩和奇妙神话的记录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辩论术中卓越的范本，更何况，正是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才产生并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经久不衰影响的辩证法精神！

然而，哲学上的关注和实践中的参与毕竟是两回事。当我成为１９９３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代表队的领队和教练；当我搁下正在研究的数个科研项目，全身心地卷入辩论队队员的选拔、训练，并带领他们赴新加坡参加辩论会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辩论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在华丽动人的辩论词背后，发现了准备辩论必然会付出的艰辛的劳动。

换言之，我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辩论经验，虽然是一孔之见，也未经过认真的提炼和总结，但对类似的辩论说来，或许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可能是出于专业的限制吧，我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力图从哲学上来理解并阐明这些实证的经验，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下面，让我们逐一讨论在辩论中必然会遭遇到的这十大关系。

人格形象与辩论员形象的关系

由双方各组织四名队员，确定题目进行辩论，无疑地具有游戏的性质。道理是明摆着的：双方都不是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辩论，他们只是给听众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都在为真理而辩论，实际上，双方的立场都是由抽签决定的。比如，“金钱是万能的”这样的辩题，不管哪一个队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为它辩护，哪怕每个队员都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也不得不维护这一辩题。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给我一个学说，我将为它找到论证。”所以，在辩论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坚持了真理，而在于哪一方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能够表现出高超的辩论技巧，尤其当一个辩论队抽到很不利于立论和发挥的辩题方向时，它的队员不得不采用种种诡辩的手法进行辩论。因此，作为比赛的辩论和历史上已发生的、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辩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这种差别，不少人把参加辩论比赛仅仅看作是一种游戏。

既肯定辩论比赛从根本上具有游戏的性质，又反对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游戏，这是否是一种逻辑矛盾呢？不，一点也不。这是因为，辩论比赛不光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从更深沉的思想层面上来看，也是辩论队与辩论队之间的文化交流；辩论队员在辩论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辩论技巧，更应该是他的光采夺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种蕴涵于辩论之中，但又超越于辩论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东西，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无论是训练的实践，还是这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华语辩论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如果以”玩辩论”的态度来对待辩论，难免会“走火入魔”，最后成为辩论的输家。

首先，“玩辩论”必然导致对对方人格的蔑视乃至否定。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人格要得到他人的尊重，他首先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玩辩论”的人由于把自己和对方都仅仅理解为辩论员而不是理解为独立的人格，就容易在辩论中说出一些有辱对方人格的话来。在这次新加坡辩论中有一个辩题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辩论的双方是香港大学队（正方）和台湾大学队（反方）。在自由辩论的过程中，台大队指责对方关于“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观点是像哈巴狗一样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港大队在反驳中说出了“天下的男人都是好色的”这样的句子，虽然孔子在《论语》中也有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说法，但不管如何，在辩论中出现“哈巴狗”、“好色”这样的词，而且明显地是指向对方的，总是在人格上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其次，“玩辩论”必然会导致在辩论中的胡搅蛮缠。如前所述，由于辩题的限制，在辩论中进行某种诡辩是难免的。比如，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但如果辩题要你证明“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你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诡辩的手法进行论证，但这样的诡辩不等于胡搅蛮缠，后者的涵义是：当一方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时，另一方仍然听而不闻，继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对方的身上。在台大队与我队辩论人性问题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方已再三阐明：“恶”就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然而台大队却硬说我们的观点是把恶和人的本能、欲望等同起来。他们先是制造了一辆“风车”，然后就像唐·吉诃德一样拚命地与这辆“风车”作战，这样的胡搅蛮缠在高水平的评委面前，不但不会得逞，反而会大大地失分。

最后，“玩辩论”必然会导致辩词的庸俗化、贫乏化，使之失去理论上和知识上的丰富内涵。凡是把辩论看作是技巧游戏的人都不会花力气认真地去阅读有关资料，认真地从理论上去解剖分析辩题，而是借助一些庸俗不堪的实例和趣味低劣的噱头进行辩论，甚至以感情取代理论，故作姿态地煽动听众的同情心。偶尔，这种低劣的辩论手法也会得逞于一时，但从根本上看，它已步入误区，如不幡然醒悟，必将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按照我们的观点，辩论队员犹如一棵树，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树干的话，他的辩论技巧不过是枝叶。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具有光采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辩论技巧才能臻于游刃有余的上乘境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训练队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如下的原则：先学会做人，然后才学会做辩论员；先学会尊重他人的人格，才学会遵守辩论的规则。这里的“先”不是时间在先的“先”，而是逻辑在先“先”。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不论是在何时何地参加何种辩论赛，尊重他人人格，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都是先决条件或绝对命令。

在训练中，当有的队员使用一些品位不高的实例和语句时，我们就马上进行纠正，我们甚至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觉得“篡改”这个词用得太重，有损对方的人格，我们主张用“改变”这个中性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只能用“偷换命题”的说法；我们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说法去批评对方；在新加坡参赛的过程中，队员们在台上台下都显得彬彬有礼，不失大家风范，给听众和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轮比赛获胜，我们都告诫队员不要骄傲，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参赛队的队员。

在平时的许多生活琐事上，我们也努力要求队员们尊重他人，学会做人。

赛事结束后，好几位队员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在选拔、训练和整个参赛的过程中，不光学会了如何辩论，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而后面这一点是终生享用不尽的。所以，辩论比赛虽然具有游戏的性质，但是我们却不能用纯然游戏的态度去对待它，只有确立起良好的人格形象，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辩论员。

自我表现与听众接受的关系

我很同意王沪宁教授打过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辩论好比是捧在两只手中间的一汪水，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出色，水是不会漏掉的；反之，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差的话，捧在手中的水就一点点漏掉了。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出，每个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关系到辩论的胜负。

那么，一个辩论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又以什么衡量呢？众所周知，在辩论过程中，在台上表现的是双方八个队员，而在台下观看的则是评委和听众，评委当然也是听众，但是特殊的听众，他们的评分将决定对垒的哪个辩论队取胜。评委主要根据双方队员的表现，如立论是否严密，陈述是否条理清楚，语言是否形象、幽默，姿态是否大方、潇洒等来打分；但事实上，评委在对辩论气氛和双方队员表现的感受和理解中，常常受到听众情绪的影响。听众好比“无冕的评委”，他们虽然无权给队员打分，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左右评委的打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队员的自我表现是否出色，并不依据于他自己的感觉，而是依据于评委和听众是否接受并认可了他的表现。正如人们不会根据某个人发表的宣言去评价这个人一样，评委也不会根据辩论队员自己的感觉去评价他们。

当然，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困难，但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一个辩论经验尚不丰富的队员身上，最易见到的是以下两种冲动：一是自我表现的冲动。

队员在上场前已经准备好一套辩词，他上场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把辩词统统倾倒出来，特别是对辩词中他自认为是比较精彩的部分，总是希望能在场上说出来。打个比方，这种心情就像一辆装满了黄沙的翻斗车，一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车上的黄沙全部卸下来，卸完之后，十分轻松，便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不妨把这种心理称之为“自我表现中心主义”；二是说服对方的冲动。既然是辩论，每个队员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试图说服对方的意向。殊不知，对方队员是不可说服的，他们既然来辩论，就一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即使他们的观点已陷入矛盾之中，也会千方百计地进行辩护，甚至进行诡辩。所以，在辩论过程中虽然对对方的基本立论要进行有力的打击，但要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立论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把这种冲动称之为“说服对方中心主义”。无论是“自我表现中心主义”还是“说服对方中心主义”，其共同的错误都是以自己在辩论中的主观意向去取代评委和听众的评价意向，这常常会导致场上的失误。

这两种中心主义有点类似于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上，把评委和听众看作是围绕自己旋转的行星，事实上，我们应当像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样把这种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即放弃“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新思路。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引导队员们完成这一观念上的“哥白尼转变”，从自我表现的立足点转向评委和听众接受的立足点，从我想说什么转向评委和听众希望我说什么。”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解构既能使队员们迅速适应场上的气氛，对自己的陈词作出切合评委和听众理论取向的改变，又能达到相互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团队精神达到最佳的发挥。

在与台湾大学队的决赛中，我方的立论是“人性本恶”。在国内准备这一辩题时，我们已撰写了陈述词的初稿。这一初稿主要从我方立论的主观意向出发，片面地强调人性中的恶根，比如，在分析历史中的恶行时，辩词中有这样的话：“纵观历史，又有哪一页是用玫瑰色写成的？”辩词初稿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对人性本恶的论证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漆黑一团，有一种强烈的悲观主义情调，这显然不利于听众和评委的接受。在新加坡决赛的前一天，我们拟出了“人性本恶”辩词的第二稿，这一稿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过教化可以后天地向善的内容，虽然冲淡了初稿的悲观主义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性本恶的主题反倒显得语焉不详了，这当然也不利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最后，从评委和听众的最广泛的接受性出发，我们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辩题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事实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事实，讲真理，理直气壮地把人性本恶阐释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价值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价值，讲理想，大声疾呼要通过好的教化来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把这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突出了人性本恶这一鲜明的主题，又表达了我方抑恶扬善的主张，从而使评委和听众觉得，我方的立论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相反，台大队在立论时，只是一味地颂扬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对荀子的人性本恶说则予以简单的否定，这就使评委在接受他们的立论时，心理上产生了阻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摆脱“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视角，乃是辩论取胜的重要前提。

知己与知彼的关系确立了“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开对方，我行我素。辩论不同于唱歌之类纯表演艺术，它毕竟是两个队的对垒，要是在场上回答不出对方提出的问题，在理论水平和气势上压不住对方，怎能赢得辩论的胜利？如前所述，要说服对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对方理屈词穷，明显地处于劣势却是可能的。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上是如此，辩论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辩论前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先说“知己”。这里的“己”当然不仅是指每个辩手自己，而且是指整个辩论队本身。毋庸讳言，每个队员都弄清楚自己在辩论过程中说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个队员作为”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辩论队之“大我”之中，是对“大我”的一切意图都了如指掌；同时，每个“小我”对其他“小我”的意图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为了达到“知己”这一境界，我们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训练。一是角色流动和定位训练。四个辩手就是四个不同的角色，从理论上看，一、二、三、四辩要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但从实践上看，当四个队员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要马上确定哪个队员充当哪个角色显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让每个队员都有机会去充当一、二、三、四辩手，“角色流动”有一个好处，即让每个队员对一、二、三、四辩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体验。在“流动”的基础上再来“角色定位”，已定下来的角色（如第二辩手）就不光知道自己这一“小我”，而且对第一、三、四辩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这样，相互配合也就比较容易了，而每个辩手在有利于自己担当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辩论技巧和才华表现出来。

二是整体配合训练。这里说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对辩题的基本概念获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恶”五个，每个辩手对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应有确定的、一致的认识；第二，对辩题立论和思想境界的一致认识，如“人性本恶”的立论是：人性先天地、与生俱来地是恶的；思想境界则是：人性本恶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并不鼓励恶，我们主张抑恶扬善；第三，对自由辩论中的主要战场的一致认识：如我们设计哪几个战场？这些战场的次序如何？由哪位辩手开辟哪个战场？等等。为了使队员们做到透彻地“知己”，每次辩论前，我们都要求每个队员把我方立论、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义、自由辩论的战场等独立地表述一遍，凡有模糊不清之处，马上进行纠正。由于每个队员对我队在辩论中的总体意图都有明确的、一致的认识，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团队精神发挥得比较好，队员们在场上能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比如，在与台大队辩论“人性本善”时，台大一辩引证了一段康德的语录，这段语录对康德的人性理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我方二辩和三辩几乎同时把自己做下的关于康德人性理论的另一段语录卡片递给我方一辩，供其反驳时使用。更有趣的是，为了论证“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熟读金庸小说的我方二辩引证了《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而这一点，未能赴新加坡辩论的一名候补队员居然也想到了。可见，由于我们在“知己”上下了较大的功夫，四个队员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只要听到一位辩手说什么，就马上知道他（她）的意图和下文是什么了。”

总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说来，训练有素的队伍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刚组成的队伍则明显地比较差，有的队员只关心自己的陈词，对其他辩手的陈词漠不关心，他们在陈词中出了错也不马上去弥补，这就很容易给对方队抓住矛盾，各个击破。当然，光是“知己”还是不够的，还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胜之道。如果只对自己的情况了如指掌，一片光明，对对方的情况则一无所知，漆黑一团，那对方只要提出一个新概念，使出一个新招，我方就会招架不住。

在场上最忌讳、最令人难堪的情况是：对方提出的问题、概念或资料，我方压根儿没有考虑过。碰到这样的情况，不仅失分，而且会失大分。

与“知己”一样，“知彼”的难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了解：对方可能采用怎样的思路来立论？如我们和剑桥大学队辩的题目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剑桥队是正方，我们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条不同的思路来立论。第一条思路是”欲望理性说”。这条思路认定，在前温饱阶段，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说，欲望压倒了理性，所以在这样的阶段不可能谈道德；等到温饱实现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这时谈道德才变得可能，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的理性已压倒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道德作为自觉的理性意识才可能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一条思路的前提是：当人们为生计所迫而谋求温饱时，谈道德是不现实的；其弱点是：在前温饱阶段，如果欲望支配着一切，人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话，恐怕连人类社会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温饱状态的来临。第二条思路是“道德认同论”。这条思路主张，在前温饱状态，每个人面对的直接问题是生存问题，当时不可能形成具有整体社会性的道德学说，于是，谈道德也无从谈起。达到温饱状态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出现了分工，这时，才可能出现真正的道德学说和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谈道德才是真正可能的。这一思路的前提是：真正的道德学说是在温饱的前提下形成的，所以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前提；其弱点是：“谈道德”的“道德”并不一定是系统的道德学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却是人类一诞生就已有了的。把这一点澄清，对方的立论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条思路是“习惯——人格——道德论”。根据这一思路，道德是主体的自觉意识，在普遍的独立人格形成之前，换言之，在独立的主体确立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道德的；在前温饱阶段，维系人际关系的是外在的风俗习惯，因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只有在达到温饱，确立普遍的人格后才能谈。这一思路的前提是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其弱点是：把道德概念窄化了，用一种比较高级的道德学说（如受主体良心制约的康德的道德学说）取代了一般的道德概念，其实，道德同时也是受外在社会舆论制约的，所以，虽然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可是，在它之中却包含种种道德观念，所以在前温饱状态我们仍然可以谈道德。

由于我方充分地设想了对方可能采取的三条思路，因而在辩论过程中能够从容应对，不为对方所乱。“知彼”还不止于了解对方的基本思路，还要了解对方对辩题基本概念的认识。在“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辩题中，涉及到“温饱”、“谈”、“道德”、“必要条件”这些基本概念，出于论题的需要，对方会把“温饱”的概念无限扩大，特别是把“温饱”和“生存”等同起来，而我方则要确定“贫困”（相当于“生存”）、“温饱”、“富裕”三大生活状态，尽量把“温饱”限制在确定的意义上；同时，对方又必然会把“道德”的概念无限窄化，从而为“谈道德”设置种种障碍，而我方的目的则是把“道德”概念尽量宽泛化，从而为我方之立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谈道德创造条件。

最后，“知彼”还要分析清楚对方在自由辩论中可能采用的战术。第一，“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比较接近于唯物主义和经验论的立场，对方可能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来驳难我们，于是，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主要是肯定马克思也强调道德对经济状况的反作用；第二，对方力图把辩论纳入到“温饱”的前提下，我方则竭力把讨论扩大到“前温饱”和“走向温饱”状态，从而扩大自由辩论的空间；第三，对方可能引入“禁忌”、“风俗习惯”、“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权”、“伦理”等新概念，与“道德”对应起来，而我方则要强调，所有这些概念都蕴涵道德，谈这些东西，也就是谈道德。

我们还全面地分析了剑桥队队员的年龄和知识结构。他们的年龄总和比我方大２２岁，因而擅长说理，但说多了，很容易把自由辩论的时间早早用完；另外，年龄大了，学历高了，相互之间又不易统一，相互之间会出现矛盾，反应也不一定会很敏锐。钟对这些情况，我们采用了相应的战术，比赛的结果自然是比较理想的。

一言以蔽之，“知己知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对双方的情况都了然于心，才能真正地确立获胜的信心。

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的关系

如前所述，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出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一、二次讲座，队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１．本学科的基本概念；２．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３．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讲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

第三，精读《四书》。考虑到辩论赛作为华语推广活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多做些准备。我们除布置队员熟读《四书》外，还要求他们熟读《孙子兵法》、《道德经》等重要著作。

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队员们在辩论时从容多了。刚开始参加辩论时，他们常常出现口误，主要是背景知识不熟悉，对方提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无从应对了。现在，可调动的知识积累多了，队员们在辩论时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机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给评委和听众留下知识面很宽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讨论辩题时，如果我们发现哪位队员的知识有不准确之处，就马上进行纠正。在训练时，除了一些共同的项目，我们也根据各个队员知识结构的特殊情况，分别对待，缺什么补什么，使队员们的知识积累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辩论凯旋后，队员们对专家们的知识讲座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另外，在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辩题下来后，我们还请一些专家进行“会诊”，进一步强化了专题知识，从而在辩论中能达到引经据典、挥洒自如的境界，获得评委和听众的一致好评。

知识积累是重要的，但不讲究辩论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许适用于作学术报告，但却不适用于辩论。剑桥队之所以负于复旦队，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知识积累上，而是出在辩论技巧上。尤其在辩题上不利于某一方时，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对方一筹，是很难取胜的。在辩论技巧上，我们以为，以下几点是比较重要的。

１．攻其要害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子或表达上争论不休，结果，看上去辩得很热闹，实际上已离题万里。这是辩论的大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对方一辩、二辩陈词后，迅速地判明对方立论中的要害问题，从而抓住这一问题，一攻到底，以便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对方。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的要害是：在不温饱的状况下，是否能谈道德？在辩论中只有始终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才能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在辩论中，人们常常有“避实就虚”的说法，偶尔使用这种技巧是必要的。比如，当对方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假如强不知以为知，勉强去回答，不但会失分，甚至可能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机智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另外找对方的弱点攻过去。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关键的问题上打硬仗。如果对方一提问题，我方立即回避，势必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以为我方不敢正视对方的问题。此外，如果我方对对方提出的基本立论和概念打击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锐地抓住对方要害，猛攻下去，务求必胜，乃是辩论的重要技巧。

２．利用矛盾

由于辩论双方各由四位队员组成，四位队员在辩论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即使是同一位队员，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出语很快，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当马上抓住，竭力扩大对方的矛盾，使之自顾不暇，无力进攻我方。比如，在与剑桥队辩论时，剑桥队的三辩认为法律不是道德，二辩则认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这两种见解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机扩大对方两位辩手之间的观点裂痕，迫使对方陷入窘境。又如对方一辩起先把“温饱”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后来在我方的凌厉攻势下，又大谈“饥寒”状态，这就是与先前的见解发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３．“引蛇出洞”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胶着状态：当对方死死守住其立论，不管我方如何进攻，对方只用几句话来应付时，如果仍采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调整进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从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入手，诱使对方离开阵地，从而打击对方，在评委和听众的心目中造成轰动效应。

在我方和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时，对方死守着“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医学问题”的见解，不为所动。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战术，我方二辩突然发问：“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为不致于在场上失分太多，对方一辩站起来乱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纠正，指出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就等于在对方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瓦解了对方的坚固的阵线。

４．“李代桃僵”

当我们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的。因此，按照我方预先的设想，如果让我方来辩正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社会影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我们在抽签中得到了辩题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我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这样一来，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力气纠缠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这一战术之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我方立论中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辩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知识积累和辩论技巧珠联璧合，才可能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

在辩论中，逻辑思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维显得严谨、条理，使立论变得牢不可破。但逻辑思维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语言变得枯燥、抽象，如果没有另一种思维——形象思维紧密配合的话，场上的气氛就会显得过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国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说过，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面前颤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颤抖一样。只有在辩论中融入形象思维，整个辩论过程才会充满活力，辩论赛也会真正地具有观赏价值。

先来看逻辑思维。这种思维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必须运用逻辑思维透彻地分析辩题，明了辩论双方的真实的逻辑地位和逻辑困难。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正方）和“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反方）的辩题在逻辑上都把“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割裂开来，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去攻击对方的这种逻辑上的割裂，因为对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指责我们。又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中的“必要条件”在逻辑上的含义是“无之必不然，有之不必然”。所以，正方在这一辩题中的逻辑困境显要证明：没有温饱就绝对不能谈道德。也就是说，反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在不温饱的状态下也能谈道德，正方在逻辑上就已被打倒了。明了双方在辩题上的逻辑关系是确定对方立论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达上必须讲究逻辑层次。许多辩论新手在刚上场时，观点的条理和层次常常是不清楚的，把几层意思混在一起说，评委和听众听了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重视逻辑层次，每个辩手的陈述稿都应层次分明，第一点讲什么，第二点讲什么，第三点讲什么，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同时，四位辩手的陈词在总体上也应体现逻辑层次，如一辩从理论上阐明立论，二辩从历史上阐明立论，三辩从现实上阐明立论，四辩总结陈词，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四个人的陈词合在一起，犹如一篇文章，给人以气势宏大、错落有致的印象。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来分析，他们常常有一种惰性心理，即希望辩手把问题的层次阐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气去整理、归类。所以，辩手们的表达愈是井井有条，就愈是容易为评委和听众所接受。

第三，必须善于进行归纳。一个辩手如果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见解，一说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领的话，他在辩论中是很难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样地，一个辩手如果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迅速地归纳对方的见解，他常常会在辩论中随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只有在逻辑上善于归纳的人，才会在辩论中紧紧抓住对方的要害，有针对性地打击对方，使对方真正陷入被动的局面。必须补充的是，对于第四辩手来说，归纳法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因为他不仅要迅速地归纳出对方四位辩手的基本见解，予以总体上的驳斥，而且要迅速地归纳出本方的基本见解，清清楚楚地陈述出来，从而赢得评委和听众对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当地使用归谬法。所谓归谬法就是沿着对方的逻辑把其观点推向极端，使其荒谬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予以否定。比如“经济发展了，文化才能繁荣”这个命题建立了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简单的逻辑联系，如果我们对这种简单的、线性的逻辑关系进行归谬的话，就可以说，“按照对方的逻辑，只要把经济抓好了，即使没有人去搞文化，文化也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这岂不是把经济和文化等同起来了吗？”也可以说，“根据对方的逻辑，凡是经济不发展的国家，文化一定是不会繁荣的，哪又怎么解释古希腊的文化是在其城邦经济和制度走向衰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虽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在哲学文化上却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对方的逻辑错误本来是不明显的，使用了归谬法，就使其错误明明白白地摆在评委和听众面前，从而能帮助他们迅速地判明对方的逻辑弱点。当然，归谬法的使用要注意适度性，如果用得过多过密，反而会给人以强词夺理的感觉。比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悉尼队有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称艾滋病为病，它当然是医学问题。我方马上对这一逻辑进行归谬：“政治病、社会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医学问题呢？”这种方式的归谬只要点到即可，不宜多用，否则过犹不及，适得其反。

在分析了逻辑思维的一些主要表现形式后，下面，我们再来看形象思维的问题。形象思维注重的是用具体的东西去打动评委和听众，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用形象的类比取代抽象的说理。在与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题目时，我方必然要指责对方把艾滋病这么大的问题局限在医学问题的小范围内，如何形象地表达我方的见解呢？我们采用了夸张地加以类比的表达手法，比如，“请对方辩友不要让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种不下参天大树的”等等，使听众和评委形象地感受到对方的理论错误。

第二，用具体的数据取代经院哲学式的说教。在辩论中，准确无误的数据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艾滋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列举了以下的数据：到１９９３年５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１４００万，患者达２５０万，到２０００年，感染者将达５０００万—１亿，患者将达１４００万。不用更多地说理，这些天文数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能用数字说明的地方要尽可能用数字，因为数字只要准确是无法驳斥，也是无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动的事例取代烦琐的论证。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准确无误的事实和数据一样，在辩论中是最有力的东西。比如，在论述“人性本恶”的辩题时，我方举了不少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又如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路易十五则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又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谋杀、抢劫、绑架、欺诈、伪善等等。难道不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形式吗？生动的事例不仅使我方的立论显得丰满和充实，而且也易于为评委和听众欣赏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在辩论中语言运用的优美与否，是评委打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在我队的辩论经验中，对语言优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为了驳斥剑桥队的“温饱决定论”，我方三辩对裴多菲的诗作了如下的改动：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温饱故，两者皆可抛。

这一幽默的驳斥在场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我方三辩又幽默地说：“如果哪个人给艾滋病‘爱’上的话，恐怕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吧！”，在批评对方把艾滋病局限于医学领域，必然会延误治疗，从而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我方三辩又机智地引证了柳宗元的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从而生动地刻画出对方在理论上孤立无援的窘态，为我方赢得了长时间的笑声和掌声。语言之幽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之诗化上，也表现在机智的应对上。在辩论“温饱”问题时，剑桥队的第四辩手一口气向我方提出了三个问题，可是，他在讲话中错误地称李光耀为新加坡的“总统”，我方第四辩手站起来，立即指出了他的这一常识性的错误，引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把严谨的逻辑思维与生动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训练中，我们既设置了对辩题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项目，又设置了形象地表达思想的项目，从而使队员们善于把这两种对立的思维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整个辩词显得严谨而又生动，条理分明而又感情充沛，从而得到了评委和听众的高度评价。

预定陈述与临场应对的关系

辩论中的全部台词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预先准备好的陈述词，可以说是“死的东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在陈述前和自由辩论中灵活应对的东西，可以说是“活的东西”，辩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就是要把这两部分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一、二、三、四辩手发言的时间分别是３、３、３、４分钟，自由辩论单方累计４分钟，单方共有发言时间１７分钟，假设一、二、三、四辩手分别留出０．５、０．５、０．５、１分钟用于临场辩护和驳斥，加上自由辩论的４分钟，共有灵活应对的时间约６．５分钟，占总发言时间的３８％左右。换言之，从时间上划分，１７分钟中有１０．５分钟是陈述“死的东西”，而６．５分钟则陈述“活的东西”。这两部分交接得是否好，是辩论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先来看预定的陈述。这部分内容是在辩论前已准备好的、队员已熟读乃至背诵出来的东西。我们对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在集体讨论、明确总体思路的情况下分头写出来，务求立论鲜明、说理透彻、语言形象、境界不俗。这部分内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应在反复斟酌辩题的基础上，在反复权衡各种思路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因此，在辩论过程中，不管对方的论点和论据出现什么变化，也不管对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问题，我们都要求，辩论队员无权擅自改动其中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临场组织起来的语言如何好，在逻辑严密性、语言的条理性和华美性上都不可能超过已经形成稿子的、精心准备的东西；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队员有权在场上擅自改动已准备好的陈述词，弄得不好就会把整个辩论队的思路、立论和底线都搞乱，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陈述词并不是教练的“硬性命令”，而是辩论队员自己已接受的东西。如果教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队员，队员上场后的表现不可能是很出色的，因为他们有心理障碍，他们讲的不是他们所想的，这就难免出岔子。所以，在准备陈述词时，队员们的任何一个疑问都应得到回答和解释，要鼓励他们提出各种顾虑，竭尽全力予以解决。总之，一句话，要使陈述词成为每个队员自己的东西。这样，他们在场上不但信心十足，而且也不会擅自去改变陈述词。当精心准备的陈述词能完整无遗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它远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动评委和听众的心。

再来看灵活的应对。如前所述，辩论的任何一方可灵活支配的时间是６．５分钟左右。这一时间是短暂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双方的激烈交锋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灵活应对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辩论的胜负。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看，这部分“活的东西”具有更大的观赏价值，因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机智的应变能力的集中体现。乍看起来，这部分内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实，是有规律可寻的。一个人的知识面愈是宽广，可供调动的事实和素材愈是丰富，他对某个辩题的准备愈是充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交锋想得愈是深入，临场应变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语愈能惊人。

对灵活应对的东西，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准确性。即用于临场应对的语言、事实、数据、典故必须准确无误，不能出半点差错。一个人名的偏差、一句话的口误、一个典故或引证的差错、一个数据的不实，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对方穷追不舍的话，就有可能把我方击败。第二，针对性。即必须重点攻击对方陈述中的基本概念、问题和观点。对方辩手在陈述中也许会出现许多问题，有不少“小辫子”可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驳斥，一是会影响陈述的时间，使已经准备好的陈述词无法完整地说出来；二是多中心等于无中心，抓的问题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与主题无关的细枝末节上去了，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就太惨了。因此，强调针对性，就是要使我们的队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削除枝蔓，着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包括对我方立论有根本威胁的问题）实施坚决的打击。第三，效果性。凡是灵活应对的内容，尤其要注意场上的效果。如果出语不惊人，即不可能构成对对方立论的有力打击和对我方立论的有效维护，那就应当换一个角度进行进攻，千万不可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说一些没有效果的废话。举例来讲，在与剑桥队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在短短４分钟自由辩论中引经据典，出语幽默，竟赢得了１５次掌声和笑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陈述和自由应对的时间比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辩论过程中真正地使两者水乳交融，换言之，是把握好两者关系的“度”的问题。有的辩论队偏重于陈述词而对灵活应对部分缺乏认真的准备，在场上会给人留下过于呆板、僵硬的感觉；也有的辩论队过于重视灵活应对部分而轻视陈述词，给人的感觉是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且有支离破碎的感觉。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只有同时重视两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与奇的关系

《孙子兵法》强调在军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要兵不厌诈，这里涉及的正是“正”与“奇”的关系问题。拿破仑用兵如神，被他打败的将领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规律，实际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规律，而是用兵已达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胜。在辩论中，也涉及到“正”与“奇”的关系。

所谓“正”，也就是对立论、自由辩论的设计都合乎常规；所谓“奇”就是在整个设计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往往使对方在辩论中措手不及，从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在辩论中应当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只讲“正”而不求“奇”，会给人以呆板的感觉；反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确的方向，也会“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们的看法是：辩论应以“正”为基础，应从大处着眼，作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即在不损害立论，不哗众取宠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达方式，以有效地打击对方。

比如，就“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来说，当然重点是讨论“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设想，我方在立论中将会割裂“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可是，我方的立论却有出奇不意之处。我方并不否认温饱了可以谈道德，我方否认的仅仅是把谈道德局限在温饱条件下的观点。另外，道德不光与人们的经济情况有关，它的部分内容（如性道德）与人们之间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即使在非温饱的状态下，只要人们之间存在性关系，就会有相应的性道德。这是我们原来在设计自由辩论时准备的一只“杀手锏”，后来由于时间关系在场上没能打出来。如果打出来的话，对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辩论中，我方准备了一个出奇不意的问题：“艾滋病的发生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医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模棱两可，对方很难回答。如果对方回答是社会出了问题，那我们就说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如果对方回答是医学出了问题，那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责问对方：同性恋、吸毒等都是医学问题吗？我们还准备了另一个十分刁钻的问题：“如果一位老太太给一辆车撞倒了，肇事者已逃之夭夭，另一个人把她救了起来，那么，这个事故的责任应该由哪个人来负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撞伤了，当然要通过医学手段给她治疗，但事情的起因却在社会上，应是社会交通事故，即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论中突然提出来，对方要马上理清思路，进行回答是困难的；如果贸然回答，则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动。

再如，在“人性本恶”的辩题中，我方估计对方为了针锋相对地强调人性中的善根，肯定会提到“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问题，因为常人，包括我们的好多理论家在内，也常常会提出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中蕴涵的逻辑错误是：人和动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动物是人的种概念，而人则是动物中的一类，尽管是最高级的一种，但归根到底，人仍然是动物。不管我们给人下怎样的定义，如“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这些定义的最后两个字总是动物。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相区别”这个提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在逻辑上否认了人是动物。正确的提法应是，“人与人以外的动物相区别”。如果抓住这一问题，出奇不意地攻击对方的话，这对我们将是十分有利的。在自由辩论中，对方果然提到了这一问题，遗憾的是，我方未能及时抓住这一问题，予以展开。这是应当加以总结的重要经验。

综上所述，在辩论中把“正”和“奇”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在每场辩论中都要准备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问题，才能在心理上震慑对方，并乘机突破对方的防线，长驱直入，战而胜之。

规范与描述的关系

当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进行分析时，都会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导致人口的老龄化”这一辩题，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龄化”、“必然”、”导致”这些概念。在通常的辩论准备中，人们总是通过查阅词典的办法试图给这些概念下定义。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这样做也有它的负面效应，因为下定义的方法，即规范的方法，常常会出现漏洞，从而被对方抓住。如“老龄化”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龄”，六十岁以上，还是七十岁以上，这是很模糊的问题；而“老龄化”到底是指人口总数中老年人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这又是一个新问题。总之，我们在平时的谈话中提到各种概念时，它们的含义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对它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下一个恰当的定义，就变得十分困难了。比如，当一个古希腊人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时，另一个人很幽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鸡扔在他的面前，问他这是不是人，他无言以对。

可见，在辩论中，热衷于给一个个概念下明确的定义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辩论队中，第一辩手的任务就是给辩题中出现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确的定义。这样做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要辩论总得先澄明概念的涵义，然而，规定同时也就是否定，规范概念的结果常常为对方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炮弹。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水清无鱼”，把辩题和概念交待得太清楚了，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实，第一辩手的任务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他（她）的任务应是双重的，即既要说出什么，又必须隐藏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对概念下定义，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显得很重要。所谓“描述”，也就是不进行概括和规范，不揭示概念之本质涵义，只是从现象上对概念进行描述，甚至是同义反复的描述。

比如“温饱”这个概念，听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义却很困难。如果我把它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无衣食之困”，对方马上就可以追问我：“你的‘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指一个团体、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也可以问我：“你的‘大部分人’的含义是什么？是人口的６０％、７０％还是８０％？”对这些问题，假如我继续回答，就会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从而完全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只要我们不采取规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会产生了。什么是温饱？我们的回答是：“温饱就是饱食暖衣”。这个回答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但它给人的感觉是，我们已清楚地阐释了这个概念，而对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实施攻击。这样，在以后的辩论过程中，当我们对“温饱”这一概念作出新的补充和说明时，我们就显得比较灵活、自由，不至于给对方抓住什么矛盾。

又如，“人性”这一概念人们已争了数千年，各种观点纷然杂陈，要对它下定义自然也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我们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们在辩词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则是通过教化和社会化获得的；人性本恶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具有无节制地扩展的倾向，而人的社会属性或是对这种倾向推波助澜，或是抑恶扬善，把人的自然属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描述性的方法往往使对方处在一片雾霭之中，他们什么都听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纪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维特根斯坦不主张运用概念去规范事物的本质，而是主张描述事物的具体特征，他认为事物之间只存在着“家族类似”，不存在所谓共同的本质。比如你问我：“什么是游戏？”我不会给你一个游戏的定义，我会告诉你乒乓、篮球、扑克是怎么玩的，因为这些都是游戏，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们，而尽量避免用抽象的论述进行概括。其实，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见端倪。孔子的学生问“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复他们，而是根据问的人的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回答。所有这些，对我们进行辩论都是有启发的。由于尽量避免下定义，我们在辩论中始终比较主动，对方摸不到我们的实处。

当然，我们说，尽量避免用规范或下定义的方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拒绝下定义。在某些辩论中，个别必须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义的方法。比如，在辩论“人性”问题时，我们把“恶”定义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对方把人的本能与恶简单地等同起来。但这一定义确实像任何其他的定义一样，包含着受攻击的危险。要是对方抓住“无节制”这一概念做文章，我们是很难回答的。他们可以这样向我们提问：“如果一个人的胃口是吃一个饼，但由于某种饼特别好吃，他吃了一个半，这是不是一种‘恶的行为’呢？”他们也可以问：“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统治阶级欲望的无节制地扩展，但为什么不少人反倒称农民起义为‘恶’呢？”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当然，在该下定义地方，不管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下定义。同时，在下了定义之后，又要对可能遭受到的攻击作充分的准备。这样做才可能避免被动的地面。

总之，要准确地使用描述和定义的方法，两者不可偏废，但要尽量多用描述的方法，从而达到既讲清某些问题，又隐蔽另一些问题的境界，使对方不能迅速地判断并抓住我方观点中根本性的东西。

收敛与发散的关系

在辩论中常常会发生两种极端化的现象。一种现象是，拘泥于辩论内容本身，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当辩题比较枯燥乏味时，整个辩论过程就显得毫无生气。比如，“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这样的辩题，要是只限于专业知识进行辩论，那听众就会索然无味。另一种现象是，在辩论中双方都开“无轨电车”，结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愈辩愈跑题，愈辩愈离谱，评委和听众接受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无疑地，这样的辩论也是缺乏观赏价值的。

要避免这两种现象，除了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上做文章外，还要努力处理好收敛性思维方式和发散性思维方式的关系。所谓“收敛性思维方式”，也就是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必须始终扣住辩论的主题和基本问题，避免辩论滑入到细节问题或与主题无关的问题上去；所谓“发散性思维方式”就是在辩论中敢于把问题撒出去，离开枯燥晦涩的专业语言，扩 散到日常生活、历史事实、文学作品、典故轶事、奇趣异闻等上面去，从而大大地打开知识视界，给听众和评委以知识和美的享受。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互补，如果坚执于第一种，可能失之偏狭，缺乏情趣；如果坚执于第二种，也可能失之宽泛，缺乏论证的严密性和严肃性。只有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整个辩论过程既紧扣主题，又汪洋恣肆； 既层次分明，又妙趣横生；既如一篇立论严密、一气呵成的论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肠荡气的史诗，令辩者意气风发，令评委和听众留连忘返。

在训练时，我们要求每个队员在场上都应达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境界。我们安排了一些训练，如要队员在２０分钟时间内快速翻阅一本书，然后用简炼的语言概括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要紧扣书的主题来说，不允许说废话；我们也要求队员快速读完一篇文章，立即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进行批驳，驳斥要有力，不允许停留在枝节问题上。这 些训练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队员们的收敛式思维能力，他们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问题进行辩论。另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锻炼队员进行发散式思维的训练。我们会出一些古怪的题目让队员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如“克拉利佩奥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历史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希特勒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前国际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你见到外星人，你想告诉他什么？”“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后将会死去，你认为他将想什么？”“如果南极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这些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横生的问题，促使队员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处翱翔，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联想和跳跃式思维的能力。这些训练的结果是，队员们在场上常能很好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并熟练地进行运用。

比如，在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四辩机智地注意到减肥小姐“温而不饱”的特殊情况，从而提出了一个发散性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温饱了才能谈道德的话，那么减肥小姐的俱乐部岂不成了拳击场了吗？”因为小姐们既然未达到“温饱”状态。当然就可以不谈道德了。这一问题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从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对方提出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如果医学能治好艾滋病，难道它还是社会问题吗？”我方二辩立即作了发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装进一个瓶子里去。如果人类不存在，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在这里讨论艾滋病问题呢？”乍看起来，“把巴黎装进瓶子里”与“艾滋病”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在这里，这种发散式的回答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另外，当对方强调艾滋病毒是在医院里发现的，因而只能是医学问题时，我方二辩又提出了一个发散性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在医院里发现的东西都是医学问题的话，那要是有人在医院里捡到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也成了医学问题了？”从表面上看，“拣钥匙”与“艾滋病”也是毫无关系的，可在这里却达到了巧妙的结合，把辩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还有，当对方辩手提出：“母婴传染是艾滋病传播的渠道之一，请问，对刚生出来的婴儿如何进行性教育？”这个问题也提得比较刁钻，但我方三辩运用发散式思维从容应对：“对不懂事的婴儿当然无法进行性教育，但对母亲难道不能进行性教育吗？”听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我方三辩把回答从“婴儿”发散到“母亲”的身上，自然使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再如，在关于“人性”问题的辩论中，对方强调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我方三辩立即提出了一个对方未曾想到的，也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人性本善，人们怎么可能拿起屠刀？”从“放下屠刀”发散到“拿起屠刀”，思维的跳跃是何等神速，在对方张口结舌之时，场上立即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使每个队员都兼具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这一点上又是不能的，因为整个辩论过程瞬息万变，万一有队员矢之偏颇，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说，辩论队作为一个整体，它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应当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中保持必要的张力。

于是，我们确定二辩手在整个辩论过程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从“起、承、转、合”的角度看，二辩手之“承”起 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辩手担当“收敛”的角色是很合适的。当然，担任这一角色的 队员最好比较沉着冷静，不会听凭自己的激情到处驰骋，而是善于把全队的激情控制在确定 的轨道上，从而起到辩论队的“灵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对方一辩手，至多再加上二辩手陈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对方立论中的基本论点和问题，并为以后的辩手 指明攻击的方向。在平时的辩论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二辩手抓不住对方立论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从而把整场辩论引向歧路。所以，这方面的收敛作用是十分 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与否。二是在自由辩论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一般说来，自 由辩论表现为一个即兴的、相当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辩论队如何保持一种“流 动的整体意识”，始终紧紧地扣住主题进行辩论，这是一项高超的艺术，而在这一艺术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那位担当收敛角色的队员。他的脑子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念头——” 使辩论回到主题上去”，每当自由辩论像无根基的浮萍飘向枝节问题或跑题的时候，他就要 站起来发言，把问题重新捡回到主题上来：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跃吧。

老实说，二辩手要起好收敛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对方一讲话就暴露出许多问题，从而会产生一种力图去驳斥这些问题的“诱惑”，二辩手应当绝对地战胜这种诱惑，紧紧地抓住最根本的问题实施攻击，从而使整场辩论纳入到我方设定的轨道中去。

光确定“收敛者”是不够的，我们还指定另一名队员担任“发散者”。“发散者”的使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陈述和自由辩论的过程中起到谈笑风生、纵横捭阖的作用。乍看上去，他的发言似乎常常游离于辩题之外，其实，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阐明本方的题旨和攻击对方的立论。“发散者”最好由处在“转”的位置上的三辩手来担当，担当这一角色的队员不仅要知识面宽，联想能力丰富，而且要思想活跃，善发刁钻之论。

如果具有这样的特质，他在场上常常表现得十分活泼，挥洒自如，如入无人之境，从而在听众和评委中营造出一种新的气氛，并给对方辩手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使之措手不及，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发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拓展出一个新的知识空间，拓展出辩论赛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归根到底，“发散者”应当服从“收敛者”，紧紧扣住主题来辩论，离开主题来发散，“流动的整体意识”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语言碎片，这乃是辩论之大忌。

正如在科学研究中一样，在辩论中，保持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间的“必要的张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篇：辩论中的十大关系

辩论中的十大关系

作为哲学系的教师，我自然对逻辑、修辞学和雄辩术怀有一定的兴趣．据说，古希腊的 德谟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来发愤苦练，竟至于把石块含在嘴里练习发音，结果成 了古希腊的第一雄辩家；也据说，当时智者派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鲁泰哥拉和伟大的政治家 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扔标枪的运动员，还是主持竞技 会的人应该对不幸被标枪刺死的人负责．古希腊人的这种论辩的热情尤其表现在苏格拉底的 身上，这位自诩为“雅典的牛虻”的哲学家整天蓬头赤足，到处找人辩论，柏拉图的三十余 篇脍炙人口的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辉煌的辩论业绩．这些夹杂着滔滔雄辩和奇妙神话的记录 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辩论术中卓越的范本，更何况，正是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才产生 并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经久不衰影响的辩证法精神！

然而，哲学上的关注和实践中的参与毕竟是两回事．当我成为１９９３年首届国际大专 辩论会复旦代表队的领队和教练；当我搁下正在研究的数个科研项目，全身心地卷入辩论队 队员的选拔、训练，并带领他们赴新加坡参加辩论会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辩论中的种种酸甜 苦辣，在华丽动人的辩论词背后，发现了准备辩论必然会付出的艰辛的劳动．

换言之，我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辩论经验，虽然是一孔之见，也未经过认真的提炼和总 结，但对类似的辩论说来，或许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可能是出于专业的限制吧，我自觉地 或不自觉地力图从哲学上来理解并阐明这些实证的经验，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下面，让我 们逐一讨论在辩论中必然会遭遇到的这十大关系．

人格形象与辩论员形象的关系 由双方各组织四名队员，确定题目进行辩论，无疑地具有游戏的性质．道理是明摆着的 ：双方都不是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辩论，他们只是给听众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都在为真 理而辩论，实际上，双方的立场都是由抽签决定的．比如，“金钱是万能的”这样的辩题，不管哪一个队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为它辩护，哪怕每个队员都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也不 得不维护这一辩题．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给我一个学 说，我将为它找到论证．”所以，在辩论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坚持了真理，而 在于哪一方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能够表现出高超的辩论技巧，尤其当一个辩论队抽到很 不利于立论和发挥的辩题方向时，它的队员不得不采用种种诡辩的手法进行辩论．因此，作 为比赛的辩论和历史上已发生的、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辩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这 种差别，不少人把参加辩论比赛仅仅看作是一种游戏．

既肯定辩论比赛从根本上具有游戏的性质，又反对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游戏，这是否 是一种逻辑矛盾呢？不，一点也不．这是因为，辩论比赛不光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从更深 沉的思想层面上来看，也是辩论队与辩论队之间的文化交流；辩论队员在辩论过程中显示出 来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辩论技巧，更应该是他的光采夺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种蕴涵 于辩论之中，但又超越于

辩论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东西，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无论是训练的实践，还是这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华语辩论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如果以” 玩辩论”的态度来对待辩论，难免会“走火入魔”，最后成为辩论的输家．

首先，“玩辩论”必然导致对对方人格的蔑视乃至否定．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人格要得 到他人的尊重，他首先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玩辩论”的人由于把自己和对方都仅仅理解 为辩论员而不是理解为独立的人格，就容易在辩论中说出一些有辱对方人格的话来．在这次 新加坡辩论中有一个辩题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辩论的双方是香港大学队（正方）和 台湾大学队（反方）．在自由辩论的过程中，台大队指责对方关于“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 观点是像哈巴狗一样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港大队在反驳中说出了“天下的男人都是好 色的”这样的句子，虽然孔子在《论语》中也有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说法，但不 管如何，在辩论中出现“哈巴狗”、“好色”这样的词，而且明显地是指向对方的，总是在 人格上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其次，“玩辩论”必然会导致在辩论中的胡搅蛮缠．如前所述，由于辩题的限制，在辩 论中进行某种诡辩是难免的．比如，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但如果辩题要你 证明“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你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诡辩的手法进行论证，但这样的诡辩不等于胡搅蛮缠，后者的涵义是：当一方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时，另一方仍 然听而不闻，继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对方的身上．在台大队与我队辩论人性问题时就出现 过这种情况．我方已再三阐明：“恶”就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然而台大队却 硬说我们的观点是把恶和人的本能、欲望等同起来．他们先是制造了一辆“风车”，然后就 像唐·吉诃德一样拚命地与这辆“风车”作战，这样的胡搅蛮缠在高水平的评委面前，不但 不会得逞，反而会大大地失分． 最后，“玩辩论”必然会导致辩词的庸俗化、贫乏化，使之失去理论上和知识上的丰富 内涵．凡是把辩论看作是技巧游戏的人都不会花力气认真地去阅读有关资料，认真地从理论 上去解剖分析辩题，而是借助一些庸俗不堪的实例和趣味低劣的噱头进行辩论，甚至以感情 取代理论，故作姿态地煽动听众的同情心．偶尔，这种低劣的辩论手法也会得逞于一时，但 从根本上看，它已步入误区，如不幡然醒悟，必将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按照我们的观点，辩论队员犹如一棵树，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树干的话，他的辩论技巧 不过是枝叶．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具有光采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辩论技巧才能臻于游刃 有余的上乘境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训练队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如下的原则：先 学会做人，然后才学会做辩论员；先学会尊重他人的人格，才学会遵守辩论的规则．这里的 “先”不是时间在先的“先”，而是逻辑在先的“先”．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 下，不论是在何时何地参加何种辩论赛，尊重他人人格，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都是先决条件 或绝对命令．

在训练中，当有的队员使用一些品位不高的实例和语句时，我们就马上进行纠正，我们 甚至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觉得“篡改”这个词用得太重，有损对方的人格，我们主张用“改变”这个中性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只能用“偷换命题”的说法；我们 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说法去批评对方；在新加坡参赛的过程中，队员们在台上台下都显得彬彬

有礼，不失大家风范，给听众和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 一轮比赛获胜，我们都告诫队员不要骄傲，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参赛队的队员．

在平时的许多生活琐事上，我们也努力要求队员们尊重他人，学会做人． 赛事结束后，好几位队员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在选拔、训练和整个参赛的过程中，不光 学会了如何辩论，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而后面这一点是终生享用不尽的．所以，辩 论比赛虽然具有游戏的性质，但是我们却不能用纯然游戏的态度去对待它，只有确立起良好 的人格形象，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辩论员．

自我表现与听众接受的关系

我很同意王沪宁教授打过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辩论好比是捧在两只手中间的一汪水，如 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出色，水是不会漏掉的；反之，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差的话，捧 在手中的水就一点点漏掉了．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出，每个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关系到辩 论的胜负．

那么，一个辩论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又以什么衡量呢？众所周知，在辩论过程中，在 台上表现的是双方八个队员，而在台下观看的则是评委和听众，评委当然也是听众，但是特 殊的听众，他们的评分将决定对垒的哪个辩论队取胜．评委主要根据双方队员的表现，如立 论是否严密，陈述是否条理清楚，语言是否形象、幽默，姿态是否大方、潇洒等来打分；但 事实上，评委在对辩论气氛和双方队员表现的感受和理解中，常常受到听众情绪的影响．听 众好比“无冕的评委”，他们虽然无权给队员打分，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左 右评委的打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队员的自我表现是否出色，并不依据于他自己的感觉，而是依据于评委和听众是否接受并认可了他的表现．正如人们不会根据某个人发表的宣言去 评价这个人一样，评委也不会根据辩论队员自己的感觉去评价他们．

当然，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困难，但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 一个辩论经验尚不丰富的队员身上，最易见到的是以下两种冲动：一是自我表现的冲动． 队员在上场前已经准备好一套辩词，他上场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把辩词统统倾倒出来，特别是对辩词中他自认为是比较精彩的部分，总是希望能在场上说出来．打个比方，这种心 情就像一辆装满了黄沙的翻斗车，一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车上的黄沙全部卸下来，卸完之后，十分轻松，便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不妨把这种心理称之为“自我表现中心 主义”；二是说服对方的冲动．既然是辩论，每个队员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试图说服对 方的意向．殊不知，对方队员是不可说服的，他们既然来辩论，就一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坚持 到底，即使他们的观点已陷入矛盾之中，也会千方百计地进行辩护，甚至进行诡辩．所以，在辩论过程中虽然对对方的基本立论要进行有力的打击，但要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立论却是 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把这种冲动称之为“说服对方中心主义”．无论是“自我表现中心 主义”还是“说服对方中心主义”，其共同的错误都是以自己在辩论中的主观意向去取代评 委和听众的评价意向，这常常会导致场上的失误．

这两种中心主义有点类似于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 上，把评委和听众看作是围绕自己旋转的行星，事实上，我们应当像哥白尼的“日心说”一 样把这种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即放弃“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确立 “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新思路．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引导队员们完成这一观念上的“哥白尼转变”，从自我表 现的立足点转向评委和听众接受的立足点，从我想说什么转向评委和听众希望我说什么．” 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解构既能使队员们迅速适应场上的气氛，对 自己的陈词作出切合评委和听众理论取向的改变，又能达到相互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团队精 神达到最佳的发挥．

在与台湾大学队的决赛中，我方的立论是“人性本恶”．在国内准备这一辩题时，我们 已撰写了陈述词的初稿．这一初稿主要从我方立论的主观意向出发，片面地强调人性中的恶 根，比如，在分析历史中的恶行时，辩词中有这样的话：“纵观历史，又有哪一页是用玫瑰 色写成的？”辩词初稿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对人性本恶的论证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 漆黑一团，有一种强烈的悲观主义情调，这显然不利于听众和评委的接受．在新加坡决赛的 前一天，我们拟出了“人性本恶”辩词的第二稿，这一稿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过教化可以后 天地向善的内容，虽然冲淡了初稿的悲观主义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性本恶的主 题反倒显得语焉不详了，这当然也不利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最后，从评委和听众的最广泛 的接受性出发，我们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辩题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事实层面，在这个 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事实，讲真理，理直气壮地把人性本恶阐释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价 值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价值，讲理想，大声疾呼要通过好的教化来使人性向善 的方向发展．把这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突出了人性本恶这一鲜明的主题，又表达了 我方抑恶扬善的主张，从而使评委和听众觉得，我方的立论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 相反，台大队在立论时，只是一味地颂扬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对荀子的人性本恶说则予以简 单的否定，这就使评委在接受他们的立论时，心理上产生了阻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摆脱“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视角，乃是辩论取胜的重要前提． 知己与知彼的关系确立了“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开对方，我行我素．辩论不同于唱歌之类纯表演艺术，它毕竟是两个队的对垒，要是在场上回答不 出对方提出的问题，在理论水平和气势上压不住对方，怎能赢得辩论的胜利？如前所述，要 说服对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对方理屈词穷，明显地处于劣势却是可能的．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上是如此，辩论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辩论 前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先说“知己”．这里的“己”当然不仅是指每个辩手自己，而且是指整个辩论队本身． 毋庸讳言，每个队员都弄清楚自己在辩论过程中说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个队员作为” 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辩论队之“大我”之中，是对“大我”的一切意图都了如指掌 ；同时，每个“小我”对其他“小我”的意图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为了达到“知己”这一境界，我们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训练．一是角色流动和定位训练 ．

四个辩手就是四个不同的角色，从理论上看，一、二、三、四辩要起到起、承、转、合的 作用；但从实践上看，当四个队员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要马上确定哪个队员充当哪个角色 显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让每个队员都有机会去充当一、二、三、四辩手，“角色流动” 有一个好处，即让每个队员对一、二、三、四辩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体验 ．在“流动”的基础上再来“角色定位”，已定下来的角色（如第二辩手）就不光知道自己 这一“小我”，而且对第一、三、四辩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这样，相互配合也就比 较容易了，而每个辩手在有利于自己担当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辩论技巧和才 华表现出来． 二是整体配合训练．这里说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对辩题的基本概念 获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 ”、“恶”五个，每个辩手对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应有确定的、一致的认识；第二，对辩题立论和思想境界的一致认识，如“人性本恶”的立论是：人性先天地、与生俱来地 是恶的；思想境界则是：人性本恶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并不鼓励恶，我们主张抑恶扬善；第 三，对自由辩论中的主要战场的一致认识：如我们设计哪几个战场？这些战场的次序如何？ 由哪位辩手开辟哪个战场？等等．为了使队员们做到透彻地“知己”，每次辩论前，我们都 要求每个队员把我方立论、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义、自由辩论的战场等独立地表述一遍，凡有模糊不清之处，马上进行纠正．由于每个队员对我队在辩论中的总体意图都有明确的、一致的认识，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团队精神发挥得比较好，队员们在场上能做到“心 有灵犀一点通”．比如，在与台大队辩论“人性本善”时，台大一辩引证了一段康德的语录，这段语录对康德的人性理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我方二辩和三辩几乎同时把自己做下的 关于康德人性理论的另一段语录卡片递给我方一辩，供其反驳时使用．更有趣的是，为了论 证“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熟读金庸小说的我方二辩引证了《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而这一点，未能赴新加坡辩论的一名候补队员居然也想到了．可见，由于我们在“知己” 上下了较大的功夫，四个队员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只要听到一位辩 手说什么，就马上知道他（她）的意图和下文是什么了．” 总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说来，训练有素的队伍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刚 组成的队伍则明显地比较差，有的队员只关心自己的陈词，对其他辩手的陈词漠不关心，他 们在陈词中出了错也不马上去弥补，这就很容易给对方队抓住矛盾，各个击破．当然，光是 “知己”还是不够的，还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胜之道．如果只对自己的情况了如指掌，一片光明，对对方的情况则一无所知，漆黑一团，那对方只要提出一个新概念，使出一个 新招，我方就会招架不住． 在场上最忌讳、最令人难堪的情况是：对方提出的问题、概念或资料，我方压根儿没有 考虑过．碰到这样的情况，不仅失分，而且会失大分． 与“知己”一样，“知彼”的难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了解 ：对方可能采用怎样的思路来立论？如我们和剑桥大学队辩的题目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 要条件”．剑桥队是正方，我们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条不同的思路来立论．第一条思路是” 欲望理性说”．这条思路认定，在前温饱阶段，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说，欲望压倒了理性，所以在这样的阶段不可能谈道德；等到温饱实现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解 决了，这时谈道德才变得可能，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的理性已压倒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道德作为自觉的理性意识才可能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一条思路的前

提是：当人们为生计所 迫而谋求温饱时，谈道德是不现实的；其弱点是：在前温饱阶段，如果欲望支配着一切，人 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话，恐怕连人类社会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温饱状态的来临．第二条思路 是“道德认同论”．这条思路主张，在前温饱状态，每个人面对的直接问题是生存问题，当 时不可能形成具有整体社会性的道德学说，于是，谈道德也无从谈起．达到温饱状态后，体 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出现了分工，这时，才可能出现真正的道德学说和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谈道德才是真正可能的．这一思路的前提是：真正的道德学说是在温饱的前提下形成的，所 以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前提；其弱点是：“谈道德”的“道德”并不一定是系统的道德学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作为 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却是人类一诞生就已有了的．把这一点澄清，对方的立论就不攻 自破了．第三条思路是“习惯——人格——道德论”．根据这一思路，道德是主体的自觉意 识，在普遍的独立人格形成之前，换言之，在独立的主体确立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道 德的；在前温饱阶段，维系人际关系的是外在的风俗习惯，因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只有在达 到温饱，确立普遍的人格后才能谈．这一思路的前提是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其弱点是：把 道德概念窄化了，用一种比较高级的道德学说（如受主体良心制约的康德的道德学说）取代 了一般的道德概念，其实，道德同时也是受外在社会舆论制约的，所以，虽然风俗习惯不等 于道德，可是，在它之中却包含种种道德观念，所以在前温饱状态我们仍然可以谈道德． 由于我方充分地设想了对方可能采取的三条思路，因而在辩论过程中能够从容应对，不 为对方所乱．“知彼”还不止于了解对方的基本思路，还要了解对方对辩题基本概念的认识 ．在“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辩题中，涉及到“温饱”、“谈”、“道德”、“必要 条件”这些基本概念，出于论题的需要，对方会把“温饱”的概念无限扩大，特别是把“温 饱”和“生存”等同起来，而我方则要确定“贫困”（相当于“生存”）、“温饱”、“富 裕”三大生活状态，尽量把“温饱”限制在确定的意义上；同时，对方又必然会把“道德” 的概念无限窄化，从而为“谈道德”设置种种障碍，而我方的目的则是把“道德”概念尽量 宽泛化，从而为我方之立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谈道德创造条件． 最后，“知彼”还要分析清楚对方在自由辩论中可能采用的战术．第一，“温饱是谈道 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比较接近于唯物主义和经验论的立场，对方可能用马克思关于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来驳难我们，于是，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主要是肯定 马克思也强调道德对经济状况的反作用；第二，对方力图把辩论纳入到“温饱”的前提下，我方则竭力把讨论扩大到“前温饱”和“走向温饱”状态，从而扩大自由辩论的空间；第三，对方可能引入“禁忌”、“风俗习惯”、“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权”、“伦理 ”等新概念，与“道德”对应起来，而我方则要强调，所有这些概念都蕴涵道德，谈这些东 西，也就是谈道德． 我们还全面地分析了剑桥队队员的年龄和知识结构．他们的年龄总和比我方大２２岁，因而擅长说理，但说多了，很容易把自由辩论的时间早早用完；另外，年龄大了，学历高了，相互之间又不易统一，相互之间会出现矛盾，反应也不一定会很敏锐．钟对这些情况，我 们采用了相应的战术，比赛的结果自然是比较理想的． 一言以蔽之，“知己知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对双方的情况都了然于心，才 能真正地确立获胜的信心． 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的关系 如前所述，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 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 出

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 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 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 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 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 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 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 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 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一、二次讲座，队 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

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 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１．本学科的基本概念；２．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 ３．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 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 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 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 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 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 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讲 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 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 第三，精读《四书》．考虑到辩论赛作为华语推广活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 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多做些准备．我们除布置队员熟读《四书》外，还要 求他们熟读《孙子兵法》、《道德经》等重要著作． 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队员们在辩论时从容多了．刚开始参加辩论时，他们常常出现口 误，主要是背景知识不熟悉，对方提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无从应对了．现在，可调动的 知识积累多了，队员们在辩论时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机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给评委和 听众留下知识面很宽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讨论辩题时，如果我们发现哪位队员的知识有不 准确之处，就马上进行纠正．在训练时，除了一些共同的项目，我们也根据各个队员知识结 构的特殊情况，分别对待，缺什么补什么，使队员们的知识积累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新 加坡辩论凯旋后，队员们对专家们的知识讲座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另外，在国际大专辩论赛 的辩题下来后，我们还请一些专家进行“会诊”，进一步强化了专题知识从而在辩论中能 达到引经据典、挥洒自如的境界，获得评委和听众的一致好评． 知识积累是重要的，但不讲究辩论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许适用于作学术报告，但 却不适用于辩论．剑桥队之所以负于复旦队，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知识积累上，而是出在辩论 技

巧上．尤其在辩题上不利于某一方时，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对方一筹，是很难取胜 的．在辩论技巧上，我们以为，以下几点是比较重要的． １．攻其要害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子或表达上争论 不休，结果，看上去辩得很热闹，实际上已离题万里．这是辩论的大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 是要在对方一辩、二辩陈词后，迅速地判明对方立论中的要害问题，从而抓住这一问题，一 攻到底，以便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对方．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的要害是 ：在不温饱的状况下，是否能谈道德？在辩论中只有始终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才能给对方以 致命的打击．在辩论中，人们常常有“避实就虚”的说法，偶尔使用这种技巧是必要的．比 如，当对方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假如强不知以为知，勉强去回答，不但会失分，甚至可能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机智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另外找对方的弱点攻过去 ．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关键的问题上打硬仗．如果对方一提问题，我方立即回避，势必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不好的 印象，以为我方不敢正视对方的问题．此外，如果我方对对方提出的基本立论和概念打击不 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锐地抓住对方要害，猛攻下去，务求必胜，乃是辩论的重要技巧． ２．利用矛盾 由于辩论双方各由四位队员组成，四位队员在辩论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即使是同一 位队员，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出语很快，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当 马上抓住，竭力扩大对方的矛盾，使之自顾不暇，无力进攻我方．比如，在与剑桥队辩论时，剑桥队的三辩认为法律不是道德，二辩则认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这两种见解显然是相互 矛盾的，我方乘机扩大对方两位辩手之间的观点裂痕，迫使对方陷入窘境．又如对方一辩起 先把“温饱”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后来在我方的凌厉攻势下，又大谈“饥寒”状态，这就是与先前的见解发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于急切之中，理 屈词穷，无言以对． ３．“引蛇出洞”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胶着状态：当对方死死守住其立论，不管我方如何进攻，对方只 用几句话来应付时，如果仍采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调 整进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从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入手，诱使对方离开阵地，从而打击 对方，在评委和听众的心目中造成轰动效应． 在我方和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时，对方死守着“艾滋病是 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医学问题”的见解，不为所动．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 的战术，我方二辩突然发问：“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 手面面相觑，为不致于在场上失分太多，对方一辩站起来乱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纠正，指 出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就等于在对方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 瓦解了对方的坚固的阵线． ４．“李代桃僵” 当我们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 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 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截 然分开的．因此，按照我方预先的设想，如果让我方来辩正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社会影 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 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我们在抽签中得到了辩题的反 方，即“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否认艾滋病是 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我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

调要用” 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 ．这样一来，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力气纠缠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 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这一战术之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我方立论中 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辩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 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知识积累和辩论技巧珠联璧合，才可能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 在辩论中，逻辑思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维显得严谨、条理，使立论变得牢不 可破．但逻辑思维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语言变得枯燥、抽象，如果没有另一种思维—— 形象思维紧密配合的话，场上的气氛就会显得过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国人本主义 哲学家费尔巴哈就说过，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面前颤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颤抖一样 ．只有在辩论中融入形象思维，整个辩论过程才会充满活力，辩论赛也会真正地具有观赏价 值． 先来看逻辑思维．这种思维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必须运用逻辑思维透彻地分析辩题，明了辩论双方的真实的逻辑地位和逻辑困难 ．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正方）和“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反方）的辩题在逻辑上都把“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割裂开来，因此任何一方都不 可能去攻击对方的这种逻辑上的割裂，因为对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指责我们．又如“温 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中的“必要条件”在逻辑上的含义是“无之必不然，有之 不必然”．所以，正方在这一辩题中的逻辑困境显要证明：没有温饱就绝对不能谈道德．也 就是说，反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在不温饱的状态下也能谈道德，正方在逻辑上就 已被打倒了．明了双方在辩题上的逻辑关系是确定对方立论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达上必须讲究逻辑层次．许多辩论新手在刚上场时，观点的条理和层次常常 是不清楚的，把几层意思混在一起说，评委和听众听了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重视 逻辑层次，每个辩手的陈述稿都应层次分明，第一点讲什么，第二点讲什么，第三点讲什么，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同时，四位辩手的陈词在总体上也应体现逻辑层次，如一辩从理论 上阐明立论，二辩从历史上阐明立论，三辩从现实上阐明立论，四辩总结陈词，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四个人的陈词合在一起，犹如一篇文章，给人以气 势宏大、错落有致的印象．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来分析，他们常常有一种惰性心理，即 希望辩手把问题的层次阐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气去整理、归类．所以，辩手们的 表达愈是井井有条，就愈是容易为评委和听众所接受． 第三，必须善于进行归纳．一个辩手如果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见解，一说 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领的话，他在辩论中是很难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样地，一个辩手如果不 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迅速地归纳对方的见解，他常常会在辩论中随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 只有在逻辑上善于归纳的人，才会在辩论中紧紧抓住对方的要害，有针对性地打击对方，使 对方真正陷入被动的局面．必须补充的是，对于第四辩手来说，归纳法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因为他不仅要迅速地归纳出对方四位辩手的基本见解，予以总体上的驳斥，而且要迅速地归 纳出本方的基本见解，清清楚楚地陈述出来，从而赢得评委和听众对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当地使用归谬法．所谓归谬法就是沿着对方的逻辑把其观点推向极端，使其荒 谬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予以否定．比如“经济发展了，文化才能繁荣”这个命题建立了 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简单的逻辑联系，如果我们对这种简单的、线性的逻辑关系进

行 归谬的话，就可以说，“按照对方的逻辑，只要把经济抓好了，即使没有人去搞文化，文化 也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这岂不是把经济和文化等同起来了吗？”也可以说，“根据对方 的逻辑，凡是经济不发展的国家，文化一定是不会繁荣的，哪又怎么解释古希腊的文化是在 其城邦经济和制度走向衰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虽然在经济上 比较落后，在哲学文化上却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对方的逻辑错误本来是不明显的，使用了归谬法，就使其错误明明白白地摆在评委和听 众面前，从而能帮助他们迅速地判明对方的逻辑弱点．当然，归谬法的使用要注意适度性，如果用得过多过密，反而会给人以强词夺理的感觉．比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悉尼队有 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称艾滋病为病，它当然是医学问题．我方马上对这一逻辑进行归谬：“ 政治病、社会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医学问题呢？”这种方式的归谬只要点到即可，不宜多 用，否则过犹不及，适得其反． 在分析了逻辑思维的一些主要表现形式后，下面，我们再来看形象思维的问题．形象思 维注重的是用具体的东西去打动评委和听众，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用形象的类比取代抽象的说理．在与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 问题”的题目时，我方必然要指责对方把艾滋病这么大的问题局限在医学问题的小范围内，如何形象地表达我方的见解呢？我们采用了夸张地加以类比的表达手法，比如，“请对方辩 友不要让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种不下参天大树的”等等，使听众和评委形象地 感受到对方的理论错误． 第二，用具体的数据取代经院哲学式的说教．在辩论中，准确无误的数据往往起着十分 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艾滋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列举了以下的数据：到１９９３ 年５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１４００万，患者达２５０万，到２０００年，感染 者将达５０００万—１亿，患者将达１４００万．不用更多地说理，这些天文数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能用数字说明的地方要尽可能用数字，因为数字 只要准确是无法驳斥，也是无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动的事例取代烦琐的论证．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准确无误的事实和数据 一样，在辩论中是最有力的东西．比如，在论述“人性本恶”的辩题时，我方举了不少例子 来阐明这一点，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 又如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路易十五则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 天”；又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谋杀、抢劫、绑架、欺诈、伪善等等．难 道不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形式吗？生动的事例不仅使我方的立论显得丰满和充实，而且 也易于为评委和听众欣赏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在辩论中语言运用的优美与否，是评委 打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在我队的辩论经验中，对语言优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比如，为了驳斥剑桥队的“温饱决定论”，我方三辩对裴多菲的诗作了如下的改动：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温饱故，两者皆可抛． 这一幽默的驳斥在场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我方三辩又 幽默地说：“如果哪个人给艾滋病‘爱’上的话，恐怕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吧！”，在批 评对方把艾滋病局限于医学领域，必然会延误治疗，从而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我方 三辩又机智地引证了柳宗元的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从而生动地刻画出对方在理论上孤立无援的窘态，为我方赢得了长时间的笑声和掌声． 语言之幽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之诗化上，也表现在机智的应对上．在辩论“温饱” 问题时，剑桥队的第四辩手一口气向我方提出了三个问题，可是，他在讲

话中错误地称李光 耀为新加坡的“总统”，我方第四辩手站起来，立即指出了他的这一常识性的错误，引起了 长时间的掌声． 把严谨的逻辑思维与生动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训练中，我 们既设置了对辩题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项目，又设置了形象地表达思想的项目，从而使队 员们善于把这两种对立的思维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整个辩词显得严谨而又生动，条理分 明而又感情充沛，从而得到了评委和听众的高度评价． 预定陈述与临场应对的关系 辩论中的全部台词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预先准备好的陈 述词，可以说是“死的东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在陈述前和自由辩论中灵活 应对的东西，可以说是“活的东西”，辩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就是要把这两部分东西有机地 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一、二、三、四辩手发言的时间分别是３、３、３、４分钟，自由辩论单方 累计４分钟，单方共有发言时间１７分钟，假设一、二、三、四辩手分别留出０．５、０．５、０．５、１分钟用于临场辩护和驳斥，加上自由辩论的４分钟，共有灵活应对的时 间约６．５分钟，占总发言时间的３８％左右．换言之，从时间上划分，１７分钟中有１ ０．５分钟是陈述“死的东西”，而６．５分钟则陈述“活的东西”．这两部分交接得是否 好，是辩论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先来看预定的陈述．这部分内容是在辩论前已准备好的、队员已熟读乃至背诵出来的东 西．我们对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在集体讨论、明确总体思路的情况下分头写出来，务求立 论鲜明、说理透彻、语言形象、境界不俗．这部分内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应在反复斟酌辩 题的基础上，在反复权衡各种思路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因此，在辩论过程中，不管对方的 论点和论据出现什么变化，也不管对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问题，我们都 要求，辩论队员无权擅自改动其中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临场组织起来的语言如何好，在逻辑严密性、语言的条理性和华美性上都不可能超过已经形成稿子的、精心准备的东西； 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队员有权在场上擅自改动已准备好的陈述词，弄得不好就会把整个辩论 队的思路、立论和底线都搞乱，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陈述词并不是教练的“硬性命令”，而是辩论 队员自己已接受的东西．如果教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队员，队员上场后的表现不可能是很 出色的，因为他们有心理障碍，他们讲的不是他们所想的，这就难免出岔子．所以，在准备 陈述词时，队员们的任何一个疑问都应得到回答和解释，要鼓励他们提出各种顾虑，竭尽全 力予以解决．总之，一句话，要使陈述词成为每个队员自己的东西．这样，他们在场上不但 信心十足，而且也不会擅自去改变陈述词．当精心准备的陈述词能完整无遗地表达出来的时 候，它远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动评委和听众的心． 再来看灵活的应对．如前所述，辩论的任何一方可灵活支配的时间是６．５分钟左右． 这一时间是短暂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双方的激烈交锋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灵活 应对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辩论的胜负．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看，这部分“活的东西”具有 更大的观赏价值，因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机智的应变能力的集中体现．乍看起来，这部分内 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实，是有规律可寻的．一个人的知识面愈是宽广，可供调动的 事实和素材愈是丰富，他对某个辩题的准备愈是充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交锋想得愈是深入，临场应变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语愈能惊人．

对灵活应对的东西，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准确性．即用于临场应对的语言、事实、数 据、典故必须准确无误，不能出半点差错．一个人名的偏差、一句话 的口误、一个典故或引 证的差错、一个数据的不实，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对方穷追不舍的话，就有可能把我方击 败．第二，针对性．即必须重点攻击对方陈述中的基本概念、问题和观点．对方辩手在陈述 中也许会出现许多问题，有不少“小辫子”可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 驳斥，一是会影响陈述的时间，使已经准备好的陈述词无法完整地说出来；二是多中心等于 无中心，抓的问题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与主题无关的细枝末节上去了，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就太惨了．因此，强调针对性，就是要使我们的队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削除枝蔓，着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包括对我方立论有根本威胁的问题）实施坚决 的打击．第三，效果性．凡是灵活应对的内容，尤其要注意场上的效果．如果出语不惊人，即不可能构成对对方立论的有力打击和对我方立论的有效维护，那就应当换一个角度进行进 攻，千万不可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说一些没有效果的废话．举例来讲，在与剑桥队辩论“温 饱”问题时，我方在短短４分钟自由辩论中引经据典，出语幽默，竟赢得了１５次掌声和笑 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陈述和自由应对的时间比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辩论过程中真正地使两者水 乳交融，换言之，是把握好两者关系的“度”的问题．有的辩论队偏重于陈述词而对灵活应 对部分缺乏认真的准备，在场上会给人留下过于呆板、僵硬的感觉；也有的辩论队过于重视 灵活应对部分而轻视陈述词，给人的感觉是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且有支离破碎的感 觉．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只有同时重视两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才 能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与奇的关系 《孙子兵法》强调在军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要兵不厌诈，这里涉及的正是“正 ”与“奇”的关系问题．拿破仑用兵如神，被他打败的将领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规律，实际 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规律，而是用兵已达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胜 ．在辩论中，也涉及到“正”与“奇”的关系． 所谓“正”，也就是对立论、自由辩论的设计都合乎常规；所谓“奇”就是在整个设计 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往往使对方在辩论中措手不及，从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在辩论 中应当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只讲“正”而不求“奇”，会给人以呆板的感觉；反 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确的方向，也会“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们 的看法是：辩论应以“正”为基础，应从大处着眼，作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即在不损害立论，不哗众取宠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达方式，以有效地打击对方． 比如，就“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来说，当然重点是讨论“温饱”与“谈 道德”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设想，我方在立论中将会割裂“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可 是，我方的立论却有出奇不意之处．我方并不否认温饱了可以谈道德，我方否认的仅仅是把 谈道德局限在温饱条件下的观点．另外，道德不光与人们的经济情况有关，它的部分内容（如性道德）与人们之间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即使在非温饱的状态下，只要人们之间 存在性关系，就会有相应的性道德．这是我们原来在设计自由辩论时准备的一只“杀手锏”，后来由于时间关系在场上没能打出来．如果打出来的话，对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辩论中，我方准备了一个出奇不意的 问题：“艾滋病的发生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医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模棱两可，对 方很难回答．如果对方回答是社会出了问题，那我们就说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如果对方回答 是医学出了问题，那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责问对方：同性恋、吸毒等都是医学问题吗？我们还 准备了另一个十分刁钻的问题：“如果一位老太太给一辆车撞倒了，肇事

者已逃之夭夭，另 一个人把她救了起来，那么，这个事故的责任应该由哪个人来负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 撞伤了，当然要通过医学手段给她治疗，但事情的起因却在社会上，应是社会交通事故，即 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论中突然提出来，对方要马上理清思路，进行回答是困难的；如果 贸然回答，则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动． 再如，在“人性本恶”的辩题中，我方估计对方为了针锋相对地强调人性中的善根，肯 定会提到“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问题，因为常人，包括我们的好多理论家在内，也常常会提 出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中蕴涵的逻辑错误是：人和动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动物是 人的种概念，而人则是动物中的一类，尽管是最高级的一种，但归根到底，人仍然是动物． 不管我们给人下怎样的定义，如“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这些定义的最后两个字总是动物．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相区别”这个提法就是错误的，因 为它在逻辑上否认了人是动物．正确的提法应是，“人与人以外的动物相区别”．如果抓住 这一问题，出奇不意地攻击对方的话，这对我们将是十分有利的．在自由辩论中，对方果然 提到了这一问题，遗憾的是，我方未能及时抓住这一问题，予以展开．这是应当加以总结的 重要经验．

综上所述，在辩论中把“正”和“奇”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在每场辩论中都要准备 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问题，才能在心理上震慑对方，并乘机突破对方的防线，长 驱直入，战而胜之． 规范与描述的关系 当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进行分析时，都会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导致 人口的老龄化”这一辩题，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龄化”、“必然”、” 导致”这些概念．在通常的辩论准备中，人们总是通过查阅词典的办法试图给这些概念下定 义．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这样做也有它的负面效应，因为下定义的方法，即规范的方法，常常会出现漏洞，从而被对方抓住．如“老龄化”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龄”，六 十岁以上，还是七十岁以上，这是很模糊的问题；而“老龄化”到底是指人口总数中老年人 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这又是一个新问题．总之，我们在平时的谈话中提到各种概念时，它们的含义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对它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下一个恰当的定义，就变得 十分困难了．比如，当一个古希腊人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时，另一个人很幽 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鸡扔在他的面前，问他这是不是人，他无言以对．

可见，在辩论中，热衷于给一个个概念下明确的定义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辩论队 中，第一辩手的任务就是给辩题中出现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确的定义．这样做看起来是理所当 然的，要辩论总得先澄明概念的涵义，然而，规定同时也就是否定，规范概念的结果常常为 对方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炮弹．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水清无鱼”，把辩题和概念交待得太 清楚了，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实，第一辩手的任务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他（她）的任务应是双重的，即既要说出什么，又必须隐藏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对概念下 定义，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显得很重要．所谓“描述”，也就是不进行概括和规范，不揭 示概念之本质涵义，只是从现象上对概念进行描述，甚至是同义反复的描述． 比如“温饱”这个概念，听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义却很困难．如果我把它定义为一 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无衣食之困”，对方马上就可以追问我：“你 的‘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指一个团体、一

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也可以问我： “你的‘大部分人’的含义是什么？是人口的６０％、７０％还是８０％？”对这些问题，假如我继续回答，就会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从而完全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只要我们不采取 规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会产生了．什么是温饱？我们的回答 是：“温饱就是饱食暖衣”．这个回答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但它给 人的感觉是，我们已清楚地阐释了这个概念，而对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实施攻击．这样，在 以后的辩论过程中，当我们对“温饱”这一概念作出新的补充和说明时，我们就显得比较灵 活、自由，不至于给对方抓住什么矛盾又如，“人性”这一概念人们已争了数千年，各种观点纷然杂陈，要对它下定义自然也 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我们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们在辩词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 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则是通过教化和社会化获得 的；人性本恶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具有无节制地扩展的倾向，而人的社会属性或是对这种倾向 推波助澜，或是抑恶扬善，把人的自然属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描述性的方法往往 使对方处在一片雾霭之中，他们什么都听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 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纪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维 特根斯坦不主张运用概念去规范事物的本质，而是主张描述事物的具体特征，他认为事物之 间只存在着“家族类似”，不存在所谓共同的本质．比如你问我：“什么是游戏？”我不会 给你一个游戏的定义，我会告诉你乒乓、篮球、扑克是怎么玩的，因为这些都是游戏，我只 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们，而尽量避免用抽象的论述进行概括．其实，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思潮 在孔子那里已见端倪．孔子的学生问“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复他们，而是根据问的 人的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回答．所有这些，对我们进行辩论都是有启发的．由于尽量避免下 定义，我们在辩论中始终比较主动，对方摸不到我们的实处． 当然，我们说，尽量避免用规范或下定义的方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 都拒绝下定义．在某些辩论中，个别必须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义的方法 ．比如，在辩论“人性”问题时，我们把“恶”定义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 ．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对方把人的本能与恶简单地等同起来．但这一定义确实 像任何其他的定义一样，包含着受攻击的危险．要是对方抓住“无节制”这一概念做文章，我们是很难回答的．他们可以这样向我们提问：“如果一个人的胃口是吃一个饼，但由于某 种饼特别好吃，他吃了一个半，这是不是一种‘恶的行为’呢？”他们也可以问：“中国历 史上的许多农民起义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统治阶级欲望的无节制地扩展，但为什么不少人 反倒称农民起义为‘恶’呢？”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当然，在该下定义地方，不管会发 生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下定义．同时，在下了定义之后，又要对可能遭受到的攻 击作充分的准备．这样做才可能避免被动的地面． 总之，要准确地使用描述和定义的方法，两者不可偏废，但要尽量多用描述的方法，从 而达到既讲清某些问题，又隐蔽另一些问题的境界，使对方不能迅速地判断并抓住我方观点 中根本性的东西．

收敛与发散的关系 在辩论中常常会发生两种极端化的现象．一种现象是，拘泥于辩论内容本身，不越雷池 一步，尤其当辩题比较枯燥乏味时，整个辩论过程就显得毫无生气．比如，“中国加入关贸 总协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这样的辩题，要是只限于专业知识进行辩论，那 听众就会索然无味．另一

种现象是，在辩论中双方都开“无轨电车”，结果差之毫厘，谬以 千里，愈辩愈跑题，愈辩愈离谱，评委和听众接受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无疑地，这 样的辩论也是缺乏观赏价值的． 要避免这两种现象，除了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上做文章外，还要努力处理好收 敛性思维方式和发散性思维方式的关系．所谓“收敛性思维方式”，也就是在整个辩论过程 中必须始终扣住辩论的主题和基本问题，避免辩论滑入到细节问题或与主题无关的问题上去 ；所谓“发散性思维方式”就是在辩论中敢于把问题撒出去，离开枯燥晦涩的专业语言，扩 散到日常生活、历史事实、文学作品、典故轶事、奇趣异闻等上面去，从而大大地打开知识 视界，给听众和评委以知识和美的享受．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互补，如果坚执于第一种，可 能失之偏狭，缺乏情趣；如果坚执于第二种，也可能失之宽泛，缺乏论证的严密性和严肃性 ．只有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整个辩论过程既紧扣主题，又汪洋恣肆； 既层次分明，又妙趣横生；既如一篇立论严密、一气呵成的论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肠 荡气的史诗，令辩者意气风发，令评委和听众留连忘返．

在训练时，我们要求每个队员在场上都应达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境界 ．我们安排了一些训练，如要队员在２０分钟时间内快速翻阅一本书，然后用简炼的语言概 括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要紧扣书的主题来说，不允许说废话；我们也要求队员快速读完一 篇文章，立即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进行批驳，驳斥要有力，不允许停留在枝节问题上．这 些训练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队员们的收敛式思维能力，他们善于迅速地把握并扣住主要问 题进行辩论．另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锻炼队员进行发散式思维的训练．我们会出一些古怪 的题目让队员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如“克拉利佩奥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历史会发生什 么样的变化？”“如果希特勒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前国际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如果你见到外星人，你想告诉他什么？”“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后将会死去，你认为 他将想什么？”“如果南极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这些稀奇古 怪而又妙趣横生的问题，促使队员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处翱翔，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联想和 跳跃式思维的能力．这些训练的结果是，队员们在场上常能很好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 来，并熟练地进行运用．

比如，在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四辩机智地注意到减肥小姐“温而不饱”的特殊情 况，从而提出了一个发散性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温饱了才能谈道德的话，那么减肥小姐的俱乐部岂不成了拳击场了吗？”因为小姐们既然未达到“温饱”状态．当然 就可以不谈道德了．这一问题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从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对方提出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如果医学能治好艾 滋病，难道它还是社会问题吗？”我方二辩立即作了发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 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装进一个瓶子里去．如果人类不存在，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在这里讨论 艾滋病问题呢？”乍看起来，“把巴黎装进瓶子里”与“艾滋病”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在这里，这种发散式的回答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另外，当对 方强调艾滋病毒是在医院里发现的，因而只能是医学问题时，我方二辩又提出了一个发散性 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在医院里发现的东西都是医学问题的话，那要是有人 在医院里捡到了一把钥匙，这

把钥匙也成了医学问题了？”从表面上看，“拣钥匙”与“艾 滋病”也是毫无关系的，可在这里却达到了巧妙的结合，把辩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还有，当 对方辩手提出：“母婴传染是艾滋病传播的渠道之一，请问，对刚生出来的婴儿如何进行性 教育？”这个问题也提得比较刁钻，但我方三辩运用发散式思维从容应对：“对不懂事的婴 儿当然无法进行性教育，但对母亲难道不能进行性教育吗？”听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因 为我方三辩把回答从“婴儿”发散到“母亲”的身上，自然使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再如，在关于“人性”问题的辩论中，对方强调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 佛．但我方三辩立即提出了一个对方未曾想到的，也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人性本善，人 们怎么可能拿起屠刀？”从“放下屠刀”发散到“拿起屠刀”，思维的跳跃是何等神速，在 对方张口结舌之时，场上立即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使每个队员都兼具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这一点上又 是不能的，因为整个辩论过程瞬息万变，万一有队员矢之偏颇，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 就是说，辩论队作为一个整体，它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应当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中保持 必要的张力． 于是，我们确定二辩手在整个辩论过程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从“起、承、转、合” 的角度看，二辩手之“承”起 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辩手担当“收敛”的角色是很合适的．当然，担任这一角色的 队员最好比较沉着冷静，不会听凭自己的激情到处驰骋，而是善于把全队的激情控制在确定 的轨道上，从而起到辩论队的“灵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对方一辩手，至多再加上二辩手陈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对方立论中的基本论点和问题，并为以后的辩手 指明攻击的方向．在平时的辩论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二辩手抓不住对方立论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从而把整场辩论引向歧路．所以，这方面的收敛作用是十分 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与否．二是在自由辩论中起好收敛的作用．

一般说来，自 由辩论表现为一个即兴的、相当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辩论队如何保持一种“流 动的整体意识”，始终紧紧地扣住主题进行辩论，这是一项高超的艺术，而在这一艺术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那位担当收敛角色的队员．他的脑子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念头——” 使辩论回到主题上去”，每当自由辩论像无根基的浮萍飘向枝节问题或跑题的时候，他就要 站起来发言，把问题重新捡回到主题上来：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跃吧． 老实说，二辩手要起好收敛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对方一讲话就暴露出许多问题，从 而会产生一种力图去驳斥这些问题的“诱惑”，二辩手应当绝对地战胜这种诱惑，紧紧地抓 住最根本的问题实施攻击，从而使整场辩论纳入到我方设定的轨道中去． 光确定“收敛者”是不够的，我们还指定另一名队员担任“发散者”．“发散者”的使 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陈述和自由辩论的过程中起到谈笑风生、纵横捭阖的作用．乍看上去，他 的发言似乎常常游离于辩题之外，其实，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阐明本方的题旨和攻击对方的立 论．“发散者”最好由处在“转”的位置上的三辩手来担当，担当这一角色的队员不仅要知 识面宽，联想能力丰富，而且要思想活跃，善发刁钻之论． 如果具有这样的特质，他在场上常常表现得十分活泼，挥洒自如，如入无人之境，从而 在听众和评委中营造出一种新的气氛，并给对方辩手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使之措手不及，茫 然不知如何应对．“发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拓展出一个新的知识空间，拓展 出辩论赛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归根到底，“发散者”应当服从“收敛者”，紧紧扣住主题 来辩论，离开主题来发散，“流动的整体意识”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语言 碎片，这乃是辩论之大忌．

正如在科学研究中一样，在辩论中，保持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间的“必要的张力” 也是至关重要的． 辩论运思与哲学运思的关系 众所周知，辩论运思的根本特征是追求表达的严密性、一贯性和明晰性，辩论语言常要 求能体现出巨大的逻辑力量，犹如章鱼之足把对手、评委和听众紧紧地抓住，使他们乖乖地 跟着辩手的思想走．而哲学运思则不同，特别当它达到思辨的境界时，它追求的是一种差异 或对立的沟通和融合，常常会体现出辩论运思所达不到的思想高度，使评委和听众产生一种 豁然开朗的感觉，即他们不仅在听辩论，而且在思想上接受了某种新的感召．如果说，辩论 运思旨在取胜，因而是一种求器的意识的话，那末哲学运思则旨在展示一种思想意境，因而 是求道的意识． 当然，要是在辩论中只停留在抽象的、思辨的哲学运思中，这样的辩论是很难吸引普通 的听众的，然而，如果完全缺乏哲学运思，这样的辩论也会显得索然无味．哲学运思不仅能 体现思想的深度，显示思维的伟力，也能帮助辩论运思更透彻地分析并领会辩题．我们不妨 把见之于辩论运思中的哲学运思称作为“辩论中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关 系上．我们先来看辩论双方的辩证关系： １．正方与反方 人所共知，在每一场确定的辩论中，正方和反方都是确定的．一般说来，正方是在明处，辩题已经规定好了，其任务是对辩题本身进行论证，而反方的见解又不得而知，很难进行 有针对性的准备．所以，正方一般说来比较被动．反之，反方在暗处，其立论不易为正方所 把握①．比如“人性本善” 这一辩题，反方如果可以自由立论的话，至少有以下三条思路：第一，人性本恶；第二，人性有善有恶；第三，人性无善无恶．因而反方的立场是很难捉摸的，而正方立论在明处，反方可给他有力的进攻．所以，在辩论过程中，反方的主动性常常是比较强的．但反方也 有弱点，由于受到进攻正方的“诱惑”，对自己的立论的严密性常常缺乏缜密的思考，一旦 正方反守为攻，反方就不易防守．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辩证的目光来看待正方和反方．如果抽到正方，较易产生防守 心理，为了克服这种心理，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反方”，把对方看作是“正方”，这样就能 强化进攻心理，不满足于单纯的防守；反之，如果抽到反方，在进攻心理的支配下，较易忽 略防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想自己是“正方”，对方是“反方”，于是，防守意识就 增强了． 总之，从哲学上看，正方和反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能把它们抽象化、孤立化，要善于把对方的心理优势集中起来，以便牢牢地把握辩论的主动权． ２．强队与弱队 ①从本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辩题反方也被明确规定，这样一来，反方原来的优势不 但被取消了，而且由于在自由辩论中正方先发言，而四辩总结又把正方放在最后，因而正方 立场显示出愈来愈多的优势． 一个辩论队是强队还是弱队，是比较容易判别的，这从队员的素质和他们在场上的表现 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一般说来，碰到强队，人们既会产生害怕心理，又会扎扎实实地去准 备，务求在比赛中得到较好的成绩；反之，如果碰到弱队的话，人们常常掉以轻心，准备也 不会很认真，因而常会发生“阴沟里翻船”的事件．所以，在辩论中碰到强队未必是坏事，碰到弱队则未必是好事，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在新加坡辩论中，当我们在初赛中遇到剑桥队这一强劲的对手时，一方面，我们扎扎实 实地做好准备

工作，严阵以待；另一方面，我们又深入地分析了该队的弱点，如年龄大，反 应不快，学历高，观点不易统一等，使队员们看到他们“强”中有“弱”，因而确立了必胜 的信念．在半决赛中遭遇到的悉尼队可以说是比较弱的，但只看到对方“弱”的一面，我方 的斗志就会松懈下来，这是很危险的．于是，我们及时地给队员分析了悉尼队的优点，如一、四辩手陈词恳切，有很大感染力，辩题也有利于他们立论．这样一分析，队员们认识到，悉尼队既是“弱队”，又是“强队”，决不可大意失荆州． 上述辩证的分析，使我们处在强队面前“不馁”，处在弱队面前“不骄”，从而在三场 辩论中过关斩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３．辩护与反驳 在辩论双方的关系中，辩护与反驳是一对基本的关系．我们在辩论中经常见到两个极端 ：或是只讲辩护，结果辩来辩去，战场都在自己一方，对对方的立论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 或是只讲反驳，对对方提出的问题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这也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这样的印 象，即反驳者从来不敢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至少是心理上胆怯的表现． 显然，这两种极端都是于辩论不利的．正确的做法是把辩护和反驳有机地结合起来．在 这两者的关系中，辩护是基础．当对方追问我们一些枝节问题时，我们固然可以避而不答，但当对方对我们的基本立论提出疑问时，采取“绕着走”的方式却是很失策的．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必须简明扼要地回答对方的问题，立即进行自我辩护．辩护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澄明 我方的基本立场．这样的辩护正是反驳的必要的阶梯，如果抽去必要的辩护，反驳就会显得 强词夺理，苍白无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辩护也就是反驳．当然，我方在作了必要的辩 护后，对方如果继续纠缠不清，或对方提出的问题，我方在前面的陈述中早已说得明明白白，那就没有必要重复地进行辩护，而是要迅速地转移到反驳的层面上，把矛头指向对方的基 本立论和要害问题． 反驳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进攻性的，而进攻乃是辩论取胜之道．这就像踢足球一样，光是防守的话，至多不过是对方进不了球，但球却不可能滚进对方的球网中去，只有反驳和 进攻，才有可能把“球”踢进对方的球网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反驳是最有效的辩 护．然而，从辩论的全局来看，既应当有辩护，也应当有反驳，两者的结合才能显出理论上 的从容、严密和大度，也能显出作风上的沉着、儒雅和宽容． 在分析了辩论双方和辩论方式上的辩证关系后，我们再来看看辩题分析中的辩证关系． １．可能与现实 在辩论中，常常会涉及到一些可能性方面的辩题，如１９９０年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决 赛的题目是：“和平共处是人类可能实现的理想”．这一辩题之要害是“可能”这一概念，南大是正方，台大是反方．台大举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关于战争、扩军的例子来驳斥南大，其 实，“现实”是无法驳倒“可能”的，因为可能的东西是尚不存在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是已 经存在的东西，后者怎么能够驳倒前者呢？比如，在飞机发明之前，人能飞到天上去仅仅只 是一种可能．当时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从未飞到天上去过．我们能用这样的“现实”来 否定飞机发明的可能性吗？ 这层逻辑关系对于台大来说是致命的，可惜的是，南大未能及时抓住这层关系，等到后 来意识到时，已经太晚了．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辩题时，一定要搞明白，辩题所要论证的 是可能性问题，还是现实性问题．如要论证现实性，大谈可能性就没什么用，反之亦然． ２．偶然与必然 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必然性的命题，如“教授‘下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时，我 们一定要认清“必然”这一概念的涵义．所谓“必然”，也就是无条件地是如此．也就是说，反方只要举出一个特例，比如某某高校的某某教授“下海”后反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就可 把上述命题否定掉．正好像“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我只要举出

世界上某处存在着 哪怕一只黑天鹅，这一命题就被攻破了． 这就告诉我们，面对着“必然性”的辩题时，作为反方，只要抓住一个偶然的实例，就 足以在逻辑上摧毁正方．当然，如果在辩论前抽到了正方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为这一“必然 性”的命题设置一些条件，从而弱化其在逻辑功能上的极端性，但这常常要借助于一定的诡 辩手段才能做到；同时要大大强化正方立论在理论、事实层面上的说服力，以弥补这一逻辑 上的弱点． ３．主流与支流 有许多辩论题目会涉及到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问题，如“卫星电视的发展利大于弊”（正 方）和“卫星电视的发展弊大于利”（反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辩题．不论是哪一方，总要把 自己为之辩护的方面作为主流，把另一方则视为支流．对这层逻辑关系，在整个辩论的过程 中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对这层关系，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形象的例子可以加以说明．如在吃饭的整个过程中，” 吃下去”是主流，“打噎”是偶尔发生的事情，是支流，我们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又如，生小孩，小孩的诞生是主流，生小孩中带出一些脏东西则是支流，能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 就拒绝生小孩吗？再如，交通发展了，便利了大家，这是主流，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则是支 流，能因为交通事故的存在就下令所有的车子都停开吗？显然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主流和支 流的关系，就能对这类辩题应付自如． 上面，我们简略地分析了哲学运思在辩论中的作用．显然，辩论运思还停留在形式逻辑 的层面上，而哲学运思则超越形式逻辑，达到了辩证逻辑的高度，因而能探幽触微，充分显 示出思想的穿透力．

上面谈的十大关系是我们在辩论中必定会遇到的，但并不等于把辩论中所有的问题都言 穷了．辩论是一个活生生的、永远开放的过程，辩论的经验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出来 ．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想，辩论经验和辩论实践之间的关系 也应该如此．也正如黑格尔在批判康德时说的，在岸上学游泳是学不会的，只有跳进水里，才有可能真正地学会游泳．因此，对有志于辩论事业的青年人，我们不妨提出如下的劝告： 大胆地走向辩论坛吧！

第三篇：辩论的十大关系

辩论中的十大关系

作为哲学系的教师，我自然对逻辑、修辞学和雄辩术怀有一定的兴趣．据说，古希腊的德谟斯忒斯原先患有口吃的毛病，后来发愤苦练，竟至于把石块含在嘴里练习发音，结果成了古希腊的第一雄辩家；也据说，当时智者派哲学家的代表人物普鲁泰哥拉和伟大的政治家伯里克利居然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扔标枪的运动员，还是主持竞技会的人应该对不幸被标枪刺死的人负责．古希腊人的这种论辩的热情尤其表现在苏格拉底的身上，这位自诩为“雅典的牛虻”的哲学家整天蓬头赤足，到处找人辩论，柏拉图的三十余篇脍炙人口的对话记录了苏格拉底辉煌的辩论业绩．这些夹杂着滔滔雄辩和奇妙神话的记录就是在今天看来，仍然是辩论术中卓越的范本，更何况，正是在唇枪舌剑的辩论中，才产生并发展出对西方文化传统形成经久不衰影响的辩证法精神！

然而，哲学上的关注和实践中的参与毕竟是两回事．当我成为１９９３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复旦代表队的领队和教练；当我搁下正在研究的数个科研项目，全身心地卷入辩论队队员的选拔、训练，并带领他们赴新加坡参加辩论会后，我才真正体会到辩论中的种种酸甜苦辣，在华丽动人的辩论词背后，发现了准备辩论必然会付出的艰辛的劳动． 换言之，我在实践中获得了一些辩论经验，虽然是一孔之见，也未经过认真的提炼和总结，但对类似的辩论说来，或许会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可能是出于专业的限制吧，我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力图从哲学上来理解并阐明这些实证的经验，于是便有了这篇文章．下面，让我们逐一讨论在辩论中必然会遭遇到的这十大关系．

人格形象与辩论员形象的关系

由双方各组织四名队员，确定题目进行辩论，无疑地具有游戏的性质．道理是明摆着的：双方都不是为自己所信奉的真理而辩论，他们只是给听众这样一种感觉，即他们都在为真理而辩论，实际上，双方的立场都是由抽签决定的．比如，“金钱是万能的”这样的辩题，不管哪一个队只要抽到了正方，就得为它辩护，哪怕每个队员都不认为金钱是万能的，也不得不维护这一辩题．这很容易使我们想起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利西浦斯的名言：“给我一个学说，我将为它找到论证．”所以，在辩论中获胜的决定性因素不在于哪一方坚持了真理，而在于哪一方能够在理论上自圆其说，能够表现出高超的辩论技巧，尤其当一个辩论队抽到很不利于立论和发挥的辩题方向时，它的队员不得不采用种种诡辩的手法进行辩论．因此，作为比赛的辩论和历史上已发生的、为探求真理而进行的辩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也正因为这种差别，不少人把参加辩论比赛仅仅看作是一种游戏．

既肯定辩论比赛从根本上具有游戏的性质，又反对人们仅仅把它看作一种游戏，这是否是一种逻辑矛盾呢？不，一点也不．这是因为，辩论比赛不光是一种智力上的游戏，从更深沉的思想层面上来看，也是辩论队与辩论队之间的文化交流；辩论队员在辩论过程中显示出来的不光是他的卓越的辩论技巧，更应该是他的光采夺目的人格形象，而后者正是一种蕴涵于辩论之中，但又超越于辩论之上的具有巨大魅力的东西，也是最难能可贵的东西．

无论是训练的实践，还是这次参加首届国际大专华语辩论的实践都告诉我们，如果以”玩辩论”的态度来对待辩论，难免会“走火入魔”，最后成为辩论的输家．

首先，“玩辩论”必然导致对对方人格的蔑视乃至否定．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人格要得到他人的尊重，他首先必须尊重他人的人格，“玩辩论”的人由于把自己和对方都仅仅理解为辩论员而不是理解为独立的人格，就容易在辩论中说出一些有辱对方人格的话来．在这次新加坡辩论中有一个辩题是：“现代化等于西方化”，辩论的双方是香港大学队（正方）和台湾大学队（反方）．在自由辩论的过程中，台大队指责对方关于“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观点是像哈巴狗一样跟在西方人后面亦步亦趋；港大队在反驳中说出了“天下的男人都是好色的”这样的句子，虽然孔子在《论语》中也有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的说法，但不管如何，在辩论中出现“哈巴狗”、“好色”这样的词，而且明显地是指向对方的，总是在人格上不尊重对方的表现．

其次，“玩辩论”必然会导致在辩论中的胡搅蛮缠．如前所述，由于辩题的限制，在辩论中进行某种诡辩是难免的．比如，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但如果辩题要你证明“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你就不得不采取一定的诡辩的手法进行论证，但这样的诡辩不等于胡搅蛮缠，后者的涵义是：当一方把问题阐述得清清楚楚时，另一方仍然听而不闻，继续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对方的身上．在台大队与我队辩论人性问题时就出现过这种情况．我方已再三阐明：“恶”就是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然而台大队却硬说我们的观点是把恶和人的本能、欲望等同起来．他们先是制造了一辆“风车”，然后就像唐·吉诃德一样拚命地与这辆“风车”作战，这样的胡搅蛮缠在高水平的评委面前，不但不会得逞，反而会大大地失分．

最后，“玩辩论”必然会导致辩词的庸俗化、贫乏化，使之失去理论上和知识上的丰富内涵．凡是把辩论看作是技巧游戏的人都不会花力气认真地去阅读有关资料，认真地从理论上去解剖分析辩题，而是借助一些庸俗不堪的实例和趣味低劣的噱头进行辩论，甚至以

感情取代理论，故作姿态地煽动听众的同情心．偶尔，这种低劣的辩论手法也会得逞于一时，但从根本上看，它已步入误区，如不幡然醒悟，必将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窘境．

按照我们的观点，辩论队员犹如一棵树，如果他的人格力量是树干的话，他的辩论技巧不过是枝叶．只有根深才能叶茂，只有具有光采照人的人格力量，其辩论技巧才能臻于游刃有余的上乘境界．正是基于这样的思考，我们在训练队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如下的原则：先学会做人，然后才学会做辩论员；先学会尊重他人的人格，才学会遵守辩论的规则．这里的“先”不是时间在先的“先”，而是逻辑在先的“先”．也就是说，不论是在台上还是在台下，不论是在何时何地参加何种辩论赛，尊重他人人格，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都是先决条件或绝对命令．

在训练中，当有的队员使用一些品位不高的实例和语句时，我们就马上进行纠正，我们甚至不允许队员指责对方“篡改辩题”，觉得“篡改”这个词用得太重，有损对方的人格，我们主张用“改变”这个中性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也只能用“偷换命题”的说法；我们也不允许队员用“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样的说法去批评对方；在新加坡参赛的过程中，队员们在台上台下都显得彬彬有礼，不失大家风范，给听众和评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一轮比赛获胜，我们都告诫队员不要骄傲，要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其他参赛队的队员．

在平时的许多生活琐事上，我们也努力要求队员们尊重他人，学会做人．

赛事结束后，好几位队员都有这样的体会，即在选拔、训练和整个参赛的过程中，不光学会了如何辩论，更重要的是学会了如何做人，而后面这一点是终生享用不尽的．所以，辩论比赛虽然具有游戏的性质，但是我们却不能用纯然游戏的态度去对待它，只有确立起良好的人格形象，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有魅力的辩论员．

自我表现与听众接受的关系

我很同意王沪宁教授打过的一个形象的比喻：辩论好比是捧在两只手中间的一汪水，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出色，水是不会漏掉的；反之，如果每个队员的表现都很差的话，捧在手中的水就一点点漏掉了．从这个比喻中可以看出，每个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关系到辩论的胜负．

那么，一个辩论队员表现得是否出色，又以什么衡量呢？众所周知，在辩论过程中，在台上表现的是双方八个队员，而在台下观看的则是评委和听众，评委当然也是听众，但是特殊的听众，他们的评分将决定对垒的哪个辩论队取胜．评委主要根据双方队员的表现，如立论是否严密，陈述是否条理清楚，语言是否形象、幽默，姿态是否大方、潇洒等来打

分；但事实上，评委在对辩论气氛和双方队员表现的感受和理解中，常常受到听众情绪的影响．听众好比“无冕的评委”，他们虽然无权给队员打分，但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左右评委的打分．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队员的自我表现是否出色，并不依据于他自己的感觉，而是依据于评委和听众是否接受并认可了他的表现．正如人们不会根据某个人发表的宣言去评价这个人一样，评委也不会根据辩论队员自己的感觉去评价他们．

当然，在理论上认识到这一点并不是很困难，但要在实践中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在一个辩论经验尚不丰富的队员身上，最易见到的是以下两种冲动：一是自我表现的冲动．

队员在上场前已经准备好一套辩词，他上场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把辩词统统倾倒出来，特别是对辩词中他自认为是比较精彩的部分，总是希望能在场上说出来．打个比方，这种心情就像一辆装满了黄沙的翻斗车，一开到目的地，就迫不及待地把车上的黄沙全部卸下来，卸完之后，十分轻松，便觉得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不妨把这种心理称之为“自我表现中心主义”；二是说服对方的冲动．既然是辩论，每个队员都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一种试图说服对方的意向．殊不知，对方队员是不可说服的，他们既然来辩论，就一定会把自己的观点坚持到底，即使他们的观点已陷入矛盾之中，也会千方百计地进行辩护，甚至进行诡辩．所以，在辩论过程中虽然对对方的基本立论要进行有力的打击，但要说服对方放弃自己的立论却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我把这种冲动称之为“说服对方中心主义”．无论是“自我表现中心主义”还是“说服对方中心主义”，其共同的错误都是以自己在辩论中的主观意向去取代评委和听众的评价意向，这常常会导致场上的失误．

这两种中心主义有点类似于托勒密和亚里士多德的“地心说”，把自己置于中心的位置上，把评委和听众看作是围绕自己旋转的行星，事实上，我们应当像哥白尼的“日心说”一样把这种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即放弃“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新思路．

在训练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引导队员们完成这一观念上的“哥白尼转变”，从自我表现的立足点转向评委和听众接受的立足点，从我想说什么转向评委和听众希望我说什么．”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解构既能使队员们迅速适应场上的气氛，对自己的陈词作出切合评委和听众理论取向的改变，又能达到相互之间的密切配合，使团队精神达到最佳的发挥．

在与台湾大学队的决赛中，我方的立论是“人性本恶”．在国内准备这一辩题时，我们已撰写了陈述词的初稿．这一初稿主要从我方立论的主观意向出发，片面地强调人性中的恶根，比如，在分析历史中的恶行时，辩词中有这样的话：“纵观历史，又有哪一页是用玫瑰色写成的？”辩词初稿给人的印象是，我们对人性本恶的论证是有力的，但似乎把人性看得漆黑一团，有一种强烈的悲观主义情调，这显然不利于听众和评委的接受．在新加坡决赛的前一天，我们拟出了“人性本恶”辩词的第二稿，这一稿较多地加入了人性通过教化可

以后天地向善的内容，虽然冲淡了初稿的悲观主义的味道，但是走向另一个极端，人性本恶的主题反倒显得语焉不详了，这当然也不利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最后，从评委和听众的最广泛的接受性出发，我们斟酌出第三稿，即把辩题分成两个不同的层面：一是事实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事实，讲真理，理直气壮地把人性本恶阐释为颠扑不破的真理；二是价值层面，在这个层面上，我们主要讲价值，讲理想，大声疾呼要通过好的教化来使人性向善的方向发展．把这两个层面有机地结合起来，既突出了人性本恶这一鲜明的主题，又表达了我方抑恶扬善的主张，从而使评委和听众觉得，我方的立论是合情合理的，更易于接受的．相反，台大队在立论时，只是一味地颂扬孟子的人性本善说，对荀子的人性本恶说则予以简单的否定，这就使评委在接受他们的立论时，心理上产生了阻挠．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摆脱“自我表现中心主义”和“说服对方中心主义”的影响，确立“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视角，乃是辩论取胜的重要前提．

知己与知彼的关系确立了“评委和听众中心主义”的思路，并不等于可以完全撇开对方，我行我素．辩论不同于唱歌之类纯表演艺术，它毕竟是两个队的对垒，要是在场上回答不出对方提出的问题，在理论水平和气势上压不住对方，怎能赢得辩论的胜利？如前所述，要说服对方是不可能的，但使对方理屈词穷，明显地处于劣势却是可能的．

孙子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军事上是如此，辩论上也是如此．然而，要在辩论前真正地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先说“知己”．这里的“己”当然不仅是指每个辩手自己，而且是指整个辩论队本身．毋庸讳言，每个队员都弄清楚自己在辩论过程中说什么是很重要的，然而，每个队员作为”小我”更重要的是把自己融入辩论队之“大我”之中，是对“大我”的一切意图都了如指掌；同时，每个“小我”对其他“小我”的意图也要有充分的了解．

为了达到“知己”这一境界，我们主要进行两个方面的训练．一是角色流动和定位训练．四个辩手就是四个不同的角色，从理论上看，一、二、三、四辩要起到起、承、转、合的作用；但从实践上看，当四个队员站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要马上确定哪个队员充当哪个角色显然是很困难的．这就需要让每个队员都有机会去充当一、二、三、四辩手，“角色流动”有一个好处，即让每个队员对一、二、三、四辩的角色的地位和作用都有充分的了解和体验．在“流动”的基础上再来“角色定位”，已定下来的角色（如第二辩手）就不光知道自己这一“小我”，而且对第一、三、四辩手之“小我”也能了如指掌，这样，相互配合也就比较容易了，而每个辩手在有利于自己担当的角色位置上，又能更好地把自己的辩论技巧和才华表现出来．

二是整体配合训练．这里说的“知己”主要有以下几项内容：第一，对辩题的基本概念获得一致的理解，如“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的基本概念有“人”、“性”、“人性”、“本”、“恶”五个，每个辩手对每个概念及概念之间的关系都应有确定的、一致的认识；第二，对辩题立论和

思想境界的一致认识，如“人性本恶”的立论是：人性先天地、与生俱来地是恶的；思想境界则是：人性本恶是一个事实，但我们并不鼓励恶，我们主张抑恶扬善；第三，对自由辩论中的主要战场的一致认识：如我们设计哪几个战场？这些战场的次序如何？由哪位辩手开辟哪个战场？等等．为了使队员们做到透彻地“知己”，每次辩论前，我们都要求每个队员把我方立论、思想境界、基本概念涵义、自由辩论的战场等独立地表述一遍，凡有模糊不清之处，马上进行纠正．由于每个队员对我队在辩论中的总体意图都有明确的、一致的认识，真正做到了“知己”，因而团队精神发挥得比较好，队员们在场上能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比如，在与台大队辩论“人性本善”时，台大一辩引证了一段康德的语录，这段语录对康德的人性理论作了断章取义的理解．我方二辩和三辩几乎同时把自己做下的关于康德人性理论的另一段语录卡片递给我方一辩，供其反驳时使用．更有趣的是，为了论证“人性本恶”这一辩题，熟读金庸小说的我方二辩引证了《天龙八部》中的“四大恶人”，而这一点，未能赴新加坡辩论的一名候补队员居然也想到了．可见，由于我们在“知己”上下了较大的功夫，四个队员都配合得十分密切，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只要听到一位辩手说什么，就马上知道他（她）的意图和下文是什么了．”

总之，“知己”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说来，训练有素的队伍在这方面都做得比较好，刚组成的队伍则明显地比较差，有的队员只关心自己的陈词，对其他辩手的陈词漠不关心，他们在陈词中出了错也不马上去弥补，这就很容易给对方队抓住矛盾，各个击破．当然，光是“知己”还是不够的，还得“知彼”，方是真正的取胜之道．如果只对自己的情况了如指掌，一片光明，对对方的情况则一无所知，漆黑一团，那对方只要提出一个新概念，使出一个新招，我方就会招架不住．

在场上最忌讳、最令人难堪的情况是：对方提出的问题、概念或资料，我方压根儿没有考虑过．碰到这样的情况，不仅失分，而且会失大分．

与“知己”一样，“知彼”的难度也是很高的．在“知彼”中，最核心的问题是要了解：对方可能采用怎样的思路来立论？如我们和剑桥大学队辩的题目是：“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剑桥队是正方，我们分析它可能以下面三条不同的思路来立论．第一条思路是”欲望理性说”．这条思路认定，在前温饱阶段，支配人类相互关系的主要是欲望，也就是说，欲望压倒了理性，所以在这样的阶段不可能谈道德；等到温饱实现了，基本的生存问题解决了，这时谈道德才变得可能，因为在这一阶段，人的理性已压倒欲望，占据了主导地位，而道德作为自觉的理性意识才可能真正地确立起来．这一条思路的前提是：当人们为生计所迫而谋求温饱时，谈道德是不现实的；其弱点是：在前温饱阶段，如果欲望支配着一切，人人都能心想事成的话，恐怕连人类社会都已不存在了，又何言温饱状态的来临．第二条思路是“道德认同论”．这条思路主张，在前温饱状态，每个人面对的直接问题是生存问题，当时不可能形成具有整体社会性的道德学说，于是，谈道德也无从谈起．达到温饱状态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出现了分工，这时，才可能出现真正的道德学说和观念，在这种情况下，谈道德才是真正可能的．这一思路的前提是：真正的道德学说是在温饱的前提下形成的，所以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前提；其弱点是：“谈道德”的“道德”并不一定是系统的道德学说，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道德”是在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作为维系人际关系的道德观念，却是人类一诞生就已有了的．把这一点澄清，对方的立论就不攻自破了．第三条思路是“习惯——人格——道德论”．根据这一思路，道德是主体的自觉意识，在普遍的独立人格形成之前，换言之，在独立的主体确立之前，是不可能存在真正的道德的；在前温饱阶段，维系人际关系的是外在的风俗习惯，因而严格意义上的道德只有在达到温饱，确立普遍的人格后才能谈．这一思路的前提是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其弱点是：把道德概念窄化了，用一种比较高级的道德学说（如受主体良心制约的康德的道德学说）取代了一般的道德概念，其实，道德同时也是受外在社会舆论制约的，所以，虽然风俗习惯不等于道德，可是，在它之中却包含种种道德观念，所以在前温饱状态我们仍然可以谈道德．

由于我方充分地设想了对方可能采取的三条思路，因而在辩论过程中能够从容应对，不为对方所乱．“知彼”还不止于了解对方的基本思路，还要了解对方对辩题基本概念的认识．在“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的辩题中，涉及到“温饱”、“谈”、“道德”、“必要条件”这些基本概念，出于论题的需要，对方会把“温饱”的概念无限扩大，特别是把“温饱”和“生存”等同起来，而我方则要确定“贫困”（相当于“生存”）、“温饱”、“富裕”三大生活状态，尽量把“温饱”限制在确定的意义上；同时，对方又必然会把“道德”的概念无限窄化，从而为“谈道德”设置种种障碍，而我方的目的则是把“道德”概念尽量宽泛化，从而为我方之立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够谈道德创造条件．

最后，“知彼”还要分析清楚对方在自由辩论中可能采用的战术．第一，“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比较接近于唯物主义和经验论的立场，对方可能用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来驳难我们，于是，我们在这方面作了充分的准备，主要是肯定马克思也强调道德对经济状况的反作用；第二，对方力图把辩论纳入到“温饱”的前提下，我方则竭力把讨论扩大到“前温饱”和“走向温饱”状态，从而扩大自由辩论的空间；第三，对方可能引入“禁忌”、“风俗习惯”、“自然法”、“自然宗教”、“人权”、“伦理”等新概念，与“道德”对应起来，而我方则要强调，所有这些概念都蕴涵道德，谈这些东西，也就是谈道德．

我们还全面地分析了剑桥队队员的年龄和知识结构．他们的年龄总和比我方大２２岁，因而擅长说理，但说多了，很容易把自由辩论的时间早早用完；另外，年龄大了，学历高了，相互之间又不易统一，相互之间会出现矛盾，反应也不一定会很敏锐．钟对这些情况，我们采用了相应的战术，比赛的结果自然是比较理想的．

一言以蔽之，“知己知彼”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有对双方的情况都了然于心，才能真正地确立获胜的信心．

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的关系

如前所述，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出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一、二次讲座，队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１．本学科的基本概念；２．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３．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

一些专家讲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

第三，精读《四书》．考虑到辩论赛作为华语推广活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多做些准备．我们除布置队员熟读《四书》外，还要求他们熟读《孙子兵法》、《道德经》等重要著作．

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队员们在辩论时从容多了．刚开始参加辩论时，他们常常出现口误，主要是背景知识不熟悉，对方提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无从应对了．现在，可调动的知识积累多了，队员们在辩论时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机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给评委和听众留下知识面很宽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讨论辩题时，如果我们发现哪位队员的知识有不准确之处，就马上进行纠正．在训练时，除了一些共同的项目，我们也根据各个队员知识结构的特殊情况，分别对待，缺什么补什么，使队员们的知识积累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辩论凯旋后，队员们对专家们的知识讲座始终怀着感激之情．如前所述，从根本上看，辩论赛是一种游戏，因而辩论技巧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一个人即使有丰富的知识积累，但如果不善于表述，不熟悉辩论技巧，在场上是不可能表现得很出色的．反之，一个人如果光有辩论技巧，但其知识底蕴很差，可供调动的东西很少，那就会陷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纵有最高超的辩论技巧也无法展示出来．所以，把知识积累与辩论技巧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

先讲知识积累问题．在选拔辩论队员的过程中，我们碰到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是队员在知识结构上都比较弱，他们可能对本专业的问题比较熟悉一些，但一走出专业的范围，就有邯郸学步，寸步难行的味道．一个人如果知识很弱，去参加辩论，就像一个没有钱的人去做生意一样，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解决好知识积累的问题？这是我们在训练阶段中考虑较多的问题．我们主要采取如下的措施：

第一，通过专家讲座的形式增加背景知识．人们常常把文科的知识比喻为一座金字塔，不了解宽泛的知识背景，想在某一专业领域里做出出类拔萃的成绩是不可能的，想在辩论中运用自如、应答如流也是不可能的．然而，作为知识背景的学科非常之多，如哲学、历史、伦理、政治、经济、宗教、艺术、逻辑、修辞、生态、社会学、医学、文学等等，如何才能迅速地完成知识积累工作呢？光是一门学科，就可以讲上几个学期，通过一、二次讲座，队员们能把握住吗？“知识快餐”可能吗？实践证明是可能的．在每次讲座中，我们要求专家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来讲：１．本学科的基本概念；２．本学科发展的基本历史线索；３．本学科研究在当代的热点问题．把这三个问题用简明扼要的话讲清楚了，队员们就能从理论、历史和现实三者的结合中迅速地了解一门学科的概况和问题之所在．这样一来，也就有了关于这门学科的背景知识．采用这种方式，我校的三十多位专家为队员做了五十多次讲座，大大地拓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

第二，分析有可能入选为辩题的当代热点问题，重点理清有关这方面的知识．在当今世界上，热点问题是不少的，如民族冲突与战争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东西方文化融合与发展的问题、世界政治新格局问题、南北和南南关系问题、当代新儒家问题、亚太经济圈问题、艾滋病问题、安乐死问题、联合国作用问题、人口问题、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市民社会问题、后现代主义问题、国际恐怖主义问题等等．就这些问题，我们一方面组织一些专家讲座，有针对性地讲；另一方面，也借阅了一批图书和刊物，供队员们阅读，使他们对这些问题尽快获得感性认识．

第三，精读《四书》．考虑到辩论赛作为华语推广活动，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是比较重视的，所以在这方面我们理应多做些准备．我们除布置队员熟读《四书》外，还要求他们熟读《孙子兵法》、《道德经》等重要著作．

有了这样的知识积累，队员们在辩论时从容多了．刚开始参加辩论时，他们常常出现口误，主要是背景知识不熟悉，对方提一个比较深入的问题，就无从应对了．现在，可调动的知识积累多了，队员们在辩论时就能左右逢源，自出机杼，旁征博引，滔滔不绝，给评委和听众留下知识面很宽的印象．另外，在每次讨论辩题时，如果我们发现哪位队员的知识有不准确之处，就马上进行纠正．在训练时，除了一些共同的项目，我们也根据各个队员知识结构的特殊情况，分别对待，缺什么补什么，使队员们的知识积累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新加坡辩论凯旋后，队员们对专家们的知识讲座始终怀着感激之情． 另外，在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辩题下来后，我们还请一些专家进行“会诊”，进一步强化了专题知识，从而在辩论中能达到引经据典、挥洒自如的境界，获得评委和听众的一致好评．

知识积累是重要的，但不讲究辩论技巧，它仍然是空的，它或许适用于作学术报告，但却不适用于辩论．剑桥队之所以负于复旦队，问题主要不是出在知识积累上，而是出在辩论技巧上．尤其在辩题上不利于某一方时，这一方如果在技巧上不能高对方一筹，是很难取胜的．在辩论技巧上，我们以为，以下几点是比较重要的．

１．攻其要害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子或表达上争论不休，结果，看上去辩得很热闹，实际上已离题万里．这是辩论的大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对方一辩、二辩陈词后，迅速地判明对方立论中的要害问题，从而抓住这一问题，一攻到底，以便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对方．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的要害是：在不温饱的状况下，是否能谈道德？在辩论中只有始终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才能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在辩论中，人们常常有“避实就虚”的说法，偶尔使用这种技巧是必

要的．比如，当对方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假如强不知以为知，勉强去回答，不但会失分，甚至可能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机智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另外找对方的弱点攻过去．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关键的问题上打硬仗．如果对方一提问题，我方立即回避，势必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以为我方不敢正视对方的问题．此外，如果我方对对方提出的基本立论和概念打击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锐地抓住对方要害，猛攻下去，务求必胜，乃是辩论的重要技巧．

２．利用矛盾

由于辩论双方各由四位队员组成，四位队员在辩论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即使是同一位队员，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出语很快，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当马上抓住，竭力扩大对方的矛盾，使之自顾不暇，无力进攻我方．比如，在与剑桥队辩论时，剑桥队的三辩认为法律不是道德，二辩则认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这两种见解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机扩大对方两位辩手之间的观点裂痕，迫使对方陷入窘境．又如对方一辩起先把“温饱”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后来在我方的凌厉攻势下，又大谈“饥寒”状态，这就是与先前的见解发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３．“引蛇出洞”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胶着状态：当对方死死守住其立论，不管我方如何进攻，对方只用几句话来应付时，如果仍采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调整进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从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入手，诱使对方离开阵地，从而打击对方，在评委和听众的心目中造成轰动效应．

在我方和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时，对方死守着“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医学问题”的见解，不为所动．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的战术，我方二辩突然发问：“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为不致于在场上失分太多，对方一辩站起来乱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纠正，指出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就等于在对方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瓦解了对方的坚固的阵线．

４．“李代桃僵”

当我们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的．因此，按照我方预先的设想，如果让我方来辩正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社会影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我们在抽签中得到了辩题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我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这样一来，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力气纠缠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

“李代桃僵”这一战术之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我方立论中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辩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知识积累和辩论技巧珠联璧合，才可能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关系

在辩论中，逻辑思维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它使思维显得严谨、条理，使立论变得牢不可破．但逻辑思维也有自己的局限性，它使语言变得枯燥、抽象，如果没有另一种思维——形象思维紧密配合的话，场上的气氛就会显得过分凝重，缺乏活力和幽默感．德国人本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就说过，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面前颤抖，如同生命在死亡面前颤抖一样．只有在辩论中融入形象思维，整个辩论过程才会充满活力，辩论赛也会真正地具有观赏价值．

先来看逻辑思维．这种思维的功能是多方面的：

第一，必须运用逻辑思维透彻地分析辩题，明了辩论双方的真实的逻辑地位和逻辑困难．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正方）和“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反方）的辩题在逻辑上都把“医学问题”和“社会问题”割裂开来，因此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去攻击对方的这种逻辑上的割裂，因为对方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来指责我们．又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中的“必要条件”在逻辑上的含义是“无之必不然，有之不必然”．所以，正方在这一辩题中的逻辑困境显要证明：没有温饱就绝对不能谈道德．也就是说，反方只要举出一个例子，说明人们在不温饱的状态下也能谈道德，正方在逻辑上就已被打倒了．明了双方在辩题上的逻辑关系是确定对方立论之要害的前提之一．

第二，在表达上必须讲究逻辑层次．许多辩论新手在刚上场时，观点的条理和层次常常是不清楚的，把几层意思混在一起说，评委和听众听了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感觉．重视逻辑层次，每个辩手的陈述稿都应层次分明，第一点讲什么，第二点讲什么，第三点讲什么，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同时，四位辩手的陈词在总体上也应体现逻辑层次，如一辩从理论上阐明立论，二辩从历史上阐明立论，三辩从现实上阐明立论，四辩总结陈词，既有分工，又有合作，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四个人的陈词合在一起，犹如一篇文章，给人以气势宏大、错落有致的印象．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来分析，他们常常有一种惰性心理，即希望辩手把问题的层次阐述得非常清楚，不用自己再花力气去整理、归类．所以，辩手们的表达愈是井井有条，就愈是容易为评委和听众所接受．

第三，必须善于进行归纳．一个辩手如果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阐明自己的见解，一说就是一大套且不得要领的话，他在辩论中是很难占到有利位置的；同样地，一个辩手如果不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来迅速地归纳对方的见解，他常常会在辩论中随波逐流，甚至迷失方向．只有在逻辑上善于归纳的人，才会在辩论中紧紧抓住对方的要害，有针对性地打击对方，使对方真正陷入被动的局面．必须补充的是，对于第四辩手来说，归纳法具有更突出的意义，因为他不仅要迅速地归纳出对方四位辩手的基本见解，予以总体上的驳斥，而且要迅速地归纳出本方的基本见解，清清楚楚地陈述出来，从而赢得评委和听众对自己的支持．

第四，恰当地使用归谬法．所谓归谬法就是沿着对方的逻辑把其观点推向极端，使其荒谬性明显地表现出来，从而予以否定．比如“经济发展了，文化才能繁荣”这个命题建立了经济发展与文化繁荣之间的简单的逻辑联系，如果我们对这种简单的、线性的逻辑关系进行归谬的话，就可以说，“按照对方的逻辑，只要把经济抓好了，即使没有人去搞文化，文化也会自然而然地繁荣起来，这岂不是把经济和文化等同起来了吗？”也可以说，“根据对方的逻辑，凡是经济不发展的国家，文化一定是不会繁荣的，哪又怎么解释古希腊的文化是在其城邦经济和制度走向衰退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呢？而十八、十九世纪的德国虽然在经济上比较落后，在哲学文化上却成了'第一小提琴手’了呢？”

对方的逻辑错误本来是不明显的，使用了归谬法，就使其错误明明白白地摆在评委和听众面前，从而能帮助他们迅速地判明对方的逻辑弱点．当然，归谬法的使用要注意适度

性，如果用得过多过密，反而会给人以强词夺理的感觉．比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悉尼队有这样一个逻辑，既然称艾滋病为病，它当然是医学问题．我方马上对这一逻辑进行归谬：“政治病、社会病也是病呀，但是否是医学问题呢？”这种方式的归谬只要点到即可，不宜多用，否则过犹不及，适得其反．

在分析了逻辑思维的一些主要表现形式后，下面，我们再来看形象思维的问题．形象思维注重的是用具体的东西去打动评委和听众，其主要表现形式如下：

第一，用形象的类比取代抽象的说理．在与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题目时，我方必然要指责对方把艾滋病这么大的问题局限在医学问题的小范围内，如何形象地表达我方的见解呢？我们采用了夸张地加以类比的表达手法，比如，“请对方辩友不要让大象在杯子里洗澡”、“花盆里是种不下参天大树的”等等，使听众和评委形象地感受到对方的理论错误．

第二，用具体的数据取代经院哲学式的说教．在辩论中，准确无误的数据往往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说明艾滋病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我们列举了以下的数据：到１９９３年５月底，全世界的艾滋病感染者已达１４００万，患者达２５０万，到２０００年，感染者将达５０００万—１亿，患者将达１４００万．不用更多地说理，这些天文数字已表明，艾滋病已成为当今世界严重的社会问题．在能用数字说明的地方要尽可能用数字，因为数字只要准确是无法驳斥，也是无法否定的．

第三，用生动的事例取代烦琐的论证．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准确无误的事实和数据一样，在辩论中是最有力的东西．比如，在论述“人性本恶”的辩题时，我方举了不少例子来阐明这一点，如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知人知面不知心”等等；又如曹操说：“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路易十五则说：“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又如在历史和现实中每天都在发生的事情：谋杀、抢劫、绑架、欺诈、伪善等等．难道不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形式吗？生动的事例不仅使我方的立论显得丰满和充实，而且也易于为评委和听众欣赏并接受．

第四，用幽默感人的语言取代贫乏枯燥的陈述．在辩论中语言运用的优美与否，是评委打分的主要依据之一．在我队的辩论经验中，对语言优美的刻意追求，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比如，为了驳斥剑桥队的“温饱决定论”，我方三辩对裴多菲的诗作了如下的改动：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温饱故，两者皆可抛．

这一幽默的驳斥在场上取得了相当好的效果．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我方三辩又幽默地说：“如果哪个人给艾滋病'爱’上的话，恐怕会'此恨绵绵无绝期’吧！”，在批评对

方把艾滋病局限于医学领域，必然会延误治疗，从而给全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时，我方三辩又机智地引证了柳宗元的诗：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从而生动地刻画出对方在理论上孤立无援的窘态，为我方赢得了长时间的笑声和掌声．

语言之幽默当然不仅仅表现在语言之诗化上，也表现在机智的应对上．在辩论“温饱”问题时，剑桥队的第四辩手一口气向我方提出了三个问题，可是，他在讲话中错误地称李光耀为新加坡的“总统”，我方第四辩手站起来，立即指出了他的这一常识性的错误，引起了长时间的掌声．

把严谨的逻辑思维与生动的形象思维结合起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训练中，我们既设置了对辩题进行严密的逻辑分析的项目，又设置了形象地表达思想的项目，从而使队员们善于把这两种对立的思维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整个辩词显得严谨而又生动，条理分明而又感情充沛，从而得到了评委和听众的高度评价．

预定陈述与临场应对的关系

辩论中的全部台词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预先准备好的陈述词，可以说是“死的东西”，另一部分是一、二、三、四辩手在陈述前和自由辩论中灵活应对的东西，可以说是“活的东西”，辩论的一个重要的艺术就是要把这两部分东西有机地结合起来．

我们知道，一、二、三、四辩手发言的时间分别是３、３、３、４分钟，自由辩论单方累计４分钟，单方共有发言时间１７分钟，假设一、二、三、四辩手分别留出０．５、０．５、０．５、１分钟用于临场辩护和驳斥，加上自由辩论的４分钟，共有灵活应对的时间约６．５分钟，占总发言时间的３８％左右．换言之，从时间上划分，１７分钟中有１０．５分钟是陈述“死的东西”，而６．５分钟则陈述“活的东西”．这两部分交接得是否好，是辩论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先来看预定的陈述．这部分内容是在辩论前已准备好的、队员已熟读乃至背诵出来的东西．我们对这部分内容的要求是：在集体讨论、明确总体思路的情况下分头写出来，务

求立论鲜明、说理透彻、语言形象、境界不俗．这部分内容不能草率地形成，而应在反复斟酌辩题的基础上，在反复权衡各种思路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因此，在辩论过程中，不管对方的论点和论据出现什么变化，也不管对方提出了哪些出乎我方意料的新概念、新问题，我们都要求，辩论队员无权擅自改动其中的内容，因为：第一，不管临场组织起来的语言如何好，在逻辑严密性、语言的条理性和华美性上都不可能超过已经形成稿子的、精心准备的东西；第二，如果任何一位队员有权在场上擅自改动已准备好的陈述词，弄得不好就会把整个辩论队的思路、立论和底线都搞乱，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陈述词并不是教练的“硬性命令”，而是辩论队员自己已接受的东西．如果教练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队员，队员上场后的表现不可能是很出色的，因为他们有心理障碍，他们讲的不是他们所想的，这就难免出岔子．所以，在准备陈述词时，队员们的任何一个疑问都应得到回答和解释，要鼓励他们提出各种顾虑，竭尽全力予以解决．总之，一句话，要使陈述词成为每个队员自己的东西．这样，他们在场上不但信心十足，而且也不会擅自去改变陈述词．当精心准备的陈述词能完整无遗地表达出来的时候，它远比那些“急就章”更能打动评委和听众的心．

再来看灵活的应对．如前所述，辩论的任何一方可灵活支配的时间是６．５分钟左右．这一时间是短暂的，但又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双方的激烈交锋就发生在这一段时间里．灵活应对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辩论的胜负．从评委和听众的接受心理看，这部分“活的东西”具有更大的观赏价值，因为它是敏捷的才思和机智的应变能力的集中体现．乍看起来，这部分内容似乎是完全不可捉摸的，其实，是有规律可寻的．一个人的知识面愈是宽广，可供调动的事实和素材愈是丰富，他对某个辩题的准备愈是充分，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交锋想得愈是深入，临场应变的余地就愈是大，出语愈能惊人．

对灵活应对的东西，我们的要求是：第一，准确性．即用于临场应对的语言、事实、数据、典故必须准确无误，不能出半点差错．一个人名的偏差、一句话的口误、一个典故或引证的差错、一个数据的不实，都可能是致命的，如果对方穷追不舍的话，就有可能把我方击败．第二，针对性．即必须重点攻击对方陈述中的基本概念、问题和观点．对方辩手在陈述中也许会出现许多问题，有不少“小辫子”可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这些问题逐一进行驳斥，一是会影响陈述的时间，使已经准备好的陈述词无法完整地说出来；二是多中心等于无中心，抓的问题太多，注意力就被引到与主题无关的细枝末节上去了，结果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那就太惨了．因此，强调针对性，就是要使我们的队员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削除枝蔓，着力于抓住那些根本性的问题（包括对我方立论有根本威胁的问题）实施坚决的打击．第三，效果性．凡是灵活应对的内容，尤其要注意场上的效果．如果出语不惊人，即不可能构成对对方立论的有力打击和对我方立论的有效维护，那就应当换一个角度进行进攻，千万不可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说一些没有效果的废话．举例来讲，在与剑桥队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在短短４分钟自由辩论中引经据典，出语幽默，竟赢得了１５次掌声和笑声，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大致界定陈述和自由应对的时间比例是容易的，困难的是在辩论过程中真正地使两者水乳交融，换言之，是把握好两者关系的“度”的问题．有的辩论队偏重于陈述词而对灵活应对部分缺乏认真的准备，在场上会给人留下过于呆板、僵硬的感觉；也有的辩论队过于重视灵活应对部分而轻视陈述词，给人的感觉是在理论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且有支离破碎的感觉．显然，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只有同时重视两者并以最佳的方式把它们结合起来，才能在辩论中立于不败之地．

正与奇的关系

《孙子兵法》强调在军事上要出其不意，攻其无备，要兵不厌诈，这里涉及的正是“正”与“奇”的关系问题．拿破仑用兵如神，被他打败的将领都抱怨他打仗不遵守规律，实际上他并不是不遵守规律，而是用兵已达到庖丁解牛、游刃有余的自由境界，因而能出奇制胜．在辩论中，也涉及到“正”与“奇”的关系．

所谓“正”，也就是对立论、自由辩论的设计都合乎常规；所谓“奇”就是在整个设计中植入出人意料之外的东西，往往使对方在辩论中措手不及，从而陷入被动的局面．在辩论中应当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果只讲“正”而不求“奇”，会给人以呆板的感觉；反之，如果一味求“奇”，失了正确的方向，也会“走火入魔”，陷入歧路亡羊的窘境．我们的看法是：辩论应以“正”为基础，应从大处着眼，作充分的准备，然后在可能的条件下，即在不损害立论，不哗众取宠的前提下，力求“奇”的表达方式，以有效地打击对方．

比如，就“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来说，当然重点是讨论“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根据对方的设想，我方在立论中将会割裂“温饱”与“谈道德”的关系，可是，我方的立论却有出奇不意之处．我方并不否认温饱了可以谈道德，我方否认的仅仅是把谈道德局限在温饱条件下的观点．另外，道德不光与人们的经济情况有关，它的部分内容（如性道德）与人们之间的性的交往方式密切相关．即使在非温饱的状态下，只要人们之间存在性关系，就会有相应的性道德．这是我们原来在设计自由辩论时准备的一只“杀手锏”，后来由于时间关系在场上没能打出来．如果打出来的话，对方一定猝不及防．

又如，在“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的辩论中，我方准备了一个出奇不意的问题：“艾滋病的发生究竟是社会出了问题，还是医学出了问题？”这个问题模棱两可，对方很难回答．如果对方回答是社会出了问题，那我们就说艾滋病是社会问题；如果对方回答是医学出了问题，那我们又可以进一步责问对方：同性恋、吸毒等都是医学问题吗？我

们还准备了另一个十分刁钻的问题：“如果一位老太太给一辆车撞倒了，肇事者已逃之夭夭，另一个人把她救了起来，那么，这个事故的责任应该由哪个人来负呢？”言下之意，老太太被撞伤了，当然要通过医学手段给她治疗，但事情的起因却在社会上，应是社会交通事故，即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在辩论中突然提出来，对方要马上理清思路，进行回答是困难的；如果贸然回答，则可能被我方思路“套住”，陷于被动．

再如，在“人性本恶”的辩题中，我方估计对方为了针锋相对地强调人性中的善根，肯定会提到“人与动物相区别”的问题，因为常人，包括我们的好多理论家在内，也常常会提出这个问题．然而这个问题中蕴涵的逻辑错误是：人和动物的概念是重迭在一起的，动物是人的种概念，而人则是动物中的一类，尽管是最高级的一种，但归根到底，人仍然是动物．不管我们给人下怎样的定义，如“政治动物”、“社会动物”、“制造工具的动物”等等，这些定义的最后两个字总是动物．由此可见，“人与动物相区别”这个提法就是错误的，因为它在逻辑上否认了人是动物．正确的提法应是，“人与人以外的动物相区别”．如果抓住这一问题，出奇不意地攻击对方的话，这对我们将是十分有利的．在自由辩论中，对方果然提到了这一问题，遗憾的是，我方未能及时抓住这一问题，予以展开．这是应当加以总结的重要经验．

综上所述，在辩论中把“正”和“奇”结合起来是十分重要的．在每场辩论中都要准备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问题，才能在心理上震慑对方，并乘机突破对方的防线，长驱直入，战而胜之． 当我们对任何一个命题进行分析时，都会涉及到一些基本概念，如“人口控制必然导致人口的老龄化”这一辩题，就波及到“人口”、“人口控制”、“老龄化”、“必然”、”导致”这些概念．在通常的辩论准备中，人们总是通过查阅词典的办法试图给这些概念下定义．这当然是必要的，然而这样做也有它的负面效应，因为下定义的方法，即规范的方法，常常会出现漏洞，从而被对方抓住．如“老龄化”这一概念，先得分析什么是“老龄”，六十岁以上，还是七十岁以上，这是很模糊的问题；而“老龄化”到底是指人口总数中老年人占多少百分比才算得上呢？这又是一个新问题．总之，我们在平时的谈话中提到各种概念时，它们的含义仿佛是很清楚的，但一对它作具体的分析，特别是下一个恰当的定义，就变得十分困难了．比如，当一个古希腊人把人定义为“没有羽毛的两足动物”时，另一个人很幽默地把一只拔去了毛的光鸡扔在他的面前，问他这是不是人，他无言以对．

可见，在辩论中，热衷于给一个个概念下明确的定义并不是明智的做法．在有的辩论队中，第一辩手的任务就是给辩题中出现的所有的概念下精确的定义．这样做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要辩论总得先澄明概念的涵义，然而，规定同时也就是否定，规范概念的结果常常为对方提供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炮弹．中国人有句古话叫“水清无鱼”，把辩题和概念交待得太清楚了，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其实，第一辩手的任务并不是把一切都和盘托出，他（她）的任务应是双重的，即既要说出什么，又必须隐藏什么．在这种情况下，不

对概念下定义，而是采用描述的方法就显得很重要．所谓“描述”，也就是不进行概括和规范，不揭示概念之本质涵义，只是从现象上对概念进行描述，甚至是同义反复的描述．

比如“温饱”这个概念，听上去意思很明白，可下定义却很困难．如果我把它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无衣食之困”，对方马上就可以追问我：“你的'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指一个团体、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也可以问我：“你的'大部分人’的含义是什么？是人口的６０％、７０％还是８０％？”对这些问题，假如我继续回答，就会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从而完全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只要我们不采取规范的方法，而用描述的方法取代之，上述局面也就不会产生了．什么是温饱？我们的回答是：“温饱就是饱食暖衣”．这个回答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但它给人的感觉是，我们已清楚地阐释了这个概念，而对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实施攻击．这样，在以后的辩论过程中，当我们对“温饱”这一概念作出新的补充和说明时，我们就显得比较灵活、自由，不至于给对方抓住什么矛盾．

又如，“人性”这一概念人们已争了数千年，各种观点纷然杂陈，要对它下定义自然也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我们采用了描述其特征的方法，我们在辩词中指出：“人性是由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组成的；自然属性是与生俱来的，社会属性则是通过教化和社会化获得的；人性本恶是指人的自然属性具有无节制地扩展的倾向，而人的社会属性或是对这种倾向推波助澜，或是抑恶扬善，把人的自然属性限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这种描述性的方法往往使对方处在一片雾霭之中，他们什么都听到了，但什么都抓不住．

描述性的方法也和本世纪西方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倡导的反本质主义思潮密切相关．维特根斯坦不主张运用概念去规范事物的本质，而是主张描述事物的具体特征，他认为事物之间只存在着“家族类似”，不存在所谓共同的本质．比如你问我：“什么是游戏？”我不会给你一个游戏的定义，我会告诉你乒乓、篮球、扑克是怎么玩的，因为这些都是游戏，我只是小心翼翼地描述它们，而尽量避免用抽象的论述进行概括．其实，这种反本质主义的思潮在孔子那里已见端倪．孔子的学生问“仁”，孔子并不千篇一律地答复他们，而是根据问的人的不同情况，作不同的回答．所有这些，对我们进行辩论都是有启发的．由于尽量避免下定义，我们在辩论中始终比较主动，对方摸不到我们的实处．

当然，我们说，尽量避免用规范或下定义的方法，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拒绝下定义．在某些辩论中，个别必须明确地表达出来的概念仍然要求助于下定义的方法．比如，在辩论“人性”问题时，我们把“恶”定义为“人的本能和欲望的无节制的扩展”．如前所述，我们的目的是为了阻止对方把人的本能与恶简单地等同起来．但这一定义确实像任何其他的定义一样，包含着受攻击的危险．要是对方抓住“无节制”这一概念做文章，我们是很难回答的．他们可以这样向我们提问：“如果一个人的胃口是吃一个饼，但由于某种饼特别好吃，他吃了一个半，这是不是一种'恶的行为’呢？”他们也可以问：“中国历史上的

许多农民起义目的是推翻暴政，遏制统治阶级欲望的无节制地扩展，但为什么不少人反倒称农民起义为'恶’呢？”这些问题都是很棘手的．当然，在该下定义地方，不管会发生什么问题，我们还是要硬着头皮下定义．同时，在下了定义之后，又要对可能遭受到的攻击作充分的准备．这样做才可能避免被动的地面．

总之，要准确地使用描述和定义的方法，两者不可偏废，但要尽量多用描述的方法，从而达到既讲清某些问题，又隐蔽另一些问题的境界，使对方不能迅速地判断并抓住我方观点中根本性的东西．

收敛与发散的关系

在辩论中常常会发生两种极端化的现象．一种现象是，拘泥于辩论内容本身，不越雷池一步，尤其当辩题比较枯燥乏味时，整个辩论过程就显得毫无生气．比如，“中国加入关贸总协定利多于弊”、“道德是法律的基础”这样的辩题，要是只限于专业知识进行辩论，那听众就会索然无味．另一种现象是，在辩论中双方都开“无轨电车”，结果差之毫厘，谬以千里，愈辩愈跑题，愈辩愈离谱，评委和听众接受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文字．无疑地，这样的辩论也是缺乏观赏价值的．

要避免这两种现象，除了在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的关系上做文章外，还要努力处理好收敛性思维方式和发散性思维方式的关系．所谓“收敛性思维方式”，也就是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必须始终扣住辩论的主题和基本问题，避免辩论滑入到细节问题或与主题无关的问题上去；所谓“发散性思维方式”就是在辩论中敢于把问题撒出去，离开枯燥晦涩的专业语言，扩散到日常生活、历史事实、文学作品、典故轶事、奇趣异闻等上面去，从而大大地打开知识视界，给听众和评委以知识和美的享受．这两种思维方式应该互补，如果坚执于第一种，可能失之偏狭，缺乏情趣；如果坚执于第二种，也可能失之宽泛，缺乏论证的严密性和严肃性．只有把这两种思维方式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使整个辩论过程既紧扣主题，又汪洋恣肆；既层次分明，又妙趣横生；既如一篇立论严密、一气呵成的论文，又如一首跌宕起伏、回肠荡气的史诗，令辩者意气风发，令评委和听众留连忘返．

在训练时，我们要求每个队员在场上都应达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境界．我们安排了一些训练，如要队员在２０分钟时间内快速翻阅一本书，然后用简炼的语言概括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要紧扣书的主题来说，不允许说废话；我们也要求队员快速读完一篇文章，立即对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进行批驳，驳斥要有力，不允许停留在枝节问题上．这些训练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队员们的收敛式思维能力，他们善于迅速地把握并

扣住主要问题进行辩论．另外，我们也安排了一些锻炼队员进行发散式思维的训练．我们会出一些古怪的题目让队员们的想象力自由驰骋，如“克拉利佩奥的鼻子生得短一些，世界历史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如果希特勒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目前国际政治格局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你见到外星人，你想告诉他什么？”“如果一个人在一小时后将会死去，你认为他将想什么？”“如果南极洲的冰山溶化了，地球将发生怎样的变化？”等等．这些稀奇古怪而又妙趣横生的问题，促使队员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到处翱翔，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联想和跳跃式思维的能力．这些训练的结果是，队员们在场上常能很好地把这两种思维方式结合起来，并熟练地进行运用．

比如，在辩论“温饱”问题时，我方四辩机智地注意到减肥小姐“温而不饱”的特殊情况，从而提出了一个发散性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温饱了才能谈道德的话，那么减肥小姐的俱乐部岂不成了拳击场了吗？”因为小姐们既然未达到“温饱”状态．当然就可以不谈道德了．这一问题提得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从而赢得了热烈的掌声．

又如，在辩论“艾滋病”问题时，对方提出了一个很刁钻的问题：“如果医学能治好艾滋病，难道它还是社会问题吗？”我方二辩立即作了发散性的回答：“要是使用'如果’的概念，我也能把巴黎装进一个瓶子里去．如果人类不存在，那我们还有什么可能在这里讨论艾滋病问题呢？”乍看起来，“把巴黎装进瓶子里”与“艾滋病”问题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可在这里，这种发散式的回答却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听众报之以热烈的掌声．另外，当对方强调艾滋病毒是在医院里发现的，因而只能是医学问题时，我方二辩又提出了一个发散性的问题：“按照对方辩友的观点，如果在医院里发现的东西都是医学问题的话，那要是有人在医院里捡到了一把钥匙，这把钥匙也成了医学问题了？”从表面上看，“拣钥匙”与“艾滋病”也是毫无关系的，可在这里却达到了巧妙的结合，把辩论推向了新的高潮．还有，当对方辩手提出：“母婴传染是艾滋病传播的渠道之一，请问，对刚生出来的婴儿如何进行性教育？”这个问题也提得比较刁钻，但我方三辩运用发散式思维从容应对：“对不懂事的婴儿当然无法进行性教育，但对母亲难道不能进行性教育吗？”听众立即报以热烈的掌声，因为我方三辩把回答从“婴儿”发散到“母亲”的身上，自然使对方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再如，在关于“人性”问题的辩论中，对方强调人人有善根，因而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但我方三辩立即提出了一个对方未曾想到的，也难以回答的问题：“如果人性本善，人们怎么可能拿起屠刀？”从“放下屠刀”发散到“拿起屠刀”，思维的跳跃是何等神速，在对方张口结舌之时，场上立即爆出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

使每个队员都兼具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的方式是很重要的，但光停留在这一点上又是不能的，因为整个辩论过程瞬息万变，万一有队员矢之偏颇，就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也就是说，辩论队作为一个整体，它在整个辩论过程中应当在收敛式思维和发散性思维中保持必要的张力．

于是，我们确定二辩手在整个辩论过程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从“起、承、转、合”的角度看，二辩手之“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因而由二辩手担当“收敛”的角色是很合适的．当然，担任这一角色的队员最好比较沉着冷静，不会听凭自己的激情到处驰骋，而是善于把全队的激情控制在确定的轨道上，从而起到辩论队的“灵魂”的作用．他的使命主要有两个：一是在对方一辩手，至多再加上二辩手陈述后，能迅速地把握住对方立论中的基本论点和问题，并为以后的辩手指明攻击的方向．在平时的辩论中常常出现这样的问题，由于二辩手抓不住对方立论的要害，只抓住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从而把整场辩论引向歧路．所以，这方面的收敛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它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与否．二是在自由辩论中起好收敛的作用．一般说来，自由辩论表现为一个即兴的、相当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个辩论队如何保持一种“流动的整体意识”，始终紧紧地扣住主题进行辩论，这是一项高超的艺术，而在这一艺术中，起关键作用的正是那位担当收敛角色的队员．他的脑子中始终保持着一个清醒的念头——”使辩论回到主题上去”，每当自由辩论像无根基的浮萍飘向枝节问题或跑题的时候，他就要站起来发言，把问题重新捡回到主题上来：

这里是罗陀斯，就在这里跳跃吧，这里有玫瑰花，就在这里跳跃吧．

老实说，二辩手要起好收敛作用是很不容易的．有时对方一讲话就暴露出许多问题，从而会产生一种力图去驳斥这些问题的“诱惑”，二辩手应当绝对地战胜这种诱惑，紧紧地抓住最根本的问题实施攻击，从而使整场辩论纳入到我方设定的轨道中去．

光确定“收敛者”是不够的，我们还指定另一名队员担任“发散者”．“发散者”的使命就是在他本人的陈述和自由辩论的过程中起到谈笑风生、纵横捭阖的作用．乍看上去，他的发言似乎常常游离于辩题之外，其实，是采用迂回的方法阐明本方的题旨和攻击对方的立论．“发散者”最好由处在“转”的位置上的三辩手来担当，担当这一角色的队员不仅要知识面宽，联想能力丰富，而且要思想活跃，善发刁钻之论．

如果具有这样的特质，他在场上常常表现得十分活泼，挥洒自如，如入无人之境，从而在听众和评委中营造出一种新的气氛，并给对方辩手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使之措手不及，茫然不知如何应对．“发散者”的作用是很重要的，因为他能拓展出一个新的知识空间，拓展出辩论赛的深度和广度，然而，归根到底，“发散者”应当服从“收敛者”，紧紧扣住主题来辩论，离开主题来发散，“流动的整体意识”就瓦解了，代之而起的已是五光十色的语言碎片，这乃是辩论之大忌．

正如在科学研究中一样，在辩论中，保持收敛式思维和发散式思维之间的“必要的张力”也是至关重要的．

辩论运思与哲学运思的关系

众所周知，辩论运思的根本特征是追求表达的严密性、一贯性和明晰性，辩论语言常要求能体现出巨大的逻辑力量，犹如章鱼之足把对手、评委和听众紧紧地抓住，使他们乖乖地跟着辩手的思想走．而哲学运思则不同，特别当它达到思辨的境界时，它追求的是一种差异或对立的沟通和融合，常常会体现出辩论运思所达不到的思想高度，使评委和听众产生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即他们不仅在听辩论，而且在思想上接受了某种新的感召．如果说，辩论运思旨在取胜，因而是一种求器的意识的话，那末哲学运思则旨在展示一种思想意境，因而是求道的意识．

当然，要是在辩论中只停留在抽象的、思辨的哲学运思中，这样的辩论是很难吸引普通的听众的，然而，如果完全缺乏哲学运思，这样的辩论也会显得索然无味．哲学运思不仅能体现思想的深度，显示思维的伟力，也能帮助辩论运思更透彻地分析并领会辩题．我们不妨把见之于辩论运思中的哲学运思称作为“辩论中的辩证法”．这一辩证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关系上．我们先来看辩论双方的辩证关系：

１．正方与反方

人所共知，在每一场确定的辩论中，正方和反方都是确定的．一般说来，正方是在明处，辩题已经规定好了，其任务是对辩题本身进行论证，而反方的见解又不得而知，很难进行有针对性的准备．所以，正方一般说来比较被动．反之，反方在暗处，其立论不易为正方所把握①．比如“人性本善”

这一辩题，反方如果可以自由立论的话，至少有以下三条思路：第一，人性本恶；第二，人性有善有恶；第三，人性无善无恶．因而反方的立场是很难捉摸的，而正方立论在明处，反方可给他有力的进攻．所以，在辩论过程中，反方的主动性常常是比较强的．但反方也有弱点，由于受到进攻正方的“诱惑”，对自己的立论的严密性常常缺乏缜密的思考，一旦正方反守为攻，反方就不易防守．

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用辩证的目光来看待正方和反方．如果抽到正方，较易产生防守心理，为了克服这种心理，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反方”，把对方看作是“正方”，这样就能强化进攻心理，不满足于单纯的防守；反之，如果抽到反方，在进攻心理的支配下，较易忽略防守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设想自己是“正方”，对方是“反方”，于是，防守意识就增强了．

总之，从哲学上看，正方和反方的概念只具有相对的意义，不能把它们抽象化、孤立化，要善于把对方的心理优势集中起来，以便牢牢地把握辩论的主动权．

２．强队与弱队

①从本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开始，辩题反方也被明确规定，这样一来，反方原来的优势不但被取消了，而且由于在自由辩论中正方先发言，而四辩总结又把正方放在最后，因而正方立场显示出愈来愈多的优势．

一个辩论队是强队还是弱队，是比较容易判别的，这从队员的素质和他们在场上的表现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一般说来，碰到强队，人们既会产生害怕心理，又会扎扎实实地去准备，务求在比赛中得到较好的成绩；反之，如果碰到弱队的话，人们常常掉以轻心，准备也不会很认真，因而常会发生“阴沟里翻船”的事件．所以，在辩论中碰到强队未必是坏事，碰到弱队则未必是好事，要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

在新加坡辩论中，当我们在初赛中遇到剑桥队这一强劲的对手时，一方面，我们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严阵以待；另一方面，我们又深入地分析了该队的弱点，如年龄大，反应不快，学历高，观点不易统一等，使队员们看到他们“强”中有“弱”，因而确立了必胜的信念．在半决赛中遭遇到的悉尼队可以说是比较弱的，但只看到对方“弱”的一面，我方的斗志就会松懈下来，这是很危险的．于是，我们及时地给队员分析了悉尼队的优点，如一、四辩手陈词恳切，有很大感染力，辩题也有利于他们立论．这样一分析，队员们认识到，悉尼队既是“弱队”，又是“强队”，决不可大意失荆州．

上述辩证的分析，使我们处在强队面前“不馁”，处在弱队面前“不骄”，从而在三场辩论中过关斩将，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３．辩护与反驳

在辩论双方的关系中，辩护与反驳是一对基本的关系．我们在辩论中经常见到两个极端：或是只讲辩护，结果辩来辩去，战场都在自己一方，对对方的立论根本不构成任何威胁；或是只讲反驳，对对方提出的问题采取避而不答的态度，这也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这样的印象，即反驳者从来不敢正面回答对方的问题，至少是心理上胆怯的表现．

显然，这两种极端都是于辩论不利的．正确的做法是把辩护和反驳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这两者的关系中，辩护是基础．当对方追问我们一些枝节问题时，我们固然可以避而不答，但当对方对我们的基本立论提出疑问时，采取“绕着走”的方式却是很失策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简明扼要地回答对方的问题，立即进行自我辩护．辩护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澄

明我方的基本立场．这样的辩护正是反驳的必要的阶梯，如果抽去必要的辩护，反驳就会显得强词夺理，苍白无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辩护也就是反驳．当然，我方在作了必要的辩护后，对方如果继续纠缠不清，或对方提出的问题，我方在前面的陈述中早已说得明明白白，那就没有必要重复地进行辩护，而是要迅速地转移到反驳的层面上，把矛头指向对方的基本立论和要害问题．

反驳之所以重要，因为它是进攻性的，而进攻乃是辩论取胜之道．这就像踢足球一样，光是防守的话，至多不过是对方进不了球，但球却不可能滚进对方的球网中去，只有反驳和进攻，才有可能把“球”踢进对方的球网中去．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反驳是最有效的辩护．然而，从辩论的全局来看，既应当有辩护，也应当有反驳，两者的结合才能显出理论上的从容、严密和大度，也能显出作风上的沉着、儒雅和宽容．

辩证关系．

１．可能与现实

在辩论中，常常会涉及到一些可能性方面的辩题，如１９９０年南京大学和台湾大学决赛的题目是：“和平共处是人类可能实现的理想”．这一辩题之要害是“可能”这一概念，南大是正方，台大是反方．台大举了现实生活中许多关于战争、扩军的例子来驳斥南大，其实，“现实”是无法驳倒“可能”的，因为可能的东西是尚不存在的东西，现实的东西是已经存在的东西，后者怎么能够驳倒前者呢？比如，在飞机发明之前，人能飞到天上去仅仅只是一种可能．当时的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人从未飞到天上去过．我们能用这样的“现实”来否定飞机发明的可能性吗？

这层逻辑关系对于台大来说是致命的，可惜的是，南大未能及时抓住这层关系，等到后来意识到时，已经太晚了．这就告诉我们，在分析辩题时，一定要搞明白，辩题所要论证的是可能性问题，还是现实性问题．如要论证现实性，大谈可能性就没什么用，反之亦然．

２．偶然与必然

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必然性的命题，如“教授'下海’必然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时，我们一定要认清“必然”这一概念的涵义．所谓“必然”，也就是无条件地是如此．也就是说，反方只要举出一个特例，比如某某高校的某某教授“下海”后反而提高了教学质量，就可把上述命

题否定掉．正好像“一切天鹅都是白的”这一命题，我只要举出世界上某处存在着哪怕一只黑天鹅，这一命题就被攻破了．

这就告诉我们，面对着“必然性”的辩题时，作为反方，只要抓住一个偶然的实例，就足以在逻辑上摧毁正方．当然，如果在辩论前抽到了正方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为这一“必然性”的命题设置一些条件，从而弱化其在逻辑功能上的极端性，但这常常要借助于一定的诡辩手段才能做到；同时要大大强化正方立论在理论、事实层面上的说服力，以弥补这一逻辑上的弱点．

３．主流与支流

有许多辩论题目会涉及到主流和支流的关系问题，如“卫星电视的发展利大于弊”（正方）和“卫星电视的发展弊大于利”（反方）就是这样的一个辩题．不论是哪一方，总要把自己为之辩护的方面作为主流，把另一方则视为支流．对这层逻辑关系，在整个辩论的过程中应当保持清醒的认识．

对这层关系，现实生活中有不少形象的例子可以加以说明．如在吃饭的整个过程中，”吃下去”是主流，“打噎”是偶尔发生的事情，是支流，我们当然不能“因噎废食”；又如，生小孩，小孩的诞生是主流，生小孩中带出一些脏东西则是支流，能因为这些东西的存在就拒绝生小孩吗？再如，交通发展了，便利了大家，这是主流，每年发生的交通事故则是支流，能因为交通事故的存在就下令所有的车子都停开吗？显然不能．自觉地意识到主流和支流的关系，就能对这类辩题应付自如．

上面，我们简略地分析了哲学运思在辩论中的作用．显然，辩论运思还停留在形式逻辑的层面上，而哲学运思则超越形式逻辑，达到了辩证逻辑的高度，因而能探幽触微，充分显示出思想的穿透力．

上面谈的十大关系是我们在辩论中必定会遇到的，但并不等于把辩论中所有的问题都言穷了．辩论是一个活生生的、永远开放的过程，辩论的经验也可以在实践中不断地创造出来．歌德说：“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我想，辩论经验和辩论实践之间的关系也应该如此．也正如黑格尔在批判康德时说的，在岸上学游泳是学不会的，只有跳进水里，才有可能真正地学会游泳．因此，对有志于辩论事业的青年人，我们不妨提出如下的劝告：

大胆地走向辩论坛吧！

第四篇：辩论中技巧1

辩论中的反对抗技巧

论辩的过程是一个对抗与反对抗的过程，而对抗中又以例证对抗为常见。因此，本文想以例证对抗为例，谈点反对抗技巧。

一、从构成对抗的例证本身寻找反对的突破口 95国际大专辩论会半决赛第二场中有这么一节辩词： 正方：可是我们也知道香港“九七”就要回归祖国，我们听说要颁布《基本法》，可没有听说要颁布“基本道德”呀!反方：......我深深记得对方三辩同学在前几天的辩论场上曾经说过：在我一张伶牙俐齿之下是一颗善良美好的心灵（笑声），那为什么不说是颗“法律心灵”呢？（掌声）正方立场是“社会秩序的维系主要依靠法律”，于是以强调法律的重要性为立足点。举香港将颁布《基本法》为例向反方发难，反方立即就地取材反唇相讥，与之构成尖锐的对抗。赢得了观众的喝彩。请看正方是怎样反对抗的： 对呀！我善良的心灵是要大家认识我才知道的，可是现在大家都知道我首先是一个守法的好公民啊！（热烈掌声）......)正方咬定法律不放松，以敏锐的洞察力从反方构成对抗的例证中“窃取”与法律相关的事实，以先主后次的逻辑强调“首先的”就是“主要的”，从而压制对方的对抗。还有一些对抗的例证，表面看来牢不可破。实际上如果稍作推敲还是可以反对抗的。例如在“女性找男性更需要关怀”辩论中，正方为了论证中国文字反映的男尊女卑，举例说： 中文有两个字表示结婚的概念，一个是“娶”字，另一个是“嫁”子。男人是“娶”媳妇，女人是“嫁”给男人，那这个“娶”子它表示一种主动性，“嫁”子它表示一种被动性。（笑声，掌声）请回答！反方马上以牙还牙： 像这个例子，我们也发现了中国字的“好”字和“妙”字。都是一个褒义词，那么请问“妙”字和“好”字是不是用 “女”字旁开头呢？（掌声）当反方举“好”和“妙”进行对抗时，正方居然束手无策。其实。正方完全可以在反方的例证上做文章，作出反对抗：“妙”可以拆为“女”和“少”，“好”可以拆为“女”和“子”，、从造字角度看，这都是两个会意字，也就是“女”性 “少”方为“妙”“女”性得 “子”才叫“好”。这岂不正表明了女性受压抑的社会地位了吗？ 上面两个例子表明，从构成对抗的例证本身发掘于己方有利的观点或材料，可以有效地进行反对抗。

二、避实就虚，攻其不意 不是所有的对抗例证都存在着漏洞，更多的情况下，辩敌的对抗是严谨缜密、毫厘不爽的。这时候，避开对抗的冲击力，从侧面突发反问进行“强攻”，是行之有效的反对抗技法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反问必须直接攻向对方的立论点，不能有任何偏差，否则就会影响反对抗的力度。我们来看关于“治愚比治贫更重要”的辩论中的一段辩调： 正方：中国作家写了这本书《愚昧比贫穷更可怕》，说明了治愚比治贫更重要，可见对方同学似乎是没有看这本书呀！反方：中国政府也说：生存权、温饱权是人的第一权利。对方如何回答？ 这一组对抗中，辩论双方都选取了权威言论作为例证。权威能制造不容置疑、无以反驳的特殊效应。正方在不可能正面向权威发起攻势的情况下，突然反问：......如果治愚不比治贫更重要，为什么中国人说“养儿不读书，不如养头猪”？（笑声，掌声）俗语是劳动人民智慧的产物，多约定俗成的语言的精华，它具有言简意赅、说理透彻、通俗易懂等特点。正方在这里引用俗语再次证明己方观点是十分明智的。其力之劲猛，一步到位，收到了相当直观的反对抗效果。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得到启示：广泛收集有分量的材料支撑已方观点，一方面可以避免辩论的空洞化，另一方面更可以在关键时刻加强辩论的说服力度，争取出奇制胜。[作者: kongxiangyu]

发问与回答的艺术

曾有“全美最红刑法律师”之名的Edward Bennett Williams，曾在时代杂志(1959年6月)上谈到英美法系法庭辩论中最困难的技巧——反对、询问(cross examination)，他说：“反对询问是种艺术，它如同要求你把绳圈套在被叫来伤害你的证人身上，并要控制他，反过来教他帮你。你可想象与证人共处一暗室，他手持匕首，随时都想捅你一刀，此时你必须紧跟着他。决不能在质询中做试验，决不能问不知道答案的问题！若你确知答案，而证人却不是如此回答，你可立即干掉他，否则就是他干掉你。也切勿攻击不重要的论点。此外，当你问出要点，要按兵不动，别让证人发现。终结陈词(Closing argument)才是你在陪审团前，引申破坏的时间。”质询是奥瑞冈式的一大特色，也是其习自英美法庭的阶段。而本章便是要讨论质询的技巧与准备。

质询者质询时，质询者要注意下列十点：(1)当对手发言不太明确时——不论其是否故意为此，你都可用质询来确定对方立场，例如：问：“您方的计划中说，高中联考应加计在校成绩，请问是在笑成绩中的哪一部分？” 答：“智育，透过此法，我们可„„”问：“谢谢您，我已得到我要的答案。”反方透过这简短的问题，得知正方要加计的是智育成绩，就可放弃预先要反驳加计美、群两育分数的论点，而集中讨论智育。(2)也可用质询来暴露对方证据的缺失，例如：问：“您方认为应给执法机关更大的权利，因为去年的犯罪率上升了十六个百分点，对不对？”答：“是的。不只是去年，每年皆有增加。” 问：“您方的资料来源是什么呢？”

答：“联合报。” 问：“联合报的数字又从何而来呢？”答：(看看卡片)“从„„呃„„我看看，从法务部，对，从法务部。” 问：“从法务部，好的，谢谢您。”此时，下位上场的辩士，即可拿出预先准备的法务部统计资料，想观众说明：“各位，法务部的资料上有这样一句话，这份统计资料不可以用来逐年比较，因犯罪率的增加和人口增加一样是必然的。”

还有一个例子：问：“您方认为企业回逃避环保工作，是吗？”答：“是的，他们当然会逃避。”问：“您可以念一下这张卡片吗？”答：“好的。企业环境研究报告。各企业在遇到太高的税赋与过量的限制时，会考虑迁移。”问：“这份研究报告指出，企业的考量是基于税赋与限制，是吗？”答：“呃„„是的，但我认为„„”问：“这份报告有提到任何企业会因环保而迁移吗？”答：“呃，没有，它没有提到，但环保问题确是其中一部分，我方还有资料可以加以证实。”问：“我问的是，这份报告有特别提到环保问题吗？”答：“它有提到过量的限制。”

问：“它没有提到环境保护。谢谢您。”在这段质询中，质询者已指出对方在运用证据上的疏漏。答辩者或其队友，若未能在以后的发言中提出其他的有力证据，此点恐怕很难成立。(3)也可用质询强化自己的立场。例如：问：“您方并未回答我方对安乐死审核委员会成员资料的质疑，对不对？”答：“但是，但是我们„„”

问：“您方并未回答，我希望能在待会儿听到，谢谢您。”这简短的问题，就显示出对方遗漏了某个论点。在“经济援助大陆”的辩论中，还有另个例子：问：“我们的资料显示，中国大陆急需一笔经费，是吗？”答：“是的。但他们不会接受中华民国的援助。”问：“我方已说过，他们若不接受，需要这笔钱的大陆同胞会不高兴，他们会知道，中共为了面子而害了他们，是吗？”答：“是的，但是„„”问：“只要我们宣布经援，中共若接受，我们就帮助了大陆同胞；中共若不接受，我们就赢得了民心，是吗？”答：“应该是吧。不过„„”问：“谢谢您。”(4)可以用质询回应对方的攻击。问：“您方刚才批评我方的政策，认为无期徒刑的受刑人，假释后仍可能再犯罪而危害社会，是吗？”答：“是的，我方证据显示，他们仍有再犯的例子。”问：“好，他们可能再犯，那该怎么办呢？”答：“应处死刑，将他们与社会永远隔离。”问：“一般人可不可能犯罪呢？”答：“可能，但这些人不是一般人。”问：“您方是否有证据，指出这些人的再犯罪率高于一般人？”答：“呃„„没有，没有证据，不过这是想当然耳的事。”问：“您没有证据，谢谢您。我的问题完了。例是个运用质询十分成功的例子，质询者先挑出对方对己方的攻击点，再加以反驳。(5)质询者应避免向“开放式问题”，而让答辩者有任意回答之机会。例如：问：“您觉得堕胎应合法化吗？”答：“当然，理由有三„„”质询者若问出“你觉得”、“你认为”这类型的开放式问题，答辩者通常会乘机大发高论。千万注意，质询是质询者的宝贵时间，切勿教答辩者浪费了你的时间。

除上述五点，质询者还要留意下列六点原则性事项：(6)质询者应尽量缩短答辩者的回答(但不必缩短到只许他说“是”或“不是”的地步)。得到答案，或认为不宜追问时，可用“谢谢您”来简短回答。(7)质询者不应以答辩者的回答来引申论证。质询是发问并获求答案的时间。至于回答对己方有多大利益，应在申论或驳论中说，不应放在质询中。(8)问题应简短易懂。杂乱无章、含混不明的问题，不仅会教对手摸不着头绪，也令教裁判感到困惑，而且也可能使对手要求你解释或重述，因而浪费时间。(9)不可在质询中申论，但可介绍问题的背景。如“我方这儿有一份由中华经济研究院在民国七十四(1985)年的报告，其中谈到一个和我的问题有关的概念，请问„„”(10)切记Williams的忠告，千万别不知道答案的问题。别攻击无关紧要的论点；也避免询问无法反驳的论点，否则不但显出你在这点上的失败，也浪费了本可以完成其他任务的时间。切记：攻击你能攻击的。

辩论中的立论战术

辩论是由立论（辩护）和反驳两个基本环节构成的，其中立论就是为了证明己方的基本立场，它是反驳的基础和必要的阶梯。辩论中如果没有必要的立论，反驳就会显得强词夺理，苍白无力，而且，辩论中如果自己的立论不稳，自然会被对方攻击得只有招架之功，更谈不上对对方的攻击了。可见，立论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因此，辩论中要特别注意加强立论的力度。

下面简单介绍几种立论战术： 逻辑严密,框架严整 立论中，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构建严密无懈的理论框架，从而使自己的立论坚实。严谨，无任何漏洞可寻，这是使辩论获胜的关键。如“万家乐杯”电视辩论大赛上，北京大学队与国际关系学院队的辩论题目是：“我国现阶段应该鼓励私人购买轿车。”这一题目的关键是“轿车”“鼓励”和“我国现阶段”这三个词。如何找准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形成一条强有力的立论思路，这是能否构建严密的攻防体系的关键。最后，作为正方的北大队根据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推导出了这样的思路：现阶段发展轿车工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由于轿车工业“三高一快”的特点，轿车工业被证明是经济起飞最有力的助推器，轿车的质量和产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我国也不例外．要想促进工业发展，必须发展轿车工业。其次，轿车工业要发展，关键在市场。如何扩大轿车市场，最便捷的办法是使轿车“飞人寻常百姓家”。所以，轿车工业同鼓励私人购买就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他们再依据其必然的逻辑联系充分论证了“鼓励购买”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充分考虑了对方立论中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即我国的公路交通的拥挤憎况，轿车的私人消费是否会是一种奢华的超前消费倾向），并对此一一作了周密合理的论述准备。由于北大队在立论中充分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来确立自己的论证体系，确保了该体系的严整周密，所以他们的立论在实践中既立得起，又防得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出其不意，“破”中求“立” 辩论，说到底是一种知识、智谋的较量，辩论的一方在立论时如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谋，在透彻地分析辩题的基础上，突破对方立论的防线，巧妙地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这样便能大大削弱对方的攻击力。如94长虹杯全国大学生辩论赛南京大学队迎战吉林大学队，吉大队作为正方的立场是：大学毕业生择业的首要标准是发挥个人专长。南大队作为反方其立论思路有很多，比如可以说“首要的标准是社会需要”，也可说“是收入丰厚”“是兴趣”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太平常而可能落人吉大队事先准备好的猛烈进攻中。你说“社会需要”，他讲择业是主观行为，“发挥个人专长”正是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你说“收入丰厚”，他说：对方辩友在养育自己的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以一己私利为先，向人民讨价还价，多么让人痛心和失望！如此，南大队将难以招架。最后，南大队经过缜密的思考，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观念：大学生择业复杂多样，没有也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首要标准！并指出，没有证明大学生择业应当有一个统一的首要标准，就去强调这个首要标准是“发挥个人专长”，这无疑于在流沙上盖楼。

辩论是由立论（辩护）和反驳两个基本环节构成的，其中立论就是为了证明己方的基本立场，它是反驳的基础和必要的阶梯。辩论中如果没有必要的立论，反驳就会显得强词夺理，苍白无力，而且，辩论中如果自己的立论不稳，自然会被对方攻击得只有招架之功，更谈不上对对方的攻击了。可见，立论的好坏，直接关系到辩论的成败。因此，辩论中要特别注意加强立论的力度。

下面简单介绍几种立论战术： 逻辑严密,框架严整 立论中，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构建严密无懈的理论框架，从而使自己的立论坚实。严谨，无任何漏洞可寻，这是使辩论获胜的关键。如“万家乐杯”电视辩论大赛上，北京大学队与国际关系学院队的辩论题目是：“我国现阶段应该鼓励私人购买轿车。”这一题目的关键是“轿车”“鼓励”和“我国现阶段”这三个词。如何找准这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形成一条强有力的立论思路，这是能否构建严密的攻防体系的关键。最后，作为正方的北大队根据其内在的逻辑联系推导出了这样的思路：现阶段发展轿车工业是我国工业发展的主导方向之一。由于轿车工业“三高一快”的特点，轿车工业被证明是经济起飞最有力的助推器，轿车的质量和产量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的标志。我国也不例外．要想促进工业发展，必须发展轿车工业。其次，轿车工业要发展，关键在市场。如何扩大轿车市场，最便捷的办法是使轿车“飞人寻常百姓家”。所以，轿车工业同鼓励私人购买就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在此基础上，他们再依据其必然的逻辑联系充分论证了“鼓励购买”的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并充分考虑了对方立论中可能会提出的问题（即我国的公路交通的拥挤憎况，轿车的私人消费是否会是一种奢华的超前消费倾向），并对此一一作了周密合理的论述准备。由于北大队在立论中充分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来确立自己的论证体系，确保了该体系的严整周密，所以他们的立论在实践中既立得起，又防得住，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出其不意，“破”中求“立” 辩论，说到底是一种知识、智谋的较量，辩论的一方在立论时如能充分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智谋，在透彻地分析辩题的基础上，突破对方立论的防线，巧妙地提出一个全新的概念，给对手一个“措手不及”，这样便能大大削弱对方的攻击力。如94长虹杯全国大学生辩论赛南京大学队迎战吉林大学队，吉大队作为正方的立场是：大学毕业生择业的首要标准是发挥个人专长。南大队作为反方其立论思路有很多，比如可以说“首要的标准是社会需要”，也可说“是收入丰厚”“是兴趣”等等，但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太平常而可能落人吉大队事先准备好的猛烈进攻中。你说“社会需要”，他讲择业是主观行为，“发挥个人专长”正是更好地满足“社会需要”，你说“收入丰厚”，他说：对方辩友在养育自己的祖国最需要的时候，以一己私利为先，向人民讨价还价，多么让人痛心和失望！如此，南大队将难以招架。最后，南大队经过缜密的思考，提出了一个极其大胆的观念：大学生择业复杂多样，没有也不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首要标准！并指出，没有证明大学生择业应当有一个统一的首要标准，就去强调这个首要标准是“发挥个人专长”，这无疑于在流沙上盖楼。此语一出，举座皆惊。由于南大队的观点从根本上动摇了对方精心设计的立论，吉大队毫无准备，顿时乱了阵脚，以致在规范性发言中几乎未对此进行反驳。南大队在以前所未有的创新勇气击破对方的同时，又进一步明确了自己的立论：大学生应以个人的自我完善和推动社会进步为择业方向。如此一来，南大队便很快占据了场上的主动，收到了十分明显的场上的效果。

另辟蹊径，李代桃僵 当辩论中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在立论过程中就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办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截然分开的。复旦大学在处理这个问题时，首先做了以下设想：如果让他们去辩正方的话，他们就会引入“社会影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在辩论时他们却抽到了反方的签，要阐述“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完全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他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这样一来，他们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气力纠缠在他们提出的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李代桃僵”这一战术的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己方立论中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少下定义，多做描述 在立论（辩护）中，我们时常会遇到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即给概念下定义。可以说，下定义是明确我们的基本观点，澄清我们的基本立场的主要方法。但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我们在辩论中热衷于给每一个概念都下明确的定义，很可能因此给对方提供许多意想不到的炮弹，而且，把辩题和概念交代得大清楚了，辩论中也就没有了回旋的余地。比如“温饱”这个概念，如果把它定义为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的大部分人都无衣食之困”、那么对方马上就可以追问：“你的社会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它指一个团体。一个民族，还是一个国家？”也可以问：“你的‘大部分人’的含义是什么？是人口60%、70%还是80％？”对这些问题，如果你继续回答，就又可能会暴露出许多新问题，从而完全陷入被动应对的局面。因此，在解释概念时，既要说出什么，又必须隐藏什么，即采用描述的方法来搪塞。所谓“描述”，也就是不揭示概念的本质涵义，只是从现象上对概念进行描述，甚至是同义反复的描述。如对“什么是温饱”的问题，复旦大学队是这样回答的：“温饱，就是饱食暖衣”。这个口答实际上是同义反复，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但它给人的感觉是，他们已清楚地阐释了这个概念，而对方又抓不住任何把柄实施攻击。这样，在后面的辩论过程中，当复旦大学队对“温饱”这一概念作出新的补充和说明时，他们就显得比较灵活、自由，不至于被对方抓住什么矛盾。

总的来说，在辩论中要注意恰当使用描述和定义的方法，两者不可偏废，但要尽量多用描述，从而达到既讲清某些问题，又隐蔽另一些问题的境界，使对方不能迅速地判断并抓住己方观点中根本性的东西来攻击。辩论中的立论是一个灵活多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运用的战术也是灵活多样的，上面列举的只不过是实践中几种最重要的也最常用的故术，还有很多的好的战术还需要我们在实践中去不断地积累、总结，这样，才保证我们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论辩中的反客为主的技巧

反客为主的原意是：客人反过来成为主人。比喻变被动为主动。在论辩赛中，被动是赛场上常见的劣势，也往往是败北的先兆。论辩中的反客为主，通俗他说，就是在论辩中变被动为主动。下面，本文试以技法理论结合对实际辩例的分析，向大家介绍几种反客为主的技巧。

一、借力打力 武侠小说中有一招数，名叫“借力打力”，是说内力深厚的人，可以借对方攻击之力反击对方。这种方法也可以运用到论辩中来。例如，在关于“知难行易”的辩论中，有这么一个回合： 反方：我们要请教对方辨友，今天基本上任何一个中国人或者说任何一个种族的人都知道杀人者死，或者都知道杀人是不对的，“知”是如此容易，那么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无法克制内心的欲望而去杀人呢？所以说“行难”啊！（掌声）正方：对啊！那些人正是因为上了刑场死到临头才知道法律的威力。法律的尊严，可谓“知难”哪，对方辨友！（热烈掌声）当对方以“知法容易守法难”的实例论证于知易行难”时，正方马上转而化之从：“知法不易”的角度强化己方观点，给对方以有力的回击。扭转了被动局势。这里，正方之所以能借反方的例证反治其身，是因为他有一系列并没有表现在口头上的、重新解释字词的理论作为坚强的后盾：辩题中的“知”，不仅仅是“知道”的“知”．更应该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知”；守法并不难，作为一个行为过程，杀人也不难，但是要懂得保持人的理性，克制内心滋生出恶毒的杀人欲望，却是很难。这样，正方宽广、高位定义的“知难”和”行易”借反方狭隘、低位定义的“知易”和“行难„的攻击之力，有效地回击了反方，使反方构建在“知”和“行”表浅层面上的立论框架崩溃了。

二、移花接木 剔除对方论据中存在缺陷的部分，换上于我方有利的观点或材料，往往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我们把这一技法喻名为“移花接木”。例如．在《知难行易》的论辩中曾出现过如下一例： 反方：古人说“蜀遭难，难于上青天”，是说蜀道难走，“走”就是“行”嘛！要是行不难，孙行者为什么不叫孙知者？ 正方：孙大圣的小名是叫孙行者，可对方辩友知不知道，他的法名叫孙悟空，“悟”是不是“知”？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移花接木”的辩例。反方的例证看似有板有眼，实际上有些牵强附会：以“孙行者为什么不叫孙知者”为驳难，虽然是一种近乎强词夺理的主动，但毕竟在气势上占了上风。正方敏锐地发现了对方论据的片面性，果断地从“孙悟空”这一面着手，以“悟”就是“知”反诘对方，使对方提出关于“孙大圣”的引证成为抱薪救火、惹火烧身。移花接木的技法在论辩理论中属于强攻，它要求辩手勇于接招，勇于反击，因而它也是一种难度较大、对抗性很高。说服力极强的论辩技巧。诚然，实际临场上雄辩滔滔，风云变幻，不是随时都有“孙行者”“孙悟空”这样现成的材料可供使用的，也就是说，更多的“移花接木”。需要辩手对对方当时的观点和我方立场进行精当的归纳或演绎。比如，在关于“治贫比治愚更重要”的论辩中，正方有这样一段陈词：“„对方辩友以迫切性来衡量重要性，那我倒要告诉您，我现在肚子饿得很，十万火急地需要食物来充饥，但我还是要辩下去，因为我意识到论辩比充饥更重要。”话音一落，掌声四起。这时反方从容辩道：“对方辩友，我认为‘有饭不吃’和‘无饭可吃’是两码事„„”反方的答辩激起了更热烈的掌声。正方以“有饭不吃”来论证贫困不足以畏惧和治愚的相对重要性，反方立即从己方观点中归纳出“无饭可吃”的旨要，鲜明地比较出了两者本质上的天差地别，有效地扼制了对方偷换概念的倾向。

三、顺水推舟 表面上认同对方观点，顺应对方的逻辑进行推导，并在推导中根据我方需要，设置某些符合情理的障碍，使对方观点在所增设的条件下不能成立，或得出与对方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例如，在“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的论辩中： 反方：„„我们要请教对方辨友，愚公搬家解决了困难，保护了资源，节省了人力、财力，这究竟有什么不应该？ 正方：愚公搬家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可愚公所处的地方连门都难出去，家又怎么搬？„„可见，搬家姑且可以考虑，也得在移完山之后再搬呀！神话故事都是夸大其事以显其理的，其精要不在本身而在寓意，因而正方绝对不能让反方迂旋于就事论事之上，否则，反方符合现代价值取向的“方法论”必占上手。从上面的辩词来看，反方的就事论事，理据充分，根基扎实，正方先顺势肯定“搬家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既而均人“愚公所处的地方连门都难出去”这一条件，自然而然地导出“家又怎么搬”的诘问，最后水到渠成，得出“先移山，后搬家”的结论。如此一系列理论环环相扣。节节贯穿，以势不可当的攻击力把对方的就事论事打得落花流水，真可谓精彩绝伦！

四、正本清源 所谓正本清源，本文取其比喻义而言，就是指出对方论据与论题的关联不紧或者背道而驰，从根本上矫正对方论据的立足点，把它拉人我方“势力范围”，使其恰好为我方观点服务。较之正向推理的“顺水推舟”法，这种技法恰是反其思路而行之。例如，在“跳槽是否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论辩中，有这样一节辩词： 正方：张勇，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就是从江苏跳槽到陕西，对方辩友还说他没有为陕西人民作出贡献，真叫人心寒啊！（掌声）反方：请问到体工队可能是跳槽去的吗？这恰恰是我们这里提倡的合理流动啊！（掌声）对方辨友戴着跳槽眼镜看问题，当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流动都是跳槽了。（掌声）正方举张勇为例，他从江苏到陕西后，获得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空间，这是事实。反方马上指出对方具体例证引用失误：张勇到体工队，不可能是通过“跳槽”这种不规范的人才流动方式去的，而恰恰是在“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下“合理流动”去的，可信度高、说服力强、震撼力大，收到了较为明显的反客为主的效果。

五、釜底抽薪 刁钻的选择性提问，是许多辩手惯用的进攻招式之一。通常，这种提问是有预谋的，它能置人于“二难”境地，无论对方作哪种选择都于己不利。对付这种提问的一个具体技法是，从对方的选择性提问中，抽出一个预设选项进行强有力的反诘，从根本上挫败对方的锐气，这种技法就是釜底抽薪。例如，在“思想道德应该适应（超越）市场经济”的论辩中，有如下一轮交锋： 反方：„„我问雷锋精神到底是无私奉献精神还是等价交换精神？ 正方：对方辨友这里错误地理解了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是说，所有的交换都要等价，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交换，雷锋还没有想到交换，当然雷锋精神谈不上等价了。（全场掌声）反方：那我还要请问对方辩友，我们的思想道德它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是求利的精神？ 正方：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吗？（掌声）第一回合中，反方有“请君人瓮”之意，有备而来。显然，如果以定势思维被动答问，就难以处理反方预设的“二难”：选择前者，则刚好证明了反方“思想道德应该超越市场经济”的观点；选择后者，则有背事实，更是谬之千里。但是，正方辩手却跳出了反方“非此即彼”的框框设定，反过来单刀直人，从两个预设选项抽出“等价交换”，以倒树寻根之势彻彻底底地推翻了它作为预设选项的正确性，语气从容，语锋犀利，其应变之灵活、技法之高明，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辩场上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要想在论辩中变被动为主动，掌握一些反客为主的技巧还仅仅是一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客为主还需要仰仗于非常到位的即兴发挥，而这一点却是无章可循的。

让道理说服双方

我们知道，论辩赛的论辩并不需要说服对方，而只需要说服评委与听众；只要评委与听众被说服，论辩也就胜利了。以软化对立为目的的日常论辩则不一样，它不仅要求说服对方而且要求自己做好被说服的准备（这一点正是论辩赛的大忌），可以这样说，在日常论辩中，不是一方被另一方说服，而是双方都被道理说服。在论辩中，只有双方都讲道理，对“能够找到真正的对立，才能够真正地软化对立。因此，日常论辩的要求是：力求让道理去说服双方。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讲清自己的立场，听清对方的立场，将双方的立场辨析清楚，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巧妙地改变自己的立场。

一、自己的立场要讲清楚 讲清自己的立场，包括讲清自己的论点。论据和论证（尤其是论点），讲清自己的立场，不致使对方误解自己，引发不必要的新对立。例如： 四川的小刘和浙江的小杨是好朋友，零花钱经常一块儿花。一次，两人买榨莱，小刘买了一袋四川榨菜。小杨很不乐意：“你怎么不买浙江榨莱？”小刘：“浙江榨菜的味道哪能有四川榨菜纯正呢？”小杨：“你真不会吃。浙江榨菜的味道才叫纯正呢！”小刘：“我不会吃？我是吃榨菜长大的，吃了几十年，恐怕是你不会吃吧。”„„ 双方都没有把自己的立场讲清楚。什么叫“纯正”？这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词。也许双方真正的对立是：小刘是四川人，喜欢吃麻辣味的榨菜；小杨是浙江人，习惯吃甜味的榨菜。由于没有讲清立场，反倒引发了新的对立：谁更会吃榨菜？

二、对方的立场要听清 对于对方的立场，重在一个“听”字。做一个良好的倾听者，听清对方的立场，有助于正确理解对方，不致发生误会。1．对方已说的话，要注意他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听话听音，一方面指要听出对方有意义的弦外之音（如双关语），这一点做到不难。难的是在另一方面，要听出说话者本人也不一定意识到的含义，例如： 奥运会亚洲九强赛中国对巴林一役中，李金羽射入两球让中国以2：1获胜。但他又有两个单刀球没进，让中国队的净胜球难以超过韩国队。经常看足球的甲与经常踢足球的乙展开论辩。甲：“李金羽不行，中国前锋不行。”乙：“李金羽不行？你上去试试看。没踢过球就不要乱讲。”甲：“没踢过球，难道我就没看过球吗？”„„ 球迷甲说李金羽不行，也许是在跟世界级前锋作比较；球员乙说李金羽行，显然是在跟自己作比较，在这个意义上，双方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对立。问题糟糕在：由于互相没有弄清楚对方的话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的，反而因虚假的对立而引发新的对立：谁有资格评球----经常看球的还是经常踢球的。2．对方没有说出来的，不要贸然替对方下判断。首先，与对方肯定的话相对的判断，对方不一定否定它；与对方否定的话相对的判断，对方不一定肯定它。因为相对判断不是相反判断。举个例子，老师斥责小明：“作文里该用句号的地方你怎么不用句号呢？”日常论辩里人们往往认为老师的话包括这个意思：小明在作文里该用句号的地方没用句号，其实不一定，老师说这句话也许是因为小明的作文里没有句号，或者是仅仅在某一处该用句号的地方用了别的标点。在日常论辩里这类错误也很常见。例如： 主人请客。丁一直没来，主人等得不耐烦：“该来的怎么还不来。”甲想主人是想说“不该来的却来了”，于是扭头就走。主人见状，说道：“不该走的走了。”乙一听不乐意了，这不明摆着说：“该走的没走吗？”于是起身就走。主人急了，追了出去：“我没说你。”丙一听，心想是在说我吧，也回家去了。人们一般从这则流传甚广的笑话（其中论辩并未持续，而且语言形式不完整）中引出说话要小心谨慎的教训；但从另一方面看，又何尝引不出听话要小心谨慎的教训呢？甲乙丙若不替主人下判断，对立也就不会不可收拾了。其次，不要任意扩大对方的话。任意扩大对方的结论，使之变得荒谬可笑，这是论辩赛的常用技巧。日常论辩要求用道理说服双方，而非一方战胜另一方，这样做就不妥了。例如： 甲乙二人买完体育彩票后，甲说：“发行体育彩票好。可以为体育事业筹集大量资金。”乙说：“我看不好，这是在助长群众的赌博心理。”甲：“毕竟目的不同嘛。买彩票是为体育事业做贡献，哪能等同于赌博？”乙：“既然发行彩票可以集资，是不是要发行航空母舰彩票，登月彩票？是不是我家修房子缺钱，也来发行彩票呢？”„„ 在这场论辩里，乙扩大了甲的论点，甲赞成发行体育彩票，但他不一定赞成凡是缺钱就发行彩票。乙的这种作法是在给软化对立找麻烦。

三、双方的立场要辩析清楚 通过讲清自己的立场，听清对方的立场，从而对双方观点的优劣得失有个清楚的了解，明白真正对立之所在，这是从道理上软化对立的关键。例如： 1999年高校扩招，舆论褒贬不一。在某电台的直播访谈节目里，一个高中毕业的外企总经理与一个大学青年讲师为此事展开论辨。总经理认为：扩招无甚意义，绝大多数人都没有上大学的必要，因为他们同样可以生活得好好的；少数人也没必要上大学，因为通过努力他们一样可以有汽车，有洋房。大学讲师则持相反的观点：高等教育应该向更多的人敞开大门，因为人们应该学习更多的知识。在节目的最后，大学讲师总结道：“我与总经理的根本分歧其实并不在于是否赞成高校扩招，而在于：到底是知识还是物质生活应该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 讲师与总经理的根本对立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可贵的是讲师在表面的对立之下找到了真正的对立。只有软化了真正的对立，才算是真正软化了对立。辨 析双方立场，找出真正的对立，这是软化对立的前提。

四、巧妙地改变自己的立场 日常论辩要软化对立，所以不讲究论辩赛的“守住底线”。打个比方，论辩赛双方是两块拒绝融化的冰（谁融化谁输）；而日常论辩的双方则是两团燃烧的火（真理之火），凑在一起火焰才旺。为了软化对立，日常论辩要求适时变化自己的观点，以与对方取得一致。以下是两种较好的作法。1．把自己的观点归结到对方的观点中去，让双方的立场都得到改造。例如： 某公司市场部经理与开发部经理为一种新产品的开发论辨起来。市场部经理认为：在开发一种新产品之前，应先作详细的市场调查，看看消费者有无这种需求。开发部经理则认为：新产品的开发必须保密，让顾客和同业竞争对手都感到神秘才好，两人论辩了一会儿，都感到自己的立场有问题。市场部经理主动提出：开发部经理的主张是正确的，但开发之前最好进行一次一般性的市场调研。市场部经理把自己的立场从详细的市场调查调整为一般性的市场调研，以此来符合对方的观点（要保密），从而软化了对立。2．把对方的观点归结到自己的观点中来，以引导对方，例如： 目前在校生近视眼发病率很高，医生 A认为主要是个卫生问题，是用眼不卫生引起的。医生 B则认为主要是个教育问题。A：“近视眼大多是由看书时间过长。看书姿势不正确等用眼不卫生引起的，自然是个卫生问题。” B：“你想过没有，如果学生压力不重，学生会长时间看书吗？”A：“也会呀，他们也许会长时间看课外书。” B：“既然这样，学校又为什么不加强用眼卫生教育呢？”A:“可能教育了没起作用嘛。”B:“教育居然不起作用，这难道还不是一个教育问题吗？” 在这场论辩里，医生B巧妙地把A的观点引入自己的观点之中：即便是个卫生问题，也首先是一个卫生教育问题，从而还是一个教育问题。

当诡辩者引用名言时„„

生活中常有争辩或辩论，这些论争有时合乎逻辑，有时也有诡辩搀杂其中。诡辩者在理屈词穷之时，往往引用名言对自己的观点、论题进行证明，“拉大旗作虎皮”，摆出自己与名人、与真理站在一起的架式，使对方“措手不及”而自己“绝处逢生”。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这里介绍几种化解的“招数”：

1.针锋相对法。意即当诡辩者引用名言佐证时，反驳者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也引用名方论证反驳。这样把对方给你施加的难以辩驳的窘况，如法炮制地施加给对方。有一次，几位男女朋友相聚，争辩起家庭教育中父母责任问题，女同胞一致认为父亲作为家长应承担主要责任，男同胞多数则持相反意见，双方都言之凿凿，相持不下，无论东道主如何“调和”（阐明两者都重要）地无济于事。忽一女同胞说：“我国古语就说了养不教，父之过而不说母之过，可见做父亲的肩负着教育子女的主要责任。”言者有点得意。男同胞们一时语塞，东道主连忙反驳：“这也不尽然。我们知道法国著名思想家卢梭，他在著名的教育著作《爱弥儿》中指出：母不母，则子不子，说明母亲对教育子女也负有责任。”这下，女同胞也语塞了。东道主接着阐明自己观点，“我们都可以证明父亲和母亲对教育子女有重要作用与责任，但是只强调一方而否定另一方，或者把责任推给另一方都是片面的。正如鲁迅所说：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这样旁征博引地反驳与论证，容易使对方心服口服。

2.推至极端法。诡辩得出的结论是荒谬的，即使引用名言来印证也掩盖不了其荒谬性。某青年夫妇，因新婚不入，男的仍未改单身汉特性，下班后自由自在，不大沾家，甚至与哥们儿通

一辩：一开始陈述观点。

二辩：提问，提问小节。

三辩：总结陈词。

自由人：抓住对方辩友漏洞，利用发言机会重挫对方辩友的观点。

自由辩论的时候大家都是抢机会见机发言。

如果你是初手，有几招很好用：

1、首先要准备充分的材料，想想对方会怎样难为自己，会提出什么观点，你应该怎么回辩；

2、设好一个陷阱，看怎么样用巧妙的话语把对方一步步讨入自己的观点；

3、细心听对方的观点，再把他们的观点用例子夸张化，夸张到一个可笑的程度。

哈哈，我也是个辩论老手啦，现在高一啦。有什么还可以一起探讨探讨。我的邮箱：wewin@126.com

回答者：Wewin-秀才 二级 2-8 17:25 提问者对于答案的评价：

谢谢了!~

那我有问题就去问你!~ 你也可以家我的QQ284561599 评价已经被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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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技巧

反客为主的原意是：客人反过来成为主人。比喻变被动为主动。在论辩赛中，被动是赛场上常见的劣势，也往往是败北的先兆。论辩中的反客为主，通俗他说，就是在论辩中变被动为主动。下面，本文试以技法理论结合对实际辩例的分析，向大家介绍几种反客为主的技巧。

（一）借力打力

武侠小说中有一招数，名叫“借力打力”，是说内力深厚的人，可以借对方攻击之力反击对方。这种方法也可以运用到论辩中来。

例如，在关于“知难行易”的辩论中，有这么一个回合：

正方：对啊！那些人正是因为上了刑场死到临头才知道法律的威力。法律的尊严，可谓“知难”哪，对方辨友！（热烈掌声）

当对方以“知法容易守法难”的实例论证于知易行难“时，正方马上转而化之从：”知法不易“的角度强化己方观点，给对方以有力的回击。扭转了被动局势。

这里，正方之所以能借反方的例证反治其身，是因为他有一系列并没有表现在口头上的、重新解释字词的理论作为坚强的后盾：辩题中的”知“，不仅仅是”知道“的”知“．更应该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知“；守法并不难，作为一个行为过程，杀人也不难，但是要懂得保持人的理性，克制内心滋生出恶毒的杀人欲望，却是很难。这样，正方宽广、高位定义的”知难“和”行易“借反方狭隘、低位定义的”知易“和”行难…的攻击之力，有效地回击了反方，使反方构建在“知”和“行”表浅层面上的立论框架崩溃了。

（二）移花接木

剔除对方论据中存在缺陷的部分，换上于我方有利的观点或材料，往往可以收到“四两拨千斤”的奇效。我们把这一技法喻名为“移花接木”。

例如．在《知难行易》的论辩中曾出现过如下一例：

反方：古人说“蜀遭难，难于上青天”，是说蜀道难走，“走”就是“行”嘛！要是行不难，孙行者为什么不叫孙知者？

正方：孙大圣的小名是叫孙行者，可对方辩友知不知道，他的法名叫孙悟空，“悟”是不是“知”？

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移花接木”的辩例。反方的例证看似有板有眼，实际上有些牵强附会：以“孙行者为什么不叫孙知者”为驳难，虽然是一种近乎强词夺理的主动，但毕竟在气势上占了上风。正方敏锐地发现了对方论据的片面性，果断地从“孙悟空”这一面着手，以“悟”就是“知”反诘对方，使对方提出关于“孙大圣”的引证成为抱薪救火、惹火烧身。

移花接木的技法在论辩理论中属于强攻，它要求辩手勇于接招，勇于反击，因而它也是一种难度较大、对抗性很高。说服力极强的论辩技巧。诚然，实际临场上雄辩滔滔，风云变幻，不是随时都有“孙行者”“孙悟空”这样现成的材料可供使用的，也就是说，更多的“移花接木”。需要辩手对对方当时的观点和我方立场进行精当的归纳或演绎。

比如，在关于“治贫比治愚更重要”的论辩中，正方有这样一段陈词：“…对方辩友以迫切性来衡量重要性，那我倒要告诉您，我现在肚子饿得很，十万火急地需要食物来充饥，但我还是要辩下去，因为我意识到论辩比充饥更重要。”话音一落，掌声四起。这时反方从容辩道：“对方辩友，我认为’有饭不吃’和’无饭可吃’是两码事……”反方的答辩激起了更热烈的掌声。正方以“有饭不吃”来论证贫困不足以畏惧和治愚的相对重要性，反方立即从己方观点中归纳出“无饭可吃”的旨要，鲜明地比较出了两者本质上的天差地别，有效地扼制了对方偷换概念的倾向。

（三）顺水推舟

表面上认同对方观点，顺应对方的逻辑进行推导，并在推导中根据我方需要，设置某些符合情理的障碍，使对方观点在所增设的条件下不能成立，或得出与对方观点截然相反的结论。

例如，在“愚公应该移山还是应该搬家”的论辩中：

反方：……我们要请教对方辨友，愚公搬家解决了困难，保护了资源，节省了人力、财力，这究竟有什么不应该？

正方：愚公搬家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可愚公所处的地方连门都难出去，家又怎么搬？……可见，搬家姑且可以考虑，也得在移完山之后再搬呀！

神话故事都是夸大其事以显其理的，其精要不在本身而在寓意，因而正方绝对不能让反方迂旋于就事论事之上，否则，反方符合现代价值取向的“方法论”必占上手。从上面的辩词来看，反方的就事论事，理据充分，根基扎实，正方先顺势肯定“搬家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好办法”，既而均人“愚公所处的地方连门都难出去”这一条件，自然而然地导出“家又怎么搬”的诘问，最后水到渠成，得出“先移山，后搬家”的结论。如此一系列理论环环相扣。节节贯穿，以势不可当的攻击力把对方的就事论事打得落花流水，真可谓精彩绝伦！

（四）正本清源

所谓正本清源，本文取其比喻义而言，就是指出对方论据与论题的关联不紧或者背道而驰，从根本上矫正对方论据的立足点，把它拉人我方“势力范围”，使其恰好为我方观点服务。较之正向推理的“顺水推舟”法，这种技法恰是反其思路而行之。

例如，在“跳槽是否有利于人才发挥作用”的论辩中，有这样一节辩词：

正方：张勇，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的冠军，就是从江苏跳槽到陕西，对方辩友还说他没有为陕西人民作出贡献，真叫人心寒啊！（掌声）

反方：请问到体工队可能是跳槽去的吗？这恰恰是我们这里提倡的合理流动啊！（掌声）对方辨友戴着跳槽眼镜看问题，当然天下乌鸦一般黑，所有的流动都是跳槽了。（掌声）

正方举张勇为例，他从江苏到陕西后，获得了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空间，这是事实。反方马上指出对方具体例证引用失误：张勇到体工队，不可能是通过“跳槽”这种不规范的人才流动方式去的，而恰恰是在“公平、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下“合理流动”去的，可信度高、说服力强、震撼力大，收到了较为明显的反客为主的效果。

（五）釜底抽薪

刁钻的选择性提问，是许多辩手惯用的进攻招式之一。通常，这种提问是有预谋的，它能置人于“二难”境地，无论对方作哪种选择都于己不利。对付这种提问的一个具体技法是，从对方的选择性提问中，抽出一个预设选项进行强有力的反诘，从根本上挫败对方的锐气，这种技法就是釜底抽薪。

例如，在“思想道德应该适应（超越）市场经济”的论辩中，有如下一轮交锋：

反方：…我问雷锋精神到底是无私奉献精神还是等价交换精神？

正方：…对方辨友这里错误地理解了等价交换，等价交换就是说，所有的交换都要等价，但并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在交换，雷锋还没有想到交换，当然雷锋精神谈不上等价了。（全场掌声）

反方：那我还要请问对方辩友，我们的思想道德它的核心是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还是求利的精神？

正方：为人民服务难道不是市场经济的要求吗？（掌声）

第一回合中，反方有“请君人瓮”之意，有备而来。显然，如果以定势思维被动答问，就难以处理反方预设的“二难”：选择前者，则刚好证明了反方“思想道德应该超越市场经济”的观点；选择后者，则有背事实，更是谬之千里。但是，正方辩手却跳出了反方“非此即彼”的框框设定，反过来单刀直人，从两个预设选项抽出“等价交换”，以倒树寻根之势彻彻底底地推翻了它作为预设选项的正确性，语气从容，语锋犀利，其应变之灵活、技法之高明，令人叹为观止！

当然，辩场上的实际情况十分复杂，要想在论辩中变被动为主动，掌握一些反客为主的技巧还仅仅是一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客为主还需要仰仗于非常到位的即兴发挥，而这一点却是无章可循的。

（六）攻其要害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双方纠缠在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例子或表达上争论不休，结果，看上去辩得很热闹，实际上已离题万里。这是辩论的大忌。一个重要的技巧就是要在对方一辩、二辩陈词后，迅速地判明对方立论中的要害问题，从而抓住这一问题，一 攻到底，以便从理论上彻底地击败对方。如“温饱是谈道德的必要条件”这一辩题的要害是 ：在不温饱的状况下，是否能谈道德？在辩论中只有始终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才能给对方以致命的打击。在辩论中，人们常常有“避实就虚”的说法，偶尔使用这种技巧是必要的。比如，当对方提出一个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时，假如强不知以为知，勉强去回答，不但会失分，甚至可能闹笑话。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机智地避开对方的问题，另外找对方的弱点攻过去。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需要的是“避虚就实”，“避轻就重”，即善于在基本的、关键的问题上打硬仗。如果对方一提问题，我方立即回避，势必会给评委和听众留下不好的印象，以为我方不敢正视对方的问题。此外，如果我方对对方提出的基本立论和概念打击不力，也是很失分的。善于敏锐地抓住对方要害，猛攻下去，务求必胜，乃是辩论的重要技巧。

（七）利用矛盾

由于辩论双方各由四位队员组成，四位队员在辩论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矛盾，即使是同一 位队员，在自由辩论中，由于出语很快，也有可能出现矛盾。一旦出现这样的情况，就应当 马上抓住，竭力扩大对方的矛盾，使之自顾不暇，无力进攻我方。比如，在与剑桥队辩论时，剑桥队的三辩认为法律不是道德，二辩则认为法律是基本的道德。这两种见解显然是相互矛盾的，我方乘机扩大对方两位辩手之间的观点裂痕，迫使对方陷入窘境。又如对方一辩起先把“温饱”看作是人类生存的基本状态，后来在我方的凌厉攻势下，又大谈“饥寒”状态，这就是与先前的见解发生了矛盾，我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对方于急切之中，理屈词穷，无言以对。

（八）“引蛇出洞”

在辩论中，常常会出现胶着状态：当对方死死守住其立论，不管我方如何进攻，对方只用几句话来应付时，如果仍采用正面进攻的方法，必然收效甚微。在这种情况下，要尽快调整进攻手段，采取迂回的方法，从看来并不重要的问题入手，诱使对方离开阵地，从而打击对方，在评委和听众的心目中造成轰动效应。在我方和悉尼队辩论“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时，对方死守着“艾滋病是由HIV病毒引起的，只能是医学问题”的见解，不为所动。于是，我方采取了“引蛇出洞” 的战术，我方二辩突然发问：“请问对方，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是什么？”对方四位辩手面面相觑，为不致于在场上失分太多，对方一辩站起来乱答一通，我方立即予以纠正，指出今年的口号是“时不我待，行动起来”，这就等于在对方的阵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而瓦解了对方的坚固的阵线。

（九）“李代桃僵”

当我们碰到一些在逻辑上或理论上都比较难辩的辩题时，不得不采用“李代桃僵”的方法，引入新的概念来化解困难。比如，“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不是社会问题”这一辩题就是很难辩的，因为艾滋病既是医学问题，又是社会问题，从常识上看，是很难把这两个问题然分开的。因此，按照我方预先的设想，如果让我方来辩正方的话，我们就会引入“社会影 响”这一新概念，从而肯定艾滋病有一定的“社会影响”，但不是“社会问题”，并严格地确定“社会影响”的含义，这样，对方就很难攻进来。后来，我们在抽签中得到了辩题的反方，即“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完全否认艾滋病是医学问题，也会于理太悖，因此，我们在辩论中引入了“医学途径”这一概念，强调要用” 社会系统工程”的方法去解决艾滋病，而在这一工程中，“医学途径”则是必要的部分之一。这样一来，我方的周旋余地就大了，对方得花很大力气纠缠在我方提出的新概念上，其攻击力就大大地弱化了。“李代桃僵”这一战术之意义就在于引入一个新概念与对方周旋，从而确保我方立论中 的某些关键概念隐在后面，不直接受到对方的攻击。

辩论是一个非常灵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施展的技巧的一些比较重要的技巧。经验告诉我们，只有使知识积累和辩论技巧珠联璧合，才可能在辩论赛中取得较好的成绩。

（十）缓兵之计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见到如下情况：当消防队接到求救电话时，常会用慢条斯理的口气来回答，这种和缓的语气，是为了稳定说话者的情绪，以便对方能正确地说明情况。又如，两口子争吵，一方气急败坏，一方不焦不躁，结果后者反而占了上风。再如，政治思想工作者常常采用“冷处理”的方法，缓慢地处理棘手的问题。这些情况都表明，在某些特定的场合，“慢”也是处理问题、解决矛盾的好办法。论辩也是如此，在某些特定的论辩局势下，快攻速战是不利的，缓进慢动反而能制胜。

例如，1940年，丘吉尔在张伯伦内阁中担任海军大臣，由于他力主对德国宣战而受到人们的尊重。当时，舆论欢迎丘吉尔取代张伯伦出任英国首相，丘吉尔也认为自己是最恰当的人选。但丘吉尔并没有急于求成而是采取了“以慢制胜”的策略。他多次公开表示在战争爆发的非常时期，他将准备在任何人领导下为自己的祖国服务。

当时，张伯伦和保守党其他领袖决定推举拥护绥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勋爵作为首相候选人。然而主战的英国民众公认在政坛上只有丘吉尔才具备领导这场战争的才能。在讨论首相人选的会议上，张伯伦问：“丘吉尔先生是否同意参加哈利法克斯领导的政府？”能言善辩的丘吉尔却一言不发，足足沉默了两分钟之久。哈利法克斯和其他人明白，沉默意味着反对。一旦丘吉尔拒绝入阁，新政府就会被愤怒的民众推翻。哈利法克斯只好首先打破沉默，说自己不宜组织政府。丘吉尔的等待终于换来了英国国王授权他组织新政府。

再举一例，在某商店里，一位顾客气势汹汹找上门来，喋喋不休地说：“这双鞋鞋跟太高了，样式也不好……”商店营业员一声不吭，耐心地听他把话说完，一直没打断他。等这位顾客不再说了，营业员才冷静地说：“您的意见很直爽，我很欣赏您的个性。这样吧，我到里面去，再另行挑选一双，好让您称心。”“如果您不满意的话，我愿再为您服务。”这位顾客的不满情绪发泄完了，也觉得自己有些太过分了，又见营业员是如此耐心地回答自己的问题，也很不好意思。结果他来了个180°的大转弯，称赞营业员给他新换的实际上并无太大差别的鞋，说：“嘿，这双鞋好，就像是为我订做的一样。”营业员以慢对快，以冷对热，让顾客把怒气宣泄出来，达到了心理平衡，化解了这一场纠纷。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在论辩中要正确使用“以慢制胜”法，至少要注意以下三点：

其一，以慢待机 后发制人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在时机不成熟时仓促行事，往往达不到目的。论辩也是如此，“慢”在一定条件下也是必须的。“以慢制胜”法实际上是论辩中的缓兵之计，缓兵之计是延缓对方进兵的谋略。当论辩局势不宜速战速决，或时机尚不成熟时，应避免针尖对麦芒式的直接交锋，而应拖延时间等待战机的到来。一旦时机成熟，就可后发制人，战胜论敌。如第一例中，丘吉尔在时机不成熟时，不急于成功，以慢待机。在讨论首相人选的关键时刻，以沉默表示反对，最终赢得了胜利。

其二，以慢施谋 以弱克强

“以慢制胜”法适用于以劣势对优势、以弱小对强大的论辩局势。它是弱小的一方为了战胜貌似强大的一方而采取的一种谋略手段。“慢”中有计谋，缓动要巧妙。这里的“慢”并非反应迟钝，不擅言辞的同义语，而是大智若愚、大辩若讷的雄辩家定计施谋的法宝之一。如第一例中，丘吉尔面对张伯伦的追问，装聋作哑，拖延时间，实际上是假痴不癫的缓兵之计。在这一种韧性的相持中，张伯伦一方终于沉不住气了，丘吉尔以慢施谋终于取得了胜利。

其三，以慢制怒 以冷对热

“慢”在论辩中还是一种很好的“制怒”之术。论辩中唇枪舌剑，自控力较差的人很容易激动。在这种情况下，要说服过分激动的人，宜用慢动作、慢语调来应付。以慢制怒，以冷对热，才能使其“降温减压”。只有对方心平气和了，你讲的道理他才能顺利接受。如第二例中的营业员，就是以冷静的态度、和缓的语气，平息了对方的怒气，化解了矛盾。

总之，论辩中的“快”与“慢”也是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兵贵神速，“快”当然好。可是，有时“慢”也有“慢”的妙处。“慢”可待机，“慢”可施谋，“慢” 可制怒。“慢”是一种韧性的战术，“慢”是一场持久战，“慢”是舌战中的缓兵之计。缓动慢进花的时间虽长，绕的弯子虽大，然而在许多时候，它却往往是取得胜利的捷径.他认为，以前的辩论赛一直都是很正统正规的比赛，就连开场白和答辩句式都是统一规定，常常导致比赛比较模式化，像是为了比赛而比赛，很难在观众里引起大的反响，也不能让辩手很自然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辩手最需要避忌的就是为了评委而辩论。其实，辩论除了在战术上可用一些小小的技巧外，辩论的过程都不怎么需要技巧，唯一要做的就是坚持自己相信的真理并尽力让对手相信自己的观点，仅此而已。说到比赛的模式化，其实中大在03年的辩论赛就已经突破了这模式并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所以学长也希望以后的辩手们能往这方面发展。

辩论大师傅，就需要能从容自然地表达自己，随时都能打动观众的心，在赛场上有气势而且更有绅士风度。我想，一场成功的辩论比赛应该是：很多观众都抢着来看比赛，但他们不再是纯粹为了自己院系的利益而来，而是渴望看一场精彩的演出而来，而且台上每发表一句观点，台下都能立刻引起共鸣并忍不住拍手称好。这样精彩的比赛，你还会错过吗？

第五篇：辩论中的理论研究

辩稿的撰写和分工

1.陈词需要完成哪些任务？

a)立场申明 b)逻辑结构（界定概念，概述逻辑结构和基本框架。要有依据，有出处。合乎本意义，合乎题意，有利于本方立场，尽量约定俗成，不能照搬照抄。准确明白，不留缝隙。简练不繁琐。）

c)理论论证（三条以上的论据，有三个层次）d)事实论证

e)价值阐述（价值层面或社会效应层面。扩大本方观点的内涵，提高说服力。要点是充分挖掘出有利于本方观点的价值因素）

f)观点深化（对对方漏洞，对辩论交锋的过程做出总结。同时对本方在辩论过程中的不足加以弥补）

2.分工

一辩立场申明，逻辑建构

二辩理论论证（引用）

（三辩）事实论证

四辩价值阐述，观点升华 3.陈词要领

a)思路清晰，结构清楚（往往采用第一第二或首先等关键词）b)总结句

c)陈词相当于演讲，因此需要讲究语言。既要理据清楚，有说服力，又要文采斐然，有感染力。

d)主要方法：引用典故，多用修辞，灵活运用句式（整散句），用词准确精当，口语化与典雅化的结合

e)节奏的变化和音节的和谐（可适当讲究韵律和平仄）f)人类普适的价值观（公平正义平等博爱忠诚善良发展自然 父慈子孝与人为善 整体利益大于个体利益 天下为怀 公权力有边界 个人利益财产天性爱好不能侵犯 人类文明的生存发展至关重要...)

开卷有益 开卷未必有益 2016辩论作业（姓名）（五号宋体）开卷有益（正方）（三号粗黑）一辩陈词（姓名）：（小四号粗黑体）正文（小四号宋体）

国际大专辩论会2 艾滋病是社会问题，不是医学问题 悉尼大学vs复旦大学 正一

介绍艾滋病，认为是医学常识，社会问题违背规范。肺结核例子，同艾滋病一样与医学分不开。病原非洲缺乏医疗设备。改变思想和社会不能解决问题。反一

人类从古到今的思维定势。医学范围过于太小。在社会中间发展，所以是社会问题。危害文明价值。与管理不当的社会问题相关，病例过多。人人自危，谈艾色变，造成家庭毁灭，社会动荡。社会整体的力量，贩毒吸毒，人权问题。采用社会工程，共同反对。正二

艾滋病对社会带来的影响。每个国家的价值观和文化不一样，有些是社会制度和宗教。同性恋和娼妓合法，就不是社会问题。社会角度解决的可行性。社会道德标准没有治愈希望，医学工作者的研究才有意义。反二

有了社会影响就可能有社会问题。调查显示94%患者精神世界出问题，社会机体综合病症。医学势单力薄，孤掌难鸣，需要社会工程。正三

2/3在医院不慎被感染。谈道德战争没有消失。谈道德无法解决问题，空谈法律。社会的歧视问题等只是副产品。根本只是一种疾病。人类开始就有疾病，有医学治愈艾滋病就没有社会问题了 反三

存在即合理？艾滋病造成恐慌，造成歧视，医学领域包容不了。战场上有医生，战争就是医学问题吗？

辩论学的逻辑学基础 1.逻辑学中的基本概念

a)概念：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范围的思维形式

i.事物：人们的一切认识（可视与不可试的）对象 ii.本质属性：能够决定某一事物之所以成为某一事物，并能将该事物同其他事物区别开来的属性 iii.范围（属概念与种概念）：符合事物本质属性的所有子类 iv.概念必须用语词来表达，并非所有语词都能表达概念，同一语词在不同的语境中可以表达不同的概念 v.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反变关系：在一系列具有属种关系的概念间，如果一个概念外延越大，则其内涵越少；反之，如果一个概念外延越小，则其内涵越多（人——中国人——上海人，内涵增加，外延减少）vi.通过一个概念去解释另一个概念叫定义

任何一篇演讲使用的词汇必须与听众使用的词汇一致。凡是你使用的言语和术语超出了一定的范围，你就必须进行解释，而且还得下定义

定义的四条规则：清楚规范，相应相称，下实质定义不得用被定义概念，必须用肯定形式

vii.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 2.基本的逻辑规律 3.逻辑在辩论中的应用

1993国际大专辩论决赛 人性本善/恶 复旦大学vs台湾大学 正一

孟子；每一个人都有恻隐之心，有善端就有恶行 外部原因

道德成为手段就不是道德

人性本恶就不会有人性感情愿的去遵守道德规则 反一

例子都是后天 恶行从何而来

人性分为自然天性，社会属性，恶是本能和欲望的无限扩张，恶行的古今例子 人性通过后天造化改造

人性推波助澜就会更加堕落。儒家，社会正确引导 价值评判代替社会评判 正二

人的本性中有善的种子，充满污染的环境中会做出恶行 良心发现，良心未泯，若良心不存在就不会因为恶行而后悔 欲望就会带来恶吗？人的本能就是恶行吗？ 人的本性是恶的话，就不能被教成善良的 反二

外在环境中的恶是从哪里来的。本能和欲望无节制的扩展才是恶 理性认识到人性本恶 人性本恶是不断向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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