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简论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云南杜培武、湖北佘祥林、河南赵作海、浙江张氏叔侄等刑事错案频频爆出,不断吸引公众眼球,刑事司法体制和制度不断遭受质疑。刑事错案不但让真正的罪犯逃离法律的制裁,也给蒙冤者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重则人头落地,轻则让当事人及其家属的社会活动处处受限。一系列冤案昭雪反映了中国司法人权保护进步,但刑事错案在一定程度上也动摇了司法公信力,造成的影响不可低估,尤其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和警惕。
论文关键词 刑事错案 证据问题 刑事司法体制
一、错案发生存在制度性根源
概览近年来的刑事错案,错案发生的过程具有相似性因素。
一是“命案必破”的理念根深蒂固。“命案必破”体现了我国司法机关对人的生命权的尊重和保障,表明的是对待命案的态度和侦破命案的决心。当破案率与警方的工作成绩考核严密挂钩时,“命案必破”这一指挥棒就很可能扭曲成片面追求破案率的功利目标。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随着证据的灭失,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有的案件永远都可能是“悬案”,“命案必破”是超出实践范畴的。
二是理念上的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存在一个简单的逻辑,公安机关先获得一些线索,迅速根据线索锁定犯罪嫌疑人,根据线索推定其有罪,在有罪推定下可能采取刑讯逼供、暴力取证等补充证据。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分别在移送起诉和判决时没有合理排除非法证据,最终造成刑事错案。在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指导下,刑事错案流水线生产过程中出现的仅采信有利于定罪的证据、孤证定案、排查范围过窄等就完全可以理解。
三是每个冤假错案的造成基本上与刑讯逼供有关。强调和要求“命案必破”,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理念,侦查人员基于办案压力,此时若在“口供至上”思维的指引下,则会导致一些侦查人员违反司法规律,甚至采取刑讯逼供、诱供等行为,从而导致冤假错案件发生。从云南杜培武案、湖北佘祥林案以及聂树斌案等等都是刑讯逼供造成的。
二、错案发现具有偶然性、被动性
纵览近年来的刑事错案的发现过程,具有两个特点:一是发现的过程具有偶然性。错案的发现,许多情况是因为杀人案件中的亡者归来,表明案件的证据链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如佘祥林案、赵作海案,或是杀人真凶出现,如聂树斌案、杜培武案、张氏叔侄案。二是发现的过程具有被动性。审判监督程序对于近年来曝光的刑事错案的纠正未能发挥预期的功能,错案是在真凶出现或者亡者归来后才被动发现,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重审而予以纠正的;在上诉和以往的再审过程中,对证据的审查、核实都未能排除疑点,阻止冤案的发生。
三、错案最终都表现为证据审查所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刑事错案证据排除所存在的两种缺陷:一是应当予以排除却未能排除。二是应当予以采纳却轻易加以排除。
在中国刑事错案的证据问题,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
一是重口供,轻物证。我国的诉讼证明方式大多数还是以口供为中心,侦查讯问过程中,长期深受重口供轻物证、重打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以及有罪推定等传统思想影响,先入为主,强迫行为人自证其罪,整个诉讼证明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来进行的,以供促证。实物证据客观性较强,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却未尽可能采用科技手段进行鉴定分析,获取尽可能充分和精确的案件信息。一些办案人员却往往凭借主观推测,根据有罪推定,对遗留在犯罪现场的痕迹、物品、尸体等实物证据则不太重视。
二是现场辨认频频出错。在刑事错案中或多或少存在着辨认不规范问题,如同时辨认、辨认物数目不符合规定、用指认取代辨认等等。一是辨认物品存在瑕疵,特别是尸源的辨认。尸源的确认往往是侦查的第一步,在著名的滕兴善、佘祥林、赵作海案中,在尸源辨认上都出现了问题,这三宗案件中发现的死者均是高度腐败、无法辨认,特别是赵作海案发现的还是一具无头尸体。二是对人的辨认存在瑕疵。辨认程序存在侦查人员违规操作的问题,成为导致错案发生的隐患。如将犯罪嫌疑人单独提供给辨认人辨认,违反混杂辨认规则,具有较大的暗示性。如云南王树红强奸案、黑龙江赵宝宏强奸案都属于此种情况。如违反单独辨认规则,让多个辨认人同时辨认同一被辨认对象。如湖北张海生强奸案中,警察让四个小学生同时辨认张海生,严重违反了单独辨认规则。三是现场辨认存在瑕疵。在刑事错案中,通过以供促证的模式,办案人员找到严密的“证据链”,在指认现场前,办案人员已引诱、暗示甚至直接告知犯罪嫌疑人现场的基本情况和细节。到了现场,犯罪嫌疑人只不过依样画葫芦,如佘祥林在指认现场前已经在办案人员的讲解下仿画了“行走路线图”;王树红在指认现场时按照侦查人员的事先交代供述了“作案细节”。这使得案件中的有罪证据看似能够相互印证,实则降低了检察院和法院办案人员发现证据之间矛盾的可能性,从而为产生错案埋下了祸根。
三是刑讯逼供屡禁不止。杜培武、佘祥林、赵作海、马廷新、张氏叔侄等刑事错案中,每个冤假错案里面都有刑讯逼供的影子。杜培武遭受了长达31个昼夜的刑讯逼供,最终扛不住了只好承认自己杀人。佘祥林遭受了长达10天11夜的刑讯逼供,结果违心承认杀人。王树红经鉴定,为七级伤残。刑讯的手段极为残忍,包括不让睡觉、毒打、呛水、蹲马步等,实践中还出现了利用狱侦线人刑讯逼供。如张氏叔侄强奸案中,张辉的狱友犯袁连芳书面证言证实,张辉曾向他详述了强奸的作案经过,但实际情况是袁连芳多次逼供诱供,张氏叔侄是按照他的指示抄写了杀人过程。刑讯逼供常常伴随着暴力取证,如赵作海案中有2名证人证实被暴力取证,这2名证人证言最终被采信。刑讯逼供严重践踏诉讼参与人的人权,极大地损害司法公信力。
四、合理运用证据避免刑事错案
一是严格证明标准,排除非法证据。严格刑事案件特别是死刑案件证明标准,在证明标准上不打折扣,不降要求,守住证据底线,切实做到“证据确实、充分”。如果证据材料有瑕疵的,及时提出补查要求;如果案件主要事实存疑的“问题案
件”绝不姑息迁就。严格遵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五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对一切以刑讯逼供和以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得的证据坚决予以排除,最大程度上避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被害人被迫作出虚假陈述,从而有利于最大限度地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二是正确对待口供,重视实物证据。办案人员轻信口供、依赖口供,尤其如果口供是以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链不完整,容易导致冤假错案。避免口供成为冤假错案的隐患,一方面取得口供要合法,禁止刑讯逼供,司法机关一旦发现刑讯逼供取得的口供要坚决依法排除,不能作为有罪的定案根据。另一方面对口供的审查要加强。不仅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出于趋利避害而隐瞒事实真相或者编造谎言,还要防范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刑讯逼供而屈打成招。实物证据客观性强,在处理“命案”时,要重视实物证据。实物证据通常要通过鉴定才能发挥证明作用,鉴定就混杂了鉴定人的主观因素和人为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判断。在司法实践中,要认真贯彻修改后刑诉法关于“鉴定意见”的规定,切实加强对鉴定意见的审查与运用。
三是提高各类办案人员收集运用证据的能力。证据的收集和运用出现差错,人为因素原因不可忽视,提高各类办案人员的整体素质就势在必行。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强:一是转变传统的司法观念,贯彻无罪推定原则,恪守疑罪从无原则,发扬保障人权的法治精神,树立科学的证据意识。坚持有罪推定和疑罪从轻的办案人员在执法办案中容易倾向于:重口供、轻物证;通过刑讯逼供和暴力取证等各种手段取得非法证据;重视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这就为刑事错案的发生埋下伏笔。二是要提高办案人员证据运用能力。提高侦查人员的取证能力,尤其是发现和提取物证等间接证据的能力;提高司法人员审查运用证据的能力,尤其是分析评断各种证据的证明价值的能力。三是强化证据收集、运用等专业项目的培训,借助岗位练兵、专业技能培训等平台,深化办案人员对于不同证据的收集时间、收集方式、收集后的保全和调取、收集时的人员要求、配套技术手段和设备的使用方法等专业培训。
第二篇:刑事证据分析
三、被害人陈述
被害人陈述,是指刑事被害人就其受害情况和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情况向公安司法机关所作的陈述。自诉人和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如果是被害人,他们的陈述也是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有关案件的情况向侦查、检察和审判人员所作的陈述,通常也称为“口供”。内容主要包括承认自己有罪的供述和说明自己无罪、罪轻的辩解。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是口头陈述,以笔录的形式加以固定。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请求或办案人员的要求,也可以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亲笔书写供词。严禁刑讯逼供或以欺骗、引诱等方法套取口供。
刑诉法第46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特别提示】共犯相互之间就共同犯罪的情况相互举发与个人的罪责相关,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而单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他人犯罪事实的检举,或同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非共同犯罪事实的检举,属于证人证言。
五、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指受公安司法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对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进行鉴定后所作出的书面结论。鉴定人有法定的回避理由,应当回避。
鉴定结论与医疗单位的诊断证明在产生的程序上有原则的区别。
【特别提示】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应当告知当事人,当事人有权提出重新鉴定和补充鉴定的要求。鉴定结论必须当庭宣读,鉴定人应当出庭,对鉴定过程和内容、结论作出说明,接受质证;对人身伤害的医学鉴定有争议需要重新鉴定或者对精神病的医学鉴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人进行鉴定后,应当写出鉴定结论,并且由鉴定人签名,医院加盖公章。
六、勘验、检查笔录
(1)勘验笔录,是指办案人员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痕迹、尸体等勘查、检验中所作的记载。勘验笔录可以分为现场勘验笔录、物证检验笔录、尸体检验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等。
(2)检查笔录,是指办案人员为确定被害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某些特征、伤害情况或生理状态,而对他们的人身进行检验和观察后所作的客观记载。检查笔录以文字记载为主,也可以采取拍照等其他有利于准确、客观记录的方法。
【特别提示】勘验、检查笔录由办案人员制作,鉴定结论则由办案机关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制作;勘验、检查笔录是对所见情况的客观记载,鉴定结论的主要内容是科学的分析判断意见;勘验、检查笔录大多是解决一般性问题,鉴定结论则是解决案件中的专门性问题。
七、视听资料
视听资料,是指以录音、录像、电子计算机或其他高科技设备所存储的信息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资料。
【特别提示】讯问、询问、勘验、检查时所作的录音、录像不是视听资料。
第三个问题刑事证据分类
一、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
凡是来自原始出处,即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的证据材料,叫做原始证据,也称第一手材料;凡是不是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而是从间接的非第一来源获得的证据材料,称为传来证据。
【特别提示】原始证据材料的证明价值大于传来证据材料的证明价值。在传来证据材料中,中间环节少的材料的证明价值大于中间环节多的材料的证明价值。
不能忽视传来证据的作用。
二、有罪证据与无罪证据
凡是可以肯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以及可以证明犯罪行为轻重情节的证据,是有罪证据。
凡是可以证明犯罪事实不存在,或否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施犯罪行为的证据,是无罪证据。
在立案或侦查阶段,如果犯罪嫌疑人尚不明确,则说明有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就是有罪证据。
三、言词证据与实物证据
凡是通过人的陈述,即以言词作为表现形式的证据,是言词证据,包括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
凡是以物品的性质或外部形态、存在状况以及其内容表现证据价值的证据,都是实物证据。证据种类中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以及勘验、检查笔录均属此列。
四、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这是根据证据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关系的不同所作的划分。刑事案件的主要事实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实施了犯罪行为。
凡是可以单独直接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属于直接证据。直接证据不必经过推理过程就可以直观地说明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发生和是否是正在被追诉的人实施的。例如,证人某甲目睹某乙持刀杀死某丙的证言,或者某乙供述自己持刀杀人的口供,都属于直接证据。
凡是必须与其他证据相结合才能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属于间接证据。例如,被害人的尸体,只能证明发生杀人或者重伤致死的案件,但不能指明何人是凶犯,所以是间接证据。
【特别提示】孤证不能定案。
完全依靠间接证据认定有罪时必须遵守以下规则:
1、必须严格遵守运用证据的一般规则。即:一切证据必须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
2、间接证据必须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3、间接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以及间接证据相互之间必须协调一致,没有矛盾。如果存在矛盾,应当继续收集新的证据,使矛盾得到合理排除。
4、间接证据的证明体系必须足以排除其他可能性,得出的结论必须是惟一的。
第四个问题刑事诉讼证明
一、刑事诉讼证明
刑事诉讼中的证明,狭义是指侦查、检察、审判人员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证据,审查判断证据,运用证据来确定有无犯罪,是谁实施了犯罪,犯罪人的罪责轻重以及其他有关事实的诉讼活动;广义是指,除了上述人员以外,还包括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提供证据,运用证据证明自己诉讼主张的活动。
二、刑事诉讼证明对象
证明对象是指诉讼中必须用证据加以证明的案件事实。
最高法院《解释》第52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一)被告人的身份;(二)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三)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四)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五)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六)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七)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八)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特别提示】概括起来,刑事诉讼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方面的事实和程序法方面的事实两大类。
实体法方面的事实主要有:(1)有关犯罪构成要件方面的事实;(2)作为从重或者从轻、减轻、免除刑事处罚的事实;(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个人情况和犯罪后的表现。
第三篇:刑事证据复习资料
刑事证据学复习资料
一、直接言辞严责的适用原则
1. 法庭审判必须在被告人、检察
官等亲自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即“在场原则”。除法律明确规定允许缺席审判的特殊情形外,诉讼各方尤其是被告人必须出庭。
2. 在法庭审判过程中,所有提供
言辞证据的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被告人必须出庭作证,并且提供的言辞证据只能经过控辩双方的直接盘问和交叉盘问,才具有法律效力。
3. 法官必须以直接采证的方式
获得证据
4. 起诉书内不得附送任何足以
使法官和陪审官发生预断的证据,法官和陪审官在开庭前亦不能阅览有关证据材料,以免先入为主。
5. 直接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或者
陪审团对案件的事实所做的裁判,除非上级法院法定程序变更或者撤销,任何人都无权直接更改。
6. 法官采纳的证据,一般应当是
原始证据。
7. 法官审判必须持续而集中地
进行,一般不得间断,因为法庭审理一旦中断,法官对已经进行的法庭调查和采纳的证据的印象就会日渐减弱。
8. 诉讼各个方以言辞方式进行
陈述、攻击、辩护、调查、询问和审查。
二、直接言辞原则适用的例外
1.直接言辞原则并不能适用所
有刑事审判程序和程序之各个阶段,它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有着自己的适用范围。
2.直接言辞原则只适用于普通的刑事审判程序,而一般不适用于各种为提高诉讼效益而设立的简易程序。
3.直接言辞原则只适用于一般
场合,在一些特殊的场合下并不适用。
三、刑事证据学的“三性说”
1.客观性,客观性是指刑事证据事实必须是伴随着案件发生,发展的过程而产生,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而存在的事实。
2.关联性,关联性又称相关性,是指刑事证据必须与待证的某种案件事实有关联,与案件事实无关联的材料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该案证据。
3.合法性,合法性是指刑事证据只能由法定的主体依照法定的诉讼程序,进行收集与认定。
四、刑事证据学的“两性说” 两性说主张者认为,刑事证据的基本属性就是客观性和关联性。合法性不是刑事证据学的属性,只是刑事证据在收集和运用过程中所产生的法律认识问题。证据是第一性的,证据的收集和认定是第二性的,证据先于收集和认定而存在,没有证据的存在,也就谈不上证据的收集和认定。两性说的主张者进 一步认为,如果认为法律性也是刑集传来证据。事证据的属性,那就是给刑事证据2.在运用传来证据时,应当采取传 本身硬塞进某种主观因素,势必会闻、转抄、复制次数最少的证据。动摇和削弱刑事证据的客观性。3.对传来证据的审查更为严格,一
五、刑事证据学的“新两性说” 般而言,对原始证据只需审查其证 这种观点认为刑事证据的属性只据的来源与证据提取的过程,而对 包括关联性和合法性,而不包括客传来证据的审查更为复杂,严格。观性。这种观点否定了刑事证据具4.对于来源不明的传来材料,不得 有客观性的属性,认为只要与待证作为证据使用。案件事实关联,并且刑事证据的形5.只有传来证据时,定案必须持慎 式和收集是合法的即属于刑事证重态度,对案件事实不能轻易做出 据的范畴。结论。
六、形式证据的种类及优缺点。
九、传闻证据与传来证据的区别1.物证、2书证、3、证人证言、41.两者的外延不同,传闻证据仅指 被害人陈述、5犯罪嫌疑人、被告传闻陈述,不含物证,书证,视听 人供述和辩解、6鉴定意见、7勘资料等。而传来证据则囊括了所有 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在原始证据的基础上产生的证据,8视听资料、电子数据。包括物证,书证,认证,视听资料 各类刑事证据的优缺点分析 等。1物证:优点:物证的客观性,使2.两者的划分标准不同,传闻证据 其可以成为检验其他证据(尤其是是英美法系国家以审判为标准,坚 言辞证据)真伪的试金石。缺点:持直接言辞原则的结果。凡在审判(1)物证具有不可代替性,物证前和审判外取得的言辞证据,只要 一旦消失,就无法再生。(2)物证未能在审判中以言辞方式提出,则 属于间接证据,某一物证不能直接无论其内容是否为陈述人亲身感 说明犯罪行为是由谁实施的。知,均为传闻证据。而判断一个证 2书证:优点:比较客观真实,且据是否为传来证据的标准则是证 往往能够直接证明案件事实。缺据的来源,即是否直接来源于案件 点:易于销毁。事实或者与案件事实具有直接的 3被害人陈述:优点:较为客观、联系。因此,传闻证据既有可能是 全面地反映案件事实。缺点:利己传来证据的一种,也可能是原始证 性。据。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3.两者的目的不同,英美法系国家 优点:(1)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真注意到传闻证据具有易于失真的 相(2)可以确定侦查范围,提高特点,所以英美法系国家设立传闻 侦查效率(3)可以起到串联、印证据规则。而我国的原始证据和传 证全案证据的作用。缺点:(1)利来证据划分仅仅是学理上的分类,己性(2)多变性。它并不涉及司法实践中刑事证据 5.鉴定意见。优点:客观,真实。的可采性问题。区分两者唯一的目 缺点:权威性经常遭到质疑。的是提醒公安司法人员应当注意 6.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不同来源的刑事证据具有不同的 优点:真实权威。缺点:容易出现证明力。疏漏
十、言辞证据与实物证据的概念7.视听资料:优点:全面、客观、言辞证据是指以人类语言为内 真实。缺点:(1)清晰度往往不能容的表现形式的证据。言辞证据就 达到证据要求(2)易被修改。是人的语言陈述,又称人证。在我 8.电子数据。优点:技术保障日益国刑事诉讼中,言辞证据具体包括 完善。缺点:易销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
七、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概念 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 原始证据,又称原生证据,是指直和辨认笔录。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者原始出处实物证据是指以实物为内容和表 的证据。所谓直接来源于案件事现形式的证据,又称广义上的物 实,是指证据是在案件事实发生的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实物证据 过程中或者案件事实的直接作用具体包括物证,书证,勘验检查笔 及影响下形成的;所谓直接来源于录,侦查实验笔录,视听资料和电 原始出处,是指证据直接来源于证子数据。据生成的原始环境。言辞证据和实物证据划分的依据 传来证据,又称派生证据,是指并是证据是否以陈述为内容的表现 非直接来源于案件事实或者原始形式,凡是以人的陈述为内容和表 出处,而是经过复制、复印、传抄、现形式的证据称之为言辞证据;反 转述等中间环节后生成的证据,是之以实物为内容和表现形式的证 从间接的非第一来源形成的证明据,称之为实物证据。材料。
十一、直接证据和间接证据的概念
八、原始证据与传来证据的适用规一般认为,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 则 是依据其对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明 1.原始证据优先,无论是在侦查取作用为标准进行划分的。所谓直接 证阶段还是法庭审查环节,对刑事证据,是指能够单独、直接地证明 证据的收集和审查判断,都应当坚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应具备以下 持原始证据优先规则。能够收集到三个条件(1)是一个单独证据(2)原始证据时,就不能仅仅满足于收是能够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3)
1刑事证据学复习资料
证明方式是直接的,无须经过推理的过程。
间接证据是指不能单独、直接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必须与其他证据相结合并借助于推论的方式才能够证明案件主要事实的证据,也称为环境证据或者情况证据,与直接证据相比,单个间接证据只能证明案件中的个别事实,而不能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
十二、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
直接证据的运用必须遵循以下规则(1)不得以刑讯、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取证。(2)孤证不能定案,即使是直接证据,能够单独、直接地证明案件的主要事实,也必须依赖其他证据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3)重点审查直接证据的真伪。直接证据自身具有的易变易失真的特点,决定了对其真伪必须重点审查。
间接证据的运用规则(1)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
(2)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之间相互印证,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3)据以定案的间接证据已形成完整的证明体系
(4)据以间接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结论是唯一的,足以排除一切合理怀疑。(5)运用间接证据进行的推理符合罗杰判断经验。
十三、刑事证据收集的基本原则 1法定程序原则,法定程序是公安机关根据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调查收集证据应当遵守的步骤、时间、顺序和方式、方法。
2.全面收集原则。全面收集就是要从不同的角度去收集能够证明所有案件事实要素的证据,公安司法机关不仅要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罪重的证据材料,也要收集能够证明其无罪、最轻,或者应当减轻、免除处罚的各种证据材料。
3.严禁非法方法取证原则。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
4.不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公安司法人员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回答可能使自己陷于有罪境地的问题。
5.依靠群众原则。做好群众思想工作,打消其顾虑和企图包庇犯罪的念头,让知情人如实提供证据。
十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与辩解的审查判断
1审查判断的内容:(1)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人身份,人数以及讯问方式等是否合法合规(2)讯问笔录的制作、修改是否合法合规,是否注明讯问的具体起止时间和地点。(3)讯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是否通过其法定代理人或者有关人员到场,其法定代理人员或者有关人员是否到场。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时候前后一致,有无反复以及出现 反复的原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法》第79条规定:“对有证据证明的所有供述和辩解是否均已随按有犯罪事实,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移送。(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上刑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辩解内容是否符合案情的常理,有取取保候审尚不足以防止发生下无矛盾。(6)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列社会危险性的,应当予以逮捕的供述与辩解,与同案犯罪嫌疑(1)可能实施新的犯罪的(2)有人、被告人的供述与辩解以及其他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者社会证据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秩序的(3)可能伪造,毁灭证据,2 对讯问笔录瑕疵的审查判断:讯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的(4)可问笔录有下列瑕疵,经补正或者做能对被害人、举报人、控告人实施出合理解释的,可以采用;不能做打击报复的(5)企图自杀或者逃出合理解释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跑的” 据(1)讯问笔录填写的讯问时间,3.起诉阶段。我国现行《刑事诉讼询问人,记录人,法定代理人等有法》第168条和第172条规定:人误或者存在矛盾的(2)讯问人没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有签名的(3)首次讯问笔录没有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记录告知被询问人相关权利和法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应当做出起律规定的。诉决定。3 不得作为定案根据的供述。4.审判阶段。我国现行《刑事诉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具有下列法》第53条规定:对一切案件的情形之一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1)讯问笔录没有经被告人核对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陈述,没有确认的(2)讯问聋哑人应当提供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通晓聋哑手势的人员而未提供的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陈述,证(3)讯问不通晓当地语言、文字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的被告人,应当提供翻译人员而未罪和处以刑罚。提供的。
十七、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程序、十五、影响刑事证明责任分配的因意义及影响。素 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第54在分配形式诉讼中的证明责任条规定:“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时,应当考量以下因素: 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1.无罪推定原则。对犯罪嫌疑人、和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被告人所控的罪行要有充分的证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据加以证明,不能证明犯罪嫌疑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人、被告人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告人应当视为无罪。所以刑事诉讼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中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在释,不能补正或者做出合理解释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 不负证明责任,证明责任由公诉人非法证据的排除程序规定:1.承担。提起非法证据排除动议的主体。非2.利益权衡原则。是指在某些特殊法证据能否排除,排除动议是关的刑事案件中,基于其他各种综合键,只有提出某项证据为非法而要因素的考虑而将部分或者局部的求排除的动议,法定机关才能对该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人一方,从而证据展开调查,并加以排除。2.证使刑事案件“一边倒”的证明责任据收集合法性的证明主体。当某一分配模式得到适当平衡。将部分证证据被提出非法证据排除之争议明责任分配给被告人主要是基于后,如果证据收集人员不能证明证以下考虑:(1)刑事政策,为了体据收集的合法性时,法庭就会排除现立法机关严厉打击某种犯罪的该证据。3.非法证据的排除主体。意图。(2)证明难易,在被告人易非法证据的排除主体有三类,即公于取得证据和证据在其控制和掌安机关、检察院和人民法院,而人握之下时,仍要求控方承担证明责民法院是非法证据排除的中心主任,不勉强人所难,有失诉讼公平体或者主要主体,公安机关、检察之理念(3)诉讼效率。机关的排除只是一种控方的自我3.诉讼便利原则。是指根据经验法排除。则判断在某种刑事案件中一般由非法证据排除的意义影响。1何方当事人举证更便利,或者根据有利于司法机关严肃执法,有效制对盖然性的预测,让主张不符合通止司法人员非法取证行为。建立非常情形的当事人承担证明责任。法证据排除规则,使执法人员在实
十六、我国刑事证明标准的立法规施违法行为之前,就想到其后果。定 2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利于彻底纠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正违法行为,防止或减少冤假错在不同的诉讼阶段有不同的要求,案。3非法证据规则有利于切实保立法上的具体规定如下: 障诉讼参与人的权力,能促进公1.立案阶段。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法制观法》第107条规定:“公安机关或念的转变。者人民检察院发现犯罪事实或者犯罪嫌疑人,应当按照管辖范围,立案侦查。” 2.批捕阶段。我国现行《刑事诉讼2
第四篇:试析对刑事错案的思考
试析对刑事错案的思考
论文摘要 面对人格尊严和人权的被严重践踏甚至生命的被无辜剥夺,如何减少和抑制刑事错案,着实值得国人思考。建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制度,能保障人权更好地实现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同时为了避免职权的违法行使和滥用,就要改革司法诉讼制度和加大错案责任追究制度。
论文关键词 刑事错案 沉默权 责任追究
呼格吉勒图案、浙江张高平、张辉叔侄案、浙江的田伟冬、陈建阳案、河南的李怀亮案、福建的吴昌龙案、念斌案、安徽的于英生案„„随着媒体的曝光,这些冤假错案逐渐浮出水面。我们不仅思考,面对一起起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为何能一路绿灯地走完了刑事诉讼的整个过程?当然不可否认,刑事错案在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不可避免的,但面对人格尊严和人权的被严重践踏甚至生命的被无辜剥夺,如何减少和抑制刑事错案,着实值得国人思考。
分析这些刑事错案的发生,都有着惊人的相似,那就是几乎无一不是遭到了残酷的刑讯逼供。在中外法制史上,刑讯逼供现象并不鲜见,尤其古代。但为何人类发展到了现代文明时代,刑讯逼供还依然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呢?我国《刑事诉讼法》第50条明确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但刑讯逼供却屡禁不止,我想这与司法制度的落实践行和某些侦查人员的已然行为习惯有关。规范侦查讯问行为,抑制刑讯逼供,对减少刑事错案有着重要意义。
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的非法取证是导致刑事错案的罪魁祸首。虽然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侦查讯问的严格的法定程序,尤其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要求讯问犯罪嫌疑人要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但往往有些侦查人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正式讯问前就已经采取刑讯逼供等非法的方法获取了所谓的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有罪供述,然后再按法律程序走过场,使得刑事诉讼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美国早在二十世纪初就在关注刑讯逼供问题并于三十年代作了这方面的调查,如美国总统胡佛于1929年5月20曰成立了由前司法部长乔治威克沙姆任主席的“ 全国守法与执法专门委员会”,作了在讯问中使用的刑讯逼供及变相刑讯逼供的 “ 疲劳审讯法” 等。
一、建立沉默权制度,依法保障人权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在现行《宪法》第33条增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内容,作为本条的第3款。相应地,2012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尊重和保障人权”加入到刑事诉讼法第2条。我国《宪法》第33条规定的“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成分表明了我国对人权的基本态度,要求在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当然刑事诉讼领域也不例外。正确理解和领会刑事诉讼中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含义,对于司法实践的正确把握和依法践行至关重要,首先,国家专门机关进行刑事诉讼,要把尊重和保障所以公民的人权作为基本的出发点之一,防止因刑事诉讼而使公民的人权受到侵犯。再次,充分尊重并保障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内的诉讼参与人的公民权利和诉讼权利,除非按照法律的规定必须予以限制或剥夺。最后,要切实做到保障无罪的人不受追究。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因此,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应当慎重不能草率行事,不能随意践踏国家法律,对任何人不得施以酷刑或者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和刑罚。在刑事诉讼侦查阶段,尤其是讯问犯罪嫌疑人时,依法充分保障其人权和人格尊严,不违法行使和滥用职权,对于减少冤假错案有着重要的意义。因为刑事诉讼是国家司法机关在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定程序揭露犯罪证实犯罪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责有无和大小并对应当负刑事责任的人处以应得刑罚的活动,刑事诉讼法的任务(《刑事诉讼法》第2条)是“保证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正确应用法律,惩罚犯罪分子,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尊重和保障人权„„”所以刑事诉讼是一把双刃剑,体现在它既是保护权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人权最厉害的手段,既应当打击犯罪保护社会秩序也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既保证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也应当避免因国家司法权的滥用而使当事人尤其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在刑事诉讼的程序诸如立案、侦查、起诉、审判和执行中,侦查是重要的刑事诉讼程序,同时从已经曝光的刑事错案侵犯当事人权利的行为基本发生在侦查阶段,如何在侦查阶段更好地保障当事人的人权显得尤为重要。在侦查行为中,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证人、询问被害人、勘验、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以及采取特殊的手段进行侦查等,司法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程序进行,在这些侦查行为中,讯问犯罪嫌疑人往往是错案发生的时间点,因此应加强对审讯活动的法律制度建设和制约机制,以减少和抑制刑讯逼供。如建立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制度。
按照米兰达规则,凡是侦查人员按照该规则事先告知后获取的口供就可以采纳,凡是没有按照该规则进行告知而获取的口供就不可采纳。也就是说,米兰达告知是证明口供自愿性的唯一标准。米兰达规则的确立对减少和避免刑讯逼供、诱供或惧于强权的假供有着重要的意义,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下犯罪嫌疑人拥有的一项重要权利,体现了保障被告人人权的程序性规则。首先,米兰达规则使美国宪法修正案第五条“任何人不得在刑事案中被迫对自己作证”即“反对自证其罪原则”更加具体化,同时强化了控方的举证责任,实践中1971年的“哈里斯诉纽约”(Harris vs.New York)案、1975年的“俄勒冈州诉哈斯”(Oregon vs.Hass)案和1999年的弗吉尼亚州里士满(Richmond,Virginia)案就是典型的对米兰达规则的践行。米兰达规则是联合国一项非常重要的司法准则之一,目前很多国家都确立了这一原则。这项制度冲击了一直以来奉行的口供主义的司法传统,促使侦查人员依法行使职权,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
二、改革诉讼制度,抑制刑事错案
为了保证我国的司法建设和发展有条不紊的有序进行同时又要避免职权的违法行使和滥用,司法诉讼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分析已经曝光的每一起刑事错案我们看到,这些错案基本上都根源于侦查环节,但刑事诉讼是流水线,侦查只是其中一个环节,那么这些错案又是如何顺利通过检查机关起诉和人民法院审判最后成为刑事司法系统炮制出来的“伪劣产品”的呢?公检法三家是如何把好案件质量关的呢?我国《宪法》第135条和《刑事诉讼法》第7条都规定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三机关的关系是分工负责相互制约和相互配合。分工负责体现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应根据法律规定的职权,各负其责,各尽其职,并且严格依法进行诉讼,不能互相代替更不能超越职权。《刑事诉讼法》第3条第1款规定了三机关的职责,如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拘留、执行逮捕和预审,检察机关的职责是检察、批准逮捕、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的侦查和所以案件的提起公诉,法院的职权是审判。互相配合体现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人民法院三机关的通力协作,互相制约是指三机关的工作互为条件,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其他机关作出的有关决定提出异议,或者要求其纠正错误,或者重新作出决定。这项刑事诉讼原则是三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处理相互关系的准绳,对防止和减少刑事错案防止任何一个司法机关滥用司法权具有重要意义,但遗憾的是,诸多错案的发生,三机关没能很好的践行和遵守这条原则。从中反映了我国刑事司法制度存在的弊端也就是公检法三机关配合有余但制约不足。因此要减少和抑制错案诉讼制度改革势在必行。如可以出台相关三机关的制约机制和惩罚机制,切实改变审判机关庭审“徒有虚名”的现状,作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的庭审和司法裁判的真正主体的合议庭(或者独审制的法官)能真正有权认真负责依法审判,因此建议相关部门出台相关法律规定,作为法院的审判委员会可以对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讨论,不再涉足具体案件中的事实认定问题,事实认定问题理应都由直接审理案件的合议庭法官作出裁判。因此只有让庭审真正成为刑事诉讼的中心环节真正独立审判真正让庭审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才能把好错案的最后一道防线。
三、加大错案责任追究,抑制刑事错案
近年来冤假错案的救济机制正在推进,其中一些冤假错案正在或已经获得国家赔偿。从错案赔偿情况来看,赔偿义务机关多为法院,佘祥林案涉及的赔偿义务机关除了湖北省荆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还有京山县公安局及京山县雁门口镇政府,如呼格吉勒图冤案被无辜判处死刑并执行,获得国家赔偿205万元;赵作海案被无辜关押11年,获得国家赔偿65万元,赔偿义务机关为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 徐辉强奸杀人案被关押16年,获得国家赔偿157万元,赔偿义务机关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叔侄案被关押10年获赔221万,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赵艳锦案被关押10年获赔63万,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佘祥林杀妻案被关押11年,获赔90万;王本余案被关押18年获赔150万,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和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是赔偿义务机关;李怀亮案被羁押近12年获赔98万,由河南省平顶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于英生杀妻案被关押17年被赔偿100余万,等等。刑事错案给当事人造成了巨大的人身(有些甚至已被剥夺生命)和精神损害,只有救济机制国家赔偿是远远不够的。要让人民群众从每一起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离不开对责任的追究和对刑事错案的反思。我国近年出台了关于错案追究的意见,如中央政法委的《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和最高检的《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等,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对依法治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改革举措,其中“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及责任倒查机制”尤其是“终身”二字格外引人关注。但司法实践中还未能在全国范围内形成统一的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一些地方如河南、云南和广西等少数省的高院出台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办法,如河南省高院在2012年出台了《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办法(试行)》,首推终身问责制,即奉行“谁办案,谁就要负责一辈子”的理念。首先,要明确的就是谁是冤假错案的一手炮制者?谁是造成刑事错案的责任主体?可以依过错原则及权责对等原则,综合错案的形成原因区分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对责任主体进行认定。其次,是刑事错案的问责机构,当然理论界目前有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可以设立全国统一的错案责任追究委员会,追究相关司法人员的违法违纪行为,有的认为可以在每一上级院设立纪律委员会,进行惩戒和弹劾,等等,还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实践。再者,错案责任承担方式,是承担民事责任、纪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刑法规定了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和徇私枉法罪等,《公务员法》、《检察官法》等规定有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等六种行政处分方式。最后,是错案责任追究程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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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刑事起诉证据标准问题分析思考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其中的“证据确实”是对证据质的要求,“证据充分”是对证据量的要求。理论界通说据此认为刑事起诉证据标准即为“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笔者观
点与其相左。因为这条所谓的标准并没有为判断主体对案件事实的主观认识设定明确的幅度和标准,如果没有其他辅助标准或具体指标,难免致使这种标准既大且空,难以掌握而且不便操作,因而只能说是刑事起诉活动总体性的、一般性的原则。实际上“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 本身也是需要解释的,必须为其确立可分析、可操作的准则性规范。
一、是“客观真实”还是“法律真实”
“犯罪事实已经查清”最理想的情况是所有的犯罪事实和情节都已查清。关于“犯罪事实”的内涵与性质,目前学理界主要有两种意见:有的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以客观真实为证明标准,即只有在正确反映了犯罪事实真相时,才能裁判被告有罪;也有学者认为刑事诉讼应以法律真实为证明标准,即以法律所确立的标准作为裁判的尺度,裁判者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只要达到法定的要求,即视为真实并可据此作出有罪判决。笔者支持后一种观点,也就是说在司法实践中,公诉机关应当予以查清的只能是“法律真实”。
从认识论角度来看,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一种以发现客观真实为目的,由感性到理性,由现象深入本质的过程。但在具体实践中,人们的认识往往因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而无法将已逝去的客观真实完全原样再现,套用一句平面解析几何里的经典术语来形容:客观真实是一个能够“无限接近,但永不能达到”的目标。
从经济、效率角度看,我国目前的诉讼体制下,如果一味地追求客观真实,就会违背刑事诉讼的时效性要求,造成诉讼资源的无谓浪费,而且会导致某些本来可以及时实现的司法公正也因此而丧失,从而有悖于司法活动追求正义的终极目的。
从法律规定来看,我国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疑罪处理原则”(疑罪从无、疑罪从轻)所追求的显然不是“客观真实”。假设某案中被告人实际年龄19周岁(被告人自己心里清楚),但其为减轻惩罚,坚称自己仅为17周岁,且被告人的身份证、户籍资料、出生证明等等证据都没有,而根据骨龄鉴定,结论为被告人属于18周岁以上成年人。在这种情况下,根据“证据有疑点则利益归于被告”的精神,法院就会认定被告人系未成年人,并予以从轻处罚。就本案中的被告人年龄问题而言,“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是完全相反的。这样的判决虽然使被告人的谎言起到了预期的作用,造成对其犯罪的放纵,但在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上却并不存在瑕疵。
二、刑事起诉证据标准应该达到的程度
有一种观点认为,公诉标准与判决标准有程度上的区别,因为公诉标准前面使用了“检察机关认为”这样的具有主观色彩的修饰词,这样从语感上可以体现出其与法院的有罪判决标准略有区别。这种观点表面上看是为检察机关起诉活动松绑,其实是不可取的。
我国司法体制实行侦、诉分开,因此审查起诉工作从一定意义上看,的确与国外的大陪审团或预审法庭相类似——在法国,预审法官经审查,根据充分的理由估计被告人将来可能被确定有罪,即可将案件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其意义就在于审查案件是否符合提起公诉的条件。当检察机关根据自己所掌握证据“相信”被告人构成犯罪且应当受到刑事处罚,即使存在某些不确定因素时,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一般应对案件提起公诉。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到,英美法系国家对起诉采用较低的证据标准是有其特殊司法环境的。他们的检察官不具有对羁押犯罪嫌疑人的批准权,检察官对警方的办结的案子是收案不收人,逮捕拘押犯罪嫌疑人要向法官申请令状,检察官的起诉也要经过治安法官或大陪审团的批准,法院的非审判法官要防止检察官不负责地滥用诉权而侵犯人权。而我国则完全不同,检察官自己批捕或决定逮捕犯罪嫌疑人,自己起诉,所以必然要承担更大的责任。在没有相应诉讼风险保证措施的情况下,在公诉证明标准上起码要高到足以定罪的标准才行。
在实践中,我国检察机关也基本按照法院定罪要求来掌握公诉标准。因为审判结果是考核公诉案件质量高低的主要标准之一,无罪判决率越高,意味着公诉的水平、效率和效益越低。这就要求公诉机关与审判机关掌握的标准趋于一致。如果公诉部门不依据法院的认定标准提供案件,就很可能导致起诉失败。由于检察机关的公诉部门长期与法院刑事审判庭交往,对法院判决实际把握的标准比较熟悉。为了保证起诉的有效性,公诉部门案件承办人基本按照法院可能作出有罪判决的要求来把握公诉的证据标准。
三、刑事起诉证据标准的合理界定
刑事起诉证据标准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嫌疑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是此罪抑或彼罪,其次是诉讼程序是否合法。检察机关对案件提起公诉时,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已经完成并且具有了明确的诉讼主张,就是对犯罪嫌疑人能够依法定罪量刑,如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应当继续取证,否则就不能获得对起诉的最终诉讼确认——有罪判决。因此,公诉案件的证据标准就是指检察
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后,为有效指控犯罪而使案件在证据上所应达到的“度”,而笔者认为这个“度”就是刑法所规定的犯罪构成。
从我国司法实践中侦、检、法三者的活动来看,也只有犯罪构成才能成为刑事起诉的证据标准:公安机关根据自己查明的事实,进行分析、综合、判断事实是否符合某一犯罪构成要件,如果不符合,这些查明的事实并不具有法律意义;如果符合,则将案件材料移送给检察机关。检察机关依据其查明的案件事实,进行审查判断,如果不符合某罪的构成要件,则应当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或作出不起诉决定。
例如:某甲因涉嫌盗窃他人手机一只,被公安机关取保候审。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作为公诉部门承办人,在受案后首先要审查嫌犯的主体身份问题,就盗窃罪而言,关键在于其实际年龄是否已达到或超过法定的刑事责任年龄。如果嫌犯推翻以前所作供述,向检察官辩称其只有十三周岁,而公安机关仅根据骨龄鉴定结论认为其超过十四周岁,但是没有其他证据予以证明的,检察机关就应当要求侦查机关就此提供新证据,否则就达不到起诉标准。再如,对赃物手机的价值若只有被害人陈述和价格事务所据此所作的估价结论,根据法院目前的定罪标准,其犯罪数额也无法认定,同样需要进行补充侦查。
如果检察机关经过审查认为案件事实实体上符合某一犯罪的构成要件,程序上又不存在违法之处,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而审判机关更是注重控辩双方提供的证据是否能证明行为人的犯罪事实符合某一犯罪的犯罪构成,若符合则作出有罪判决,若不符合则判决无罪。可见,公安司法机关的侦查、起诉、审判活动均是围绕一个共同的基点即是否具备犯罪构成要件而展开的。而且这一标准也为证据的调查和运用指明了方向,具有简明扼要、操作性强的特点。
笔者认为,审查起诉工作实质上就是检察官对案件事实是否符合相关犯罪构成所进行的反复论证。如果侦查机关提供的论据程序合法,能够形成闭合的锁链,得出排他性结论,并最终达到刑法对这一犯罪所规定的主体、主观方面、客观方面、客体的要求,这时提起公诉所需要的证据便已“达标”。因此检察机关刑事起诉的证明标准应包括:一是实体标准,即犯罪构成是否具备,二是程序标准,即侦查活动的程序是否合乎法律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