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热点：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最终版）

第一篇：时政热点：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将会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最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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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近日宣布我国即将推出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引发各界关注。在我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是个新生事物，它的推出对数亿网民和众多网企将会产生什么影响? 对网民是福利还是忧虑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22日宣布，为维护国家网络安全、保障中国用户合法利益，我国即将推出网络安全审查制度。该项制度规定，关系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系统使用的重要技术产品和服务，应通过网络安全审查。

“有的网民担忧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会影响网络言论自由，其实这是没必要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CETC）首席信息安全官张建军解释说，网络安全审查制度针对关键公共设施软件硬件的安全，相当于为网民信息安全提供了保护伞的作用，是福利而不是负担，其审查对象是企业及其产品，不涉及互联网内容层面的管控。

记者从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获悉，互联网产品技术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将是网络安全审查重点。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将针对重要信息技术产品及提供者，重点审查产品的安全性和可控性，以防产品提供者非法控制、干扰、中断用户系统，非法收集、存储、处理和利用用户有关信息。对不符合安全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将不得在中国境内使用。

相比美国已实行了10多年的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我国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的空白短板，在产业层面让我国企业处于被动劣势。同时，无论是个体信息安全的迫切需要，还是国家层面的安全保障，都使得推出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势在必行。

对网络企业利好还是利空?

业内人士表示，诸如此前发生的携程网大量用户银行卡信息泄露、小米800万用户信息泄露等，在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得到落实后，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将会大大降低。对存在安全隐患的企业而言，无论是自查自纠的内在动力，还是外在的监管压力，都将会明显增加。

“网络安全审查并不是贸易保护，无论是国内产品还是国外产品，只要符合我国的网络安全标准，就能进入市场自由流通。”国家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总工程师王军说。

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总工李京春表示，以往我国只是对网络进行表层化管理，目前网络产品和服务逐渐向深层次发展，若继续沿用以前的监管办法，就很可能会出现网络监管漏洞，进而给国家和用户安全造成损失。

李京春说，对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网络产品和服务，都必须整改，要遵从、适应管理制度的实施，满足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能要求，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良性发展、持续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认为，对于进入政府机构、交通、电力、金融等重要领域的产品，需要建立“黑名单”制，不仅对技术也对企业背景进行审查。而对于在市面流通的信息技术产品，需进行“白名单”强制认证，只有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才能入市。这种审查只是一种技术评估，普通用户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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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滨兴认为，实施网络安全审查后，影响最大的是那些钻法律漏洞的行为。以WiFi破解器为例，此类技术本身侵害了信息安全，在任何国家都是被禁止的，对此类行为建立制度进行约束，是对市场秩序的整顿，符合WTO的要求。

专家建言审查平台专群结合

不仅是对国外企业，网络安全审查对国内诸多行业也都非常必要。知名网络漏洞报告平台乌云运营负责人孟卓表示，近年来互联网快速发展，国内互联网企业众多，如果一个企业的产品和公共安全、国家利益相关，那么该企业的产品只有符合了安全标准及解决了现有风险后，才可以进行发布使用。

安天实验室首席架构师肖新光表示，期待网络安全审查制度真正成为国家安全的门槛，产业成长的屏障。同时，业界也期待相关制度能保护国内创新，特别不要给创新型民族企业带来新的行政成本和门槛。

多名资深网络安全专家建议，为了让审查平台真正发挥作用，且更具有说服力，需要政府职能部门牵头搭建一个开放的测试平台，让受审查的产品在平台上接受深入全面的安全审查测试，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主导测试工作，而来自科研院所和市场的第三方鉴定机构和具有先进检测分析能力的企业等，也可以在平台上参与测试。经过这样各方的测试，安全威胁与不可控隐患存在几率就会大大减少，同时能有效避免“一言堂”“走过场”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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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时政热点：网络安全审查应该怎么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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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布消息称，我国将实行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为什么要出台此项制度？网络安全的审查范围和标准是什么？这对信息产业和个人信息安全将产生哪些影响？

网络空间是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的又一重要领域

“如今，网络空间已经成为继海、陆、空、天之后的第五空间，成为新形势下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领域之一。”工业和信息化部电信研究院副院长刘多认为，如今，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已成为网络武器攻击的主要目标，并可能引发极为严重的灾难性后果。因此，当前中国立足国情，推行网络安全审查制度是顺势而为，对于保障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谈及以往的网络监管，国家信息技术安全研究中心总工李京春表示：“以往我国只是对网络进行表层化管理，主要包括功能符合检测和低层面的安全审查。目前网络产品和服务逐渐向深层次发展，若继续沿用以前的监管办法，就很可能会出现网络监管漏洞，进而给国家安全和用户安全造成损失。”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也表示：“随着网络对国家安全、百姓生活的影响越来越深远，加强网络安全监管是必然趋势。特别是在‘斯诺登事件’曝光以后，我们更进一步认识到网络安全监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正因如此，我们即将推行网络安全审查制度。这可以从源头上杜绝网络安全风险隐患，确保公共安全和国家网络空间安全。”

网络安全审查有利于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言人姜军表示，此次审查制度不针对任何国家和地区。对此，李京春进一步解释：“对发现存在安全隐患的网络产品和服务，不论是外国企业还是中国境内企业，都一视同仁，都要遵从、适应这一管理制度的实施，满足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和重要信息系统的安全性能要求，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良性发展、持续发展。”

李京春还表示，对网络产品和服务的提供商、运营商和服务商进行审查，还能促使企业规范行为标准，提高服务质量，进而推进信息产业更加健康有序的发展。“公众也会从中受益，因为网络安全审查保证了产品和服务的安全性，为公众网络信息安全提供了更深层次的保障，由此公民的个人信息和数据将不会再被泄露和恶意使用。”

“审查制度是针对提供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厂商，并不针对个人信息。应当说，排除厂商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安全隐患，有利于保障个人信息的安全。”倪光南说。

安全性和可控性将成为审查重点

网络审查制度将主要审查关系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的系统使用的重要信息技术产品和服务。我国的网络审查制度将借鉴国外的成熟经验，并结合实际情况作出符合我国信息产业发展现状的规定。产品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将成为审查重点。

如何开展网络安全审查呢？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方滨兴说：“审查制度将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管，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具体落实，审查过程除要求多个相关部呼伦贝尔人事考试信息网：http://hlbe.offc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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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协助外，还将引入第三方专业的检测机构和专家组参与，保证过程的客观公正。”

“网络安全审查应包括事前审查、事中监测和事后惩处三部分。”中国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总工程师王军告诉记者，在信息产品进入市场前，需对用户信息安全进行技术审查，同时对该产品是否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是否会产生垄断等社会经济安全影响进行评估；已进入市场的信息产品也并非绝对安全，补丁和升级都可能带来新的安全隐患，因此同样需要监控。

方滨兴指出，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应针对宏观战略和微观技术两方面分别采取不同措施。对于进入政府机构、交通、电力、金融等重要领域的产品，需要建立“黑名单”制，不仅对技术也对企业背景进行审查，保障国家信息安全；而对于在市面流通的信息技术产品，需进行“白名单”强制认证，只有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才能入市。这种审查只是一种技术评估，普通用户的利益不会受到影响。

网络安全审查制度借鉴国外经验

据介绍，此次审查制度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非一时兴起或针对某些国家或事件。“之所以现在出台此项制度，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测评技术、体系、标准等均已成熟。我们云计算基础设施已经完备，今年我国将以云计算平台安全测试作为工作试点，制定云计算安全标准，主要从安全技术要求和服务能力标准两个方面进行审查，从中找出安全短板，进而尽快弥补安全漏洞。”李京春说。

专家还表示，此次网络安全审查制度从出台到全面实施将循序渐进，从重点行业开始逐步扩展到各个领域和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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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2014最新时政热点：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2014最新时政热点：人大代表的议案和建议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

中公教育清远分校 提出议案和建议，是宪法和法律赋予人大代表的权利。许多代表建议的内容都涉及环境保护、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对这些议案和建议，有关部门必须办理，进而影响立法和政府决策。

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表示，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交付有关专门委员会审议的401件代表议案，已全部审议完毕;代表提出的7569件建议，也已全部办理完毕并答复代表，建议所提问题得到或解决、或计划逐步解决的占建议总数的81%。

案例

单独二孩、废止劳教都有代表推动

“废止劳教制度”是去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工作。

去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实施了50多年的劳教制度走到了尽头。废止这项制度，其中就有全国人大代表的推动。

多年来，多位人大代表都曾提出过改革或废止劳教制度的议案和建议。

2006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湖南省委副主委黄琼瑶就曾建议，劳动教养作为中国所特有的一项强制教育改造制度，已经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应当废除。全国人大代表、福建华侨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戴仲川曾说，“未经法庭定罪就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没有制约和监督措施，这极易导致权力滥用。”他也曾提出改革劳教制度的建议。

在即将拥有第二个孩子的张楠看来，除了劳教制度，去年最大的变化当属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放开单独二胎，她是被这项政策影响到的人之一。

她也曾注意到，全国人大代表、惠州市旅游局局长黄细花，就曾在2013年提出放开二胎的建议。去年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也通过了关于调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的决议，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近些年来，许多代表建议的内容都是涉及现在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比如环境保护、医疗、教育、食品安全等，与公众生活密切相关。

议案

需经大会、专门委员会审议

从代表提出建议、议案，到相关部门采取措施，中间经历很多法定程序。

根据全国人大组织法，参加全国人大会议的一个代表团或30名以上的代表联名，都可以向全国人大提出属于全国人大职权范围内的议案。

这些议案一般会涉及法制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环境保护等领域，主要包括制定、修改、解释法律，审查纠正违宪行为，监督其他有关工作，需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决定或者批准的其他事项。

在人大议案提出并被大会主席团确定由本次大会审议后，各代表团全体会议、代表小组会议对议案进行审议。大会主席团则可以将议案交有关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提出报告，由主席团审议决定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表决一旦过半数，即意味着议案通过，具备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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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除了人大代表，一些机构，如全国人大会议主席团、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国务院等，也可提交议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以废止劳教制度为例，按照法律规定，由国务院提出相关议案，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去年12月23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23日开始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废止《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和《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议案。

全国人大常委会经过审议，最终通过关于废止有关劳教法律规定的决定。

建议

重点建议“打包”后由常委会督办

和议案不同，建议可由代表单独提出，也可联名提出;可在人大会议期间提出，也可在闭会期间提出。

全国人大常委会一负责人介绍，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共提出代表建议7569件，交给163家承办单位研究办理。代表对相关单位答复不满意的，可提出意见，有关机关组织再作研究处理。截止到去年底这些建议已办结。此前，广东的钟南山、江苏的戴亚平、山东的宋新芳等代表提出的关于解决大气污染问题的建议，后来由全国人大环资委重点督办，在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当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去年9月10日，国务院正式发布行动计划，提出十条35项具体措施，并且要求今年上半年要配套出台22条改革政策，目前中央安排了50亿专项资金用于京津冀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防治工作。

上述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从2005年开始提出，全国人大常委会每年从几千件的建议中，选择10到15个重点建议来办理，将代表们相关的建议整合再督办，取得的成效很大，如解决月饼的过度包装问题等。

代表们的建议，也真正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张德江委员长就在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报告中提及，代表提出的关于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加大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力度、防治大气污染、发展清洁能源、完善社会救助体系等建议，在国务院和有关方面出台的政策措施中得到充分体现。

这些建议改变你的生活

废除劳教制度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湖南省委副主委黄琼瑶在2006年全国“两会”上，建议取消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理由是劳动教养已经不符合我国的现实情况，不符合法治精神，与我国多部法律相违背。

反应 2013年11月1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废止劳动教养制度。2013年12月28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废止有关劳动教养法律规定的决定，这意味着已实施50多年的劳教制度被依法废止。

放开“二胎”政策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惠州市旅游局局长黄细花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表示，独生子女政策增加了家庭风险，导致了家庭结构的单一性及家庭功能的脆弱性。放开二胎政策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反应 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将正式实施。

制定“反腐败法”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徐安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建议，要设立一部基本法，通过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腐败法》，加大惩治和预防力度。《反腐败法》应定位为基本法律，与《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基本法律之间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发生冲突时，按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规则，优先适用《反腐败法》。

反应 2013年3月，国家最高权力机关首次公布反腐立法的时间表。

春运高峰高速公路免费

建议 全国人大代表、太原铁路局局长杨绍清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建议，高速公路在春节、国庆、五一等节假日期间及春运高峰时段免收通行费，释放高速路运力，缓解火车票“一票难求”现状。

反应 2012年中秋国庆8天假期，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首次免收高速公路通行费。截至2012年9月19日，北京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高速公路免费细则。

第四篇：法律改变我们的生活

法律改变我们的生活

高三（4）班刘欢欢《法律改变我们的生活》 法制教育 普法演讲比赛演讲稿

法治是一道治国的阳光，法治是一个难以实现的梦想。然而，昨天的昨天，我们还在人治的漩涡里挣扎：今天的昨天，我们开始提到法治的字眼：到了今天，我们已经提出了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从法的字眼到法的精神。短短十年，法治在中国快速前进，走过了西方国家上百年走过的路。我们似乎已经看到梦想的阳光照进了灰暗的现实。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稳定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依法治国是保障国家稳定和繁荣的最根本，最有效的措施。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向世界宣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今年10月15日，举世瞩目的十七大报告将指出“坚持依法治国，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弘扬法治精神”，这标志着中国特色民主政治建设将进入一个新时代。法治也是生活的一道阳光，它涉及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举3个比较贴近我们的例子： 第一：拾得物品必须归还.《民法通则》第97条：没有合法根据，获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该将不当利益返还损失的人。受损的人在得知他人非法占有自己遗失物品的情况下，可以自己索取，也可以向法院起诉请求归还，如果原物灭失无法归还，受损人有要求他人赔偿的权利。

第二：不得损害他人的名誉，不得恶言侮辱他人。《民法通则》第9条：民事活动应尊重社会公德，不得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生活中，有人因嫉妒，憎恨同学，就散布一些无中生有的传闻，这是一种损害他人名誉的违法行为，是极不道德的。

第三：讲法律也要讲道德。有些人为了逃避责任，在受到追究时躲躲闪闪，含糊其辞甚至否认事实真相，最后即使躲过法律的制裁，但从道德的角度看，他们要受到良心的谴责。对法治，许多人从陌生的怀疑到日渐熟悉的信任，生活规则，法律有明示；重大决定，先看看法律；遇到纠纷，让法律说话；权利受到损害，理直气壮地说一句：“我要告你！”。法治如此亲切地走进老百姓，与大众生活水乳交融，得益于社会主义法治本身的正义性。法治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法治折射出人类政治文明的光辉。

我国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草案，听证会，座谈会等渠道，稳步推进公民有序参与，充分收集民意，集中民智，使法律充分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护卫者千千万万普通百姓的权益。相信法治，崇尚法治，让我们做一个讲道德，遵纪守法的合格公民。

第五篇：2014公务员时政热点：司法理念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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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公务员时政热点:司法理念改变

中央政法委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学习宣传检察官张飚的先进事迹，坚持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张飚，是张高平叔侄错案得以纠正的关键人物。现在，张高平案进展如何?浙江省高院院长齐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张氏叔侄强奸案与萧山5青年劫杀案这两起冤错案件都已经得到纠正。对造成错案人的问责是必要的，但也要区分程度、情节。故意冤枉人和仅仅是判断错误、破案心切还不一样。在这两个案件中，没有发现是故意制造冤案，都是在组织内部，按照党纪政纪来问责。

去年，浙江高院启动国家赔偿工作，两冤案的所有赔偿请求人均放弃了向最高法院申请赔偿的权利。应当说，司法体系对于这两起案件的反思是深刻的，这一点，可以从国家赔偿金额看出。包括侵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与精神损害赔偿金在内的110万元赔偿金于张氏叔侄而言并不算多，但对于一向“节俭持家”的国家赔偿金而言却一点不少。按照通常做法，精神损害赔偿金一般不会超过侵犯人身自由权赔偿金的50%，目前在全国法院系统，国家赔偿中支付的精神损害赔偿金没有超30万元的。此次浙江高院赔付张高平叔侄精神损害赔偿45万元，已创下了历史纪录。国家赔偿自然无法弥补冤狱者在这些年间所遭遇的不幸与折磨，但是提升精神损害赔偿金额至少可以最大限度地表达司法对于不幸者的善意，以及对于冤假错案的深刻反思。

但是，更多的民众把目光投向了当初制造冤案的那群人。此次浙江高院院长说对造成错案人的追责是在组织内部的，显然未能让民意满意。笔者一直认为，国家赔偿制度应当具备向个人追责的机制，也就是说，国家财政不能为个人的所有错误埋单。因此，司法人员的错误是必须予以区别的，而且“错误”的外延随着时代发展有所不同。我们承认，无论在哪个国家，彻底杜绝错案都是一个无法抵达的目标。但是，通过优化司法环境，完善诉讼程序，加强制约监督，依靠制度最大限度减少错案还是可能的。在浙江两冤案发生的年代，“命案必破”不仅仅是口号，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压力，这是由当时的司法理念所导致的，在这个指导原则下的个人有时身不由己，所以涉案的司法机关在表达歉意、承认错误的同时，不止一次透露出其中的艰难与无奈。如果轻易作出“命案必破”的承诺，进而将“批捕准确率100%”、“起诉定罪率100%”作为“政绩”或“考核指标”，必然会使个别侦控部门在功利心的驱使下“明知故犯”。

近年来，一种与“命案必破”截然相反的司法理念逐步成为主流——疑罪从无，同时把刑讯逼供放到严厉管控的笼子里。继去年8月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防止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和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之后，1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从司法理念、证据审查机制、诉讼程序、审核监督和制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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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方面对法院工作进行了规范。可以看出，这个主流司法理念正在通过一系列规制予以确立。也就是说，在当今的司法领域，“错误”的外延应该是随之扩大的。当年可以以办案指标等束缚为理由予以免除“故意制造冤案”的责任，那么在今日，刑讯逼供这制造冤案的罪魁祸首，就不可能获得任何免责的理由。而在疑罪从轻的理念支配下，必然以有罪为前提，必然篡改和异化疑罪从无。因此，实行疑罪从轻，本质上是对刑讯逼供这一野蛮司法的袒护、容忍与认同。

在新的司法理念下，司法公平公正公开成为重要价值取向，那么所谓“错误”就变得异常明显，且责任不容推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