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新时期诗歌

第一篇：第二十一章新时期诗歌

第二十一章 新时期诗歌

本章概述：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文学进入了光辉灿烂的现当代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优秀诗人，收获了许多优秀诗作，为我国的诗歌史增添了光彩夺目的新篇章。现当代诗歌与旧诗相比，具有新的特点：

一、思想新

关注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审视与歌唱大地和大地上的风云，抒发对人生、时代、生命的切实感悟，成为现当代诗歌的优秀传统。作为战斗的号角，它鼓舞广大人民群众为推翻压在头上的三座大山奋勇斗争；作为启航的汽笛，它鼓舞全国人民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这些重大主题，形成了现当代诗歌的主潮流。当然，现当代诗歌中的佳作，也不仅仅限于表现这些重大主题。

二、形式新

表现新的内容要运用与之相适应的新形式。用白话写诗，建立起现当代诗歌的新传统，这是五四以后“新诗”的历史使命，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现当代诗人不断吸收传统的和外来的经验，呈现出现当代诗歌形式的多样性，从有无比较固定的格律着眼，分为自由诗和格律诗。自由诗诗行可长可短，行数可多可少，押韵和标点也不作统一要求，写起来相当自由，但在内容上有很高的要求，要求有耐人寻味的形象和浓郁的感情；新诗中的格律诗，不像旧诗那样有固定的格式，只是在格律方面比较讲究。大体说来，诗行要求有比较整齐和谐的节拍；双数诗行的末一个字要求押大致相同的韵；分节的诗，各节的行数大致相等。但一个诗节包括几个诗行，没有固定的要求。

三、手法多样、流派纷呈

以胡适为代表的“初期白话诗派”严肃地实践着“文学为人生”的主张；而以郭沫若为旗帜的“创造社”的成立，更立志于新诗的创造。郭沫若的《炉中煤》和闻一多的《发现》，同样是表达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但一个巧妙设喻，如九曲回肠；一个直抒胸臆，似火山爆发。闻一多和徐志摩同为新月诗派，都主张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和建筑美，但一凝重，一轻快。在时代大潮的冲撞下，许多诗人的诗风也会发生变更，形成个体诗歌风格的多样性。在继承与借鉴中，中国现当代诗歌形成了多种多样的艺术风格：或雄奇豪放、或婉约含蓄、或沉郁顿挫、或清新自然，既有中国气派，又不乏现当代精神，令人留连忘返。

教学内容：

一、新时期诗歌的主要发展过程：

（一）、中国现代诗歌的历史发展及不同时期的代表作家、作品及流派

胡适是中国现代诗歌最早的开拓者，他的《文学改良刍议》得到了广大进步文化界的热烈反响，白话诗很快流行，形成了一个“初期白话诗派”，主要代表作家是文学研究会成员。鲁迅、周作人、冰心、朱自清、刘半农、李大钊、陈独秀等与胡适一起，致力于对旧诗的否定，属于开创阶段。鲁迅的《野草》，是我国散文诗的丰碑。

如果说胡适的《尝试集》只可视为区分新旧诗的界碑，那么，郭沫若的《女神》则堪称新诗的革命先行和纪念碑式的作品。以郭沫若为代表，涌现出了一个星光灿烂的新的诗群：曾一度醉心于象征手法的穆木天、冯乃超、王独清，“狂飙”式的高长虹、柯促平，“璎珞”般的戴望舒、施蛰存，以及“湖畔”诗人、暴风雨的歌者等，带着不同的风格与特色，在时代风云的感召下，加入了“革命文学”的行列，致力于新诗的创造，走上了战斗的道路。与上述诗风不同的是主张“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新月诗派，其主要代表是徐志摩和闻一多，提倡新诗格律化，影响较大。

新诗进入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臧克家的《烙印》《罪恶的黑手》，艾青的《芦笛》和《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等发扬着现实主义战斗传统的诗篇特别受欢迎。接着卢沟桥的炮声迎来了一个有声有色的诗歌时代。作为主流的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诗歌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就连“象征派”“新月派”“现代派”以及躲在象牙塔中的“汉园”诗人也猛然惊醒，投奔到现实中来了。田间擂着更响亮的战鼓从华东奔赴华北战场，艾青高擎《火把》穿过《复活的土地》走向延安，卞之琳、戴望舒、何其芳等悠闲的诗人们也一齐投入战斗的行列。抗战后期，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民歌体新诗以及伴歌伴舞的剧诗也迅速兴盛起来，前者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后者如《兄妹开荒》《白毛女》《血泪仇》等等均深受群众欢迎。

（二）、中国当代诗歌是现代诗歌的合理延伸，又具有自己相对独特的风貌 １．５０年代至６０年代初，是当代诗歌进程的第一时期。

激励战斗与建设的“战歌”和正面颂扬新社会的“颂歌”大量涌现。闻捷、公刘、邵燕 祥、李瑛、严阵等一大批来自生活第一线的青年诗人和“跨时代”的老诗人郭沫若、艾青、臧克家、冯至、田间等一起演奏着新时代、新建设的交响乐章。

２．６０年代初至７０年代中叶作为第二个时期，是当代诗歌的暗淡期。

诗人们不得不以空疏的激情来宣释流行观念。当代诗歌带着明显的危机进入长达十年的“文革”时期，诗与诗人同人民群众一起经受了劫难。但是地火依然运行，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流露着忧思与激愤，期待着春天的到来。

“三突出”的流毒未除，公式化的创作积习还没有被触动。

３．七十年代后期迄今，是当代诗歌发展的第三时期，亦称＂新时期诗歌＂。

发生于１９７６年清明，以花与诗的方式的诗歌运动，是“新时期诗歌”的序幕。“四人帮”垮台后又迎来“十月胜利的欢歌”和“一月哀悼的悲歌”。１９７８年岁末大陆向世界宣告改革开放，当代诗歌随之也涌动变革的潮流。改革开放也引发了一场新的艺术思维方式的变革。被称作“朦胧诗”和“新潮诗”而崛起的诗群，以对于艺术规范化的叛逆，开启了艺术掌握世界的多种方式的尝试。自八十年代起先后出现了“归来者诗群”“朦胧派诗群”“新边塞诗群”“新生代诗群”以及建国前就有的“九叶诗群”“七月诗群”中的许多诗人的复出，形成众多群落。像舒婷、傅天琳、李小雨、梅绍静、瞿永明、等女诗人的成批崛起，也是这时期中国大陆诗坛的突出现象。

二、“朦胧诗”

1、出现背景：

“朦胧诗”又称新诗潮诗歌，是新诗潮诗歌运动的产物，因其在艺术形式上多用总体象征的手法，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所以被称作“朦胧诗”。以舒婷、顾城、北岛等为先驱者的一群青年诗人，从一九七九年起，先后大量发表了一种新风格的诗。在一九八○年，“朦胧诗派”就在文坛以一个诗歌派别的面目出现并获得命名。最初，他们的诗还仿佛是在继承现代派或后现代派的传统，但很快地他们开拓了新的疆域，走得更远，自成一个王国。朦胧派诗人无疑是一群对光明世界有着强烈渴求的使者，他们善于通过一系列琐碎的意象来含蓄地表达出对社会阴暗面的不满与鄙弃，开拓了现代意象诗的新天地，新空间。

2、创作主题：

第一，新诗潮诗人已自觉地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纳入到了五四以来的人本主义文学传统中去，把新诗潮看作是对五四人本主义文学传统的承接和延续，在诗歌中表现人的生存价值和自由精神；第二，新诗潮诗人已不再满足于对文化遗产的纵的继承，他们更注重于对世界先进文化的横的借鉴，同时也开始了对几千年来文学传统的反思。

新诗潮诗人在这两方面认识上的成熟，表明了新诗潮的发展已由自发状态进入了自觉状态。由于新诗潮诗人在思想认识上的日益成熟，他们对“文革”历史的反思也更加深入了，“朦胧诗”的反思主题逐渐取代了先前的批判主题。“文革”十年荒废了新诗潮诗人的青春，使他们成了“被废了的一代”，他们在反思中也逐渐认清了自己那一代人所应处和能够处于的位置，那便是“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为后世提供历史的见证，也便是他们的人生价值之所在。因此，作为“历史的见证”，也就成了“朦胧诗”的最终主题。但无论是新诗潮诗歌的反思主题还是“历史的见证”主题，都继承了早期“朦胧诗”的英雄主义精神，在进入成熟阶段以后，新诗潮诗歌仍在沿着人本主义英雄主义文学思潮的方向发展着。它们在诗歌作品中的体现，其主要标志是诗歌中人本主义者自我形象的塑造。

3、代表诗人：

（1）北岛：

北岛，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

1969年当建筑工人，后在某公司工作。80年代末移居国外。

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他在冷静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人的价值的全面崩溃、人性的扭曲和异化。他想“通过作品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富贵，寻找“生命的湖”和“红帆船”。

清醒的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是北岛诗显著的艺术特征，具有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造成了北岛诗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诗选》、《北岛顾城诗选》等。

（2）顾城：

顾城：男，原籍上海，1956年生于北京。顾城1969年随父下放山东东北农场，1974年回北京。做过搬运工、锯木工、借调编辑等。1980年所在单位解散，成为待业者。“文革”期间开始诗歌写作，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

1979年，北京一张区办小报（《蒲公英》第三期）刊登了一首诗“生命幻想曲”。几万份报纸一售而空，顾城高兴极了，因为这是诗人第一次把自己的心交给世界。这首诗确定了顾城应走的道路，同时奠定了他的创作风格。他决心“用我的生命，自己和未来的微笑，去为孩子们铺一片草地，筑一诗和童话的花园，使人们相信美，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东方会象太阳般光辉，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终都会实现。”顾城追求一种透明的美、纯净的美、神奇变幻的美，他想“用心中的纯银，铸一把钥匙，去开启那天国的门，向着人类。”

1979年在《今天》发表诗作后在诗歌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巨大争论，并成为朦胧诗派代表诗人之一，后成为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7年5月应邀出访欧美等国，1988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并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1993年获伯尔创作基金，并在德写作。1993年3月曾回国探亲。惨案发生时，值其夫妇从德返新西兰不久。著作主要有《黑眼睛》（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英儿》（1994年元月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与谢桦合著）、《灵台独语》(1994年3月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老木、阿杨编）、《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城》等，部分作品被译为英、德、法等多国文字。另有文集《生命停止的地方,灵魂在前进》，组诗《城》、鬼进城》、从自然到自我)、《没有目的的我》。小说《英儿》为诗人于弃世前与其妻雷米合著。

（3）舒婷：

“文革”结束以后，舒婷作为“朦胧诗”的主将之一，进入了更为自觉也更为多产的创作阶段。她的诗风细腻而沉静，哀婉而坚强，在意象的运用上趋于明朗、贴近自然而很少刻意为之的痕迹。她还受到了同时期北岛、芒克、多多等“今天”诗人的影响，更加注重对思想倾向的追求，表现在作品中便是有意识地突出了人道主义与个性主义的精神，以及表达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沉的挚爱。她的诗多用第一人称写成，信念、理想、社会的正义性都通过“我”这一抒情形象表现出来，诗行中充满了对人的自我价值的思考。比起北岛、顾城而言，舒婷更偏重于爱情题材的写作，在对真诚爱情的呼唤中融入理想，展露一种强烈的女性独立的意识。这方面的代表作品（也是舒婷在读者中流传最广的作品）有抒情诗《致橡树》和《双桅船》。比较而言，舒婷的诗在整个“朦胧诗”中最富于浪漫气息，这可能也是她的作品在青年读者中影响最大的原因。同时她也在抒情方式中自觉地融入了一些现代主义的技巧，比如她经常运用象征主义手法，以个性化的感觉来凝聚意象，以隐喻的言辞来营造诗的精神境界。《致橡树》里以“树”的意象，《双桅船》里以“船”和“岸”的意象，都在表达中留下阐释的空间，贴近于一种主观的个体生存经验。

4、“朦胧诗”对新时期中国诗歌的主要影响：

朦胧诗的出现使中国的新诗传统在滞缓几十年之后再次与世界接轨，并逐渐同步。它最大的贡献是唤醒了一种现代意识。一种新诗现代化的意识。由于朦胧诗人大多经历了“文革”导致的精神危机，出现了类似西方“上帝死了”之后的现代主义背景，因此，朦胧诗人迅速被西方现代主义诗歌所吸引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也因此使中国当代汉语诗歌向前跳跃了好几步，并逐步与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走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朦胧诗的审美价值在于，它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表现手法，使之与中国传统诗歌的意象思维相结合，从而创造出了一种崭新的总体象征的艺术表现方法，这种总体象征具有不透明性和多义性，它要求审美主体的介入，因而对于80年代的诗坛，它又具有陌生化的艺术效果。

三、其他同期诗歌：

1、“归来的一代”

“归来的一代”也叫“回归诗人”或者“归来者诗派”，是指那些在50年代“胡风事件”和随后“反右”运动中受到放逐，到了70年代后期又重返诗坛的诗人群体。如“七月派诗人”牛汉、绿原、曾卓及“右派”诗人艾青、公刘、白桦、流沙河、邵燕祥等。复出文坛后，他们的诗作、诗评都有了很大的收获，并获奖得到认可。80年发表《在浪尖上》、《光的赞歌》，出版《归来的歌》获第一届优秀新诗首奖。吕剑在《归来的歌书后》评述说：“诗人经历了二十年的顿挫、忧患、炼狱，深入的思索，艰苦的跋涉，从三十、四十年代的前一个高峰走上七、八十年代的又一个高峰。”公刘也有不俗表现：《白花，红花》（79年诗集）《离离原上草》（80），《仙人掌》（80），《秋叶集》（82）。评奖评语中说：“公刘的《仙人掌》象一团火燃烧着人民爱与憎的感情，尖锐，泼辣，态度鲜明，充满着对祖国对人民和为保卫祖国为捐躯的战士的热爱。《仙人掌》显示了作者的才华和艺术上的成熟。诗的结构严谨，文笔老健，并时有惊人之语，也不乏风趣之言。这株‘仙人掌’有刺也有花，而且放射着浓烈的清香、冷峻、泼辣、艰辛，奇崛，别有一种风格”。

2、其他创作：

１９８６年被某些诗歌报刊所推出的打着各种旗号的诗歌派别近百种，如 “非非主义”“莽汉主义”“超低派”“雪海诗”“太极诗”“城市生活流”等等，尽管它们并未都有显著成果，有些很快湮没，但毕竟显示诗坛创作走向的空前活跃。这时期诗不仅有社会性主题的深化，也有“个人化”的努力；不仅有生命的感悟，也有对“知性”的注重；不仅有现实的关怀，也有“寻根”的萌动；不仅有抒情与叙事的并进，也有 “现代史诗”的实验；不仅有对于生活主流的正常的赞颂，也有对人的隐微幽深的精神活动的发掘以及对荒谬现象的鞭笞；不仅继续有传统的抒情方式，也有诗体形式和语言结构的大胆调整与创新。从而以奔突的活力和激情，使大陆的新时期诗歌驰骋于更广阔的天地。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当代诗歌总体上取得了较之前期和中期更突出的成就，但近期诗歌仍处于复苏与探索的“过渡”阶段。大陆的当代诗人既有创造的欢乐，又承受着纷至沓来的艺术主张、艺术方法的冲撞挤压的困惑。而这时期的人文理性和诗性智慧，正催动诗人们继续创造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前景。

四、“后朦胧诗”、“第三代诗”：

1、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第一代诗人：50——60成长起来的，如艾青，流沙河，公刘； 第二代诗人：60——70成长起来，北岛，舒婷等； 第三代诗人：70——80以后

第三代把第一代、二代均作为反叛对象，竞相以宣言式的横空出世的方式出现于文坛，成立了上百种诗社和流派。如：（1）、新传统主义：欧阳江河、廖亦武；（2）“他们”诗派：韩东、吕德安、于坚；（3）整体主义：石光华；（4）非非主义：周伦佑、杨黎；（5）莽汉诗派：万复、李亚伟；（6）城市诗派：宋琳。解构象征、拒绝意义、追求纯粹语言本体、冷抒情和零度写作是他们的总体艺术特征。

2、主要特色：

朦胧诗以对普通意识形态话语的个人化革命，给萎缩僵化的传统诗语注入了新鲜血液和弹性活力； 但它只是能指与所指分离的思想文本，意象词语本身的丛生与叠加，使能指与所指的关系处于间接、不确定的象征状态，诗意的模糊性暗示性过强，常常难于传达与把握，且优雅得不无矫情之嫌。

基于这种认识，后朦胧诗人不约而同地对朦胧诗的语言规范进行了质疑和颠覆。他们认为作为诗人故乡的语言，是诗歌存在的居所与形式，它本身就体现存在就是存在，它的运动 可直接构成生命运动，不是诗歌创造语言，而是语言创造诗歌，诗人的使命是让语言顺利优卓地“出场”。所以他们都视语言为诗的根本问题与归宿，企望借助话语建设本身澄明生命和存在，使诗语逃离功利牵制回归、呈现自身；以至于“语言的欢乐”成为后朦胧诗的一个基本主题，一些歌唱者把写诗衍化成了脱离思想情感意识的纯粹语言学行为，为实现“诗歌从语言开始”、“诗到语言为止”主张，卷入了与语言的搏斗之中。

后朦胧诗这种介于80年代初中期的语言暴力和90年代初中期的语言自生之间、回归语言本体的话语追求，在最大限度地获取语言欢乐的 同时也不可置疑地导引出了一片异于传统的语言艺术风景。

所以，其主要特色可以概括为：向语言自足性和所指化归依、平面化的冷抒情、口语化叙述和回归语言的遗憾。

3、代表诗人与作品：

韩东《有关大雁塔》反杨炼《大雁塔 》杨把大雁塔比拟成一个人，一个士兵，他的身躯上铭刻着“千百年的苦、不屈和尊严”。他要让“代表死亡的茫然永远消失”而且这个人还将“托起孩子们/ 高高地，高高地在太阳上欢笑„„”树立了一个崇高的改写历史的英雄形象。而韩东的诗：有关大雁塔/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我们爬上去/看看四周的风景/然后再下来。《你见过大海》消解舒婷的《海滨晨曲》。杨黎《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张纸牌》：“撒哈拉沙漠/ 空洞而又柔软/ 阳光是那样刺人 那样发亮/ 三张纸牌在阳光下/ 静静反射出几圈小小的光环。”他们主张“诗到语言为止”。在“後朦胧诗”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普遍的对历史废墟的敏感。这种意识最明显地表现在廖亦武的《死城》里：一种达利式的疯狂、暴力和自渎通过寓言的方式指认了解体的现实和错裂的精神世界。无论如何，〈死城〉不是对外在现实的描绘，而是“回到未来”式的内在的末世感的体现。也就是说，未来可以通过追索过去来体认。

何小竹的诗不但也涉及了那个非象征化的“城”，而且涉及了“寓言”，他两首最重要的组诗就分别题为《鬼城》和《第马着欧的寓言》。在何小竹的诗里，超自然的成分不是呈现为对异己力量的实在性描述，而恰恰是对此时此刻的不可言说之威胁的诉说。五，晚近的诗歌创作：后新诗潮

1、韩东——“断裂”与“抒情”；

2、李亚伟——流浪途中的“莽汉”；

3、柏桦——理想主义的“左边”与现实主义的“右边”；

4、海子——以梦为马的诗歌天才；

5、伊沙——“骂人者”；

6、杨黎、何小竹——“橡皮”网站，“诗是废话”，“加法与减法”。

重点难点：如何理解“朦胧诗”的文化立场？ 教学指导：讲授

本章练习：北岛的诗歌有何独特之处？(见教学内容)

第二篇：建党节诗歌：新时期大桥新区的共产党人

建党节诗歌：新时期大桥新区的共产党人

黄昏我站在清澈的汤孙湖旁

看见那倒影在湖水中的楼房

五湖四海的儿女们共聚一堂

为了大桥发展再创历史辉煌

今天的发展离不开伟大的党

九十年的风雨历程艰辛万苦

铁锤锻打现代大桥的文明路

镰刀收割出大桥人兴旺欢欣

啊！党！啊！中国共产党！

你用一缕缕情丝紧系着民心

你用一滴滴热血染成了风景

大桥新区发展天更晴地更广

我们伟大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啊！党！啊！中国共产党！

大桥新区已插上腾飞的翅膀

遨游楚天大地闪耀漫天金光

星光大道迎来56民族的欢唱

13亿人民齐声欢唱共聚一堂

啊！党！啊！中国共产党！

你用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民心

你用一次次挥手指引着前程

你是指引着中华腾飞的灵魂

你是中华人民民族团结象征

啊！党！啊！中国共产党！

大桥新区大桥人步入小康家

共产党人优质服务进千万家

大桥群众、百姓人人用心夸

大桥共产党人带领发展成佳话

第三篇：新时期文学思潮

新时期文学思潮

前

言

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国文学通常称为新时期文学。

新时期文学以1989年为界线，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根据1976-1989年文学思潮流变的大致状况，我们分三个阶段来介绍： 1976年——1980年——1985年——1989年

一、新时期文学的复苏

（一）政治和文艺的拨乱反正

1.天安门诗歌运动：1976年4月5日，天安门广场掀起一场以悼念周恩来总理逝世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诗歌创作运动。主要利用旧体诗词的形式，表达人民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愤怒与声讨，对光明和理性的呼唤，对周总理的歌颂和怀念。四五诗歌运动宣告了“假大空”的文革文学末日的到来，也成为 “伤痕文学”的发端。

2、政治的拨乱反正

①1976年底，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央对文革作出了定性。

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引发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

③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评两个“凡是”，要求“解放思想”；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党的工作重点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3、文艺界拨乱反正和艺术自由的提倡

1977年至1979年，集中清算了“四人帮”的极左文艺观念；文艺组织恢复工作。文学刊物相继复刊；一批被打倒的作家“归来”，重新获得了创作的权利和自由。

1979年10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提出艺术民主，文艺界全面解冻。

1984年12月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提出创作自由的口号。

（二）文艺论争

1、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论争

对“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提出了置疑。

对文艺自身发展规律的重视和重新认识，为1980年“二为”方针（“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提出作好了理论和舆论准备。

2、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对现实主义中真实性的重新认识。对生活事实与生活真实，生活本质与生活真实，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真实性与倾向性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对以真实性为核心的现实主义达成了共识。

二、80年代前期文艺思潮

（一）文**流

1.伤痕文学：直接起因于揭露文革的灾难，描述知青、知识分子、受迫害的官员在文革中的悲剧性遭遇。伤痕文学走出了文革的假大空颂歌模式，直面血泪人生。蓬勃发展时间为1978－1980年间。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年11月)标志“伤痕文学”的发端。

主要作品：卢新华《伤痕》、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啊!》、莫应丰《将军吟》、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陈国凯《我应该怎么办》等。

2.反思文学：反思文学是略晚于伤痕文学出现的一种文学思潮，是伤痕文学发展的深化和必然结果。反思文学把个人命运与社会历史道路的曲折过程联系起来，深刻揭示了建国以后社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

重要作品：高晓声《李顺大造屋》、谌容《人到中年》、张贤亮《灵与肉》《绿化树》等。

3.改革文学：改革文学的思想内容旨在呼唤、表现城市和乡村的变革。蒋子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是 “改革文学”开启风气之作。

重要作品：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燕赵悲歌》、张洁《沉重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何士光《乡场上》、贾平凹 《腊月·正月》等

（二）文学论争

1、对文学中人性、人情、人道主义的讨论:

基于对文革文学的反思，文学开始呼唤人的尊严、人的价值和人的权利。关注文学中关于人的“异化”问题。

2、关于现代派的讨论：

论争由徐迟1982年发表的《现代化与现代派》一文引起:①需不需要现代派；②现代派好不好；③现代派与伪现代派。

三、80年代后期文学思潮

时代背景：中国的改革全方位化，深入化和快速化。

（一）文学发展状况

1985年起，文学进入新变时期，出现了鲜明个性和风格独特的作品。如郑义的小说《老井》、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莫言的《红高粱》、刘索拉《你别无选择》，韩少功的《爸爸爸》、方方的《风景》，王朔的《顽主》等。

1、文学的本体性受到关注。作家尤其关注文学形式的意义、价值和作用，表现生活替代了“反映生活”，文学观念发生了整体位移。

2、文学生命意识的觉醒。文学中性意识和生命意识的觉醒和张扬。如张贤亮、王安忆、贾平凹、铁凝、刘恒等的小说创作。

3、重要的文学创作潮流：

寻根文学：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的代表作家：韩少功、张承志、阿城、郑义、贾平凹、莫言、王安忆。把目光投向了民族文化，尝试以现代意识去观照民族文化传统以及民族心理深层的文化积淀，从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去寻求民族文化的根。

先锋小说：马原、洪峰、余华、格非、苏童的“先锋小说” 致力于艺术创新，把现代主义文学的探索推向了极至。

新写实小说：80年代末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为代表的新写实小说，主张还原现实生活的原生态，直面现实，直面人生，注重表现普通人的生活烦恼与欲 望，追求客观冷静的叙述方式。

（二）文学论争

1、文学主体性的讨论：1984年到1987年，刘再复发表了一系列围绕“人的主体性”来研究文学的论著，引起讨论。有关文学主体性的争论焦点是人的主体性的认识和人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2、文化寻根的讨论：文学论争从纯粹的文学作品变化到对纯粹理论的争鸣。文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显示出强烈的本土意识，出现了“文化寻根”热等，出现了以地域文化为明显标识的作家。如韩少功、李杭育、郑万隆等。

3、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

1988年4月，《上海文论》开辟“重写文学史”专栏，陈思和、王晓明主持。重写文学史是80年代后期文艺观念深刻变革的结果，也是引进西方文艺批评观念的结果。

主要是文学回归自身的呼声，“使之从从属于整个革命史传统教育的状态下摆脱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审美的文学史学科”。它引发了文学观念上的变革。

四、9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

一、90年代的文学环境：

1、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

2、文化体制的改革：

①削减“专业作家”的人数

②版税制度的全面实施

③社会、个人资本对书刊出版的注入

④经济集团活动的方式影响规范文学的取向

3、“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

①以大众娱乐节目和电视连续剧为主要内容的电视的蓬勃发展。

②时尚、消闲性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大量涌现。

③网络的迅猛发展。

二、文学界的分化：

90年代规模、影响较大的文化论争：

1、1993——1995年间的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 2、90年代中后期逐步呈现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分岐。

90年代作家的“存在方式”的复杂情形：

①“自由撰稿人” ②作家下海

③重返文坛

④“兼职诗人” ⑤“亚文学”写作

⑥作家与市场营销身份“合二为一”

⑦作家进入高校成为教授 三、九十年代的重要文学现象：

1、新写实小说：

和“先锋小说”同时或稍后出现的是“新写实小说”。

在1989年第3期该刊的“卷首语”中，编者对什么是新写实小说作了比较正式的说明：“所谓新写实小说，简单地说，就是不同于历史上已有的现实主义，也不同于现代主义‘先锋派’文学，而是近几年小说创作低谷中出现的一种新的文学倾向。这些新写实小说的创作方法仍以写实为主要特征，但特别注重现实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真诚直面现实，直面人生。虽然从总体的文学精神来看，新写实小说仍划归为现实主义的大范畴，但无疑具有了一种新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善于吸收、借鉴现代主义各种流派在艺术上的长处”。

2、新体验小说：

⑴概述

1993年9月25日《北京文学》编辑部邀请陈建功、赵大年、母国政、刘庆邦、许谋清、王祥夫等中青年作家召开座谈会，决意联合发起“新体验小说”创作大联展。1993年11月9日《北京文学》又邀请在京的毕淑敏、徐小斌、刘毅然、齐庚林、王愈奇等10位青年作家举行组稿会。以后《北京文学》从1994年第1期起，开始接连推出“新体验小说”，引起了文坛的关注。

代表作品：

毕淑敏的《预约死亡》

陈建功的《半日追踪》

⑵新体验小说的艺术特色：

①亲历性：新体验小说的创作基点。②现时性：新体验小说的叙事方式。③体验性：新体验小说的情感内涵。④平易性：新体验小说的审美风范。

3、新市民小说：

⑴概述

1994年底，《上海文学》和《佛山文艺》刊出了“‘新市民小说联展’征文暨评奖启事”。启事中说：“城市正在成为九十年代中国最为重要的人文景观。一个新有有别于计划体制时代的市民阶层随之悄然崛起，并且开始扮演城市的主要角色。在世俗化的改革奔小康的利益角逐之中，个人的生命力空前勃动，然而它又是极其原本与粗始化的。城市的发展将成为中国当代文化的生长点之一，它最终将会给古老的中华文明带来什么，现在尚难完全把握，但是它已经成为我们时代的一个不容回避的人文命题，处于城市社会生活的现实背景之下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期刊，也必将对这一命题加以自己的演绎和阐释。”启事宣告将从1995年起发起和举办“新市民小说”的旗号，刊载了新市民小说作品。邱华栋，凡一平，胡丹娃，何顿，张欣，姜丰等。

⑵新市民小说基本内容：

①市民社会的奋斗与挣扎。②市民社会的性爱与欲望。③市民社会的思考与批判。

4、新生代小说：

⑴概述

九十年代以后，文坛上出现了一种贴近现实生活、关注平民人生的倾向，使九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呈现出与八十年代不同的意蕴。一些年轻的小说家脱颖而出登上文坛，成为九十年代令人关注的文学现象，朱文、韩东、鲁羊、徐坤、刁斗、李冯、王彪、述平、邱华栋、毕飞宇、刘继明……以对自我人生与心态的录写与描绘，以对他们这代人的生活境遇和精神状态的深刻体验和生动叙写，成为九十年代文坛的一种景观。

由于他们大都出生于六十年代，出现于九十年代的文坛，他们被人们称为“晚生代作家”，或叫做“文革后作家”，或称为“六十年代出生作家”，或叫做“新生代作家”。

⑵新生代小说的基本内容：

①创作大都高举起欲望的旗帜，在对欲望的张扬与描述中突出现代社会中青年人的生活形态与人生观念。

②细致地描绘现代社会中人们的种种心理心态。

③新生代作家在创作中常常努力描述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奋斗与挣扎。

⑶新生代小说的艺术特征：

①面对当下人生碎片的写实。②书写个人的自我感受与体验。③关注世俗生活的本色叙事方式。④对于文学形式的关注与探索。

5、“现实主义冲击波”：

⑴概述

指的是现实主义小说创作，在90年代中期之后由于河北的“三驾马车”——谈歌、何申、关仁山——的崛起而进入一个新阶段。他们积极关注我们社会当下的生活，关注社会下层百姓的窘困处境，关注社会改革途中的曲折与艰难，也关注现实生活中种种不良的倾向和风气，以现实主义的手法，生动地写出社会转型期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引起文坛的瞩目，因此被人称为“现实主义回归潮”、“现实主义冲击波”、“现实主义的回归”、“新社会问题小说”、“新现实主义”等。

⑵新现实主义小说的主要内容：

①社会转型期广阔的现实生活。②关注改革实施的艰难。

③突出地提示出揭示官场的争权夺利勾心斗角，表现了作家的忧虑与思考。

第四篇：新时期如何爱国

新时期如何爱国

爱国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它具体到每个人，每件大事小事。在当代，爱国就是拥护社会主义，维护国家统一，甚至可以说，每个公民遵纪守法，做好本分就是爱国了。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也许我们没有狼牙山五壮士那般的壮壮烈烈，无需经历硝烟战火，无需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但越是在和平年代，越是考验我们的爱国之心。爱国不单纯是一句口号，作为公民，我们是否遵纪守法，勤勤恳恳，做好自己的工作，是衡量爱国之心的标准之一。

今年国庆期间，某台记者以“你觉得自己爱国吗？”为题采访了各行各业的人。其中一位卖梨的老伯伯的一番话让我感慨万千。他说：“我是爱国的，我卖梨从不卖坏的，烂的梨，从不做假包装。”如此简单朴素的话语中蕴含了爱国的大道理。老伯伯兢兢业业，做好自己的本分，诚实守信，坚守着商场道德的底线，他不仅体现了自身的人格魅力，还维护了他人的生命财产，无形之中就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也就体现了爱国。还有一位大学生，他每次外出，在没看到垃圾桶的情况下，他都会把垃圾装进背包，直到见到垃圾桶才扔。这位大学生从我做起，从生活的点滴做起，做好自己，为创造清洁的社会环境努力，这也是爱国。我们都知道，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的功能及其变化会影响整体。每个公民作为国家的一个部分，要发挥自己的作用，遵纪守法，做好自己，自然就对国家这个整体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就体现了爱国。如果你是一位农民，辛勤种好每一块土地；如果你是一名建筑工人，认真砌好每一块砖；如果你是一位教师，用心教好每一节课;如果你是一名学生，专心学好每项技能„„这些都在无形中体现了各自的爱国之心，只是方法不同。因为爱国这颗“大心”是由无数的“小心”组成的，只有每个人都做好了，至少不给国家社会带来麻烦，必要时可以为国家和人民挺身而出，这就已经是对国家最真诚的爱了。

除此之外，新时期的爱国还应该是理性的。

众所周知，钓鱼岛事件之后，许多中国人一气之下，打，砸，抢，抵制日货。虽然说，这些人的爱国之情是值得肯定的，但他们的方法和途径是错误的。这种不理智的做法会导致国内市场混乱，影响社会经济的稳定。宣泄了一时的怒气之后，我们一无收获，不但问题没解决，反而影响了自身的发展。我们说理性爱国，就是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在行动之前经过科学的分析，缜密的思考。否则，将适得其反。

作为大学生的我们，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积极向上，全面提升自己，并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便是爱国了。

总而言之，爱国是具体的，每个人，每件小事都能闪耀爱国的光芒；爱国需要理性的指导，方法要正确。朋友们，就让我们从自身做起，从每件小事做起，让爱国不再只是一句口号吧！

第五篇：新时期外交

“外交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领导人既是最高指挥员，又是冲锋陷阵的士兵。”前外交部长李肇星曾如此写道。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履新不足70天，足迹几乎遍布世界各大角落，外交活动的密度和力度可谓空前，自信、务实、富有人情味等特色日益被外界所认可。

出牌更积极主动

以往中国外交大都跟着事情转，有着如季节更替般的冷热变换，但过去两个多月中国外交始终维持在很高的热度，随着主席、总理的先后首访掀起一波波高潮，并在心态、姿态、行动、理念上都呈现出更多的积极担当。

当选主席后的第4天，习近平就在北京会见了来访的美国总统特别代表，第7天就偕夫人彭丽媛踏上首访之旅，先后访问俄罗斯和非洲三国，并出席金砖国家峰会。此后，新一

届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频频亮相。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指出，过去外交一般有事了就转得快一些，事少就转得慢一些，新近则呈现出更积极主动的态势，一方面确有不少事情需要去处理，另一方面新领导集体也想做一些事情，客观上的需要加主观上的意愿，促使我们更主动地出牌，这也反映出当今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更为重要。

更注重“组合牌”

在新领导集体会见的外国高官中，有近邻，有远朋，有大国元首，也有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通过这一系列外交活动推进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体现出“周边是首要、大国是关键、发展中国家是基础、多边是重要舞台”的布局。

有分析指出，过去中国外交比较“向西看”，外交重点主要集中于同美国、俄罗斯、欧盟等的大国关系及一些战略要地，新一届政府的外交布局则具有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特点，除维持与大国良好的双边关系外，更加注重发展与邻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关系。

在原有政治、经济、安全方面的外交之外，当前外交也更注重统辖能源、军事、金融、人文交流及民间外交，在公共外交上也开始更多新的尝试。

善于打“人情牌”

访问印度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接见来访的印度青年代表，深情回忆早年访印的情景，一下子拉近宾主距离。此前的首访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演讲中多次用故事打动人，给往访国人民留下亲切、温暖的印象。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朱锋提到，习近平在媒体的聚光灯下显得十分温和，放松自如，还在演讲中加进不少自己当场的思考和发挥，这种在国际场合的自信从容，给外界留下非常重要的印象，也给中国外交注入“个性”和“气场”。

外界也评论认为，中国领导人的访问富有人情味，有助于双方增强互信，减少猜疑，同时具有外柔内刚的特点，在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等核心利益问题上的发声铿锵有力，体现出“强势不强硬，自信不乏务实”的风格。

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也正如习近平主席明确告诉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那样：“中国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第二，关于中国对外交往的旗帜。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还提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旗帜。这面旗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合作共赢”的理念。合作共赢是国与国之间更好的、更和谐的共处方式，追求的是一种1+1 >2的和谐发展，既利人，又利己；既合作，又竞争；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激励；既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拒绝竞争，是以理性的态度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第三，关于新型大国关系。在国际关系中，大国关系是国际局势的导向性因素，也是国际格局的重要塑造性，因素。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的大国政策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最近两年来，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成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短短的时间，新型大国关系从理念变成了推动现实的巨大力量，凝聚着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世界局势的科学判断、对国际关系发展历程和中国外交实践的科学总结。这一理念最突出的特点就是针对性强。第一，针对的是国强必

霸、崛起必战的传统逻辑与思维；第二，针对的是意识形态偏见和零和游戏为代表的冷战思维；第三，针对的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包括大国之间利益交融的现实；第四，针对的是中美之间共生共存、既竞争又合作的复杂关系；第五，针对的是世界各国对中美关系未来的期许与担忧。针对这五个方面，新型大国关系理念作出了响亮的回答：中国要走自己的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的国家利益和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中国无意称霸，更无意争霸；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远大于双方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中美关系的本质特征，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关系，而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中美两国合作好了，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

中国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始于中美关系，但远不止于中美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将成为引领中国发展未来与世界备大国关系的指针，也将成为中国对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外交新理念远远不止上述三点，“命运共同体”等新的理念同样引起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中国外交的新理念必将催生中国外交的新面貌，推展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二、中国外交的新布局

新的历史起点呼唤新的外交布局，新的外交布局必然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

第一，全方位。领导人的外交活动最能体现一国外交的宏观布局。最近一段时间，习近平主席的两次出访、李克强总理的一次出访和中国举办的国际活动、接待的外国领导人已经充分展现了中国外交的全

方位布局特色。中国领导人的出访国有大国强国、也有小国穷国，有近在咫尺的邻国，也有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国家。中国主办了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习近平主席也出席了在南非召开的“金砖国家”峰会。中国领导人出访的地区有国际热点地区，接待的外国领导人也有热点国家的领导人。中国领导人外交活动的每一个“点”都是有考究、有思量的，这些点串起来，就是中国外交的恢宏布局。兼顾了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兼顾了周边国家、相同或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兼顾了双边合作与多边舞台，也兼顾了公共外交与热点问题。第二，宽领域。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活动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各个领域。首脑外交既谈政治，也谈经济，既推动经贸合作，也推动人文交流，同样也会探讨人类共同挑战的应对之方和国际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之道。习近平主席第一次出访是到俄罗斯和非洲。在俄罗斯，双方共签订32项合作文件，数额大，期限长，被称为“世纪合同”。仅能源领域的合作就涵盖油气、核能、电力、煤炭、新能源等多个行业，贯通上下游各领域产业。双方还就两国地方合作形成重要共识，开辟了中俄互利合作的新领域。习主席和普京总统共同出席俄罗斯中国旅游年开幕式。双方商定明后年互办青年友好交流年，大幅增加互派留学生名额。习近平主席访非期间共签署了40多个合作文件，包含一批有利于非洲国计民生的大项目。习主席还宣布了一系列支持非洲的措施，包括加强对非援助、投融资合作、职业人才培训等。在非洲，习主席还出席了我国援非医疗、文教等项目的启用仪式，鼓励中资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造福当地人民。2013年6 6

月8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中美元首第二场会晤。两国元首介绍了各自国内经济形势和经济政策，并就中美经济关系深入交换意见。这既是中美两国的相互交底，也是两国元首之间的一种治国理政经验交流。这在中国与其他大国元首之间的交流中并不多见。第三，多形式。多形式、甚至不拘泥于形式的外交活动往往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外交事务成竹在胸、驾轻就熟，仅仅几个月时间，就通过多种外交形式，谱写了外交的开篇之作。首脑外交是重中之重。今年“两会”以后，习近平主席作为国家元首、李克强总理作为政府首脑，他们的出访带动了世界的“中国风”。短短80多天的时间，中国高层领导人已同世界上50多个国家领导人在双边和多边场合会面。特使外交承担重要使命。刘延东同志作为中国领导人的特别代表于今年2月赴韩国，出席了韩国新任总统朴槿惠就职仪式。今年5月，中国接待了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特使，在朝核问题山重水复的时刻，给维护半岛和平稳定带来了新的转机。“庄园外交”是近来国际媒体热炒的一个话题。6月7日至8日，习近平主席同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会晤。中美两国元首围绕共同努力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主题，就双边关系及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了一系列重要共识，取得了重要积极成果。

第四，谋长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工作重视战略思维，立足当前，但重点在于谋长远。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开展的“庄园外交”谋的就是中美关系的长远、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长远，是在做一件对中

国、对美国、对全世界都利在千秋的大事。同样，习近平主席访问非洲期间，非洲国家领导人提出，基础设施落后是当前制约非洲发展的主要瓶颈，希望中国支持帮助。‘“和谐世界”理念与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一脉相承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从成立之日起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冷战时期，由于面临严峻的国际环境，中国通过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采取与一些大国结盟或准结盟的策略，反对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国家的独立和领土完整。冷战结束后，中国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把推动自身和世界的发展放在维护自身安全与世界和平同等重要的地位。根据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中国陆续提出了新安全观、新文明观、新发展观及“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和“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在追求自身发展和强大的同时，努力实现与他国和平共处、共享繁荣。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始终不渝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和谐世界”新理念的目标——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是对我国外交政策宗旨的继承和升华。在和谐世界中，各国内部的事情由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平等协商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平等参与权与决策权。各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不将自身的安全与发展建立在牺牲他国利益基础之上。“和谐世界”新理念的这些主张，是我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和谐世界”理念在继承的基础上实现创新由于各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游离于国际制度之外，并对战后国际秩序抱有批判、反对的意识。在外交实践中，中国扮演着革命者的角色，试图建立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改革开放后，中国逐步融入现有国际机制，特别是各种国际经济组织，搭上经济全球化的列车，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随着参与多边机制的增多，中国对多边机制及其运行规则逐步有了全面的认识，对国际秩序的认识也逐渐发生变化，从现有秩序的批判者向有保留的认同者、建设性的融入者转变。近年来，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尽管现存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包含着大国政治、维护西方发达国家政治经济利益的不合理成分，但也存在尊重各国主权和人权、照顾发展中国家及对大国力量进行制约等积极因素。当前国际秩序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合理的一面正在受到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冲击，而不合理的一面未能得到改变。中国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改革的方式使其更为公正合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中国希望作为一个建设性的合作者，通过积极参与制定、修改国际规则，参与国际制度建设，逐步改正其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使之能够反映大多数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利益。近年来，中国在联合国改革、朝核六方会谈、东亚区域合作、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反恐、防扩散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体系的建设性参与者、国际矛盾的积极协调者、周边秩序的务实塑造者。

习近平完成今年外交布局 收官之作

新一届领导集体外交轮廓清晰

自今年3月履新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先后4次出访，足迹遍布亚非欧美，不仅已对13国进行国事访问，还在4个重要的国际多边舞台悉数亮相，5次“习普会”、2次“习奥会”引人瞩目，与40多国领导人或政府首脑的会见、寒暄也颇受关注。

昨天，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从巴厘岛的APEC会场归来，为今年外交布局收官之作画上圆满句点，进一步勾勒出新一届领导集体外交开局的清晰轮廓。

>>出访·行程

半年与40余国领导人会见晤面

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仅隔一周后的3月22日，习近平就携夫人彭丽媛从北京飞抵俄罗斯，开启任内首访。

不到7个月时间，习近平的足迹几乎遍布全球。从白雪皑皑的俄罗斯到骄阳似火的非洲，从远隔重洋的拉美到举世瞩目的中美会晤，从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亚到海上丝绸之路的东南亚，从G20峰会到上合峰会，再到APEC峰会，这位新一届领导人昼夜兼程，马不停蹄。

首次出访的日程安排就异常紧凑。3月22日至30日的9天期间，习近平出席了66场活动，与32位国家元首及政要举行会谈和会见，发表20多次演讲和重要讲话，并出席10多场人文和公共外交活动。

“一路风尘仆仆，不辞劳苦，或冒着零下20度的风雪，或顶着炎炎烈日，完成一站又一站的访问，有时一天内不间断工作15个小时。”外交部部长王毅如此描述。

南非金砖会晤期间，习近平一天参加9场活动，到夜里12点还在进行最后一场双边会见，没时间吃晚饭。对这样的出访之旅，习近平说“不是痛并快乐着，是累并快乐着”。

美洲之行，中国领导人首次访问特多以及英语加勒比国家，与8个加勒比国家领导人举行会谈。无论是几万人口的小国，还是1亿人口以上的大国，均以诚相待。

中亚四国之行，习近平沿古丝绸之路一路西行，所到有沙漠绿洲阿什哈巴德、“苹果城”阿拉木图、重要枢纽塔什干、“东方璀璨明珠”撒马尔罕、天山山城比什凯克等。其间还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G20峰会，近45个小时里密集与会，还同10余国首脑双边会见和寒暄。

东南亚之行，习近平对印尼、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在巴厘岛APEC会议发表重要演讲，并与俄罗斯、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泰国、智利等国领导人会见。

在一系列双边多边会见中，今年6月在美国安纳伯格庄园上演的“习奥会”无疑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两场会晤，一场晚宴，一同散步，这场“不打领带”会晤交流时间加起来超过8小时，被视为中美高层交往的一个创举。

>>出访·礼遇

诸多破格和特殊礼物

习近平4次出访共对13个国家进行了正式国事访问，各国政府均高度重视中国国家领导人到访，给予最高规格礼遇和热烈欢迎。

在莫斯科，如俄媒所述，“普京像接待稀客一样迎接习近平”，11辆警车开道，总统骑兵仪仗队首次在克里姆林宫列队欢迎外国元首，普京携“超豪华阵容”举行欢迎仪式，连续陪同习近平8小时，习近平还成为第一位到访俄联邦武装力量作战指挥中心的外国元首。结束访问前，习近平收到一份特殊礼物——父亲习仲勋当年访苏时的照片册。

在非洲，习近平夫妇受到“像非洲的阳光那样温暖热烈”的夹道欢迎。抵达刚果共和国时，萨苏总统带所有内阁成员和外国驻刚使节等数百人前往迎接，访问的短短24小时中更是全程陪伴习近平出席9场活动。

在拉丁美洲，特多总统、总理共同出席习近平的多场活动，哥斯达黎加民众和少年儿童夹道欢迎习近平到访，墨西哥总统为习近平举行多年来少见的隆重欢迎仪式。

在中亚，习近平同样受到诸多特殊安排的礼遇。抵达土库曼斯坦时，少年儿童按照当地迎接贵宾的礼节为习近平献上鲜花、面包和盐，而在乘车前往“复兴”气田的1个多小时车程中，沿途近10万民众身着节日服装夹道欢迎。

在哈萨克斯坦，73岁的纳扎尔巴耶夫总统亲自在机场迎接习近平，陪同前往下榻酒店途中兴之所至，干脆叫停车队，邀请习近平信步走上大桥观看城市夜景。访问期间，两位领导人一同乘坐中方专机赴阿拉木图，在飞机上共进早餐，促膝长谈。

在乌兹别克斯坦，手工匠向习近平献上耗时8个月手工织就的丝毯，赠给尊贵的中国客人。在吉尔吉斯斯坦，阿坦巴耶夫总统在总统官邸设“家宴”款待习近平，总统夫人、孩子身着中式服装热情迎接，习近平则依照当地习俗穿上总统一家赠送的当地传统服饰。

在印度尼西亚，习近平成为首位在印尼国会发表演讲的外国元首。抵达马来西亚时，总理纳吉布夫妇特设家宴欢迎习主席夫妇，两人“一见如故”。

>>出访·演讲

交谈用词多来自“群众路线”

出访期间，习近平发表了数次重要演讲，语言形象生动，频频引用诗词、俗语、歌词和感人的故事。

习近平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的演讲为人称道，演讲数十次被听众的掌声打断，当习近平在演讲中提到中国电视剧《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热播时，引得全场笑声，而讲述起中国年轻人蜜月旅行爱上非洲的故事时，引人不禁动容。

在印度尼西亚的演讲中，习近平将中国印尼关系比喻为美丽的梭罗河，提到郑和七次远洋航海留下的两国友好交往，提到《红楼梦》对印尼奇珍异宝的形象描述，提到印尼海啸后当地群众见到中国救援队学会了用汉语说：“中国，北京，我爱你。”

在不同场合的演讲中，习近平多次说到“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说到国家之间民心相通、心心相印的重要，也多次提到中国的发展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是传递友谊的正能量，为亚洲和世界带来的是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

而在多边峰会上，习近平的演讲更以真诚铿锵之音触动听者。金砖会晤上，习近平以“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谈彼此合作，提出坚定对自身发展道路的自信，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

在G20峰会上，习近平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强调国家间要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明确表示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世界经济带来更多正面外溢效应。

习近平在多次演讲中谈及中国改革，劲道十足。在G20峰会上他表示，“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远近兼顾、深谋远虑，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式的发展是不会长久的”，在APEC峰会上更指出中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改革要敢啃硬骨头，敢涉险滩，敢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

>>出访·收获

签署百余政府间合作文件

4次出访，硕果累累。访问俄罗斯期间，双方共签订32项合作文件，数额大，期限长，被称为“世纪合同”，领域的合作横向涵盖油气、核能、电力、煤炭、新能源等多个行业，纵向贯通上下游各领域产业，提升中俄务实合作水平和层次。

访非期间，共签署40多个合作文件，包含一批有利非洲国计民生的大项目，金砖会晤上务实合作取得新进展，在财金、经贸、科技、卫生、农业、人文等近20个领域形成新的合作行动计划。

访问拉美期间，与三国共签署24项合作文件。此行被视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开拓外交新局面、完善外交总体布局的又一重大行动。

中亚之行与四国共签署38份政府和企业间合作协议，涉及领域广、数额大、时间跨度长，开启地区睦邻友好合作新前景，开创了丝绸之路共同发展新纪元。

在东南亚，将中国与印尼、马来西亚关系定位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政治、防务、安全、经济、航天、科技、海上等推进合作。

在圣彼得堡G20峰会上，继庄园会晤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相见，被认为“会见时间长、议题广、基调积极”。习近平直言亚太是中美共同利益体现最充分的地区，两国合作面大于分歧点。

>>点评·布局

先外后内先易后难外交布局完整呈现

昨天，习近平今年的第4次出访落下帷幕。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表示，习主席此访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实际上是新一届领导人就位以来，外交布局的一个收官之作。

“如果把前3次访问连起来看的话，充分体现中国外交大的格局、大的结构”，曲星提到，习近平履新后的外交轨迹，“到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地方，所选择的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体现中国外交大的气势与布局，外交结构已非常完整地呈现出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分析认为，新一届领导人在外交上的“打法”可总结为“先外围后内线，先易后难”。从4次出访的安排看，习近平先巩固俄罗斯、非洲这些“兄弟”，然后到拉美，把外围先跑了一圈，巩固一下，然后开始处理两个棘手问题。

“中国外交当前的棘手问题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中美之间缺乏信任，一个是周边关系有所紧张”，金灿荣提到，习近平先从中美关系入手，再处理周边关系，所含的逻辑是，先将外围基础打好，把中美关系稳定好，再来处理周边这个难题。

外交学院副院长秦亚青表示，“从整个状态看，中国外交的布局大轮廓已经明确”，从外交开局看，与大国的关系、与世界超级大国的关系、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这三个主要点都已突出出来，布局非常清楚。

>>点评·意义

收官之作有意外之财对周边秩序作出贡献

金灿荣提到，APEC会议上，中国有“意外之财”，如果美国总统奥巴马来参会，美国会分享很大的影响力，但奥巴马因国内因素无法前来，习近平成为峰会上当仁不让的主角，使其东盟之行“很出彩”。

秦亚青提到，习主席此访体现周边是中国非常重要的外交方向，东亚到亚太这个区域，对中国整体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新一届领导人也非常关注和重视周边，习近平此访之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外交部长王毅的足迹也已遍布周边。

“亚太将来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秩序，中国在这个秩序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想通过习主席参加这次会议，很清楚地表现出来”，秦亚青提到，习近平此次参加APEC会议，明确释放出几个信号，即中国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对地区多边秩序作出支持和贡献，对该地区国家的合作具有积极意义。

周边是中国外交安身立命之所，习近平此行一定程度上消散笼罩在周边的疑云。秦亚青提到，习近平在会上再次表明鲜明态度，支持东盟作为重要的地区组织，发挥主导作用，这点很重要。

秦亚青指出，东盟在本地区的制度规范、协调磋商上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是非常重要的力量，地区大国、世界大国对此是支持还是阻碍，是积极投入还是消极应对，对地区局势有直接影响。“中国新一届领导人对地区多边、区域性的合作给予高度重视”，秦亚青认为，从这方面看，今后中国将加大在这个区域的积极参与，作出应有贡献。

>>点评·风格

大国风范积极进取外交开局可打高分

金灿荣总结新一届领导人的外交风格，认为在战略上坚持和平发展，在战术上有四个风格：主动性、全面性、底线原则、个人风格。他提到，新一届领导人在外交上积极主动出牌，强调合作共赢的同时也强调要守住底线，并且讲话很有风格。

这个外交开局可以得多少分？“应该是个高分吧”，金灿荣提到，习近平在不到7个月时间里4次出访，总体非常成功，“我昨天从美国回来，他们的评价是印象很深刻，感觉到一种‘强势’，讲话基调非常自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阮宗泽认为，“全球视野、积极进取”是习近平在外交上很突出的特点。“新一届中央领导的外交视野非常开阔，所到几乎遍及全球”，阮宗泽提到，主动进取也是其一个鲜明特点，无论是引领双边关系还是多边关系，都积极有所作为。

秦亚青认为，从几次外交大动作上可看出，中国在整个世界事务、地区事务和周边关系上，越来越采取一种大国的风度、行为和思维，在世界范围内从事中国的外交，积极开展建立世界秩序和地区秩序的外交活动，整体外交风格表现出更加负责任的态势。

“国外有声音说中国现在很强硬”，秦亚青指出，要看到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表现出来的整体战略意图，基本外交取向是要发展国际合作、维持世界和平稳定。

秦亚青认为，外交战略更加清晰是新一届领导人外交上的一个鲜明特色，通过各种场合积极展现中国的外交战略和政策主张，说的做的都很清楚，敢于负责任地表达自己主导的外交战略，并提出非常实际的具体措施。

>>点评·未来

外交投入倾注热情当注重预防性外交

“我觉得新一届领导人对中国外交展示了领导人新的热情和他们的投入与关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朱峰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外交活动说到底是人的活动，个人的热情投入，多大程度展示他的思想，对风采的展示、个性的发挥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朱峰认为，习近平的外交，确实很大程度体现中国新领导人对外交的个人投入，在外交场合勇于表明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的形象，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塑造者和推销者的作用，这点非常好。

“习主席在出访的时候，个人魅力也很充分，在国际场合语态轻松，自然”，朱峰认为，习近平在各种讲话中勇于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思考，“是一个真正的大国领袖”。

4次出访中，夫人彭丽媛3次随访，并参加了诸多人文交流活动。朱峰指出，夫人外交为元首外交加分加彩，能增加元首外事活动人性化的内涵和深度，大家通过第一夫人看到的也是这个国家领导人的工作和生活。他认为彭丽媛形象出众、举止优雅，起到很好的衬托作用，体现中国的魅力。

金灿荣也提出，新一届领导集体在外交上投入之多，超出国际舆论原先的预期，国际国内政策同时推进，好处是能迅速把内外局面打开。局面打开后，很多共识需要慢慢落实，把已经开始的良好局面稳定下去。

“开局不错，为中国发展争取了一个比较好的国际环境”，阮宗泽认为，新一届领导人的这些访问，扭转了前段时间在某些地区的相对被动，特别是扭转了亚太地区的一些劣势，变被动为主动影响，主动引领。中国下一步还应更主动地去发挥作用和影响，并且要有一种前瞻的做法，多做预防性外交，可转化危机，让坏事变好事。

秦亚青分析指出，当前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在国际舞台上以消极的态度回避问题，在许多问题上必须清楚表态，就中国自身而言，也更加需要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国际环境不是靠等来的，也不是靠机遇求来的，是需要积极争取来的，从这个角度说，中国展开更加积极进取的外交是正常的，甚至还需要更加积极”。

秦亚青指出，从当前的外交布局上看，在一些重大领域的基本政策已经奠定，政策态度也已经表明，下一步需促成具体的行动，还可能会看到与其他一些国家也采取更加积极的政策来协调和处理关系，“有的时候形势比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