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第一篇：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1、《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到春秋中叶诗歌305篇。包括国风、小雅、大雅、颂。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又分大雅和小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

2、赋比兴：赋：《诗经》在艺术上对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就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者，敷陈其事物而直言之也”，也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从本质上讲就是直接描绘，直接抒情，直接铺叙；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带比喻性质的一种手法。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引用其它自然现象引起所要咏叹的情感，有些甚至能起到比的作用。

3、四家诗：汉代传授齐、鲁、韩、毛四家诗说的合称。《鲁诗》为鲁人申培所传，《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三家诗为今文诗学，并立于学官，魏晋以后先后失传。《毛诗》为毛亨、毛苌所传，虽比三家诗晚出，但学有渊源，又经学大师郑玄作笺，流传至今。

4、笙诗：又称“六笙诗”，指《诗经·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声无辞。据《仪礼》记载，这六篇诗都以笙奏，故名笙诗。

5、春秋笔法：原指《春秋》作者以一字“寓褒贬，别善恶”来表明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思想倾向的写作手法。春秋笔法言简意赅，委婉含蓄，用词准确，浅显平实，表现出修辞学的发展，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严格倾向性，也产生了消极作用。

7、《国语》：是一部按国别记载的史书，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八国史事。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是战国早期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订，以记言为主，书中记载的史实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其思想倾向于儒家。书中既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

8、《左传》：《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作者是左丘明，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此外还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家灭智氏的史实。书中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有很高的叙事技巧。

9、《庄子》：《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道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现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自著，外篇和杂篇中的有些作品出自其门人和后学之手。《庄子》寓言丰富，想象奇诡，文风汪洋恣肆，有很高的文学成就。

10、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出现的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新诗体，它突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以六字句和五字句为基本句式，形式自由，句式多变，极富于表现力。它“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表现楚国的民俗风情，又吸取楚地许多美丽动人的 神话传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浪漫主义情调。此外，也指以屈原为首的一群作家的诗歌总集名称。

11、《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一组抒情诗，包括《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等十一篇作品。它保存了民歌原有的精神情韵，有独特的艺术风姿，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语言清新秀媚，情味幽深。

12、《九章》：作者是屈原，是楚辞中一组叙述屈原身世和遭遇的抒情诗，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作品。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感情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13、宋玉：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宋玉作品篇目争议很大，大致可信的有《九辩》、《风赋》、《神女赋》等。这些作品除《九辩》外，多是赋作，是汉赋的源头。《九辩》的思想境界不及《离骚》尽管它也有自标高洁的咏叹和批判、揭露政局的黑暗，但是缺少屈原那种激切的情思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但对楚辞体也有新的创造。

14、散体大赋（汉大赋）：汉代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一种艺术形式。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代表作品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15、七体：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典型作品即《七发》。后来模仿者甚多，以至于《文选》于赋体之外，另立“七体”。例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等，但都不及枚乘的《七发》。

16、汉赋四大家：指汉赋的四位大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其中以司马相如为杰出代表，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代表着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并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

17、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作。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大都作于东汉末年。南朝萧统将其合为一组，收入《文选》。形式都用五言体，语言朴素自然，内容多写夫妇间的离愁别绪和士子文人的失意之感，充满了感伤情调。

18、《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传散文。《汉书》先后经过四人之手才完成，分别为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其主要作者是班固。在体制上承袭《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分本纪

十二、表

八、志

十、传七十，共一百篇。

19、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互见法分为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两种。《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和事件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20、建安风骨：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后人把这种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蔡琰等。

21、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学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首推潘岳和陆机。

22、玄言诗：晋室南渡，士族文人沉溺享乐，意志更加消沉，以玄学自我迷醉的风气日渐浓厚，其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淡乎寡味。缺少艺术形象和真情流露，几乎无艺术性可言，东晋玄言诗代表人物有孙绰、许询等。

23、左思风力：这是钟嵘《诗品》对左思创作风格的评价。左思的诗歌，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借咏史抒发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感慨深沉、情调激昂，笔力矫健，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即是后世所说的“左思风力”。

24、元嘉三大家：指的是刘宋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三位诗人：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颜延之喜用典故、堆砌辞藻，成就较逊；鲍照诗歌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表现了寒士的慷慨不平，他们艺术成就高，影响大，被称为“元嘉三大家”。

25、竟陵八友：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一时天下文士皆追随之。其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在当时名声最高的是“竟陵八友”：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其中沈约、谢朓成就最高，他们对声律的发明、诗歌艺术的精细起了重要作用。

26、永明体： 永明文学是指上自刘宋泰始二年，下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而以齐永明年间为中心。“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度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代表人物有谢朓、沈约等。

27、宫体诗： 宫体之名始于萧纲入主东宫之时，但沈约、鲍照、萧衍等人的艳诗已肇其端。内容上，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情调轻艳，风格柔靡，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在艺术上继续了永明体的探索而更趋格律化。

28、徐庾体：指南朝梁徐摛、徐陵父子与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风和文风。他们的诗文绮丽，多变旧体，故时称“徐庾体”。“徐庾体”诗大多是奉旨应制之作，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品。徐陵、庾信又工骈文，传统所谓“徐庾体”，更侧重于指“文”而言。徐陵、庾信在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将宫体诗所运用的隶事声律与缉裁丽辞文采的形式之美，完全巧妙地移植于“文”的创作中，使骈文耳目一新。

29、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小说。内容主要记述神鬼怪异、远方异物，宗教迷信色彩浓重，但也有不少有意义的作品，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总体看，志怪小说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但某些优秀作品在人物刻画、叙述故事、语言使用等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30、志人小说（轶事小说）：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轶事小说，在魏晋南北朝盛行。这与魏晋以来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社会风尚大有关系。今存比较完整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31、《世说新语》：笔记小说集，刘宋刘义庆撰，今本三卷，分三十六篇。内容为汉末至东晋名士们的遗闻轶事、清谈玄理、疏放举动的记录。在刻画人物和语言使用上有很高的成就，对后代小说和小品文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32、上官体：以初唐上官仪为代表的诗歌风格。上官仪诗歌格律工整，内容多为应制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词藻华丽，“绮错婉媚”。时人多仿效。上官体的重视诗的形式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

33、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杰”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四杰”作诗，重视抒情，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但“四杰”为结束齐梁文风，开启盛唐之风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34、沈宋：指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沈宋都曾为宫廷诗人，所作律诗多为应制奉和之作，内容虽无甚可取，但词采精丽，且数量较多，又大都合律，使律诗的粘对规律逐渐为一般诗人所遵守，影响甚大，为近体诗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贬谪期间也写了不少情韵俱佳的作品。

35、大历十才子：指中唐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夏侯审、耿湋，大历初年他曾在长安参加重要唱和活动，又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其中以钱起、卢纶、成就最高。大历诗人创作内容较贫乏，诗风以清丽空灵、省净纤巧为主要特色，相对盛唐，由壮阔变为清秀，由重气势变为重韵味，艺术显得更为精工。

36、永州八记：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的审美情趣的结晶。“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永州贬所写的八篇游记散文。“永州八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善于选取深奥幽美型的小景物，经过精心刻划，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描写中贯注了浓烈的寂寥心境，借山水写作者凄苦的心地。

37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这个诗派的代表是韩愈和孟郊，此外还包括贾岛、卢仝、刘叉等，韩孟等人不满于大历以来华贵平庸的诗风，力图有所突破，他们的诗歌主要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露社会的弊病，在艺术上追求奇特的形象，形成一种深险怪癖的风格。

38、唐传奇：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新阶段，它是远继古代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创作传统，是六朝志怪、志人小说的发展。它内容更丰富，题材更广泛，更具现实意义。在艺术上，传奇结构更为完整，情节更为生动曲折，人物形象也更为鲜明，完全改变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状况。从创作目的来看唐代传奇作家们是有意识地从事小说创作，而不像六朝小说那样，只是对人物轶事和怪异传闻作单纯的记录。由于作家这种自觉的艺术创造，使唐代传奇脱离古代小说的稚拙状态，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39、变文：唐五代时与俗讲同时流行的民间说唱伎艺称为“转变”。转变，就是说唱变文。变文，或简称“变”，乃“转变”的底本。其特点是说唱相间，散韵组合演述故事，或辅以图画。

40、郊寒岛瘦：是苏轼对孟郊、贾岛诗歌风格的概括。他们都属于苦吟派诗人，内容多写饥寒穷愁，构思奇特尖新，意境清冷苦涩，风格孤峭瘦硬。

41、三十六体：晚唐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都擅长骈体文，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体”（三人在其从兄弟中皆排行第十六，故有此称）。他们大力提倡四六文，风格华丽浓艳。以李商隐的骈文最具代表性，其骈文宛转流畅，典丽清峻。

42、敦煌曲子词：是二十世纪初在敦煌石窟中所发现的唐、五代人的写本的一部分；敦煌曲子词绝大部分是民间作品，证明“词起于民间”；这些民间词题材较广泛，反映的生活面较广阔，风格朴素、清新，是珍贵的原始资料。

43、花间集：后蜀赵崇祚编成《花间集》十卷，选录18位“诗客曲子词”共500首。代表作者有温庭筠、韦庄。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文采繁华，轻柔艳丽。《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

44、西昆诗派：是北宋初年一个影响极大的诗歌流派。当时一批文人奉命编撰《册府元龟》，他们在秘阁里吟诗唱和，切磋诗艺。后由杨亿将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一书，共收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十七人的诗作二百五十首，全为近体律诗。他们以李商隐为宗，讲究声律文采、藻饰、用典，人们称这个诗歌流派为西昆诗派。

45、江西诗派：黄庭坚在世时，已有不少诗人追随其后，学其诗法，但此时尚无“江西诗派”一说。黄庭坚去世不久，吕本中编列了《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为“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等二十五人，“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江西诗派由此得名。此诗派的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依据，而不是以地域来划分的；此诗派只有一个观念性的社集，而非实有其组织聚会。

46、一祖三宗：是指宋代江西诗派的渊源和宗师而言的，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在艺术上以学杜甫诗为宗旨，尤其是学其到夔州以后的诗作，后来作家亦多主学杜，故其一祖为杜甫。除黄庭坚外，陈师道、陈与义亦是江西诗派的中坚人物，故江西诗派的三宗是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说由江西诗派的鼓吹者方回在其《瀛奎律髓》中首倡。

47、“活法”说：南北宋之际，江西诗派过于重视法度技巧的流弊渐显，加上时代巨变。江西诗派内部开始出现求新求变之风。吕本中是后期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在理论上提出“活法”之说。即“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主张摆脱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它标志着江西诗派内部的新变。

48、易安体：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其词艺术成就很高，善于提炼口语书面语，风韵天然。善于平常简练生活化的语言表现复杂微妙的心理和多变的情感流程。其词既具有女性的细腻柔丽，于温婉中有遒逸之气，旖旎中透出刚健、洒脱和俊爽，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婉约词，这种别树一帜的词风，在当时就广为流传，被称为“易安体”。

49、南宋四大家（中兴四大家）：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家”，指的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这四大家虽然早期曾受江西诗派影响，但除尤袤外，其他三人均能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自创面目。其中陆游是著名的爱国诗人，成就最高，而杨万里的诚斋体独具个性，而范成大的田园诗及纪行诗也很有影响。

50、诚斋体：南宋杨万里的诗风。诚斋体的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笔下的草木虫鱼充满生机和灵性，给诗歌带来活泼的风格。要素之二是想象奇特，语言流畅，近于口语。杨万里作诗无拘无束，信手拈来，很有特色。但也产生了粗率、浅俗的缺点。

51、《四时田园杂兴》：范成大退隐石湖，写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著名。这组诗共60首七言绝句，每12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语言自然清新。

52、江湖诗派：是继“永嘉四灵”而起的一个诗派，因书商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代表作家有刘克庄、戴复古。其成员大都是落第的布衣之士和官场失意的小吏。他们功名失意，进退无据，只得流转于江湖，献文卖艺为生。他们或奔走于公卿权贵之门，或招群结友于市井乡间，结诗社，推盟首，相互酬唱应和，自然形成一种相近的诗风。后人以《江湖集》中诗人之诗气味相似，故称之曰江湖派。

53、永嘉四灵：指的是南宋后期永嘉的四位诗人，即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他们都是永嘉人，字号中又都有一个“灵”字，诗风又极为相近，故谓之“永嘉四灵”。“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以五律为主要诗体。内容多描写景色和隐逸生活，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

54、“二窗”：吴文英号梦窗，其词集为《梦窗词》；周密号草窗，其词集为《草窗词》。二人同为南宋中后期清雅词派的作家，词的内容也多为身世之感和离别之情，且往往融入哀时伤世的黍离之悲，艺术上二人均追求清丽工巧，旨趣相近。故时人并称他们为“二窗”。

55、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在诸宫调和金院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熟的戏剧形式，由“四折一楔子”构成。折是音乐单位，一折里只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四折就是四大套曲子，可选用四种不同的宫调。楔子的篇幅较短，一般放在第一折前交待剧情，起序幕作用；也可放在折与折之间，起过渡承接作用。在表演上由一人主唱，其他角色都不唱，只用宾白。

56、元诗四大家：“元诗四大家”是指元代中期活跃于诗坛的四位诗人，他们是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同，艺术上也比较相近。皆雄浑流丽，多模往局，少创新规。“四大家”的艺术风格同中有异，各人也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征。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虞集。擅长律诗，意境浑融，风格深沉。

57、铁崖体：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是杨维桢。他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象的奇特不凡，从而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最能体现“铁崖体”特色的，是他的乐府诗。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突破了元代中期诗歌甜熟平稳的畦径，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杨维桢有时一味求奇，不免诡异晦涩。

15、“二拍”：是凌濛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各收拟话本小说四十篇，除一篇重复，一篇为杂剧外，实有七十八篇。它在内容上更有时代气息和作家个人特色，在艺术上也更具有统一的剧作个性，它是拟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定型的标志，也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58、院本：指民间散乐戏班所用的脚本，是宋杂剧在宋、金南北分治之后，保留在北方并得到发展的舞台艺术。院本的角色行当体制与宋杂剧相同，以净色为主。它以滑稽调笑的科诨见长，可唱小曲，与以旦、末演故事的元杂剧有所不同。是宋杂剧到元杂剧过渡的形式，是元杂剧的直接源头。对元杂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59、董西厢： 是指金代董解元创作的《西厢记诸宫调》，为了和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区别，故称。董西厢是在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在情节、结局、人物塑造等方面，都作了较大的修改。最重要的是作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原作的主题，热情歌颂崔张二人大胆追求爱情，并以才子佳人终成眷属代替莺莺被抛弃作为故事的结局。同时红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并由此而成为王实甫所作《西厢记》的蓝本。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60、《论诗绝句三十首》：元好问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论诗绝句三十首》评论了上自汉魏、下迄宋季的重要诗人及诗派，表达出重视自然天成的意境和雄放壮伟的风格的诗学主张。他的论诗绝句自身也是优美的诗歌作品。

61、《酸甜乐府》：元代后期较有成就的散曲作家有贯云石与徐再思。贯云石号酸斋，风格豪放中见清逸。徐再思号甜斋，风格婉约清丽。后人把两人的作品合辑，称《酸甜乐府》。62、四大南戏（荆拜刘杀）：是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简称“荆、刘、拜、杀”。是《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部南戏的合称。这四部戏体现着南戏的发展变化，“四大南戏”中的三个剧本都有传说中的作者，表明文人在南戏写定过程的作用。这些剧本既贴近民间，又显示出文人对南戏写作的渗透，提高了南戏在曲坛的地位，尤其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对后来的南戏、传奇创作影响深远。与《琵琶记》一起，提高了南戏在曲坛的地位，彰显着南曲创作的生命力。

63、《四声猿》：明代徐渭的一组杂剧，《四声猿》包括了《狂鼓史》、《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四本短戏。《狂鼓史》和《玉禅师》是对黑暗政权和虚伪神权的猛烈抨击和尽情戏弄。《雌木兰》和《女状元》是对女性的赞歌，也是对人才遭埋没的惋惜与哀叹。徐渭的杂剧创作活泼畅快，嬉笑怒骂，开辟了讽刺杂剧的新路。他又精通声律，《女状元》杂剧全用南曲，也具备开创意义。

64、南戏（永嘉杂剧）：又称 “戏文”，是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是北宋末叶至明嘉靖末期，由最初的“温州杂剧”流布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各地、繁衍而成的、性质相类的民间艺术的总称。因多用南曲演唱，故名。又因最早起源于浙江温州（古称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65、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指在明代永乐年间官修的《永乐大典》中收录的三种宋元戏文。有三种南戏，它们是《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这三种戏文基本保持了宋元南戏的旧貌，无论在语言、情节方面，还是在曲牌运用、脚色安排方面，都表现出鲜明的早期南戏特色，质率古朴，简素无华，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戏文三种”为今存最早南戏剧本，虽然在艺术上还比较幼稚、粗糙，但在戏剧史上，却有着不容忽视的的价值。66、临川四梦（玉茗堂四梦）：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四部剧作的合称。因作家是江西临川人，且四部作品皆以梦境来展开故事情节，故此得名；或以其书斋名合称 “玉茗堂四梦”。在这“四梦”中，又以《牡丹亭》和《邯郸记》的成就最高。正是凭借这“四梦”，汤显祖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戏曲史上的不朽地位。67、吴江派：是以沈璟为代表的注重戏曲格律的传奇派别。他的曲论核心是强调“场上之曲”，一是格律至上，二是推崇语言“本色”，从剧本有利于舞台演出的角度要求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观众，强调剧本的舞台性。沈璟是吴江人，赞同并依其曲论进行创作的作家，多为其子侄、门生及追随者等。故这个明末著名的传奇派别称为吴江派。

68、汤沈之争：指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与沈璟围绕 “曲律”所产生的分歧与争议。汤显祖注重剧作的“曲意”，认为为了充分表达“意、趣、神、色”，为了内容的需要，可以突破格律束缚，违腔迕律；沈璟则从场上之曲出发，强调合律，认为只要作曲合乎曲律，内容倒在其次。“汤沈之争”仅只是创作观点的不同，并不能被视为带有政治意义的对立，也没有好与坏、进步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正是二者的补充、融合，推动了传奇艺术的发展。69、公安派：指明代后期以袁宏道为首，包括袁宗道、袁中道在内的文学派别，因他们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他们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指导，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用“独抒性灵”来反击文学领域中理学的束缚，找到了以独创的精神来表现个人真情实感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主张创新，比较重视文学的时候精神，在诗歌的抒情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70、话本小说：是经过文人编篡整理的小说话本。所谓“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所依据的底本，原只是师徒相传的“说话”的书面记录，是口头文学，所以是口语体，口气也是针对听众的。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小说话本，已是经过下层文人加工、可供阅读的话本小说了。

71、竟陵派：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钟、谭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竟陵派看重向古人学习，达到一种所谓“灵”而“厚”的创作境界。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竟陵派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72、拟话本：明代后期，随着长篇通俗小说的繁荣，话本小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过去供艺人讲述的底本变而为社会上普通读者的案头读物，出现了大批以阅读为编写和出版目的的短篇小说。这种在体制上与宋元话本大致相同、具雅俗共赏性质的白话短篇小说，即是“拟话本”，或称“拟宋市人小说”。

73、诸宫调：指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首尾一韵的短套，再用不同宫调的短套联缀成长篇的说唱体文学形式，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分组成，采用唱歌与说白相同的方式演说故事，基本上属于叙事体。

74、散曲：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是一种起源于民间新声的音乐文学，是当时一种雅俗共赏的新体诗。在元代，散曲一般称为乐府或词，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

75、“三言”：是冯梦龙编篡整理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它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每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具有雅俗共赏性质的新型通俗小说形态，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76、台阁体：自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在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台阁体”。台阁体则指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台阁体诗文内容贫乏，多为应制之作，题材常是“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

77、《今古奇观》：至明末，有署“姑苏抱瓮老人”者，见“三言”与“二拍”共200种，“卷秩浩繁，观览难周”（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故从中选取40种成《今古奇观》。后三百年中，它就成为一部流传最广的白话短篇小说的选本。

78、唐宋派：是出现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以反拨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倡导文道统一。79、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讲史等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的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钩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整体。明代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四大奇书”为主要标志。

80、茶陵诗派：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他的有些作品摆脱了台阁体的束缚，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生活视角，刻画了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81、“童心说”：是晚明时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四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82、《清平山堂话本》：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是嘉靖年间洪楩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共60种，故又称《六十家小说》。今仅残存29篇一般学者认为它们基本上保存了宋元明以来的一些话本小说的原貌，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83、阳羡派：清代陈维崧的词师法苏、辛，尤其接近辛弃疾豪放苍凉的词风。陈维崧属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所以陈维崧为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属于这一词派的作家还有蒋士铨等。84、神韵说：清初王士禛所倡导的诗歌理论，强调诗必须尤神情韵味，写诗只取“兴会神到”，诗的内容要朦胧含蓄，似有寄托，又难于实指，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消遣娱乐功能。

85、格调说：以清中叶沈德潜为代表的一种诗歌理论，强调学诗必学古，尤重唐音。偏重模拟古人声调、音律和体式，推崇“格高”、“调响”。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在表现上要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并用唐诗的格调将这种意图落到实处。

86、肌理说：清代作家翁方纲提出“肌理说”。主张“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

87、性灵说：1． 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他对清代以来的各种诗歌理论观点予以全面排斥。他的这种反传统、求创新的特点，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2． 性灵派的成就主要为诗歌，其中七绝和七律尤佳。

88、浙西词派：朱彝尊是浙西词派开创者，与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号为“浙西六家”，他推尊词体，宗法南宋，以姜夔、张炎为圭臬，还与汪森辑录《词综》，主张以雅正矫正显露，归于醇雅。要求词有古雅峭拔的格调，疏淡清远的意境，严谨和谐的音律。

89、常州派：清朝中叶，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崛起，该派以周邦彦为宗，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寄托比兴，主要还是表现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要求“意内言外”，推尊词体，认为词的地位与诗相等。他们词风较为质实，但其内容范围仍然比较狭窄，往往词风隐晦。

90、梅村体：吴伟业号“梅村”，其诗歌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艳动人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绝，一时尤称绝调。”他是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艺术个性的诗体，被称为“梅村体”。代表作有《圆圆曲》等。

91、南施北宋：对清初诗人施闰章、宋琬的合称。施是安徽宣城人，宋是山东莱阳人，故名。施诗清丽，宋诗沉雄。二人在清初诗坛均有一定地位。

92、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方苞将自己的散文理论核心概括为“义法”二字，“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姚鼐对古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人的学说进行了融合和总结，使之更加具体化。他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

93、一人永占：清初李玉早年的剧作以《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为最著，称为“一人永占”。2《一捧雪》脱胎于严嵩构陷王抒的故事，《人兽关》谴责忘恩负义。《永团圆》演一个嫌贫爱富的故事。《占花魁》演《醒世恒言》里《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3表现力求尽致，强化了戏剧冲突，剧作便有感染力。

94、苏州派：明末清初重要戏曲流派。以李玉为首，此外还有朱素臣、朱佐朝等，因他们都是苏州人，且经常集体进行戏曲活动，故得名。他们多注重表现重大政治事件或历史风云，揭露社会黑暗。讲究本色当行，注重舞台效果。

95、鼓词：是明清时期的一种曲艺形式，主要流行于北方，以鼓板击节，配以三弦伴奏。说用散体，唱为韵文。其唱词一般为七言和十言句。2有说有唱的成套大书，篇幅较大。后又有与“弹词开篇”相近、只唱不说的小段，称“大鼓书”或径称“大鼓”，至今流传。96、子弟书：流行于北方的另一种曲艺形式为子弟书，旧说创始于满族八旗子弟，故名。子弟书属于鼓词的一个分支，只唱不说，演出时用八角鼓击节，佐以弦乐。子弟书传世作品有《黛玉悲秋》、《草桥惊梦》等。

97、“诗界革命”：1近代后期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更新带来的文学变革之一，是诗歌领域出现的“诗界革命”。2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是梁启超，“诗界革命”旗帜的则是黄遵宪。3反帝卫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

98、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首先，梁启超强调了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其地位提高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传统偏见。其次，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轨道，并为小说作出新的分类，为新小说的创作题材揭示了广泛而现实的内容范围。揭示了小说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艺术特点，分析了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量。

99、四大谴责小说：在清末“小说界革命”浪潮中涌现的最具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四部作品。这类作品抨击腐败，直抉时弊，形成近代一股强劲的批判现实的文**流。

100、同光体：“同光体”的代表作家有沈曾植、陈三立、陈衍、郑孝胥等。陈衍是这一派的理论家。“同光体”是宋诗运动的继续。陈衍提出“三元说”（《石遗室诗话》卷一），即上元盛唐之开元，中元中唐之元和，下元北宋之元佑。沈曾植提出“三关说”（《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即作诗要通过宋之元佑、唐之元和、南朝刘宋的元嘉三关。以宋代江西诗派为宗，艺术上刻意求新，不同流俗，选用僻词拗句，隐晦生涩。

第二篇：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文学名词解释

交代年代，作者，代表作，文学特征，文学的历史作用等等，以及对后世的影响。元

1、元杂剧

我国戏曲艺术源远流长，从先秦的乐舞，“俳优”，汉代的“百戏”，南北朝的“踏摇娘”，唐代的“参军戏”，到宋代杂剧，经历了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宋金时期出现的宋杂剧，金院本，南戏等表演形式，标志着我国戏剧的初步形成。当时还流行一种讲唱文学样式诸宫调，其乐曲组织丰富，规模宏大。这些都为元杂剧的形式打下了基础。元杂剧可说是金院本与诸宫调相结合的直接产物。

元杂剧融合了前代各种表演艺术，把唱、念、科、舞等艺术有机介结合起来，形成一种用北曲演唱的，表演完整故事，人物角色众多的综合性的戏曲艺术形式。剧本体制，舞台表演都具有鲜明特点和独特的民族风格。元杂剧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戏曲艺术的成熟，对我国戏曲艺术发展有深远影响。

2.元曲

元代杂剧和散曲的合称。杂剧是戏曲，散曲属诗歌，体裁不同，但两者都以曲词为主，合乐歌唱，故统称为曲。因元杂剧成就最高，故又常以元曲为元杂剧的同义语，如臧晋叔的《元曲选》，实际是元杂剧选集。

3、院本

戏曲名称。金元时戏曲艺人的居处称行院。行院演出所用的脚本即称院本，院本体裁与宋杂剧相同，元代陶宗仪《辍耕录》云：“院本，杂剧，其实一也。”

4、北曲

古代北方戏曲、散曲所用各种曲调的统称。同韵以《中原音韵》为准，用七声音阶，声调遒劲朴实，伴奏以弦乐为主，故又有“弦索调”之称。元杂剧基本用北曲，故又把元杂剧一本四折称为“北曲四大套”。

5、元曲四大家

指元代四位著名杂剧作家。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简称“关马郑白”，见于元周德清《中原音韵》。分别的代表作为《窦娥冤》《梧桐雨》《墙头马上》《倩女离魂》。

6、宫调

戏曲，音乐名称。我国古代称宫、商、角、徽、羽，变宫，变徽为七声。其中以任何一声为主均可构成一种“调式”。凡以宫为主的调式称为“宫”，以其他各声为主的调式称“调”。以七声配十二律可得十二宫，七十二调，合为八十四宫调。戏曲里实际常用的是五宫四调，仙侣宫、南吕宫、黄钟宫、正宫、大石调、双调、商调和越调。通称“九宫”，南北的曲牌分属于各个宫调。

7、曲牌

元明以宋各种曲调名的泛称。曲牌各有专名，如《窦娥冤》中的【点绛唇】【混江龙】【油葫芦】等等。每一曲牌都有一定的曲调，唱法，字数，句法，平仄等，也有基本定式，可据以填写曲词。

8、元剧五大家

元代五个剧作家，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郑光祖。语出王骥德《曲律》。

9、南戏

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它最初产生于北宋末南宋初的浙东沿海一带，称为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剧本由若干“出”组成，“出”数不规定，曲调的宫调也没有规定。南戏的角色分为生、旦、净、末、丑等各类，均可歌唱。歌唱的形式多样。既有独唱，又可对唱，合唱，轮唱。不似杂剧能由一人独唱到底。最高成就是高明的《琵琶语》。

10、小令（叶儿）

散曲体式的一种，既独立的片曲，因短小而得名。元人又称为“叶儿”。小令多以一支曲子为单位，但可重复，各首用韵，可以互异，有些小令可带同一宫调的一两支曲子，叫“带过曲”，如【雁儿落】带【得胜令】。

11、套数 散曲体式的一种，又叫“散套”或“套曲”。通常同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连缀成套，短的至少有三支曲子，长的多达二三十支，一韵到底，套末有一尾声。称【尾】或【尾煞】。

12、元诗四大家

指元代中期四位诗人：虞集、杨载、范椁、揭傒斯，并称为“虞杨范揭”，语出清代宋荦《漫堂说诗》。他们当时都颇有诗名，但作品多是题咏赠寄之类，内容较空泛，仿效唐诗，而风格各异。

13、铁崖体

元末诗人杨维桢，个性狂狷，认为诗是个人情性的表现，强烈主张艺术创作个性化。他力图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象的奇特不凡，从而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最能体现“铁崖体”特色的，是他的乐府诗。

14、酸甜乐府

元代散曲作家贯云石，号酸斋；徐再思，号甜斋。贯云石散曲风格豪放中见清逸，徐再思散曲风格婉约清丽，今人任讷将二人之散曲合辑为《酸甜乐府》。

15、关汉卿：字汉卿，号已斋叟。是元杂剧最优秀的代表作家。他亲自参加戏剧演出实践，并以毕生精力从事杂剧创作，写出大量符合戏剧艺术特征的典范作品；不仅在一剧四折、一人主唱等方面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而且在戏剧的布置结构、情节安排和语言运用方面意匠经营，在草创阶段为杂剧体制的完备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代表作品有《窦娥冤》《救风尘》《单刀会》等现存18部。

16、元曲四大爱情剧 《墙头马上》、《拜月亭》、《西厢记》、《倩女离魂》。

17、四大南戏（荆拜刘杀）

是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简称“荆、刘、拜、杀”。是《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部南戏的合称。这四部戏体现着南戏的发展变化，“四大南戏”中的三个剧本都有传说中的作者，表明文人在南戏写定过程的作用。这些剧本既贴近民间，又显示出文人对南戏写作的渗透，提高了南戏在曲坛的地位，尤其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对后来的南戏、传奇创作影响深远。与《琵琶记》一起，提高了南戏在曲坛的地位，彰显着南曲创作的生命力。

18、元末四大传奇

元末明初，南戏出现了《荆钗记》、《刘知远白兔记》、《拜月亭记》、《杀狗记》，简称“荆、刘、拜、杀”，人称“四大本”、“四大记”。由于南戏发展到元 末，形式上已经比较成熟、稳定，这就形成了新的戏曲形式——传奇。所以“荆、刘、拜、杀”实际上是早期传奇作品，于是又合称“四大传奇”。

19、南戏之祖

元末明初高明所作南戏《琵琶记》代表南戏最高成就，它的诞生标志着南戏创作艺术上的成熟，对后世传奇的发展有深远影响，因此被誉为“南戏之祖”

明

1、章回小说

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所采用的主要形式是分回标目，把复杂的故事情节分为若干段落，每一段落称为一回。每回前用两句对偶的文字标目，概括本回故事的主要内容，称为回目。凡是采用这种形式写的长篇小说，就称为章回小说。这种形式，源于宋话本，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已具雏形。明清长篇小说普遍采用，因此，章回小说也作为我国古代长篇小说的代称。由于这种形式源自“说话”，所以每回多用“说话”一语开头，每回末尾多用“且听下回分解”作结。中间分引用诗词曲赋来作场景描写或人物评赞等。特点是保持了话本的某些形式、语言特色等，但有所发展，分章标回，设置悬念。结构上前回与后回保持连续性。中国第一部长篇小说《三国志通俗演义》，登峰造极之作是《红楼梦》，它标志着章回小说最完美的形式和最高的艺术成就。

2、神魔（怪）小说

中国古代小说从作品内容的主要特点来分类，有历史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世情小说，狭义公案小说等名称。神魔小说又称神话小说，主要通过幻想中的神魔鬼怪来反映社会现实。在明代后期，形成热潮，它们是在儒、道、释“三教合一”的思想主导下，接受了古代神话、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说经话本和“灵怪”“妖术”“神仙”等小说话本的影响，吸取了道家仙话、佛教故事和民间传说的养料后产生的，主要特征是尚“奇”贵“幻”，以神魔怪异为主要题材，参照现实生活中政治、伦理、宗教等方面的矛盾和斗争，编织了神怪形象系列，并将一些零散、片段的故事系统化、完整化，《西游记》是其艺术代表。

3、诗话词话

诗话、词话常用的涵义是指评论诗或词、诗人或词人、诗或词的流派及有关本事等内容的著作。在话本或说唱故事中，也有用诗话、词话来命名的。如《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秦王词话》。还有明人创作小说，于章回中夹有诗词的，也称词话，如《金瓶梅词话》。

4、公案小说

主要写封建社会官府侦察破案的故事，是从“话本”的“公案”一类演变而来的，明代已产生了不少公案小说，如《海刚峰先生居官公案》《龙图公案》等。

5、世情小说

所谓世情小说，就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专指描写世俗人情的长篇，《金瓶梅》常常被看作世情小说的开山之作。明清两代的世情小说，或着重写情爱婚姻，或主要叙家庭纠纷，或广阔地描绘社会生活，或专注于讥讽儒林、官场、青楼，内容丰富，色彩斑斓。

6、通俗小说

也称俗文学，是相对于正统文学（诗词散文）而言的。流行于民间，为大众所喜爱的一类文学作品，一般包括白话小说、戏曲、讲唱文学等。从创作过程来看，大都是民间集体口头创作，从内容上看，大都反映民间大多数人的思想感情，从形式上看，大都通俗易懂，新鲜活泼，为大众所喜闻乐见。

7、拟话本

“话本”是宋元“说话人”演讲故事所用的底本。拟话本，则是文人模拟话本形式而作的小说。现在多用以指明代文人模拟话本而写的白话短篇小说。这类作品已不是供艺人演讲之用。而成为一种主要借案头阅读的作品。如冯梦龙“三言”中的一部分作品和凌濛初“二拍”中的作品，就是“拟话本”的代表。

8、《清平山堂话本》

话本在宋元至明初以单篇的形式流传，明中叶后大量出现话本和拟话本的总集，专集和选集。《清平山堂话本》是现存最早的话本选集，是嘉靖年间洪楩刊印的，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闲》和《醒梦》六集，每又分上下两卷，每卷五种，共六十种，故又称《六十家小说》，今仅残存29篇，多为宋元旧编，包括文言传奇，文字粗糙，体例不一，但却保存了作品的原貌，对于研究宋元时期的旧本有一定意义。

9、历史演义

历史演义是指用通俗的语言，将争战兴废、朝代更替等为基干的历史题材，组织敷演成完整地故事，并以此表明了一定的政治思想，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三国志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10、小品文

指体制短小的散文，体裁上不拘一格，序，记、跋、传、铭、赞、尺牍等问题都可适用。风格轻灵隽永，反映了晚明时期文人文学趣向的某种变化。大多描写文人士大夫日常生活风貌，真实细腻地表现他们新的生活情调，形成了个人化、生活化以及写实求真的创作特征。代表作有公安三袁、张岱、王思任等，代表作有袁宏道《晚游六桥待月记》《张岱的《西湖七月半》。

11、台阁体

指明永乐至成化年间，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他们的诗文内容大多比较贫乏，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是诗歌发展的逆流。

12、茶陵派

茶陵派因其领袖李东阳为湖南茶陵人而得名，成员谢铎、张泰、陆代、邵宝等人。他们论诗主张宗法杜甫，针对台阁体平冗委琐的风气，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虽未尽除台阁遗风，却首开复古运动的先河，他们的诗歌成就不高，但在明代诗歌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13、八股文

又称制义、制艺、时艺、时文等，所谓的股，有对偶的意思。八股文有一套相对固定的写作格式，其题目取自《四书》《五经》，尤以《四书》命题占多数。题出《四书》，则文章论述的内容要根据宋儒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书而展开，不能随意发挥。每篇开始以两句点破题意，称为“破题”，然后承接破题而进行阐发，称为“承题”。接着转入“起讲”，即开始议论，后再为“入手”，意为起讲后的入手之处。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部分。末尾又有数十字或百余字的总结性文字，称作大结。自起股至束股，每股都有两排比、对偶的文字，共为八股，所以成为八股文。明代著名的八股文作家有王鳌、钱福、赵南星、汤显祖、陈子龙等。本来八股文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而存在是无可厚非的，它的一些表现手法及理论曾对明清两代的散文、诗歌及至小说，戏曲的创作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但从总体上说，它在内容上要求贯穿“代圣人立说”的宗旨，刻板地阐述所谓圣贤的僵化说教，形式上又有严格的限制，加上它以官方规范文体的面目而出现，严重束缚了作者的创作自由，同时给文学的发展带来负面的影响，造成萎靡不振的创作风气。对当时的文人实则是一种政治高压下的思想奴化和禁锢。

14、性灵说

公安派文学理论批评强调自由地抒写真情实感，独创见解，反对虚伪矫饰，随声雷同，与任何形式的束缚。袁宏道《叙小修诗》说：“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

15、四声猿

指明代徐渭创作的四部短剧：《狂鼓史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狂鼓史》写祢衡阴间重演击鼓骂昔的情况，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当时权贵的愤慨，剧中的祢衡实即作者自况；《玉禅师》写传说中的月明和尚庾柳翠的故事，对佛门和封建上层人物进行了揭露和讽刺；《雌木兰》和《女状元》前者写花木兰代父从军故事。后者写黄春桃女扮男装考中状元的故事，歌颂了女主人公反对封建歧视，要求男女平等的精神，也流露了对现实的不满，这四个短剧充分表现了作者狂放不羁的性格和愤世嫉俗的叛逆精神，语言通俗流畅，具有嬉笑怒骂，辛辣锐利的特色，浪漫主义色彩浓厚。

出郦道元《水经注》“猿鸣三声泪沾裳”鸣四声则更属断肠之歌。

16、传奇

“传奇”本为小说的一种体裁，以其情节多其奇特、神异，故名“传奇”。一般指唐宋人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如《李娃传》《南柯太守传》等。因其内容多为后代说唱和戏曲所取材，所以宋元时代说话、诸宫调、南戏、北杂剧，都亦称“传奇”。到了明代，则以南曲演唱为主的长篇戏曲为“传奇”，以区别于杂剧。明代“传奇”是在宋元南戏的基本至上，吸收元杂剧某些优点起来的。明中叶以后，“传奇”盛极一时，在明代戏曲艺术中，居于主要地位，代表作品有《牡丹亭》《宝剑记》《红梅记》等。“传奇”的出现表明我国古代戏曲在形式体制方面进一步臻于成熟和完美。

腔为主。明中叶三大传奇：梁辰鱼《浣纱记》、王世贞《鸣凤记》李开先《宝剑记》。传奇所用声腔，在明初中叶，主要是余姚、海盐、弋阳、昆山四大声腔，在万历年间以后，则以昆山为主。

17、昆山腔

明中叶以后，流行的传奇唱腔，主要有四大声腔，即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昆山腔。明嘉靖间，戏曲音乐家魏良辅以昆山腔为主，把弋阳、海盐等南曲诸腔以及北曲声腔溶于一炉，加以提炼，集中了南北曲的优点，形成一种轻圆舒缓、轻柔婉转的新型声腔。这种新的昆山腔（也称昆腔）遂流行南北，独霸剧坛，至今仍流传大江南北。

18、临川派

也称玉茗堂派。汤显祖的传奇《牡丹亭》等“临川四梦”相继问世，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与重视。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一批剧作家直接受到了他的影响。他们从剧本的立意构思到曲词的风格熔铸，都刻意模仿汤显祖的剧作。戏曲史上称之为“玉茗堂派”或“临川派”。通常认为这批剧作家有吴炳、孟称舜、洪昇和张坚等人。“临川派”注重情辞，提出“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要求格律服从情辞，反对格律约束情辞。在戏曲语言的运用上，重视文采，因此，此派又称“文采派”。

“知音何在？玉茗堂前刚一派；色色空空，堪破尘缘一梦中。”

19、吴江派

明代后期，在沈璟的周围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戏曲流派，即吴江派，主要作家有顾大典、卜世臣、吴天成、王骥德等。“吴江派”注重音律，要求“合律依腔”，注重演唱效果，甚至认为“宁协律而词不工”，在戏曲语言的运用上，强调“本色”，就是主张多用拙俗的民间俚语。因此，此派又称“格律派”。沈璟的传奇作品有《博笑记》《义侠记》《红藻记》等（江苏吴江人）。

以江苏武将人沈璟为首，吕天成、冯梦龙等人物代表的明代的一个戏曲流派。该流派戏剧创作偏于保守，倡导封建道德的气息比较浓厚，倡导戏曲“本色论”，即语言通俗自然，主张戏曲“声律论”，注重舞台演出实践，对当时“案头之曲”倾向是一种纠正，而轻视传奇剧本作为文学创作的艺术价值，加之过分强调声律，不免本末倒置，说教思想显得不近人情，文学成就并不高，然其与“至情论”的临川派针锋相对，有着深远的影响。

20、临川四梦

汤显祖的四部传奇，《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牡丹亭》

21、粲花斋五种曲

吴炳，号粲花主任。所作传奇有《西园记》《绿牡丹》《疗妒羹》《情邮记》《画中人》，合称为“粲花斋五种曲”。

22、博山堂三种 范文若的《鸳鸯棒》《花筵赚》《梦花酣》的合称。

23、石巢四种

阮大钺，号是石巢。传奇《春灯谜》《燕子笺》《双金榜》《牟利合》的合称。

24、三言二拍

“三言”是明代冯梦龙所编的三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即《喻世明言》（又称《古今小说》）、《警世通言》《醒世恒言》的合称。每集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其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作品是宋元旧篇，三分之二是明代的话本和拟话本。明代的作品约有半数是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半数是取材于历史或宗教传说故事。这些作品基本上反映了封建地主阶级衰落和市民阶层逐渐兴起的时代特征。艺术特点有：

一、从现实生活取材，主题思想更为集中，二、继承话本传统，情节曲折动人，三、人物描写更为细致，人物性格更为丰满。

“二拍”是指凌濛初所编著的拟话本集《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合称“二拍”，共收作品七十八篇，主要是凌濛初根据“古今来杂碎事”，加工制作而成的。“二拍”所反映的社会内容和达到的思想高度同“三言”大致相同，但有更多的封建说教，宿命论观点和色情描写，在艺术上，“二拍”稍逊于“三言”。

“三言”代表作有《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

“二拍”代表作有《宣徽院隐仕女秋千会》《赵司户千里遗言》《破堪案大儒争闲气》；

25、公安派

指明代后期以袁宏道为首，包括袁宗道、袁中道在内的文学派别，因他们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他们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指导，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用“独抒性灵”来反击文学领域中理学的束缚，找到了以独创的精神来表现个人真情实感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主张创新，比较重视文学的时候精神，在诗歌的抒情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6、竟陵派

明代后期的文学流派。以钟惺、谭元春为首。两人都是竟陵[今湖北天门]人，故名。他们反对拟古，要求抒写灵性，其主张和公安异曲同工，但又以公安派的作品有浮浅之弊，企图以幽深孤峭的风格矫之，以致流于艰涩。

27、前七子

出现于明弘治、正德年间，成员包括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和王廷相七人，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在反对台阁休诗风中起过重要作用，但也将文学创作引向了拟古主义的道路。

28、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的文学流派。成员包括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和吴国伦。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又有“嘉靖七子”之名。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以汉魏、盛唐为楷模，较前七子更绝对。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

29、唐宋派

是出现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以反拨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倡导文道统一。

30、沈汤之争

汤沈之争涉及到明代两大戏曲创作观念的争论，汤即指汤显祖，沈即指沈璟。其中汤显祖的戏曲创作观念影响较大。沈璟与汤显祖作为明代曲坛上的两大巨人，对戏曲格律与文辞的关系看法不同，汤显祖重格律，要求格律服从文辞，服从内容。沈璟则强调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观众。两人持论相对，发生过碰撞文辞，并把同时的许多曲论家卷入其中参与讨论，这就是戏曲史上著名的“汤沈之争”。

31、吴中四杰

指明初吴中诗人高启、杨基、张羽、徐贲。其中以高启成就最高。

32、吴中四才子

指祝允明、唐寅、文徵明和徐祯卿，他们的观念意识更多地带有市民色彩。具体表现是对国家政治问题的淡漠和对物质享乐的大胆追求。其中以唐寅和祝允明的诗歌及生活方式最具有代表性。

33、“一人永占”

指明清之际戏曲家李玉在明末写的四部传奇，即《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在当时文坛上颇负盛名。其中以《一捧雪》、《占花魁》成就较高。

34、汤显祖

字义仍，号海若，江西临川人。汤显祖是明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剧作家。代表作有《牡丹亭》，与《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发表了对戏剧创作的新见解。他认为内容比形式更重要，不能单纯强调曲牌格律而削足适履，所谓“凡文以意、趣、神、色为主，四者到时，或有丽辞俊音可用。

35、闽中十子

“闽中十子”是指明初闽中诗派的十位作家。有：林鸿、郑定、王褒、唐泰、高棅、王恭、陈亮、王偁、周玄、黄玄。他们都是福建福州人，出自福州一府。作诗的旨趣相近，在洪武、永乐年间结社唱和，后人谓之“闽中十子”。他们伦诗宗法盛唐，偏重于艺术形式方面的学习。

清

1、江左四大家

钱谦益、吴伟业、龚鼎孳

2、清初三大家

侯方域、魏禧、汪琬，以写作文学散文见长，《清史稿》卷 四九一《侯方域》末云：“方域健于文，与魏禧、汪琬齐名，号‘国初三家’”。

3、南宋北王：朱彝尊、王士禛 南施北宋：施闰章、宋琬

4、岭南三家

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缘于王隼曲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诗合刻为《岭南三家集》。

5、京华三绝

纳兰性德、曹贞吉、顾贞观。《清史稿》卷四九一《顾贞观传》云：“世特传其词，与维崧及朱彝尊称词家三绝。”

6、梅村体

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丽动人的风格特色，而他最大的贡献在七言歌行。他是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他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情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为人物命运沉浮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圆圆曲》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其了很大的影响，其中《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

7、神韵说

清初王士禛所倡导的诗歌理论，强调诗必须有神情韵味，有含蓄深蕴，言尽意不尽的特点。写诗“只取兴会神到”，诗的思想内容要朦胧含蓄，又似有寄托，又难以实指，有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这种理论受到司空图、严羽等人诗歌理论的影响，对明前后七子的寻剥古人和公安竟陵的直露是一种批判，但过于强调神韵，必然将诗歌引向脱离现实的道路。

8、格调说

以清中叶沈德潜为代表的一种诗歌理论。这种诗歌理论强调学诗必学古，尤重唐音。认为“诗不学古谓之野体”，但又只强调古人的声调、音律和体式。在诗的内容和功能方面，强调“理性情、善伦物、惑鬼神、设教邦国、应对诸侯”，要求诗合于“温柔敦厚”的诗歌。

9、肌理说

清中叶翁方纲论诗倡肌理说，主张“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志言集序》）“肌理”二字源于杜甫《丽人行》“肌理细腻骨肉匀”之句，用来论诗，包括义理与文理。“义理”为“言有物”，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合乎儒家道德规范的思想和学问；文理为“言有序”，指诗律、结构、章句等作诗之法。义理为本，通变于法，以考据，训诂增强诗歌的内容，融词章、义理、考据为一。

10、性灵说

是对清中叶袁枚的诗歌理论的概括，主张诗歌表现诗人的个性和灵感，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反对摹拟古人和堆砌典故，反对无病呻吟。袁枚的性灵说继承了公安派的进步文学观，又吸取了神韵派重个性的观点，既反对形式主义又反对拟古主义，是一种进步的文学理论，但是过分强调“性灵”，主张“师心”，忽视了社会生活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是其历史局限。

“凡诗之传者，都是性灵”。（《随园诗话》卷五）

“作诗不可无我”“有人无我是傀儡也”（《随园诗话》卷七）

这一在“吟咏性情”的基点上构成完整体系的诗歌理论，冲破了传统与时代风尚，对格调模拟复古，肌理考据文学，神韵纤巧修饰，浙派琐屑给予有力的冲击，是晚明文艺思潮的隔代重兴，为清诗开创了新的局面。

11、阳羡派

阳羡派词宗陈维崧，字其平，号迦陵，江苏宜兴人。宜兴古称阳羡，故他所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他的词师法苏、辛，受辛词的影响尤深。他的作品内容广泛，注重反映重大社会问题和民生疾苦，词风豪放，气魄雄伟，取景壮阔，语言率直俊爽。他在唐宋之后异军突起，成为清词的一面旗帜，集结万树、蒋景祈、史唯园、陈维崧等大批阳羡派词人，为词的振兴作出重要贡献。

12、浙西派

清代词派，创始人和领袖是朱彝尊。当时浙西词人龚翔麟曾将其他浙西词人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岸登、沈皞日以及他自己的词作，刻为《浙西六家词》，浙西派由此得名。该派以姜夔、张炎为宗，主张以雅正矫显露，填词必须“字琢句炼，归于纯雅”，要求词具有古雅峻拔的格调。疏淡清远的意境，严谨和谐的音律。

朱自述“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浙西派在其影响下，标举清空淳雅风格，蕴藉空灵，无轻薄浮秽之弊，也不落浓艳媚俗。即使艳情咏物，也力除陈词滥调，独具机杼，音律和谐，但他重在字句声律上用工夫，限制了创造的天地，也给浙西派带来了堆填弄巧的风气。

13、常州派

清中叶词派，张惠言首创，周济继承发展，因张惠言为江苏武进（属常州人而得名），该派以周邦彦为宗，论词既不满浙西派的萎靡堆砌和一味清空，也不满阳羡派的粗犷显露，而以儒家“诗教”为理论基础，注重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认为词应当与诗赋地位同等，具有“为后人论世之资”的作用。常州派影响甚大，晚清各家谭献、王鹏运、郑文焯、况周颐、朱孝臧都是常州派的传人。“问途碧山，历梦窗、稼轩，以还清真之浑化。”（《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

“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同上）

14、苏州派

明末清初重要戏曲流派，以李玉为首，此外还有朱素臣、朱佐朝、张大复等，因他们都是苏州人，且经常集体进行戏剧创作活动，故而得名。他们编剧不是自遣自娱，而是为演出提供剧本，考虑到舞台演出的要求和效果，从而改变了以曲词为核心的戏曲观念，把戏剧结构放到了重要位置上，增强了戏剧性，曲词也趋向质朴，宾白的地位有所提高，丑角度宾白往往带有方言的特点。

15、一人永占

李玉的《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四剧的简称。四剧均为当时著名剧目，但最能代表李玉戏剧创作成就的是《清忠谱》。

16、花部

指清乾隆年间昆腔以外的各种地方戏曲剧种，当时昆腔逐渐衰落，各种地方戏曲如梆子腔、二簧腔、秦腔、楚腔、吹腔、弦索腔在各地兴起，它们大都风格粗犷，语言通俗，形式活泼，北京、扬州等地的士大夫把它们蔑称为“花部”或“乱弹”。

17、雅部

雅部即昆山腔，是清乾隆年间北京、扬州等地士大夫对昆腔的称呼，并把它同被称作为“花部”的地方戏曲相对应。

18、弹词

说唱文学之名。最早见于明代，见于著录的明代弹词作品有梁辰鱼的《江东廿一史弹词》、陈忱的《续廿一史弹词》，弹词起源应于明之前，明臧懋循《弹词小序》称元末杨维桢曾作弹词四种。今所传弹词多为清中叶以来作品，数量甚多，以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一书所收最为详备。弹词的体制由说、表、唱、弹四部分组成，其中说、表、唱俱全者称“唱词”，仅有表、唱、弹而无说者，即纯以第三人称叙事而无代言成分的，称“文词”。弹词流行于南方，在语言上有“国音”“土音”之分。前者用普通话写成，如《再生缘》《笔生书》，后者用方言或杂方言写成，尤以苏杭、上海一带吴语地区流行的吴音弹词为常见，如《义妖传》《珍珠塔》等。弹词中最优秀的作品首推《再生缘》。

19、鼓词

讲唱文学名。流行于北方，以鼓板击节、配以三弦伴奏。说用散体、唱为韵文，其唱词一般为七言和十言句，其十言句与弹词之三、四、三的节奏截然不同，采用三、三、四的形式，这是有说有唱的成套大书，篇幅较大，后又有与“弹词开篇”相反，只唱不说的小段，称“大鼓书”或称“大鼓”，至今流传，鼓词的内容比弹词更加丰富，或写金戈铁马的英雄传奇，如《呼家将》。或写公案故事，如《包公案》，或写爱情婚姻题材，如《蝴蝶杯》，更多的则取材于历史演义和根据以往的文学名著进行改编，前者有《梅花三国》，后者有《西厢记》《红楼梦》等。现存最早的鼓词是明代天启年间刊行的《大唐秦王词话》，尚未用“鼓词”标名，明末清初贾凫西作《木皮散人鼓词》是首次鼓词命名的文人创作。20、子弟书

讲唱文学名。旧说创始于满足八旗子弟，故名。属于鼓词的一个分支，只唱不说，演出时用八角鼓击节，估以弦乐。又分东西两派，东调近弋阳腔，以激昂慷慨见长，西调近昆曲，以婉转缠绵见长，其体制以七言句式为主，可添加衬字，篇幅相对短小，一般一二回至三四回不等。每回限用一韵、隔句叶韵，多此一首七言诗开篇，可长可短，然后敷衍正文。盛行于乾隆至光绪年间，著名作者东派为罗松岗、西派为韩小窗、罗氏代表作有《百花亭》《庄氏将香》，韩氏代表作有《黛玉悲秋》《下河南》等。

21、桐城派

清代最著名，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创始人方苞、刘大櫆、姚鼎集大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因而得名。方苞提出“义法”，“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抽象地说，义是指内容，法是形式，义法即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但它的本质，是将程朱理学的道统与韩欧的文统加以继承，并合二者为一体，创作出他所理想的散文集。这种理论的目的当然在于维护封建统治，但它把我国散文创作的优良传统加以归纳，提出了完整的理论体系无疑是有历史功绩的，刘大櫆师事方苞、又是姚鼎之师，是桐城派承先启后的人物。他在方苞“义法”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散文创作的具体主张，一强调作文的目的是“明义理，适世用”，二要达到这一目的的必须依靠作家的“能事”，即创作才能，三作家必须运用自己的才能将作为的材料“文理、书卷、经济”与作为的手段“神气、音节、字句”结合起来。

姚鼎是桐城派理论的完成者。他的理论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一他认为古文创作的最高境界上，他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者统一的主张，“义理”是古文的内容，“文章”是表达的方式，与手法，“考证”则是使内容翔实可靠，三在学习古文方面，他主张由“粗”入“精”，即从文章的形式入手，去了解文章的内容，作者的气质。四他在美学上把古文分为“阴柔”与“阳刚”两大类。对二者不分轻重，认为都是美的。姚鼎的创作成就高于方、刘。对后世的影响也比他们大。属于桐城派的作家，为数可以百计，其成就较大者，有姚门四弟子，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姚莹等。到晚清则有曾国藩创湘乡派。使桐城派余波一直到“五四”前而不断。

方苞《左忠毅公逸事》刘大櫆《书荆柯传后》《送姚女臣传南归序》 姚鼎《登泰山记》《游灵岩记》《李斯论》

22、阳湖派

清代散文流派，属桐城派的支流。由恽敬、张惠言所创导，恽敬，阳湖人（今江苏常州人），后继者亦多阳湖人，故得名。阳湖派虽出身桐城派，但有自己的特色：它受六朝文的影响，文风恣肆，时夹骈语，较有生气。恽、张和后来的李兆洛，并称“阳湖三家”。

他们专志以治古文，但又不愿受桐城文论束缚，兼收子史百家，六朝辞赋，以博雅放纵取胜。恽敬《游庐山记》《游庐山后记》张惠言《书山东河工序》《吏难》。

23、南施北宋

指清代南洪北孔辈较晚的入仕诗人施闰章和宋琬，施为南方人，宋为北方人，故称“南施北宋”。思想属于理学复古的保守派，在诗歌上主张以温柔敦厚的诗风来为“清明广大”的盛世服务。

24、清初三大家

三位作家是侯方域、魏禧、汪琬，号称“清初三大家”，他们的散文比较注意从文章风格上纠正晚明散文的放诞的纤佻习气，主张恢复唐宋散文的醇厚传统。三人中以侯方域成就较为突出。

25、四大谴责小说

鲁迅认为的晚清四大谴责小说是中国清末4部谴责小说的合称。即李宝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

26、才学小说

产生于清代的一种小说形式，是鲁迅对清代长篇小说中“以小说见才学”一类作品的称谓，这类小说以塑造典型人物为主，而已揭露才藻炫耀学问为目的。代表作《镜花缘》。

董西厢

“董西厢”又称《西厢记诸官调》、《弦索西厢》，是金代戏曲家董解元根据元稹《莺莺传》所创作的叙事体诸宫调小说作品。该作品对于原作进行了大量修改：改变了原来故事结局，重新确立了矛盾冲突，大大扩充了故事内容，丰富了人物语言，比较完整地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该作品对王实甫《西厢记》有重要影响。

王西厢 繁本与简本 散曲

曲牌联套体

中国戏曲音乐的一种结构体制。将若干支曲牌按一定章法组合成套，以构成一折（出）戏的音乐。一本戏若干折（出），即由若干组套曲构成。这种戏曲音乐结构方法，开始于南、北曲，至昆山腔渐趋成熟，而弋阳腔则作了不同发展。在梆子、皮簧出现以前，曲牌联套体曾是中国戏曲音乐唯一的结构形式，昆曲、高腔至今仍在沿用。

第三篇：名词解释(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元明清名词解释

临川四梦：临川四梦，又称玉茗堂四梦，指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牡丹亭》《紫钗记》《邯郸记》《南柯记》。前两个剧本是儿女风情戏，后两个是社会风情剧。因“四剧”皆以虚幻的纪梦方式，表现现实人生，故名之。“临川四梦”是作者以戏剧形式表现出自己对人性、人生极其意义的思考。汤显祖所重的情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真情”，二是“矫情”。《牡丹亭》是“临川四梦”影响最大，并奠定了作者作为中国古代戏曲大家地位的一部传奇。

“岭南三大家”：屈大均、陈恭尹和梁佩兰是清代初年岭南著名诗人，他们的作品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被誉为“岭南三大家”。

诸宫调：所谓“诸宫调”，指取向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首尾一韵的短套，再用不同宫调的短套联结成长篇的说唱体文学形式，它由韵文与散文两部分组成，采用歌唱与说白相间的方式演说故事，基本上属于叙事体，但它的唱词中有接近代言的成分，对戏剧艺术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元杂剧：元杂剧有称北杂剧，是在诸宫调和金院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熟戏剧形式。主要特点：

1． 由“四折一楔子”构成； 2． 一折里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

3． 楔子的篇幅叫段，一般放在第一折前交代剧情，起“序幕”的作用；

4． 在表演上由一人主唱，如以正旦为主的戏里，只由正旦一人独唱到底，其它角色都不唱，只用旁白。在金、元之交，北杂剧的创作就已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著名的杂剧作家有：白朴、马致远、关汉卿等，多为金入元的文人。元杂剧的前期创作呈繁荣的局面，成为中国戏剧文学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黄金时代。

散曲：1． 在元代，散曲一般称为乐府或词，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

2． 小令是单支的曲子，又叫“叶儿”，按不同的宫调曲牌创作，曲调不同，字数和句式也不一样。套数又称套曲，由两支以上同宫调曲牌的曲子连缀而成，曲牌间的联系有一定的顺序，曲词须一韵到底，结尾时有“煞调”或“尾声”。

3． 作为一种起源民间新声的音乐文学，散曲具有生动活泼、通俗易懂的特点，“文而不文，俗而不俗”，成为当时极为流行的雅俗共赏的新诗体。

宋元话本：宋元流行一种民间伎艺“说话”，这种讲唱文学的兴盛，对中国古代小说和戏剧的发展影响极大。话本小说就是由“说话”衍生而来的。

1．话本小说是经过文人编撰整理的小说话本，是“说话人”说话所依据的底本。今存的《清平山堂话本》、《古今小说》、《醒世恒言》等白话短篇小说集中。宋元话本是中国小说史上最早的白话小说。

2．话本小说的题材内容有：“烟粉类”、“灵怪类”、“传奇类”、“公案类”，这些题材内容具有浓郁的世俗生活气息。

3．宋元话本小说在体制形式、叙述方式、语文体（白话进行演讲）等方面形成了很明显的特色。

三、南戏概念 1)南戏又称南曲戏文，是宋以来的民间小戏，它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大曲、诸宫调、滑稽戏等民间说唱伎艺，以及宋杂剧表演故事的形式，故又叫“永嘉杂剧”，它的故事题材和演唱艺术又受到北杂剧的影响，并逐渐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戏剧样式。2)南戏的体制结构灵活自由，曲牌的运用比较随便；表演时不拘一格，有独唱、有对唱，还有轮唱和合唱，各类角色都能歌唱；剧本的开头，有介绍创作意图和叙述剧情梗概的开场戏，称为“副本开场”。3)《张协状元》是今存南戏剧本中最早的一种。

四、杂剧与南戏的区别：

（1）南曲轻柔婉转，演唱情意缠绵的故事。北曲高亢遒劲，表现威武豪放的气概。（2）北曲器乐伴奏以鼓、板为主,弦乐琵琶为主。南曲以笙、箫、笛为主.（3）南戏任何角色都可以唱，灵活自由的演唱形式；杂剧一人主唱。

1（4）结构：以“出”为单位。一本戏往往长达几十出，时间需要一天或较长。

1、元曲四大家：

指的是元朝时期四大著名元杂剧作家。他们分别是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及郑光祖，前三人属于前期作家，后者属于后期作家。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关汉卿的《窦娥冤》、白朴的《墙头马上》、马致远的《汉宫秋》、和郑光祖的《倩女离魂》。他们的创作代表了中国元曲的巨大成就，对后世的戏曲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2、章回体

古代长篇小说的一种外在叙述体式。其特点是将全书分为若干章节，称为“回”或节、则。少则十几回、几十回，多则百馀回。每回前用单句或两句对偶的文字作标题，称为“回目”，概括本回的故事内容。每回开头以“话说”、“且说”等起叙，每回末有“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之类的收束语，一回叙述一个较完整的故事段落，有相对独立性，但又承上启下。章回体是为方便读者的阅读，在民间说书的基础上，借鉴史书“纲目体”的叙事体式，并吸收诗词、戏曲的艺术营养，综合创制而成的。因为符合民众的欣赏习惯，所以为明、清两代长篇小说所普遍采用。

3、前七子

明弘治、正德年间的诗文创作流派。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他们反对当时流行的台阁体诗文，自觉肩负改造文风的历史使命，以复古求革新，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旨在拯救萎靡不振的诗风，从而掀起了一场文学复古运动。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都有现实意义，但由于过分强调复古，文学的创造性显得不足，给文坛带来新的流弊。

4、后七子

明嘉靖、隆庆年间的诗文创作流派。以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因在前七子之后，故称后七子。后七子继承前七子的文学主张，同样强调以汉魏、盛唐的诗文创作为楷模，他们复古拟古，主格调，讲法度，互相标榜，广立门户，声势更浩大，从而把明代文学的复古倾向推向高潮。后七子的创作总体上不脱对前人的模拟，但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些人后来表现出某种重视独创和性灵的倾向。

九、唐宋派：是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一个散文复古流派。他们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提法不满，极力推崇唐宋文风，强调自然流畅、直抒胸臆、反对艰深为文、模拟剽窃，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前后七子的复古论调，对晚明“公安派”、清中叶“桐城派”都有重大启迪和影响。唐宋派中真正能摆脱道学束缚并取得较高成就的是著名散文家归有光。

6、公安派

明代后期以袁宏道及其兄袁宗道、弟袁中道三人为代表的诗文创作流派，因三人是湖北公安人而得名。他们反对前七子和后七子的复古主义，提出“世道既变，文亦因之”的文学发展观，主张“性灵说”，要求作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能直抒胸臆，不事雕琢。其创作成就主要在散文方面，清新活泼，自然率真，开拓了我国小品文的新领域。

9、“桐城派”

“桐城派”是清代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代表作家有方苞、刘大櫆、姚鼐，他们都是安徽桐城人，故称“桐城派”。创始人方苞，提出“义法”理论，主张言之有物，言之有序；刘大櫆发展了方苞关于“法”的理论，提出了“因声求气”说；姚鼐集大成，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从康熙时一直绵延到清末；地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对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作用。

10、性灵说

中国古代诗论的一种诗歌创作和评论的主张，以清代袁枚倡导最力。它与神韵说、格调说、肌理说并为清代前期四大诗歌理论派别之一。一般把性灵说作为袁枚的诗论，实际上它是对明代以公安派为代表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序小修诗》）诗歌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一。、神韵说：

1． 清代入仕诗人从“南施北宋”开始，民族意识所造成的沉重心态，已经逐渐淡化，他们的诗歌已经开始以新的面貌来与现政权取得和谐的相处。王士禛的神韵说，则是这种转变的根本完成。

2． 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消遣娱乐功能。

十三、神韵说：“神韵”即风神韵味,王士祯极赏唐司空图《诗品》“冲淡”、“自然”、“清奇”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妙悟”、“兴趣”之说，提倡“兴会”“神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要求诗歌有幽静淡远境界和含蓄隽永语言。

二、肌理说

1． 清代作家翁方纲认为王士禛的“神韵说”的问题在于空泛，沈德潜的“格调说”毛病在于食古不化，所以他提出“肌理说”。2． 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

六、台阁体

（1）台阁体是明代前期出现的一个文学流派，代表作家有杨士奇、杨溥、杨荣，他们都是台阁重臣。

（2）其创作内容均以粉饰太平、歌功颂德为主旨，风格雍容华贵、典雅工丽。除朝廷诏令奏议外，多属应酬、题赠或应制、颂圣之作。这种文风垄断了当时的文坛。

八、李梦阳：号空同子，其文学主张是：

①不满宋人理语，推崇民歌真情：他认为

宋人主理，作理语，宋无诗（《缶音序》）

古之文，文其人如其人便了，而今之文，文其人，无美恶皆欲合道（《论学上篇》）。

十、竟陵派：是继公安派之后，以湖北竟陵人钟惺、谭元春为首的一个文学流派。他们在反复古、重性灵上与公安派一致，但他们不满公安派鄙俚、轻率、浅露的流弊，主张“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心目”（《诗归序》），即通过乞灵于古人，达到一种“灵”而“厚”的创作境界。因此表现出“幽深孤峭”的风格。显示了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十一、童心说

（1）《童心》是明代后期作家李贽的一篇文章。他把文学作为宣扬其反传统、肯定个性精神的社会思想的有效工具，把代表人的赤子真心的“童心”作为文学创作和评价的最高准则。（2）针对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提出了他的文学进化论观点。（3）他高度评价小说戏曲的价值地位。

李贽的这些思想是制约整个晚明文学革新的重要杠杆。

对儒家传统思想和伦理纲常进行猛烈抨击，肯定人的自然欲望和物质追求。

十二、、公安派（公安三袁）

（1）“公安派”是明代重要的文学流派，“三袁”是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因他们是湖北公安人，所以被称为“公安派”。袁宏道最为知名，公安派的核心口号就是由他提出的。

（2）公安派用“独抒性灵”来反击文学领域中理学对个人灵魂的束缚。袁宏道认为文学的最高境界是“独抒性灵、不拘格套”。（3）他们的诗歌脱离“理”的束缚能够自由地抒发个人真实性情和表现个人生活欲望，并具有诗人的艺术独创特征。寻找以独创的精神表现个人真情实感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

第四篇：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古代文学（明清）名词解释整理：（明）

1、吴中四杰

明初诗坛颇具代表性的四位作家，分别是高启、扬基、张羽、徐贲，四人均为吴人，人称“吴中四杰”，以比拟“初唐四杰”。其中高启的文学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以致有人将他誉为“明代诗人之冠”。

2、台阁体

台阁体是是指以明初（永乐至成化年间）台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其特征为内容贫乏，题材是“颂圣德、歌太平”，多为应制、题赠、酬应而作。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不足之处为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关怀和对自我内在情感的切入，并缺乏艺术创作的热情。其后台阁体文风的流弊日益突出，遭到抨击，在前后七子复古论的冲击下逐渐退出文坛。

3、前七子

明代弘治、正德年间的文学流派，其代表人物是李梦阳、何景明，其他成员有康海、王九思、王廷相、边贡、徐祯卿，是一个以李梦阳为核心代表的文学群体。其文学主张有复古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高度重视古人诗文的格调法度，主情说：“真诗乃在民间”。但他们过多的重视古人诗文法度格调，束缚创作手脚，影响情感的自由充分表达。

4、后七子

明代文学流派，嘉靖中期，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重新在文坛举起了复古的大旗，声势赫然，为众人所瞩目，成员除李、王外，还有谢榛，宗臣等人。后七子进一步提倡复古，很大程度上承接前七子的文学思想，强调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只是后七子在学古过程中对法度格调的讲究更趋于强化和具体化，更加重视作家的思想感情在艺术创作中的主导作用。

5、唐宋派

嘉靖年间以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为代表的一个与前后七子对抗的一个散文复古流派。他们反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的文学观，标举唐宋古文，故称为唐宋派。其理论主张为复古，他们推崇唐宋的韩柳欧曾，唐宋散文，与七子不同，提倡“直据胸臆，信手写出”。其中文学成就较高的首推归有光。

6、童心说

“童心说”是晚明杰出思想家李贽的文学观念。李贽在《童心说》中提出“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

7、公安派

明代万历年间兴起的文学流派，代表人物有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其中以袁宏道影响最为突出，为共安派首要人物。因三袁世居湖北公安，故称“公安派”。其文学主张为性灵说：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重性灵，性灵核心就是真情、真声、真言。二是个性化，性灵就是独特个性的表现，公安派在明后期有较大的影响，但多数篇章局限于抒写闲情逸致。

8、明末爱国诗人(此题有待商榷)复社：明末以张溥、张采为首的具有政治色彩的文社。其宗旨是“兴复古学，务为有用”。重新标举“复古”，使文学为现实斗争服务。作品多表现时事，富于激情。

几社：明末以陈子龙、夏允彝为首的文社。政治态度、文学主张都与复社相近。

陈子龙：复社与几社文人中的重要代表，在文学主张上主张复古，但并不泥古不化，而是提倡在学习古法中贯穿作家个人的真情实感，实即要求学古与求真相统一。文学上以诗著名，七律最富特色。

夏完淳：杰出的少年民族英雄和作家。14岁参加抗清，牺牲时年仅17岁。其作品多受复古思想影响，明亡后，多有悼亡抒志及反映国变时艰，立志复国的篇章。

9、晚明小品文

晚明小品文是晚明散文的一大亮点，是公安、竟陵“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学主张的又一产物。其特征体制短小；适意性，即随意抒写；率真直露、真情实感。其作家中张岱成就最高，影响最大，代表作品有《西湖寻梦》、《陶庵梦忆》等，他把公安派的清新与竟陵派的陡峭熔于一炉，兼取两派之长。

（清）

1、清初古文三大家

清初古文三大家是 “文人之文” 的代表侯方域、魏禧、汪婉，主要从文章风格上力戒晚明文章纤佻，倡导恢复唐宋散文传统，以传记文见长。侯方域有《壮悔堂集》。散文往往将班马传记、韩欧古文和传奇小说手法熔为一炉，形成清新奇峭风格，而尤以传记散文见长。《李姬传》表现明末秦淮名妓李香君明大义、辨是非，不阿附权贵的高尚品德；反面人物阮大铖等均形象生动。文字简练，叙事分明，情节曲折，具短篇小说特点。魏禧有《魏叔子文集》。其文有凌厉雄杰、刚劲慷慨之气。叙事简洁，又善议论。内容多表彰抗敌殉节志士，具强烈的民族意识。《大铁椎传》是传世名篇。汪琬著有《尧峰文钞》。散文叙事有法，朴实流畅。反对“以小说为古文辞”，观点偏于正统。代表作为《江天一传》。

2、桐城派（此题有待商榷）

桐城派是清中叶最大的散文流派，因代表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派以方苞的“义法”为基础，形成了体系严密的古文理论。他们要求文章内容的纯正和言辞的文雅，重视行文的“神”和“气”，结合儒家道义而做文章，后经发展，声势更大。

PPT内容补充：“桐城派”文论：方苞首先提出“义法”主张。“义”即“言有物”，指文章的思想内容；“法”即“言有序”，指文章的形式技巧。他要求文章形式服从内容，语言“清真雅正”和“雅洁”，去掉“冗辞”，直到“一字不可增减”。刘大櫆是方苞弟子，论文以“法”为主，主张模仿古人的“神(指文法高妙)气(文章气势)”、“音节”和“字句”，把其师的“义法”具体化，对桐城派理论起了承前启后作用。

姚鼐是桐城派理论集大成者，他提倡“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义理”是程朱理学；“考证”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是文章辞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姚鼐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风格。“阳刚”即豪放，“阴柔”即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生出多样风格。

姚鼐又发展了刘大櫆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从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最终达到高境。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

3、梅村体

吴伟业的诗体风格。注重叙事，强调风情韵味，开创了叙事诗的新境界。其以明清易代的史实为题材，反映社会变故，感慨朝代兴亡；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写法，侧重叙事写人，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晚唐温、李的风情韵致及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代表作《圆圆曲》《永和宫词》等。

4、神韵说

“神韵”即风神韵味,王士禛极赏唐司空图《诗品》“冲淡”、“自然”、“清奇”和南宋严羽《沧浪诗话》“妙悟”、“兴趣”之说，提倡“兴会”“神到”，“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要求诗歌有幽静淡远境界和含蓄隽永语言，从而更加强调诗歌排闲解愁的消遣娱乐功能。

5、肌理说

翁方纲的论诗主张。认为“为诗必以肌理为准”。“肌理”包括义理和文理。他把思想意义(义理)与组织结构(文理)、学问材料(肌理)统一起来，认为作诗不在力求神韵，不在死守格调，也不在空谈性情，而在读书，有学问，有方法。把诗歌引向“考据入诗”的故纸堆，成了令人生厌的学问诗。

6、性灵说

袁枚的论诗主张。提倡“提笔先须问性情”，“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作诗不可以无我”，认为“诗有性情而后真”。既反形式主义，又反拟古主义，体现了一种革新精神，有一定进步意义。但是，它也有缺乏深刻社会内容的局限性。

7、阳羡词派

清代前期词坛流派，开山作家陈维崧，宜兴人，宜兴古称阳羡，故称。代表作家有万树，陈维岳等，其

风格悲慨高壮而充满苦涩凄怨，其创作为词的振兴做了很大贡献。而这种悲慨壮举，萧瑟凄怨之声随着清代的逐渐兴盛而被顺应太平的浙西词派所代替。

8、浙西词派

清初以朱彝尊为首的词派，因其主要作者皆为浙江人，故称。其词以姜白石（姜夔）、张炎为宗，主张以雅正矫显露，要求“字琢句炼，归于醇雅”，具古雅峭拔格调，疏淡清远意境，严谨和谐音律，由于重在字句声律上下功夫而限制了创作，也使该派具有了故意弄巧的嫌疑。乾隆后，常州词派兴起，浙西词派遂成衰势，但其影响延至后世。

9、清词三大家

“三大家”指陈维崧、朱彝尊、纳兰性德。

陈维崧 ：“阳羡词派”领袖。其《迦陵词》存1600余首，居清代之冠。多写身世之感和怀古之情。风格师法苏、辛，具苍凉豪放特色。《纤夫词》是陈词代表作。写清兵强征十万民夫为战船拉纤给百姓造成的灾难。取景壮阔，气魄雄伟，风格豪放，语言率直俊爽。是现实主义杰作。

朱彝尊 ：“浙西词派”领袖。纂辑唐、五代、宋、金、元词600余家词为《词综》。朱词有500多首。词风宗法姜、张，多在字句声律上用功，有精工隽永、清丽流畅之胜，但多精巧有余而沉厚不足。咏物怀古词常有寄托，如《长亭怨慢.雁》《卖花声．雨花台》。

纳兰性德有《饮水词》300多首。作词崇尚南唐二主，主情致，不事雕琢，反对模仿。其词直抒胸臆，情致深婉，语言清新自然，历来为人称道。以小令为主，偶有长调亦见工力。《蝶恋花·又到绿杨曾折处》《长相思．山一程》《金缕曲·亡妇忌日有感》均为传世名篇。惜其词多写离别相思，哀怨过多，情调低沉。纳兰词风格凄惋，可从他的平生遭际以及时代特点来探索其因。他虽多写个人哀怨愁苦，却反映了深刻的社会内容。

10、常州词派

清中叶以张惠言、周济为首的词派，以儒家诗教为理论基础，注重比兴寄托，主张意内言外，在当时直至晚清都有巨大影响。张惠言论词主张取法《风》、《骚》，强调比兴寄托。其词作俊逸深沉，但有时流于晦涩。周济其词被认为是 “意内言外”的典范,从创作与接受角度上，阐明词“非寄托不入”，“非寄托不出”，大抵写景咏物，有所寄托。

11、苏州派

明末清初的一个现实主义戏剧流派，以李玉为首，成员有朱素臣，朱佐朝、张大复、叶时章、毕魏、丘园等。因都是苏州人，创作倾向和创作风格都有共同特点，故称苏州派。此派作品大多能联系社会实践，思想性强，艺术上广泛吸取了各种民间艺术营养，取材质朴自然，生活气息浓厚，对一些落后倾向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当时剧坛上产生了一定影响。

12、“一人永占”

李玉早年的剧作以传奇《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为最著，俗称“一人永占”。

13、南洪北孔

我国清代杰出的戏曲作家洪昇和孔尚任，因洪昇是南方人，孔尚任是北方人，故名。洪昇的《长生殿》与孔尚任的《桃花扇》为清代两大传奇作品，它们以深刻的思想内容与独特的艺术成就，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4、《醒世姻缘传》

署名“西周生”作，约成书与清顺治年间。原名《恶姻缘》，全书100回，按佛教因果报应，写两世的两种恶姻缘。具有浓重的荒诞神秘色彩。在题材上继承《金瓶梅》，是《金瓶梅》之后问世的一部长篇世情小说，其以家庭生活反映社会问题，但它突出了社会人生的幻灭感。思想意蕴体现为全景式揭露吏治的腐败、世风的浇薄，以及荒诞结构下家庭和两性关系的真实展示。小说在以因果报应警醒世人的思想躯壳之下，包孕着呼吁尊重女性、夫妻应当“相敬如宾”的现实意义。

15、才子佳人小说

才子佳人小说是以青年男女爱情婚姻为题材的小说，是清代小说中数量最多的一种类型，代表作《平山冷燕》《玉娇梨》《定情人》《好逑传》等。其思想特征为失意文人的爱情婚姻梦；不同程度地肯定“真情至性”；

表达了新型的婚姻理想。这些小说既反映了对自由爱情婚姻的追求,突出女主人公的品质和才情，提高妇女地位，又竭力与传统伦理调和,摆出一副道学面孔。

第五篇：古代文学名词解释

中国文学史名词解释

古代文学名词解释（上）

1、《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西周初到春秋中叶诗歌305篇。包括国风、小雅、大雅、颂。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风”是指各地不同的音乐。“雅”是雅正之声，指周王朝京畿地区的音乐，又分大雅和小雅，也是缘于音乐的不同。“颂”是宗庙祭祀用的舞曲。

风雅颂：《诗经》所收录的都是曾经入乐的歌曲，作为一部歌曲集，诗经按音乐的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风、雅、颂三类。“风”指的是歌调乐调，特指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十五国风即十五个地方的世风乐歌。《诗经》十五国风大部分是民歌。“雅”是指周王朝都城及王畿地区的音乐，该地区本称“夏，“ 夏”通作“雅“，故王畿之乐称雅。王畿之乐被视为正声，典范之乐，故雅又有正之意。“雅“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31篇，小雅74篇，“雅“多数是贵族文人的作品，也有一些民歌。“颂”的解释有很多种，一说借作“容”，即形容，本指舞蹈姿态，作为音乐名词，特指配合舞蹈的歌曲在《诗经》中专指用于宗庙祭祀的音乐，较舒缓，包括《周颂》《鲁颂》《商颂》

2、赋比兴：赋：《诗经》在艺术上对后代文学影响最大就是赋比兴的表现手法。“赋者，敷陈其事物而直言之也”，也就是陈述铺叙的意思，从本质上讲就是直接描绘，直接抒情，直接铺叙；比：“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带比喻性质的一种手法。兴：“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引用其它自然现象引起所要咏叹的情感，有些甚至能起到比的作用。

3、四家诗：汉代传授齐、鲁、韩、毛四家诗说的合称。《鲁诗》为鲁人申培所传，《韩诗》为燕人韩婴所传，《齐诗》为齐人辕固生所传。三家诗为今文诗学，并立于学官，魏晋以后先后失传。《毛诗》为毛亨、毛苌所传，虽比三家诗晚出，但学有渊源，又经学大师郑玄作笺，流传至今。四家诗均在注释中力图宣扬儒家思想，但对诗之解释大同小异。

4、笙诗：又称“六笙诗”，指《诗经·小雅》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有声无辞。据《仪礼》记载，这六篇诗都以笙奏，故名笙诗。

5、春秋笔法：原指《春秋》作者以一字“寓褒贬，别善恶”来表明尊王攘夷、正名定分的思想倾向的写作手法。春秋笔法言简意赅，委婉含蓄，用词准确，浅显平实，表现出修辞学的发展，对后世的散文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其“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严格倾向性，也产生了消极作用。

7、《国语》：是一部按国别记载的史书，分别记载周、鲁、齐、晋、郑、楚、吴八国史事。约成书于战国初年，是战国早期人根据各国史料编订，以记言为主，书中记载的史实上起周穆王，下至鲁悼公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活动。其思想倾向于儒家。书中既尊礼，又崇德；既敬神，又重民。

8、《左传》：《左传》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历史著作，原名《左氏春秋》，相传作者是左丘明，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此外还附录了鲁悼公四年至十四年韩、魏、赵三 1

家灭智氏的史实。书中生动反映了这一时期巨大而深刻的历史变迁，再现了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有关的诸侯、卿大夫等各类人物的活动。有很高的叙事技巧。

9、《庄子》：《庄子》是先秦诸子散文中道家学派重要的一部著作，现存三十三篇，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本人自著，外篇和杂篇中的有些作品出自其门人和后学之手。《庄子》寓言丰富，想象奇诡，文风汪洋恣肆，有很高的文学成就。

10、楚辞：是战国后期楚国出现的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新诗体，它突破了《诗经》四言为主的句式，以六字句和五字句为基本句式，形式自由，句式多变，极富于表现力。它“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表现楚国的民俗风情，又吸取楚地许多美丽动人的 神话传说，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浪漫主义情调。此外，也指以屈原为首的一群作家的诗歌总集名称。

11、《九歌》：是屈原在楚国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整理而成的一组抒情诗，包括《东皇太一》、《东君》、《云中君》等十一篇作品。它保存了民歌原有的精神情韵，有独特的艺术风姿，充满了浓厚的浪漫主义。语言清新秀媚，情味幽深。

12、《九章》：作者是屈原，是楚辞中一组叙述屈原身世和遭遇的抒情诗，包括《惜诵》、《涉江》、《哀郢》、《抽思》、《怀沙》、《思美人》、《惜往日》、《桔颂》、《悲回风》九篇作品。艺术上主要采取直接铺叙，反复抒写的手法，所表现的感情较为直接，奔放。浪漫色彩则略逊于《离骚》。

13、宋玉：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宋玉作品篇目争议很大，大致可信的有《九辩》、《风赋》、《神女赋》等。这些作品除《九辩》外，多是赋作，是汉赋的源头。《九辩》的思想境界不及《离骚》尽管它也有自标高洁的咏叹和批判、揭露政局的黑暗，但是缺少屈原那种激切的情思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但对楚辞体也有新的创造。

14、散体大赋（汉大赋）：汉代兴盛起来的一种文学体裁，一种艺术形式。它除师承屈原、宋玉外，还师承《诗经》的“雅”、“颂”，是从战国时期的纵横游说之风发展起来的。这种作品多属为统治者扬威颂圣的文字，篇幅巨大，文字铺排堆砌。代表作品是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子虚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两京赋》等。

15、七体：赋的体裁之一，其特点是通过虚设的主客反复问答，按“始邪末正”的顺序铺陈七事。这种赋体由枚乘首创，典型作品即《七发》。后来模仿者甚多，以至于《文选》于赋体之外，另立“七体”。例如傅毅的《七激》、张衡的《七辩》、曹植的《七启》等，但都不及枚乘的《七发》。

16、汉赋四大家：指汉赋的四位大作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其中以司马相如为杰出代表，他的《子虚赋》和《上林赋》代表着汉大赋的最高成就，并成为后世效法的典范。

17、柏梁体： 柏梁体本来全称作“柏梁台体”。传到后世为才渐渐

被称作“柏梁体”。柏梁台是在汉元鼎二年建造的，因为以香柏之木

中国文学史名词解释

为横梁而得名，后来居太初年间为天火所毁。柏梁体的古体诗，其实就是每句压韵的七古。据说汉武帝筑柏梁台，与群臣联句赋诗，句句用韵，所以这种诗称为柏梁体。其实鲍照以前的七言诗（如曹丕的《燕歌行》）都是句句用韵的，古代并非另有一种隔句用韵的七言诗。等到南北朝以后，七言诗变为隔句用韵了。句句用韵的七言诗才变了特殊的诗体。唐朝诗人杜甫曾有柏梁体作《饮中八仙歌》。在这首诗中杜甫不仅完全为平声韵，且句句入韵，平声一韵到底；其中，船、眠、天、前等皆用重韵；所写饮中八仙，各自独立，互不相干，是古今柏梁体中的绝品。

18、古诗十九首：组诗名。汉无名氏作。非出于一时一人之手，大都作于东汉末年。南朝萧统将其合为一组，收入《文选》。形式都用五言体，语言朴素自然，内容多写夫妇间的离愁别绪和士子文人的失意之感，充满了感伤情调。

18、《汉书》：是我国第一部断代史，记载自汉高祖元年到王莽地皇四年，共229年的历史。东汉时期最杰出的史传散文。《汉书》先后经过四人之手才完成，分别为班彪、班固、班昭和马续，其主要作者是班固。在体制上承袭《史记》，而改“书”为“志”，取消“世家”，并入“列传”。全书分本纪

十二、表

八、志

十、传七十，共一百篇。

19、互见法：“互见法”是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创的一种写作方法。即是将一个人的事迹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其本传为主；或将同一件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而以一个地方的叙述为主。互见法分为人物互见法和事件互见法两种。《史记》特别注意人物形象和事件的统一性，为了既不伤害这种统一性，又能忠于史实，常常把一些不宜在本传写的材料安排到别的篇章中。通过人物和事件的互见法，司马迁使《史记》既有了史学的可信性，又有了文学的可读性。

20、建安风骨：东汉末年，建安诗人直接继承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真实广泛地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苦难，展示广阔的时代生活画面；抒发作家建功立业的理想壮志和积极进取精神；也流露出人生短促、壮志难酬的悲凉幽怨情绪。作品意境宏大，笔调明朗，形成雄健深沉、慷慨悲凉的风格。后人把这种建安诗歌的独特风格称为“建安风骨”。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蔡琰等。

21、太康文学：太康是西晋文学的繁荣时期，此时时局稳定，文人们有时间和精力用于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又因社会小康，文人多忘乎所以，歌功颂德，故形式主义文风亦日趋严重，追求文学作品形式的华美，创作成就并不太高，文人自学地追求作品的艺术表现，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学大潮是趋于浮艳，诗尚雕琢，文崇骈俪，词采绮丽成为诗文的普通特色。代表这种主流派风格的作家，首推潘岳和陆机。

22、陆海潘江：

22、玄言诗：晋室南渡，士族文人沉溺享乐，意志更加消沉，以玄学自我迷醉的风气日渐浓厚，其内容上是以谈论老庄玄理为主，少数兼及佛理的表述，在表达上则是抽象玄虚，淡乎寡味。缺少艺术

形象和真情流露，几乎无艺术性可言，东晋玄言诗代表人物有孙绰、许询等。

23、左思风力：这是钟嵘《诗品》对左思创作风格的评价。左思的诗歌，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咏史》八首，借咏史抒发寒士之不平及对士族的蔑视与抗争，感慨深沉、情调激昂，笔力矫健，是对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即是后世所说的“左思风力”。

24、元嘉三大家：指的是刘宋时期活跃在文坛的三位诗人：谢灵运、颜延之、鲍照，谢灵运大力创作山水诗语言工整精练，境界清新自然；颜延之喜用典故、堆砌辞藻，成就较逊；鲍照诗歌风格俊逸豪放、奇矫凌厉，表现了寒士的慷慨不平，他们艺术成就高，影响大，被称为“元嘉三大家”。

25、竟陵八友：南齐竟陵王萧子良礼才好士，一时天下文士皆追随之。其中文学成就较为突出、在当时名声最高的是“竟陵八友”：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其中沈约、谢朓成就最高，他们对声律的发明、诗歌艺术的精细起了重要作用。

26、永明体： 永明文学是指上自刘宋泰始二年，下至梁武帝天监十二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活动，而以齐永明年间为中心。“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从诗歌声律角度提出的一个概念，指五言诗从声律比较自由的古体诗走向格律严整的近体诗之间的过度阶段，其理论支持便是永明声律说。代表人物有谢朓、沈约等。

27、宫体诗： 宫体之名始于萧纲入主东宫之时，但沈约、鲍照、萧衍等人的艳诗已肇其端。内容上，主要是以宫廷生活为描写对象，具体的题材不外乎咏物与描写女性。情调轻艳，风格柔靡，注重词藻、对偶与声律。在艺术上继续了永明体的探索而更趋格律化。

28、徐庾体：指南朝梁徐摛、徐陵父子与庾肩吾、庾信父子的诗风和文风。他们的诗文绮丽，多变旧体，故时称“徐庾体”。“徐庾体”诗大多是奉旨应制之作，是“宫体诗”的代表作品。徐陵、庾信又工骈文，传统所谓“徐庾体”，更侧重于指“文”而言。徐陵、庾信在文学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将宫体诗所运用的隶事声律与缉裁丽辞文采的形式之美，完全巧妙地移植于“文”的创作中，使骈文耳目一新。

29、志怪小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种小说。内容主要记述神鬼怪异、远方异物，宗教迷信色彩浓重，但也有不少有意义的作品，代表作是干宝的《搜神记》。总体看，志怪小说艺术上还比较粗糙，但某些优秀作品在人物刻画、叙述故事、语言使用等方面达到了较高水平。

30、志人小说（轶事小说）：以记录人物轶闻琐事为主的轶事小说，在魏晋南北朝盛行。这与魏晋以来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社会风尚大有关系。今存比较完整的是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31、《世说新语》：笔记小说集，刘宋刘义庆撰，今本三卷，分三十六篇。内容为汉末至东晋名士们的遗闻轶事、清谈玄理、疏放举动的记录。在刻画人物和语言使用上有很高的成就，对后代小说和小品文的发展有重大影响。

32、上官体：以初唐上官仪为代表的诗歌风格。上官仪诗歌格律工整，内容多为应制奉命之作,歌功颂德，粉饰升平，形式上追求程式化。词藻华丽，“绮错婉媚”。时人多仿效。上官体的重视诗的形式

中国文学史名词解释

技巧、追求诗的声辞之美的倾向。上官仪提出“六对”、“八对”之说，对律诗的定型有促进作用。

33、初唐四杰：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四杰”反对纤巧绮靡，提倡刚健骨气。“四杰”作诗，重视抒情，有一种慷慨悲凉的感人力量。“四杰”诗风亦属“当时体”，没有完全摆脱当时流行的宫廷诗风的影响。但“四杰”为结束齐梁文风，开启盛唐之风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34、沈宋：指初唐诗人沈佺期、宋之问。沈宋都曾为宫廷诗人，所作律诗多为应制奉和之作，内容虽无甚可取，但词采精丽，且数量较多，又大都合律，使律诗的粘对规律逐渐为一般诗人所遵守，影响甚大，为近体诗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在贬谪期间也写了不少情韵俱佳的作品。

35、大历十才子：指中唐大历年间的十位诗人，即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夏侯审、耿湋，大历初年他曾在长安参加重要唱和活动，又创作倾向和诗风相近。其中以钱起、卢纶、成就最高。大历诗人创作内容较贫乏，诗风以清丽空灵、省净纤巧为主要特色，相对盛唐，由壮阔变为清秀，由重气势变为重韵味，艺术显得更为精工。

36、永州八记：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的精品，也是作者悲剧人生的审美情趣的结晶。“永州八记”是柳宗元在永州贬所写的八篇游记散文。“永州八记”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善于选取深奥幽美型的小景物，经过精心刻划，展现出高于自然原型的艺术之美。描写中贯注了浓烈的寂寥心境，借山水写作者凄苦的心地。

37韩孟诗派：是中唐时期一个影响较大的诗派，这个诗派的代表是韩愈和孟郊，此外还包括贾岛、卢仝、刘叉等，韩孟等人不满于大历以来华贵平庸的诗风，力图有所突破，他们的诗歌主要通过抒写个人的不幸遭遇来揭露社会的弊病，在艺术上追求奇特的形象，形成一种深险怪癖的风格。

38、唐传奇：唐传奇是中国小说发展的新阶段，它是远继古代神话传说和史传文学创作传统，是六朝志怪、志人小说的发展。它内容更丰富，题材更广泛，更具现实意义。在艺术上，传奇结构更为完整，情节更为生动曲折，人物形象也更为鲜明，完全改变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状况。从创作目的来看唐代传奇作家们是有意识地从事小说创作，而不像六朝小说那样，只是对人物轶事和怪异传闻作单纯的记录。由于作家这种自觉的艺术创造，使唐代传奇脱离古代小说的稚拙状态，形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样式。

39、变文：唐五代时与俗讲同时流行的民间说唱伎艺称为“转变”。转变，就是说唱变文。变文，或简称“变”，乃“转变”的底本。其特点是说唱相间，散韵组合演述故事，或辅以图画。

40、郊寒岛瘦：是苏轼对孟郊、贾岛诗歌风格的概括。他们都属于苦吟派诗人，内容多写饥寒穷愁，构思奇特尖新，意境清冷苦涩，风格孤峭瘦硬。

41、三十六体：晚唐李商隐、温庭筠、段成式都擅长骈体文，三人齐名，时号“三十六体”（三人在其从兄弟中皆排行第十六，故有

此称）。他们大力提倡四六文，风格华丽浓艳。以李商隐的骈文最具代表性，其骈文宛转流畅，典丽清峻。

42、敦煌曲子词：是二十世纪初在敦煌石窟中所发现的唐、五代人的写本的一部分；敦煌曲子词绝大部分是民间作品，证明“词起于民间”；这些民间词题材较广泛，反映的生活面较广阔，风格朴素、清新，是珍贵的原始资料。

43、花间集：后蜀赵崇祚编成《花间集》十卷，选录18位“诗客曲子词”共500首。代表作者有温庭筠、韦庄。内容主要写男女情爱，文采繁华，轻柔艳丽。《花间集》是最早的文人词总集。它集中代表了词在格律方面的规范化，奠定了以后词体发展的基础。

古代文学名词解释（下）

1、西昆诗派：是北宋初年一个影响极大的诗歌流派。当时一批文人奉命编撰《册府元龟》，他们在秘阁里吟诗唱和，切磋诗艺。后由杨亿将这些诗作编为《西昆酬唱集》一书，共收杨亿、钱惟演、刘筠等十七人的诗作二百五十首，全为近体律诗。他们以李商隐为宗，讲究声律文采、藻饰、用典，人们称这个诗歌流派为西昆诗派。

2、江西诗派：黄庭坚在世时，已有不少诗人追随其后，学其诗法，但此时尚无“江西诗派”一说。黄庭坚去世不久，吕本中编列了《江西诗社宗派图》，列黄庭坚为“宗派之祖”，下列陈师道、潘大临等二十五人，“谓其源流皆出豫章也”，江西诗派由此得名。此诗派的以风格和师承为判断依据，而不是以地域来划分的；此诗派只有一个观念性的社集，而非实有其组织聚会。

3、一祖三宗：是指宋代江西诗派的渊源和宗师而言的，江西诗派的创始人黄庭坚在艺术上以学杜甫诗为宗旨，尤其是学其到夔州以后的诗作，后来作家亦多主学杜，故其一祖为杜甫。除黄庭坚外，陈师道、陈与义亦是江西诗派的中坚人物，故江西诗派的三宗是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江西诗派的“一祖三宗”说由江西诗派的鼓吹者方回在其《瀛奎律髓》中首倡。

4、“活法”说：南北宋之际，江西诗派过于重视法度技巧的流弊渐显，加上时代巨变。江西诗派内部开始出现求新求变之风。吕本中是后期江西诗派最重要的诗论家，在理论上提出“活法”之说。即“规矩备具而能出于规矩之外，变化不测而亦不背于规矩”，主张摆脱既有的法则而自有所得，它标志着江西诗派内部的新变。

5、易安体：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其词艺术成就很高，善于提炼口语书面语，风韵天然。善于平常简练生活化的语言表现复杂微妙的心理和多变的情感流程。其词既具有女性的细腻柔丽，于温婉中有遒逸之气，旖旎中透出刚健、洒脱和俊爽，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婉约词，这种别树一帜的词风，在当时就广为流传，被称为“易安体”。

6、南宋四大家（中兴四大家）：南宋四大家，又称“中兴四大家”，指的是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这四大家虽然早期曾受江西诗派影响，但除尤袤外，其他三人均能跳出江西诗派的樊篱，自创面目。其中陆游是著名的爱国诗人，成就最高，而杨万里的诚斋体独具个性，而范成大的田园诗及纪行诗也很有影响。

7、诚斋体：南宋杨万里的诗风。诚斋体的风格特征是活泼自然，饶有谐趣。诚斋体的要素之一是诗人笔下的草木虫鱼充满生机和灵性，给诗歌带来活泼的风格。要素之二是想象奇特，语言流畅，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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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口语。杨万里作诗无拘无束，信手拈来，很有特色。但也产生了粗率、浅俗的缺点。

8、《四时田园杂兴》：范成大退隐石湖，写了许多田园诗，其中以《四时田园杂兴》最为著名。这组诗共60首七言绝句，每12首为一组，分咏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园生活。全面、真切地描写了农村生活的各种细节，使田园诗成为名副其实的反映农村生活之诗。语言自然清新。

9、江湖诗派：是继“永嘉四灵”而起的一个诗派，因书商陈起刊刻的《江湖集》而得名。代表作家有刘克庄、戴复古。其成员大都是落第的布衣之士和官场失意的小吏。他们功名失意，进退无据，只得流转于江湖，献文卖艺为生。他们或奔走于公卿权贵之门，或招群结友于市井乡间，结诗社，推盟首，相互酬唱应和，自然形成一种相近的诗风。后人以《江湖集》中诗人之诗气味相似，故称之曰江湖派。

10、永嘉四灵：指的是南宋后期永嘉的四位诗人，即徐玑，号灵渊；徐照，字灵晖；翁卷，字灵舒；赵师秀，字灵秀。他们都是永嘉人，字号中又都有一个“灵”字，诗风又极为相近，故谓之“永嘉四灵”。“四灵”作诗以贾岛、姚合为宗。以五律为主要诗体。内容多描写景色和隐逸生活，艺术上精雕细琢，玲珑雅洁。

11、“二窗”：吴文英号梦窗，其词集为《梦窗词》；周密号草窗，其词集为《草窗词》。二人同为南宋中后期清雅词派的作家，词的内容也多为身世之感和离别之情，且往往融入哀时伤世的黍离之悲，艺术上二人均追求清丽工巧，旨趣相近。故时人并称他们为“二窗”。七宝楼台

12、元杂剧：又称北杂剧，是在诸宫调和金院本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成熟的戏剧形式，由“四折一楔子”构成。折是音乐单位，一折里只用同一宫调的一套曲子，四折就是四大套曲子，可选用四种不同的宫调。楔子的篇幅较短，一般放在第一折前交待剧情，起序幕作用；也可放在折与折之间，起过渡承接作用。在表演上由一人主唱，其他角色都不唱，只用宾白。

13、元诗四大家：“元诗四大家”是指元代中期活跃于诗坛的四位诗人，他们是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四人的诗歌创作，在题材内容上大致相同，艺术上也比较相近。皆雄浑流丽，多模往局，少创新规。“四大家”的艺术风格同中有异，各人也还有一些自己的特征。其中最优秀的诗人是虞集。擅长律诗，意境浑融，风格深沉。

14、铁崖体：元末最具艺术个性的诗人是杨维桢。他打破元代中期缺乏生气，面目雷同的诗风，追求构思的超乎寻常和意象的奇特不凡，从而创造了元代诗坛上独一无二的“铁崖体”。最能体现“铁崖体”特色的，是他的乐府诗。以气势雄健的奇思幻想突破了元代中期诗歌甜熟平稳的畦径，给人以石破天惊的感觉。杨维桢有时一味求奇，不免诡异晦涩。

15、“二拍”：是凌濛初编撰的拟话本小说集《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的合称，各收拟话本小说四十篇，除一篇重复，一篇为

在艺术上也更具有统一的剧作个性，它是拟话本小说在体制上定型的标志，也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16、院本：指民间散乐戏班所用的脚本，是宋杂剧在宋、金南北分治之后，保留在北方并得到发展的舞台艺术。院本的角色行当体制与宋杂剧相同，以净色为主。它以滑稽调笑的科诨见长，可唱小曲，与以旦、末演故事的元杂剧有所不同。是宋杂剧到元杂剧过渡的形式，是元杂剧的直接源头。对元杂剧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7、董西厢： 是指金代董解元创作的《西厢记诸宫调》，为了和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区别，故称。董西厢是在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的基础上创作而成的，在情节、结局、人物塑造等方面，都作了较大的修改。最重要的是作者从根本上改变了原作的主题，热情歌颂崔张二人大胆追求爱情，并以才子佳人终成眷属代替莺莺被抛弃作为故事的结局。同时红娘也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并由此而成为王实甫所作《西厢记》的蓝本。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8、《论诗绝句三十首》：元好问在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其《论诗绝句三十首》评论了上自汉魏、下迄宋季的重要诗人及诗派，表达出重视自然天成的意境和雄放壮伟的风格的诗学主张。他的论诗绝句自身也是优美的诗歌作品。

19、《酸甜乐府》：元代后期较有成就的散曲作家有贯云石与徐再思。贯云石号酸斋，风格豪放中见清逸。徐再思号甜斋，风格婉约清丽。后人把两人的作品合辑，称《酸甜乐府》。

20、四大南戏（荆拜刘杀）：是元末明初南戏的代表作，简称“荆、刘、拜、杀”。是《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四部南戏的合称。这四部戏体现着南戏的发展变化，“四大南戏”中的三个剧本都有传说中的作者，表明文人在南戏写定过程的作用。这些剧本既贴近民间，又显示出文人对南戏写作的渗透，提高了南戏在曲坛的地位，尤其在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等方面取得了诸多成绩，对后来的南戏、传奇创作影响深远。与《琵琶记》一起，提高了南戏在曲坛的地位，彰显着南曲创作的生命力。

21、《四声猿》：明代徐渭的一组杂剧，《四声猿》包括了《狂鼓史》、《玉禅师》、《雌木兰》、《女状元》四本短戏。《狂鼓史》和《玉禅师》是对黑暗政权和虚伪神权的猛烈抨击和尽情戏弄。《雌木兰》和《女状元》是对女性的赞歌，也是对人才遭埋没的惋惜与哀叹。徐渭的杂剧创作活泼畅快，嬉笑怒骂，开辟了讽刺杂剧的新路。他又精通声律，《女状元》杂剧全用南曲，也具备开创意义。

22、南戏（永嘉杂剧）：又称 “戏文”，是我国最早成熟的戏曲形式。是北宋末叶至明嘉靖末期，由最初的“温州杂剧”流布长江中下游和东南沿海各地、繁衍而成的、性质相类的民间艺术的总称。因多用南曲演唱，故名。又因最早起源于浙江温州（古称永嘉），故又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

23、永乐大典戏文三种：指在明代永乐年间官修的《永乐大典》中收录的三种宋元戏文。有三种南戏，它们是《张协状元》、《宦门子弟错立身》、《小孙屠》。这三种戏文基本保持了宋元南戏的旧貌，无论在语言、情节方面，还是在曲牌运用、脚色安排方面，都表现杂剧外，实有七十八篇。它在内容上更有时代气息和作家个人特色，出鲜明的早期南戏特色，质率古朴，简素无华，具有极高的文献价 4

中国文学史名词解释

值。“戏文三种”为今存最早南戏剧本，虽然在艺术上还比较幼稚、粗糙，但在戏剧史上，却有着不容忽视的的价值。

24、临川四梦（玉茗堂四梦）：是明代剧作家汤显祖的《紫钗记》、《牡丹亭》、《南柯记》和《邯郸记》四部剧作的合称。因作家是江西临川人，且四部作品皆以梦境来展开故事情节，故此得名；或以其书斋名合称 “玉茗堂四梦”。在这“四梦”中，又以《牡丹亭》和《邯郸记》的成就最高。正是凭借这“四梦”，汤显祖确立了自己在中国戏曲史上的不朽地位。

25、吴江派：是以沈璟为代表的注重戏曲格律的传奇派别。他的曲论核心是强调“场上之曲”，一是格律至上，二是推崇语言“本色”，从剧本有利于舞台演出的角度要求文辞服从格律，服从观众，强调剧本的舞台性。沈璟是吴江人，赞同并依其曲论进行创作的作家，多为其子侄、门生及追随者等。故这个明末著名的传奇派别称为吴江派。

26、汤沈之争：指明代戏曲作家汤显祖与沈璟围绕 “曲律”所产生的分歧与争议。汤显祖注重剧作的“曲意”，认为为了充分表达“意、趣、神、色”，为了内容的需要，可以突破格律束缚，违腔迕律；沈璟则从场上之曲出发，强调合律，认为只要作曲合乎曲律，内容倒在其次。“汤沈之争”仅只是创作观点的不同，并不能被视为带有政治意义的对立，也没有好与坏、进步与落后、正确与错误之分。正是二者的补充、融合，推动了传奇艺术的发展。

27、公安派：指明代后期以袁宏道为首，包括袁宗道、袁中道在内的文学派别，因他们三兄弟是湖北公安人，故称“公安派”。他们以李贽的“童心说”为指导，提出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主张，用“独抒性灵”来反击文学领域中理学的束缚，找到了以独创的精神来表现个人真情实感这一文学的最高境界，主张创新，比较重视文学的时候精神，在诗歌的抒情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28、话本小说：是经过文人编篡整理的小说话本。所谓“话本”，就是“说话人”说话所依据的底本，原只是师徒相传的“说话”的书面记录，是口头文学，所以是口语体，口气也是针对听众的。但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小说话本，已是经过下层文人加工、可供阅读的话本小说了。

29、竟陵派：继公安派之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崛起于文坛。钟、谭均为湖北竟陵人，因名竟陵派。竟陵派看重向古人学习，达到一种所谓“灵”而“厚”的创作境界。追求一种幽深奇僻、孤往独来的文学审美情趣。竟陵派对纠正明中期复古派拟古流弊起着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缩小了文学表现的视野，显示出晚明文学思潮中激进活跃精神的衰落。

30、拟话本：明代后期，随着长篇通俗小说的繁荣，话本小说也发生了重要变化：由过去供艺人讲述的底本变而为社会上普通读者的案头读物，出现了大批以阅读为编写和出版目的的短篇小说。这种在体制上与宋元话本大致相同、具雅俗共赏性质的白话短篇小说，即是“拟话本”，或称“拟宋市人小说”。

31、诸宫调：指同一宫调的若干曲牌联成首尾一韵的短套，再用不同宫调的短套联缀成长篇的说唱体文学形式，它由韵文和散文两部

32、散曲：是配合当时北方流行的音乐曲调撰写的合乐歌词，是一种起源于民间新声的音乐文学，是当时一种雅俗共赏的新体诗。在元代，散曲一般称为乐府或词，有小令和套数两种基本形式。

33、“三言”：是冯梦龙编篡整理的三部拟话本小说集的总称，它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和《醒世恒言》，每集各四十篇，共一百二十篇。它是以普通市民及其生活为主要表现对象，具有雅俗共赏性质的新型通俗小说形态，是明代拟话本小说成就最高的代表作之一。

36、台阁体：自明永乐至成化年间，在文坛占主导地位的是“台阁体”。台阁体则指以当时馆阁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台阁体诗文内容贫乏，多为应制之作，题材常是“歌太平”，艺术上追求平正典丽。

34、《今古奇观》：至明末，有署“姑苏抱瓮老人”者，见“三言”与“二拍”共200种，“卷秩浩繁，观览难周”（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故从中选取40种成《今古奇观》。后三百年中，它就成为一部流传最广的白话短篇小说的选本。

35、唐宋派：是出现在明代中期嘉靖年间，以反拨李梦阳、何景明为代表的前七子的复古理论为主要目标的文学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反对以文采取代道统，主张恢复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传统，倡导文道统一。

36、章回小说：是在宋元讲史等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它的特色是分章叙事，分回标目，每回故事相对独立，段落整齐，但又前后钩连、首尾相接，将全书构成统一整体。明代章回小说在体制上得以定型的同时，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日趋成熟。以《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词话》“四大奇书”为主要标志。

37、茶陵诗派：从成化到弘治年间，台阁体诗文创作趋向衰落与消退，这一时期对文坛有着重要影响的则是茶陵诗派。茶陵派以李东阳为主。李东阳提出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他的有些作品摆脱了台阁体的束缚，表现出更为广阔的生活视角，刻画了作者个人的真情实感。

38、“童心说”：是晚明时期杰出思想家李贽的文学观念。“童心”就是真心，也就是真实的思想感情。他认为文学都必须真实坦率四表露作者内心的情感和人生的欲望。在李贽看来，要保持“童心”，使文学存真去假，就必须割断与道学的联系；将那些儒学经典大胆斥为与“童心之言”相对立的伪道学的根据，这在当时的环境中自有它的进步性与深刻性。

39、《清平山堂话本》：现知最早的话本小说总集是嘉靖年间洪楩编刊的《清平山堂话本》。原书分《雨窗》、《长灯》、《随航》、《欹枕》、《解闷》、《醒梦》六集，共60种，故又称《六十家小说》。今仅残存29篇一般学者认为它们基本上保存了宋元明以来的一些话本小说的原貌，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40、阳羡派：清代陈维崧的词师法苏、辛，尤其接近辛弃疾豪放苍凉的词风。陈维崧属江苏宜兴人，宜兴古地名称“阳羡”，所以陈维崧为代表的词派被称为“阳羡派”。属于这一词派的作家还有蒋士铨分组成，采用唱歌与说白相同的方式演说故事，基本上属于叙事体。等。

中国文学史名词解释

41、神韵说：清初王士禛所倡导的诗歌理论，强调诗必须尤神情韵味，写诗只取“兴会神到”，诗的内容要朦胧含蓄，似有寄托，又难于实指，所谓“神韵说”就是力图摆脱政治等社会因素对诗歌艺术的干扰，注重诗歌本身淡远清新的境界和含蓄蕴藉的语言，从而加强诗歌消遣娱乐功能。

42、格调说：以清中叶沈德潜为代表的一种诗歌理论，强调学诗必学古，尤重唐音。偏重模拟古人声调、音律和体式，推崇“格高”、“调响”。所谓“格调说”就是用唐诗的格调去表现封建政治和伦理思想，在表现上要恢复儒家“温柔敦厚”、“忠正和平”的诗教传统，并用唐诗的格调将这种意图落到实处。

43肌理说：清代作家翁方纲提出“肌理说”。主张“为学必以考证为准，为诗必以肌理为准”。所谓肌理说包括以儒学经典为基础的“义理”和结构辞章方面的“文理”。翁方纲的肌理说实际上就是要求以学问为根底，以考证来充实诗歌内容，使义理和文理统一。

44、性灵说：1． 清朝乾隆年间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接过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认为写诗要抒发人的真性情。他对清代以来的各种诗歌理论观点予以全面排斥。他的这种反传统、求创新的特点，是对于清代以来道统文学观的强大权威的挑战。2． 性灵派的成就主要为诗歌，其中七绝和七律尤佳。

45、浙西词派：朱彝尊是浙西词派开创者，与李良年、李符、沈皞日、沈岸登、龚翔麟号为“浙西六家”，他推尊词体，宗法南宋，以姜夔、张炎为圭臬，还与汪森辑录《词综》，主张以雅正矫正显露，归于醇雅。要求词有古雅峭拔的格调，疏淡清远的意境，严谨和谐的音律。

46、常州派：清朝中叶，以张惠言、周济为代表的常州词派崛起，该派以周邦彦为宗，从内容质实的角度主张恢复风骚传统，强调寄托比兴，主要还是表现个人生活和遭遇的曲折吐露，要求“意内言外”，推尊词体，认为词的地位与诗相等。他们词风较为质实，但其内容范围仍然比较狭窄，往往词风隐晦。

47、梅村体：吴伟业号“梅村”，其诗歌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艳动人的风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绝，一时尤称绝调。”他是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艺术个性的诗体，被称为“梅村体”。代表作有《圆圆曲》等。

48、南施北宋：对清初诗人施闰章、宋琬的合称。施是安徽宣城人，宋是山东莱阳人，故名。施诗清丽，宋诗沉雄。二人在清初诗坛均有一定地位。

49、桐城派：是清代中期重要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所以被称为“桐城派”。方苞将自己的散文理论核心概括为“义法”二字，“义”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刘大櫆是方苞的弟子，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姚鼐对古文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对前人的学说进行了融合和总结，使之更加具体化。他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

50、、一人永占：清初李玉早年的剧作以《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为最著，称为“一人永占”。2《一捧雪》脱胎于严嵩构陷王抒的故事，《人兽关》谴责忘恩负义。《永团圆》演一个

嫌贫爱富的故事。《占花魁》演《醒世恒言》里《卖油郎独占花魁》的故事。3表现力求尽致，强化了戏剧冲突，剧作便有感染力。

51、苏州派：明末清初重要戏曲流派。以李玉为首，此外还有朱素臣、朱佐朝等，因他们都是苏州人，且经常集体进行戏曲活动，故得名。他们多注重表现重大政治事件或历史风云，揭露社会黑暗。讲究本色当行，注重舞台效果。

52、鼓词：是明清时期的一种曲艺形式，主要流行于北方，以鼓板击节，配以三弦伴奏。说用散体，唱为韵文。其唱词一般为七言和十言句。2有说有唱的成套大书，篇幅较大。后又有与“弹词开篇”相近、只唱不说的小段，称“大鼓书”或径称“大鼓”，至今流传。

53、子弟书：流行于北方的另一种曲艺形式为子弟书，旧说创始于满族八旗子弟，故名。子弟书属于鼓词的一个分支，只唱不说，演出时用八角鼓击节，佐以弦乐。子弟书传世作品有《黛玉悲秋》、《草桥惊梦》等。

54、“诗界革命”：1近代后期由资产阶级文化思想更新带来的文学变革之一，是诗歌领域出现的“诗界革命”。2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是梁启超，“诗界革命”旗帜的则是黄遵宪。3反帝卫国、变法图强是他诗歌的两大重要主题。

55、小说界革命：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了“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这是“小说界革命”的开始。首先，梁启超强调了小说对于社会改革和社会进步的积极作用，将其地位提高到经史、语录、律例之上，打破了千百年来鄙薄小说的传统偏见。其次，提倡小说界革命，将小说创作纳入资本主义社会改革的轨道，并为小说作出新的分类，为新小说的创作题材揭示了广泛而现实的内容范围。揭示了小说具有“浅而易解”、“乐而多趣”的艺术特点，分析了小说具有“支配人道”的“熏”、“浸”、“刺”、“提”四种艺术感染力量。

56、四大谴责小说：在清末“小说界革命”浪潮中涌现的最具影响的长篇小说，是被鲁迅称为“谴责小说”的李宝嘉《官场现形记》、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老残游记》、曾朴《孽海花》四部作品。这类作品抨击腐败，直抉时弊，形成近代一股强劲的批判现实的文**流。

57、同光体：“同光体”的代表作家有沈曾植、陈三立、陈衍、郑孝胥等。陈衍是这一派的理论家。“同光体”是宋诗运动的继续。陈衍提出“三元说”（《石遗室诗话》卷一），即上元盛唐之开元，中元中唐之元和，下元北宋之元佑。沈曾植提出“三关说”（《与金潜庐太守论诗书》），即作诗要通过宋之元佑、唐之元和、南朝刘宋的元嘉三关。以宋代江西诗派为宗，艺术上刻意求新，不同流俗，选用僻词拗句，隐晦生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