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的增长一个国家和市场互动的故事

第一篇：佛山的增长一个国家和市场互动的故事

佛山的增长一个国家和市场互动的故事

佛山一环高速公路，是一条由当地投资建设的公路，连接了佛山的许多专业市场集群，并通过制度设计巧妙缓解了困扰许多其他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问题。（CFP/图）

佛山的增长：一个国家和市场互动的故事

——城市在中国增长模式演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编者按：在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对关系。新一届领导班子也在中共十八大报告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多次表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所在。

这一对关系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与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合作的一项调研，历时一年，试图以一个中国先锋城市的鲜活案例，来理解这对关系，并展现这对一个城市及国家的增长究竟有多么重要。

佛山被选择作为标本——这个普通却又发展迅速的城市，无论是过去的发展历程还是今天面临的诸多挑战，都是中国城市的典型代表。对其进行研究，也便因此对其他地方更具借鉴意义。

在这项一共包括十四篇中文报告、八篇英文报告的研究付梓之际，南方周末征得课题组同意，刊发这一研究的概要版，以及部分内容的摘要，以飨读者，并希望以此开启更多讨论。

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2012年中国的人均GDP仅为6156美元，处在世界银行标准所规定的中上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未来可能面临两条截然不同的增长路径：

中等收入陷阱路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增长；

新增长秩序路径：包容、创新和可持续的增长。

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增长模式的不断演化，无论是佛山这样的城市，还是整个中国，都有可能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朝着以包容、创新和可持续为主要特点的新增长秩序迈进。

佛山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可连接全球重要港口和航线。几个世纪以来，这一地区的华侨遍布世界各地，并一直与国际贸易伙伴保持着密切联系。作为一个拥有七百多万居民的经济重地，佛山在市场发展中所取得的诸多成就，和在应对中国工业化及城市化过程中所面临的结构失衡挑战，都具有代表性。

佛山的发展模式对有关中国经济增长的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这种传统观点一般认为中国的增长特点是政府主导、出口为主、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供给，但缺乏创新。我们的研究则表明，这种传统思想可能只有一半是正确的，而演化中的政府-市场互动对佛山的增长起着关键的作用。

可能导致中等收入陷阱的因素

地方财政失衡

由于国家的贷款利息低并且财政状况不佳的城市不能破产，地方政府有动力进行大量具有潜在风险的借贷。2012年佛山的债务还本付息成本占其预算财政收入的47%，并且还债资金目前主要靠不可持续的预算外土地销售收入。

获得信贷的可能性与项目的生产率与回报之间不匹配

中国尚未制定出适当的工具来抑制不可持续的债务积累。国有企业和政府资助的项目往往能获得优先贷款，从而挤占有高生产率的民营项目的融资。影子银行利率目前超过20%，而正规银行部门仅为7%，无论是在佛山，还是在中国其他地方，中小企业都难以获得足够的信贷。

污染和生活质量

由于缺乏可执行的机制来保护环境资产，工业污染泛滥，居民的生活质量受到影响，最终有可能削弱城市留住人才的能力。

可能迈向新的增长秩序的因素

跨越中等收入的增长

2012年，佛山的人均GDP达到14828美元，高于上海的13553美元，远远高于世界银行设定的12616美元的高收入国家门槛。中国还有16个城市也超过了这个标准，再加上佛山，这些城市的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约11%，它们的GDP占全国GDP的约30%。

中产阶级财富的快速积累

佛山的经济增长导致了土地的稳步升值，相应增长的财富广泛分配给集体土地所有者，催生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推动了生产力、收入和购买力的提高。这个过程始于佛山工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并持续至今。2010年，佛山人均房产价值几乎达到了50000美元，是2005年的四倍并且超过了当年人均GDP的四倍。

高质量基础设施支持了增长

地方政府建设了强大的实体基础设施以支持佛山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2012年佛山的城市化率已达到了94%，位列中国第三。这种成功离不开市、县和镇级地方政府与民营部门之间的密切协作，也离不开不断进步的、有效的财产权制度框架。

可被其他城市复制的佛山经验

虽然佛山的发展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城市发展的故事，但佛山的改革和经济增长比中国的其他城市先行一步。自1979年以来，佛山的人均GDP从300美元增长到14828美元，其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六个方面，并可供中国其他地区参考学习甚至复制。

1.民营经济带动的增长

1978年至2012年间，佛山的名义GDP从大约7.74亿美元增至1977亿美元。特别是最近几年，这种增长大部分是由该市的民营经济所拉动。2012年，民营经济贡献了佛山62.5%的GDP增长。截至2011年底，佛山有34万家民营企业，大约每20个居民就有一个民营企业。即便是仅考虑收入超过320万美元的企业，民营经济在2012年的增长也是最快的，高达13.1%。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增长率仅为5.7%。

2.日益由国内市场拉动的增长

2010年，佛山的工业产值超过了2410亿美元，在中国所有地级城市中位列第五名。在中国30个重要制造产业中，佛山在其中22个产业的产值超过了全国总产值的1%，而佛山的人口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5%。

截至2011年底，佛山仅有2%的外资企业。2012年，虽然佛山整体经济持续增长，但净出口值仅占GDP的18%，与2006年的30%相比稳步下降。这使得佛山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大大低于温州（25%）、东莞（32%）和深圳（37%），表明佛山正成功地转向以国内消费为主的生产。

3.嵌入全球供应链的本地产业集群拉动的增长

佛山各区镇的经济活动十分活跃，三十多个专业化的产业集群镇，主要以本地供应链和中小型企业组成。市场制度的不断改善既降低了交易成本也扩大了这些产业集群镇的市场力量。例如，一个镇专门经营家具和照明灯具的批发和零售市场，另一个镇专门从事家具和照明灯具的制造，第三个镇专门生产家具行业的机械产品，而第四个镇则专门经营钢材批发和零售市场。

佛山正在发展两个重要的新商业区，来作为这些专业市场集群镇的补充。一个是中德工业服务区，目标是提升佛山市政府在支持中小型企业方面的服务水平；另一个是广东省金融高新技术服务区，大中华地区的许多高端金融机构正在此设立后台支持中心。佛山产业集群的做法正被许多有工业规模的中国城市所仿效。

4.通过吸引及留住外来人才促进增长

佛山的成功极大地得益于外来劳动力的贡献，佛山能否持续增长取决于能否吸引和留住他们。外来人口占据了佛山几乎一半的人口和几乎三分之二的劳动力。尽管他们的平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低于佛山市民，但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来到佛山后生产能力和生活方式得到了明显改善。由于当地的改革，他们也越来越能够享有与当地人一样的社会服务，特别是在职业培训、医疗保健、住房和社会保障领域。佛山的这一做法对其他城市有借鉴的价值。

5.地方政府权力下沉带来的增长

在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期间，佛山市政府已把很大一部分的职责下放给了下一级的区县、乡镇和村/街道。这是广东省各城市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色。

从1980年到2012年，市政府的财政收入占佛山市地方政府总财政收入的比重从34%下降到14%。自1998年以来，佛山市南海和顺德两个区（均为中国的百强工业区）的财政收入已超过了佛山市政府。基于对当地企业的第一手了解，权力下沉有助于地方根据具体情况做出及时有效的决策。这种更加分散及下沉的权力结构也激励各个地方政府在软硬件基础设施方面展开更为有效的竞争与合作，从而对公众、企业和市场采取一种务实并且适合的工作方法。

6.通过社会发展创新来支持增长

佛山活跃着一千多个行业协会和非政府机构，位于中国的地级城市之首。社会组织的发展反映出地方政府向社会放权的成果。2011年，佛山市将其财政收入的33.6%用于教育、促进就业、健康保健和社会保障方面。佛山的社会服务水平相对全国较高，并且包含许多地方创新。

顺德区是地方政府大部制改革的先锋，减少了腐败和官僚主义，鼓励了有利于公众及企业的政府服务。顺德区还在基层试点建立了长期性的党务办公室，利用在线平台收集、报告和跟进市民对腐败和社会问题的意见。

佛山对中国下一阶段改革、增长和城市化的启示

我们的研究表明，随着中国增长模式的不断演进，像佛山这样的城市乃至整个中国有望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朝着新增长秩序迈进。首先，积极的政府-市场发展互动的核心要素在中国大多数城市可保持和复制，正是这些核心要素把佛山带入了高收入城市之列。其次，2013年11月，中国新一届领导层宣布进行重大改革来解决增长风险，强调将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对于前进中的中国，如果能借鉴以下十条从佛山发展历程总结出来的经验，其未来改革将会受益匪浅：

1.建设能够推行有时会非常艰难的改革的领导班子和体制；

2.创建一个具有不断学习和适应能力的政府，便于对最佳实践、知识和业绩进行有效融合和优化；

3.通过给予地方政府充分的自主权来试点体制改革和市场实践，为地方政府培育一个健康、守纪的竞争环境；

4.建立通往全球和国内市场的可靠供应链和运输链；

5.建立并执行土地、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的有效产权设施，包括有关排放和污染的清晰权利和责任；

6.建立类似于美国破产法第九章和第十一章的让失败企业和城市退出或重组的机制，对表现不好者予以惩罚，同时对为了社会效益而承担风险者予以奖励；

7.建立为有生产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融资的机制与平台，特别是服务行业的中小企业并且最好是通过股权投资的方式，因为它们是创造就业以及地方乃至全国经济动态增长的关键；

8.确保劳动力流动并且推动持续的企业人力资源升级；

9.为民营企业家建立一个鼓励创新的制度环境；

10.建立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制度反馈机制，确保来自社会各界的市民能够有效参与当地治理。

三中全会的启示

2013年11月举行的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加强政府为包容性、创新性以及可持续增长提供物质和制度基础的作用。

会议提出的各项改革与我们从佛山获得的经验一致，并且由于以下因素而非常有可能被付诸实施：

改革的压力和意愿：许多高级官员都有担任市长或省长的重要实践经验，他们承认，中国的经济如果由中央和地方的官僚机构替代市场，是难以发挥其全部潜力的，因为这会滋生腐败和社会不稳定。

领导层：党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建立将有助于协调和推动改革日程，尤其是在克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方面。

战略：改革蓝图是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和务实的，并以2020年为实施期限。这一阶段改革蓝图的重点是建立基本的经济制度，涵盖产权、竞争政策、公共财政、城乡一体化、通过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来建立公私混合所有制并对国有资产进行管理、鼓励创新以及国际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同时也包括政治、社会、法律、文化、生态和国防领域内众多相互联系的改革。

经验和务实：会议提出的改革方案反映了从经营不良的企业、城市和部门中所学得的教训。改革方案也借鉴了佛山等开拓性城市的经验，这些城市正引领着全国的增长，许多三中全会提出的政策和制度改变已经在这些城市实施了。

动力和动态因素：城市间的竞争对中国的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运营良好的城市能够吸引外来人员，通过制度和实践创新增加收入和财富，而运营不好的城市则失去人员和资源。这种通过适应性实验和通过学习当地及国际实践而形成的竞争文化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的官僚机构中，并且在他们计划、试点、评价、调整和执行改革的方式中反映出来。

注：此研究项目由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杰出研究员刘明康和学术副总裁肖耿主持，并由该院与佛山市、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学术委员会办公室分别组织的研究员团队合作完成。来自内地的研究团队由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组织领导。

相关的子报告分期完成后，南方周末网站将与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同步刊载。

第二篇：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努力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屈指算来，我阔别南开中学已51年了，正式回母校看望师生，这还是第一次。我愿借此机会同大家谈谈心。我于1942年农历八月出生在天津北郊宜兴埠一个书香门第。我爷爷在村子里办学校，曾祖父是农民。再往前，我家都是农民。我们家是从什么地方来到天津的，至今也没有人能说清楚。据说是从山西来投奔这里的温氏家族的。因为家里穷、没有地位，温氏家谱始终没有把我们家列入其中。

爷爷办的乡村小学，是冲破地主豪绅的阻力，第一个招收女生的学校。我记得，他常年为两件事奔波：一件是招聘教师，一件是为学校筹款。就是这样一所小学，很多教师都是大学毕业生，有的解放后当了教授。外婆家也在本村，外公去世很早，外婆靠开一个小药店谋生，家里还种着几亩地。每年秋天收玉米时，我坐在板车上的玉米堆里从地里回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我出生的年月正是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大“扫荡”和实行“三光政策”的时期。妈妈对我讲的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日本侵略者将全村人集合在村西南的空地上，四周架起机关枪，用刺刀杀死无辜的平民。当时，妈妈把我紧紧搂在怀里。这件事深深刻在我的脑海里。

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军队为“坚壁清野”，放火烧了宜兴埠。我的家连同爷爷办的学校、外婆家和她的小药店，全部化为灰烬。我们家逃难到天津城里，住在救济院。外婆在逃难中生了病，没过多久就去世了。她是最疼爱我的人。孩提时代，她抱着我，我常常揪她的头发，她一点儿也不生气。天津解放的那一晚，是一个不眠之夜。解放军包围了驻扎在救济院里的国民党军队，当晚进行了激战，手榴弹扔进了院子里，家里人都害怕得躲在床铺下，我却一点儿也没有害怕。第二天，天津解放了。

我的童年是在战争和苦难中度过的，穷困、动荡、饥荒的往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我深知，这不是我们一个家庭的苦难，也不是我出生的那个年代的苦难，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苦难史。我逐渐认识到一个道理：中华民族灾难深重极了，唯有科学、求实、民主、奋斗，才能拯救中国。“如将不尽，与古为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只有推翻封建专制和官僚买办的统治，人民才能得到解放;只有不断革新，中国才能进步。

在我上小学、中学期间，家境十分贫寒。父母和我们三兄妹一直租住在一间不到9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每月的房租相当于一袋面粉钱，那时父亲月工资最低时只有37元。我患过一次白喉，父亲把仅有的一块手表卖掉，买药给我打针。此后，他多年没有戴过手表。因为经常目睹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我从小就富有同情心，这尤其表现为对普通百姓特别是穷人的同情，对不公道事情的憎恶。一种朴素的平等观念在我的心中萌生：人人生而平等，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平等相处。

我的中学是在南开上的。从12岁到18岁是一个人成长的关键时期。因此，南开六年的学习生活，对我人生观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南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她的建立、成长和发展始终同国家的兴衰和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建设时期，她都为国家输送了大批人才，这就是南开的道路。南开中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在我戴红领巾的时候，我就从校长、老师那里了解到敬爱的周总理早年在南开的革命活动和学习生活，知道马骏等许多革命先烈的事迹，为母校曾经培育这么多的革命家和各类杰出人才而感到自豪。

我在这所学校里学习，首先懂得的就是一个人必须有远大的理想，有崇高的志向，从小就应该立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祖国和人民。我努力学习知识，坚持锻炼身体，刻苦自励，从学习和生活的点点滴滴入手，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为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南开的校训是“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八个字就是南开的灵魂，它提倡的是为公、进步、创新和改革。

我上中学时就愿意独立思考，渴望发现问题，探索真知，追求真理。我记得，那时除了学习课本知识以外，我还广泛阅读国内外政治、经济、文化书籍。南开永葆青春，这就是南开精神。在求学期间，我和同学们总是朝气蓬勃，不怕困难，勇往直前。除了学习以外，我还喜欢参加各种课外活动。我不仅爱读书，还是体育爱好者。南开永远年轻，她的学生也都充满活力。我们要坚持走南开的道路，崇尚南开的风格，发扬南开的精神。

上高中和大学以后，我家里人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爷爷在1960年因脑溢血去世，是我把他背进医院的。现在他教过书的学校还留着他的档案，里面装了一篇篇的“检查”，小楷字写得工工整整，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人民教育事业的忠诚。父亲也在1960年因被审查所谓的“历史问题”，不能教书，被送到郊外一个农场养猪，后来到图书馆工作。我考上大学向他告别，就是在离城很远的养猪场。父亲告假回家帮我收拾行李。他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勤勤恳恳。今年他过世了，可谓“生的安分，走的安详”。尽管家里出现这样一些情况，我仍然追求进步。

我是个善于思考的人，我总是把书本里学到的东西同现实加以比较，立志为改造社会而献身。因为父亲喜欢自然地理，我从小就对地球科学产生了兴趣。在北京地质学院，我在地质系就读5年。大学期间，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专攻大地构造。回忆在北京地质学院近8年的学习和生活，我曾概括为三句话：母校给了我地质学知识，母校给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母校给了我接触群众的机会。那段时期同样是难忘的。参加工作以后，我有14年时间是在海拔4000到5000米的极其艰苦的祁连山区和北山沙漠戈壁地区工作。这期间，我一边工作一边接触基层群众，更深深懂得了民生的疾苦和稼穑的艰难。我来自人民，我也有苦难的童年，我同情每一个穷人，愿为他们的幸福献出自己的一切。

到中央工作后，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我用整整10年时间，深入农村、厂矿、科研院所调研。在农村，我白天坐在农民家的炕头上了解情况，晚上开座谈会。我住过乡里，住过粮库，经常在一个县一待就是一个星期。我几乎走遍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所，同科学家交朋友、谈心。我认为，一个领导者最重要的是要懂得民情、民心、民意，而民心向背决定政权的存亡。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在中国，不懂得穷人，不懂得农民和城市贫困阶层，也就不会懂得穷人的经济学，更不可能树立穷人的教育观。公平的核心是在生存、竞争和发展的机会上人人平等，而不是基于财富或其他特权的平等。一个政府如果忽视民众和民生，就是忽视了根本。而公平和正义是社会的顶梁柱，失去了它们，社会这个大厦就会倒塌。“国之命，在人心”，说的就是人心向背决定社会的发展和政权的存亡。政府是穷人最后的希望，民众的贫穷是政府最痛心的事。只有把这些道理真正弄懂，才算真正理解“以人为本”的含义。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必须充分肯定。但也要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存在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依然存在;一些地方还存在干部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严重，甚至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现象;收入分配不合理，有的地方社会矛盾比较突出，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做好经济发展、社会公正、民主法治和干部廉洁这几件大事。这都是人心所向，无论哪个方面出了问题，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宁。而要做到这一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推进改革开放，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我担任总理已近9年了。这段时期，我们国家遇到许多灾害和困难。从2003年的“非典”到2008年的汶川大地震，再到2010年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各种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几乎没有中断过。百年不遇的国际金融危机已持续4年之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人民没有畏惧，没有退缩，总是满怀信心、坚持不懈地努力把自己的事情办好。我十分清楚，实现现代化目标，任务还十分艰巨，需要许多代人的长期艰苦奋斗。这一历史任务必将落在你们青年人肩上。未来是属于青年的。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但愿青年朋友们以青春之人生，创造青春之中国、青春之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讲到这里，我又想起了南开。中国需要像南开这样的学校，需要教育，更需要有理想、有本领、勇于献身的青年，这是中国命脉之所在。张伯苓先生自创办南开之日起，就善于借鉴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紧密结合中国国情，坚持自主办学，重视教育改革和创新，提倡个性教育和多样化教育，推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努力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57年前，当我坐在这座礼堂里第一次参加开学典礼的时候，杨坚白校长和杨志行校长穿着一样的米色中山装，并肩站在讲台上，用他们特有的气质给大家讲话，告诉我们做人的道理。这一幕我至今难以忘怀。南开之所以涌现出一大批志士仁人和科技、文化俊才，是因为她有自己的灵魂。人是要有灵魂的，学校也要有灵魂。让我们牢记“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共同努力把南开办得更好，使“巍巍我南开精神”发扬光大、代代相传。

南开培养了我，南开是我心里的一块圣地。我是爱南开的，过去如此，现在依旧，而且愈发强烈。南开精神像一盏明灯，始终照亮着每一个南开人前进的道路。我愿同师生们一起奋斗，做一个无愧于南开的南开人!

第三篇：1977年恢复高考：一个国家和一代人的拐点

1977年恢复高考：一个国家和一代人的拐点

导读：1977年，邓小平一锤定音，作出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关闭了11年之久的高考大门再次打开，全国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中国莘莘学子的命运因此发生重大改变。在今年高考帷幕即将拉开之际，重拾那段被人渐渐淡忘的历史记忆，开启我们饮水思源之旅„„

十年内乱，教育革命、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大学的门似乎是紧闭的。1970年，毛泽东的“七二一”指示：“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于是北大、清华开始恢复试行招生。招生对象是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农兵，招生办法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1972年，周恩来提出要恢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考大学生。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背景下，他的意见没能施行，大批有志于深造的青年人被关在校门之外。面对我国教育事业受到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出现的人才青黄不接的严重局面。1977年5月，邓小平曾痛心疾首地说:

一、恢复高考的关键性会议

1977年6月29日，教育部在太原召开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声讨“四人帮”，批判“白卷英雄”，但是，在讨论到最主要的议题时却举步维艰。那时，高等教育领域的上空仍笼罩着两片阴云: “七二一道路”、“两个估计”，这都是毛泽东亲自批示或点过头的。于是，会上提出招生办法依然沿用“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十六字方针，而稍许进步的地方表现在：除招“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外，在应届高中毕业生中试招4000-10000人，不足计划招生数的2-5%。而且试招的高中毕业生也以政治条件为选拔的主要标准。由此，形成的招生方案于8月4日上报中央。

在太原招生会议结束后的7月16-21日举行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和他的一切职务。邓小平复出后立即自请分管教育。1977年8月4日至8日，邓小平着手办恢复工作后的第一件事，即召集30多位科学家、教育家开座谈会，对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是一次关键性会议。在座谈会上，邓小平认真倾听了科学家们谈论高等教育令人不满和焦虑的现状。8月6日，会议讨论的重点转移到高校招生问题上。在此之前，教育部已在太原召开的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形成的“群众推荐”的招生方案，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反对，纷纷揭露这种办法的弊病，并主张立即恢复高考。其中，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现中科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在下午的发言中强烈呼吁，从今年就改进招生办法，再也不能忽视新生质量了。

在查全性发言时，邓小平插话问在场的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高考招生还来不来得及改？” 查全性赶紧插话说，还来得及，今年的招生宁可晚两个月，要不然又会误招20多万不合格的学生，浪费可就大了。接着，他又问刘西尧:“报告送出去没有?”“今天上午刚送出去。”“那还来得及追回来。”邓小平略沉吟后，一锤定音:“既然大家要求，那就改过来，今年就恢复高考！”刘西尧说今年来不及了，招生会议开过了。邓小平说，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重新召开一次招生会议就是了。

查全性的讲话大约15分钟左右，包括邓小平插话表态，直到最后的拍板，整个过程也就是20分钟。可以说，恢复高考的决定，是小平同志主持的这次科教座谈会的压轴戏，査全性成为面谏邓小平恢复高考的第一人。这次座谈会就在高潮当中结束。恢复高考的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定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二、历时44天的第二次高校招生工作会议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教育部在北京饭店（后来移师友谊宾馆）召开了第二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一年之内召开两次高校招生会，这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它还是建国以来时间最长的一次“马拉松”式会议，历时44天。会议期间，邓小平于9月19日召见教育部部长刘西尧，尖锐批评教育部思想不解放。谈到招生问题时，他如是说：

邓小平对招生具体工作抓得极细，他亲自看招生文件草稿，亲笔修改招生对象条件。招生文件初稿对政审规定得繁杂琐细，邓小平批评“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他指示修改:“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而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由于第二次招生会议迟至9月底才结束，所拟文件还有待中央和国务院批准，之后还有层层传达部署、筹备组织等大量实际工作要做，所以决定把1977年招生工作推迟到年底进行，本拟恢复秋季入学的77级新生，也只能延至1978年春季始业。

三、高校招生终于恢复统一考试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恢复高考的问题。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学校招生恢复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制度。至此，施行7年之久的“群众推荐”制被废除。

当时，人们都注意到，在报考条件中附加了一小段虽不显眼却关系重大的文字:“另外，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年、1967年两届高中毕业生)。” 报考条件中附加的这一小段文字，“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找回了高考的机会。1968年底，全部在校的1966一1968年6届中学生统统毕业，大部分上山下乡，小部分进厂，失去了高考的机会。这些后来被称为“老三届”的高中、初中毕业生，到1977年恢复高考时，他们的年龄分别是:25岁、26岁、27岁、28岁、29岁、30岁。这样，除了68届初中生可以在年龄线内正常报考外，其余5届中学生全部过线。

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见报，立即传遍城乡。从10月21日起，到年底高考结束，两个月中，从通衡大邑到穷乡僻壤，高考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文革”中离开校门的11届总计1000多万中学毕业生，更是如闻春雷，他们中的很多人从四面八方涌向新设立的各级招生委员会，从各个角落搜出尘封虫蛀的中学课本。一场空前规模的大学习大复习随处可见，朗朗书声随处可闻，勃勃生机再现于校园学舍。

11月底，高考在全国各地陆续拉开序幕。考场爆出许多趣闻，诸如师生同场，夫妻同考，还有兄弟叔侄一家同试。至1977年12月，全国总共有570万人参加了考试，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最高记录，也是世界最大规模的考试。当时一下子拿不出足够的优质纸张印考卷，为此，中央特批动用印制《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纸张。

规模盛大的首次高考结束后，1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方毅在四届政协七次会议上作《关于科学和教育情况的报告》，在报告第一部分，专辟第7条谈恢复高考情况，可视为一个总结，转录如下：

1977年恢复高考，对于经历了那场伟大转折的每一个人来说，已成为浓缩了的历史阶段。恢复高考，重新确立了选拔人才的公平、择优的原则，使得“分数面前人人平等”成为一个划时代的新概念。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考试的范围，它所体现的精神如今已深人人心。从更高的意义上讲:恢复高考，不仅仅是恢复了一种考试制度，它也是对“文革”拨乱反正的一个开端，是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起点。

（本文根据《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1977年5月-12月》、《一九七七年邓小平关于恢复高考的讲话、谈话和批示选载(一九七七年五月——十一月)》、《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述要》、《恢复高考:一个国家和时代的新起点》、《严冬后的早春——中国恢复高考招生制度始末》、《查全性向邓小平谏言“恢复高考”始末》等文章整理而成。）

第四篇：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摘录)

母亲的故事：一个下岗女工的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摘录）

引 言①

终于要开始讲这个故事了吗？虽然好几个凌晨时分都有一股莫名的激情在促使着自己写下这两年多来的所有感受，然而真正要开始的这一刻，却没有把握可以讲好这个关于个人、关于时代、关于人生的故事，但我想，至少试一试。

如果说最初的写作念头来自母亲的外在叮嘱，她告诉我：“以后你可以把外公、外婆，或者我们的故事写出来，正好你是学新闻的嘛。”到后来读研期间自己在电脑上点击那一张张回访某地留下的照片，给我很多回忆的刺激和唤起，我便从内心开始想要去探究和解答一些问题。这个某地，是我祖辈、父辈们为之奋斗过的地方，也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原核工业国营“七矿”（代称，后同）。七矿位于云南省L市（代称，后同），在距L市区36公里一个叫大田河的山沟沟里，其组建于1976年5月，在当时部队化工厂和L地区化工二厂的基础上合并而成，②由原国家二机部③接办，属于中央直属机构。全矿职工最多的时候大约有400多人，加上家属有1000多人，矿区里配备了医院、邮政、粮店、百货店、幼儿园，后又开办小学、初中，在当时偏远封闭的山沟沟里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小社会”。

我的母亲，李某，1965年6月出生，祖籍四川，现年48岁，她便是建矿以后跟随我的外公、④外婆、舅舅、姨妈从贵州761矿来到原核工业国营七矿的，她在当时的L县一中读完初中后便回矿上当待业青年，1985年我的外公退休，她接替外公，在矿上先后担任矿广播员、电影放映员、档案员的职务。1994年核工业总公司根据国家关于对军工生产调整的精神，⑤对七矿实行退役及环境治理恢复，所以从1993年开始，七矿便开始陆续进行分流转人的破产安置工作，于2002年正式破产。母亲便是随着企业破产，买断工龄，后长期失业在家并重新就业这样一个受时代裹挟的个体，所以，经过两年多的好奇、疑惑、探究和反思，我想把关于我母亲的故事及其身上折射出来的时代背景以我的方式讲出来。

一、“讲故事”：理论与方法

（一）讲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其实最开始关注的是七矿这个国营矿业的发展史和变迁史，因为自己虽然在那里度过了将近6年的童年时光，但竟然对其来历和具体情况一无所知，只是偶尔从祖辈、父辈的回忆和讲述中获取片段，跟随他们畅想一下当年的岁月，或者就如文章开头时提到的那样，跟随父母、亲人以及父母的朋友（原矿同事）回访七矿和聚会，听他们说了一些什么，看他们做了一些什么，感受着他们的怀旧情绪，感慨着物是人非、世事变迁，所以我想重新探寻祖辈、父辈们的足迹，了解七矿是如何成立的，当时他们为什么会举家来到这个偏远艰苦的地方，起初的矿山是什么样子的，他们在矿上具体做些什么工作、如何生活等问题，以及关注和思考破产后现居L市的原矿职工的生存现状和精神诉求。至于母亲，因为她性格比较活跃，做事情认真负责，当时又是矿上的文艺骨干，所有一开始我便把她作为研究的报告人，希望通过她善言谈、好交际的性格帮助我更好地开展田野调查和采访。但是在深入探讨问题的过程中，我却慢慢意识到她可能才是这个故事真正的主角，对于母亲这样的“4050人员”，⑥她是具有典型性的，并且通过深入到她的日常生活，参与到她的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以及反思了她生命历程的脉络，才发现我想要探寻的七矿发展、变迁历程本就和母亲的经历交织在一起，而那群原矿职工也不时地和母亲现在的生活相遇到一块儿，所以梳理并讲述母亲的故事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七矿的历史，折射出个人、群体在时代发展中的故事。

生命历程研究（life course research）主要是社会学领域的一种分析范式，1960年代以来得到迅速发展，主要经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初到1940年以前，主要推动者是芝加哥学派，他们研究城市和移民的生活问题，代表人物托马斯就提出：“研究必须关注不同类型个人的生活经验和他们在不同环境中生活时间的长短。并且跟踪这个群体的未来生活，获得关于发生在他们生活中的各种经历的连续记录”；⑦第二阶段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生活中发生诸如经济危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社会事实，迫使人们开始认识到生命模式与社会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认识到“社会因素是研究生命历程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⑧“生命历程”是指在人的一生中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出现的受到文化和社会变迁影响的年龄及角色和生命事件序列，生命历程研究范式中主要包括四个主题：第一，人生活在变化着的历史时空中，两者相互作用；第二，人类行动主体存在于主动选择和社会制约中；第三，生命过程中有一个时机的问题；第四，生命存在于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之中。⑨我的母亲便是由单位的一名文艺骨干变成失业下岗的家庭主妇，经历了社会结构性变迁，承受着市场转型的代价，错过了人生中最佳就业阶段，不断面对着社会互动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忧虑着将来老年生活会遇到的困难等等，可以说是具体体现了生命历程研究主题四个方面的内容。从已有研究看，所谓生命事件一般包括接受教育、离开父母独立生活、结婚或离婚、生养子女、参加工作或辞退、居住地的变迁、退休等事件，本文中便主要涉及母亲参加工作、退职、搬离矿山、再就业、办理退休等一系列事件,我在文章中也将母亲的生命历程大概划分成这样几个阶段：工作阶段、退职在家阶段、再就业阶段、目前生活阶段。

不论是朝夕相处了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还是这两年研究生期间的刻意关注，我都在不断进入到体现着母亲具体生存状态和生存方式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可避免要参与到她的个人交往和社会互动中，社会互动是一种“相互的社会行为，是人们对其他人发出动作或作出反应的过程，互动中人与人进行沟通，把行动导向他人”，⑩所以我也常常有这样一些想法和问题萦绕心头：父母常借节假日组织家人和原矿同事回访七矿，外省的亲人回云南探亲、过节，也常常要求回访七矿，又或者是现居L市的原矿职工们的聚会和相遇，我想知道大家对七矿到底是怎样的一种感情，为什么时不时需要这样的相聚和彼此倾诉，母亲从这样的交往互动中寻求到什么呢？下岗失业在家并不断尝试再就业的母亲，她在面对新环境和不同于矿山那些亲密群体的L市当地人时，为什么在交往互动中表现出很多复杂的情绪和不同的交往状态等问题。然而，越深入到母亲的生活和交往中，我就越发现太多问题远远超过了自己预想的范围，已不仅仅是停留于对表面交往形式和内容的探讨，而是直指内心——探寻母亲的“自我”，也仿佛是在不断考问自己的“自我”一般。“符号互动论”创始人米德便论证了人的心灵和自我完全是社会的产物，“他强调个体的心灵、自我以及相关的思维活动取决于他所参与的社会行为”，[11]他认为个体与社会始终是相互作用的。米德还对自我的基本结构“主我（I）”与“客我（Me）”进行了分析，“主我”是个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是自我主动性、生物性的一面，“客我”则指自我对他人对自我的期望的内在化，客我作为他人在自我内部的积淀，作为自我的一种参照标准，是一种对自发冲动结构的评价因素，也是自我的正在出现的自我形象的因素之一，“主我和客我共同构成了一个出现在社会经验中的人”。[12]对于符号互动理论者来说，“角色扮演（role taking）”是一个重要概念，其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社会性的，受到与其他人的交往的影响，人类通过与其他人的互动来认识他们自己是谁，人们借助于与其他人的人际传播而建立意义。[13]对于母亲而言，在单位工作时是一名文艺骨干，因企业破产，买断工龄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带领其他原矿职工争取过利益，后长期失业在家成了一名家庭主妇，再后来是一名社会底层的打工者，或是现在的小有权力的宿舍管理员。根据母亲在日常生活中参与的社会活动及其塑造的不同角色的自我，我将母亲的交往互动分成“正式的社会活动、社会工作”和“非正式的消遣娱乐活动”两方面来进行观察，思考她的社会角色究竟经历了怎样的一个转变历程，其间，她在社会互动和人际交往中的“自我”又面临着怎样的冲击、调整和重构。

这些便是指引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不竭动力，加上关于下岗职工、三线工人的研究中[14]大多是社会学认同和社会保障理论层面的探讨，个案研究中也没有关注具体个体的“深描”研究，所以我想结合自己学科特点透过母亲的生命历程对其社会互动和自我建构进行展现，并分层描述。

（二）这个故事如何讲

研究过程中最大的一个顾虑也是来自母亲，一个跟我太亲近太熟悉的人，我没有把握能处理好研究要求的主观性和客观性之间的尺度，一方面想要一个丰满感人的故事，另一方面又需要保持冷静和客观，所以我也在摸索中慢慢寻找最适合自己开展研究的方法，后来接触到叙事探究的方法，给我很多借鉴和启发。关于叙事探究，理论上并不完整，它是学者们在不断地研究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种研究经验的方法，一个概念特征，其理论来源主要是杜威的实用主义，其就是要努力揭示经验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从而达到对经验的理解和解释。陈向明在《叙事探究——质的研究中的经验和故事》一书代序中就说，“叙事探究不是以一个‘问题’（problem）开始，而是以一个研究者感到好奇的现象开始”，叙事探究“是理解经验的一种方法，它是研究者和参与者在一定时间内，在一个或一系列地点，以及在与周围环境的社会互动中的合作……叙事探究是经历的和讲述的故事”，叙事探究中强调“现场”、“情境”，要构建一个具有时空、地点以及个人与社会互动的三维结构，要求研究者把“情境中的人”放在思考首位，所以强调要“参与到实际生活中去思考，去‘经历经验’，去对经验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进行探究、询问”，要求“不仅要把所探究的内容展示给读者，而且还要把探究过程本身告诉读者”。[15]所以我制定的研究计划是从自己好奇的现象和问题入手，一方面循着自己的疑问进行调查和访谈，访谈对象主要集中在身边的亲人和现居L市的原矿职工，其中有几个重要访谈地点是位于L市区的原矿离退休人员管理处和原矿职工安置点，以及位于大田河的原矿矿址，上面有一个原矿离退休人员管理处设置的护矿班；另一方面便是更加主动参与到母亲的日常生活、工作和交往中，从中去发现其生活经历中有重要意义、代表性的事件和这些事件中的其他关键采访对象，进行深度调查和访谈。

所以我的故事将分成三条脉络进行架构和讲述，主要脉络是七矿发展变迁的历史及其职工的命运和母亲生活经历、社会互动的交融；另一条是作为背景的“国家-社会”框架，梳理母亲生命历程的同时也把国家社会层面的大背景融合进去；还有一条便是在讲述母亲故事的同时穿插我的访谈笔记和日志，附录中也会补充部分访谈内容，丰富故事，亦是提供一些客观的参照和说明。■

注释：

①此处原文为“绪言”，摘录时改为“引言”。郭建斌注。

②参阅内部资料《云南军事工业系列志 第五部 “七矿”志（1976——1988）》，云南军事工业志编委会国营“七矿”志编辑部，1991年12月，第2页。注：当时矿里面的职工只有干部才有这本矿志，属于内部保密资料，不得外借、传阅，我的这本资料及当时的一些相关政策、文件是从姨爹那里获得。

③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工业部根据不同职能划分出不同的机械工业部门，“二机部”主要是指核工业和核武器部门，笔者注。

④我的外公、外婆一共养育了6个子女，分别是我的大舅、二舅、三舅、姨妈、幺舅，母亲是家里的老六。当时大舅、二舅已在贵州就业，所以跟随外公、外婆来云南的只有三舅、姨妈、幺舅和母亲。

⑤即“军转民”：其背景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接着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随着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中国军事工业也进行了重大的调整，从过去主要为军用服务，改为军民结合，保军转民，重点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服务。参阅《当代中国丛书·当代中国的核工业》第7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

⑥“4050人员”指的是女性40岁、男性50岁以上的大龄下岗失业人员，这一指称已为政府有关部门和当事人普遍使用。转引自郭于华、常爱书：《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一项对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⑦⑧李强、邓建伟、晓筝：《社会变迁和个人发展：生命历程研究的范式与方法》，《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

⑨参阅郭于华、常爱书：《生命周期与社会保障——一项对下岗失业工人生命历程的社会学探索》，《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⑩胡荣：《社会互动的类型与方式》，《探索》1993年第6期

[11][12][美]乔治·H·米德著，赵月瑟译：《心灵、自我与社会》第4、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年版

[13][美]E.M.罗杰斯著，殷晓蓉译：《传播学史——一种传记式的方法》第13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

[14]比如施文：《“三线人”身份认同与建构的个案研究——以陕西省汉中市回沪“三线人”为例》，华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4月；许薇薇：《三线职工第三代地域身份认同研究——以安徽某三线厂南京人为例》，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3月；许坤红：《社区变迁与地域身份认同——以一个油田社区为例》，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4月。

[15][加]D.简·克兰迪宁、F.迈克尔·康纳利著，陈向明审校，张园译：《叙事探究——质的研究中的经验和故事》第2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第五篇：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

爱国主义是一个国家和民族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精神支柱，它作为重要的政治原则、基本的道德规范和人生价值取向，是大学生思想道德修养不可缺少的内容。西藏是我们与**集团和支持他们的西方反华势力斗争的一个焦点，分裂与反分裂、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面对尖锐复杂的反分裂斗争，在高校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目的就是要塑造大学生的人格品质。通过教育，使爱国主义自觉成为大学生人格品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打牢反分裂斗争的思想基础，这对于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西藏高校广泛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今年五四前夕，胡锦涛总书记向全国广大青年学生提出殷切希望：把爱国主义作为始终高扬的光辉旗帜，把勤奋学习作为人生进步的重要阶梯，把深入实践作为成长成才的必由之路，把奉献社会作为不懈追求的优良品德，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青春乐章。总书记的殷切希望，为西藏高校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维护祖国统一指明了方向。《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围绕新中国成立60周年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指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以此为重要契机，在全社会进一步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对于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弘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凝聚各族人民力量，围绕“一个中心”、抓好“两件大事”、实现“三个确保”，在建设团结、民主、富强、和谐的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征程上迈出新步伐，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高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重要阵地，肩负着对大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科学文化教育的双重责任。西藏高校在新时期如何开展好爱国主义教育活动，这是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爱国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规范，是人类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深厚感情，是民族的凝聚力，是推动历史前进的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是每一个青年学生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思想觉悟。因此，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应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加强对青年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帮助大学生在思想上和感情上奠定爱国主义基础，培养大学生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引导他们成长、成才。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新的历史时期应大力加强以马克思主义祖国观、民族观为重要内容的爱国主义教育，使高校学生懂得要树立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宗教观和文化观，就必须先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增强广大青年抵御西方反华势力和**集团侵蚀和分裂破坏活动的能力；才能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和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自觉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党中央、区党委保持高度一致，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才能以高度负责的爱国热情，投入到西藏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来，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决心，为祖国和西藏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作出贡献。

教育好青年学生，悉心培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关西藏社会的长治久安，事关西藏的稳定发展。特别是新时期新阶段面临的新形势，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艰巨性给我区高校学生思想教育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特别是在西藏反分裂斗争形势依然尖锐复杂的情况下，西方反华势力把西藏作为“西化”、“分化”我国突破口的政治图谋始终没有改变。同时，**集团加紧与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步伐，企图把“西藏独立”、分裂祖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面对严峻形势，只要我们始终清醒、时刻忧患、深刻认识爱国主义教育在西藏的特殊重要意义，弘扬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引导广大青年学生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祖国观，不断增强党的感召力、祖国的向心力和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一定能够夺取反分裂斗争的全面胜利，就一定能够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

二、西藏高校广泛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西藏高校中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要以“知区情、明历史、反分裂、促稳定”主题教育为主要载体，重点开展以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活动。

首先，要使青年学生认识到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成员的西藏各族人民，在抵御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的斗争中，表现出了热爱祖国、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青年学生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要深刻认识**集团分裂祖国的图谋，在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必须始终做到认识不含糊、态度不暧昧、行动不动摇，必须始终站在反分裂斗争的前列，始终做到旗帜十分鲜明、立场十分坚定、行动十分自觉，做一个彻底的爱国主义者。

其次，要使青年学生认识到1959年民主改革前，西藏长期处于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其黑暗、残酷比欧洲中世纪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经济的落后和农奴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人民群众处于极端贫穷和悲惨的生活境地。1959年，西藏实行了民主改革，废除了极端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开辟了西藏各族人民翻身解放、当家作主的新时代，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专制走向民主、从封闭走向开放。

再次，要培育青年学生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是民族精神之魂，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也是鼓舞人们自觉维护国家安全、国家利益的内在的精神动力。而民族自豪感、自尊心是建立在爱祖国基础之上的。爱祖国是指关心祖国前途命运和荣辱兴衰，并随时准备为祖国的事业而献身的一种崇高而炽烈的道德情感。这种情感是爱国主义的基础。大学生的情感往往是和具体的人物、事件相联系的。因此，爱国主义教育要在帮助大学生了解祖国和西藏的壮丽河山、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中华民族对世界的巨大贡献的同时，激发大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帮助他们客观分析我国近代之所以落后的原因，激励他们刻苦学习、发愤图强的精神。邓小平同志曾说，为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要用历史教育青年，教育人民”。实践证明，学习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史，可以提高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用历史事实告诉青年，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认识到“团结稳定是福、分裂**是祸”，用“短短几十年跨越上千年”翻天覆地的巨变教育学生，使他们懂得西藏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祖国大家庭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有幸福的今天和更加美好的明天，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报国之志化为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自觉行动。从而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把报国之志化为参与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自觉行动。

三、西藏高校广泛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塑造大学生人格品质的途径

加强高校的爱国主义教育、塑造大学生的人格品质是一项系统工程。它不仅仅是一个传统教育，还包括基本法律教育、中国国情教育、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教育、国家安全教育等。西藏高校应按照《区党委宣传部关于围绕新中国成立60周年深入开展群众性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实施方案》的精神，结合西藏高校特点，制定出高校爱国主义教育的具体措施，使教育具有针对性。

首先，爱国主义教育要在知国、爱国、爱藏、报国上下功夫。爱国主义体现在知祖国、爱祖国和爱西藏的基础上，立报国之志、成报国之才、践报国之行，其有机统一才是真正的爱国。据了解，西藏高校大学生对祖国和西藏的历史、对中华民族与藏民族的传统文化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有的学生对旧西藏腐朽、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度缺乏深刻的认识，对**打着宗教旗号分裂祖国的本质认识不清。因此，在爱国主义教育中必须引导大学生在知国、爱国、爱藏、报国上下功夫，帮助大学生了解西藏的过去，认识西藏的现在，展望西藏在祖国大家庭中的未来，以此激励大学生珍重中华民族的光辉历史，大力弘扬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大学生只有了解祖国、了解西藏的过去，才知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才能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树立起投身西藏现代化建设的雄心壮志，把爱国落实在努力学习的实际行动上。

其次，要通过多种形式对大学生进行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教育。西藏高校要充分利用校园广播、电视、校园网、橱窗、板报和文化长廊等宣传阵地，大力宣传新中国成立60年和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的伟大建设成就，营造爱国主义教育的浓厚校园氛围；组织开展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的经典格言、诗词诵读活动，教唱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歌曲，组织开展征文、演讲、讲座、知识竞赛、歌咏比赛和文艺演出等活动；组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祭扫烈士墓，缅怀各族英雄、仁人志士、革命先烈，学习他们的高尚品德和感人事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积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到城市、农村调查研究，使大学生感受新中国成立60年的奋斗历程、辉煌成就和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走过的光辉道路及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最直接、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材开展好高校爱国主义教育。

再次，要充分利用课堂教学阵地，做到结合教学讲历史、讲传统；结合教学讲爱国英雄和科学家、艺术家的卓越贡献；结合教学讲“老西藏精神”，引导高校学生继承和弘扬“老西藏精神”，并将其转化为反对分裂、维护稳定、促进为西藏发展作贡献而刻苦学习的自觉行动；结合教学讲西藏社会主义建设的飞速发展和党的民族政策实践的成就；结合教学讲爱国主义理论、远大理想和奋斗精神；结合教学讲国情、区情和形势政策，引导高校学生进一步懂得西藏民主改革50年来惠在何处、惠从何来，懂得知恩、感恩。在高校学生中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人民军队好、人民群众好、伟大祖国好的主旋律。

最后，爱国主义教育要在对比教育中提高认识。为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实效性，还要引导高校学生在生动的对比教育中提高认识。如，通过新旧西藏社会的对比，使大学生认清新旧西藏社会两重天和百万翻身农奴当家作主人的事实；认清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才能救西藏、才能发展西藏的历史事实；通通过对比教育激发大学生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并把爱国与爱党、爱社会主义统一起来，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信心，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责任，树立爱憎分明的情感，使爱国主义成为高校学生的精神支柱，体现高校学生崇高的人格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