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推荐)
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李明超
2012-7-25 14:59:11 来源:《管理学刊》(新乡)2011年6期第46~51页
【作者简介】李明超(1980-),男,山东平度人,杭州国际城市学研究中心暨杭州师范大学杭州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城市文化经济与管理、西方经济与管理史,浙江杭州310002
【内容提要】 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推进,英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主要体现为城市住房紧张、环境污染加重、居民生活贫困、城市道德滑坡和建设失序。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英国政府对城市公共领域进行了干预,使日益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得到了初步治理。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初步治理是多方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工业城市地位的提升和工人阶级处境的改善使城市社会问题受到各方关注,有识之士的个人努力是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推动力量,政府的干预是城市社会问题最终得以解决的主体力量。由此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早期城市发展过程中必须强调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主导地位,同时还要充分发挥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的作用,在自然与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探索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关 键 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社会问题/城市管理/启示
中图分类号:C912.81/K561.4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4-6511(2011)06-0046-06
作为工业化时期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典范,英国在城市发展方面的经验和教训都值得关注。工业革命作为英国前工业化时期和工业化时期的分界点,对英国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发展历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工业化时期的主要经济特征是人均收入水平低、经济增速缓慢、对农业依赖程度高和劳动分工程度低,工业化时期的主要经济特征是人均收入增长迅速、经济发展相对较快、对农业依赖程度低以及劳动专业化程度高。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发展一直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工业化时期产业结构的改变打破了英国经济结构的平衡,城市化的飞速发展在客观上导致早期城市社会问题的凸显。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英国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得益于自发的市场力量,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法则是崇尚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市场体制。同时,受中世纪延续下来的历史传统影响,近代英国政府对于经济社会事务一度采取基本不干预的态度,听任市场力量自发调节,由此导致英国城市化呈现快速而无序的状态。贫富分化导致的经济矛盾和阶级对立引发的社会冲突,使得英国城市社会问题日益突出,亟须建立一个与城市化进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调节机制。
一、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表现
作为工业化的产物,城市化进程自始至终面临着矛盾:经济和社会发展有赖于城市发展的推动,但人口和生产的大规模聚集也给城市带来日益沉重的负担(即所谓的城市社会问题)。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先发国家,英国最先经历了这种矛盾的考验。在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工业化推动下,工厂、矿山和铁路成为英国城市发展的主要动力,城市人口分布和空间形态随之发生改变,出现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
(一)城市住房紧张,贫民窟不断增加
住房是当时英国城市生活必需品中最为昂贵的,住房供需矛盾是导致英国早期城市社会问题的主要原因。居高不下的城市住房价格超出了普通劳工阶层的承受能力,许多城市居民无力购买住房,这在客观上导致了城市住房市场自发配置机制的失灵,以致住房拥挤和私自搭建房屋的现象大量存在,某些城市甚至出现了早期的贫民窟。英国社会史学家阿萨·勃里格斯曾这样描述:“像过分拥挤和贫民窟这样的词,在19世纪初尚感新鲜,而到该世纪末,人们已经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其现实性,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的贫民窟,仅在伦敦万人聚居的贫民窟就有20个以上。”大量农村人口迅速涌入城市,导致城市原有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1820-1900年,大城市里的破坏和混乱情况简直与战场上一样,这种破坏和混乱程度与该城市拥有的设备和劳动大军数量成正比例”。工厂主只关心如何以最少的代价赚取最多的利润,而不愿在市政建设和改善工人居住条件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工人阶级住在城市中条件最差的房屋里,不仅房屋面积狭小,而且采光、通风和卫生条件都极为恶劣。曼彻斯特市有2万人住在地下室里,占工人总数的12%;在利物浦,每6人中就有1人住在地下室里。1840年,社会活动家威廉姆斯在描述棉纺、丝织行业工人的生活状况时说:“我在米卢斯市看到那些破败的房子,在一间房子的一个角落里,住着两户人家,卫生条件极差,几乎没有储备食品。”即使是这样的房子,房租依然很高。巨大的住房压力使城市平民不堪重负,工人聚居地逐渐沦为城市贫民窟,城市内部各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
(二)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公共卫生设施奇缺
就水污染而言,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构成了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城市的两大水污染源。工厂作为新兴城市发展的核心力量,大部分居民的生活都围绕它展开,但当时城市在居民供水、污水处理和卫生保健等方面十分落后。由于尚未建立垃圾清扫制度,垃圾粪便在城市街道上随处可见,严重损害了居民的身体健康。1842年,英国上院关于格里诺克市的报告中有这样的描述:“在市场街道的一边有个粪堆„„这里有100立方码(编者注:1立方码=0.7645536立方米)的污物,它是淘粪人的存货;一车一车地对外零售卖出。这一堆正对着公共街道,前面有一堵围墙,墙高约12英尺(编者注:1英尺=0.3048米);粪堆高过它,臭水渗透围墙,漫遍了人行道。”对于城市(特别是较大的城市)来讲,排水是影响城市公共卫生状况的关键因素,而当时英国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良好的排水系统。詹姆斯·史密斯曾这样描述:利兹最不卫生的地区是工人住的棚户区,这里不具备任何一种排水设施。直到1830年,曼彻斯特的一半房屋、利物浦的大部分房屋还都没有专门的上下水系统和卫生设施,一般污水都是通过各种沟渠通往厕所或死水塘,条件好点的是将污水排入流经城市的河流,仅泰晤士河就接纳了400余条污水沟的污水,流经曼彻斯特的厄威尔河(Irwell)则成了一条大污水沟。这些受污染的河流不仅令两岸臭气熏天,而且对城市居民饮用的地下水造成了严重污染,极易诱发热病、伤寒和霍乱等传染病,导致城市居民特别是底层的工人群体发病率和死亡率升高。1831年和1832年,由于城市饮用水取水的河流被沿岸肆意排放的污水污染,英国许多城市霍乱流行,共导致3万多人死亡。在空气污染方面,工业革命时期各类工厂和家庭均以煤为燃料,大量排放烟尘及硫氧化物、碳氧化物等有害气体,这是英国城市主要的空气污染源。伦敦曾因烟雾问题而被称为“雾都”,曼彻斯特则成为远近闻名的“黑乡”。19世纪后期,英国的公共健康问题之一就是呼吸系统疾病流行,公众舆论普遍认为这与英国的空气污染有直接关系。
(三)工人生存条件恶劣,国民体质整体下降
城市不断吸纳人口以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同时又按照资本运行的规律创造了一批批失业工人。据亨利·梅休调查,工业化时期英国仅有1/3的工人能充分就业,还有1/3处于半失业状态,剩下的1/3则完全失业。工人不分男女老幼,长时间从事生产劳动,工作场所缺乏起码的卫生条件和防护措施。当时英国工人的工作时间一般在12小时以上,有的甚至达到15~16小时。工人进入工厂就像进入兵营或监狱,受到监工的严密监视。占工人绝大多数的女工和童工处境更是凄惨。棉纺厂的女工每天14个小时被禁锢在80~84华氏度的高温之中,车间里空气流通不畅,到处飞舞着棉毛和尘埃。还有大量童工被迫在工厂里做工,根本没有机会上学,其智力、精神和道德方面的发展被忽视了,有的工厂主仅为童工提供食宿算做报酬。苏格兰东部偏远地区的小厂由于虐待童工而被称为“恶魔之窝”,很多孩子在工作时因疲劳过度而睡着了,结果手指被砸烂,胳膊被轧断,甚至整个人都被机器卷进去。工人的生活条件也非常艰苦,虽然他们为社会提供生产服务,但自己却时常处于缺衣少食的状态。很多工人以质量低劣的土豆为主食,购买的干酪经常是霉变的陈货,食用的猪板油经常带臭味,肉类则多是病畜或死畜肉。各地因抢夺食品而爆发的骚乱屡见不鲜,1764年诺丁汉的古斯集市发生哄抢奶酪的事件,1788年该地又发生了哄抢肉产品的事件。此外,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动辄导致数十万人失业,衣食无着的工人时刻都有沦为乞丐的危险。手工业者因为受到机器大工业排挤而纷纷破产,城市的贫困问题日益严重。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已经严重影响到英国国民的体质,越来越多的工人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生存条件不断恶化引发了卫生与健康方面的重大问题,从而使英国的国民体质整体下降。1821年格拉斯哥工人因病死亡率为2.8%,1838年上升到3.8%,1843年达到了4%。在整个19世纪,英国工人的平均寿命明显不如农民,19世纪中叶工人的平均寿命仅为22岁。
(四)城市道德滑坡,犯罪率居高不下
社会道德沦丧和社会价值观丧失的情形,在城市社会各阶层均有体现。针对工厂主阶层,英国早期作家彼得·盖斯克尔遗憾地宣称:“从道德上和作为社会一分子来看,国内的工厂主在以前要比后来不知道好多少。”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对于全新的生活环境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于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寻找宣泄的途径。18世纪末19世纪初,谢菲尔德“最放荡、最轻率和最不顾后果的人”是收入最低的工人,他们不仅住得差,而且口碑也极差。在工人的家庭中,父母时常当着孩子的面亲热,粗俗的语言成了他们的家庭用语,甚至连小孩儿也说着粗话。矿工们不分男女,大都赤身裸体地在矿坑里工作,私生子时有降生。纺织工厂的车间里充斥着粗俗的言行,少女面对威逼利诱很难选择,女工未婚先孕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卖淫成为19世纪英国社会的一个毒瘤。失业和贫穷进一步导致了道德风气的败坏,城市社会道德受到严重冲击。瑟尔沃尔认为,工厂里的女工和女仆等常因贫穷、失业走上卖淫之路,纺织行业中的失业女工,每4人中就有3人去当妓女。城市中其他违法犯罪行为也呈上升趋势,1819年英格兰因刑事罪被捕这样的案件只有89起,1837年达到了3176起,1842年增加到了4189起,1841-1850年,在伦敦的7个辖区中,贫民集中居住区犯罪率高得惊人。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对此评价道:“以1848年的标准来衡量,英国所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伟大的,然而新兴城市在其中远比其他地方丑陋,无产阶级的处境每况愈下令人吃惊。”
(五)城市建设缺乏规划,发展无序
新兴的工业城市街道狭窄,建筑物品质低劣而且杂乱无章,整个城市的建设缺乏起码的规划,缺乏整体环境方面的考虑,绿化更是无从谈起,城市环境景观质量严重下降。不少新兴工业城市“由许多分散的形状奇异的零块土地和许多不连贯的街道组成,这些地块是工厂、铁路、货场和垃圾堆。这里没有市政当局全面的规划或规定,铁路代替了一切,决定了城市的大小、范围和性质„„铁路带给市中心的不仅是噪音和煤灰,还有工厂和蹩脚的住房”。由于土地私有,工厂主为了扩大生产可以随意地扩建,工人居住区和工厂生产区、交通运输区、货物存储区混杂。因此,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在1726年称伦敦是一座古怪的城市。居住在别墅区的资本家则一味追求财富的积累,英国的城市呈现富裕和贫困并存、繁荣与悲惨交织的非正常状态。1835年托克维克在谈及曼彻斯特时说:“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流出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儿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总体来看,英国早期的城市社会问题主要集中在就业、住房、卫生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原因在于城市规划、管理和建设的滞后。当时英国奉行自由主义和不干涉的发展策略,力求避免政府对城市生产和生活的干预,任由城市自由发展。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人口增长除了缘于自身繁衍,同时还与乡村移民大量涌入有关。常态的城市建设规模和发展水平显然无法应对城市人口激增的压力,由此导致了城市社会群体的分层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分割。工人阶级等低收入群体的大量聚集,一方面导致了城市贫民窟的出现、公共卫生状况的恶化以及违法犯罪现象的激增,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农村和城市之间、城市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客观上导致了城市革命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早期城市社会问题的不断积累引发了19世纪英国乃至整个西欧地区的革命运动。
二、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初步治理
从城市学的角度来看,城市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自然、经济、社会和文化协调发展的有机体。在正常的条件下,城市的这种平衡状态会一直维持,直到出现社会发展的新因素来打破这种状态,然后形成一种新的调节机制以实现城市发展新的平衡①。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持续恶化,使政府面临着来自社会各界的压力,英国政府逐渐认识到政府干预在维护自由市场制度正常运行方面的作用。政府在社会分配和公共服务方面进行了干预,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最终使早期的城市社会问题得到了初步治理。
(一)初始动力:工业城市地位的提升和工人阶级处境的改善
在1832年议会选举改革之前,“议会是完全不反映新兴工业城市中人们的观点和要求的”。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伯明翰、曼彻斯特等新兴工业城市的力量日益壮大,工业资产阶级要求改革选举制度,减少衰落城市的议员名额。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议员选举法,新兴的工业城市共获得65席,而56个人口不足2000的衰落城市丧失了代表权。通过改革,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和伯明翰等新兴的工业城市获得了代表权,主导工业城市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与此同时,广大工人作为城市财富的创造者,在城市中却面临着生产和生活的双重困境。在与资产阶级的合作与斗争中,经济和社会地位上的巨大差距促进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觉醒与成熟,工人阶级逐渐成为英国城市社会中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1837年,“伦敦工人协会”在《人民宪章》中提出了其政治诉求:年满21周岁的男子均有选举权,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议员享有薪金待遇,按照人数的比例重新划分选区,赋予新兴城市更多的自主权。曼彻斯特、利兹和利物浦等城市的工人以罢工、游行甚至起义的方式支持这些主张。列宁称“宪章运动”为“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
(二)推动力量:社会上有识之士的探索
从19世纪初开始,英国社会各界针对日益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提出了种种改革的方案,虽然这些设想并不完美,但也反映了中产阶级和部分社会上层人士对城市发展的长期关注。此后,英国城市不再是在单一的市场力量的支配下成长,而是不断地受到民间力量和社会团体等非政府组织的影响。1800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开始着手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进行“新和谐村”试验,使这个多年来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社区,酗酒、刑事犯罪、诉讼、贫困等现象消失殆尽,一个全新的城市社区就此诞生。欧文认为,要消除城乡对立等社会问题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以公社为单位进行全新的城市社会建构,他试图借鉴农村的发展经验来革除城市的弊病,创造出城乡优势兼而有之的“理想城市”。虽然欧文的思想具有乌托邦色彩,但其影响却很大,他的这一尝试直接带动了欧美“模范村庄”和新城建设等社会改革试验。社会活动家埃德温·查德威克终身致力于英国城市社会的改革事业,有人称他是世界上“第一批伟大的卫生改革家之一,如果没有他以及他挑选、鼓舞、推动和指挥人们的努力,在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大批城镇必然会消亡,为自己的发展所窒息,被自己的废物所毒害”。从1839年起,他对工人生活环境的卫生状况进行了长达3年的调查,发表了《关于英国劳动居民情况的报告》,并针对城市的住房、饮水和环境卫生等诸多问题提出了可行的建议。1848-1854年他领导了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直接推动《公共卫生法》在议会获得通过。著名的城市学家埃比尼泽·霍华德在1898年正式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主张,认为众多人口挤在大城市的现象是不正常的,人们应该回到小规模、开放式和经济社会均衡发展的社区,通过在乡村建立小城镇的方式把城市和农村的优点结合起来,“用逐步消灭土地私有制,逐步消灭大城市,建立城乡一体化的新社会”。受这一主张影响,英国于1899年6月成立了民间组织田园城市协会,将“田园城市”思想应用于新城的开发建设中。1915年苏格兰生物学家盖迪斯在《进化中的城市》一书中提出了以城市为核心的区域发展与规划理念,主张城市规划必须依托对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历史、地理、经济、人口和社会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必须把城市看做市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协调发展的有机综合体。
(三)主导力量:英国政府的公共治理
英国政府的干预主要体现在城市建设管理、公共卫生治理和劳工立法等方面。
在城市建设管理方面,1835年议会通过了《城市机构法》(The Municipal Corporation Act),在178个城市中设立了济贫法委员会、工厂视察员办公室、卫生总局、地方政府委员会、教育部、铁道部等政府管理机构。在政府职能专门化的同时,议会职能也从单纯的政治方面扩展到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处理重大事务的特别委员会得以设立。到19世纪下半叶,特别委员会的活动范围已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1868年和1875年英国议会先后两次通过了《工人住宅法》来解决贫民窟的问题。1850年颁布的法律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必须承担基础设施建设的责任,在城市建设过程中可以采用公共部门单独开发和公共部门与私营单位合作开发两种模式。在每个基层地区设立一个单独的公共卫生机构,来管理排水、铺路、清扫和供水工作,同时赋予其监管新建房屋标准的权力。从19世纪60年代起,英国政府加强了建筑标准方面的管理,1868年颁布的《托伦斯法》赋予地方政府处置对公共卫生构成威胁的私人住房的权力,1875年颁布的《克罗斯法》准许地方政府制订改造贫民区的计划。利物浦市政当局利用城市的公共地产建造了大量的工人住宅,采用政府征购的方式拆除了部分贫民窟后,在原址上兴建了商店、公园、仓库、车站、剧院等公共设施,初步改善了城市环境。居民居住条件也大为改善。“1882年每间房屋平均住有6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降为12%,到了1891年,每间房屋所住人口减少到5.68人,过分拥挤的人口比例下降到了10.9%。”1885年,英国政府又成立了伦敦都市工程局,负责规划和修建全市排水系统,并把这项工程和修筑道路、清除贫民窟等工程结合起来。此后,政府又修建了一些排水设施和工人住房,并出台了“建造法令”来控制沿街住房的布局。
在公共卫生方面,由于19世纪中期英国城市流行病多发,政府开始实施系统的卫生改革,如建设下水道、保障饮用水清洁、清洁道路、清运垃圾等。1837年英国政府设立了注册总局,负责公布和处理公共卫生问题。19世纪中叶通过的法案则有助于政府对环境卫生问题的管理:1848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公共卫生法案》,并根据法案规定成立了中央卫生部和地方各级卫生局,开创了立法治理城市公共卫生问题的先例;1855年颁布的《消除污染法》赋予政府治理污染源的权力;1866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法》要求政府为居民提供清洁的饮用水,负责清运垃圾和提供排污服务。经过立法治理,英国城市的公共卫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到19世纪80年代中期,“合乎卫生标准的都市生活的起码要素,在所有较大的城市中都早已具备了。水既充沛又清洁,往往在城市比在乡间还更为充沛、更为清洁,虽则每一个城镇都有供应不充分的大杂院、楼房、弄堂和街道”。到19世纪下半叶,英国城市居民的死亡率明显下降。就伦敦而言,死亡率在25年内从50‟下降到了25‟,居民平均寿命从25岁增至37岁。曼彻斯特的城市居民死亡率也呈逐渐下降的趋势:1838-1840年为35.8‟,1841-1850年为33.3‟,1851-1860年为31.6‟,1891-1900年为29.6‟。
针对劳工问题,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工厂法》规定,9~13岁的童工每周劳动时间不得超过48小时,14~18岁的青少年每周劳动时间不得超过69小时,并且每天要抽出至少两个小时让童工接受教育。1870年议会通过了《初等教育法》,规定所有的儿童不论贫富均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初步建立了“幼有所教”的教育制度。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修正案》规定,通过济贫院为贫困无助者提供帮助,建立“弱有所养”的社会保障制度。1844年,议会规定13岁以下儿童每天的工作时间最多为6.5小时,并第一次规定女工每天的工时不得超过12小时。1847年议会对《工厂法》作了修正,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法》,1880年又颁布了《雇主责任法》,规定雇主应对雇工的安全负责。这些法令的出台,初步构建了英国政府的劳工立法体系,显示了政府对工人阶级生活状况与工作场所的关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工人的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
分析上述三股力量我们可以发现,三者在解决英国早期城市社会问题方面循序渐进地发挥作用,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问题解决不可或缺的。尽管如此,我们又无法否认,政府是英国早期城市社会问题治理的决定性力量。工业化进程促进了工业城市和工人阶级地位的提升,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引发了社会各界的改革探索,而政府力量的凸显既是工业化进程的产物,也是城市社会管理的必然要求。当时英国政府基本架构尚处于转型阶段,在应对日益复杂的城市问题的过程中,无论是立法机构还是行政机构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随着政府体制的完善和措施的逐步到位,英国早期的城市社会危机最终得以化解,其中的经验教训也给后人以启发。
三、相关经验及启示
理查·富勒和理查·麦尔兹在《社会问题的发展》一文中指出:“所有社会问题都经过三个阶段,即警觉、政策决定和改革。”作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先行者,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遇到的各种城市社会问题大多前所未见,而英国在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得失为城市的发展提供了启示。纵观英国发展历程,城市社会问题在工业化时期大规模凸显的原因主要是英国社会改革滞后于经济变革:工业化、城市化发展要求生产要素和生活场所相对集中,而当时的社会观念依然停留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由此便出现了增长极自发形成与社会管理自由放任之间的矛盾。英国早期城市社会问题的治理主要也是围绕着这一关键性矛盾进行的。其经验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强调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主导地位
英国处理公共事务时从早期推崇自治和公私合作到后来倾向于政府干预的实践表明,政府是城市公共治理的主体力量,在健全城市体系和优化城市管理方面发挥着引领者的作用。面对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对公共事务进行必要的干预是政府的义务。英国政府干预的政策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保证社会成员按照社会经济不同阶段的要求去采取行动。政府干预的手段也日趋多元,除了传统的法律途径,行政力量的直接干预开始强化,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舆论宣传,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以城市住房为例,“1945-1980年,英国全国竣工住房1000多万套,其中半数是由政府负责建设的”。政府成为英国城市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在推动新城开发和内城更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在经历新公共管理运动之后,社会各界对于政府的角色争论不休,但政府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力是勿庸置疑的。
(二)发挥民间组织和社会力量在城市生活中的作用
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可以统称为非政府组织(NGO),这是现代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保障性因素。工业化和城市化解除了旧有习俗对人口自由迁徙的束缚,对推动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人口流动对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英国经济的发展“大部分应归功于大量国内移民,国内移民事实上是这个古老国家历史悠久的殖民活动,特别表现为新兴的重要经济区域和大规模城市生活的广泛出现”。城市生活的丰富和社会政治的改革推动了社会阶层的分化与成熟。工业城市地位的提升和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反映了新兴产业阶层的崛起及社会底层力量的觉醒,民间力量代表了社会中间阶层的利益,发挥着沟通政府与民众的桥梁作用。在他们的推动下,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最终进入政府的视野。由此可见,城市改革应该是经济革新与社会创新同步进行,除了要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还必须重视社会力量与民间组织的重要作用。
(三)在自然与社会协调的基础上创新城市发展模式
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社会问题凸显主要是由于自然生态受到了严重破坏,以致引发了持续的社会危机。城市社会危机的加剧促进了城市理论思想的蓬勃兴起,推动了城市发展模式的创新。工业革命不仅是技术革命,而且是文化革命,新机器、新工厂以及新城市动摇了传统根基,要求人们参与新时代的建设。从表面上来看,英国早期城市社会问题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社会环境遭到了破坏,但从本质上来看,这反映了城市发展内在的结构性矛盾。为了确保城市的健康发展,必须依托各种文化积淀和智力资源,尝试建立城市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相协调的创新机制:根据城市的自然条件,制订科学的城市空间、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规划;依托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力量,及时解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做好城市的建筑更新和旧区改造工作,在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的基础上推动城市文化的复兴。
综上所述,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治理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早期工厂管理体制的影响。传统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所依赖的市场经济和工厂体制剥夺了人们的平等自由,人们被资本所有者奴役,几乎成为工厂生产和市场交换体系中的一件商品,资本家剥削童工和女工,工业化也导致了贫困、污染以及其他许多社会弊端。然而,市场经济、工厂体制事实上却推动了英国生产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并且使管理成为与土地、劳动力、资本同样重要的生产要素。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化环境,人们面对的是与以往迥然不同的管理问题,当人们尝试解决这些问题,以适应城市生活和工厂生活时,他们自身的需要也变得更加复杂。19世纪60年代后期,英国伯明翰的城市改革者告诫人们:城市不仅仅是供人睡觉和工作的地方,它应该还是一股传播文明的力量。为适应大量资本投入的需要,劳动力分工、经济组织和社会调节方式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管理者在日益成长的工厂体制中发挥着独特的组织协调作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三大生产要素在管理的作用下密切结合。在工厂管理革命的推动下,城市治理中的部门分工、社会力量参与、组织协调等因素逐渐完备,城市管理实现制度创新,最终有效地推动了工业化时期英国城市社会问题的初步治理,并为英国构建现代城市管理体制奠定了基础。
注释:
①关于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参见李明超2009年在华东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小城镇研究》第21~24页。^
第二篇:广州市城市社会问题调查表
广州城市社会问题调查表(华南师范大学 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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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 □; 女 □ ;年龄:老 □; 中 □;青 □;少 □;
现居住地:广州市区; 工作单位所在地:广州市区
户口所在地:省市(县);职业:;
文化程度:博士 □;硕士 □;本科 □;专科 □;中学 □;小学 □;
收入:300元以下 □;300~1000元□;1000~3000元□;3000~5000元□;5000以上 □; 1.您是否觉得就业压力日益增加: 是 □;否 □;
2.您是否满意您目前的工作: 是 □;否 □;是否准备重新选择就业:是 □;否 □;
3.如果面临重新就业,您认为自己是否具备足够的竞争力:
是 □; 不太自信 □;没有自信 □;
4.如果面临失业,您认为最可能的原因是:人才竞争激烈 □;社会体制变革 □;所掌握的技术过时 □;没有处理好与领导的关系 □;工作中存在失误 □;学历不够 □;其他:;其中最主要的是:;
5.您目前最忧虑的问题是:住房 □;就业 □;子女教育□;社会治安 □;其他:
6.您是否觉得目前城市贫富差距悬殊:是 □;否 □;
(1)如果是,您觉得这种现象属于:城市经济发展的必然阶段 □:能力与收入对等的表现 □;激励人们努力奋斗的积极因素 □;城市中存在剥削的现实表现 □;造成城市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 □;其他:;
(2)您觉得未来社会贫富差距是否会日益加大:是 □;否 □;
7.您认为目前广州市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下列哪一人群:下岗职工 □;流动人口(包括民
工)□;离退休人员 □;残疾人 □;低技术工人 □;其他;
8.您认为目前广州市富裕人口主要集中在下列哪一人群:私营业主 □;外企员工 □;公务
员 □;自由职业者(包括律师、艺术家等)□;技术研发人员 □;其他;
9.您认为流动人口对广州市社会治安带来的压力:大 □;一般 □;没有 □;
10.您认为流动人口对广州市经济发展:利大于弊 □;弊大于利 □;利弊参半 □;
11.您对流动人口的态度是:加大管治力度 □;进行管理疏导 □;提供更多帮助 □;
12.您认为下列哪些现象在广州表现得较为严重:拒绝排队 □;扰乱公共秩序 □;破坏公
共财物 □;违反交通法规 □;缺乏文明举止 □;其他:;
13.您面对上述现象时的态度是:坚决制止 □; 口头劝说 □;心里无法接受,但也听之任
之 □;无所谓 □;其他:;
14.您自己是否有过上述行为;偶尔 □;从无 □;经常 □;(十分感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第三篇:城市治理
前我市城市管理显现“四多”现象,即“流动摊点多、违章建筑多、小街小巷多、弱势群体多”。城市管理和执法工作面临着“人手少、任务重、压力大、经费少、要求高”的实际状况,而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人民群众对城市管理的要求日益提高,管理力量不足,管理不能全面的问题已日益突出,如何构建“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网络”的城市管理模式,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参与城市管理,形成“大城管”格局,最终实现“全覆盖、经常化、高水平”的城市管理,应该是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思考的重点问题,也是城市管理工作的重点。[找材料,到网,一站在手,写作无忧!]
一、××区目前在城管方面的主要做法
1、按照属地管理原则,进一步理顺城市管理工作体制,实现重心下移。理顺城管工作体制对加强和改进城市管理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区委、区政府领导对此项工作一直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研究,提出了“条块结合、合理分工、分清责任、区别对待、统一执法”的指导思想。2005年初,区城管执法分局按照“强化属地执法、健全管理机制”的指导原则,在曲江、文峰街道开展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试点工作。今年,在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又在汶河、东关两个街道推广了这种做法。目前,区内的四个街办均有城管执法大队派驻,形成了“分局、大队、中队”三级执法网络,通过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不仅健全了城管执法的基层网络,而且实现重心下移,属地管理的目标,使街道城管工作的深度和广度得到了延伸和拓展,街道在城市管理中的基础性作用逐步体现,主观能动性得到了进一步发挥。对辖区内出现的问题形成有效的互动,初步形成了“条为块服务,块为条分忧”的局面。
2、逐步健全基层网络,城管工作逐步向社区延伸,强化关口前移。在城市管理工作中,通过健全组织网络,自上而下,形成一个完整的工作体系,使工作不断向基层延伸,将问题解决在基层。实行城市精细化管理,是城市管理的最终目标。按照城市管理“全覆盖、经常化、高水平”的要求,构建城市管理网络,不断延伸触角,努力实现全覆盖。市、区、街道三级城管人员配备相对合理,而作为承担大量基础性城市管理任务的社区,由于没有专职人员和经费,城管工作不能保持延续性和长效性。对此,结合近期实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加大了对社区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给社区配备了专门的电脑接入数字化城市管理网络,明确社区在城市管理工作中所有的权利和相应承担的工
作任务,并通过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案件办理及回复率,量化考核各社区的工作落实情况,努力形成“权责一致、保障到位”的新社区城管体制,新机制的实行已经切实增强了社区工作人员城市管理的意识和责任心,提高了问题的处置率。
3、加大保障力度,逐步加大城管经费和人员投入,增强管理和执法能力。随着城市建成区面积的不断扩大,城市管理要求的不断提高,城市管理任务不断加重,区政府逐年加大了对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政府拨款逐年增加。2002年拨款532.6万元,2003年拨款611.7万元,2004年拨款789.7万元,2005年拨款978万元,h 上述费用含环卫经费和专项经费。今年,还专门投资120万元,用于建设区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在全区的4个街道和29个社区设立了数字化城市管理网络。在人员上,也尽可能的创造条件配齐城管执法人员和协管(更多精彩文章来自“秘书不求人”)员,通过市、区两级政府逐年努力,区城管执法分局的人员已从最初的正式执法人员50人,协管员30人,逐步发展为正式执法人员88人,协管员120人,结合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各街道也按照1:1比例相应配备了协管员,目前,各街道的城管队伍都有30人左右。
二、存在的问题
1、城市管理网络不够完善。目前,“三级管理”中街道一级作为政府派出机构,在城市管理中发挥的管理作用还不够充分,尽管各街道都有城管卫生科,但由于人员编制及经费落实不足,城管卫生科尚未发挥显著的第三级管理作用,社区也没有城市管理专职工作人员和处置力量。
2、城管工作经费缺口大。2006年,区城管执法分局预算共需经费约584万元,其中仅正式人员的人头经费就需330万元,而实际预算拨款359万元,相差225万元。环卫经费缺口更大,2002年经财政局、审计局审计,当年缺口526万元,2003年缺口288万元,2004年缺口205万元,2005年缺口180万元,2006年预计缺口200万元。街道、社区的城市管理工作经费至今也未落实。
3、城管处置力量不够。数字化城市管理,给我们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对问题不仅要求处置,还要求处置及时和彻底。目前,××区各乡镇、街道、社区以及专业部门的处置力量都明显不足,其中包括处置队伍、专业装备,车辆等。
4、环卫装备和环卫设施差。一是垃圾运输车辆少,车况差,按规定要配备40辆,而目前仅有26辆,而到明年4月就有10辆车要报废。二是垃圾运输中转站少,按规定要有60座,而目前仅有11座。三是厕所陈旧,全区有230多座直管公厕,占市区公厕量的80%以上,绝大部分年代久、老化,老百姓怨声载道,急需翻修。
5、社区城管工作薄弱。首先没有专职城管人员,其次缺少专业经费,这样基本上形成了“晴天靠风吹、雨天靠水冲、突击靠人工”的现象,尤其表现在小街巷的保洁上。
6、社会参与程度不高。目前的城市管理已呈现“大城管”格局,单单依靠政府部门难以彻底实现全面的城市管理,而由于宣传、教育等方面的原因,群众对城市管理的认识和参与程度、以及市民素质不高,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的意识不强,企业参与城市管理积极性不高,还没有完全引入竞争机制。
三、对策与建议
城市管理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作,也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必须立足实际,更新理念,大胆探索,勇破难题,加快实现城市长效管理,提升管理效能,不断优化区域环境。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市管理日益显示出其民本、规范、服务、效率的特征,城市管理工作必须从全新的角度、更高的起点,来审视、反思和完善。为此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供参考。
1、坚持城市长效管理的四项原则:
(1)以人为本——“善治必达情,达情必近人”,城市管理必须满足居民的精神、物质需求,使居民对日益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感到满意。坚持堵疏结合,注重人情化关怀、人性化操作,扶助困难群体,缓解社会矛盾和管理压力。强化城市管理的社会宣传,对居民进行持续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努力提高城市人口素质,增强市民环境意识,倡导良好的社会风尚。
(2)依法管理——城市必须依靠法规来治理,才能井然有序,保障长治久安。要不断完善城管方面的法律法规,注重法制教育,加强执法管理,并使两者环环相扣,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执法公正。
(3)综合治理——突破经验式管理、问题式管理、突击式管理的单一管理模式,结合目前实施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建立起综合管理模式。
综合运用行政、法律、经济、教育等多种手段,从以行政手段为主向以法制手段为主转换,从单一手段向诸种手段共同作用转换。(4)公众参与——公众与各种非政府组织是城市管理的基本细胞,只有社会组织与公众广泛而自觉参与,城市管理机制才能从被动外推转化为内生参与,从而实现城市管理的良性循环与可持续性。
2、构建城市管理的六大工作机制:
(1)综合协调机制。一是加强城管执法部门与卫生、公安、工商、环保等相关专业主管部门的协作。二是完善区与街道、社区层面既联系又独立的运行机制。继续深化城管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和改进城管执法大队派驻街道制度,从制度层面支持和强化街道城市管理工作的责任和权力;加强对街道城市管理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形成“块块负责、条条保障,条块结合、区街联动”的城市管理工作格局。(2)责任包干机制。明晰管理职责,进一步理顺街道办事处和专业管理部门的职责,解决管理中的职能交叉和边缘性问题,避免出现管理空隙。根据责任和权利相一致,事权和财权相匹配的原则,加大对街道、社区城市管理工作的投入。按“谁许可谁负责”的原则进行管理,对一项事务涉及多个部门的,按“谁为主谁负责”原则予以界定,切实履行好城市管理职责,发挥保障作用,实现“条块结合”。细分责任范围,以路为线,纵横成网,建立四级管理责任区。一级为街道,二级为社区片,三级为责任块,四级为责任点,点面相间,条块结合,格网成面,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死角。实行错层管理、网格管理,推行环境承包制,做到责任主体具体化、工作标准清晰化。(3)快速反应机制。城市管理具有动态性、反复性的特点,现在实行的数字化城市管理就是要提升管理效率,我们必须增强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处置能力。在具体管理活动中,把握阶段性、及时性、经常性三个环节,使辖区始终处于严格的监管之下,对重点地区和违规易发地段在管理时间上保持连续性。在城区主次干道两侧、窗口地段和公共场所实行严格的定人、定时、定岗、定责“四定”管理,强化“门前四包”责任制,随时纠正违规行为。在管理技术上,加快推进城市管理信息化、数字化,促进城市管理工作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科技型、精准型转变。
(4)市场竞争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是提高城管作业水平的外在驱动力。要坚持政府管制与社会参与互补原则,突出政府在城市管理中的主导作用,充分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在深化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改革中,着力在环卫工作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逐步培育和发展城市维护作业市场,达到管理和作业的分离,通过政府公开招标,企业竞标管理,以此促进管理的标准化,降低管理成本,提高管理绩效。(5)考核激励机制。建立有效的考核激励机制,是提高城市管理效率、实施长效管理的重要保障。一要强化目标考核,按照“责任目标化、目标数字化”的要求,将考核从定性型向定量型转变,建立数字化的量化考核体系,采取多种手段和形式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考核,实行职能部门与街道之间的双向考核,将考核与日常考核结合起来,对城市管理的实际效果进行客观评价。二要严格奖惩措施,把激励机制贯穿于各项工作之中,无论是日常管理,还是阶段性工作,都要有考核、有奖惩,以考核为依据,通过物质、精神等多种手段进行奖惩,鼓励先进,鞭策后进,激发活力。
(6)投入保障机制。一是经费保障,在城市管理过程中,确保必要的城市管理经费开支,逐步加大投入,逐步改善装备,提高管理和执法能力。二是建设保障。充分发挥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对城市管理的基础性作用,增强规划的前瞻性、预见性,管理前移,规划建设与管理要加强沟通与反馈,克服建设“后遗症”现象,做到标本兼治。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加快老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优化农贸市场、公厕等配套设施,为城市管理提供良好的基础平台。三是队伍保障。科学核定城管执法队员、协管员人数,充实管理力量,保证管理需要。强化城管队伍的专业化培训,严格管理,建设一支纪律严明、作风过硬、反应快速的城管执法队伍。
3、健全管理机制,强化属地职能的几个具体建议:
(1)确保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的正常经费。除区政府每年财政拨款外,市政府对××区要实行倾斜政策,真正做到工作重心下移,与其配套的一些政策也要相应下移。
(2)适当增加乡镇、街道城市管理专职工作人员,以4-5人为宜,同时在各社区明确一名副主任专事城市管理工作。
(3)同时与城市信息化管理相配套,适当增加区级处置力量。加大对环卫工作及环卫工人先进事迹宣传力度,以逐步提高其社会地位,逐步改善、提高环卫工人待遇。当前应尽快解决体改后环卫工人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问题(经调查一测算,一次性交纳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分别为667.2万元和759.33万元)。
(4)不断加大对××环卫设施和装备的投入。
我不是城管,但我觉得单从职业而言,城管本身,我是很愿意接受的。长远来说,占道经营,非法经营,本身对社会治安也造成隐患。我家楼下经常堵得我车都开不出去,头疼死„„老百姓小本经营,该如何规范,是政府应该着手解决的,城管不过是旅行职责——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匪类乱来„„
建议书
0城管 发表于0秒前 城管,建议书,小贩,部门,卫生 作文网
建议书广州市的城管部门:广州是个大都市。而今年又在“创建国家卫生城市”,所以注意卫生是很重要的。而偏偏一些无牌小贩却在街边乱摆卖。为了全力配合城管部门和有关机关工作,我建议广大市民应该积极开展“远离街边小贩”的活动。为此,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1.城管应加大对“乱摆卖”等现象的打击力度。
常勇是解放区城管局二大队队长,面对关系民生、繁重而艰辛的城管工作,他不叫苦、不喊累、不畏难,辛勤工作,乐于奉献,他经常对自己说:“我是一名普通的城管队员,但我要做一名出色的城市卫士。”
人文关怀促和谐
城管执法面对的多是下岗职工、残疾人等弱势群体,如果执法方式不当,有可能得不到群众理解,甚至出现暴力抗法事件。因此,常勇积极推行亲情执法,以换位思考的理念构筑了一片和谐的城管天地。
为充分调动商户参与城市管理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常勇发动城管队员结合各责任路段管理情况,用亲切生动的语言写出《致沿街经营商户的一封信》,深入浅出地说明“三种经营”等违章经营行为造成的危害以及创建卫生城市和宜居城市给广大商户带来的好处,引导经营商户积极配合城管工作。他还鼓励队员们与商户谈心、交朋友,主
动给商户讲解有关法律法规、帮助商户解决实际困难,并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以理服人,以情感人,营造了良好的城市管理氛围。辖区经营商户开始逐步养成自觉遵章经营的良好习惯,商户参与城市管理和“创卫”工作的积极性也明显提高,市容市貌开始从源头发生转变。
温情服务当公仆
城管工作需要严格执法,但必须尊重商户人格,讲究执法艺术。常勇深知城管执法对象多为困难群体,每一个影响市容、堵塞交通的商贩背后都有一个贫困的家庭和艰辛的故事。所以,他经常教导队员们说:“虽然治理‘三种经营’是为了大多数市民的利益,但一定不能忘记,我们还要服务那些最需要照顾的困难群体。”因此,他带领队员始终坚持“三先三后”原则,即先宣传、后处理;先通知、后限改;先主动、后强制,文明执法,温情服务。在执法管理过程中,根据不同情况,他先后帮助家庭确实困难的12个商贩分别联系了菜场和瓜果蔬菜定点街市,安排他们免费进场经营,既妥善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又做好了市容管理工作。
甘于奉献老黄牛
许多认识常勇的人发现,自打今年年初以来,原本胖乎乎的他一下子瘦了几公斤。这是因为,在常勇默默勤劳工作的背后,还有许多常人难以承受的家庭负担。今年年初,常勇的母亲被确诊身患癌症,之后做了3次手术,还经常去郑州化疗。3月份,常勇的父亲又被诊断为胰腺炎。再后来,常勇已有身孕的妻子一天天行动不便起来,正是需要人照料的时候。千斤重担全压在了常勇一个人身上。然而,为了不影响正常工作,常勇舍小家顾大家,他把父母安排在同一家医院治疗,白天按时上街治理“三种经营”,晚上再到父母床前精心侍候,给妻子送去安慰。领导和同事知道他的情况后都劝他请假休息,可他只是在母亲做关键性手术时请了半天假,之后再没有因为家里的事而耽误过一天工作。
海门城管执法局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来,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注重与人民群众沟通,提供全面周到的服务,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
在学习调研阶段,我局开展了城管进校园活动,旨在加强对海门市区学校周边流动摊点的打击及车辆秩序的管理,创造一个卫生秩序、安宁整洁的社区和校园生活、学习环境;进一步改善城市人居环境和校园学习环境,提升城市品位和城市形象。让市民和学生参加城管的执法实践活动,培养全体市民的城市文明意识和公德意识,通过进校园的大手拉小手活动,带动全市人民共同关注学习实践活动期间城市管理工作。
此次海门城管局通过“城管进学校”活动的开展,“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影响一个社区”,从而全面提升城管宣传工作,逐步建立城管宣传教育社会化制度。
活动主要通过宣传版面巡展,采取制作漫画图片展板;制作城管宣传展板、宣传画页、便民手册等发放;执法人员进学校、进课堂,深入浅出地讲解城管法律法规知识;通过学生向家长和市民发放城市管理资料等方式,宣传城管职责职能;城市管理法规知识及处罚依据、标准;城市环境卫生常识;典型案例介绍;城管办事程序、服务承诺;与学生密切相关的城市管理工作情况等。
活动开始后,海门城管局将选拔优秀执法队员到中小学校担任校外辅导员,每个星期组织执法队员深入到每一个中小学校,讲一次城管法规教育课,将根据学生的年龄和心理特点,选择有针对性的典型案例,对学生做好讲解,配合学校开展城管知识竞赛、演讲比赛、作文比赛等活动;分批组织学生上街清洁城市公共设施,清扫白色垃圾,体会城市管理工作的艰辛;在学校组织发动“城管志愿者”,佩戴“城管小袖章”随执法队员参与城市管理;学校、城管联手治理学校周边流动摊贩和车辆停放秩序等。
为充分调动学校师生积极参与“城管进学校”活动的积极性,树立城管宣传先进学校和学生,有关方面将对学校和学生评比,颁发“城管教育示范学校”牌和“优秀小城管”奖状。
通过“城管进学校”活动,拓宽了与市民的沟通渠道,增强了青少年和市民对城市管理的责任感,提升了城市管理社会化程度。同时,借“学校”这个突破口,通过生动而贴近生活的宣传和社会化的服务方式,增进了市民对城市管理工作地理解、支持和配合,营造了“人
人参与、齐抓共管、大家受益”的社会氛围。(海门市城管局
本报讯(记者肖持刚)经营物品摆放不许超出门线、人行道停车不得占压盲道、移伐树木必须得到园林部门许可、遇到噪音扰民可打12342城管特服热线举报„„这些连一些大人都未必完全熟悉的城管法律知识,如今五味什字小学的同学们却人人熟记在心,并正在变成“小手拉大手,同走文明路”的良好行为。
昨日,市城管综合执法局、碑林综合执法局及市教育局领导,来到五味什字小学,与小学生及部分学生家长一起,参加了该校“小手拉大手,同做美丽西安维护者”的主题活动,将城管法律知识送进校园。该校师生还通过班级主题队会、征文、绘制宣传画等多种形式,推进城管法律知识学习取得实效。同时通过“小手拉大手”活动,带动学生家长参与城管法律知识的学习。参加昨日活动的一位从事商店经营的张姓学生家长说:“孩子们通过演讲、作文、漫画等形式表现出的,希望家长们都能模范遵守公共秩序的良好心愿,使自己对以往占道经营的错误行为有了更深的认识。以后再想出店经营孩子这道关恐怕都难过。”
第四篇: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和散文英国
浪漫主义时期的诗歌和散文Poetry and Essays in the Romantic Age The literary movement called Romanticism represented a renewal of progressive thought and emotion(liberal, free and open-handed), which had existed before the 1700s and which had never totally died out.While Romanticism in the1800s signaled a new mood(a feeling or emotion held by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t a time当时许多人的一种共同的情绪), the world had witnessed earlier cultural movements that also merit the name Romanticism.Specifically, the ancient Greek epics(古代希腊史诗)can be called Romantic, as can much literature of the Medieval Period and of the Renaissance, or Elizabethan Age.All these writings---and the writings of
the English Romantic Age under study here---emphasize human adventure, passion, delight, love of splendor, of extravagance, and of the supernatural.The Romantic tradition in all these periods can be viewed in contrast to another main literary tradition---Classicism or neoclassicism.The pendulum of literary taste seems to swing between the two traditions.Now let’s have a look and examine the following lists, which contrast elements, outlooks, and concerns associated with the neoclassicism of the 1700s and the Romanticism of the early 1800s.Keep in mind also that although earlier literary periods can indeed be seen as typically Romantic, the period discussed here(1798-1837)is considered the Romantic Age.Neoclassical Romantic
Tradition society Urban Artificial
Intellect, reason Public Logical, solid aristocratic
Cultivated
Conformist
constraint
Formal diction
Three notable poets of the 1700s---Thomas Gray, William Blake, and Robert Burns---were in many respects as “romantic” as any poets of the Romantic Age, but the work of these three was isolated.Why did
experiment Individual
rural Nature loving
Imagination, emotion Private, subjective Mysterious, supernatural common primitive independent spontaneity Natural diction
English literature change its views and philosophies, its aims and subject matter, so decisively at just the turn of the century? Certainly, the historical issues and developments of the time played a major role in provoking and shaping the new literary movement of Romanticism(诱发并造就): One critic has said, “The French Revolution and Napoleon made a clean sweep(大获全胜);after them it was no longer possible to think, act, or write as if the old forms still had life.” Also,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s urbanization of English life, and its abuses against the working class called for a change in literary concerns and style.The Romantic poets in England also owed much to the Swiss-born French
philosopher, 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In his philosophies Rousseau rebelled against the cold logic of the 1700s and championed freedom and experimentation.He believed that man was most perfect in a state of nature, free from artificial societal restrains.The romantic Age in English literature begins in 1798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Lyrical Ballads, Wordsworth enunciated his aims, among which was his belief that poetry should reflect spontaneity and emotion rather than the more sedate ordered tones of the previous generation(稳重严肃的,四平八稳的).Wordsworth also stressed a desire to depict commonplace situations involving common people living in natural settings.Coleridge chose to concentrate
his efforts on the supernatural.But both poets intended that their work---whether a treatment of the ordinary or of the mysterious---would stimulate an awareness of the workings of the human mind and personality(激发对于人的大脑的工作机制和个性的自觉).With respect to poetic form, they advocated using natural, ordinary speech over the formal, stylized diction of the 1700s.So we may summarize that it is in their view of nature and natural phenomena and in their treatment of the supernatural and mysterious that the Romantics differed most profoundly from the neoclassicists.Partly as a reaction against the urbanizing, dehumanizing effects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Romantic
poets regarded nature in a fresh light and abandoned the well-tended gardens of the 1700s for the wilderness.Though Romanticism shared with neoclassicism an interest in the past, Romanticism emphasized Ancient Greece over ancient Rome.Furthermore, the Romantic concern with the past encompassed a renewed interest in the Middle Ages.Finally, the Romantics paid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works of Shakespeare, Spenser, and Milton than had literary critics of the neoclassical era.The essence of the English Romantic Ages contained in the works of five poets---Wordsworth and Coleridge constituting the so-called first generation of Romantic poets, and Percy Bysshe Shelly, Lord Byron, and John Keats composing the second generation.These poets also wrote
essays and letters explaining their ideas about poetry.In addition, Charles Lamb, William Hazlitt, and Thomas de Quincey wrote personal and subjective essays on a wide range of subjects.
第五篇:英国工业化以前农民的饮食革命
英国工业化以前农民的饮食革命
长期以来流行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工业化的实现总要以排挤甚至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生产的发展以大众消费特别是农民的低消费为代价。这是历史的误读。近几十年国际史学界的研究成果表明,英国的工业化和社会转型并非牺牲农民利益,恰是源于农业生产率提高和农民个人原始积累,并伴随着农民及大众消费水平的攀升。仅从饮食方面即可窥视中世纪晚期至工业革命前英国农民的消费情况。
欧洲人并非天生的肉食者,14世纪以前,他们与中国农民一样,饮食的主要成分是碳水化合物。多少世纪以来,面包一直是衡量生活水平的标尺。农民餐桌上除了又粗又黑、硬的像羊皮一样的面包外,很少发现小麦食品。农民也种小麦,但舍不得自己吃,而是拿到市场上换成货币以购买生活必需品和交地租。他们的日常食品是:黑面包、麦糊、简单酿制而成的淡啤酒(像浓汤一样)、还有少量豌豆、巢菜、蚕豆、洋葱头等。有时农民也吃一些肉类,如鸡肉和腌猪肉以及鸡蛋。乔叟写于14世纪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农村穷寡妇吃的是黑面包与牛奶,有时也吃一点烤肉和一两只鸡蛋,蛋白质类食品的缺乏是显而易见的。
英国中世纪有这样的惯例:当儿子继承家庭土地等财产后,要与家长达成“赡养协议”,说明财产继承情况和继承人的回报,可见契约因素在英国社会发酵之早,渗透之深。赡养协议含有老人应得到的“食物与饮料”一项,后者成为研究农民饮食消费的确切证据。大多数协议表明,每人每年一般可得到谷物12蒲式耳以上。12蒲式耳的混合食物,折合每天约合1.5—1.75磅。现代的饥荒救济中,每人每天1磅谷类食物是维持生命的基本数量,1.75磅能提供大约2000卡路里,相当于1.6市斤。
在比较慷慨的赡养协议中,提供的食品有面包、浓汤和啤酒。1437—1438年,贝德福德郡一位老农每年获得12蒲式耳小麦(每天2磅面包)、2夸特麦芽(酿酒,每天可消费2.5品脱浓麦酒)、1配克的燕麦片(用于做汤)。又例如,1380年诺丁汉郡一位农妇,每3周就可获得1蒲式耳小麦和2蒲式耳麦芽,这是一个较大的数量,小麦用于白面包,麦芽则为啤酒。显然,境况较好的农民可以吃白面包,定期喝到啤酒。较为拮据的赡养协议,不提供啤酒,只有黑面包和浓汤。
少数赡养协议中提到肉产品和乳制品。例如,诺福克郡的一位老农,在1347年得到了1口猪和四分之一的公牛畜体,从而获得了足够的肉食供应,每天食肉0.5磅(大约相当于0.5市斤)。当时农民理想的食物是咸猪肉、香肠和奶酪,这些食品保存时间较长。在偶尔进行的商品税额评定中,总是少不了咸猪肉,可见其在农民饮食中的重要性。文字材料以及考古发掘表明,在肉产品消费中,首推猪肉,其次是牛排和羊排,牛羊通常在不能提供拉力、牛奶和羊毛之后才被摆上餐桌。总之,14世纪以前,大多数农民都是以面包和浓汤等谷类食物为主,家境较好的农民才能经常喝上啤酒。作为动物蛋白质重要来源的牛羊肉、猪肉和乳制品,消费有限,主要为上层村民享用。
进入15世纪,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英国农民的饮食结构悄然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第一,小麦消费增长,达到40%以上。第二,肉食增多,这使得乡村屠户的生意逐渐兴旺起来。第三,酒的消费成为大众饮食的一部分,农民可以定期喝到啤酒,村庄永久性啤酒馆相当普遍。从营养角度看,膳食中面包提供的卡路里比例下降,肉的消费占到食物结构的1/5或更多,品种也丰富起来。肉类、家禽和蛋类,越来越多地摆上了农民的餐桌,蔬菜、牛奶、乳酪和各种水果为居民提供了多种营养。工业革命前的改善尤其明显。到18世纪中叶,一般农民也以白面包为主食,占到60%以上。饮食习惯进一步改变,18世纪早期每80个英格兰居民就拥有1个啤酒馆。啤酒成为重要产业,仅伦敦的啤酒厂就有上千家。大众肉食量的增多,被认为发生了一场真正的“肉食革命”。
此外,牛奶的消费极其普遍,即使一个雇工家庭,其收入的一部分也要用于支付牛奶。英国北部地区牛奶消费量更大,一些家庭每天喝掉3公斤!南北平均算下来,每个家庭一天消费0.5—1公斤牛奶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啤酒的消费更加普遍,葡萄酒、杜松子酒也流行起来,这是物质生活相对宽裕的结果,似不能认为饮食习惯使然。根据1808年的价格水平,估计英国中等农户每人每周的饮食消费大约需要5先令,包括2磅腌肉,蔬菜,半配克褐色面包,2.3加仑脱脂牛奶,1磅奶酪,5.9升淡啤酒。经济条件较好的农民,每人每周消费可达7先令3.5便士,除上述消费外,另有4升淡啤酒,黄油和糖各半磅,还有1英两茶叶。
糖也是迅速增加的大众消费品之一。17世纪末,英格兰已建有50家糖厂,供本国消费外还大量出口到德意志和北欧。1750年,糖厂的数量增加到120家,糖的消费量也增至100万英担以上,比17世纪末增加5倍。据估计,当时欧洲的食糖有1/3被英国人消费,人均月消费大约1.5市斤。工业革命前继续增长。从食糖量的激增,可知咖啡、茶叶和可可的消费亦可观,因为在这些新饮品中欧洲人有加糖的习惯。
茶叶、咖啡、可可等,在17世纪中叶还是富裕阶层的饮品,大约经过一两代人之后,逐渐成为大众饮品。1739年伦敦已有五六百家咖啡店,沿街随处可见。饮茶也蔚然成风。来自中国等东方的茶叶成百倍增长,法国史学名家布罗代尔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末,欧洲“茶叶消费量增加四百倍”。购买力旺盛的英国人和荷兰人,迷上这一新兴饮料,奉为时尚。布罗代尔告诉我们,如果知道那个时代“最贫困的英国人每年消费五到六磅茶叶,这一下我们就明白这项奇特的贸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可见,过于看重商品出口能力,是片面的,其实较大规模的进口某种大众消费品也是一种能力,而且是更重要的能力。大众购买能力,意味着生产能力和市场消化能力,也是创造能力和持续发展能力的温床。
工业化前,农民仍是大众的主体,农民的购买力真正代表了国民的消费水准。1745年,英格兰一位富裕农民被描写为“享有人生一切舒适”;他的雇工“动身去耕地前先要喝茶”。这说明一定的消费水准已经衍生为相应的消费习惯,即使一个雇工,也要喝茶,也要吃肉蛋、蔬菜和奶酪,多少也要有啤酒或布丁。据记载,汉普郡农场雇工一日三餐的菜单如下:早餐是牛奶、面包和前一天剩下的咸猪肉。午饭是面包、奶酪、少量的啤酒、腌猪肉、马铃薯、白菜或萝卜。晚饭是面包和奶酪。在星期天,人们通常还可吃上鲜猪肉。在北安普顿郡,雇工的三餐分别为:早餐有腌肉、奶酪,午餐有面包、啤酒、烤肉(或煮肉)和布丁,晚餐和早餐大致一样,外加少量啤酒。一位史家分析道:18世纪英国农民的热量摄入与20世纪60年代欠发达世界的水平相当接近,蛋白质和脂肪摄入量的不足也颇为相似。
不仅如此,很久以来农民进餐开始增添一些礼仪,吃饭不完全为填饱肚子,还要求某种气氛和舒适感。饭桌上铺着亚麻布或粗帆布,仅有的一把椅子由男主人享用,其他人坐在长凳上。在较富有的家庭,饭前要洗手,使用金属盆和亚麻布的毛巾。较贫穷家庭的餐桌上,也摆着装饰性的陶瓶。他们认为,吃饭能维持家庭成员的和睦,正像教堂里圣灵降临节的啤酒能增强公众的社区意识一样。
还需说明的是,16、17世纪以后,英国社会分化出一批生活窘迫,需要社会救济才能生存下去的人,被称为“贫民”。不过数量不多,他们的生活水平随着整个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在上升。尽管肉吃的很少,最穷的家庭每周吃肉不超过两天或每周吃肉不超过一次。但他们还是有吃的,并没有挨饿。当时各种济贫机构档案,留下了关于穷人饮食的规定,颇为详细。1687年伦敦圣·巴塞洛缪收容所日常饮食包括:285.3克小麦面包,1.7升啤酒,2品托汤、肉汤或牛奶糊。每周一、二、四和周日4天吃肉,每天170.1克。其他不吃肉的三天吃黄油和干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