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哲轩我如何安排时间

第一篇：陶哲轩我如何安排时间

陶哲轩我如何安排时间

受到一些评论的鼓励，我最终决定在这里写一些关于如何安排时间的建议。其实，我有这个打算已经一段时间了，可是就我自己的情况而言，这方面也还在做着探索（读者应该看看我等着写的论文排了多少！）而且很多想法未必成熟。（已经有一些经验写在advice on writing papers,比如page on rapid prototyping）而且，我的一些个人经验恐怕也不能对所有人通通适用，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类型以及工作状态。欢迎大家把自己的想法啊，经验啊，或者建议在评论中写出来。（其实，即使我自己的经验，我有时候也不能严格的遵照，挺遗憾的。）

这些经验并不系统，我慢慢的叙述如下。首先，我足够的幸运，自己的很多优秀的合作者都在我们合作的工作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比如最近我的博客大家看到的论文，很多都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我的合作者们辛勤劳作的成果。一般来讲，我觉得几个人合作的时候，虽然常常要花费的时间要多一些，但是每个人实际花费的力气却令人吃惊的少，而文章的质量却更高。我发现自己可以同时与很多人在不同的工作中合作（因为常常他们为主，或者该工作实际上在等待进一步发展。）可是在我独自写论文的时候，我却只能同时只做一件工作。由于一些学院时间的规定，在夏季很多的工作要做结，数量要比其他任何时候都多。这些工作都已经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比如，很快就要有一篇文章完成了。在这篇文章上，我们已经花费了三到四年；从2000年开始，我在关于波映射的全局正则问题（the global regularity problem for wave maps problem）上已经时断时续的花费了8年之久了。）所以说，当一篇论文一个星期就出现，这可不是说，从怀有这个论文的想法，到真正写出来，仅仅花费了一个星期。其实往往整个漫长过程多是不被世人所知的。

另外，我解决严肃数学问题的能力常常上下变化，甚至每天都有区别。有时候我可以在一个问题上连续想一个小时之久；而有时我更适合去把我和合作者们的草稿式的想法给具体到细节的写出来；另外一些时候，我觉得自己只能收收邮件，改改错误，甚至打个盹，散散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应该根据自己的状态变化来调整自己的工作安排。如果我有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同时又有很好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关掉办公室的门，关掉网络，静下心来写这篇苦思已久的论文；而状态不行的时候呢，我就看看这一周的e-mail，投几篇篇论文，写写blog。总之我要做些跟精力的热情的高低很相配的工作。做数学够幸运的一点就是，你可以把大部分的工作在时间上做非常自由的调整（但是讲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我们必须围绕讲课的固定时间来做安排）。能够准确的判断自己在某个时段的工作能力以及对接下来的时间（比如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做估计是很有帮助的。无论是太过自信，还是太不自信，在选择具体的工作内容的时候都会带来低效的后果。（我在这两方面可以说都有反面的经验。）

类似的。我有时会有一大堆事情，在长度，复杂度，困难度都非常不同。这一堆问题写在我的“要做”清单之中，如果其中有某个需要很细致的思考的话，我会完全排除掉其他干扰，只将注意力放在这一个问题之上，其他的能拖后的拖后，能放弃的放弃掉；我只有在各项工作都不会耗费我很多时间的情况下，才会同时在各个方面工作。（而且，我还在这些工作中都没有什么灵感。）常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些任务要比我预想的难，需要更多的精力，时间或者是耐心才能够完成。这时侯，你就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休息点”（比如，证明一篇论文中的关键命题；写下讨论中的一个想法，写出来黑板上的某个灵感，或者把一个论文草稿具体完成到细节。）使得这件工作可以放下来不想一段时间，等到回来的时候依然能够很舒服从断开的地方直接继续原来的工作。应当避免在一件工作完成一半的时候就停下来，没有找到合适的“休息点”。结果要么这件工作半途而废，要么留在脑袋中不能彻底忘掉，以至于影响其他的工作，而当你把这个问题捡起来的时候，常常要从前面的什么地方重新开始思考，浪费了时间。但是也无必要拿到一个任务就一次完全的完成，只要找到合适的暂停的地方就好。举一个俗气一些的例子：我在写信的时候（一般都是我工作状态较差，不能去做严肃的数学问题的时候），我会写完并打印好，装到信封之中，然后就把它们放在固定的地方，而一般不会马上就邮寄出去（包括很多类似的东西都放在一起）。直到我“固定的地方”堆满了文件，而我有没有什么其他事情好做的时候，我会统一的把他们一起处理。（比如当我的电脑出点问题的时候，就是个不错的时机。）

一般的讲，有些不需要很集中精力处理的问题最好能够成批的处理，而那些需要集中精力分别应对的任务，就不要被杂事分散了力量。

跟所谓的“休息点”的寻找相关的一点就是要会把又大又长的任务给切碎，让他们变成若干的小问题，而且每个问题又能够有很好的独立性以及自洽性。最好不过的就是每个小问题都能有他自己的意义。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是完全不大可能一次性完整的写出关于庞加莱猜想的证明，而当我把它们分成了19个部分之后，这些部分都相对可以很好的处理，而且又能够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而且，我还发现，把自己逼到悬崖边上也常常很有效。我提前宣布要讲庞加莱猜想的证明，这给我带来很多动力，不至于半途而废。）

（译者注： lectures on the Poincaré conjecture 是陶教授今年的一门博士课程，课程参考著名的Perelman的三篇论文，田刚的500页的书，以及朱熹平，曹怀东的300页的论文为教材。由于课程非常艰深，因此上课的具体要求十分简单，只要坚持听课就好，没有任何的作业或者考试要求。这门课的主页以及所有讲义在陶教授的博客上可以看到，链接在这里。）现代文字处理的优点就是，任何时候都可以间断下来，将草稿保存。又很容易找个时间继续。这个blog就是这样。我非常惊叹于在计算机时代之前的那些数学家们，他们居然能够写出如此高质量的论文甚至是厚厚的一本书。而我即使有秘书的帮助，也会觉得这件事相当的困难。

有时候应当花费大段的时间来学习某种技术，因为这些技术将会在未来不断的被使用。这其中一个好的例子就是数学中的latex编辑软件。如果你打算写很多的论文，那么就应该花费些时间仔细研究一下这个软件，给自己将来带来方便。好好的学习一下譬如怎么画图怎么做表等等。近来，我试图利用宏定义的方法将标准的latex码（如begin{theorem} „ end{theorem} begin{proof} „ end{proof}等等）简化，节约了击键次数。每次的时间节约当然很少，但是累计起来，效果就会不同。而且，在工作的时候如果有效率很高的感觉，人也会精神抖擞，士气高涨。（写长论文的时候就能有体会。）

而在另外的一些情况下，却反而可以对一些任务进行推迟，延误，甚至放下去做些其他的工作。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同样的重要。面对一个给定的任务，如果一个人等到自己的技能更强悍，或者是发生了某件事情使得这个任务变得不再那么重要，那么这个工作显然就变得简单了。比如，我目前关于波映射的论文（papers on wave maps）被延误了好些年，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没能坚持。然而回想起来，我看到把论文放在那一段时间也有不错的方面。当初我计划中的方法在技术上简直是个噩梦。真的很有必要等待合适的工具出现，等待对这个领域的理解的加深，然后在对问题有更深刻更有效的处理。[也许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的博客中，还有很多的文章草稿我觉得还不成熟，至少现在还不是露面的时候。它们还在等待进一步的修改。并不是所有的想法或者话题都能够顺利完成，变成一个有意义的结果，参考我的另一篇“利用垃圾箱”。（use the wastebasket）] 我的最后一个建议就是要制定一个计划之后要尽最大努力坚持下去，一个不能全心投入的计划还不如干脆没有计划。我的计划包括我自己的PDA和笔记本，我的e-mail同步。我的各种计划和办公室中其他的设计好的东西保持一致。我还有一个“保留的”黑板，上面写得东西也许只有我自己能完全明白。我并不想很详细的在这里把这些写的很详细。总之，我已经很习惯于我的这些计划，而且到目前为止一切都非常好(尽管我可不希望有人把我的黑板擦干净！).选择怎样的计划显然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事情，我当然也不大可能对每个人给出最好的建议，只能讲讲自己正在实施的方法.我认为这些方法给我赢得了很多的时间;我不用花费精力去考虑自己在周二下午3点钟该做些什么；为了目的A，B，C，在X，Y，Z方面都需要做些什么也不用再操心，这样我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于理解数学本身，抑或证明一个有难度的命题，或者什么其他的的工作.[I我还发现，当划掉计划中的任务时所带来的心理上的舒适感也会带来动力，不然，有些工作可能会由于没有兴致而最终搁置。] 哦，最后还有一条：有时又需要及时放弃自己的规则而容许有效地调整。比如说，当我在午饭时（随便抓些东西吃吃）为下午的工作做计划时,有时会被同事或某个访问者所打断，结果要出去吃饭。结果常常发生的情况是，在这顿饭上我得到的比在办公室中更多更好（在数学上或者在其他方面），尽管不是按我事先所预料的方式。而且这个过程常常更令人愉快(有时候，脱离会议讲座甚至脱离会议本身去做自己的论文也会有相同效果)

第二篇：陶哲轩

陶哲轩：长大的神童Comments>>

木遥 发表于 2008-11-29 08:58| Tags 标签：原创, 天才, 数学, 陶哲轩

在11月20日出版的美国《探索》杂志上，20位40岁以下的科学家被冠以了”Best Brains(中文版)”的称号。他们的专业遍布各种科学分支，但排名第一的是一位数学家，而且是最没有悬念和意外的一位：今年33岁的陶哲轩(Terence Tao)。

这个名字近来在国内也渐渐开始为大众所知，部分的原因估计是他的华裔身份——虽然他自认为是澳大利亚人并且一个汉字也不会写。他的光辉事迹在网络上流传得到处都是，仅列出最主要的几项如下：

——11岁、12岁、13岁连续三年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依次获得铜牌、银牌、金牌，是迄今最年轻的金牌获奖者（大多数获奖者年龄在15岁以上）。

——17岁大学毕业，20岁从普林斯顿博士毕业，24岁获得UCLA的正教授职位。——2006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时年31岁。

需要指出的是这几项成就虽然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单独来看都并非前无古人。德国数学家C.Reiher曾经获得过四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金牌外加一届铜牌（当然并非在那么小的年纪），获得过三枚金牌的数学家则为数不少。他也未尝成为美国最年轻的数学教授，他的师兄，数学家C.Fefferman于22岁就成为了芝加哥大学的数学教授。——这里的师兄是字面意义上的：他们都曾经师从普林斯顿的数学大师Elias Stein门下。他当然也不是最年轻的菲尔兹奖得主，他这位师兄Fefferman在29岁就得到了菲尔兹奖，而迄今最年轻的菲尔兹奖得主是法国数学大师J.Serre，记录是28岁。但是这并不妨碍汇聚这些惊人成就于一身的陶哲轩成为新闻焦点，更不用提他年轻英俊的外表——顺便说一句，他本人在生活中显得比照片上还要年轻。可惜的是他早已名草有主了，他的妻子是一个韩裔工程师，是他在当教授时从自己的学生中认识的……跑题了。

然而公众关心和熟悉的部分恐怕也就到此为止了。是的，他很聪明，极其聪明，年纪轻轻就大奖在握，然后呢？ 这里有个很微妙的问题，就是对数学家来说，聪明到底意味着什么？自然，压根一个笨蛋大概很难成为数学家，但是很多数学大师也并非以聪慧著称，例如陈省身先生就从来没当过任何意义上的神童。

数学家是一个个人风格之间差异巨大的群体，有的人健康开朗，例如俄国数学家柯尔莫格罗夫常常以滑雪和冬泳健将自诩；有的人潇洒浪漫，例如美国数学家斯梅尔很喜欢在海滩上一边看着夕阳一边想数学问题；有的人沉稳踏实，例如华人数学家丘成桐年轻时以每天工作超过十二小时著称；也有的人内向木讷，例如众所周知的陈景润大师。不幸的是，最后一种形象似乎在公众心目中是最深入人心的……

而聪明，哪怕是像陶哲轩这样惊世骇俗的聪明，也只能说是个人特质，而并非做一个出色数学家所必需的条件。正如我们所知的那样，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的历届获奖者中只有一部分最终成为数学家，成为数学大师的则更少。但是和许多喜欢顺口抨击“体制问题”的人的想法不同，这其实只不过是个自然现象罢了。正如陶哲轩的同事，华人数学家陈繁昌评论过的那样，数学研究和数学竞赛所需的才能并不一样，尽管有些人（比如陶哲轩）可以同时擅长数学研究和数学竞赛。

除了智商以外，使得陶哲轩真正成为一流数学家的，也许还有他广泛的兴趣和知识储备以及深刻的洞察力。令他获得菲尔兹奖的最主要成果之一是他和另一位数学家合作证明了素数的序列中存在任意长度的等差数列，这个问题毫无疑问属于数论这一数学分支，而需要做一点背景介绍的是陶哲轩本人的专业同数论完全无关：他是一个调和分析以及偏微分方程的专家。这是典型的“陶哲轩式的”传奇故事：他能够敏锐地发现那些陌生的问题同自己擅长的领域的本质联系，然后调动自己的智慧来攻克之。和那些在一个数学分支里皓首穷经的大师不同，他所解决的问题已经遍历了无数看似彼此遥远的领域。这也许才是他最大的特色。正如他的师兄Fefferman所评价的那样，陶哲轩与其说像音乐神童莫扎特，不如说他像斯特拉文斯基。他不是只有一种风格，而是具有极其多变的风格。另一个极好的例子是他近年来关于压缩感知(compressed sensing)方面的研究。这听起来不像是个传统的纯数学问题——至少和素数什么毫无关系，事实上，这个问题完全来自于信号处理的领域。问题本身可以简单描述如下：我们都知道，在数学上，要解出几个未知数就要列出几个方程才行。用信号处理的方式来表述，就是如果要还原一个信号（声音或者图像或者其他什么数字信息），那么信号有多大，我们就要至少测量多少数据才行。这是个一般的规律。但是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往往无法进行充分的测量，于是就希望能用较少的测量数据还原出较多的信息。本来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近来人们渐渐意识到，如果事先假设信号有某些内部规律（总是有规律的，除非信号是完全的噪声），那么这种还原是有可能做到的。在这个领域里，几篇极其关键的论文就出自陶哲轩和他的合作者之手。

事实上，关于陶哲轩是如何注意到这个问题的，在圈内也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八卦：话说有一个年轻应用数学家正在研究这个问题，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是有些关键的步骤所牵涉到的数学过于艰深，于是他被这些困难暂时卡住了。某一日这个数学家去幼儿园接孩子，正好遇上了也在接孩子的陶哲轩，两人攀谈的过程中他提到了自己手头的困难，于是陶哲轩也开始想这个问题，然后把剩下的困难部分解决了……

（顺便提一句，由于陶哲轩和很多别的数学家的介入，压缩感知这个领域已经在这一两年来成为应用数学里最热门的领域之一，吸引了人们极大的注意。陶哲轩本人在2007年写过一篇极好的关于这个领域的普及性文章，松鼠会大概会在将来推出这篇文章的中文翻译，敬请期待。）

其实人们普遍觉得，陶哲轩最令人羡慕之处，不在于他惊人的天赋和出色的成就，而在于他在坐拥这些天才和成就的同时，也能成长为一个享有健康生活的快乐的“普通人”。他是个出色的合作者和沟通者，他自己曾经说过：“我喜欢与合作者一起工作，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实际上，我能够从调和分析领域出发，涉足其他的数学领域，都是因为在那个领域找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合作者。我将数学看作一个统一的科目，当我将某个领域形成的想法应用到另一个领域时，我总是很开心。”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成为像陶哲轩那样的天才恐怕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但是正是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们构成了这些天才成长的土壤的一部分。在中国这样的大国里，天才的出现并不稀罕，然而如何让他们健康自由的成长起来，恐怕会是一个颇令人思量的问题。

第三篇：陶哲轩十岁时的演讲：我的回忆

陶哲轩十岁时的演讲：我的回忆

编者按:Terence Tao（陶哲轩），1975年7月17日出生于澳大利亚Adelaide（阿德莱德）。本讲话作于1985年上半年，即陶哲轩尚未满10周岁时所作，一个稚气儿童，给大学生和教授们作报告，少见，值得一读。

Grayson Wheatley教授让我谈谈自己的经历和对往事的回忆，我没有很多令人激动的故事可讲，况且爸爸一会儿要从他的方面谈我。不过我也有很多非常珍贵的记忆，其中一些讲起来的确会有点不好意思，也有一些很有趣，但是大多数的经历使我受益匪浅，对这些，我觉得我更愿意自己来讲，而不是让爸爸讲，几年前，我第一次参加一个全州范围的数学竞赛。尽管考试时间是两个小时，我仅仅用20分钟就做完了。剩下的时间，我用来设计一种计算π值的方法．后来妈妈知道了，就问我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在竞赛上，检查一下答案．我只是说，“等着我领奖吧！”

不用说，我没有获奖，在一段时间里我情绪非常低落，再后来，爸爸发现我的错误答案多是由于计算的“马虎”，在那次事情之后，我知道了在考试的时候要安排好时间，还应该好好地复查，糟糕的是，直到现在我还是不能专心于复查。

最吓人的一次经历是3年前，我在伦敦地铁站（和妈妈）走失了。妈妈和我在等火车，妈妈正转过身对着墙在核对路线，一辆火车开了过来，我一下子跳上了车，心想就是这趟车了，等我使劲喊妈妈上车，已经太晚了，车门关了，妈妈对我喊着什么，我却一点儿都听不到，幸好，坐在我旁边的一位好心的阿姨告诉我说，妈妈让我在下一站下车，然后在车站里等她。在下一站，这位阿姨甚至带我下了车，还去找了站长，我非常感谢她，可是我还是浑身发抖，直到妈妈找到了我，好一会儿我仍说不出话来．我记住了：不能在陌生的地方（与家人）走散，而且一定要“想清楚了再做”）。到今天，我仍然有时会做恶梦，梦到伦敦地铁站。有几年我一直有一个做功课时咬笔的坏习惯．我记得有一次仅仅一个下午的时间，我就咬掉了半支圆珠笔。于是，妈妈给我买了一个橡胶的狗骨头给我咬．那味道实在太难受了，从那以后我很快就改掉了咬笔的习惯，我发现当我教我的弟弟一些我已经学会的东西的时候，我自己学到的更多，也更容易记得住。于是我就教一个弟弟数学，教另一个弟弟音乐，我的音乐从来不很好，在我要教弟弟之前，我一直挺讨厌音乐的。现在我却很喜欢和他一起来个二重奏．我总是在课余的时间找一种有意思的方法来教他们．我觉得在教的过程中，我学到的东西也许比他们从我这里学到的东西还要多．然而也有个例外：我在两年前教一个弟弟学下象棋，而他对象棋着了迷，现在他很容易就能赢我了，我很容易心烦意乱，甚至会泪如雨下，有时候我做不出来某个题，我就会把笔扔在一边，把纸撕碎了，跑到床上生闷气，我还会在一段时间不想和任何人讲话，并且无缘无故地对弟弟们大喊大叫，这时爸爸如果在身边，他通常会给我讲个笑话什么的，让我振作起来．妈妈不忙的时候，她可能会来帮我解决这个问题，然而，更常有的是我又再回去，重新再试，于是就发现问题不太难，我还发现在蹦床上跳跳会缓解我的情绪，学习之后跟弟弟玩一会儿也是特别好的放松方法．我想，如果没有弟弟们，我一定会很孤独的。

有人说我有精确的记忆力，但是我却没有这么肯定，我常常丢三落四的，当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总是丢掉我的水壶啊，午餐盒啊什么的，我还丢过一件崭新的毛衣，结果学校给我找了一件旧的，有点大，第2年穿还挺合适的，刚上中学仅几个星期时，我又把一本图书馆的书弄丢了，书名叫《无穷处的孩子们》。我丢过无数支铅笔，圆珠笔，还丢过一个计算器，甚至有一次，我把班里一个女孩儿的书包错拿回家．我小学毕业那天，校长跟我聊天，他对我的坏记性开玩笑，他给我看他写的一页日记，到今天我一直留着一份，因为我很喜欢读这几句话．上面写道：“…Terry(Terence的昵称——校注)过去常常在其他的几位老师那里学了阅读和拼写的课程之后，就到我这里上数学课．他经常在每个地方或在从教室到另外教室的路上落下点什么东西，一天他来上数学课，两手空空的，他丢掉了不少，他进了教室，几乎是哭着地说：‘我什么东西都找不到了！”我记不清我究竟丢失掉的有多少东西了，但是有时我却在马路上或学校的操场上捡到过几次分币，我估计这样差不多攒了一美元。但是这远远不够补偿我丢掉的东西啊！

有时候我把衣服前后或者里外地反穿，我不在乎把羊毛衫反穿，因为我发现软的一面朝里会暖和一些．可是有时候我还会一只脚穿着袜子，另一只脚光着，这回我可找不到借口了，今天我看起来还不错，那是因为出门前妈妈帮我整理了。

进中学的第一年我遇到了一个特别好的老师，她教我“普通常识’的课程．她建议我写日记，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记下来．然后她会读日记，并且写一些看法退回给我，有几次我向她抱怨生活不容易：例如，我不得不从一间教室快速跑到另一间教室；人们总是期待我知道这个知道那个；有时甚至我的弟弟还在我的作业上乱涂乱画，她回答我说，澳大利亚的前总理Malcolm Fraser先生常说，“人生原本不易”．她教导我，我们大家都会在生活的某些方面在某个时候获得某种成功，但更多的似乎是被失败所烦恼．但是，我们应当多想些乐观的方面，把那些挫折看做是给自己的一些教训，它们会给我们对未来增添更多的希望．这些就是我愿意从那无数长者身上学的东西．也许我被一些老师们评价为聪明的孩子，可是我想要像在座的每一位一样的智慧，还有好长的路要走。

谢谢。

第四篇：十大数学天才之陶哲轩

十大数学天才之陶哲轩

陶哲轩，1975年7月15日，陶哲轩出生在澳大利亚阿得雷德，是家中的长子。现任教于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数学系的华裔数学家，澳洲惟一荣获数学最高荣誉“菲尔茨奖”的澳籍华人数学教授，继1982年的丘成桐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华人。陶哲轩于199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后任教于UCLA，24岁时便被UCLA聘为正教授。

陶哲轩：一个华裔数学天才的传奇

目前在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数学系任教的陶哲轩，是赢得菲尔茨奖的第一位澳大利人，也是继1982年的丘成桐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华人。

2006年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第25届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陶哲轩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手中领走了菲尔茨奖章，他刚满31岁，而获得菲尔茨奖的全世界一共4个人，而陶哲轩是最年轻的。他的光辉事迹在网络上流传得到处都是，仅列出最主要的几项如下：

11岁、12岁、13岁连续三年代表澳大利亚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依次获得铜牌、银牌、金牌，是迄今最年轻的金牌获奖者（大多数获奖者年龄在15岁以上）。

17岁大学毕业，20岁从普林斯顿博士毕业，24岁获得UCLA的正教授职位。

2006年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时年31岁。

“陶哲轩是一位解决问题的顶尖高手……他的兴趣横跨数学多个领域，包括调和分析、非线性偏微分方程和组合论。”颁奖词称。

天才儿童

1975年7月15日，陶哲轩出生在澳大利亚阿德雷德，是家中的长子。他父亲陶象国和母亲梁蕙兰均毕业于香港大学。陶象国后来成了一名儿科医生。梁蕙兰是物理和数学专业的高才生，曾做过中学数学教师。1972年，夫妇俩从香港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陶哲轩两岁的时候。父母就发现这个孩子对数学非常着迷，还试图教别的孩子用数字积木进行计算。

3岁半时，早慧的陶哲轩被父母送进一所私立小学。然而，研究天才教育的新南威尔士大学教授米纳卡.格罗斯在陶哲轩11岁时出版的一篇论文中写道，陶哲轩的智力超过班上其他孩子，但他不知道怎么与那些比自己大两岁的孩子相处，而学校的老师面对这种状况也束手无策。

几个星期后，他退学了。陶象国夫妇从这次失败的经历中吸取的一个宝贵教训是：培养孩子一定要和孩子的天分同步，太快太慢都不是好事。陶象国对本报记者说：我们决定还是让他去上幼儿园。幼儿园里有他的同龄人。

上幼儿园的一年半里，陶哲轩还在母亲梁蕙兰指导下完成了几乎全部小学数学课程。母亲更多是对他进行启发，而不是进行填鸭式的教育。而陶哲轩更喜欢的也似乎是自学，他贪婪地阅读了许多数学书。

陶象国夫妇还开始阅读天才教育的书籍，并且加入南澳大利亚天才儿童协会。陶哲轩也因此结识了其

他的天才儿童。

5岁生日过后，陶哲轩再次迈进了小学的大门。这一次，父母考察当地很多学校后，最终选择了离家2英里外的一所公立学校。这所小学的校长答应他们，为陶哲轩提供灵活的教育方案。刚进校时，陶哲轩和二年级孩子一起学习大多数课程，数学课则与5年级孩子一起上。

7岁时，陶哲轩开始自学微积分。“这并不是我们逼他看的，是他自己的兴趣。”陶象国说。而小学校长也意识到小学数学课程已经无法满足它的需要，在与其父母讨论后，他们成功地说服附近一所中学的校长，让陶哲轩每天去中学听一两堂数学课。

陶哲轩8岁半升入了中学。9岁半时，他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离家不远的弗林德斯大学学习数学和物理。8岁零10个月，陶哲轩曾参加一项数学才能测试，得了760分的高分。在美国，十七八岁的学生中只有1%能够达到750分，而8岁的孩子里面还没有人超过700分。

这期间，美国约翰.霍普斯金大学的一位教授将陶象国夫妇和陶哲轩邀请到美国，游历了三个星期。夫妇俩曾请教费弗曼和其他数学家，陶哲轩是否真的有天才。“还好我们做了肯定答复，否则今天我们会觉得自己是傻瓜。”费弗曼回忆说。

一年后，陶象国夫妇面临一个重大抉择：陶哲轩什么时候升入大学?格 罗斯 教授在她的论文中写道，陶哲轩的智商介于220至230之间，如此高的智商百万人中才会有一个，他也完全有能力在12岁生日前读完大学课程，打破当时最年轻大学毕业生的记录。

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仅仅为了一个所谓的记录就让孩子提前升入大学，希望他在科学、哲学、艺术等各个方面打下更坚实的基础。

此外，陶象国认为，让陶哲轩在中学阶段度呆3年，同时先进修一部分大学课程，等到升入大学以后，他才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去创造性地思考问题。

后来，陶哲轩20岁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4岁被洛杉矶加州大学聘为正教授。

奥数金牌

陶哲轩的数学生涯也并非是一帆风顺。9岁多时，他未能入选澳大利亚队，去参加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

但接下来的三年中，他先后三次代表澳大利亚参赛，分别获得铜牌、银牌和金牌。他在1988年获得金牌时，尚不满13岁，这一记录至今无人打破。

有意思的是，澳大利亚堪培拉大学彼得.泰勒教授告诉本报记者，陶哲轩还有两个弟弟，其中一个有自闭症，是澳大利亚的国际象棋冠军，并且拥有非凡的音乐才能。这两个弟弟同时参加了1995年多伦多国际奥数。他们解题时采用童谣的方法，得到同样的分数，最终双双获得铜牌。

快乐生活

陶象国说：假如你的孩子是天才，你大概会希望他像陶哲轩一样，是一个容易亲近的天才。

陶哲轩是一位论文产出数量和质量都极高的数学家。他先后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其中30多篇系与他人合作。

他说：我喜欢与合作者一起工作，我从他们身上学到很多。实际上，我能够从谐波分析领域出发，涉足其它的数学领域，都是因为在那个领域找到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合作者。我将数学看作一个统一的科目，当我将某个领域形成的想法应用到另一个领域时，我总是很开心。

费弗曼说：陶哲轩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善于向别人学习，他同时也擅长向别人清楚地解释自己的想法。

加内特更是说：一流的数学家喜欢与他一起工作，他的合作者就能组建起世界上最好的数学系。

陶象国认为，一流的数学家更喜欢与陶哲轩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在合作中不是利用别人，而是激发合作者的才能。“陶哲轩从来没有和别人争执过，他想的都是怎么开开心心地和别人合作，而不是互相指责，争权夺利。中国的数学家们如果多一些合作，少一些争执，中国的数学才会有更快的发展。”

在洛杉矶加州大学任教后，陶哲轩认识了听他课的一位韩裔女孩。这位女孩名叫劳拉，主修工程，年龄比他小三岁，后来，两个人开始交往，并于四年多以前结婚，生有一子。劳拉目前是美国宇航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一名工程师，参与了火星探测计划。

陶象国说，陶哲轩一家是快乐家庭生活的一个好典型，“我们和哲轩都觉得，做人最重要的是快乐”。

第五篇：华裔数学家陶哲轩有望攻克弱哥德巴赫猜想

华裔数学家陶哲轩有望攻克弱哥德巴赫猜想

哥德巴赫猜想是数学王冠上的明珠，鲜为人知的是，它还有一个被称作“弱哥德巴赫猜想”的姐妹版本。英国《自然》杂志网站5月14日报道说，华裔数学家陶哲轩在研究“弱哥德巴赫猜想”上取得突破，有望最终解决这个世纪难题。（原文发表在NATURE | SCIENTIFIC AMERICAN，标题：Mathematicians come closer to solving Goldbach's weak conjectureA centuries-old conjecture is nearing its solution.作者： Davide Castelvecci（14 May 2012）

事情起因于1742年，哥德巴赫当时在写给另一位数学家欧拉的信中提出了一个数学猜想，这个猜想可用现代数学语言陈述为：任一大于5的整数都可写成3个质数之和。欧拉在回信中提出另一个等价版本，即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如8＝5+3。我们今天常见的“哥德巴赫猜想”陈述的是后者，它也被称作“强哥德巴赫猜想”或“关于偶数的哥德巴赫猜想”。从这个猜想又可推出：任一大于5的奇数都可写成3个质数之和，也就是所谓的“弱哥德巴赫猜想”。据《自然》杂志报道，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华裔数学家陶哲轩在证明“弱哥德巴赫猜想”上取得了突破，他在一篇论文中证明，可以将奇数写成5个质数之和。这篇论文已提交学术刊物，处于审稿进程之中。

《自然》援引陶哲轩的话说，有望将所需质数的数目降至3个，从而证明“弱哥德巴赫猜想”。他还表示，“弱哥德巴赫猜想”与“强哥德巴赫猜想”相比要容易得多，要证明“强哥德巴赫猜想”，数学家们仍需面对巨大的挑战。

陶哲轩1975年生于澳大利亚，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系教授。他自小喜爱数学，21岁获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24岁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聘为正教授。2006年，他荣获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茨奖”，时年31岁。

质数和合数

质数又称素数。指在一个大于1的自然数中，除了1和此整数自身外，无法被其他自然数整除的数。换言之，只有两个正因数（1和自己）的自然数即为素数。比1大但不是素数的数称为合数。1和0既非素数也非合数。合数是由若干个质数相乘而得到的。所以，质数是合数的基础，没有质数就没有合数。历史上曾将1也包含在质数之内，但后来为了算术基本定理，最终1被数学家排除在质数之外，而从高等代数的角度来看，1是乘法单位元，也不能算在质数之内，并且，所有的合数都可由若干个质数相乘而得到。

哥德巴赫猜想的意义：未来快速计算的手段

研究数论是要弄清数的规律，一旦搞通了“猜想”就会像背熟“小九九”一样，把一些常用的计算用的数字关系变为一种定式规律，大大简化计算过程，从而显著加快计算速度，比如25*25=625就会脱口而出，而不用从头算起。由于目前计算机的计算原理是从1+1+1+1+…………一直算下去的，若能将“小九九”

这样的定式用于计算机，那就可以显著加快计算速度，不过目前还没实现。“猜想”如果是正确的，它也将成为一个定式，最终应用于快速计算。

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情况

在1742年给欧拉的信中哥德巴赫提出了以下猜想：任一大于2的整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因现今数学界已经不使用“1也是素数”这个约定，原初猜想的现代陈述为：任一大于5的整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欧拉在回信中也提出另一等价版本，即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质数之和。今日常见的猜想陈述为欧拉的版本。把命题“任一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为一个素因子个数不超过a个的数与另一个素因子不超过b个的数之和”记作“a+b”。1966年陈景润证明了“1+2”成立，即“任一充分大的偶数都可以表示成二个素数的和，或是一个素数和一个半素数的和”。

今日常见的“猜想”陈述为欧拉的版本，即任一大于2的偶数都可写成两个素数之和，亦称为“强哥德巴赫猜想”或“关于偶数的哥德巴赫猜想”。从关于偶数的哥德巴赫猜想，可推出：任一大于7的奇数都可写成三个质数之和的猜想。后者称为“弱哥德巴赫猜想”或“关于奇数的哥德巴赫猜想”。若关于偶数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对的，则关于奇数的哥德巴赫猜想也会是对的。弱哥德巴赫猜想尚未完全解决，但1937年时前苏联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已经证明充分大的奇质数都能写成三个质数的和，也称为“哥德巴赫-维诺格拉朵夫定理”或“三素数定理”，这就为解决弱哥德巴赫猜想前进了一步。

（资料来源：新华网、网络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