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专家追问中国大学本质 百年历史仍旧在成长
专家追问中国大学本质 百年历史仍旧在成长 作者：韩水法 文章来源：科学时报
什么叫创新?什么叫大学?最主要的东西大家都是很清楚的，但一落实到中国，或者当大学跟中国这个概念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说了十多年了，到现在创新、一流大学还是没有。
首先，我们要想一想中国跟大学是从哪一个方面结合起来的。关于中国有很多理解，可以是一个地域概念、一个文化古国、一个国际概念或者是一个讲中文的国度，等等。它与大学怎么关联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认知。比如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学，那世界上总共只有四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肯定是一流的。不考虑国度问题，我们说上好大学，绝大部分人如果没有经济压力绝对第一选美国、第二选欧洲。所以大学跟国度联系起来，让大学本身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二，什么叫中国的大学。中国这个定义和大学结合在一起以后，中国的大学就成了一个问题。我们现在讲中国大学要创一流，要创新，一讲就是有问题的大学。我以前写关于大学的文章，发现包括象蔡元培在内很多大学校长是不清楚的。现在清楚以后却做不到。为什么?中国和大学结合在一起，就变成了文化的大学。
第三，不管“中国特色”是褒义还是贬义，中国大学是一个完全特殊的类型。这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我们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不搞经费怎么生存下去，不拉关系怎么能评奖，没有评奖怎么在体制内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另一个是巨大的利益，人们不是为了搞学术，而是为了谋利益，所有中国大学现在成为一个名利场。这个问题决定了人们对于中国的大学的看法。我们也可以讲，在现在市场经济情况下，谋利其实不用通过大学，可是问题并不那么简单。
第四，为什么中国大学会是一个完全特殊的大学?中国大学和人的关系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在大学里，因为人要追求知识，有了知识以后大家组织起来，有老师来讲，有学生来学，大学就产生了，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就是这么产生的。
大学里面人的问题是根本的问题，有两点，第一点，简单地说，人在大学里是怎么受到对待的?人当然分具体的人，这点是个根本的问题，我们没再反思过人在大学里受到什么对待，或者反思得不够。第二点，人在大学里是怎么组织起来的?学术人在中国大学里如何受到对待以及如何组织起来，或者说，他们在中国大学里是如何存在的，是回答何谓中国大学的又一个决定性因素。
现代大学是一个现代社会合理化的、专业化的组织，大学在西方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一个特权机构，不是所有的学校、单位都是可以颁学位的，大学可以颁学位。因为在以前，在欧洲大学开始发展起来了以后，在社会的其他地方，那个时候大部分人没有言论的自由，但是大学有，大学里面可以自由发言，大学有自己的法律，它是特权机构。所以大学的人在大学里是一种特殊组成的时候，我们也很愿意说。
在中国大学里面我们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太清楚这个问题。
当追问到中国大学问题的时候，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这是很尴尬的问题：中国人是否属于另外一种类型的人，而与世界上其他人群有着根本的差异?中国的大学由此就别有一套原则，而后者与西方世界的大学，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大学原则迥然有别?那么，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在如此原则之下的大学里所展开的学术，或者一些人更愿意称谓的科学，是否也别有一套原则?
因为一些原本不正常的现象现在已经司空见惯了。比如，数据可以造假，比如论文允许抄袭，学术的或科学的论文可
以毫无新意地文字堆砌。我们对事实的认定，把动机、派系、政治、利益全放在一起，所以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第五，也是最复杂的一个问题，鉴于中国社会的多样性和中华民族的多样性，试图寻找何谓中国大学的统一答案可能就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因为任何规定，总会有例外存在。但是，实际的情况却与此相反，正是因为缺乏若干一般性的基本的原则，中国大学原本能够和应该生发出来的多样性并没有付诸实现。中国大学的千篇一律，从教师的地位、行政管理乃至教室的形制，倘若不是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也是极为罕见的。思想自由，由此而来的个性的自由发展，以及相应地大学的自主发展，乃是多样性之源，但它却是一条普遍的原则。
现实情况的复杂性在于：一些人强调中国大学之中国的特殊性，是为了保持文明的特色和多样性，不过，他们并不拒绝普遍性的原则，比如，并不拒绝科学，也不拒绝学术自由和人的平等，等等;另一些人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是为了在中国现有制度之下谋取他们的特权利益或其他特殊利益，但这两种理由却会经常地混合在一起，从而使反对现代大学普遍原则的理由变得相当复杂，而导致人们的误解。
第六，何谓中国大学这一问题还与中国文明的复兴关联在一起。这是一个大问题。实际上中华文明的复兴是从近代以来任何中国政府和任何时期正当性的最高原则，这个东西我们不会反对，因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其实也是个很大的事情。
一个国家的大学发达与否并不一定与这个国家及其民族的复兴相关，然而一个大国的大学体系发达与否却始终是与这个国家的发达与强盛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大学的兴起原本就是中国社会根本变革的标志和产物，而其最早的目的与功用就是发奋图强。在这样一个语境里面，对中国大学是什么的回答与对中华文明的复兴是否可能的回答，就是彼此依赖，互为依靠的。大学就是文明的内力与内功的策源地。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并非只是一件中国人的事情，也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因为这关系到世界文明多样性能否得以维持的至关重要的问题。维持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局面和态势，是人类积极生存的必要条件和基本环境。
在这样一个视野之下，中国大学意谓什么?对于大学来说，中国这一限定的重要性体现在何处，或者应当体现在何处?不是称为新的知识、思想及其理论的策源地，就会成为陈旧的、教条的甚至邪恶的观念的堡垒。或者，在今天还有一个
选择，就是成为西方文化的简单传播者。
严格来说，只要一所大学在一个国家里面，我们限制一下主要是研究型大学，对中华文明的复兴和大学的学术原则关系来说，大学学术原则和人类探求知识的原则包括技术是优先的，否则大学对这个文明的复兴，对中国的贡献是非常小的，这点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问题。
什么是中国的大学?我提出六个问题，还有三个答案，答案很简单，中国大学，第一种，可能是以学术为首要原则的旨在追求新的观念、知识和理论，包括知识的传承的大学。现有的中国大学包含了这种类型的大学的因素和可能性，但以其完整形态而存在的这类大学在现在的中国并不存在。所谓世界一流大学指的应当是持有这样的原则具有如此追求的大学，而中华民族的复兴看来也只能寄托于这样的大学，舍此别无他途。
第二种，学术目的与权力原则、私人关系和实利混合在一起的机构。在这样的情况下，学术对于大学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这并不是因为它是大学的目的，而是因为它是谋取其他利益的主要的手段。虽然人们会把大学的地位提得很高，他们所强调的实际上只是学术和与此须臾不可分的教育所
产生的那种他们需要的结果。显然，这是原则和方法的倒错，在今天，这种倒错主要不是源于认识不足，而是源于人们的利益和目的。于是，他们虽然也会高举学术的大旗，在实际上却总会为了其他的目的和利益以各种似是而非的方式来挤压学术的原则和理智诚实的原则。
诚然，这样的大学也是能够产生一些学术成果的，在特殊的情况下，也能够产生个别出色的学术成就，但是，在这样的大学里，整体的学术水平是很难提高的，至于要居于世界前列，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第三种，完全以权力、关系和现实利益为准则的大学。倘若这些准则成为大学的原则，那么，它就等于否定了大学。这种大学必须以第一、第二种类型大学的存在为前提和依托。因为它无非就是一个文凭买卖、房屋租赁、集体生活体验营以及培训班的混合物。它只有混迹于前两种类型的大学之中才能够存在。
何谓中国大学这个问题，现在可以给出一个简要的回答。
在中国，大学虽然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却依然处于成长的过程之中，这也正是文明还对它抱有切近的希望的理由所
在，因为它还大有可能发展成为第一种类型的前景。就此而论，“何谓中国大学”的质问，就是追问理想的中国大学的原则和格局应当为何。然而，倘若中国大学一如现在这样将学术仅仅或者主要当做手段、当做其他目的的工具，那么它或许可以称为大学的一种特殊类型，但不是一种以学术、知识和人的全面发展为首要原则和目的的机构，也就是说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学。
第二篇：中国百年历史感想
中国百年历史感想
悠悠历史,已被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的篇章,回首顾望,有让我们敬畏的人物,有让我们愤怒屈辱的事件,更有让我们永远深埋在心中的记忆。愤怒,那些侵占我们领土残害我们同胞的侵略者;敬畏那些为了名族利益而不断战斗,无谓牺牲的战士们。沧桑年华,在一次次的革命战斗中,逝去的鲜活生命将成为人们永久的歌颂者。
在中国,辛亥革命成为了一次重要的转折点, 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这个在后来人们眼中既算成功又是失败的革命, 推翻了满清，成就了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辛亥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它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就在打破了帝制政治的价值观和政治思想的同时，也对于中国传统以儒家为主的诸多价值观的权威性产生冲击，致使在其后的新文化运动中一度出现打倒孔孟、“全盘西化”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参加辛亥革命的更多的是军人，旧式官僚，各地士绅。这些人在辛亥革命后仍然掌握权力。虽然其主要领袖孙中山出身平民知识分子，但中国贫穷的平民阶层没有参加辛亥革命，因此辛亥革命后，生存条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辛亥革命后的军阀割据，大量战乱及军人政治才使传统拥有知识和功名的士绅官僚力量渐衰，代之而起的是具军事背景的人物以及地方土匪恶霸。从此中国进入了长期混乱的局面, 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现代化建设造成很大的阻碍。不可否认,辛亥革命的思想冲击了华人传统的旧社会和旧传统。利他主义，舍己为群，平等和自由之观念因此不断传开。
辛亥革命在亚洲打响了民主的第一枪。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无产阶级的壮大奠定了基础。
就近代而言,对中国造成极大混乱的就是“文革十年”,那个让众多知识渊博的学者从此再无宁日,让众多人民饱受摧残的革命, 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正在这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但任何革命都有有利有弊的一面, „文化大革命‟ 它提供了反面教训, 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正确的革命带给人们的是希望,是好的影响,而错误的决定将会对社会对国家造成不可挽回的余地。现在的中国处于不断发展的阶段,应有良好的策略促使它更好的前进,每做一个决定都应是深思熟虑的,以免曾今的错误重蹈覆辙。
第三篇：点亮中国光耀百年的历史火炬
100年前，中国仍处于黎明前的漫漫长夜。五四运动像一把高高举起的火炬，照亮了中国人民探索道路的征程，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广义的五四运动，不仅包括1919年5月4日开启的反帝爱国运动，还包含其他两方面重要内容：一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二是五四运动后出现的社会改造思潮和社会革命运动。包含思想启蒙、反帝爱国、社会革命三大内容的五四运动，孕育了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伟大精神，为中国社会发展掀开了新篇章。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大旗
五四运动的发生并非偶然，此前已兴起数年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准备了思想基础。
从一定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对辛亥革命的反思与补课。辛亥革命推翻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建立了在当时的世界还不多见的共和制度。然而，中国社会的专制与落后依然如旧。脆弱的共和制度不断遭到冲击，有人挂民国招牌行专制之实，还有人索性要将民国倒退回封建帝制。如何拯救中国?一批先进的中国人认为，改造中国必先从改造文化入手。辛亥革命之所以未能竟其功，是因为思想启蒙不够，国民仍缺乏民主意识。只有彻底清除封建思想意识，普及民主思想，才能实现真正的共和。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应运而生。
新文化运动的矛头集中指向封建主义正统思想，形成一场倡导个性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个人意识、国民意识、国家意识，在启蒙运动中被唤醒、被增强。国家者，国民之国家，非统治者所私有，这样的观念逐渐成为社会常识。新文化运动的进行，国民意识的觉醒，为五四运动的发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思想基础。
五四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国民对于外交问题的一次大规模的民意表达，是国民外交兴起的重要转折点。虽说自清末“公车上书”始，民众已打破外交由政府极少数人垄断的惯制，发出庙堂之外知识阶层的呼声，但五四运动是中国社会第一次由社会各阶层广泛参与外交事务并最终影响政府决策的成功实践。如果没有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没有民主思想的普及与国民意识的形成，五四运动难以成为一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五四运动后，国民外交蓬勃兴起，国民外交组织如雨后春笋纷纷成立，形成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公众舆论。国民外交由此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政府外交。
对民主的向往始终是此后中国人民不懈的追求。人们奋起反抗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继而反抗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国统区的民主运动开辟第二条战线，动摇专制统治根基，解放区的民主实践极大激发了人民当家作主的能动性。终于，民主战胜专制，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诞生了。
爱国革命运动奏响爱国主义的时代旋律
五四运动因抗议列强对中国的欺凌而展开，爱国主义始终是其核心主题。
中国于1917年对德宣战，成为协约国的一员，并跻身战胜国之列。中国民众对一战后国际秩序的合理化与中国国际地位的改善寄予很大期望。然而，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提出从战败国德国手中收回胶州湾租借地的最基本要求，也未能实现。巴黎和会受挫的消息传到国内，社会舆论大哗。人们对“公理”的高度期望转化为极度失望，对国家意识和国民意识已有清晰自觉，因此走上街头奋起抗争。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有知识阶层，还有广大工商业阶层和普通劳动者，形成了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
在强大民意支持下，中国代表团拒签对德和约。这一举动史无前例。近代以来，中国对各种有损主权的条约并非没有抗争，但终究逃脱不掉“始争终让”的规律。拒签对德和约，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向列强说“不”，开创了对列强主导的世界秩序勇于抗争的先例，在近代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五四运动因爱国主义而引发，又将爱国主义发扬光大，使之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任何党派、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公然背弃这一主流价值。五四运动后，南北两个政府在外交方面都展现出不同以往的积极姿态。这与五四运动后爱国主义的高扬和国民外交的兴起，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中期，当时的北京政府发起了一场颇有声势的修订不平等条约运动，要求废除协定关税，实现关税自主;要求废除领事裁判权，实现司法自主。修约运动中，鉴于西班牙和比利时对修约交涉持抵制和拖延态度，北京政府曾单方面宣布废除中西、中比条约。北京政府还罢免了不听中国政府指令的英籍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这些外交上的断然举措，皆为近代以来所未曾见。
在当时的北京政府展现出外交新姿态之时，国共合作的南方国民政府则走得更远。他们认为，不平等条约因其具有不平等性而不合法，应直接宣布废除，即应断然采行“革命外交”。南方国民政府在北伐过程中实践了这一理念，以民众运动为先导，以北伐军部队为后盾，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英租界，显示了南方国民政府“革命外交”的不同特质。
爱国主义的力量在此后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面对军力和国力远超中国的日本，中华民族浴血奋战，“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用巨大牺牲赢得抗战的胜利。抗战胜利不仅使中国摆脱了深重而迫切的民族危机，而且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社会革命运动开启追求进步的伟大历程
五四运动是思想启蒙运动与反帝爱国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它的逻辑发展是走向社会改造运动。面对中国外交的失败和内政的乱象，人们必然要问，中国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如何解决中国社会的沉疴?
五四运动后，中国社会的关注点从反帝爱国转向社会改造。社会改造一时成为社会的流行词。一大批直接声称其宗旨是改造社会的刊物纷纷面世。在社会改造的呼声中，中国社会发生两大变化：
一是在改造中国的各种方案中，马克思主义获得广泛传播。尽管马克思主义此前已传入中国，但作为诸多外来学说的一种，尚未占据主导地位。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互助主义、工学主义、新村主义等各种思想纷纷呈现于中国社会。在各种思想和学说的比较中，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新文化的主流。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新青年》杂志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据统计，从五四运动至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新青年》刊登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中国工人运动的文章达130余篇。
二是启蒙运动向劳工阶层普及。知识分子深入劳工阶层，推动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自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进程。“劳工神圣”是一战后出现于中国社会的响亮口号。蔡元培发表题为《劳工神圣》的演讲，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劳工神圣”观念的传播，促使学生运动的发展出现新趋向。知识分子开始注重与劳工阶层相结合，不少人深入劳工当中从事文化和政治启蒙，促进劳工的觉醒。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及知识分子与劳工相结合，既推动工人运动发展，又催生了一批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直接输送了中坚力量。被毛泽东同志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党领袖，五四运动的若干积极参与者，或成为创党成员，或成为党的重要同路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革命自此有了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在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力量由弱到强，一步步走向胜利。
1939年，延安举行庆祝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毛泽东同志对五四运动的影响如此评说：“全部中国史中，五四运动以后二十年的进步，不但赛过了以前的八十年，简直赛过了以前的几千年。”这一惊人之论，得到日后历史的有力验证。这一讲话后仅仅十年，即五四运动30周年之际，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这个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崭新国家，不正是五四先贤所憧憬的“劳工的世界”吗?
第四篇：北大百年与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嬗变
北大百年与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嬗变
作者：任剑涛 来源：南风窗
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至今，中国大学已走过整整100年历程。因此，从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来的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大学史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大学诞生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背景下，百年中国曲折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恰恰与百年中国大学不平坦的成长相映成趣。在此，北京大学百年就与现代中国发生了双重的关联：既与百年中国大学历程一致，又与百年中国现代化变迁一致。一所大学与一个社会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而这一社会和这所大学都有如此之多令人反思的地方，因而，解读北京大学的百年史，可以合理地视为解读现代中国大学史、解读现代中国社会运动史。
考虑到中国的现代化运动是后发外生的，这一特性注定了一切“现代的”东西进入中国，都得有一个思想上的再验证、介入社会运动之时的有用性检验问题，故尔，一种思想是否能在社会变迁中获得广泛认同与支持，就与其能否经受得起思想检验与社会筛选直接相关。现代大学是现代社会需求、现代教育思想的产物，大学的意义在中国现代化变迁过程中能否显现而出，便要看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大学实践以及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中，是否获得了自证其合理性的依据。为此，我们得思考大学“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子，而社会、尤其是社会统治者又想大学成为一个什么模样，从而，在大学与社会互动的边沿上，刻画中国大学精神形成及其演变的过程。而北京大学，正是窥见中国大学这只全豹的“一斑”。
大学的主义：老北大的底蕴
北京大学以京师大学堂为名设立时，这所学校究竟要建设成一个样子，就已由京师大学堂这一“新政”措施出台有关的变法倡导者──康有为所提出的《请开学校折》中进行了设计，基本精神从八个字上体现出来：“广开学校，以养人才”，而且他从四方面分疏了这一中国最初的大学理念。一者从鼓舞国民士气、维新图强出发，新学校的开办比旧科举要为优，而且是“急补养以培其中气”的“最要”措施；二者古典社会以科举取代学校，人才渐少，国运亦衰；三者观察当今欧美强盛原因，“以百业千器万枝，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四者政治经济上的变法举措“可急就”，但“兴学养才，不可以一日致也”，“其事至繁，非专立学部，妙选人才，不能致效。”可见兴办学校，尤其是大学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大学在定位上的特殊性。而大学与政治经济事务的区别、与以“学”即思想与知识为象征性标志的独特性，在康有为处已得到清晰认知。
京师大学堂在度过了维新运动失败的危机之后，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正式称为北京大学之前，学校当局就明确强调学校的基本精神是“为国求学”，对学生的的要求则是“努力自爱”。如果说这为北京大学奠定了办学方向，那么，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后，尤其是蔡元培作为北大校长，便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基本观念具体发挥或明确阐释为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学精神。作为一校之长，蔡元培强调“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大学机制，则有保护自由进行学术探索的必要，“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后者就是为今天的大学教育研究者所赞不绝口的“兼容并包”的自由主义办学思想。这一思路，为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局所继承。在学校的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学校当局相对自由化的办学主张，社会政治统治者自愿不自愿的“容忍”，北京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底蕴获得了可靠的支撑。因此，大学的主义在这一段时期具有成长的宽松空间。所谓大学的主义，是指大学按照自身的逻辑显现而出的特性，即源自西方近代社会变迁产生的、大学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具有的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具有的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化定势而言的包容性，具有的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具有的相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现实性而言的理想性，具有的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等等。大学的主义，是免除了政治压抑、经济控制、文化约束等等从外部限制大学的危险、因而具有自由主义办学倾向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明显的教育理念。它不为制造某种牌子的政治继承者运转，也不为获得惊人的经济效益规模化的生产所谓合格的劳动者，更不为发展某种带有霸权色彩的体制化文化提供后备军。它运作于现代大学从中世纪西方产生以来就具有的自由地进行思想创造、系统地传授知识的“大学精神”基础上。大学，是牵引现代社会发展的“火车头”，不是尾随政经巨头的“哈趴狗”。
而具体到以北京大学代表的“大学的主义”，则从三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一，大学成为自由的思想发育地；其二，大学成为各种观念并存的宽松地；其三，大学成为影响社会（而不是相反）的策源地。从第一方面来看，北京大学是中国自由主义理念的发育地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属引介。即从西方输入古典中国文化中缺乏的自由理念，以求改造中国文化；第二阶段属消化。即结合中国文化现代处境，将自由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理顺。第三阶段属自立。即创立汉语语境的自由主义论说。到第三阶段的发展，依托的地域已转移到港台海外。而前两个阶段则都与北大直接相关。改名北大后的首任校长严复，是引介自由主义进入中国的著名思想家。而同样担任过校长职务的胡适，则是自由主义在中国得以消化，即使得自由主义成为汉语学术论题的关键人物。自由主义与北京大学、现代教育理念与大学机构在此融合为一。自由主义之作为现代社会运动的中心理念，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明显的标志。就此而言，北大作为自由主义的引介机构、作为显现现代大学与自由主义的亲合关系的学术单位，象征着大学的主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极端重要性。
从第二方面来说，北京大学是自由主义的阵地，但学术的自由主义立场与办学的自由主张应当互容，才表明这种自由主义的真实性。换言之，自由主义作为思想立场，与其他思想体系是有差异，并有排斥性的。但自由主义作为教育思想导向，则必须与其他思想和平共处，共存共荣。北大由蔡元培奠立的“兼容并包”的办教育理路，正好在后一方面显示了它的自由主义特性。而北大最辉煌时期，自由主义的胡适、激进主义的陈独秀、保守主义的梁漱溟都在北大宣泄自己的观点与思想。蔡元培代表了北大当局的自由办学思想，胡陈梁的并在代表了北大学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北京大学能够被人以“标新立异”来述说其引领50年代以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荣耀史的基本根据。而这一格局反映为大学体制，就是今天还为人津津乐道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既指教授可以自主地从事学术研究，也指教授对大学事务的自主决定权。这在老北大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大学的主义”可以支配大学，意味着大学自身处于主动的地位。再就第三方面来分析，北京大学历来以其对当代中国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来显示现代大学的独特地位与社会功能。这点可以从三个支点上获得确认：北大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库；是现代运动的发源地；是现代生活理念的“生产商”。现代中国的三大思潮──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保守主义的头面人物，都少不了北大人士。现代运动，尤其象五四那样影响与制约现代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社会运动，直接发源于北大。而现代生活，即介入公共生活的热情远远胜过对个人一己私情的关注这样的生活方式，与北大人也紧密联系在一起。北大人那种对社会事务的热情参与，对国家大事、尤其是关乎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的关注，对公共政治问题集群性地表达意见的方式，对现代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可以说，50年代以前的北京大学，当之无愧地是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是“大学的主义”之存在的证明。
大学的改造
1949年，大陆政权更迭。这既意味着整个社会运行方式的变化，也就意味着大学格局的根本性改变。新政权的努力目标是有惊人诱惑力的：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家，政治上民主、经济上发达、文化上新锐。总之，一切旧的东西都要进行改造，将其转变为全新的东西。它要与旧的社会彻底决裂。它所要达到的奋斗目标是前所未见的，因而，开创性与革命性都是不言而喻的。“破坏一个旧世界，建设一个新世界”，不但是振奋社会人心的口号，也是新政权付诸社会整体改造实践的政策导向。
通常说来，社会改造工程的进程是由稳定政权到发展经济、再到思想文化整合。到1952年，对于新政权而言，政经大局已定。对思想文化的改造顺理成章地提上日程。思想文化改造，大致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以新的意识形态取代旧的意识形态，以便从政经一统进于思想一统。二是对意识形态的社会依附机构加以改造，以便使得各种社会机构为新政权服务。三是对全社会进行系统的规划，以革命性姿态进行新的社会重造。就第一点来说，1949年建国的新政权，在甫接掌全国政权之时，执政党的领导人就敏锐意识到这一点。1950年底，电影《武训传》放映后引起反响。执政党领袖意识到有了思想改造的适当契机。因为对新意识形态而言，武训所代表的恰恰是与其抵触的唯心史观。文化界、教育界对之所持的态度，体现了新旧意识形态的冲突。为此，以灌输新意识形态为目的的、对思想文化界（首当其冲的是教育界）的改造运动，揭开了序幕。
1951年，毛泽东、周恩来分别发表了改造知识分子的言论。周在政治腹心的京津地区大学教师学习会上专门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而毛则将这种改造的地位与作用提到非常高的地步，“思想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首先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接下来，共和国领袖们的指示变成为知识界教育界改造的正式政策。是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要求将知识分子的个人改造与组织改造结合起来。第二年，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要求大学致力打击旧思想，划清敌我界限，以便确立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地位。新的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得到了确定。
但是，对于新的意识形态地位的稳定而言，不单纯是几个文告和几次教育就可以达成的。从社会进程的经验事实来看，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的稳定，还依赖于对旧的意识形态所依托的社会机构的直接改造，才能加以强化。从共和国创立至1952年，新政权对此是有敏锐的自觉。因此，1949年底，便召开了全国教育工作会，并以此为起点，采取了四个重大的步骤，使得大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彻底改变。其一是开设马列主义的政治课，建立共产党、青年团的组织和对师生的政治工作制度。其二是进行学制的改革。三是学习苏联的经验，以苏联模式作为教育改革和全局设计的样板。四是在全国范围进行院系调整。调整的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
经过这样的布局，新政权便从政治统治者、经济控制者，进一步成为思想引导者。掌握政权的执政党再通过对自身的整顿，对社会各个环节的改造，已经可以大气派地宣告“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确实，就政经视角观察，上述三部曲的完成，对于一个新生的政权而言，意味着它对权力的牢固控制。在这点上来说，它达到了空前的成功。也必须承认，以大学对于它的有用性而言，它对大学的改造是成功的。起码说来，一个政权对社会的全方位有效约束，在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这样成功过。大学作为一个在贫穷社会里具有广泛而深刻影响的机构，成功地被改造为既可以发挥其功能性作用，又可以成为意识形态控制工具的双重机构。这在整部大学史上，也还是开创性的。
至此，大学的改造可以说已经完成。从外部讲，新的政经体制已经稳定，而且新政府的建构取向是全能的。这意味着新政府不单要对政治进行彻底的改造，也要对经济进行全面的重整，还要对意识形态进行有效的约束。全能政治的形成，使得处于政治经济边缘的大学，也不可避免地被纳入政经一统的轨道上来。一切与社会生活关联的因素，都将被组合进一个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体系之中。大学，自然无法再期望保持自身应当具有的基本性质。它不得不从被迫到自动地融入全能政治体系之中，成为意识形态的工具。从内部讲，新的大学运转体制的建立，使得大学的学术自主性退居第二位，执政党的意志上升为全幅主导大学运转的第一位的高度。与此相关，大学作为教育机构传授知识的主导功用也发生了变化，而传达与执行党的意志成为最重要的任务。大学由此被划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属于党的意志的学术，这包含着为实现党的长期任务或当下目标而发挥作用的基础与技术科学，以及为论证党执政的合法性而运转的“社会科学”；二是从属于党的发展所需的后备军培养的教育活动，这包含主导教学的思想政治课程，划分为不同专业、为将来“专业对口”地工作而进行准备的学科教学。前者把大学教师约束在一个既定的框架内。后者把大学学生制造为合模的劳动者。大学的轨道与执政党执政的轨道完全合二为一。
主义的大学：新北大的样式
在大学的改造过程中，北京大学逐渐具有一个与旧北大不同的样式。
首先，这与北大作为改造的重点单位有关。北大作为改造的重点单位，有两个意思，一是北大本身的改造是整个大学改造的重点；二是在大学改造的重大举措──院系调整上，北大是把文科主要学系的知名学者集中起来进行思想改造的地方，大学改造的汇聚性直接在此得到体现。其次，这与北大的官式定位的变化有关。北大在“旧”中国就已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五四以来北大与中国政治事件纠缠不清的关系，北大人物与政治人物的复杂关系，都会使人对北大办学的自由主义思想与政治上的高度敏感同样关注。假如再契入政权交接后新政权执掌者自然而然的权力敏感，对一个与学界政界有深厚渊源的机构的定位，肯定会动手术的。表面上看，在大学改造中，清华大学似乎被削弱了，北大则有加强。前者的文科整个被端掉了。名家大多到了北大。究其实，按新政权执掌者的思路，大学是为国民经济发展服务的机构，依据毛泽东的说法，大学是要办的，但主要是指理工科大学。理工科可以为稳定政权提供实际效益，而文科则对之毫无贡献。就此而言，加强北大是其表，削弱北大是其里。北大文科力量的加强，只是为了表明新政权的开明，表明有之不多无之不少的存在而已。加上文科迅速被新意识形态完全改造，大学的主义由于文科的变形或特殊化的消失，这一定位对政治稳定的益处，是不言而喻的。再次，这与北大集中人文社会科学界领袖人物易于“管理”的高教管理新模式有关。人文学术需要广泛的力量来支撑，需要各有其氛围的特殊环境来支持不同取向的人文立场。人文学术与集中化管理是不相融的。因为集中意味着对人文取向多样性的否定，而缺乏多样性，人文学术的自由生长就难以期望。大学的改造中，集中人文学术力量的政策思路，恰恰对此有敏锐的直觉。因而，当不同学术立场、不同学术取向、不同学术观点、不同学术背景、不同思维理路的学者，因为政治的理由一下子集中到一起时，自由地发挥其学术思想的土壤失去了，就只有服从政治化改造的一个官式思想，以政治稳定为由，学习新意识形态理论，放弃自己的理论立场，对取得的学术成就进行检讨，表明自己的政治认同感。一旦政治成为人文学者考虑问题的轴心，那么大学学者以学术介入社会、影响社会的能力就完全被限制住了。有关方面管理大学事务就不会太困难了。
动态地看，新北大的样式确实与以往不同了。这可以从几个方面得到认识。一是融入了社会政治体制之中，变成为教育机构与行政机构的混合体。尤其是完整的执政党的党委建制，在大学运转中发挥着完全权威的作用。远远将大学的行政当局与大学的主体──教授二者的作用抛在后面。在重大历史事件上、在仪式庆典上，党委的排位与作用都被突出出来。这方面，最典型的事例有：前者是文革初期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事件，与文革时期具有代表意识形态发言的“梁效”班子。后者是北大党委书记的排位总在北大校长之前，而庆祝北大建校百年如此重要的庆典，也由党委书记来主持。与此相关，大学的人事体制也限定了校长与学者的互动机会。党管干部，使得校长的人事权几乎荡然无存。校长影响力的下降，意味着学校行政当局对大学的办学自主已无能为力，只有听命于党和政府指令的份了。联系起来看，北大校领导的部级行政定位，也是将大学纳入一个易于管理的行政体制之中的一个举措而已。这些因素加上财政拨款而非自主筹款、办“教育”（即培养合格的劳动者）而非办学（即专门为创造与传播知识之所）等外部原因，北大的行政机关性质愈来愈强、现代大学性质相应却有所减弱。当这种转化投射到大学体制上时，便体现为本应成为大学主体的教授却无可挽回地边缘化了。教授无法参与大学事务的决策，仅仅成为单纯的教学人员而已。
二是大学教授的处境日益发生转化。一方面，技术化取向成为北大的新办学方向；50年代后的北大，尽管一度集中了全国人文学科的精英，但是文科一直呈衰颓之象。相反，理科的崛起令人注目。理科教授长期主理北大校政的局面，是使得大学的技术化取向完全盖住了大学之成为大学的人文化特征。而党和政府对理工科倾斜性十分明显的投入，也使得理工科获得的、具有增加社会财富功能的成果，盖住了难见当下效益的人文学科的论著的影响力。以往，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在其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对中国现代化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现在，北大之成为北大的理由是因为她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就连北大1998年专为百年校庆而设计的招生广告，在回顾近20年的“留给昨天”的“辉煌”，给理工科的“辉煌”地盘，也比人文学科的“辉煌”地盘要大得多。另一方面，曾经在大学前台引领大学发展方向的文科学者，退居幕后，既不成为学校的中心人物，更不成为大学的精神灵魂；即使是仍然在前台活动的比较活跃的文科学者，也大半是学术性人物，而不是思想性人物。他们是以自己的博学对大学以及社会发生影响力的。他们无力给变化社会提供具有思想力度的理论指引。或者，这类学者就是具有深厚学养，却已经完全意识形态化了的学者。他们的观念是对意识形态的文明性、学理性反刍。而他们得以出台发挥不足道哉的影响，相当程度也是因为文科的点缀之必不可少。老北大的文科辉煌让渡给新北大的理工科领骚，多少都示人以北大退出社会，隐入技术世界的意味。再一方面，大学对文理科学者的回报也大不相同，后者日益成为新兴的市场经济的弄潮儿，既获得丰厚的物质回报，也获得重要的学术地位。而文科学者明显陷入一种哀怨的不满状态。前者的典型是因于北大方正的业绩而声名鹊起的、而成为最高学术称号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一位知名人物。后者的典型则是因为职评中受冷落的一位人文学科年轻学者，他连带着遗憾、惋惜、愤怒等复杂的心情，撰写了轰动一时的《北大，魂兮归来》，刊于具有全国性广泛影响的一家知名刊物上，引起有关方面的紧张，限制其发行。
三是大学的社会介入方式总是在学术以外的政治或其他方面找到支撑点，而社会对大学的期望也总是在学术之外的政治敏感与个人生活上打圈。就前者而言，50年代后的北大，与当代中国体制化政治的紧密关联，早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了。就后者而言，北大与非体制化社会政治运动的直接纠结，也是为人所熟知的。北大是否介入某一政治论证活动或政治抗议活动，成为中国政治变局的一个“变数”。从后起现代国家来看，大学成为变化社会的变革要求的表达者，本不奇怪。但大学给人的期望，大多滞于政治期望的表达，对大学的健全发展，弊总是大于利的。这增加了大学的浮躁、降低了大学的沉稳，以及大学对社会发生持续性影响的可能性。
北京大学终于成为一所主义的大学。所谓主义的大学，是指大学相对于政治经济体制化运作而言的自由性、独立性、批判性、包容性、理想性、超脱性丧失之后，大学成为一个统一意识形态的制造与传播之所。大学，仅仅作为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存在而在。它的特殊功能与它的运作原则被隐匿于它的普同性政治功能与它的准行政机关运行方式后面，它作为学术旗帜的象征意义也隐匿于作为政治变迁的象征意义背后。
第五篇：中国共青团的百年奋斗征程和历史启示全文
中国共青团的百年奋斗征程和历史启示全文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成立的。100年来，共青团始终坚定不移跟党走，团结带领一代代中国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接续奋斗，成为党的忠实助手和忠诚后备军。
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心任务作出应有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中国青年运动的光辉历程中，共青团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传统，为党争取青年人心、汇聚青年力量，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作出了积极贡献、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共青团始终坚持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围绕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作出了应有贡献、彰显了青春风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共青团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启迪青年、用革命理想感召青年、用党的旗帜凝聚青年，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踊跃投身反帝反封建斗争，为建立新中国冲锋陷阵、抛洒热血。共青团经受住了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鲜明确立了毫不动摇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根本原则，在斗争实践中一步步走向成熟。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共青团着力激发青年一代的主人翁意识，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响应党的号召，向困难进军、向荒原进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在新中国的广阔天地上忘我劳动、艰苦创业。坚持背靠党委、面向青年，在祖国建设最艰苦的一线、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勇于争先，充分发挥了突击队作用。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围绕这一中心任务，共青团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发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为祖国繁荣富强开拓奋进、锐意创新。顺应时代发展和青年变化，在经济社会深刻变革中引领青年思想、服务青年成长，努力探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青年工作、加强自身建设的路径方法，团的工作贡献度持续提升。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着眼党的事业后继有人、红色江山永不变色，高度重视、亲切关怀共青团和青少年工作，主持召开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指导出台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青年发展规划，指导发布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专门关于青年的白皮书，指导制定《共青团中
央改革方案》《中央团校改革方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少先队工作的意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青年、热情关怀青年、充分信任青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新要求，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培养什么样的青年、怎样培养青年，建设什么样的共青团、怎样建设共青团等方向性、全局性、战略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为做好新时代共青团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共青团工作和建设取得历史性成绩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共青团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履职尽责、守正创新，团的工作和建设取得显著成就、发生深刻变革。
政治本色充分彰显。全面加强政治建设，团内政治生态持续净化，全团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党、团、队相衔接的育人工作链条持续巩固，共青团员、少先队员的组织化教育和政治培育大幅加强，团的政治功能持续强化。自觉将维护政治安全、防范化解风险融入团的各项工作，多措并举夯实青少年抵御错误思想侵蚀的思想防线。
改革创新坚决有力。紧紧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目标，下大气力解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问题，各级团的领导机构代表性显著增强，专职、挂职、兼职相结合的新
型干部制度不断完善，团在基层的有效覆盖和组织活力持续提升，青联、学联、少先队改革协同推进，党领导下的以共青团为主导的青年组织体系展现出讲政治、敢担当、接地气的良好形象。
引领青年旗帜鲜明。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青年，深入开展青少年理想信念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国情形势教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组建2万人规模的青年讲师团，常态化深入青年宣讲党的创新理论、政策主张、伟大成就，引导广大青年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爱和殷切期望。积极传递网上青春正能量，坚决开展网络舆论斗争，网上影响力引领力不断增强。
服务大局主动作为。组织团员青年岗位建功，在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勇当先锋。在脱贫攻坚中全力以赴、尽锐出战，扎实做好定点扶贫、援藏援疆等工作，帮助近50万名贫困家庭青少年完成学业、解决就业；面对疫情防控等急难险重任务，闻令而动、主动担当，累计组织30多万支青年突击队、志愿服务队，直接动员600多万名团员青年参加抗疫斗争。
服务青年实实在在。协调推动《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深入实施，省、市、县三级青年工作联席会议机制普遍建立，一系列普惠性青年发展政策和民生实事项目陆续出台落地。依托人大、政协等政治参与渠道，完善反映青少年利益诉求的有效机制，持续加强青少年权益的法治化保障。全团每年募集社会资源数十亿元，针对青少年急难愁盼问题提供多方面帮扶。
自我革命更加自觉。团干部队伍的成长观、政绩观进一步端正，做青年友、不做青年“官”成为自觉，展现风清气正的良好形象。团员先进性全面提升，入团标准规范严格，团内教育制度有效落实，团员规模结构持续优化。团内规章体系不断完善，纪律执行日益严格。
继续书写不负党和人民殷切期望的精彩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终将在广大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共青团紧跟党走过的百年奋斗历程，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的不懈奋斗与青春梦想，镌刻下一批又一批共青团员的历史光荣与青春足迹，给予我们极为宝贵的历史启示，指引我们自信坚定地走向未来。
坚定不移跟党走。共青团是党的助手和后备军，政治性是共青团的灵魂。什么时候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的自觉性高，团的事业就发展得好，否则，团的事业就会遭受挫折。必须切实做到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对党赤忱纯粹、绝对忠诚，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加强科学理论武装。作为有远大理想追求、以科学理论武装的马克思主义青年组织，共青团必须始终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信念，自觉站在理想信念的制高点上引领青年，坚持把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作为根本任务，坚定不移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团员、教育青年，着力夯实听
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共青团只有与党的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自觉融入广大人民的奋斗实践，才能有效实现、充分彰显组织价值。共青团必须始终心怀“国之大者”，自觉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下思考和行动，在党中央最需要的地方冲锋陷阵、在最操心的事上为党分忧。始终坚持中国青年运动的时代主题，团结带领广大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保持蓬勃朝气。青年是引领风气之先的力量，锐意进取、勇当先锋既是青春的特质，更应成为共青团始终不变的精神气质。共青团必须始终满怀理想、追求先进、充满锐气，坚持永久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团干部要自觉做青年的榜样，团员要努力成为青年中的佼佼者，团结引领广大青年发挥生力军和突击队作用。
深深植根青年。青年既是团的工作对象，也是团的工作力量，共青团工作和建设的生命力来自青年。必须肩负好巩固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的政治责任，始终立足基层、根植青年，把广大青年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竭诚服务青年，真心依靠青年，努力成为广大青年遇到困难时想得起、找得到、靠得住的力量，当好党联系青年的桥梁和纽带。
促进海内外中华青年大团结大联合。统一战线是党的重要法宝，在党的青年工作中用好这一法宝，就要把最广泛的青年力量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共青团必须充分发挥在青联组织中的主导作用，高举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旗帜，坚持一致性和多样性统一，找到最大
公约数，画出最大同心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起一切可以团结的青春力量。
坚持改革创新。共青团只有与时俱进、锐意革新，才能保持青年组织应有的生机活力。必须主动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紧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步伐，围绕保持和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方向，坚持问题导向，不断将改革引向深入，把共青团建设得更加充满活力、坚强有力，始终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走在青年前列。
坚持从严治团。团的基础发轫于严，团的战斗力源自于严，什么时候从严治团抓得紧、抓得牢，团的组织就有力量，团的事业就有朝气。共青团必须自觉向党看齐，勇于自我革命、敢于刀刃向内，旗帜鲜明将“严”字作为自身建设的主基调，持续狠抓团干部队伍管理和团员队伍建设，始终保持先进性、纯洁性，不断增强战斗力。
新时代新征程，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共青团将以百年积蓄的强大信仰力量、顽强斗争精神、坚定历史自信，积极投身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勇于在大风大浪中当先锋、做闯将，继续书写不负党和人民殷切期望的精彩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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