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汉末袁绍势力的兴亡
论《三国演义》中袁绍势力的兴亡 ——人谋与人和在乱世中的作用
摘要 风云变幻的汉末政局，造就了无数英雄，也膨胀了不少仁人志士、奸佞枭雄的野心，袁绍就是三国鼎立之前颇为显赫的一位。官渡之战以前，袁绍坐拥四州，帐下名士云集，拥军七十余万，粮草充足，发展迅速，虎视中原。然官渡一战，袁绍惨败，势力也急速土崩瓦解。关于袁绍势力兴起的原因和灭亡的必然性，本文将着重从人谋与人和两个因素在乱世中的重要性来分析，即分析袁绍本人和其智谋团的内部矛盾对其势力兴起和灭亡的影响。
关键词 袁绍；智囊团；内部矛盾；官渡之战
东汉末年，朝政废弛，干戈四起，军阀割据，可谓“家家欲为帝王，人人欲为公侯”。在各地军阀中，汝南袁绍，四世五人位居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且据青、幽、并、冀四州之地，其势力盛极一时。而官渡一战之后，袁绍溃败，黯然退出政治舞台。袁绍势力兴亡的原因，本文将从两个方面来探讨。
一、首领袁绍
袁绍（？—212），字本初，汝南汝阳人。其家族为东汉第一名流显贵，袁绍的高祖袁安，曾祖袁敞，祖父袁汤，叔父袁逢，都曾位居三公。《三国志》中就有记载“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袁绍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可谓既有背景，又有关系，是个十足的“官二代”。可袁绍也有出身上的不足，他并非嫡子，而是庶出，后来又被过继给叔父袁成，这让他在非常讲究伦理纲常的士族阶级中饱受舆论的压力。他的弟弟袁术也仗着自己是嫡子而看不起他，称他是家奴，甚至说“绍非袁氏子【1】”。
但是，这样的闲言碎语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相反，他比弟弟袁术更加努力。在仕途上一路平步青云，也结交了不少名士。关于袁绍一生的起落，文章将从三个时期来分析。
（一）除宦官，讨董卓，彰显其巨大号召力
东汉桓、灵二帝在位期间，宠信宦官。使得朝纲败乱，宦官势力权倾一时。灵帝在位时，更是任由张让、段珪、赵忠等十人朋比为奸，号为“十常侍”。《三国演义》第一回里就写“帝尊信张让，呼为“阿父”。朝政日非，以致天下人心思乱，盗贼蜂起”。
袁绍世代公卿，自然不屑于同宦官势力同流合污，他更愿意结交士大夫阶级的人士。东汉举孝廉，袁绍就为“孝”的名声做足了舆论，甚至不惜矫情饰己。他父亲去世过继给伯父袁成后，又为父亲补孝三年，大大提高了自己的声名，以至于后来他的母亲在汝南下葬时，“会者三万”。【2】如此浩大的声势，足以说明当时袁绍已经名声在外。除此之外，袁绍还喜交海内名士，又好游侠，对此，《三国志、袁绍传》中就有记载“绍有姿貌威容，爱士养名；既累世台司，宾客所归，加以倾心折节，莫不争附其庭。”【3】袁绍广交名士，就是为了能够同日益壮大的宦官势力作斗争。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中常侍赵忠的注意，赵忠对宦官们说：“袁本初坐作声价，好养死士，不知此儿终欲何作？”【4】赵忠对袁绍的怀疑，让叔父袁隗很担忧，在叔父的多次劝说下，袁绍才出来做官，并凭借自己的世资仪容和爱贤的名声，从此仕途亨通。
灵帝死后，少帝刘辩即位，帝舅何进辅政。这何进本是屠夫出身，因为依靠了黄门的力量，其妹妹进宫为妃，生了皇子刘辩，才立为太后，使得一家鸡犬升天。袁绍顺应大势民心，借机力劝何进起兵清除宦官，何进也深感宦官势力的压制对自己辅佐朝政不利，于是欣然同意。不料事情败露，十常侍跑到何太后处诉苦求饶，何太后不忍心下手，庇护宦官而责怪何进忘恩负义。这时，袁绍又献一计：“多召四方猛将及诸豪杰，使并引兵向京城，以胁太后。”【5】袁绍这一计策，得到何进的大加赞赏。于是他们在各镇发了檄文，召集各方豪杰进京诛贼。这一举动，无疑是引狼入室，也是后来董卓入京祸乱朝政的直接原因。袁绍、何进的愚举，激起许多有识之士的反对。主簿陈琳就提议说：“当速发雷霆，行权立断。”【6】曹操也说：“阉竖之官，古今宜有，但世主不当假之权宠，使至于此，既治其罪，当诛元恶，一狱吏足矣，何必纷纷召外将乎？欲尽诛之，事必宜露，吾见其败也。”【7】郑泰更明白地指出董卓坚忍寡义，入京必会威胁到朝廷。
然而，袁绍、何进不顾劝谏，一意孤行，一方面继续召集董卓、丁原、桥瑁等人进入洛阳，另一方面派人监视宦官。这样极端的做法，激起了十常侍的巨大恐慌，他们蒙骗何后，召何进进宫并将其杀害。袁绍得知事变后临危不乱，先是发矫诏斩杀了樊陵、尹许相；接着，又带领家兵百余人，捕杀了中常侍赵忠，关闭宫门，“捕诸阉人，无少长皆杀之。或有无须而误死者，至自发露形体而得后免”，【8】可见其诛杀宦官的决心之大。到此，东汉数十年来，几代士大夫为之浴血奋斗的反宦斗争也终于告一段落。在这个过程中，袁绍也的确彰显了他四世三公的风范，然而召董卓入京城，却是其最大的败笔，此举直接导致了东汉末年的大乱。对此，后世都有许多批判。《后汉书、公孙瓒传》上说“袁绍昔为司隶，招来不轨，贻误社稷，至今丁原焚烧孟津，董卓造为乱始，绍一罪也”；《三国志集解》卷六上也说“劝进召董卓，为谋不臧，汉室破坏，而袁宗先受其殃，天下罪魁也”；王夫之也在《读通鉴论》第九卷上评论“进之心胆失据，而绍无能辅也”，真可谓是言简意赅，一针见血。
果然，董卓一进京，就要废掉少帝刘辩。袁绍不顾董卓的威胁坚决反对，直接尖锐的发问：“今上即位未几，并无失德，汝欲废嫡立庶，非反而何？”【9】惹得董卓大发雷霆，袁绍也因此被逼出京城。
自此，洛阳在董卓与其凉州兵团的统治下日益混乱，上至皇帝刘协，下至诸卿百官，黎明百姓，无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公元一九零年春正月，袁绍在渤海举起义旗，于是天下云集响应，十八路诸侯联盟，共讨董卓。
十八路军联盟，众人一致推举袁绍为盟主，袁本初的名声更是盛极一时。然而这次声势浩大的讨贼运动并未获得成功，只是把董卓逼到了长安。究其原因，主要是联盟内部的矛盾太过尖锐，十八镇诸侯并非一心辅汉，而是各揣野心，持观望不前的态度，力争保存实力，以便割据一方。而身为盟主的袁绍，也没有能力统一调度，他的巨大号召力只能聚才而不能用才，这也注定了此次起义只能以失败告终。
但客观的说来，袁绍在此次讨贼中作为盟主和士大夫阶层反对董卓暴政的代表，他的首倡之功和巨大的号召力还是不可忽略的，这种抗衡也是逼得董卓离开洛阳的主要原因。
（二）并四州，纳名士，雄韬武略冠绝一时
董卓西迁长安后的第二年，被司徒王允和吕布所杀，天下诸侯失去了共同的敌人，于是纷纷拥兵割据一方。此时的袁绍在讨伐董卓后扩充了自己的实力，也有了一统天下的野心。他初到河北时被任命为渤海郡太守，着力经营河北，提出了“吾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10】的计划，足可见其野心之大。
公元一九一年，袁绍听纳了谋士逢纪的建议，联合公孙瓒，让其领兵南下，威逼冀州。起初二人立下盟约平分冀州，可在公孙瓒兵临城下之时，袁绍又背离合约，派高干和荀谌诱劝韩馥拱手让出冀州。冀州名士也认为韩馥不能成大事，因而逼其让位。这样，袁绍兵不血刃，轻而易举就得到了冀州这一战略要地，这也为他以后雄踞一方打下了基础。
袁绍在进入冀州后，为巩固其统治地位，扩大势力范围，进行了多方面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广纳冀州名士，如审配、田丰、沮授等。韩馥胆小无能，冀州有识之士多数不得重用，《后汉书、袁绍传》中就有记载“魏郡审配，钜鹿田丰，并以正直不得志于韩馥。”袁绍在任后，立即任命田丰为别驾，相当于今天的高级参谋，任命审配为治中，“委以心腹之任”。【11】冀州另一名士沮授向袁绍提出了一个全局的规划，认为袁绍应该讨伐黑山起义军，扩充自己的实力，再灭了公孙瓒，“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土，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长安，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讨诛未服，以此争锋，谁能御之。比及数年，其功不难”。【12】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战略思想，沮授提出的“挟天子以令诸”策略远在曹操之前。可惜的是，袁绍缺乏远见，并未全部采纳。
第二，四处征战，扩充地盘。袁绍依沮授之计，平定了河北境内的黄巾军余党，经历了八、九年的数次大战，于建安四年，即公元一九九年消灭了公孙瓒，又夺取了青州和并州，成为北方最大的割据者。
此时的袁绍，真可谓是志得意满，雄韬武略冠绝一时。他积聚了夺取天下的优势，“宽仁容众，为天下所附”，【13】荀谌说袁氏，“世布恩德，天下家受其惠”；周毖等人也说，“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布天下。”【14】袁绍经营的四州，也是民生安定，物产丰富，粮草充足。这可以说是袁绍一生事业的顶点。
（三）败官渡，走邺城，多因其志大才疏
袁绍兼并了四州，使他成为当时占地最广，声名最高，实力最强的割据者。这也是他官渡一战所具备的实力。但也正是这些实力，滋长了袁绍骄傲自大的心理，让他在统一河北后的第二年，即建安五年，不顾士卒疲劳、人心向背，不听田丰、沮授的劝谏，迫不及待地想要越过黄河，一统中原。此时的他凭借几年征战积累的资本早已目中无人，拥军七十余万，更是不把据守河南的阉竖之后曹操放在眼里。于是，正如我们所熟知的那样，公元200年发动的官渡之战，袁绍几乎全军覆没，只带几百人狼狈逃回邺城，不久抑郁忧惧而死。
官渡之战，曹弱袁强，交战结果却是曹胜袁败，这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关于袁绍失败的原因，自古以来讨论的人就很多，观点也是各有千秋。下面我们主要分析一下袁绍自身的原因。
第一，心怀鬼胎，迎奉汉献帝时错失良机，造成政治上的被动。从董卓挟汉献帝于洛阳迁到长安，到李傕，郭汜长安争权，再到曹操迎献帝迁许昌，东汉政权早已名存实亡，岌岌可危。但是，汉王朝上下四百余年，献帝作为汉王朝的象征，依然是正统，在社会各个阶级仍有强大的号召力，是人心所向。袁绍在反对董卓废少帝刘辩时也说过：“汉家军天下四百年，恩德甚渥，兆民戴之来久。”【15】可见，抚汉仍是大势所趋，谁能控制汉献帝，谁就能占领政治上的制高点。袁绍在之前尚能看清这一问题，在发展壮大之后，日益骄狂，听不进劝谏，竟坐失了这一良机。
公元一九五年，汉献帝在董承、杨奉的护送下逃往洛阳，到了曹阳，献帝下诏让各诸侯前来救驾。曹阳距离袁绍的根据地邺城很近，谋士沮授早就提出迎奉献帝的计划，田丰也力劝袁绍迎接献帝到邺城。然而袁绍并未听从，他有自己的打算，他的势力日益壮大，有了废汉自立的野心。郭图、淳于琼也投其所好，坚决反对迎献帝，说：“汉室陵迟，为日久矣。今欲兴之，不亦难乎?且英雄并起，各据州郡，连徒聚众，动有万计，所谓秦失其鹿，先得者王，今迎天子，动辄闻表，从之者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16】这正好说到了袁绍的心里，尽管沮授又更明确地提出了“挟天子以令诸，畜士马以讨不庭，谁能御之。”【17】袁绍听不进去了。
袁绍失去了汉献帝，不久就尝到了这一失误的苦果，曹操将汉献帝奉迎到许昌，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让各地诸侯到许昌朝见献帝，袁绍“骄心转盛，负御稀简”【18】,不愿意进贡，曹操便斥责袁绍“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但擅相讨伐”。【19】袁绍对此敢怒不敢言。
第二，任人唯亲，刚愎自用。袁绍占领冀州后不久，就任命其子袁谭为青州刺史，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欲令诸儿各据一州”。【20】偏偏袁绍的儿子又没有一个是能成大事的，不仅不思进取，还与地方乡党豪强勾结，放纵无度。这样的状况导致了河北地区阶级矛盾的激化，袁绍逐渐失去了人心，走向衰弱也是必然的了。
在统一了河北以后，袁绍的性格日益骄狂，一意孤行，听不进谋臣的劝谏。他爱才，却只局限于聚才而非用才。他广聚贤才于帐下，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声名。袁绍手下不缺良才，颜良、文丑有勇，田丰、许攸有谋，沮授、郭图多智，逢纪、审配尽忠，但袁绍身为统帅，去无法使人尽其用，实为可惜。对于官渡一战，沮授、田丰是坚决反对的，据《三国志、袁绍传》记载，沮授和田丰对袁绍说，战争连年不断，民众疲惫不堪，国库空无一物，税费有增无减，这才是国家最大的忧患。因此，应该发展生产，安定人民，再派使臣向天子报告我们的成就，如果去不了，就状告曹操阻碍尊王之路，破坏统一大业，然后发起战争对付他，如此则“三年之中，可坐定也”。【21】毫无疑问，这个策略是正确而且很高明的，先将曹操置于不义，是为“有理”，以强制弱，以逸待劳，是为“有利”，步步为营，
第二篇：《“四人帮”兴亡》读后感
《“四人帮”兴亡》读后感
让我真正深入而直面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的是叶永烈的纪实文学《四人帮兴亡》。文化大革命，它于我们而言神秘，于父辈而言疯狂，与祖辈而言黑暗。它开始于1966年，结束于1976年，历时整整十年。它，就是文化大革命——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而《四人帮兴亡》正是让人们真正了解了文化大革命，以及它的“操纵者”——四人帮。
这是一部分上中下三卷的鸿篇巨著。将这三本厚重的书捧在手上，心中油然而生的是一种沉重的心情。由于作者在最初也是分成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部传记来写，只是在最近作者将四书合并、统一，完成了这一部极具历史厚重感的著作，所以在第一次的阅读中，我也是按照人物来选择章节依次阅读的。正如作者所讲，虽然四人帮中王洪文的职位最高、张春桥的资格最老，但是要说四人帮的核心人物，非江青莫属。所以我首先挑选阅读的也是有关江青的章节，在作者的记叙下，这一个不敢平庸、不择手段地向高处攀登的，偏执、虚伪、残酷又极富野心的前新中国第一夫人的形象跃然于纸上。曾经为名利绞尽脑汁而纵横情场的蓝苹、在上海身败名裂而来到延安“重振旗鼓”的后来的江青都是极富心计与手段的典范，至于之后的新中国第一夫人的身份更点燃了早已蕴藏在她内心的蠢蠢欲动的野心，这份野心犹如春风下的野火一般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因她特殊的身份、彼时特殊的时代背景而酿成了千万人的悲剧，甚至新中国的悲剧。歇斯底里而又残酷无情的江青让人不得不痛、不得不恨。虽然最后死缓的判决，甚至于后来无期徒刑的改判，都体现了新中国的宽容，但是她的罪名以及所造的罪孽却无法随着她的自缢而消逝于历史。苦难的中国人民是不会让这样类似的人再次兴风作浪的，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江青是第一个，也会是最后一个。这样的黑暗只经历一次就已足够，所以，如今像热比娅这样的反动分子，中国人民是绝不会姑息纵容的。至于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他们也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张春桥的老谋深算、王洪文的后来居上以及姚文元的圆滑狡诈，都让人对其咬牙切齿，痛恨不已。
四人帮兴，是新中国的哀；四人帮亡，是新中国的重生。不想承认四人帮对中国历史的巨大影响，因为这一伙妄想篡权夺位的人正是想留名历史；却又不得不承认这些牛鬼蛇神的厉害之处，他们坐拥“天时地利与人和”——利用紧张而大动荡的国际局势，从地理、经济和政治位置特殊的上海开刀从而逼入中央政府，别有心机地利用毛泽东对新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估计和判断，从而酿造了十年的悲剧。刘少奇、彭德怀、贺龙、陈毅等国家领导人被冤屈致死，老舍、赵丹等老一辈文学家、艺术家受到残酷迫害……然而这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不计其数的无辜的、对新中国忠诚的、善良的人被这场恶浪席卷，让人心有余悸，让人不堪回首。
第三篇：三股势力整改措施
篇一：个 人 整 改 措 施 个 人 整 改 措 施（xx）
按照乡党委关于xxx大反思大讨论活动，认真剖析了自己在思想和工作方面存在的问题，按照边学边改的原则，为这次反思活动切实收到实效，解决好自身存在问题，特制定如下整改措施。
1、加强政治理论学习，提高党性修养。要坚持不懈学习党的政策理论知识，根据新xx稳定形势，深入学习关于民族宗教、民族政策等方面的知识，要不失时机地提高自己的党性观念。在日常工作学习中，关注时事，关注社会发展动态，并学会分析，努力培养自己对政治敏锐的洞察力和鉴别力。要充分认识当前稳定形势的严峻性，切实增强维护稳定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时刻绷紧维护稳定这根弦，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中央、自治区党委、地委工作部署，毫不松懈地同“三股势力”作坚决的斗争。
2、坚定信念，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起好先锋模范作用。理想信念是我们工作的指南，赋予我们信心和勇气，在任何时候都要矢志不渝地坚守。xx反分裂斗争是严峻的，当前我们面临着与西方敌对势力渗透与反渗透、遏制与反遏制、分裂与反分裂、颠覆与反颠覆的激烈斗争。我们要应从大局、全局的高度来充分认识维护社会稳定的重大战略意义，增强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责任感，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的思想不动摇，自觉地、主动地站到反分裂斗争第一线，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反分裂斗争的重任。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紧密联系反分裂斗争的现实，始终牢记和实践党的宗旨，堂堂正正做人，老老实实工作，讲民族团结的话，做民族团结的事，坚决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要做一名合格的基层干部，就要不断加强党性观念的灌输，加强纪律的约束，力争在各个方面都起好模范带头作用，真正履行党和人民赋予我们的责任与义务，为人民群众多办实事，多办好事。
3、要严格要求自己，严厉约束自己，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在充分认识到自己的缺点的基础上，努力改变学习中遇事不果断、不细致等问题，工作中、生活中有不如意之处，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克服松懈心理，树立生活、工作目标，化劣势、失败为前进的动力，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永远保持自己积极肯干、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优点。工作中要善于总结经验，积极学习，多深入基层了解工作情况，探索研究党员教育管理的好方法，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篇二：个人整改措施 个人整改措施
阿扎克乡中学党支部书记 王新福
经过深入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剖析，现将在专题民主生活会前征求到的15条问题、在专题民主生活会上班子成员提出的13条批评意见、专题民主生活会情况通报会后的反馈意见，结合自身思想和工作实际，归纳整理整改内容13项，确定整改措施13项，现提出整改措施如下。
一、政治不够坚强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整改措施
整改内容一：政治坚定性不强。在学习贯彻落实中央和自治区、自治州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上没有切实做到行动自觉；对“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在党忧党”认识不够深刻，履行一岗双责主体责任不到位。整改措施：
1.牢固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不断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坚定理想信念。针对上级下达的决策和意见，及时对教职工进行宣讲，宣讲后要认真落实，进一步增强自觉履行各项上级决策的信心。完成时限：坚持长期整改 2.牢记从严治党、在党忧党，面对学校部分党员干部做背离党员要求的事情时及时制止更正，更进一步积极推进学校党建工作进展。完成时限：坚持长期整改
整改内容二：对学校针对“三股势力”的反渗透工作不到位，在部分分渗透工作中存在模糊认识；对上级安排的维护稳定的各项决策部署，没有非常深刻认识到维稳工作的重要性。整改措施：
3.加强学习政治学习，对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存在的形势和思想渗透手段有清晰的认识，在日常工作中明确认识到“三股势力”在表现形式，使得对待“三股势力”的 反渗透工作做到位；提高警惕坚决杜绝存在松懈麻痹思想。对上级安排的维护稳定的各项决策部署，要认真执行，要深刻认识到维稳工作的重要性。完成时限：坚持长期整改
整改内容三：政治鉴别力不强。对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学习的不深，理解的不透，在引导和向群众宣传方面，碍于情面做的不够。整改措施：
完成时限：坚持长期整改
整改内容四：政治执行力不够，对上级的决策部署把握不全面，理解落实不到位。整改措施：
5、对上级下发的相关文件资料，要多看几遍，要全面了解文件内容，积极传达文件精神，更近一步地切实做好各项工作。完成时限：坚持长期整改
二、“四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整改措施
（一）形式主义方面
整改内容五：思想理论学习上不够深入。自觉主动地静下心来学习比较少，闲时学一阵子，忙时学的少，对学习的持久性不够，结果对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尤其是一些新问题只是一知半解。政治理论及业务知识学习不深不细，存在学用脱节的现象。整改措施：
6.认真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坚持每个工作日挤出1个小时业余时间加强学习，每年至少读10本好书，做到每次学习都记录笔记、撰写心得，提高学习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在推进学校党建和师生德育思想工作方面能更加耐心听取意见，在工作中遇到一些把不准、吃不透的问题，要加强学习。
完成时限：坚持长期整改
-整改内容六：对党员干部的关心浮在表面。对党员干部的关心多停留在生活关心层面，真正解决实际困难和成长进步的还是少；特别是对如何更好做好服务方面研究探索不够，理论联系实际不够紧密，缺乏思路。对教师党员队伍建设考虑不多。整改措施：
7.对教师干部的培训要进一步严格要求，用理论联系实际，切实做到服务基层教师，非常清晰服务基层教师的工作思路，真正从思想上对教师干部进行深层次的培训。加强对学校干部的选拔任用力度。针对全校空缺中层领导岗位、职数较多，及时发现和提拔优秀的干部到领导岗位上来，提高干部工作积极性。不仅要求教师要做好教学、值班等工作，还要将党的先进性思想带入教师中去，进一步重视他们的成长进步。完成时限：坚持长期整改 整改内容七：抓工作落实不彻底。工作浮在面上，简单的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有时发文件只是为了应付上面的检查。整改措施：
8.党建工作方面，有些文件实质性内容要有针对性，不能只是为了对应上级检查工作的相关要求。对教师跟踪指导检查要及时，多亲自出马。要对学校基层教师的真实情况了解全面，不能只重表面文章，要解决实际问题，要有“紧抓不放、一抓到底”的狠劲。5-篇三：反对“三股势力”维护社会稳定知识问答 当前影响新疆稳定的主要危险是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
宗教活动。为了维护祖国统一，维护各民族的根本利益，着眼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着眼维护国家的最高利益和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在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的同时，牢固树立“稳定压倒一切”思想，各族干部群众旗帜鲜明地同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做坚决的斗争，扎实推进标本兼治的各项工作，有力地打击了“三股势力”的分裂、颠覆、破坏活动，确保新疆的稳定，为全国的稳定做出了贡献。一方面，坚持“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先发制敌”的方针，始终保持对“三股势力”的严打高压态势，严历打击民族分裂主义骨干分子、宗教极端势力的为首分子和暴力恐怖犯罪分子。特别是对暴力恐怖团伙，坚决以铁的手腕予以毁灭性的打击，有力地遏制住了新疆境内“三股势力”的暴力恐怖活动，取得了反分裂斗争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另一方面，采取一系列治本措施，强化舆论宣传工作，加大对广大干部群众正面宣传教育力度。明确提出：在新疆，各族领导干部讲政治的最重要表现，就是旗帜鲜明地反对民族分裂主义，维护祖国统一。教育各族干部群众牢固树立反分裂斗争的战略思想，同仇敌忾，筑成反分裂斗争的铜墙铁壁。要不断加大对教育战线、文艺战线干部的思想教育，广
泛深入地研究和正确宣传新疆发展的历史，包括民族发展史和宗教演变史，在思想文化领域铲除民族分裂主义的土壤，不断提高各族干部群众反对民族分裂、维护民族团结、维护祖国统一、维护社会稳定的自觉性和坚定性。针对“三股势力”不断加紧向学校渗透，千方百计在青少年中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分裂宣传和渗透，竭力与我争夺青年一代的严峻斗争，始终如一坚持党对教育的领导，不断加强学校基层党组织建设。在重视用爱国主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思想教育各族青少年的同时，还紧密结合新疆实际，把民族团结教育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从小抓起，从青少年抓起，常抓不懈。同时，坚决抵御非法宗教活动向学校的渗透。大力加强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教育各族青少年，使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接班人。
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紧密结合新疆 实际，积极探索新形势下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的新途径、新措施、新办法，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坚决制止、取缔非法宗教活动，坚决抵制和严厉打击境外敌对势力利用宗教进行政治渗透和搞民族分裂破坏活动。大力推进“西新工程”、“村村通工程”，不断扩大广播电视覆盖面，建立起反“空中渗透”的立体屏障。坚持开展“扫黄打非”斗争，加大对政治性、宗教类非法出版物的清缴，打击制售犯罪活动，从源头上净化文化市场。
第四篇：三股势力演讲稿
因为你们阴霾终将散去
小的时候，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去烈士陵园扫墓，此时，我们心中的烈士便是黄继光、董存瑞这样家喻户晓的革命烈士，那时候，总认为烈士离我们很遥远，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家富强、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的时代，怎么会有流血？怎么会有牺牲？会有烈士？现在长大了，身边不断发生暴力恐怖案件，才发现，流血就在身边，牺牲就在身边，烈士就在身边。
今天在网页上看到这样一条新闻，并挤入了头条：喀什特警追悼会——女儿不愿意离开父亲。
2013年8月20日，特警闫小飞在参与处置一起暴力恐怖团伙案件时不幸壮烈牺牲，年仅32岁。在闫小飞同志的追悼会上，他年幼的女儿说什么也不愿意离开父亲的遗体。看到这一幕，相信大家都会流下泪水。这眼泪，是对烈士家属未来的担忧，是对英勇牺牲烈士的崇敬，更是对暴力恐怖分子的憎恶。
2013年4月23日，新疆巴楚县色力布亚镇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案件。那一天，15条生命为了正义在血色中流逝；15人中，1978年后出生的有13人，最小的刚满24岁，有大学毕业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有孩子还未满周岁的母亲，还有两位婚期已定的准新郎„„在与暴徒的搏斗中，他们离开了我们，两个小伙子再也没办法回来举行自己的婚礼，那一天，他们永远留在了亲人的记忆中。
谁也忘不了，忘不了那个黑色的7月，那个让草木含悲，风云变色的5号下午。忘不了那孩子惊恐的梦魇，母亲心碎的哭泣。忘不了那个在黑暗中瑟瑟发抖的乌鲁木齐。
2009年7月17日，在“7.5”事件中英勇牺牲的万金刚烈士的追悼会在乌鲁木齐殡仪馆举行。上千名武警官兵和群众为英雄送行，7月5日傍晚，正值轮休的万金刚接到发生危急情况的电话通报，当即表示：“我是中队长，有任务我先上。”打车赶赴现场。万金刚带领官兵驱散闹事人群时，遭暴徒砖块、石头袭击。他临危不惧，镇定指挥，顽强抗
击，突围中掩护战友撤退时被打倒在地，头部遭暴徒石头猛击，被送往医院后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壮烈牺牲。
面对这一系列暴力恐怖案件，思绪回到了2011年的8
月1日，这一天，结束了特岗教师的面试，加之是自己的生日，更是一年一度的建军节。于是，便和家人一起到步行街准备逛逛街、吃吃饭。下公交车没走几步就发现前面戒严了，许多特警、公安从一个小巷子里押着一名男子正往外走，一打听才知道昨天在香榭街发生了一起暴力恐怖事件，我们不寒而栗，果断的打车回了家，虽然没有亲身经历，但至今还心有余悸。
**的那几天，原本要一起出去玩的朋友也不得不安静的呆在家里，广场上再也没有人跳广场舞，夜市里再也没有让人闻着就会流口水的烧烤，就连小区里一起下棋的爷爷奶奶也不知道躲到了哪里„„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懂得珍惜安定和谐的生活，为什么在中国腾飞发展，巍然屹立在世界舞台中央之时，却一次又一次的试图分裂祖国，一次又一次的威胁大家幸福的生活。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们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更是反分裂斗争最前沿的教育者，雷峰同志说得好：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们虽不能像烈士那样为祖国的统一，社会的稳定奉献生命，但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认真对待每一分钟。
第五篇：当代中国家族势力
当代中国家族势力
杨善华
中国家族问题包含了很多内容，今天我就此问题做一些简单的介绍。首先从家族的定义说起。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曾把家族理解为家的扩大，即最初有一个祖先，这个祖先一般是男性(除云南和四川交界处的一个县里的摩梭人实行母系家庭制度外，中国大多数地区都实行父系的家庭制度)。这个祖先生了儿子，代代往下传，传至玄孙(共五代)，按中国人的说法称作“五服”即“同高祖”。《三字经>里讲“高曾祖，„„至玄曾”即上下各推四代。一般而言，中国农村的家族是指按男系血缘关系的原则，以家庭为基础组合而成的一个世系。血缘关系上比较近的是“五服”、“同高祖”，因此家族规模较小，当然也有更大的。
中国南北方的家族区别很大，因为南方长期以来未经重大战乱，人口流动相对较小，世系可以在一个封闭的地域里长期地传下来。前几年出过一本书《千古一村》，介绍的是江西流坑村。该村所有人都姓董，据说是董仲舒的后代，这一族在宋朝出过不少进士、状元和有功名、做大官的人，传至今日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现在还保留了很多宋代的房子。这种情况在北方几乎见不到，华北农村(尤其是河北农村)由于历史上的移民的原则很少有因世居形成的单姓村(山西是一个例外，它因为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小，故不仅有单姓村存在，而且还有类似南方农村的家族活动)。家族是世系传下来的，个人还有“我是家族中的人”这样一种认同感，很多人都有归根思想，所以要寻自己的根。譬如中国的一大姓“张”，其祖先可上溯至黄帝。所以姓张的人很自豪，说自己是黄帝的子孙。中国还有三个大姓是孔、孟、曾，这三个家族的成员对家族的认同感很强烈，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其家族很显赫，很值得引以为荣。另外，家族得以长期存在的条件之一是其至少在一个地方有几百年的历史，如甘肃庆阳从一个始迁祖(即迁到当地的第一个祖先)开始形成了完整的孔氏家族，这一族与山东曲阜的孔氏以孔子为共同的祖先，同为孔家人。
关于家族的定义是存在分歧的。有的人把家族称作“宗族”，冯尔康教授在《中国宗族社会》中提出家族即为宗族，两者是一回事。而以钱杭等为代表的另一些学者则坚持使用“宗族”这一概念来特指南方农村中按男性血缘世系聚族而居及按宗法规范结合而成的特殊社会组织。“外显特征”是持此观念的人所着重关注的。家族的外显形态是族谱、祠堂和族产。但是，按现在中国的家族来看，南方很多家族肯定具备两个条件：族谱和祠堂，但族产则不具备。因为族产中最重要的是土地，土地已归集体所有。现在我们基本上倾向于把家族和宗族看成是一回事。80年代之后宗(家)族有很大变化，很多原不属于宗(家)族的人也被接纳为其中的成员。这个变化主要来自姻亲的介入，“家族既包括血缘的父族，也包括了以姻缘为主的母族和妻族”，这是岳庆平先生在“家族文化与现代化”一文中指出的。从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家族包容姻亲无疑是80年代以来的一个新变化，也是—个事实。另外，南方很多地方还认“宗亲会”，用俗话来讲即所谓“五百年前是一家”。如福建姓林的人很多，这些人组成了一个“宗亲会”，所有姓林的人都可以加入。这种形式在南方普遍存在，且入会的人之间不一定有血缘联系。对于家族，我个人并不强调其外显特征，而更强调世系和认同，因为这两点可能对于中国南北农村是共同的。而南北方在家族活动方式、组织形态和外显特征等方面都有明显的差别。
接下来我谈谈家族的演变过程。中国的家族制度从西周创立宗法制度并分封诸侯开始算起，已经存在了数千年。最初家族的范围很窄，从周朝到宋朝以前，家族基本上仅限于在帝王及贵族里通行，平民是没有家族的。这种情况与祖先崇拜有关，统治阶级严格规定了什么样的人可以祭到第几代的祖先，老百姓只祭到祖父这一代，不能设家庙，至多只能在家里供个牌位；高层的贵族则可设家庙，可以祭到始迁祖或最早的祖先，这作为一个特权传承下来，但在五代十国大战乱之时，原来的豪门大族遭到很严重的打击，如晋朝两大族——王族和谢族统统都消亡了。宋朝的范仲淹认为在民间设一种组织有利于维护统治，所以他提倡家族。他在苏州建—个义庄，专门救济族内穷人，以把族人凝聚起来。
自宋以后的家族出现平民化的趋势，至明清两代家族已成为乡村地方自治的基础和前提，成为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必经中介。家族已变成一种基本的社会结构，当时地方官只管到县一级，县以下则基本上通过家族来自治，这就是明清两代政府很依靠家族的原因。但从另一方面讲，统治阶级对家族一直存有戒心，因为家族若形成一股势力便会对抗朝廷。所以明清两代一旦有家族间的械斗，政府必坚决镇压无疑。当时家族很兴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科举制的实行。读书考到功名后成为举人，举人在地方的身份则变成士绅。一般而言士绅是家族的领袖和精英。
自清末起，农村中的家族开始衰落。由于科举制度的废除，所谓“大学生”不能再以明确的身份担当家族里的事务；士绅阶层被断绝了科举仕进之路。而士绅阶层作为家族的代表和管理者本来是直接地或间接地与官僚阶层联系在一起的，加之皇权作为一种权威的象征符号曾是士绅实施家族之治的强大后盾，皇权被推翻后士绅不再具有像过去那样的统治权威，由此而来的便是原来作为中央政府和家族之间桥梁的士绅阶层的普遍衰落。再者，家族制度的牢固性在于父系血缘联系的持久或强化，这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比较容易做到。然而，近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了近代工商城市的发展。这种城市的发展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机会。大批农村劳动力和知识分子进入城市谋生和接受教育，势必要淡化他们和家族的联系。尤其是一大批乡村精英入城后，农村老家只留下为数甚少的乡村精英，在这些人死后，整个家族就因无人管理而衰败。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农村家族远不如明清时代那样兴旺，但是也没有彻底衰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导致了家族制度的又一次重大变化。家族被认为是封建制度与文化的具体表现和带有封建色彩的组织，政府对农村中的家族进行取缔，家族制度的合法性被彻底剥夺。政府在具体实施时是分步进行的：土改时没收作为族产的族田，斗倒属于地主阶级的族内领袖(如族长)，同时剥夺了原来家族所具有的一些行政和司法的权力，但是族里的一些活动如祭祖、上坟并没有完全被禁止。合作化及随后的公社化解决了土地公有问题，宗祠也就成了公共财产，可由集体来处置。集体生产也限制了农民个人的行动自由，农民都被纳入了一种行政组织(生产队)，族人共同祭祖的观念逐渐淡化。在公社化以后的移风易俗运动中，与家族文化有关的礼仪和规范也被简化或被革除。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则统统作为“四旧”被铲除。这时，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社会制度，从外表上看确实已经不复存在了，但与这一制度相联系的家族观念与网络仍隐蔽存在。好比在除草时只铲掉了地面上的一层草而未除掉地下深埋着的根。家族最深层的基础在于血缘，无论怎样血缘关系是
无法割断的。农村中的行辈分得很清楚，农民对于彼此的称谓是一清二楚的，这种称谓本身隐含了他们对家族的一种认同，这为80年代以来家族的勃兴创造了条件。
另一方面，我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的村级行政上存在“自由政治空间”，至少村干部这一级可以相对自由表达自己意志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个空间自建国以来一直存在，只不过可大可小，尤其在1958年刮共产风时这个空间很小。但即使在这种国家控制很严的情况下老百姓还有“瞒产私分”的办法，他们明白粮食被国家征购之后自己可能会挨饿，所以低报粮食产量、隐埋粮食。从这件事，可以看出农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现实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存在某种不一致，因此他们在很多事情上要想出对策来对付国家政策。这也就是“自由政治空间”的问题。这个问题同样反映在家族方面。即使在国家对基层控制最严的60、70年代，家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仍构成农村社会的基础。这就使很多地区的党的基层领导(县和公社的领导)都有意无意地在安排生产大队这一级领导班子时注意到村中各个姓氏之间的平衡。而生产队长派活时，总想把又轻又干净的活派给与自己关系近的人。因此，家族利益和宗族行为始终存在，家族意识渗透到农民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与别人的说法不太一致的地方，很多人认为80年代以来家族出现重建或复兴，我们认为不能称之为重建或复兴，只不过是过去深埋在地下的家族之根上长出了新苗。
我所谈的第三个问题是家族研究的社会学视角。最早进行家族研究的是历史学和人类学。国内马克思主义史学约从60年代开始研究家族和封建社会阶级结构的关系，及其对封建统治的影响和作用。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进行了华南的家族研究。他从未做过田野工作即实地调查，只是根据他所找到的资料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家族的完整形态主要在华南、福建一带，那里的家族之所以兴旺是与边疆、水利、稻作经济等基本条件有关。后来美国的一位人类学家用有关台湾的资料推翻了弗里德曼的结论，他指出台湾与福建的基本条件虽然一样，但在台湾主要依靠邻里之间的互助而非家族。虽然弗里德曼的结论被否定了，但他对中国华南家族的研究专著被公认为研究家族者必读的文献。
我们在进行家族研究时，发现以前的人类学研究最关心的是家族的外显形态，但问题是如果没有外显形态，是不是就等于没有了家族活动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从80年代开始我们对中国做了多年的调查，很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村远远不能称作是一个同质性很高的社会。中国不同区域之间的分化非常大，南方的情况肯定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情况。我们在河北P县选点做调查的目的也正在于此，希望通过此研究在家族研究方面开辟一个新的领域。这个领域便是社会学视角下的家族的研究o
我简单地介绍一下河北P县那个点。该村很有意思，姓“郄”(qie四声)的户数占全村一半，而姓这—个姓的人全中国只有几千个。这个家族在该村已相当稳定地掌权达三十多年之久，但是却不像南方家族那样具备家族的外显形态，这个家族没有族谱、族长、族产、祠堂，从表面上看，只能将之称作一个共同体。但是村民认识到了家族网络的存在。我们曾访问过村中一位姓郭的老人，他略有文化，属于衬里的文化精英。他自称在村中是“少数民族”，还讲了一件印象很深的事情。年轻时他本可以人党，但当时在大队当党支部副书记的一位郄家的人劝他不要入党，并说就算是他人了党当了干部也管不了村里的事，他觉得这话有道理，所以就没有入党。这说明从他的观念上看，他能清楚地认识到家族边界的存在。
这个村里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这就涉及到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事件”。按照北大社会学系孙立平老师的说法，有事才有人，有人才看得见背后的关系，平时谁跟谁好或谁跟谁不好是看不出来的，但一到有事的时候便显现出来了。事件的背后便有家族的网络，一会儿我还会具体讲到事件。我所说的社会学视角，便是指要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家族。因为过去的人类学研究重视的是家族的外显形态和像祭祖这样很明显的家族行为。我们则认为中国农村家庭组织、家庭意识与家族活动固然会体现在家族仪式、家族象征符号(如族谱、祠堂等)及制度规范方面，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活生生的东西，流淌、浮现、改变于农民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农民的日常生活包括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日常社会生活等领域，我们所要关注的是每个人真实的、几乎每天都要重复的日常生活，如做饭、吃饭、生产、交往、休息等。农民的家族意识和对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了解显然是在日常生活中产生出来的，他们从自家的生存和发展出发，一直在日常生活中用“人情”和交往编织一张有事时能用得上的关系网，家族中的其他成员无疑是这张关系网的优先人选者。所以要对日常生活中农民的活动给予高度的关注，这恰恰是原来只以家族有形活动为关照点的考察所忽略的地方。
回到日常生活中去也是近年来社会学发展的新趋势。自从60年代帕森斯提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学没有关注日常生活。然而，实际是日常生活是社会学真正应该关注的最大领域，因为每个人每天都生活在日常生活的经验领域里。因此加强对农民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家族意识、家族组织和家族活动的研究无疑将大大丰富、生动和深化我们对中国农村家族的认识。
正因为只有在事件中才能真正凸现家族成员内部的关系以及家族和外界的社会关系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在进入河北P县那个村时，便是从事件人手。我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郄家在村里有两大支（房），其中一支(房)在村里一直掌握领导权，60年代这一房的郄老三当了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这个村是移民村，地很少，如果只靠种地根本养活不了全村百姓。所以从60年代开始，当国家还在强调“以粮为纲”时这个村就开始偷着搞副业，到70年代末已经积累了不少这方面的经验。农村开始搞承包制时郄老三和他的四个儿子集资办了一个厂。后来一位曾在县法院当过干部、而且有城市户口的女人下嫁到郄家当了他的四儿媳，她的父亲在县农行负责贷款业务，而她哥哥是搞外贸的，这些资源对郄家非常重要。最后四儿子和四儿媳让哥哥和父亲退了股而由他们俩独立经营原来的厂子。但是不久便发生了一件事情，四儿子在外面有了一个也姓“郄”的情人并提出要与四儿媳离婚，郄家觉得这件事很丢面子，马上召开家族会议(他们称为“议事会”)，大家一致认为坚决不能让这两个人离婚。因为郄家离不开四儿媳所带来的资源。所以他们首先把四儿子以破坏军婚为名告进监狱(因为他的情人是一名军人的妻子)，让四儿媳天天去监狱里送饭，这是“软”的一招；“硬”的一招是把厂子的法人代表转为四儿媳。这个家族在县里很有势力，结果法院判了四儿子两年刑。待他有悔改之心后，家族以“保外就医”的名义把他保了出来。现在四儿子老老实实地在厂子干活，并和四儿媳和好了。郄家老四的儿子是现在村里的党支部书记，当初他曾和四儿子说：“你挖社会主义墙角，我不管；你挖我们家的墙角，那不行。”从这句话和我讲的这则故事来看，当事情危及到家族利益时，家族里便会有人干预，我们可以从中捕捉到家族成员是如何被动员起来的，以及家族意识如何指引着人们的行为。虽然郄姓家族没有家族外显
形态，但很明显有家族意识和行为；虽然家族组织比较散，“平时各顾各，有事大家来”，但议事会是一种有效的组织形式。在议事会上主事的是家族里目前的精英即老四的儿子，虽然他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传统教给他的智慧很有用。
再比如，一次我们拜访郄家老五的媳妇，后来她儿子回家了。因为她儿子曾是村里的党支部副书记，但在村庄内部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了，后调到村外工作，我们很想问问他这段经历。在他讲的过程中，他妈妈要插嘴。他把手一摆，说：“这个事情你别管”。这只不过是日常生活中的一次谈话，但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她的儿子能明确地看到角色之间的差别，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有关政治的事情女人是不能参与的。同样还有一次我的同事去访问郄老五媳妇，她的一个堂侄媳妇也在场。然而这次谈话中郄老五媳妇是主角，只当她有什么问题需要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回答时，堂侄媳妇才点点头称“是”，后者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与婶婶的差别。从这两个事件，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家族里“性别”与“行辈”意识是如何深深地刻印在农民脑中并反映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的。我们的任务便是诠释当事人所赋予其行动的主观意义，这种诠释必须经当事人认可。要达到此目的，研究的客观性是不可缺少的。但实际上由于文化的隔阂和差别，我们的理解与当事人的实际想法之间完全有可能存在差距。
确切的说，社会学对家族的研究注重的是家族在应对各种问题时的“实际作为”及对这些作为的意义的阐释，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考察家族在情境和场景的背景下处理内部与外界的各种各样关系的策略和运作手段。同时，我们要在一种“社区知识和文化”的背景下对农民的行为按照农民原来赋予其行动的意义给以理解并作出解释，我们要考虑到地域性文化制度背景这一因素。总之，仪式性的活动只是这个研究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且不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社会学对家族的研究从时间上看几乎是覆盖了农民生活的全部，并且只有多点考察才能从总体上把握中国农村家族的现状。
家族作为一种传统的社会组织，家族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在中国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将会遭遇到一种什么样的命运呢?对于这一问题，早期的现代化理论普遍认为，家族作为封建文化的代表，和现代化不相容，家族制度和家族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会被消解，逐渐走向消亡。然而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发展的实践已证明，这个过程还远远没有开始。在许多地区，家族文化在农村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表现出很强的适应性。家族在农村工业化中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利用家族关系网络或拟似血缘关系(即认干亲)获取各种资源，从而使乡村企业家族化。P县这个村里有个人，叫张XX，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吃官司冤死狱中，不久母亲也去世了。但因为郄家老三和他父亲拜过把子，所以郄家老三一直照顾张家，后来还把一个厂承包给了他。但当三叔的一个儿子提出要承包这个厂时，张XX很理智地主动退出，从中便可以看到农村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在农村工业化之初，家族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家族中的精英分子掌握很多资源的情况下，这种作用表现得很突出。
乡村企业家族化的最初表现之一是指集体企业。因家族成员凭藉各种关系长期承包逐渐丧失其集体企业的特点，淡化与集体的责、权、利关系，并伴随出现集体资产流向家族成员个人或家族的现象；其表现形式之二是指家族成员利用家族关系调动家族资源建立起新型的个体
企业和联办企业，其管理方式是家族式的，这种企业从建立伊始就表现出鲜明的家族特点。张X X曾说过一句话：“最核心的管理者一定要用自己人，具体的工人一定不能用自己人”。这说明农村企业家是非常理性的，我们觉得这真是一句至理名言。在企业管理这方面，家族式的管理在最初是非常有效的，这种方式很适用于对小企业的管理。因此，在农村工业化和现代化开始时，家族并没有消亡，其作为农村社会关系网络和基本组成部分，仍然在农民办企业、争取工业生产所必需的资源和企业管理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血缘联系是割不断的，家族仍会长期存在下去，只不过家族的形态与活动方式可能会和现在有很大不同。
最后我再简单地谈谈如何看待南方现在的家族。对于这一问题争议很大，一种看法认为南方的家族活动基本上对社会稳定是有负面影响的，不利于安定团结，应该予以取缔。例如南方许多地方的家族械斗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构成威胁。以钱杭为代表的一批人则以江西泰和县的家族为例否定了上述这种看法。该县的家族活动以非常温和的形式出现，很多家族在修订族谱时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列为第一条，且基本上都推选退休干部担任族里的领导人，在家族活动上处处注意到要主动与现行的社会体制和结构相适应，和现实社会保持相容。他们奉公守法，没有族间的械斗和冲突，其存在是可以被当地政府接受的。地方政府鉴于家族在当地发展中所起作用的两重性，一方面希望利用家族来维护社会稳定和加强地方自治，另一方面又不希望看到家族势力膨胀之后对社会稳定和地方政权构成一种威胁。所以，有的地方的政府对家族采取相对严厉的态度，有的则比较温和，我认为这与家族在当地活动的特点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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