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的组织演变五篇

第一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的组织演变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的组织演变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最早选出中央书记处，从抗日战争时期到党的十八大，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中央书记处几经变动改革与发展。从其组织演变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的设立与发展，是随着党的发展壮大而不断变化的，其性质职权变化，适应了全党政治任务和政治路线的转换需要，其成员组成经过长期实践设置更为合理。

[关键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书记处；组织演变

[中图分类号] D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3）08-0013-03

中共十八大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构。”中央书记处在党中央究竟何时设立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哪些变化？现在的中央书记处同七大后的中央书记处有何区别？笔者经查阅有关文献史料，特撰写此专题，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为党史界同仁和读者提供参考。

一、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设立

（一）中共六大以前并未设立中央书记处。中国共产党创建以后，由于党员与地方组织少，中共一大至四大，中央机关并未设立中央书记处。只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内设立了中央局，代行全会职权、负责党中央日常工作。随着党员与地方组织的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已成为全国性政党。中共五大修改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组织中央政治局指导全国一切政治工作……中央政治局互推若干人组织中央常务委员会，处理党的日常事务”。[1]这是学习参考1925年12月苏共十四大的党章中关于“中央委员会设立：政治局——负责政治工作；组织局——负责组织工作的总的领导；书记处——负责日常的组织性的工作和执行性工作”[2]。同时吸取国共合作后国民党中央机关组成经验，在中央委员会内设立了常务委员会。中共五大实际上把苏共中央的组织局与书记处合并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处理党中央日常的组织执行工作。中共六大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由其本身委员中选出政治局，以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内党的政治工作，并选举常务委员会以进行日常工作。”[3]党章并未规定设立中央政治局下的中央书记处。

（二）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最早选出中央书记处。最早提出设立中央书记处（同时即是中央常委会）的，是上海中共“临时中央”。据查1932年12月27日共产国际收到上海“中央的意见”，提出“书记处由6人组成”，即秦邦宪、张闻天、陈云、周恩来、任弼时、项英。“改组将在苏区全会上进行。”[4]1933年10月7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临时中央”电报称：“你们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组成人员的建议，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中央书记处……我们建议由以下五人组成：莫斯克文（周恩来）、项英、王明、张国焘和波戈列洛夫（秦邦宪）。请尽快讨论并告诉我们。”[5]同年11月4日，中共“临时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同意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人员……我们还建议伊思美洛夫（张闻天）和廖陈云（陈云）参加书记处。请电告。”[6]1934年1月中旬，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改选了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选出了中共中央机关第一个中央书记处，书记7人，即：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周恩来、项英、陈绍禹（王明，在苏联）、张国焘（在川陕苏区）、陈云。全会并未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亦未选出中央政治局及常委会主席，而是中央书记处开会推举由博古主持工作，负总责。[7]六大党章明白写着是“常务委员会”，而非“中央书记处”。由于五中全会选举合乎组织原则，又获得共产国际同意批准，因而中央书记处同时即是中央常务委员会。

（三）中央红军长征后中央书记处的变动。1934年10月中共中央与中央政府率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中央书记处决定书记项英留在中央苏区领导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中央书记处书记秦邦宪、张闻天、周恩来、陈云随军行动，领导长征。1935年1月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改组中央领导，即增补毛泽东为中央常委，由张闻天取代秦邦宪负总责，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从此在党内、文件上出现了把“书记”称为“常委”，两者并存的现象。一方面正式决议、发出电文使用“中央书记处”称谓，另一方面会议记录却又称“常委”。查看《毛泽东年谱》、《张闻天年谱》、《周恩来年谱》、《陈云年谱》同一时间多处表述，足以证明。1935年7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召开，出席的常委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博古，参加者有朱德、王稼祥。会议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军委的总负责者，周恩来调到中央常委工作。8月19日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研究常委分工等问题。会议决定，张闻天负责组织部工作，秦邦宪负责宣传部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工作”。“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为加强中央常委会的工作，发挥常委的作用”，决定“常委会每周至少一次，各部有临时发生事件，由各部与书记商量，（必要时）召集临时常委（会）”[8]。9月张国焘公开分裂党和红军率部南下川康边。中共中央常委会（书记处）成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另有政治局成员邓发、刘少奇、凯丰等，率中央红军先行北上，10月抵达陕甘边苏区。1936年6月16日，在陕北的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称“现时中央集中的组织，政治局：洛甫、恩来、博古、泽东、邓发、凯丰、稼祥、仲舟（张浩、林育英）、德怀。常委：洛甫（书记）、恩来、博古、泽东四人”。[9]此前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云已被派赴去苏联。10月红军总部率红

二、红四方面军北上抵达甘肃会宁、静宁会师。同年12月初，张国焘、朱德、任弼时等抵达保安，同中共中央会合。此后，中共中央常委（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博古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由张闻天负总责，主持中央政治局和常委会工作。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共中央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

（一）十二月会议决定扩大中央常委会改组中央书记处。1937年7月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后，驻陕甘宁边区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常委会）成员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博古，仍由张闻天负总责。曾经几次以“中共中央书记处”名义发出过指示，但从来没用过“中共中央常务委员会”名义作决定发指示。同年11月初项英抵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11月29日陈绍禹（王明）、陈云和康生从苏联回国抵达延安。12月9日至14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常委九人：张闻天、毛泽东、王明、康生、陈云、周恩来、张国焘、博古、项英”。[10]会议还通过了准备召集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了由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秘书处由毛泽东、张闻天、赵容（康生）、廖陈云（陈云）、陈绍禹（王明）组成。[11]这次十二月政治局会议，重新按照六大党章规定，在中央政治局下设有中央常务委员会，作为在中央政治局开会前后“进行日常工作”的领导机关。但同时又存在着在中央政治局下的中央书记处，组成人员又均是中央常委，成员5人，少于中央常委会的9人。笔者理解，抗战以后由于工作需要，中央常委不得不分散活动，如项英在新四军，王明、周恩来、博古到武汉组成中共代表团，经常在延安的只有张闻天、毛泽东、陈云、康生和张国焘。当时常委分工张国焘主管陕甘宁边区工作。1938年4月张国焘叛逃被开除出党。在延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有张闻天、毛泽东、陈云、康生，仍由张闻天负总责，另一位书记王明一直在武汉。这期间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或扩大会议，仍称“中央常委会议”或“中央常委扩大会议”。

（二）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中央政治局下设中央书记处，未再设中央常委会。1938年8月，中央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从苏联回国抵延安，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举行。全会作出《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决定》，成为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明确规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性质、任务、职权、纪律等的决议，用中央书记处取代了六大党章规定的“常务委员会”。《决定》称中央委员会“在党的全国大会前后期间内，是党的最高机关，在政治上组织上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政治局……其任务为指导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前后期间之一切党的政治的组织的工作。”对“中央书记处”规定了十条，主要有：“任务，是办理中央委员会之组织性质和执行性质的日常工作，并负责召集政治局会议，准备政治局会议须讨论的问题，并向政治局作工作报告”；“须完全执行政治局的决议，但中央书记处在政治局会议前后期间，遇有新的重大紧急事变发生，不能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时，得作新的决定，并得以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决议和电文，但事后须提交政治局会议批准及追认”；“书记处每星期最少须开会一次，集体的解决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处理答复各党委的问题。书记处开会时，中央所在地的政治局委员，均得出席”；“各书记各政治局委员所领导之中央各部工作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工作，须经常向书记处报告。中央各部重要问题之处理和答复，各部重要人员之任用或派出，均须经过书记处批准”；“中央各部得指导下级党委各该部门的工作，但关于各种重要问题须经由书记处指导之”；“各书记之重要文章及对外发表之重要谈话或重要的报告大纲等，在可能时须经其他书记多数同意方能公布”；“中央各部所拟定之重要文件、大纲及工作条例等，须经书记处批准后才能有效”等。[12]这个决定明确规定了中共中央机关实行四级领导体制的各自性质与任务及相互关系。六中全会并未改组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据查，六中全会的主席团成员12人，便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他们是：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康生、陈云、王明、秦邦宪、朱德、王稼祥、刘少奇、项英、彭德怀。[13]从中表明，六中全会追认了彭德怀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并未认可1935年8月沙窝政治局会议增选的陈昌浩、周纯全和1936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张浩（林育英、林仲丹）的政治局成员资格。中央书记处书记是毛泽东、张闻天、陈云、康生、王明。六中全会期间张闻天曾向毛泽东提出“推举毛泽东同志为中央总书记”。毛本人“不主张提这个问题”。[14]事实上从六中全会后，中央书记处会议多在毛泽东住的窑洞召开，虽仍由张闻天主持，实际上毛泽东成为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

（三）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和精简后的中央书记处。1938年11月六中全会后，王明从武汉返回延安，参加中央书记处，王稼祥亦参加中央书记处工作（六中全会并未正式增选他）。《张闻天年谱》1939年3月4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所列出席‘毛、洛、康、陈、明、祥’”，参加者有“富春、代远、仿吾、张浩、罗迈、瑞卿”表明，王稼祥确是中央书记处成员。1941年在党的高级干部进行整风学习的形势下，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组织和编制问题，决定：“在七大前不改变中央书记处的组织，但为增强中央工作效能起见，除每周一次政治局会议外，以住在杨家岭的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张闻天、陈绍禹、陈云、何凯丰七人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暂定每周开会两次”。会议还决定任弼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任副秘书长。[15]

通过整风运动，全党分清了路线是非，揭发批判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为反映党内普遍的呼声，1943年3月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同志为主席。政治局每月应举行例会两次，必要时可召开临时会议。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它的经常业务是：准备政治局会议的日程和应讨论问题的材料（或通知各部委准备）；负责组织政治局会议决议之执行并检查其执行的程度；在政治局的方针之下负责办理和决定日常工作问题。中央各部委局厅社的工作，由书记处直接管理、或经过宣委组委管理之。书记处必须将自己的工作向政治局作报告。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同志组成之，泽东同志为主席。会期不固定，得随时由主席召集之，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16]

这个决定结合工作实践经验，对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书记处性质、任务、职权规定进行了概括，突出了重点。但受当时整风影响强调划清路线是非，过分看重“经验主义”，党的六大后一直是中央常委的周恩来未被选为书记处书记。由于毛泽东个人威望空前提高，党中央第一次规定“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过分突出了领袖作用，不符合党章规定的“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

三、中共七大后的中央书记处及成员变化

（一）中共七大决定设立“中央主席”和中央书记处。1944年5月21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17]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了中共七大。大会修改了党章，规定：“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并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前后两届全体会议期间，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与中央书记处主席。”新党章对比六大党章作了重要修改：其一，对中央政治局职权由“指导……党的政治工作”，扩大为“是党的中央指导机关，指导党的一切工作”。其二，用“中央书记处”取代了“常务委员会”；“进行日常工作”改为“在中央政治局决议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由于政治局“指导党的一切工作”，中央书记处要处理的自然是日常“一切工作”，职责扩大。其三，第一次正式设立了由中央全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即为中央政治局与中央书记处主席”。其四，规定“中央委员会依工作需要，设组织、宣传等部与军事、党报等委员会及其他工作机关，分别办理中央各项工作，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明确称各部、委等是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机关”；并第一次明确规定设“军事”委员会；各部委等不仅仅“由书记处直接管理”，而是同时受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及中央主席之指导监督。[18]

（二）党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3人。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兼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主席。选举任弼时为中央秘书长，李富春为副秘书长。[19]1945年8月23日，在日本宣布投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少奇代理其主席职务，并增选陈云、彭真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会议还决定调整中央军委成员，决定毛泽东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20]9月后彭真、陈云被党中央派往东北组织中央东北局，他们事实上并未参加在陕北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工作。1947年3月从延安撤出后，中央主席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周恩来、任弼时组成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坚持转战陕北，中央书记处书记朱德、刘少奇转移至河北平山西柏坡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1948年5月，毛泽东等转移到西柏坡，此后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组成中央领导集体核心，1949年3月迁入北平。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中央书记处。中央书记处成员分别担任党、政、军、群组织主要领导人。1950年6月召开党的七届三中全会，增选陈云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0月25日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秘书长任弼时因病逝世。随着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大国的执政党，党员队伍和党的组织空前壮大，遍及全国每个角落，党中央领导工作日益复杂繁重。作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中央书记处只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云五人，他们分别担任党、政、军、群的主要领导职务，主管工作甚多。显然需要充实加强中央领导机关。1952年7月党中央提出：“由于经济建设即将成为我们国家的中心任务，党和政府的中央机构必须加强。为此，中央拟于明年初调各中央局书记及其他若干同志来中央工作，并逐步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21]1954年4月27日党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富春、林枫、刘澜涛、谭震林、宋任穷、马明方、杨尚昆、胡乔木、李雪峰为中央副秘书长。同年秋各中央局机构撤销后，中央书记处下设了四个办公室。第一办公室主管政法，主任彭真；第二办公室主管农业，主任谭震林；第三办公室主管工业，主任李雪峰；第四办公室主管其他，主任刘澜涛。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由中央各部委、各办公室与中央办公厅，分别承办中央书记处日常各项工作。[22]

四、中共八大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及中央书记处

（一）中共八大决定重设政治局常委会，在其下设中央书记处。1956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召开中共八大。大会修改党章规定：“党的中央委员会选举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的常务委员会和中央书记处，并且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与七大党章明显不同：其一，重新规定设立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并规定选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与中央主席为常委会成员；其二，新设中央总书记，是在中央主席、副主席之下，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取消了中央秘书长职务。其三，规定“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之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23]实际是把原中央书记处（相当于常委会）下设的四个办公室工作统归新的中央书记处承担。从此，党中央明确规定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是党中央政治局闭会期间的决策机构，是中共中央机关四级领导体制中的一级；而中央书记处是在中央常委会领导下的日常办事工作机关。全党经常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应是指中央常委会，而非中央工作机关中央书记处。

（二）八届一中全会选出的中央常委会和中央书记处成员。由于中央委员会成员扩大（中央委员79人，候补中央委员73人），一中全会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17人，候补委员6人；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兼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上述6人组成中央常委会；选举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彭真、王稼祥、谭震林、谭政、黄克诚、李雪峰。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24]对照可以看出，八大前的中央秘书长改任中央总书记，排首位的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原副秘书长多数和书记处四个办公室主任，均当选为中央书记处成员。从当时各位书记、候补书记具体分工可以看出，中央书记处承担了党中央对全党、全国各方面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经常办理。如邓小平主持中央书记处抓总，彭真主管政治，王稼祥主管外交，谭震林主管农业，谭政时任军队总政治部主任，黄克诚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李雪峰主管工业，刘澜涛主管统战，杨尚昆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胡乔木分管理论宣传，李富春主管国家计委，李先念主管财政，陆定一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康生任中央理论小组组长，罗瑞卿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并仍主管公安工作。经查1956年9月八大时，中央常委成员年龄平均58.8岁，最大朱德71岁，毛泽东63岁。中央书记处成员平均年龄50.9岁。最小是胡乔木44岁，刘澜涛46岁，李先念47岁，最大康生58岁。从中看出，当时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年龄并不算大，中央书记处成员正处于年富力强精力充沛的人生阶段。

（三）“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被取消。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8月12日召开扩大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改组中央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只有林彪；中央政治局成员进行了调整，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11人组成：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取消了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职务，改为中央书记处内常务书记陶铸。[25]不久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被打倒。由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掌控了中央很大一部分权力。1969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修改党章取消了中央书记处，规定“在主席、副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领导下，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办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26]直到1973年5月召开中共十大，党章未对中央机关进行修改。十届一中全会仍然未设中央书记处。

五、十一届三中全会重设的中央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

（一）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病逝，10月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1977年8月召开中共十一大，删去了党章“设立若干必要的精干的机构，统一办理党、政、军的日常工作”的规定。[27]并未恢复设中央总书记和中央书记处。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4人，候补委员3人；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由上述5人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中央秘书长由胡耀邦担任，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选举胡耀邦为中共中央总书记，选举出书记11人。1981年6月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华国锋辞去中央主席职务，全会选举胡耀邦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赵紫阳、李先念、陈云、华国锋为副主席，由主席、副主席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增选习仲勋为中央书记处书记。[28]

（二）中共十二大决定不设中央主席只设中央总书记。1982年9月召开中共十二大修改党章，规定“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必须从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产生。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中央书记处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29]胡乔木就党章修改答记者问称“党中央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副主席……主席制度和总书记制度如果同时存在，在国内外实践的结果表明，往往或者是总书记有名无实，或者是主席有名无实。因此，同时实行这两种制度是没有必要的。”“我们党全部经常工作的领导核心是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30]

（三）中共十三大决定中央书记处是“办事机关”。1987年10月召开中共十三大，对党章中关于中央书记处作了修改，将中央书记处“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选举”“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改为“中央书记处是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的办事机关；成员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提名，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通过”。[31]显然“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比“办事机构”职权大，包括在中央党委会不开会时，可以处理中央政治与组织问题，即具有一定的决策权；而“办事机构”则明确规定中央书记处并不具有对中央经常政治与组织问题的决策权，仅是执行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会关于政治与组织问题决定的落实办理工作。这样重新明确党中央机关实行的仍是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四级领导体制；中央书记处则是中央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

十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中央书记处书记4人：胡启立、乔石、芮杏文、阎明复，候补书记温家宝，成员比十二大后的11人大为减少。5人内乔石兼任中纪委书记兼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阎明复兼任中央统战部部长；温家宝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胡启立是中央常委，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芮杏文分工不详。显然人数过少，难以兼顾到中央组织、宣传等工作。1989年6月召开十三届四中全会，决定撤销赵紫阳一切职务，选举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李鹏、乔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环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免去芮杏文、阎明复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增加李瑞环、丁关根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四）中共十四大至十八大后的中央书记处。中共十四大通过的党章对中央总书记及中央书记处条文未再作修改。十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9人，候补委员2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7人；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通过由胡锦涛等5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十四届四中全会增选了2名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97年9月召开中共十五大，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2人，候补委员2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7人；江泽民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通过了由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2002年11月召开中共十六大，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4人，候补委员1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9人；胡锦涛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通过由7人组成中央书记处。2007年10月召开中共十七大，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9人。全会通过由6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

2012年11月召开中共十八大，对党章内“中央机关”未作修改。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25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7人；习近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全会通过由7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处的7名成员的分工比较合理。身为中央常委兼任中央党校校长的刘云山排书记首位，表明他是协助中央总书记主持中央书记处工作主管党务；刘奇葆兼任中央宣传部部长；赵乐际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栗战书兼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杜青林担任全国政协第一副主席，分管统战工作；赵洪祝兼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副书记；杨晶担任国务院秘书长。从中看出，中央书记处主要是办理中央党务工作，兼及其他。同党的八大后中央书记处组成比较，更好地体现了党、政分开，党要管党的原则，有利于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从而更好地加强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综上所述，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设立与演变可以看出如下几点：

其一，中央书记处作为党中央经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其设立与演变是随着党的发展壮大、革命从农村到城市、夺取全国胜利成为执政党，而不断发展变化的，是服从与服务于党的纲领、政治任务、政治路线实施工作需要而进行调整改变的。最初设立的与七大后的中央书记处即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是适应以革命战争为中心党中央实行一元化领导、高度集中统一的需要。八大后改为在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会下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办事工作机关，是因为成为执政党中央领导任务复杂而繁重，党中央不再适宜实行一元化领导，党、政需要适当分开，以免权力过分集中；党中央主要实行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在各种组织（政、军、群等）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

其二，中央书记处的性质职权变化，同样适应了全党政治任务和政治路线的转换需要。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关于中央书记处性质、职权等规定，实际是指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性质、职权等，七大后的中央书记处同样适用。但新中国成立后党成为执政党，中共八大修改党章规定，在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常委会下开会期间，有权决定政治和组织问题，具有一定决策权，而非单纯“办事机构”。这与当时中央常委只5人、年龄层偏大、负担过重有直接关系。由中央书记处“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即对一般政治、组织、经济、军事等问题适时决策与处理，以减少中央常委的负担。但到新时期，随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退居二线，中央常委大多数是解放战争和建国后入党的同志，且常委人数增多。中央书记处被改为“办事机构”，不再具有决策职权。即凡中央政治、组织等问题，均要由中央政治局或其常委会决策，由中央书记处办理落实。这样符合党长期实行的中央机关四级领导体制。

其三，中央书记处成员组成经过长期实践更为合理。战争时期中央书记处同时即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员只有五人，适应了当时高度集中统一领导的需要。建国后成为执政党，党的八大设立中央书记处，书记成员增至12人，他们均兼任党、政、军领导职务，分别主管党务、政法、外交、国防军事、经济计划、财政、工业、农业等各主要方面领导工作。因而有利于全面贯彻中央政治局与常委会的决策，并能及时对紧急的党务、政治、经济、军事等一般问题进行决策和处理，实施党中央不间断的领导。“文化大革命”期间取消中央书记处，严重削弱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拨乱反正，重新设立中央书记处，成员11人，包括了党、政、军各方面工作领导人，很好地完成了党中央领导决策的贯彻执行统一部署。但十三届一中全会中央书记处成员减为5人，虽然实行了党、政、军分开，但成员中无中央组织部、宣传部领导，难以全面完成办理中央党务工作任务。从中共十五大起，中央书记处由7人组成，直至十八大，实践证明是符合党中央领导工作需要的。这样既避免党、政不分，又可避免权力过于集中。

第二篇：组织设计理论的演变zph

一、组织设计的概念与理论

1.组织设计的概念

组织设计是为了有效的实现组织目标，对组织结构、组织沟通渠道体系、分工、协调、控制、权力与责任进行合理配置和组合的过程

组织设计的3个要点：①任务分解：把组织总目标和任务，分配到个人和群体，并与职责权限和工作流程相配合②要素的协调：既考虑组织内部诸要素协调，又考虑外部环境影响，并能随环境的变化而变化③形成组织结构：与信息沟通、控制系统和激励制度相关联

2.组织设计的理论

·古典组织设计理论

·行为分析的组织理论

·权变组织理论

①古典组织理论

·20世纪初围绕组织结构格局特征和运作模式设计组织的理论

·马科斯·韦伯的科层结构理论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亨利·法约尔的古典组织原则

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

注重运用科学方法取代经验方法

·改进工作：标准化操作；作业环境与条件标准化；根据工作需要选拔和培训员工·改进组织和管理：设置计划部门，把计划职能和执行职能分开；实现职能工长制，管理层和工人之间分工负责；进行“例外管理”；超额奖励工资制等

亨利·法约尔的组织原则

·提出14条组织管理原则：劳动分工、权力与职责、纪律、统一指挥、统一领导、个体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薪酬、集权化、等级制度、秩序、公平、人员稳定、首创精神、集体精神·对后来的组织结构和模式发生了重大影响

马科斯·韦伯的科层结构理论

组织应是一个职权与规章程序的层次结构，以便建设最有效的组织系统

特征：明确的规章制度和等级制度；劳动分工与专业化；严格明确的规章制度；根据制度规定的奖励惩罚制度；依据技术能力的选拔提升制度

对传统组织理论的评价

优点：传统组织理论能有效地保证指挥的统一性和结构的稳定性，在提高组织的工作效率方面效果显著

缺点：传统组织理论指导下的组织设计，首先是忽视了人的因素，被认为是“没有人情味”的组织设计。其次，严格的职权划分和稳定的组织结构使得它在面临新问题、遇到新情况时显得很僵化，缺乏必要的灵活性，不能迅速吸收新技术成果和及时进行革新，因此，不利于组织的发展

②行为分析的组织理论

·行为分析组织理论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

·代表人物：巴纳德、伯恩斯、霍曼斯、西蒙等

行为分析组织理论原则

重视人的因素，发挥人的主导作用

组织是由人、事、时、财、物组成的，在这5个变量中，人是最重要的变量

考虑人的需要和特点

分配工作时要考虑人的兴趣和爱好，因事择人、量材而用，考虑人的因素,变革组织结构重视和运用非正式组织

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保持非正式组织，以期能创造一种团结气氛和吸引力,获得成员的忠诚感，保护个人情感、志趣和利益，弥补正式组织的不足，提高工作效率

以信息沟通代替指挥监督

鼓励上下级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在业务工作处理上，让下属参与意见，充分发挥下级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地缩短上下级人员之间的心理距离，鼓舞士气，提高工作效益对行为分析组织理论的评价

优点：更多地关注组织中人的因素，注意突出人在组织中的主导地位，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尽量满足人的需要

缺点：由于过分强调满足人的需要，降低了专业化的要求,使工作效率受到影响。单位的划分要因人而异，甚至组织层次也要根据人的特点来设置，使组织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带来管理上的不便

③权变组织理论

迅速变化的组织环境，如全球化竞争、多元化、伦理问题、技术和沟通方式的进步，对传统组织理论构成强烈冲击，影响着组织结构变量和组织结构设计

权变组织理论认为没有一成不变的组织设计，不同组织或组织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组织结构

传统组织理论强调如何提高工作效率，较少考虑人的因素，被认为是“没有人的组织”。更忽视环境、技术、战略等因素对组织设计和组织结构的影响

行为分析组织设计注意发挥人的主导作用，满足人们多方面的需要，但过多地考虑了组织中人的因素，因而被称为“没有组织的人”。忽视了对工作效率的要求。而且仍把组织看作一个封闭系统，没有考虑组织外其它因素的影响组织设计权变因素与分析

所谓权变的组织设计就是以系统的、动态的观点来理解和设计组织。虽然没有给出一个永远不便的普遍适用的模式，却能针对不同的战略目标、外部环境等给出不同类型的规律模式，从而有可能选择一种比较合适的组织结构组织设计的权变因素

7大类权变因素有·组织结构·战略·技术·人员·作风·制度·共同的价值观

二、企业组织设计理论的演进

企业组织是一个复杂系统。复杂系统理论由传统企业组织理论、行为科学组织理论、现代组织理论的发展而来。而计算组织理论开辟了组织理论研究的新领域。随着计算机方针技术的运用，为企业组织设计寻到了新的方法，即把单纯的经验的定性分析转向定量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和欧洲。资本主义企业取得一定的发展。对管理的要求日益强烈。这一时期，组织理论的研究分为三个派别：科学管理学派、行政管理学派、官僚体制学派。

一、传统企业组织理论

1，泰罗的组织理论

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学派主张实行职能管理制。不仅要单独设置职能管理机构。还要在职能管理机构内部的各项管理职能之间实行专业化和标准化的分工。使所有的职能人员只承担1至2项管理职能；提出权利下放的例外原则。使上下级之间实行合理分工，上级把

一般性的日常事物授权给下级管理人员去处理，只保留例外特殊管理事物的决策权和对下级工作的监督权

2，法约尔的组织理论

法约尔是行政管理学派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管理的五个基本的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并认为组织职能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职能；同时他又提出了直线一职能制的组织模式．设计了一种为解决上下级之间跨越统一的指挥链而进行直接联系的组织形式，即“法约尔跳板”：他也概括了包括组织职能在内的14条一般管理原则。

3，韦伯的组织理论

韦伯的科层制理论认为组织治理机制有三种基础：其一是理性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对权力和法规的信念之上。并通过相应的规则来组织活动；其二是传统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古老传统和统治身份的神圣信念之上；其三是魅力基础．即组织建立在具体的、非同寻常的个人及其统治方式之上：同时韦伯用合理一合法的职权观念论证了官僚制存在的合理性。对官僚制的组织形式的结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官僚制的组织结构应该分为三层，顶端是主要负责人，主要职能是决策，中间层是一般管理人员，主要职能是执行主要负责人做出的决策，底部是业务人员，主要职能是从事具体的业务工作。韦伯论证了个人行为的合理性和社会秩序的合法，形成了经典性的“官僚组织理论”，被称为“组织理论之父”。

4，厄威客和吉利克的组织理论

古利特和厄威克的组织理论是建立在泰罗和韦伯的组织理论基础之上。古利克提出了著名的“管理七职能论”，并认为组织的目标是协调，厄威克提出组织理论的八条原则。他们的理论标志着“古典管理组织理论”体系的形成。

古典组织理论构造了集权型层级制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结构的表现形式适应了社会生产体制由作坊式小生产体制向工厂化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体制的转化，促进了组织效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古典组织结构理论用其科学和理性的准确性、严格性和普遍性来解释组织结构的变化原因。理论的重点放在组织管理的基本原则的概括和分析上。

二、行为科学组织理论

行为科学理论始于20世纪20年代，早期呗称为人际关系学说，它把整个企业组织管理理论建立在个人需要的行为基础上，是一种以人民为中心的组织理论。它的兴起对西方整个社会科学都产生巨大的冲击，而且更强烈地影响到组织理论的发展。行为科学的管理组织理论主要代表任务是梅奥、麦格雷戈等。这一理论包括：一是进行组织设计要考虑到人的需要和特点；二是组织中除了正式组织外，还有“非正式组织”；三是企业应采用新型的领导方法。

三、现代组织理论

组织理论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突破，这个时期涌现出不同的组织理论流派。这些组织流派习惯上被称为现代组织理论。现代组织理论主要分为五大学派，它们各自之间相互联系，又有各自不同的侧重点。

四、企业组织理论的新发展

企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最初动机：一是借鉴传统组织理论和组织设计方法来研究多主体系统，以期快速、高效地建立大型复杂的协作问题求解系统；二是考虑高新技术对传统组织理论的影响，从根本上拓广传统组织理论的研究，以期建立人机共栖的新型社会组织及相关的组织理论、组织设计方法学。计算数学组织的研究成为这些领域问题解决的一种新的途径和方法。它对现代组织理论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说，它已经从传统组织理论分离出来自成系统，并被广泛应用于相关领域，尤其在网络组织、虚拟企业、敏捷制造和适应性指挥控制系统等研究领域，并已称为目前研究热点。从目前这一理论的研究过程看，其研究重点是组织设计和组织学习，其中组织学习涉及的到心理学、认识科学和人工智能，而不是一般的组织理论。部分学者基于信息和网络社会特点研究构建新的组织形式，并以此来构造新的高效的商业和军事组织模式，为新的组织模式下的商业组织行为和军事组织行动提供决策支持。

五、西方组织理论的演进逻辑

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就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中的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我们在研究组织理论的时候，就不得不从她的历史开始研究。诚如雷恩所言“让我们翻开历史，以便为将来作好准备。”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正如马克思所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任何一门社会科学都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都是源于社会实践而随着社会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而组织理论的演进也总是与外在的社会环境和内在的运作效率及管理实践密切相关，它的发展也是一个连续的过程。

古典组织理论的核心就是组织结构合理化，它着重研究组织结构的设计、组织运行的基本原则和组织管理中的基本职能．虽然古典组织结构理论在进行工作中更精确，更迅速．更高效．但是随着人的因素在组织管理中的日益重要，其缺点也日益显现，这就需要在管理中对人的重视提出了新的要求。所以在这一背景下，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应运产生。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其实是对古典组织理论的补充和完善。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制约组织进一步提高效率的是动力问题，同时由于1929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促使人们对归属感的需求日益迫切，于是前一时期被忽略的人的因素被提到了日程。这一时期组织理论最大的贡献就是充分重视人的情感和心理需要，这样就解决了组织的动力结构的问题。虽然行为科学组织结构理论注意到了被古典组织结构理论忽视的非正式组织问题，但是它对个人情感和心理的过分强调却使它走向与古典组织结构理论相反的另一个极端即忽视正式组织的存在，缺乏对理性和经济因素的研究。

不论是古典组织理论还是行为科学时期的组织理论，它们的研究重点都放在管理对象上，忽视了对管理者的研究。他们把组织看成一个封闭的系统，没有考虑到环境对组织的影响，不能全面透彻研究组织理论的全貌。所以随着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和生产的社会化程度的日益提高，一种以系统论为主的组织理论就呼之欲出了。

20世纪中叶．以系统论为指导的现代组织理论逐步登上了历史舞台。现代组织理论把组织看成一个开放的系统，它不仅仅从组织内部来分析组织各分系统的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外，尤其着重研究组织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它把着眼点由组织内部转移到外部环境，并由组织被动适应环境的观点转变到影响环境。系统权变组织结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古典组织结构理论和行为科学组织结构理论的观点，它既看到了人的因素，又重视结构的作用，它将这二者结合起来．试图重新设计组织。环境决定组织结构理论认为组织的外部环境决定组织结构的变革。虽然这两种组织结构理论在组织环境的复杂性进一步提高和变动性更加剧烈的情况下，更能适应管理的需要，但是也应该看到它没有考虑到管理者在组织结构变革中的积极作用。

通过对组织理论的发展阶段和演进过程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组织理论以实践为基础，服务于实践的过程是辩证的，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是发展的．也是继承与发展的扬弃过程，是辨证的否定的过程。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组织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也会不断延续。

第三篇：民主生活会与组织生活会的区别

党支部（党小组）组织生活会是党支部或党小组以交流思想、总结经验教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中心内容的组织生活制度。党支部（党小组）组织生活会一般每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

党支部委员民主生活会主要是指党支部书记和委员，必须参加以检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和《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情况为主要内容的会议。就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决议情况和支部内的一些重要问题，以及相互间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上的问题，交换意见，沟通思想，谈心通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帮助，互相监督，总结经验，统一思想认识。党支部委员民主生活会，一般每个季度或半年召开一次

第四篇：组织成长中的演变与变革读后感

《Evolution and Revolution as organizations Grow》读后感

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想说说两个方面：一是文章的结构以及基本内容，二是文章中给我印象深刻的部分。

一、文章的结构

文章的结构为总分总结构，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由三个例子引出文章的主题，即组织发展进程。第二部分通过建立一个组织发展的模型，详细介绍组织发展的五个阶段，说明了组织发展的过程。第三部分介绍根据组织发展过程得到的启示，以及给组织成员的三点建议。

组织发展模型有五个关键的因素：组织的年龄、规模、演变的阶段、变革的阶段和工业的成长率。年龄和规模是模型的横纵坐标，曲线随着年龄和规模的扩张经历的五个成长阶段，即创业、指导、授权、协调和合作，工业的成长率则是影响曲线斜率的因素，成长率越高，曲线斜率越大。

二、文章中印象深刻的5个地方

1、成长的五个阶段是前后相互影响的，每一个阶段的解决方法是前一阶段的结果，同时也是下一个阶段危机产生的原因，企业采取的新的实践和组织结构，往往会埋下使自身腐朽的种子。而且，对于每一个阶段，如果成长突然发生，管理者所能采取的行动是有限的。你在现阶段遇到危机的时候，只能采取新的解决方法来解决这一阶段的问题，而不能重新利用之前阶段的解决方法，来解决这一阶段的问题。

2、对于第五阶段，即合作阶段，现在的企业还没有完全经历过这一阶段，美国很多大公司也还仍处于第五阶段的演变时期。第五阶段的观念很新颖，这一阶段，强调的是管理行动的自发性，让管理不再依靠正式制度和程序来执行，更多地是通过团队作用巧妙处理个人之间的分歧来获取，强调的是社会控制盒自我约束这种主观因素，而非制度这种客观因素来进行管理。

3、这篇文章是1972年发表的文章，就预测了第五阶段将要出现的员工的“心理饱和状态”。从现在来看，很多大型企业的管理中已经开始重视员工的心理问题，因为现在员工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是企业中的一个大问题。1972年的文章就预测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足以显示出本文的质量是非常高的，同时也提醒现在我们在读的研究生，看文献真的要看顶级期刊上的外文文献，真的质量很高。

4、文章中提到，作者写这篇文章有个目的，就是为了给管理者提供一个明确的模型，让管理者在当前所处的阶段就可以为下一阶段将要出现的问题做好准备。而且作者提到，组织发展的这五个阶段是企业应该按顺序一定要经历的，是不能跳跃的。就像神童，即使能像年长的人一样阅读，但是他的行为也必须要通过经历一连串的事后，才能成熟起来。

5、文章中提到工业成长率影响了企业成长的关系。但是，从诺基亚现在在手机市场上的萧条的情况看来，企业在越到重大技术创造（智能手机）时，往往会引起组织发展中的灾变，而此时，企业并没有因为行业的增长率而降低或者增快了企业经历整个生命周期的速度，而是企业的整个生命周期中断，因为行业技术革新带来的灾变，整个组织都要重新改组，重新开始经历生命周期。

第五篇：联想集团组织演变与变革案例研究

联想集团组织演变与变革案例研究

团队成员：高秀林

李大伟

马亚伟

马志华

姚旭

姜亚磊

杨文冬 1．联想简介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1984年，由联想集团和IBM个人电脑事业部组合而成。联想公司主要生产台式电脑、服务器、笔记本电脑、打印机、掌上电脑、主机板、手机等商品。1996年开始，联想电脑销量位居中国国内市场首位。

目前联想的总部设在纽约的Purchase，同时在中国北京和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设立两个主要运营中心，通过联想自己的销售机构、联想业务合作伙伴以及与IBM的联盟，新联想的销售网络遍及全世界。联想在全球有19000多名员工。研发中心分布在中国的北京、深圳、厦门、成都和上海，日本的东京以及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

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联想集团一贯秉承“让用户用得更好”的理念，始终致力于为中国用户提供最新最好的科技产品，推动中国信息产业的发展。面向未来，作为IT技术与服务的提供者，联想将以全面客户导向为原则，满足家庭、个人、中小企业、大行业大企业四类客户的需求，为其提供针对性的信息产品和服务。

2．联想的历史演变

1984年11月1日，11人以20万元创立联想，当时名称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1985年推出第一款具有联想功能的汉卡产品联想式汉卡，联想这一品牌名称由此而来。

1988年6月23日香港联想开业，新技术发展公司与导远公司和中国技术转让公司共同创办香港联想，采用英文名称：Legend.第一次使用了联想作为公司名称。

1989年11月联想集团公司成立，第一次在国内把联想作为企业及集团名称。

1990年推出联想电脑，联想开始生产及供应联想品牌个人电脑。

1994年2月14日联想股票在香港上市，联想品牌首次在海外财经市场亮相。

1996年，联想首次超越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位居国内市场第一，并持续6年稳居榜首。

1999年联想电脑以8.5％的市场占有率荣登亚太市场PC销量榜首。

2002年8月，联想成功推出万亿次计算机，成为国内首台实测速度超过万亿次的高性能计算机。

2002年12月3日-7日，LEGEND WORLD 2002技术创新大会圆满举行，标志着联想在产品技术上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2004年联想集团将其英文名称修改为Lenovo Group Limited，并成为国际奥委会全球合作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