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写给英语专业的同学来源（合集5篇）

第一篇：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写给英语专业的同学来源

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写给英语专业的同学来源： 王旭的日志

下文的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我转载于此，是想寄语所有英语专业的朋友。静下心来，看完本文，尤其注意大学这看似漫长实则短暂的几年时光中，刘润清教授是如何提高英语水平的。诚然，刘教授当年经历的教学法、师资、学习环境已经经历了较大的变革，但不变的是学习英语的过程，若想追寻的大师的足迹，必须抛却浮躁，脚踏实地地走上这条漫长的学习道路（当然，对于广大英语爱好者来说，这篇文章也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知道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更可笑的是，别人说yes时，我会不自觉地说出俄语“是”的音/da/；别人说 no 时，我会说/niet/。发英语的几个元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要听大家都听，不听谁也别听，录音机死沉死沉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听力材料了。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单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我的语法还算好，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课，精读课文中出现什么语法现象，老师就顺便讲一下。但总的来说，在第一学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开了泛读课，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我记得第一次拿到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时，查了一两个词，心里就十分激动：我可以用英文解释英文了！初用英英词典时，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词，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有时查来查去，就忘了最初是要查哪一个词了。但是，英英词典使我们看到了英汉词典中解释的局限性和误导性。从根本上说，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随着词汇量的扩大，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有时，查上瘾来，会查上个把小时，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那时，我们都把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总之，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于精读课。此外，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些简易读物。这些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此同时，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那时，我的词汇量极其有限，但这些小书带我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一年之内，我读了近百本简易读物。是这些书使我感受到英语的语言之美，让我体验到地道英语的味道，并逐渐培养了我对英语的一种“直感”（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这时候，我对英语的成语、习惯用法、动词搭配、漂亮的语句等，已变得十分敏感。遇到这些内容，注意力会突然集中，并将它们立刻背下来或抄在笔记本上。对于好的句子或段落，我会反复读，强行记，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在课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几个背过的句子或短语，在同学面前“显摆”两句，都感觉非常享受。因为看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到二年级时，我已经丢掉了“落后”的帽子，开始名列前茅了。

三年级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首先，精读课文的人文味越来越浓了。这些课文不仅是语言的示范，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哲理越来越多，语言越来越美，有讲头，有读头。其次，这时我开始读原版英文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原著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原著中的语言不再是为照顾学习者的水平和语法的需要而改编，而是作者深刻、细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大部分原著都出于语言大师之手。更重要的是，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强精神，以及如何开玩笑、如何带来幽默效果等。原著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老师告诉我们，不读上几十本原著，英文是学不到家的。原著既保留了语言的原貌，又保留了文化的原形。再有，就是三年级开设了正式的写作课。在此之前，我以为说英语最难，因为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后来，我又感到，听英语最难（如听英语广播），因为你不能控制对方的讲话速度。等到开始学习写作，我才意识到，一个人英语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书面英语的水平如何。最初，我以为把重要的话写下来就是作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错误的理解。书面英语是最讲究、最严谨，需要经过反复推敲的语言。语言之美，多体现在书面语上。讲话不能像背书；同样，写作也不能像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写到：“Now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about….”，老师上来就是一个大红道：“Too chatty!This is not writing!”。当我连续使用同一个结构时，老师又批上“Vary your structure please”。如果一个词在相邻的句子中同时出现，老师会划出该词，并批上“Bad style!”的字样。老师改过几次作文之后，我悟出了一些写作之道。可以说，我现在对书面英语的认识，以及我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三年级的写作课，是写作课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翻译班，俗称尖子班，入选的有吴一安、秦秀白、王英凡、唐闻生和我等9个人（但不知为什么，这个班办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办这个班的初衷是要把这些人培养成高级外交翻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一是伊莎白把我们的语音语调重新纠正了一遍。她先让我们听一家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录音带，有诗歌、剧本，也有小说，都是百分之百的RP，典型的英国上层社会的发音，漂亮极了。然后，她让我们模仿一些段落。最后，她还让我们设想是在人民大会堂宣读一个领导人的发言。她说我们底气不足、声音不稳，一拉长声就走调。她要求我们两个人相隔50米对着讲，每天早晨至少练半个小时。虽然没有当上大翻译，我的朗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能把一个故事读出感情、读出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这些都是那一年长的出息。二是学了不少外交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翻译。我们当时把Beijing Review（那时叫Peking Review）看了个遍，把当时的重要文件、社论、评论员文章（国际的）都拿来进行英汉对照阅读，学了很多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固定译法，包括“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以粮为纲”等。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读惯了英文小说原著的人刚接触Beijing Review可真是不舒服，总感到有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不相匹配：英语不是为这种中国式的表达而造的。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而且也认识到，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这种英语是我们的惟一选择。尽管有人常批评China Daily和Beijing Review的英文有很浓的中文味，但是这种英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接受。而且，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语一样，已经成为英语的一种变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百分之百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总可以找到解释原文的方法。有点中国味的英文保留了一些乡土气息，这也是好事。像“三自一包”、“三反五反”、“五讲四美”、“三个代表”等短语，只能先直译过去，再加个长长的脚注。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刚开始学英文时，不要拿Beijing Review做课文，而一定要拿本族人写的地道的英文做课文。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后，再读Beijing Review，就不会影响你对英语的直感了。

对五年级的印象不太深了，但也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只是时间的先后顺序记不太清了。一是我们学了翻译，特别是汉译英。教我们的是薄冰和钟述孔两位老师，他们都很有水平，上课也非常有趣。这门课使我认识到，英文不学到家，翻译是谈不上的。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汉语文字看似已懂，实则不然。例如，汉语的小句，在英语中要降格为从句，才能真正体现原文中两句话之间的关系，并保证译文准确、可读。翻译远不是词与词、结构与结构的一一对应；要比这复杂得多。没有对汉语的透彻理解，没有足够的英语造诣，是做不了翻译的。比如遇到“摇羽毛扇的人”（指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若直译为“the person who waves a goose-feather fan”，那就是败笔，因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如果加上“mastermind”，就清楚多了（见《汉英词典》第1183页，外研社）。但有时这个典故也用作贬义，指在幕后操纵或出坏点子的人，这时，可译为“a person who pulls the strings―the string-puller”。不过，上述例子仍属于翻译中浅层的、局部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除了具有高超的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之外，译者的阅历和文化底蕴与作者不能相去太远。要想翻译《红楼梦》，如果不了解曹雪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不洞悉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译文最多也只能是貌合神离。第二个印象是我们在五年级学了不少《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文章。那是在1965年，全国正在酝酿“文化大革命”。教学上开始强调“政治挂帅”，《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进入了课堂。客观地说，《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是我国几十位翻译家花了多年的时间，经过反复推敲而打造出来的一部精品。裘克安、庄绎传老师都参加过此书的翻译，并给我们讲过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现在，没有人再拿英译《毛泽东选集》当课本了，或者有人始终看不起这样的翻译。但是，我要说，我们从英译《毛泽东选集》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它帮助我们体验翻译过程，认识翻译技巧，感受文化异同。举几个有趣的例子吧。当时我们每天背颂的一句毛主席语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乍一看，这句话简直没办法译成英文。等我读了英译文才知道，原来自己根本就没读懂原文。“阶级斗争”一词，我一直把它当作名词词组来看待，所以无法翻译。而英译文为：“Classes struggle, some classes triumph, others are eliminated.Such is history, such is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译得妙极了。有些中国俗语译成英文也相当困难，要想译得准确、地道，必须要下一番工夫。有一条毛主席语录说，“凡事应该动脑筋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英译文为：“We should always use our brains and think everything over carefully.A common saying goes:„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 stratagem.‟ In other words, much thinking yields wisdom.”注意，第一句加了主语“We”，“hit upon a stratagem”译得好，还有“yield”也用得恰到好处。这些用词，只有英语语言造诣极深的人才想得出来。另一条毛主席语录是“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仅要看部分，而且要看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英译文为：“In approaching a problem a Marxist should see the whole as well as the parts.A frog in a well says, „The sky is no bigger than the mouth of the well.‟ That is untrue, for the sky is not just the size of the mouth of the well.”注意，这里的“no bigger than”用得好，“the mouth”加得准确，将“坐”字漏掉，处理得好，“the size”又巧妙地避免了重复。

回忆起来，在北外学习期间，我遇到了好老师、好教材和合适的教法。那时，虽然我们没有“快译通”、“文曲星”等“现代武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英文书籍，甚至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都是些油印的教材，但我们学的是地道的英语，有大量的听、说、读、写、译的练习。老师讲的英文非常漂亮，作业改得细致到家，也没有这样、那样的考试。真庆幸，那时“托福”式的考试还没有问世，我们没有靠打钩钩学英文，没有在选择题上浪费任何时间。

尽管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五年，毕业时也觉得学了不少英文，但一开始教书却发现，大学期间只是打了个基础。教过几年书之后，才懂得什么叫教学相长。越教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与其说是在教学生，不如说是在教自己。首先，在备课时，我通过大量查词典，搞清了许多词的词义和用法。备课时，我比学生查的词多得多，有些词是先查英英词典，再查英汉词典；有些是先查汉英词典，再查英英词典。查词典的过程中，我还常常被其中有意思的信息所吸引，有时在一个词上花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记下很多与备课无关的短语或搭配，而且还感觉乐在其中。接着，我就借助词典，参考教案，转述（paraphrase）课文上的难句。一节课准备下来，自己要编写几十句漂亮的句子，再背下来，以便在课堂上使用。这种备课方式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的口、笔语能力大大提高，英文也越来越讲究了。刚教书时，由于我是教研室里最年轻的，因此教研室里的“小差使”一般由我来承担，结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例如，二年级教学组决定每周给学生广播两次英语新闻，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这15分钟的广播，我要找5―6条新闻，写出7―8页的英文，请刘承沛老师修改，最后才能播出。刘承沛老师拿过笔来唰唰就改。不一会儿，我写的东西就变得面目全非。他下笔之快，用词之准，文体之潇洒，实在让我佩服。他的批改是对我这份“兼职”的最好回报。再比如，三年级的翻译练习答案没有人做，又是让我做。做完后，由钟述孔或薄冰老师修改，然后再打出来发给每位老师。同上个例子中的情形一样，每次我写的东西都被改得满篇是红，有时真叫我无地自容，但是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和悟出的道理却让我受益终生。还有，教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备。我什么课都教过，精读、泛读、口语、听力、写作、翻译、报刊阅读。每一种课都需要了解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讲得深，学生才不至于浮在表面。为此，我经常帮助学生了解一篇文章的深层意义、社会意义、文体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去欣赏文字的美与力量。这似乎是北外的教学传统。老师教我的方法（或使我受益最多的方法）又被我用来教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不仅有语言信息，更充满了百科信息和智慧火花。课上得引人入胜，师生双方在课堂教学中的生命质量（教育家叶澜先生语）都得到提升。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经常查英文百科全书、英国文学指南、美国文学指南、历史和文化书籍等。有一次，为了讲几篇有关中东的报刊文章，我把中东战争史查了个遍。学生听得异常兴奋，无意中就吸收了很多信息和语言知识。为了把历史讲解得更生动、精彩，我随后还阅读了《邱吉尔战争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这批书从另一方面开阔了我的视野。这些书都是关于当代的重要历史事件，史料翔实，风格大气，语言堪称精品。特别是邱吉尔的书，气势宏伟，场面壮观，思想深刻，充满智慧。他的语言使我对语言的力量与神奇感到惊讶。这样教过几年书之后我才认识到，教外语决不单纯是外语知识的传授，而是要与文化知识、社会背景等紧密结合。因为语言是载体，文化知识是内涵，没有内涵的语言教学必定是苍白的、枯燥的、不受欢迎的。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当时师从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撇开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不说，仅就英语学习而言，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等到研究生毕业，我才算比较成熟了。许老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盼一星期才能见他们50分钟。可是这50分钟却是莫大的享受。他们那种博古通今的气派，让学生们心生敬畏。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句话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们都记得许老有一次给我们批作业，有几个人得的是从上到下的大红叉，被说成一页纸全是狗屁不通。我们读书常常不记作者，许老对此大为恼火。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记着刚读过的《语法》这本书是Palmer写的，不曾想许老却问：“哪一个Palmer?有两个Palmer!”我只能对自己的无知摇头叹息。我与王公谈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他问：“哪个社出版的？”我得意地回答：“剑桥大学出版社。”他接着问：“哪年的版本？”我又被问住了。最后，他告诉我，“读莎士比亚，版本很重要。”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羞愧难当的经历后，我才慢慢懂得书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许老能够背诵莎士比亚 剧中的一些对话，王佐良先生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英语诗。当我们对此表示惊奇时，许老说：“这算什么？我们在英国上学时，老师们没有一个是念稿子的。引到什么剧本，第几场、第几幕都是背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钱钟书等几位著名学者聚会时，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一个人喊道：“好了，现在开始背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the Trial一场，从你开始。”于是，大家就开始背，主持人点到谁，谁就接着往下背。没有人讨价还价，也没有人忘词，背错了就受罚。看到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我们完全相信上述故事是真实的。两位先生让我们懂得“It’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这句话后来在我们同学中广为流传。我特别欣赏“humanly possible”的说法，因为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用天赋不够当幌子，就不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研究生班开班不久，许国璋先生就带着我们这些弟子参观了英语系的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他站在离书架三米开外的地方说，“要练出两种本事。一是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一部书，也就是说，要记住它的physical appearance。二是要知道系资料室的某一个section应该有的书。例如，要一眼能看出他们缺某部词典（O.E.D.），或缺某种杂志（如美国的Language）。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书架 Language杂志合订本前，他得意地说，“我们是最近才开始订Language 的，我还亲自给杂志社写信，把过期的几十期统统补齐了。要等现在再补，可能已经绝版了。”两个多小时的参观，他在多处驻足，评说着词典、百科全书、companion（指南）、文学名著、文艺批评、西方哲学、文化、历史等书籍及国内外的多种杂志。让我们吃惊的是，点评哪个角落的书，他都如数家珍。若某本书不在，他会发现放错了地方或向管理人员询问书的去处。他还说，书要年年购买，要留意国外的出版行情；出了好书就一定买到，否则别人会笑话。言谈之中，他对书的至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参观在弟子们心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对北外的图书馆熟悉到这个份上？

此外，我们那个研究生班还有幸请到多位外国专家来讲学。讲语言学的是英国人John Reed。此人闲话很少，出口成章，是他第一次让我们真正接触普通语言学。我们这些毫无语言学根底的人，首次读到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但还没有看到他的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记得那时我们对lange和parole，signifier 和signified这些概念都感到十分新鲜。当时因为图书资料奇缺，我就把Reed 先生的7、8讲的讲课录音一字不漏地听写下来。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听写，许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在我的头脑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另一位讲语言学的是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安东尼先生，一位热情、和善的老人。他向我们介绍了美国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十年文革使我们对外界了解甚少）。尽管这些信息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显得那么新鲜。还有一位教英国文学的专家是英国文化处派来的布朗先生，此公学问不错，但是态度傲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愤怒的青年人运动”(the Angry Young Men Movement)。这里，我不是单纯列举事实，而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因为深感自己耳目闭塞，因此下定了奋起直追的决心。当时的十几名学生学习起来如饥人觅食，势不可挡。拿到一部经典、名著，常爱不释手，读个通宵。读研究生的前两年，我就写出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评论“愤怒的青年人运动。”我读了包括Look Back in Anger,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The Lonely Long Distance Runner, Take a Girl Like You等多部愤怒青年作家的代表作，查阅了当时（60年代）的社会背景，又读了重要作家对此次文学运动的介绍和评论文章。先用英文成稿，交给布朗先生一阅。他大为高兴，在我的文章后批上“Tour de force”（法语，意为“出色之作”），他还当面对我说：“I feel duly rewarded to see a paper of this quality written after I have lectured for two months here in Beijing.”此后，这个傲慢的人也变得友善了许多。得到鼓励后，我大着胆子把文章给王佐良先生看。几天之后，他在饭桌上对我说，“你把文章译成中文，明年三月我们在《外国文学》的第一期给你登一登。”还有一篇文章是介绍乔姆斯基的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于第二年发表在复旦主办的《现代英语研究》上。那似乎是国内生成音位学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是许老让我读了这本书。读过之后，我用英文写了个paper，并将文章给安东尼先生看。他说：“It‟s very good.You‟re a complex person.The generative rules are very complex and you understand them all right.”听了他的话，我放心了。接着，我又把文章变成汉语，给许老看。许老看了前四分之一，后面那些元音重读规则过于技术性，他没有看，就说，“你寄出去，让他们去改吧，复旦会有人懂。虽然那篇文章只介绍了乔氏宏篇巨著的前三章，也是最简单的三章，但它的发表给一个初学者带来的自信与愉悦却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因为这意味着我能读懂当代最深奥的音位学了。

总之，学习道路是漫长的。当时，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随意的。现在回忆起来，它们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联系的、有计划的。把这些事件串连起来，使我们看到北外英语系伟大的教学传统，看到那些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轨迹。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指出了成功学习者不可偏离太远的学习道路。这条路是漫长的、艰辛的；同时，也是愉悦的、慰藉心灵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风景线，一个比一个殊胜，最终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怀旧。我们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却落得个耳静心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几十元钱，每个人住的都是筒子楼，没有红眼病，不用为买车买房去拼命教课挣钱。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教书还是教书。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要操劳得多，这是这一代人为追求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年轻人学问与教学的精细。当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心里像长了草。有的人学了两三年英语就认为够用了，着急忙慌地找个外企上班挣钱。而我们这些人，学了那么多年，仍然认为自己学得很不够。王佐良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轻视学问的种种表现，最终会使教育事业付出沉重代价。

还有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前几年，有人反对“文学路子”，认为英语课上的文学材料过多了，过时了，要多讲科普和科技英语。多些自然科学的材料本无可厚非，但不让文学进课堂，却实在是欠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语言不学点文学，无论如何也学不出味道来。科普英语的结构和意义都比较直截了当，没有太多好讲的，也不能培养出学生的语感。可充当课文的材料最好是旨意深厚、文思周密、意味深长的，必须经得起咀嚼和品味。此外，文学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教育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人文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特别是如何顶住压力，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对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对成功和荣誉。中国的独生子女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

就今天中国的外语学习的大环境而言，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实际上，方法背后是深层的学习理念问题。

首先，对待学习要有科学、踏实的态度。学习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不要总想投机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你投机、以使他赚钱的歪门邪道。所谓的“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学习方法革命”等，都曾经迷惑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稍稍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几百年来，那么多的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都没有发现什么“成功秘诀”。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习》刊登了多篇“专家如是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了《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大连外国语学院出版了《外语名家论要》，写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众口一词，都说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只能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惟独在21世纪初，中国出了救世英雄，能用灵丹妙药让中国人在几个月内学会英语，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难道那么多的哲人都比他们笨？那么多的科学家都比他们傻？根本不可能！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哲人与科学家尊重真理，不想骗人；而“救世英雄”却是以金钱挂帅，不顾事实，无知无畏。你可以“疯”，也可以“狂”。但有一点，你能“疯”会莎士比亚，我才信服。你能“狂”会同声传译，那才算真本事。仅仅是为了克服羞涩感，用不着去发疯发狂，只需在心理上做些调整就可以了。也用不着在楼顶上一遍遍地喊：“Its impossible!”“I can speak English!”我看到那么多的青年人相信这些歪门邪道，感到十分痛心。我在给英语教师做报告时，曾多次提到，“相信„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就相当于痴迷歪理邪说”，在场的数百名教师对此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可见，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其次，学习工具不能代替学习过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记忆。现在，学习外语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英语的文学材料、声象资料应有尽有；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文曲星”、“快译通”、“词霸”等不一而足，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该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些都是有助于学习的工具。问题是学习者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适当使用，有益学习；使用不当，则影响学习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选精品来学。桌子上摆满了书，结果是摸摸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读任何一本。古人云：“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就是说要专心致志。再比如，有了“文曲星”、“快译通”，有些学习者认为，再也不用去背单词、查词典了，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快译通”再好、再快，里面的东西仍然在你的头脑之外，不是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你的水平和能力。你在大会上做口译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总不能指望“文曲星”或“快译通”来解围吧。就是在笔译和写作中，你也不可能字字查“文曲星”、“快译通”。这些工具只能在应急时用，要想真正学好英文，还是要借助于好的词典，将词义、常用搭配、例句等一一列出。要想真正悟出点东西，还是要靠查词典这种慢功夫，急是出不来悟性的。再说，在“文曲星”上查多少词堆在一起，也只不过是中国式的英文，而决不会是地道的英文。总之，外语学习是慢功，是细活，急功近利、毛毛糙糙是决不可能学好的。

最后，不要用考试代替学习，不要用试题集代替课本。目前，应试教育现象十分普遍，考试过多，很多试题或题型不够科学。学习者花了很多的时间做题，最后拿个什么证，但是英文却没有学到手。这是为什么？因为，学一门外语，既是科学，又是艺术。其中有死记硬背的成分，也有熟能生巧的成分。学习词汇、语法等，是硬记的成分，需要遵循一定的科学规律；但是，使用语言，却需要多练，是艺术性的工作。现在的考试，多半是多项选择题，这种题型，易于测词汇、语法知识，不容易测出语言运用能力。再加上写作所占的比例太低，又没有口语考试，最后的结果就是分数很高，但语言运用能力却十分低下。目前，拥有各种外语证书的人已经达到几千万了，为什么外语人才仍然相当匮乏呢？在这里，我想告诉学习者：“凡是经过突击可以提高分数的考试，都不是有效度和信度的考试；凡是用大量的上课时间教你考试技巧的老师，决不是真正负责的老师；靠划ABCD是永远学不好英语的。我劝学习者不要太在乎拿个什么证，那不过是中国的„土粮票‟，是自我安慰。中国加入WTO后，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外企用人，看的是求职者的英语能力，才不会去理睬你手中的那个证书呢。国际人才竞争，要靠本事吃饭；七大姑八大姨没用了，含金量不高的证书也不值钱了，还是老老实实学点真正的英文吧。”

动笔之前，我决心要写出几句有意义的话来，以免愧对读者。但写完之后回头一看，不过是一本流水账。可见，一个人要超越自我是多么难啊。因此，以上文字，与其说是想给读者什么启迪与教诲，还不如说是在重温自己的学习经历，回忆自己在与恩师的交往中所获得的心灵的愉悦与精神的升华。

第二篇：北外刘润清教授寄语英语专业的同学

北外刘润清教授寄语英语专业的同学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刘润清教授，寄语所有英语专业的朋友。

静下心来，看完本文，尤其注意大学这看似漫长实则短暂的几年时光中，刘润清教授是如何提高英语水平的。诚然，刘教授当年经历的教学法、师资、学习环境已经经历了较大的变革，但不变的是学习英语的过程，若想追寻的大师的足迹，必须抛却浮躁，脚踏实地地走上这条漫长的学习道路（当然，对于广大英语爱好者来说，这篇文章也具有极高的指导意义）：

我在中学学的是俄语，1960年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的俄语系。但报到时却得知我被分到了英语系。我的同班同学都学过英语，至少知道800个英语单词，发音也没有太大问题。惟独我这个农村孩子一个英语单词也不知道，一切都要从头学起。更可笑的是，别人说yes时，我会不自觉地说出俄语“是”的音/da/；别人说 no 时，我会说/niet/。发英语的几个元音时，我也遇到很多困难，经常在班上引起哄堂大笑。好在我在班上年纪最大，脸皮也厚，又是团干部，因此无论别人怎么笑，我也没太在乎。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夏祖煃老师，不仅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又有真诚、热情的工作态度；他经常鼓励我这个最落后的学生。老师和同学的帮助，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因此我从来没有被困难吓倒过。我把周末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着镜子练发音，一练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嗓子都练哑了。当时全班只有一个大型录音机，要听大家都听，不听谁也别听，录音机死沉死沉的，也不可能搬到宿舍去。录音里只有精读课文和生词，除此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其他听力材料了。我还经常在黑板上练拼写，写满一黑板，就擦掉又写。单单这发音和拼法，就不知道花去了我多少时间。我的语法还算好，当时没有什么专门的语法课，精读课文中出现什么语法现象，老师就顺便讲一下。但总的来说，在第一学年，我一直是班上的最后一名。到一年级结束的时候，我才算入了门。

二年级仍以精读课为主，它既是英语输入的主要来源，也是口语、笔语练习的主要场所。同时，还开了泛读课，让我们读最简单的英语小故事。从二年级起，老师还要求我们用英英词典。我记得第一次拿到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时，查了一两个词，心里就十分激动：我可以用英文解释英文了！初用英英词典时，当然也遇到不少困难。为了查一个词，不知道要查多少其他词。有时查来查去，就忘了最初是要查哪一个词了。但是，英英词典使我们看到了英汉词典中解释的局限性和误导性。从根本上说，查完英汉词典和汉英词典，并不能够真正学会使用一个词。只有查一部好的英英词典，才能真正搞清一个词的确切含义和用法。随着词汇量的扩大，使用英语词典的兴致也越来越高。有时，查上瘾来，会查上个把小时，忘记了正在读的文章。那时，我们都把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上标的25个句型背得滚瓜烂熟。总之，查英英词典本身就是在学地道的英文。

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精读课的作用是最大的，一切基础知识都来自于精读课。此外，给我留下较深印象的是那些简易读物。这些小书深深地吸引了我，并让我眼界大开，因为里面有一种全新的文化。与此同时，我还惊叹于其中简单、地道的英文所包含的极强的表达力。那时，我的词汇量极其有限，但这些小书带我进入了一个又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一年之内，我读了近百本简易读物。是这些书使我感受到英语的语言之美，让我体验到地道英语的味道，并逐渐培养了我对英语的一种“直感”（to cultivate a feel for the language）。这时候，我对英语的成语、习惯用法、动词搭配、漂亮的语句等，已变得十分敏感。遇到这些内容，注意力会突然集中，并将它们立刻背下来或抄在笔记本上。对于好的句子或段落，我会反复读，强行记，甚至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在课堂上或作文中用上几个背过的句子或短语，在同学面前“显摆”两句，都感觉非常享受。因为看了大量的课外读物，到二年级时，我已经丢掉了“落后”的帽子，开始名列前茅了。

三年级的经历给我留下的印象也很深。首先，精读课文的人文味越来越浓了。这些课文不仅是语言的示范，同时也是很好的文学熏陶和人文教育的材料。哲理越来越多，语言越来越美，有讲头，有读头。其次，这时我开始读原版英文小说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读原著才是英语教育的开始。原著中的语言不再是为照顾学习者的水平和语法的需要而改编，而是作者深刻、细腻的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而且，大部分原著都出于语言大师之手。更重要的是，原著保留了原汁原味的西方社会背景、风俗习惯、法律制度、宗教信仰、伦理道德、人情事理、自强精神，以及如何开玩笑、如何带来幽默效果等。原著把读者带入一个全新的世界。当时，老师告诉我们，不读上几十本原著，英文是学不到家的。原著既保留了语言的原貌，又保留了文化的原形。再有，就是三年级开设了正式的写作课。在此之前，我以为说英语最难，因为没有足够的思考时间。后来，我又感到，听英语最难（如听英语广播），因为你不能控制对方的讲话速度。等到开始学习写作，我才意识到，一个人英语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要看其书面英语的水平如何。最初，我以为把重要的话写下来就是作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错误的理解。书面英语是最讲究、最严谨，需要经过反复推敲的语言。语言之美，多体现在书面语上。讲话不能像背书；同样，写作也不能像讲话。记得有一次我写到：“Now Im going to say something about….”，老师上来就是一个大红道：“Too chatty!This is not writing!”。当我连续使用同一个结构时，老师又批上“Vary your structure please”。如果一个词在相邻的句子中同时出现，老师会划出该词，并批上“Bad style!”的字样。老师改过几次作文之后，我悟出了一些写作之道。可以说，我现在对书面英语的认识，以及我现在的英文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都受益于三年级的写作课，是写作课为我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四年级时，学校开设了一个高级翻译班，俗称尖子班，入选的有吴一安、秦秀白、王英凡、唐闻生和我等9个人（但不知为什么，这个班办了不到一年就解散了）。办这个班的初衷是要把这些人培养成高级外交翻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两件事：一是伊莎白把我们的语音语调重新纠正了一遍。她先让我们听一家英国出版公司出版的录音带，有诗歌、剧本，也有小说，都是百分之百的RP，典型的英国上层社会的发音，漂亮极了。然后，她让我们模仿一些段落。最后，她还让我们设想是在人民大会堂宣读一个领导人的发言。她说我们底气不足、声音不稳，一拉长声就走调。她要求我们两个人相隔50米对着讲，每天早晨至少练半个小时。虽然没有当上大翻译，我的朗读水平却大大提高了，能把一个故事读出感情、读出抑扬顿挫、轻重缓急，这些都是那一年长的出息。二是学了不少外交文件和人民日报社论的翻译。我们当时把Beijing Review（那时叫Peking Review）看了个遍，把当时的重要文件、社论、评论员文章（国际的）都拿来进行英汉对照阅读，学了很多中国文化和思想的固定译法，包括“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以粮为纲”等。开始的时候很不习惯，读惯了英文小说原著的人刚接触Beijing Review可真是不舒服，总感到有一种语言与文化的不相匹配：英语不是为这种中国式的表达而造的。后来就慢慢习惯了，而且也认识到，要想向世界介绍中国，这种英语是我们的惟一选择。尽管有人常批评China Daily和Beijing Review的英文有很浓的中文味，但是这种英文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接受。而且，像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英语一样，已经成为英语的一种变体。语言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百分之百的翻译是不可能的，但总可以找到解释原文的方法。有点中国味的英文保留了一些乡土气息，这也是好事。像“三自一包”、“三反五反”、“五讲四美”、“三个代表”等短语，只能先直译过去，再加个长长的脚注。但是，应该说明的是，刚开始学英文时，不要拿Beijing Review做课文，而一定要拿本族人写的地道的英文做课文。把英文底子打好之后，再读Beijing Review，就不会影响你对英语的直感了。

对五年级的印象不太深了，但也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只是时间的先后顺序记不太清了。一是我们学了翻译，特别是汉译英。教我们的是薄冰和钟述孔两位老师，他们都很有水平，上课也非常有趣。这门课使我认识到，英文不学到家，翻译是谈不上的。与此同时，我还意识到，汉语文字看似已懂，实则不然。例如，汉语的小句，在英语中要降格为从句，才能真正体现原文中两句话之间的关系，并保证译文准确、可读。翻译远不是词与词、结构与结构的一一对应；要比这复杂得多。没有对汉语的透彻理解，没有足够的英语造诣，是做不了翻译的。比如遇到“摇羽毛扇的人”（指足智多谋的诸葛亮），若直译为“the person who waves a goose-feather fan”，那就是败笔，因为外国人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但如果加上“mastermind”，就清楚多了（见《汉英词典》第1183页，外研社）。但有时这个典故也用作贬义，指在幕后操纵或出坏点子的人，这时，可译为“a person who pulls the strings―the string-puller”。不过，上述例子仍属于翻译中浅层的、局部的问题。更深层的问题是，除了具有高超的驾驭两种语言的能力之外，译者的阅历和文化底蕴与作者不能相去太远。要想翻译《红楼梦》，如果不了解曹雪芹当时所处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矛盾，不洞悉其中博大精深的文化内涵，译文最多也只能是貌合神离。

第二个印象是我们在五年级学了不少《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文章。那是在1965年，全国正在酝酿“文化大革命”。教学上开始强调“政治挂帅”，《毛泽东选集》的英文版进入了课堂。客观地说，《毛泽东选集》英译本是我国几十位翻译家花了多年的时间，经过反复推敲而打造出来的一部精品。裘克安、庄绎传老师都参加过此书的翻译，并给我们讲过翻译过程中的酸甜苦辣。现在，没有人再拿英译《毛泽东选集》当课本了，或者有人始终看不起这样的翻译。但是，我要说，我们从英译《毛泽东选集》中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它帮助我们体验翻译过程，认识翻译技巧，感受文化异同。举几个有趣的例子吧。当时我们每天背颂的一句毛主席语录是：“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乍一看，这句话简直没办法译成英文。等我读了英译文才知道，原来自己根本就没读懂原文。“阶级斗争”一词，我一直把它当作名词词组来看待，所以无法翻译。而英译文为：“Classes struggle, some classes triumph, others are eliminated.Such is history, such is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for thousands of years.”译得妙极了。有些中国俗语译成英文也相当困难，要想 译得准确、地道，必须要下一番工夫。有一条毛主席语录说，“凡事应该动脑筋想一想。俗话说：„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是说多想出智慧。”英译文为：“We should always use our brains and think everything over carefully.A common saying goes:„Knit your brows and you will hit upon a stratagem.‟ In other words, much thinking yields wisdom.”注意，第一句加了主语“We”，“hit upon a stratagem”译得好，还有“yield”也用得恰到好处。这些用词，只有英语语言造诣极深的人才想得出来。另一条毛主席语录是“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仅要看部分，而且要看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英译文为：“In approaching a problem a Marxist should see the whole as well as the parts.A frog in a well says, „The sky is no bigger than the mouth of the well.‟ That is untrue, for the sky is not just the size of the mouth of the well.”注意，这里的“no bigger than”用得好，“the mouth”加得准确，将“坐”字漏掉，处理得好，“the size”又巧妙地避免了重复。

回忆起来，在北外学习期间，我遇到了好老师、好教材和合适的教法。那时，虽然我们没有“快译通”、“文曲星”等“现代武器”，也没有现在这么多英文书籍，甚至连像样的课本都没有，都是些油印的教材，但我们学的是地道的英语，有大量的听、说、读、写、译的练习。老师讲的英文非常漂亮，作业改得细致到家，也没有这样、那样的考试。真庆幸，那时“托福”式的考试还没有问世，我们没有靠打钩钩学英文，没有在选择题上浪费任何时间。

尽管我们当时的学制是五年，毕业时也觉得学了不少英文，但一开始教书却发现，大学期间只是打了个基础。教过几年书之后，才懂得什么叫教学相长。越教越感到自己的不足，与其说是在教学生，不如说是在教自己。首先，在备课时，我通过大量查词典，搞清了许多词的词义和用法。备课时，我比学生查的词多得多，有些词是先查英英词典，再查英汉词典；有些是先查汉英词典，再查英英词典。查词典的过程中，我还常常被其中有意思的信息所吸引，有时在一个词上花上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记下很多与备课无关的短语或搭配，而且还感觉乐在其中。接着，我就借助词典，参考教案，转述（paraphrase）课文上的难句。一节课准备下来，自己要编写几十句漂亮的句子，再背下来，以便在课堂上使用。这种备课方式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的口、笔语能力大大提高，英文也越来越讲究了。刚教书时，由于我是教研室里最年轻的，因此教研室里的“小差使”一般由我来承担，结果又使我受到很好的锻炼。例如，二年级教学组决定每周给学生广播两次英语新闻，我就接受了这个任务。为了这15分钟的广播，我要找5―6条新闻，写出7―8页的英文，请刘承沛老师修改，最后才能播出。刘承沛老师拿过笔来唰唰就改。不一会儿，我写的东西就变得面目全非。他下笔之快，用词之准，文体之潇洒，实在让我佩服。他的批改是对我这份“兼职”的最好回报。再比如，三年级的翻译练习答案没有人做，又是让我做。做完后，由钟述孔或薄冰老师修改，然后再打出来发给每位老师。同上个例子中的情形一样，每次我写的东西都被改得满篇是红，有时真叫我无地自容，但是我从中学到的东西和悟出的道理却让我受益终生。还有，教书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我的知识储备。我什么课都教过，精读、泛读、口语、听力、写作、翻译、报刊阅读。每一种课都需要了解一定的知识背景，才能讲得深，学生才不至于浮在表面。为此，我经常帮助学生了解一篇文章的深层意义、社会意义、文体意义，在这个基础上去欣赏文字的美与力量。这似乎是北外的教学传统。老师教我的方法（或使我受益最多的方法）又被我用来教我的学生。在我的课堂上，不仅有语言信息，更充满了百科信息和智慧火花。课上得引人入胜，师生双方在课堂教学中的生命质量（教育家叶澜先生语）都得到提升。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我经常查英文百科全书、英国文学指南、美国文学指南、历史和文化书籍等。有一次，为了讲几篇有关中东的报刊文章，我把中东战争史查了个遍。学生听得异常兴奋，无意中就吸收了很多信息和语言知识。为了把历史讲解得更生动、精彩，我随后还阅读了《邱吉尔战争回忆录》、《艾登回忆录》、《第三帝国的兴亡》等书，这批书从另一方面开阔了我的视野。这些书都是关于当代的重要历史事件，史料翔实，风格大气，语言堪称精品。特别是邱吉尔的书，气势宏伟，场面壮观，思想深刻，充满智慧。他的语言使我对语言的力量与神奇感到惊讶。这样教过几年书之后我才认识到，教外语决不单纯是外语知识的传授，而是要与文化知识、社会背景等紧密结合。因为语言是载体，文化知识是内涵，没有内涵的语言教学必定是苍白的、枯燥的、不受欢迎的。

年近不惑，我又有幸读了北外的硕士研究生，这是文革之后的第一批研究生，我们当时师从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学的是英语语言文学。撇开英国文学、美国文学和普通语言学的专业知识不说，仅就英语学习而言，那几年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等到研究生毕业，我才算比较成熟了。许老他们每周给我们上一节课，我们盼一星期才能见他们50分钟。可是这50分钟却是莫大的享受。他们那种博古通今的气派，让学生们心生敬畏。当时，同学中流传的一句话是：“Their knowledge makes you suffer from the pain of inferiority”。我们都记得许老有一次给我们批作业，有几个人得的是从上到下的大红叉，被说成一页纸全是狗屁不通。我们读书常常不记作者，许老对此大为恼火。有一次，我好不容易记着刚读过的《语法》这本书是Palmer写的，不曾想许老却问：“哪一个Palmer?有两个Palmer!”我只能对自己的无知摇头叹息。我与王公谈起莎士比亚的剧本，他问：“哪个社出版的？”我得意地回答：“剑桥大学出版社。”他接着问：“哪年的版本？”我又被问住了。最后，他告诉我，“读莎士比亚，版本很重要。”在有过多次这样的羞愧难当的经历后，我才慢慢懂得书的作者、出版年月、出版社、版本的重要性。许老能够背诵莎士比亚 剧中的一些对话，王佐良先生可以一首接一首地背诵英语诗。当我们对此表示惊奇时，许老说：“这算什么？我们在英国上学时，老师们没有一个是念稿子的。引到什么剧本，第几场、第几幕都是背出来的。”他还告诉我们，钱钟书等几位著名学者聚会时，几个人围着桌子坐下，一个人喊道：“好了，现在开始背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的the Trial一场，从你开始。”于是，大家就开始背，主持人点到谁，谁就接着往下背。没有人讨价还价，也没有人忘词，背错了就受罚。看到许国璋、王佐良等先生的学问如此渊博，我们完全相信上述故事是真实的。两位先生让我们懂得“It‟s humanly possible to know that much!”这句话后来在我们同学中广为流传。我特别欣赏“humanly possible”的说法，因为我们很容易为自己的懒惰找借口，用天赋不够当幌子，就不再去挑战自己的极限。

研究生班开班不久，许国璋先生就带着我们这些弟子参观了英语系的资料室和学校图书馆。他站在离书架三米开外的地方说，“要练出两种本事。一是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一部书，也就是说，要记住它的physical appearance。二是要知道系资料室的某一个section应该有的书。例如，要一眼能看出他们缺某部词典（O.E.D.），或缺某种杂志（如美国的Language）。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书架 Language杂志合订本前，他得意地说，“我们是最近才开始订Language 的，我还亲自给杂志社写信，把过期的几十期统统补齐了。要等现在再补，可能已经绝版了。”两个多小时的参观，他在多处驻足，评说着词典、百科全书、companion（指南）、文学名著、文艺批评、西方哲学、文化、历史等书籍及国内外的多种杂志。让我们吃惊的是，点评哪个角落的书，他都如数家珍。若某本书不在，他会发现放错了地方或向管理人员询问书的去处。他还说，书要年年购买，要留意国外的出版行情；出了好书就一定买到，否则别人会笑话。言谈之中，他对书的至爱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次参观在弟子们心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问题：我们何时才能对北外的图书馆熟悉到这个份上？

此外，我们那个研究生班还有幸请到多位外国专家来讲学。讲语言学的是英国人John Reed。此人闲话很少，出口成章，是他第一次让我们真正接触普通语言学。我们这些毫无语言学根底的人，首次读到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但还没有看到他的 A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记得那时我们对lange和parole，signifier 和signified这些概念都感到十分新鲜。当时因为图书资料奇缺，我就把Reed 先生的7、8讲的讲课录音一字不漏地听写下来。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这次大规模的听写，许多语言学的基本概念在我的头脑中牢固地建立起来。另一位讲语言学的是来自匹兹堡大学的安东尼先生，一位热情、和善的老人。他向我们介绍了美国语言学的发展状况（十年文革使我们对外界了解甚少）。尽管这些信息已经过了二、三十年，但是对我们来说，却显得那么新鲜。还有一位教英国文学的专家是英国文化处派来的布朗先生，此公学问不错，但是态度傲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愤怒的青年人运动”(the Angry Young Men Movement)。这里，我不是单纯列举事实，而是想说明，我们当时因为深感自己耳目闭塞，因此下定了奋起直追的决心。当时的十几名学生学习起来如饥人觅食，势不可挡。拿到一部经典、名著，常爱不释手，读个通宵。读研究生的前两年，我就写出了三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评论“愤怒的青年人运动。”我读了包括Look Back in Anger, Saturday Night and Sunday Morning, The Lonely Long Distance Runner, Take a Girl Like You等多部愤怒青年作家的代表作，查阅了当时（60年代）的社会背景，又读了重要作家对此次文学运动的介绍和评论文章。先用英文成稿，交给布朗先生一阅。他大为高兴，在我的文章后批上“Tour de force”（法语，意为“出色之作”），他还当面对我说：“I feel duly rewarded to see a paper of this quality written after I have lectured for two months here in Beijing.”此后，这个傲慢的人也变得友善了许多。得到鼓励后，我大着胆子把文章给王佐良先生看。几天之后，他在饭桌上对我说，“你把文章译成中文，明年三月我们在《外国文学》的第一期给你登一登。”还有一篇文章是介绍乔姆斯基的 The Sound Pattern of English，于第二年发表在复旦主办的《现代英语研究》上。那似乎是国内生成音位学的第一篇文章。当时，是许老让我读了这本书。读过之后，我用英文写了个paper，并将文章给安东尼先生看。他说：“It‟s very good.You‟re a complex person.The generative rules are very complex and you understand them all right.”听了他的话，我放心了。接着，我又把文章变成汉语，给许老看。许老看了前四分之一，后面那些元音重读规则过于技术性，他没有看，就说，“你寄出去，让他们去改吧，复旦会有人懂。虽然那篇文章只介绍了乔氏宏篇巨著的前三章，也是最简单的三章，但它的发表给一个初学者带来的自信与愉悦却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因为这意味着我能读懂当代最深奥的音位学了。

总之，学习道路是漫长的。当时，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发生的时候，似乎都是偶然的、孤立的、随意的。现在回忆起来，它们又好像是必然的、有联系的、有计划的。把这些事件串连起来，使我们看到北外英语系伟大的教学传统，看到那些老师们的教学理念和思想轨迹。所有这些都为我们指出了成功学习者不可偏离太远的学习道路。这条路是漫长的、艰辛的；同时，也是愉悦的、慰藉心灵的。路上有一座座里程碑、一道道风景线，一个比一个殊胜，最终通向令人向往的境界。

回首往事，我不免有些怀旧。我们当年的生活是清苦的，却落得个耳静心静。每个人的工资都是几十元钱，每个人住的都是筒子楼，没有红眼病，不用为买车买房去拼命教课挣钱。除了学习还是学习，除了教书还是教书。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那时要操劳得多，这是这一代人为追求高水平的物质生活所付出的代价。这种现实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年轻人学问与教学的精细。当今世界，坐得住的人越来越少，很多人心里像长了草。有的人学了两三年英语就认为够用了，着急忙慌地找个外企上班挣钱。而我们这些人，学了那么多年，仍然认为自己学得很不够。王佐良先生经常引用的一句英文是：“A little learning is a dangerous thing”，大意是“半瓶子醋最可怕”。心情浮躁、急功近利、轻视学问的种种表现，最终会使教育事业付出沉重代价。

还有一件值得讨论的事，前几年，有人反对“文学路子”，认为英语课上的文学材料过多了，过时了，要多讲科普和科技英语。多些自然科学的材料本无可厚非，但不让文学进课堂，却实在是欠妥。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学语言不学点文学，无论如何也学不出味道来。科普英语的结构和意义都比较直截了当，没有太多好讲的，也不能培养出学生的语感。可充当课文的材料最好是旨意深厚、文思周密、意味深长的，必须经得起咀嚼和品味。此外，文学也是人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文教育无论怎样强调也不过分。人文教育就是要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面对生活――特别是如何顶住压力，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对待坎坷，又如何以平常心面对成功和荣誉。中国的独生子女太需要这方面的教育了。

就今天中国的外语学习的大环境而言，我以为有三个问题值得注意。表面上看是方法问题，实际上，方法背后是深层的学习理念问题。

首先，对待学习要有科学、踏实的态度。学习任何一门科学都需要下扎扎实实的功夫，不要总想投机取巧，也不要相信那些引诱你投机、以使他赚钱的歪门邪道。所谓的“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学习方法革命”等，都曾经迷惑过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只要稍稍静下心来想一想就会发现，几百年来，那么多的语言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科学研究，都没有发现什么“成功秘诀”。近年来，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英语学习》刊登了多篇“专家如是说”，上海外国语大学出版了《外语教育往事谈――教授们的回忆》，大连外国语学院出版了《外语名家论要》，写文章的一百多位老人也众口一词，都说学外语没有什么捷径好走――只能是多读、多听、多说、多写。惟独在21世纪初，中国出了救世英雄，能用灵丹妙药让中国人在几个月内学会英语，这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难道那么多的哲人都比他们笨？那么多的科学家都比他们傻？根本不可能！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有一点：哲人与科学家尊重真理，不想骗人；而“救世英雄”却是以金钱挂帅，不顾事实，无知无畏。你可以“疯”，也可以“狂”。但有一点，你能“疯”会莎士比亚，我才信服。你能“狂”会同声传译，那才算真本事。仅仅是为了克服羞涩感，用不着去发疯发狂，只需在心理上做些调整就可以了。也用不着在楼顶上一遍遍地喊：“Its impossible!”“I can speak English!”我看到那么多的青年人相信这些歪门邪道，感到十分痛心。我在给英语教师做报告时，曾多次提到，“相信„疯子英语‟、„傻瓜英语‟就相当于痴迷歪理邪说”，在场的数百名教师对此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可见，绝大多数老师都是认同这种说法的。

其次，学习工具不能代替学习过程，高科技不能代替记忆。现在，学习外语的条件实在是太好了。英语的文学材料、声象资料应有尽有；收音机、录音机、录像机、“文曲星”、“快译通”、“词霸”等不一而足，有些我都叫不上名字。该如何看待这些东西呢？当然，这些都是有助于学习的工具。问题是学习者该如何使用这些工具。适当使用，有益学习；使用不当，则影响学习效果。例如，材料太多，不知道如何选精品来学。桌子上摆满了书，结果是摸摸这本放下，摸摸那本又放下，不能安心读任何一本。古人云：“心头书要多，案头书要少”，就是说要专心致志。再比如，有了“文曲星”、“快译通”，有些学习者认为，再也不用去背单词、查词典了，这是非常错误的认识。“快译通”再好、再快，里面的东西仍然在你的头脑之外，不是你的知识的一部分，也不能构成你的水平和能力。你在大会上做口译或用英语宣读论文时，总不能指望“文曲星”或“快译通”来解围吧。就是在笔译和写作中，你也不可能字字查“文曲星”、“快译通”。这些工具只能在应急时用，要想真正学好英文，还是要借助于好的词典，将词义、常用搭配、例句等一一列出。要想真正悟出点东西，还是要靠查词典这种慢功夫，急是出不来悟性的。再说，在“文曲星”上查多少词堆在一起，也只不过是中国式的英文，而决不会是地道的英文。总之，外语学习是慢功，是细活，急功近利、毛毛糙糙是决不可能学好的。

第三篇：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英语专业学士论文写作管理办法

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英语专业学士论文写作管理办法

（2012年9月修订）

根据《北京外国语大学关于本科生撰写学士论文的规定》及教育部2000年8号文件《关于对中国人民大学等十五所高校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工作的批复》中第二条和第四条的规定，为组织好学士论文写作工作，规范学士论文的写作程序和要求，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以下简称“学院”）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本科生申请撰写学士论文的资格要求

1．达到教学计划的各项要求，在规定学习期限内取得了本科学业所规定的所有学分，符合毕业条件且六门学位课程的平均总评成绩达到70分（含70分）以上（注：六门学位课程为高级英语文学文化模块和高级英语专业模块的部分课程，即高级英语写作、跨文化交际、变化中的英语、文学阅读与欣赏、专业方向课程

1、专业方向课程2）；

2．学历资格符合教育部相关规定，即专升本必须具有国家承认的大专及以上学历，高起本必须具有国家承认的高中以上学历；

3．学生必须在规定的学制范围内完成论文写作，即专升本为5年，高起本为8年。

二、学士论文要求

1．论文的选题方式、内容根据所学专业确定，原则上要求论文内容与高级英语专业模块中的课程内容相符，同时选题应以课程的论文选题单为基础。

2．论文一律用所学专业语种撰写，主体篇幅为4000字左右；附上所查阅的文献资料目录，另写出500－800字的中文论文摘

— 1 — [键入文字] 要。

3．论文最后定稿以平台提交的电子文档为准，采用统一格式。4．商务方向、财经方向、法律方向及教育方向的论文为实证性论文，论文分为分析问题，设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进行项目实施几个核心部分，同时要求论文语言流畅、格式正确；翻译方向的论文为思辨性论文，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充足、条理清楚、语言流畅、格式正确。

5．学生须独立完成学士论文，严禁抄袭。

三、学士论文撰写时间要求

论文的撰写在取得论文撰写资格后开始。一般情况，每年2月和8月受理学士论文撰写资格申请。论文撰写时间为取得论文撰写资格后的16周左右。

四、学士论文写作程序

学士论文写作分为以下三个阶段。在写作过程中，学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按照相关要求执行的，均被视为放弃一次论文写作机会。如需继续完成论文写作，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申请二次写作。

第一阶段：资格申请与交费

（一）选课

符合学士论文写作资格的学生可登录学习的平台进行“项目设计与学士论文”课程的选课。

（二）提交写作申请

选课过程中，学生须在线填写并提交 “写作申请表”，以便学院进行导师分配。未在规定时间内提交申请表的学生，将无法进入导师分配的名单。学院不受理任何超过规定申请时间后提交的写作申请。

（三）交费

提交写作申请表后，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交纳课程学费。未 — — 2

在交费截止日前交纳课程学费的，将被视为放弃此次论文写作机会。（具体交费须知请见学习的平台内发布的相关说明）

第二阶段：论文写作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学生必须按时完成课程作业的三次提交，未提交任何一次作业，均被视为放弃本次论文写作机会，本次论文成绩记为不及格。

（一）课程01次作业

在规定时间内，学生在学习的平台中提交课程01次作业（五个专业方向作业有各自不同的要求，详见学习的平台内课程作业要求）。

作业提交后，学生在学习的平台中查询导师对作业的反馈，学生应根据导师的意见进行修改，进入下一写作环节。

（二）课程02次作业

在规定时间内，学生在学习的平台中提交课程02次作业（五个专业方向作业有各自不同的要求，详见学习的平台内课程作业要求）。

作业提交后，导师通过学习的平台给予反馈，学生应根据导师的意见进行修改，进入下一写作环节。

（三）课程03次作业（论文终稿）

在规定时间内，学生在学习的平台中提交论文终稿。导师通过学习的平台给出初评成绩和反馈（此成绩不是最终成绩）。

第三阶段：论文答辩

在规定时间内，学生在学习的平台中查询学院给出的论文复评成绩及是否具备论文答辩资格，并获取答辩时间、答辩地点等具体答辩信息。（详见《附录：英语专业学士论文答辩须知》）

在答辩之前，学生按照模板要求将论文打印，用抽杆文件夹将论文全稿装订，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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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五、学士论文写作次数

每位学生有两次学士论文写作机会。学生在规定学制范围内达到毕业要求并符合论文写作资格要求后，必须在紧邻的论文写作规定时间内按照要求提出写作申请，经学院审核通过后方可开始写作。

第一次论文写作过程中，如学生因各种原因未完成论文或论文答辩未通过，已经取得的各阶段成绩不记入第二次论文写作成绩，学生须重新完成教学要求的各项学习任务。学生须在第二次论文写作规定的时间内重新申请撰写论文，未按时申请者，视为放弃第二次写作机会，学生以后将无资格提出论文写作申请。

六、论文提交时间和提交方式

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每个阶段均包含各项时间要求，学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在学习的平台中提交规定的内容，截止时间后，学习的平台相应功能将自动关闭，学院不受理任何形式的补交申请。

— — 4

学生除必须按照要求在学习的平台中提交论文外，应按照导师要求，确定是否以纸质或电子邮件的方式，同时将论文交给导师。

学生通过平台提交论文终稿的同时，须准备论文档案文件包。此文件包必须包括：

1．按要求打印的纸质论文终稿。

2．记录辅导过程的纸质辅导记录卡，辅导教师与学生需双方签字确认（辅导记录卡可使用打印的辅导教师与学生之间论文辅导邮件代替）。

3．调研过程中收集的各类数据素材（如回收的调查问卷、访谈记录、日志等）。

学生须将此论文档案文件包提交给辅导教师。缺少以上三项资料任何一项者，没有资格参加论文答辩。

七、学士论文写作课程学费

交费：获准论文撰写资格的学生，须在规定时间内交纳论文课程学费。（具体交费须知请见学习的平台内发布的相关说明）

退费：在论文课程学费交纳截止日之后21天内提出终止课程学习的学生，在填写书面退费申请并上报学院批准后，可退还课程学费。逾期申请者，课程学费不予退还，学生必须按照相关要求完成论文写作，否则视为放弃论文写作资格。

八、学士论文辅导

论文由所学专业讲师职称以上有科研工作经验的教师指导。指导教师的职责包括：听取学生关于所撰论文的设想，指导学生阅读参考书目，并在学生撰写论文过程中给予具体指导。

九、本学士论文写作管理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归属北京外国语大学网络教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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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英语专业学士论文答辩须知

凡获得答辩资格的学生必须按照要求在指定的时间和地点，按照指定的形式参加学士论文答辩。未按时参加论文答辩者（无故缺席答辩），其论文最终成绩评定为不及格，将没有资格获得学士学位。论文答辩形式有：现场答辩、VOB答辩两种形式。

一、论文复评成绩说明

1．复评成绩分五个评判级别：“优秀”、“良好”、“及格”、“有条件答辩”和“不及格”。

2．复评成绩为“优秀”、“良好”、“及格”、“有条件答辩”的学生有资格参加论文答辩。成绩为“不及格”的学生可以申请重新学习论文课程，进行二次写作，二次写作需重新交纳课程学费。

3．复评成绩为“有条件答辩”的学生，在答辩时所携带的纸质版论文必须是按照复评意见修改后的版本，否则论文的终审成绩为不及格。为检验学生是否进行了必要的论文修改，答辩组成员在答辩提问阶段会重点就论文复评时出现的问题进行提问，请做好准备。

4．未在线填写论文指导手册的学生，请务必在学习的平台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填写，填写时一定要写明中英文题目，否则将无法顺利上报校学术委员会。

二、论文答辩辅导资源

为帮助学生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学院特别准备了答辩辅导资源。要求所有参与答辩的学生登录学习的平台，浏览相应学习资源。希望学生从中了解如何进行论文答辩准备，从而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并获得学士学位。资源包括：

1．答辩辅导PPT演示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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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士论文答辩评价标准

三、论文答辩安排

答辩安排的具体时间、答辩方式及地点以平台公布的信息为准，学生也可咨询所属学习中心的老师。北京地区学生的答辩安排请查询学习中心的公告。

参加VOB答辩的学习中心或学生，学院总部将与学习中心老师或学生本人联系确定VOB测试和答辩的时间。请答辩学生注意在平台 “个人档案”中更新自己的最新联系方式，包括手机号、常用邮箱、通信地址等重要信息，并注意查收学院发布的短信、邮件或公告等消息。

四、论文答辩流程

答辩学生须携带相关文件在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进行答辩。接受身份和论文文件档案包的验证后，填写“论文答辩签到表”。签到后，学生须听从老师安排，顺序等候答辩。

论文答辩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准备阶段（等候期间）：学生根据自己的论文内容准备进行论文陈述。

2．陈述阶段（现场答辩约10分钟；VOB答辩约5分钟）：学生就论文选题的初衷和目的、论文的关键性理论和论文的整体构架等方面进行扼要阐述。

3．提问阶段（约10分钟）：答辩老师根据学生的陈述提出与论文相关的问题，学生需即时回答（不提供准备时间）。

注意事项：

1．答辩学生须携带身份证（或军官证）等有效证件，以便接受身份验证。

2．答辩学生须携带论文文件档案包（档案包需用档案袋装好并在封面注明学习中心、姓名、学籍号等信息），档案袋内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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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终稿纸质版（1份，使用抽杆夹）；论文辅导记录（学生和导师共同签字确认后的论文辅导卡或与辅导老师邮件沟通的记录等）；商务方向、财经方向、法律方向和教育方向学生还需要提供原始素材包（指论文中提及的调研数据的原始来源资料，如回收的调查问卷、访谈记录、日志等）。

3．学生进入答辩室之后，需将论文文件档案包交给答辩老师，审查核准后方可开始答辩。答辩完成后，学生需取回档案包，不需要提交纸质版论文。

4．答辩语言为英语。不可使用汉语进行答辩（翻译方向特别需要的情况除外），否则将影响答辩成绩。

5．答辩时，学生不需要准备PowerPoint演示文稿。6．学生在答辩过程中不允许使用任何形式的参考资料，如不得照着论文读，不得使用事先准备的卡片等。

7．答辩组成员不得向学生公布答辩成绩，答辩学生不得向答辩组成员询问成绩。否则按违纪处理。

8．复评成绩为“有条件答辩”的学生，需在答辩完成后将修改的论文电子版发至 support@beiwaionline.com 邮箱。

五、论文答辩成绩

1．论文答辩成绩由答辩组根据学生的答辩情况，按“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格”四级评定。

2．学院学术委员会将根据学生的论文终稿成绩（即复评成绩；“有条件答辩”的根据终审成绩）和答辩成绩确定论文的最终成绩。报校学术委员会。

3．学生须独立完成论文和论文答辩。如有抄袭、代写、代答辩等作弊行为，一经发现，所写论文无效，并取消二次写作申请资格；已评定成绩者，取消成绩，取消二次写作申请资格。

六、延期答辩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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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本着人性化的原则，考虑到个别学生在参加答辩时会与工作和家庭生活造成一些冲突，因此学院为学生提供延期答辩的可能。为了保证答辩的严肃性和公平性，学生必须在学习的平台公布的规定时间内在学习的平台内相应栏目中提出延期申请，学院根据申请原因进行审批，批准后方可延期答辩。如学生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申请或申请未获批准的情况下未按时参加答辩的，将视为无故缺席答辩。无故缺席答辩者论文最终成绩将被评定为“不及格”，将没有资格获得学士学位。

七、论文答辩后续事宜

1．学生的论文终审成绩由学院学术委员会确定。学习的平台内会向学生公布查询方式。请学生关注短信和发布在“论文课程首页－课程公告”的相关公告，了解查询最终成绩的信息。

2．学生在学习的平台查询论文最终成绩时须同时提交论文电子版最终版本（不需要提交纸质版论文）。提交位置：论文课程－成绩查询页面；提交时间：查询论文最终成绩后一周内。此电子版论文将作为上报校学术委员会时所需提交的重要资料之一，学生须确保最终提交的电子版论文不再出现语言和格式问题。

3．提交电子版论文后，学生需耐心等待。一般情况，学院将于每年的6月和12月向大学上报学士论文和答辩成绩，获得校学术委员会批准后，学位证书相应于8月和次年2月发放，具体发放时间将通过学习的平台发布。

第四篇：刘同学-2018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考研经验分享

勤小思带给考研党们2018年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刘同学的考研经验及其心得体会~有需要的小伙伴们看过来~

勤小思不透漏给考研宝宝们学长学姐的个人信息噢~

这条路，我走了很久，终于结束了。一战三跨，圆梦帝都，感谢勤思培训班，从初试复习到模拟复试全程指导着我，真的很棒哦!

下面来谈一下我的备考经验吧，供19小伙伴参考哦。我是去年三月中旬开始复习的，对于跨考生来说，时间也不算早了，所以我建议学妹学弟要是跨考的话还是早点准备吧，这一点不要学我。

首先，我买了《现代汉语》、《对外汉语教学引论》、《中国文化要略》这三本书，这三本书可谓是专业课里的重中之重了，北二外是按大纲出题，专业课一，现汉部分就占了140分，10分的古代汉语，所以这就要求我们把现汉吃透了，现汉的边边角角都不能放过，现汉分为绪论、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这六部分，绪论、文字和修辞部分比较简单，语音部分看似抽象，但是掌握规律也就不难了，词汇部分很重要，这部分定义较多，需要认真记忆，语法部分是整本书里面内容最多最难的，它的内容庞杂，我建议大家认真看完之后，把书放一边自己把这部分的大纲列出来，形成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整本现汉来说，不管是哪个学校，现汉是最基础最重要的，大家一定要跟着勤思视频先去理解，然后进行背诵。还有最后背诵的时候千万不要刷次数，看了每一次都要有收获才可以，我当时把现汉上下册背了十遍吧。古代汉语，分值十分，可以后期去看。然后就是引论，说到引论我想大部分小伙伴都会头大吧，引论在专二里面，分值三十分，别看它分值不是太大，但它确实最抽象的一本书了，我当时看了三遍才看明白了，这是本逻辑性很强的书，所以当时我在背第二遍的时候，开始自己做提纲，列框架，清晰明了容易背诵。

再说中外文化部分，这部分分值八十分，北二外在这一方面没有公布参考书目，我用的是《中国文化要略》和学姐给我的《外国文化史》孟昭毅、曾艳兵那本，文化方面的书，你可以在复习累了的时候，把它拿来当小说看，我本人是文科出身，本身就喜欢中外文化，所以在这方面我记忆的还是比较快的。最后说《跨文化交际概论》这本书，我到时看了五遍，把里面涉及到案例分析部分记住就可以了，说到案例分析，这部分分值四十分，字数不少于1500字(标点不计哦)。比较像写一篇大作文了，主要理论来源是引论和概论这两本书，考前模拟七八篇就可以啦，但是一定要有自己的套路哦!

此外，关于词义辨析这道题，好多小伙伴比较头疼，当然我也不例外，我当时在词汇那一章里，也就是现汉上册233页，总结出规律之后，又结合201例这本书，当然我并没有去背这本书，只是借鉴了副词的辨析方式，就去做题了。给句子注音这道题，我不是特别擅长，但是给大家推荐一本书，《汉语拼音正词法规则》，比较实用了。

我在八月份开始做各大院校真题，报班资料真的特别全，真题和模拟题都有，不管是初期还是后期做题，我们都要算好时间，把时间定为三个小时，做完认真检查，后期做题的话，就把模拟时间定为初试考试时间吧，公共课也是如此。我当时，距考前还有二十多天的时候，就开始第一天上午政治(只是选择题)，下午日语，第二天上午专业课一，下午专业课二按这种正规模式进行了。

专业课跟着班里认真的学，背诵量较大，但是发的讲义很有逻辑性，所以也是很有利于记忆的。公共课，政治我建议七月份以后再看。外语方面，我是用小语种日语考的，因为本科是日语也是记单词、语法，最后刷真题吧。初期，跟着基础班讲义和视频课去进行一轮复习，八月份开始强化班讲义，并开始做真题。

关于作息和饮食方面，我早上起的是比较早的，每天五点五分，风雨无阻，大东北冬天下大雪，凌晨五点路上基本没有人，黑乎乎的，我一个人，硬是走出了一条人行道，现在想想也是被自己感动的不得了呢。午觉，大家一定要睡，睡一个小时就ok啦。我晚上十点半准时躺下，你肯定认为我睡的挺早，但我并没有真的在睡，而是在像过电影一样把当天记得东西在大脑里回放了一遍，是个不小的工程呢，有好几次我都是没有过完就睡着了，哈哈，不过这个方法真的好用哦!饮食方面，三餐按时吃，各位女孩子啊，不要因为美，在考研期间想着减肥啥的，没用!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多给自己买水果吃，不要生病，就是最好啦。

最后，希望19的小伙伴们能够踏踏实实的复习备考，坚持到最后你就已经成功了，苦心人，天不负。学习任何一门课程，都贵在落实。考研不易，我希望大家都能坚持下来，完成自己的梦想，考上心仪的大学!

真心预祝学妹学弟们可以顺利上岸，学姐看好你们哦!

第五篇：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考研-盛世清北-经验分享-学长亲身经历

盛世清北教中国名校考（保）研考博辅导权威

写在前面的话：一二年全国硕士研究生已重重的落下帷幕，走出考场的那刻，天色已暗，内心有种说不出的凄凉和一种无比沉重的失落，不知道自己是否为试题 失落，还是为着刚刚结束的考试而感伤。一切都成过往，坐在公交车上想想自己备考北外这大半年的辛酸苦辣，心里真是感触良多。登上手机扣扣，发小立刻发来消息问我考得怎么样，我说，还好的，就是今年两门专业课都不是按套路出牌，出的都是边边角角的知识点，他回我说，“你肯定能考上”。说实 话，看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作为男生有种想哭的冲动，我们两个相识十几年，他虽然大大咧咧，但是总是在我最低落的时候给我最大的鼓励。

当初选择三跨的时候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之后就是铺天盖地地网罗资料，真题、笔记等等，在这里我要感谢我自己学校的图书馆，我所有专业课的参考书都是 图书馆借来的，这是我最欣赏我们学校的地方。把这些晒出来不是想说自己花费了多少，而是想说：“这些真的都是浮云，所谓的笔记、真题、冲刺资料等等，都是 都有一种在你焦急时给你心理安慰的心理慰藉，其实也不过如此，一定不要迷信这些，一点价值都没有。所有的知识点和经验都来源于自己在复习备考阶段的总结和 磨练，一定要相信自己，这是我走过这场考试的最大的收获和经验”。说这些，原因有二：其一，北外历来不安套路出牌，这是公认的，所以大家在复习的时候一定 要全面而精。其二，学姐们的资料，包括网上出售的价格不菲的所谓的冲刺资料等等（最好不要相信，因为都是假的），都是学姐们复习时候总结的，只是适用于他 们的那一年，就算你拿到自己手里，你还是要重新总结的，而且要把他们当年的重点全部抛弃，这样算来，所有的工作还是要自己做。

最后就是大家最关心的真题问题，北外真题从11年以后不再外露，所以都加都视之为珍宝，当初我买真题的时候，我就下定决心，我要改变这种状况，我的想 法很简单“大家都是学生，追求的是一种学术或是内心向往的神圣思想，为什就不能赠人玫瑰，与人方便呢？为什么还要在那些可以给于我们前进路上借鉴的东西附 加上金钱的铜锈味呢？”所以我那时就有要实现像北京语言大学一 样的资源共享的愿望，所以我昨晚回到寝室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坐在电脑前，回忆12年真题，让以后的孩子们不要像我当初一样，茫然不知所措，承受着精神和金 钱的重压，虽然之前说真题的借鉴意义很小，但是我所做的是想让那些拿着真题实现一己私利的人的美梦完全破碎。不管自己的考试成绩如何，只希望大家都能实现 自己一直追求并为之奋斗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