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徽州文书》第四辑的价值
顾玉乔
（安徽大学 历史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摘 要：《徽州文书》第四辑是私人收藏的徽州文书的大规模的系统的的影印发行，可谓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在搜集整理之外，编者还注重田野调查，并将田野调查的结果以寻获记的方式表现出来，更增加了对出自村的考察的内容和新增了几幅老地图。此辑文书在宗族关系方面研究价值极大，既提供了宗族内部互动的资料，也提供了异姓宗教之间互动的材料。关键词：《徽州文书》第四辑；私家藏书；田野调查；宗族；佃仆
中图分类号：H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2）11-0167-03 由刘伯山先生主编的《徽州文书》第四辑终于于2011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影印出版了，此辑文书收录的主要是个人家藏的徽州文书，共有27个目次，42户，其中祁门文书是9个目次13户，歙县文书是18个目次29户，另有老地图3份，乡村都图字号1册，共用照片6100余幅，包括针对归户文书进行田野调查的照片。
徽州文书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发展与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和记录，它是徽州历史、文化、社会发展最真实、具体的反映[1]122。自20世纪50年代随着“土改运动”的开展，徽州文书大批流向社会，并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发现它的学术价值，并且撰文探讨。
美国学者约瑟夫麦克德谟特在《徽州原始资料——研究中华帝国后期社会与经济史的关键》一文中明确提出“徽州文书是研究中国封建后期社会史和经济史不可或缺的关键资料”。日本的徽州学家臼井佐知子则认为：“徽州研究的大特征可以说还是其丰富的资料。包括徽州文书在内的庞大的资料的存在，使得对以往分别类研究的各种课题做综合性研究成为可能。这些课题：如土地所有关系、商工业、宗族和家族、地域社会、国家权力和地方行政系统、社会地位和阶级以及思想和文化等等。它也可以纠正局限于具体课题研究中易于产生的失误。而且，这些资料是延至民国时期的连续性的资料，给我们提供了考察前近代社会和近代社会连续不断的中国社会的特性及其变化的重要线索。”
本文主要依据刘伯山先生整理出版的《徽州文书》来探讨徽州文书的价值。在《徽州文书》第一辑出版发行后，得到了学术界的积极的肯定，很多学者开始撰文探讨这部书发行的价值，如宾长初的《发掘民间文化遗产 展现底层生活实态——<徽州文书>的特点及史料价值》，汪崇筼的《坚持田野调查的成果——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浅识》，周晓光的《评<徽州文书>的整理与出版》，等等，分别从史料研究价值和研究方法等方面探讨了《徽州文书》的价值，并给予《徽州文书》的出版以积极的热烈的评价。
确实，徽州文书的发现，为徽学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徽州文书》第四辑的出版，无疑是徽学研究历程上的一个重要成果，为徽学研究开辟了新的天地。
一、私人所藏为此书最大特点
徽州文书自发现之后立即引起了学者的重视，也整理、影印、出版了一部分文书，供学者研究、使用，这无疑有助于徽学研究乃至中国历史研究的深化和发展。然而这些成果涉及的面还是比较小，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分别于1988年和1990年出版了《明清徽州社会经济资料丛编》第一编和第二编，前者收录的是安徽省博物院所藏的徽州文书，后者收藏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宋元明三代徽州土地买卖文契辑要；王钰欣、周绍泉主编，花山文艺出版社于1994年出版的大型史料丛书《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整理其收藏的文书的成果；黄山书社出版的《徽州文书类目》中各条目所收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的徽州文书，总计14,137件(册)。虽然不是直接的文书影印件，但也是文书收藏单位的介绍辑要；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出版的《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其中凡未说明文书来源的，皆属黄山学院徽州文化资料中心所藏，凡题名后的括号内予以注明的则是其他单位或个人所藏徽州文书。此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刘伯山主编的《徽州文书》第一、二、三辑，收藏的也大都是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伯山书屋”所藏的徽州文书和祁门县博物馆所藏的徽州文书。这些文书出版成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出版影印的文书大都是官方或者机构或者单位所藏的文书。虽然《中国徽州文书（民国编）》中，也有少量的个人所藏的文书，但毕竟数量少，不占主体地位，影响不大。当然也有私人所藏的文书的公开出版，就是中华书局于2001年出版的田涛收藏，(美)宋格文，郑秦主编《田藏契约文书粹编》，此书系田涛先生个人收藏的明初至1969年不同时期契约文书950件，分3册，每册均包括图版、录文、英文提要几部分。此份文书可算得上私人收藏文书的首次公开出版，价值极大。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其几个问题：（1）数量少，只有950件，只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众多文书中的沧海一粟。（2）所收文书断断续续、零星不成系统。（3）文书分类方法混乱，前两册以时间为序，第一册，收录明代永乐朝起至清代宣统3年（1911年）止的各种契约文书318件，第二册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至1969年“文化革命”时期止，其中包括了伪“洪宪时期”、伪“满洲国”时期及革命根据地时期内的各种契约文书268件，最后第3册较为特殊，其中有明代的“阄书”与清代的“阄书”，又补入了甘肃、云南、福建等省的一些地方性材料。虽使此书的内容更加丰富，也兼顾了一些契约文书本身的分类特点，以便使读者阅读和利用时更加方便，但总体感觉文书分类方法杂乱无章，毫无系统。这些难免使该书的价值受到影响。
《徽州文书》第四辑的出版是私人所藏的徽州文书的一次大规模、有体系的影印发行，其所收录的文书数量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既有田地、坦山、房屋、店面、树木、池塘、牲畜等地大小买卖文约、招承租约，也有立议合同、出顶约、分家书、阄书、诉讼文书、赋税票据、官书、收借条、置产誊契簿、推占命书、祭祀礼单、手抄家谱、租谷簿等，几乎涉及到徽州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且整理者整理时注意合户收集，归户清晰，这就为研究徽州的社会、经济、伦理、家庭、宗族等都提供了翔实的资料。
《徽州文书》的出版倾注了编者的心血，编者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出版影印徽州文书，他不仅在2001年将其个人收藏的徽州文书全数赠送给安徽大学，其整理出版的前三辑文书主要就是以其捐赠的徽州文书为基础，辅以祁门博物馆所藏的文书。之后，编者仍旧积极从事文书的搜集、整理工作，并将其后来搜集的徽州文书变为“天下共器”，且一直力求以最客观的态度对待文书，为研究者提供最真实最贴近文书原貌的研究资料。我们知道，史学能够发展得借助史料的新发现，研究方法的改进，刘伯山先生占有了大量的徽州文书，也即占有了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然而他却一心一意、竭尽全力的从事徽州文书的整理出版工作。他一直说我不研究有人会研究，而我不整理其他人也不整理出版，那么研究工作就没法进行。他深知史料的重要性，但他宁愿为更多的研究者提供资料，也不愿自私地占有资料，他自觉地承担起对民族对文化的传承的责任，且时时告诫自己历史不能重演，再不能重蹈“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覆辙。他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敬仰和学习。徽学的发展不是哪一个人的事情，刘伯山先生以其一己之力向社会、向学术界传达了保护文化遗产人人有责的精神，希望学者们能够尊重他的劳动成果，积极运用其文书，为保护民族文化尽一份力。
二、注重田野调查
《徽州文书》在每户文书前都写有该户文书的“寻获记”，附有该户文书所在地的地名图，这无疑是极有创意的地方，对我们了解和把握文书的来源、对从事研究来说，都十分重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徽州文书第四辑较之以前，其整理是动态的，并不是整理好再直接出版的，而是在整理中实时地添加所收录地区的新发现的徽州文书。并且在出版过程中更注重田野调查，这又为徽州文书添加了新的内容与活力。
编者在影印出版徽州文书时不仅详细记录其搜集、获得的过程，还注重对徽州文书出自村的考察，对每户文书除了记录其寻获的过程之外，还努力考证、研究其具体的出自地。并到原地考察其历史和现在的情况，拍摄第一时间的实态照片，并以志记的形式予以记录。这就将历史和现实进行了勾连，让历史的文书资料和现实的口碑资料相互印证，而编者作为文书的发现者又直接完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对所发现的徽州文书的整理与调查，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幸事。
在寻获记中，作者真实地记录了获得和考察文书的时间地点人物和具体过程，这对于我们后来者研究文书的流传情况有很大的帮助，也可考见在他这个时代文书是流传有续的了，这和其他收藏单位和个人收藏文书稍显不同，有利于文书在以后流传中的记录。同时在我看来，其寻获记既是田野调查的结果，又具有目录学中提要的功能，且记实感情真挚细腻，寓情于事件之中，文字流畅，使读者读读来备受感动，因此也就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此外，此辑文书中还收入了一些老地图和乡村地图字号，此辑中就收录了三幅地图，分别是民国武昌亚新地学社印行《安徽省明细地图》、公元1948年9月1日手绘《祁门县全图》和公元1950年9月歙县人民政府绘制的《歙县全图》，同时还收入了一册《歙县各都图字号乡村地名》。这些地图本身就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与文书搭配则更能反映某一特定的时间段内的文书的时态情况。
三、宗族研究价值极大
梁启超说：“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家帝王将相之家谱而已。”而家谱的修撰大都旨在隐恶扬善，以“书善不书恶，为亲者讳”为金科玉律，如《汉歙丹阳河南方氏衍庆统宗图谱·汉歙丹阳河南统宗世谱凡例》：“国有史，家有谱，一义也。善恶备书，史之义；隐恶扬善，谱之义。”因此想要真实地了解徽州社会基层社会生活实态，就必须借助最能反映人们生活的文书资料，而大规模的原始的真实的文书的发现无疑将“大大突破传统国学以文献证文献的局限，走典籍文献与文书档案互证这一合乎20世纪学术发展潮流的先进道路，这将开辟中国史特别是明清史研究的新局面。”[2]一直以来，刘伯山先生秉承着“学术乃天下公器”的伟大情操，积极整理出版徽州文书，《徽州文书》第四辑的影印出版乃是刘伯山先生个人收藏的文书首次大规模的面向公众，可谓学术史上的一件盛事。这将会给徽学研究增添不少翔实而生动的新史料，为徽学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徽州是一个宗族社会，嘉靖《徽州府志·风俗》中称：“家多故旧，自唐宋以来，数百年世系，比比皆是。重宗义，讲世好，上下六亲之施，村落家构祠宇，岁时俎豆。”赵吉士在其《寄园寄所寄》中也称：“新安各姓，聚族而居，绝无一姓搀入者，其风最为近古。出入齿让，姓各有宗祠以统之。岁时伏腊，一姓村中，千丁皆集，祭用文公家礼，彬彬合度。父老常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尝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3]这些无疑都是对徽州是宗族社会的一个概括总结。然而实际生活中的徽州宗族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除了地方志、文人文集、家谱、史书的记载之外，随着徽州文书的发现，大量的民间文献也提供了大量的真实有效的材料。我们知道，一个家族的归户文书理论上都应是广义的宗族文书，而《徽州文书》第四辑中收藏有目前所知连续、系统、保存相对完整、时间跨度最长的一户文书：“《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935份，最早的是《明洪武十五年三月十九都仙桂乡正冲坑口黄卿受、黄得金、黄得爵立合文约抄白》，最晚的是《公元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三日生效甲方汪爱珍、乙方谢远订立租木板房约》。”[4]74此户文书跨度长达611年，且内容极为丰富，文书种类多样，既有田地、坦山、房屋、店面、树木、池塘、牲畜等地大小买卖文约、招承租约，也有立议合同、出顶约、分家书、阄书、诉讼文书、赋税票据、官书、收借条、置产誊契簿、推占命书、祭祀礼单、手抄家谱、租谷簿等，几乎涉及到徽州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研究徽州的社会、经济、伦理、家庭、宗族等都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徽州文书》第四辑在宗族研究方面的价值具体可以归纳为：
1.提供了很多研究徽州宗族社会内部互动的资料
赵华富《徽州宗族研究》认为，宗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以父系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人群共同体。任何一个宗族都是人丁繁衍到一定世代和一定数量的结果[5]35。我们知道，一个宗族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就会繁衍裂变，裂变为很多的分支，而这些分支都共尊一个祖先。《汪家坦黄氏文书》中收藏的文书就包括很多不同支脉的文书，根据其中所藏的《清嘉庆道光年修家谱》之一到之十以及清道光年间原订、民国年间续订《新安项口派黄氏祖传家承世系吊簿》之一到之十四，此外《清道光三十年十月项口、瀛洲二派秩下经首进位同侄良位、良呈、良红灯立议金兰合文》，使我们看到这个宗族的发展演变和裂变分化过程，而这些支脉都秉承着尊祖敬宗的传统。对比《清道光咸丰年间义伦支祭祀考妣单》和《清道光咸丰年间义仁支祭祀考妣单》，可知他们两支共尊一个高祖，两支是同族，而义仁和义伦是兄弟，义仁是兄。此户文书中还包括很多其他支的文书，如黄义仟支，这几支文书的主人血缘关系、社会关系、经济关系等都非常近，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交往与互动。如《清乾隆六十年十一月黄义伦公秩男进雍等同黄义仟公秩男进忻立议重立阄分合约契簿》、《清乾隆二十六年十二月黄义仟立出卖田赤契》、《清乾隆五十二年二月黄进忻立卖田皮与族兄进科契》及《清乾隆五十二年二月黄进忻立卖田皮与族侄良灿契》等等都说明了宗族内部交往频繁，关系密切。2.提供了很多关于异姓宗族之间的互动的材料
《徽州文书》第四辑收录的《祁门三四都汪家坦黄氏文书》，文书内容本身就有很多异性宗族之间的互动，其间除了有很多王谢盛张等姓的卖田招佃承租约之外，还有黄姓与其他各姓共同管理地方事务的文约，如《清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汪君旺、李子学、黄仲和立议同心充当保长议墨》就约定3人相互帮忖着管办地方诸如巡查防火等事务，且费用3人均摊。《清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一年三四都一图小洲地方保长记事手册》也注明了各个异性宗族之间的政治交往。其中一点要指出的是，在《清乾隆二十一年至四十一年三四都一图小洲地方保长记事手册》之二中，我们看到其中一寄户条，条下明确记载着黄发龙户，这就和刘伯山先生所发现的“此户黄氏文书的归户主黄姓，其家族的历史身份是佃仆”不谋而合。据刘伯山先生考证，其在“清代之前所属主姓各异，但在清代以后，所属的主姓就是祁门三四都的王姓了”[4]13。本辑中收入的大量文书无疑对黄姓与其他姓氏尤其是王姓宗族之间的互动关系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材料，当然也为研究明清徽州地区的庄仆制提供了材料。
庄仆制又称佃仆制，世仆、小姓、小户等，他们的存在一是为了为宗族耕田种地，二是供宗族役使。之所以沦为佃仆，一方面是因为“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屋”，因此要为主人提供劳役和服务。另一方面，有的家庭为生计所迫，自卖为奴，或卖某个孩子，甚至整个家庭为奴，之后子子孙孙永远为奴。由此而确定的宗族成员与庄仆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主仆关系，良贱关系，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确立，就成为一种世袭制度。赵吉士在《寄园寄所寄》中叹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其中一种就是“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然而，通过对《王家坦黄氏文书》的整理，我们发现随着宗族的兴衰演变，佃仆制度也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黄氏这个宗族就是以佃仆的身份而不断地发展壮大的，不仅买了很多的田地、山场、树木、坟场等，经济上变得富庶。而且如上所述，黄氏成员黄仲和还担任了管理地方事务的保长一职，这无疑是其身份提高的象征。除此之外，根据《清道光十六年七月至道光十七年五月王、黄互控案留底》，我们知道王树禀控告黄氏盗占其坐落三四都的土地，且强调被黄恃强盗占，之后就是王黄就此展开一些列的互诉，并且到最后大老爷裁定断令黄电如等照契管业。黄氏以佃仆身份竟然与其主人进行了法制上的对抗，这也不得不算是对“主仆之严，虽数十世不改，而宵小不敢肆焉”的庄仆制的一个挑战。同时，整理者刘伯山的发现，老屋杨是王氏宗族的聚族而居村，其“王”与王家坦黄氏的主人三四都小洲的“王”是同一个“王”，而老屋杨的王氏和汪家坦的黄氏历史上就是存在互动关系的[4]13。
上述资料为我们进行一种立体的、动态性的宗族、社区互动关系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与途径，研究价值极大。
总之，《徽州文书》以其独特的科学的编撰体例，丰富的资料性为我们研究徽州这一典型的宗族社会提供了翔实的可靠地资料，值得学者们深入细致研究。
第二篇：什么是徽州文书
什么是徽州文书？ 答：徽州文书被称作“中国历史文化第五大发现”的这批“徽州文书”，是指在20世纪50年代在徽州屯溪大规模面世的20万件从宋代到民 国的文书档案，它们包括：交易文契、合同文书、承继文书、私家、账簿、官府册籍、政令公文、诉讼文案、会簿会书、乡规民约、信函书札等。由于这些徽州文书批量大、品相好、跨时长、种类全，“跨越近千年历史，涵盖几乎全部文化领域，恰恰为人们了解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农村社会实态，准备了不可多得的极为典型和丰富的资料”，堪称神州罕见。无论是作定量定性分析，还是做连续性追踪考察，都具有较高的价值。正是由于这批徽州文书的发现，才诞生了徽学这门崭新的学科；正是由于对于这批徽州文书以及后来又相继发现的10多万件徽州文书的整理和研
究，才使得徽学不断兴盛，直至成为与藏学、敦煌学鼎足而立的三大地方学之一。
梁启超说过这样的话，二十四史是二十四家帝王将相的家谱，是一部帝王将相改朝换代的历史。在这些正史的宏大叙事中，只有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场景，没有普通民众的点滴记录。这种缺少普通民众在场的历史，是苍白的、单调的。那么，要了解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就要搜集民间文书，从买卖契约、账本、家谱、书信、收据、分家文书等资料中，窥见民间的历史记忆，复原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民间社会生活。是历史上的徽州人在其具体的社会生产、生活与交往过程中为各自切身利益形成的原始凭据、字据、记录，它是徽州社会、文化发展以及生产、劳动、社会交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状况的最真实、具体的反映。其大规模的发现并获得确认最初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事，当时就发现有近10万余件，其数量之多，研究价值之大，曾被誉为是20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发现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在学术界和文化界有极大影响。
徽州文书是我们进行中国传统社会多维实态研究的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就经济史领域来说，文书涉及土地制度、家庭财产、商业活动等诸方面，有助于深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例如，过去研究土地制度，往往利用有关的法律、法规以及家族规约，对土地产权进行静态的分析。实际上，在土地买卖过程中，买卖双方除签订契约外，卖家为了证明自己对这块土地拥有产权，还要将上手契（这块土地历次交易的契约文书）交给买家。所以，这些保存完整的文书，生动地反映出中国传统社会土地产权的变动情况。就社会学研究而言，所收的家族文书，涉及宗族祠堂、分家析产、处理纠纷等内容，是研究民间社会的重要资料。此外，这批文书对研究民间法、民间习俗以及民间书法等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总之，将这些民间历史记忆资料善加利用，可以大大地丰富历史内涵，拓展历史研究的空间和深度。
第三篇：马年祝福语第四辑
马年祝福语第四辑
马年到，快乐撞门了，心花怒放；吉祥缠绕了，鸿运当头；美好发散了，日子美美；幸福入驻了，天天开心；祝福抵达了，笑口常开。祝马年大吉大利！
人欢马叫歌声扬，蛇舞马跃又丰年。盛世马年幸福笑，国泰民安皆美满。发家致富道路宽，只要敢拼才灿烂。洋房小车都会有，钞票美元尽你赚。愿马年吉祥！
马鸣声中新年到，家家户户放鞭炮。家宴一摆不得了，三代同堂乐逍遥。白发之人牙未掉，美味佳肴口中嚼；童稚小儿满地跑，开心快乐去打闹。祝你马年全家福，健康幸福开颜笑！
蛇走马来新年到，家家户户放鞭炮。蛇年吉祥又如意，人寿年丰多欢笑。一年更比一年好，马年到来幸福绕。烦恼不顺即刻消，如意吉祥将你罩。祝你马年万事顺，幸福美满入怀抱！
大红的灯笼挂起来，精致的窗花剪出来，喜气的年画看过来，喜庆的春联贴起来，团圆的饺子包起来，热闹的鞭炮放起来，甜蜜的祝福转起来。马年大吉！龙马精神马年到，心情愉悦身体好。扭扭脖子扭扭腰，早睡早起经常笑。做事积极人低调，飞黄腾达少不了。屋里屋外勤打扫，窗明几净全家好。马年到了，祝你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龙腾蛇舞又马年，千军万马势不挡。高楼大厦拔地起，宝马香车拥挤前。事业辉煌干劲添，日进斗金钞票赚。财源滚滚纳四方，时来运转吉安康。祝马年好运！
一马当先雄风展，玉龙白马腾空降。马不停蹄来祝福，千军万马势力壮。扬鞭催马钞票赚，马到功成好运祥。爱恋情深早婚配，生个小宝叫马强。愿心想事成！
时光飞逝年轮转，万马奔腾送马年。一马当先是好汉，事业成功人称赞。马不停蹄幸福建，家庭和睦爱情绵。短信送到心里暖，深情厚谊记心间。祝马年快乐无限！
拜别金蛇迎飞马，龙马精神谱新春，快马加鞭奔小康，幸福日子比蜜甜，马年伊始订计划，开创佳绩创新篇，马年到，愿你努力进取，创造自己的辉煌，马到成功！
第四篇：09年高考作文冲刺七天精品阅读(第四辑)
09年高考作文冲刺七天精品阅读（第四辑）
在短短的七天内，为了能够让09届高考考生在踏入考场前阅读完大量高质量的精品散文，储备足够的名人素材，吃一份高考“营养大餐”，本人特编辑这辑精品阅读，每辑精选文章20篇，共七辑。希望对各位考生有所帮助，如有疏漏之处请多多指教。
精品阅读（第四辑）
【编者寄语】
为了确保质量，适应学子们当前的备考需要，本辑精品阅读在文章的选择上遵循以下几点：
1、文必名人。高考作文的选材必须要有典型性，具有说服力。因此，本辑阅读所选的文章均是写名人的，保证每个人物都可用做备用素材。
2、文必真挚。本辑阅读所选的文章，均有一定的思想性，或深邃、或明晰、或犀利、或温润，感情真挚，耐人寻味。
3、文必精悍。在七天的备考时间内，要想多阅读，阅读好，就必须控制文章的篇幅。因此本辑阅读所选篇目，一般都短小精悍，言简意赅。有个别篇目略长，故做了适当的删节，以方便学生备考。
4、文必绮丽。好的散文，不仅好在思想性上，还要体现在词句、文采上。本辑阅读所选文章均有一定的文采，希望考生能采撷几句，点铁成金，使得文章焕发生机，突破发展等级。
【阅读目录】
1、《诗是生命的倒刺》
——海
子
作者：余
杰
2、《寂寞的碑文》
——孙
犁
作者：孙
郁
3、《铁凝印象》
——铁
凝
作者：汪曾棋
4、《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节选）
——史铁生
作者：苏 娅
5、《对林非先生的直觉》
——林
飞
作者：李华章
6、《倔强的诗魂》
——牛
汉
作者：耿林莽
7、《在故乡种棵树》
——李若冰
作者：白 描
8、《最初的岁月》
——余 华
作者：余
华
9、《刘亮程的村庄》
——刘亮程
作者：刘
斌
10、《病痛中创造欢乐》
——张海迪
作者：赵泽华
11、《豪华落尽见真淳》（节选）
——严家炎
作者：孔庆东
12、《在激流外永生》
——张中行
作者：乔忠延
13、《“把栏杆拍遍”的梁衡》
——梁
衡
作者：马治权
14、《钱钟书的幽默与刻薄》
——钱钟书
作者：佚
名
15、《“拗相公”的后裔》
——王开林
作者：李元洛
16、《寂寞分水塘》
——陈望道
作者：叶文玲
17、《那片绿绿的爬山虎》
——叶圣陶
作者：肖复兴
18、《我看钱理群》
——钱理群
作者：孔庆东
19、《君子学者王兆胜》
——王兆胜
作者：韩小蕙 20、《宝刀不老周汝昌》
——周汝昌
作者：张昌华
海子：诗是生命的倒刺
余
杰
远在幼年，悲哀这倒刺就已扎入我心里。它扎在那儿一天，我便冷嘲热讽一天——这刺儿一经拔出，我也就一命呜呼了。
——齐克果
1989年3月26日，当外面的世界还很热闹时，一个相貌平凡的青年捧着厚厚的《圣经》躺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上。火车呼啸而来，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被碾得粉碎，渐起的鲜血，是书写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最崇高的诗句。这位叫海子的天才诗人，留给我们的却不仅仅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海子，原名查海生，1964年生于安徽省高河镇查湾，一个地地道道、完完全全的农家孩子。1977年，15岁的海子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在宁静的湖光塔影之间，他开始写诗，开始用诗歌来解答哈姆莱特那个古老而艰巨的命题：“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在他的笔下，中国当代文学中第一次有了纯粹的诗歌。天才往往是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诞生的。海子在粗糙的稿子上涂满潦草的诗句，在鸡毛满地飞的90年代，当我们象拾起稻子一样拾起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们将泪流满面地体验到“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太快”，唯一不变的只是海子和海子的诗。像我这样一个悲观的人，完全有理由下这样的断言：海子是20世纪中国最后一位诗人。
如同梵高在画布上发现向日葵与生命的深沉联系一样，海子在诗歌中找到了麦子与生命的神秘联系。这位自称“乡村知识分子”的诗人，把南方那片黝黑的土地置换成一个魅力无穷的乌托邦。当代中国少有这样美丽的诗句，美丽得让人伤心的诗句：“泉水白白流淌／花朵为谁开放／是这样美丽负伤的麦子／吐着芳香／站在山岗上。”他的每一行抒情诗都有金刚石的质地，光芒闪烁却又无比坚硬，世界上没有比海子的诗歌更坚硬的东西了。至刚本来就蕴含了些许悲剧性在其中。海子便试图寻找点温柔的气息。我羡慕他有一个纯洁的妹妹：“芦花丛中／村庄是一只白色的船／我的妹妹叫芦花／我的妹妹很美丽。”我更羡慕他有一个成熟的姐姐：“姐姐，今夜我在德令哈，夜色笼罩／姐姐，我今夜只有戈壁／姐姐，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实际上，海子比我们还一无所得。没有“妹妹”也没有“姐姐”的海子为我们创造出凉入骨髓的温馨，这正是流星般的80年代令我尊重和向往的原因之一。我无法想象象海子这样的人活到90年代将是怎样的结局。至少，80年代，梦还是梦，美丽的还是美丽着。海子在80年代最后一个春天到来之前死去，他断然拒绝了90年代，他很明智。
海子很喜欢兰波的诗句“生活在别处。”这句被米兰。昆德拉引用无数次的名言，早已成为人们日常谈话中故弄玄虚的口头禅。没有一个人能够像海子那样深刻地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想起古龙在《楚留香》中描述绝世英雄的心境：“你不顾一切地向上攀登，山路为生命的一部分。你超过一个又一个行人，到达绝顶时你却失去拥有过的一切。俯瞰山下，后来的人还没能爬上山腰。孤独是山峰给征服者唯一的礼物，这时你再想回头已经来不及了。”对于生活在山脚下的人们来说，海子生活在别处，对于生活在山顶的海子来说，人们生活在别处。“你从远方来，我到远方去”就是在这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茫茫大荒的心境中，海子创作着他最辉煌的“史诗”。海子就象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疯狂的赌徒，孤注一掷，把宝全部押给了“崇高”。难道“崇高”也能逃避么？海子在旗帜降下前的那一刻，挺身而出，拔出了他的剑，明晃晃的剑。“你说你孤独／就象很久以前／长星照耀十三个州府／的那种孤独／你在夜里哭着／像一只木头一样哭着／象花色的土散发着香气。”他痛斥日益猖獗的后现代主义者“都是背叛神的人”，然而，信神又能怎样呢？神对待海子就像他以前对待约伯那么残酷。海子走过的每一座桥都成为断桥，峰回路不转，“我走到了人类的尽头”当海子写下这样的诗句时，他已然选择了死亡。
于是，刚刚用“大诗”为自己加冕的海子，却被“绝对”的诗歌逼着退位，海子忙忙碌碌设置好祭坛，他早就知道祭品只能是自己。在京郊昌平的一间宿舍里，他不分白天黑夜写诗，诗句就象黑暗里的烟头，闪烁，闪烁。然后熄灭。“我请求熄灭／生铁的光，爱人的光和阳光／我请求下雨／我请求／在夜里死去。”灵魂是如此沉重，脆弱的身体再也支撑不住它。此刻，幸与不信都毫无意义。耶酥在在受难中忍受着别人所加给他的痛苦，海子在同样深重的忧伤中忍受着自己所加给自己的痛苦。耶酥在底墒是孤独的，不仅没有人体会并分享他的痛苦，也没有人知道他的痛苦；只有上天和他自己才有这样的感受。就连耶酥也有忧伤得仿佛再也承受不住那种极痛的悲苦的时候：“我的灵魂悲苦得就要死了。”然而此时此刻，他的弟子们都睡着了。站在“太阳痛苦的芒”上的海子，漂浮在一座1000万人口的巨型都市里，却找到了与当年旷
野中的耶酥一模一样的感觉。他一遍一遍地翻《圣经》，《圣经》的字迹在泪水中模糊。
因此便有了山海关的那一幕。庸碌如我辈，无法知道海子为什么选择山海关，为什么选择铁轨。海子的朋友、诗人西川这样地说：“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将越来越清楚地看到，1989年3月26日黄昏，我们失去了一位多么珍贵的朋友。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意味着失去一个伟大的灵感，失去一个回声。”我却觉得西川过于乐观了。有多少双“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眼睛呢？对于受难者来说，慈母般温暖的土地已不复存在；对于肉食者来说，没有诗的生存似乎更为轻松和幸福。即使在海子的母校，未名湖畔已换上了一批捧着《托福大全》的学子。海子理应死去，他不可能行走在这样的队伍里；海子永远是痛苦的，即使他用死亡来消解痛苦。
海子以他的死肯定了诗。
海子以他的死否定了诗。
孙犁:寂寞的碑文
孙
郁
孙犁的死,引起了人们的诸多感慨。前几年读他的《曲终集》,便有不祥之兆,以为是自己为自己刨的墓穴,似乎生命的脚步,到此终止了。这些年他自动封笔,不著一字,就那么平静地等待着死亡。我以为他一生最耐人寻味的,大概是封笔后那段苦苦的日子,那无字的书写,有着更大的哀凉，有谁能读懂他呢? 在什么地方看过一篇文章,大意是,孙犁不通世故,有文人的本色，这是对的。许多年来,孙犁一直是我喜爱的作家,大凡他出的书,都曾读过,常常为之感动。孙犁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个特别的人物,早年参加革命,后从事新闻工作,小说、散文、读书札记都写得迥异他人,与时代的流行色格格不入。他晚年的书,尤为精致、幽远,好像渗有鲁迅的苦味和佛家的岑寂,内心是孤苦的。若说文字的高与妙,他是屈指可数的人物之一。在人们狂躁的时候,他却留下了一片清幽的园地,而这园地里的语言与智慧,给人带来的是人性的清爽和美丽。
早期孙犁的作品清秀淳朴,像潺潺的山泉流着泥土气与淡淡的甜意。他的小说都很简单,没有什么杂色。《白洋淀纪事》!《山地回忆》写得静穆而灵动,透着乡野的清香。在战争的年代,他偏偏远离了残酷,写了人性的美,这与那些仇恨文学,形成了对比,他内心的纯净给了人们以深切的记忆。人到中年后,国难与心病交加,一度搁笔,在文坛上消失了。到了晚年,再度挥毫,然而已没了冲淡和微笑,处处是抑郁和冷寂,与《时文》的距离很远了。孙犁一生,卷到时代主潮里却又置于漩涡之外,他听命于自己的良知,写的都是小山小水小人物,然而却精魂凝炼,古文的精华与鲁迅的精华,多少留在他的文字里。和他同龄的作家比,应当说是一个异类。
从战争里成长起来的那代作家,有许多躺在功劳簿上,停止不前了。孙犁不是这样的人,他自认是一个失败的人,忧郁!焦虑一直伴随着他,文章也日渐深邃、迷茫,有着不可言说的痛楚。他把己身的苦和周围的生活连在了一起,诉说了人生的不可琢磨性和悲剧性。记得在读那本《书衣文录》时,我便想,他分明已像一个苦行僧,吟哦的正是人间的谶语：“黄卷青灯,寂寥有加,长进无尺寸可谈,愧当如何?”这里既无士大夫气,又无军人的野气,孙犁让我们感受到了精神煎熬的哀苦,和人的失去故园的怅惘。《书衣文录》写出了无望中的渴望,在文革后期,世间还会出现如此精善秀雅的忧思之文,确是一个奇迹。一个从乡野里走出来的军人,能写出与史学大师媲美的文字,在先前是很少见到的。
孙犁的文章,气脉上直追鲁迅,而章法上得益于明清笔记,间杂野史平话的余绪,自成一体。他精于小说,又深味理论,所以创作也来得,研究又精到，有时二者浑然一体,文章给人以久久的回味。1949年进城之后,他一直处在厌烦和不安之中,对都市颇不适应。孙犁以为,自己更适宜去写乡村,生活于乡村,而都市则把自己的性灵磨光了。所以,到了晚年,除了写一点乡村记忆的文字,主要的工作是读旧书,看古董,沉浸在时光的旧迹中。他按照鲁迅的书账目录去购书,经史子集、金石美术、农桑畜牧,能得到的都通读一过,并把感想写到文中。以作家的身份走进学术,又以学术的眼光从事写作,于是便有了诗人的性情与史家风范的交融,文字日趋老到,太史公的苍冷与鲁夫子的苛刻深染于身,读之如置荒野,有空旷寒冷的感觉。孙犁写村妇之美是文坛一绝,而言谈历史掌故,臧否人物,亦多妙笔。《书衣文录》里谈士大夫著述,多反讽之词,旁敲之意,然又不故弄玄虚,通篇是溅血的文字。我每读他的著作,就觉得作者走的是野狐禅的路子。涉猎甚广,又不累于一家,用一颗寂寞的心,参透了历史,也激活了历史。看他的读书笔记和藏书目录,很让人感动。比如读书吧,不喜欢正襟危坐,亦拒绝学院式的雅态，《野味读书》云:
“我一生买书的经验是: 一,进大书店,不如进小书铺，进小书铺,不如逛书摊，逛书摊,不如偶然遇上。二,青年店员不如老年店员;女店员不如男店员。
我曾寒酸的买过书:节省几个铜板,买一本旧书,少吃一碗烩饼。也曾阔气的买过书:面对书架,只看书名,不看价目,随手抽出,交给店员,然后结账，经验是:寒酸时买的书,都记得住。阔气时买的书,读得不认真。读书必须在寒窗前坐冷板凳„„
所以,我对野味的读书,印象特深,乐趣也最大。文化生活和物质生活一样,大富大贵,说穿了,意思并不大。山林高卧,一卷在手,只要惠风和畅,没有电震雨,那滋味倒是不错的。” 读书如此,写作也是如此,晚年所作《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曲终集》,乍明乍暗,亦寒亦暖,如野叟讥语,将世间的冷暖说破,沉静得让人敬慕。通览其书,文字中有大的悲悯,他的几近化境的文字,创造了老人写作的佳境。每读其文,如饮甘泉,清冷中透着美意。王静庵说,文学有“造境”，“写境”之分,孙犁于“造境”里近自然,于“写境”里多真气,人们喜读他的著作,不是没有原因的。
我以为孙犁的价值,在于发现了苦难中的美,将乡野里的生活单纯化了,这有《风云初记》等为例;另一方面,又近于大彻大悟,将人的无奈感性化,给人以抉心自食的惊异,《书衣文录》、《曲终集》等是其代表。孙犁的晚年,远离闹市,拒绝市侩,常说些逆耳之言。然而又不盛气凌人,自对寒窗,苦心自省,是很有些鲁迅风采的《曲终集》的后记说:“人生舞台,曲不终,而人已不见;或曲已终,而仍见人。此非人事所能,乃天命也。孔子曰:天厌之。天如不厌,虽千人所指,万人诅咒,其曲终能再奏,其人则仍能舞文弄墨,指点江山。细菌之传染,虮虱之痒痛,固无碍于战士之生存也。“ 这里有美的隐含,又多斗士的性情,朗朗然有荡魂之气。孙犁至死,保持了洁净,人间的苦乐亦系于一身,真真是纯正的作家。我们这些俗人要做到此点,是大不易的，记得有位朋友访问孙犁后告我,先生是有洁癖的。他的书放得整整齐齐,不爱借人。凡是新书,要用旧信封纸包装,颇为干净。这让我想起鲁迅,也是如此的。曾看过鲁迅博物馆里的藏书,每一本都干干净净,一些残书修理得很洁整,那种珍视爱物的心,既是审美观使然,又带有人生的态度。在我们这个国度,有一种精神上的洁癖,殊为难得。容不得一粒砂子,喜好纯粹,曾被讥为怪人，但恰恰是这类怪人,书写了我们人间的隐秘。那文字像立在丛葬里的碑文,警示着后来的人们。你在那里,读不出人间的本色?
铁凝印象 汪曾棋
“我对给他人写印象记一直持谨慎态度，我以为真正理解一个人是困难的:通过一篇短文便对一个人下结论则更显得滑稽。”铁凝说得很对。我接受了让我写铁凝的任务，但是到快交卷的时候，想了想，我其实并不了解铁凝。也没有更多的时间温习一下一些印象的片段，考虑考虑。文章发排在即，只好匆匆忙忙把一枚没有成熟的“生疙瘩”送到读者面前——张家口一带把不熟的瓜果叫做“生疙瘩”。
四次作代会期间，有一位较铁凝年长的作家问铁凝:“铁凝，你是姓铁吗?’她正儿八经地回答:“是呀。”这是一点狡狯。她不姓铁，姓屈，屈原的屈。我不知道她为什么不告诉那年全己消长的作家实话。姓屈，很好嘛！她父亲做画署名“铁扬”，她们姊妹就跟.一起姓起铁来。铁凝有一个值得叫人羡慕的家庭，一个艺术家的家庭。铁凝是在一个艺术的环境长大的。铁扬是个“不凡”的画家。——铁凝拿了我在石家庄写的大字对联给铁扬看，铁扬说了两个字:“不凡。”我很喜欢这个高度概括、无可再简的评语。这两个字我可以回赠铁扬，也同样可以回赠给他的女儿。铁凝的母亲是教音乐的。铁扬夫妇是更叫人羡慕的，因他们生了铁凝这样的女儿。“生子当如孙仲谋”，生女当如屈铁凝。上帝对铁扬一家好像特别钟爱。且不说别的，铁凝每天要供应父亲一瓶啤酒。一瓶啤酒，能值几何?但是倒在啤酒杯里的是女儿爱!
上帝在人的样本里挑了一个最好的，造成了铁凝。又聪明，又好看。四次作代会之后，作协组织了一场晚会，让有模有样的作家登台亮相。策划这场晚会的是疯疯癫癫的张辛欣和(人民文学》的一个胖胖乎乎的女编辑——对不起，我忘了她叫什么。二位一致认为，一定得让铁换出台。那位小胖子也是小疯子的编辑说:“女作家里，我认为最簇亮的是铁凝!”我准备投她一票，但我没有表态，因为女作家选美，不干我
这大老头什么事。
铁凝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两眼修长，双足秀美，行步动作都很矫健轻快。假如要用最简练的语言形容铁凝的体态，只有两个最曾通的字:挺拔。她面部线条清楚，不是圆乎乎的像一颗大青白杏儿。眉浓而稍直，眼亮而略狭长。不论什么时候都是精精神神，清清爽爽的，好像是刚刚洗了一个澡。我见过铁凝的一些照片。她的照片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露齿而笑的。不是“巧笑倩兮”那样自我欣赏也叫人欣赏的“巧笑’，而是坦率真诚.胸无遭滓的开怀一笑。一类是略带忧郁地沉思。大概这是同时写在她的眉宇间的性格的两个方面。她有时表现出有点像英格丽·褒曼的气质，天生的纯净和高雅。有一张放大的照片，梳着蓬松的鬓发(铁凝很少侃这种发型)，很像费雯丽。当我告诉铁凝，铁城笑了，说:“又说我像费雯丽，你把我越说越美了。”她没有表示反对。但是铁凝不是英格丽·褒曼，也不是费雯丽，铁凝就是铁凝，人世间只有一个铁凝。
铁凝胆子很大。我没想到她爱玩枪，而且枪打得不错。她大概也敢骑马!她还会开汽车。在她挂职到涞水期间，有一次乘车回涞水，从驾驶员手里接过方向盘，呼呼就开起来。后排坐着两个干部，一个歪着脑袋睡着了，另一个推醒了他，说:“快醒醒!你知道谁在开车吗?——铁凝!”睡着了的干部两眼一睁，睡意全消。把性命交给这么个姑奶奶手上，那可太玄乎了!她什么都敢干。她写东西也是这样:什么都敢写。
铁凝里说爱笑。她不是腼腆的，不是矜持渊默(按:深沉静默)的，但也不是家雀一样唧唧喳喳，吵起来没个完。有一次我说了一个嘲笑河北人的有点粗俗的笑话:一个保定老乡到北京，坐电车，车门关得急，把他夹住了。老乡大叫:.夹住咱腚了！夹住咱旋了!.售票员问:“怎么啦？”——“夹住俺腚了!”售票员明白了，说:“北京这不叫腚。“——“叫什么?”——“叫屁股。”——“哦!”——“老大爷你买票吧。您到哪呀。”——“安屁股门!”铁凝大笑，她给续了一段:“车开了，车上人多，车门被挤开了.老乡被挤下去了.——哦，自动的！”铁凝很有幽默感。这在女作家里是比较少见的。
关于铁凝的作品，我不想多谈，因为我只看过一部分，没有时间通读一遍，就印象言，铁凝的小说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像《峨，香雪》一样清新秀润的。“润新”二字被入用滥了，其实这是很不容易傲到的。河北省作家当得记清新二字的，我，只有两个人，一是孙犁.一是铁旅。这一类作品抒情性强，笔下含蓄。另一类，则是社会性较强的，笔下比较老辣。像《玫瑰门》里的若干章节，如“生吃大黄翻”，下笔实可谓带点残忍，惊心动魄。王蒙深为铁凝丢失了清新而惋惜，我见稍有不同。现实生活有时是梦，有时是严酷的，粗砺的。对粗砺的生活只能用粗砺的笔触写之。即使是女作家.也不能一辈子只是写“女郎诗”。我以为铁凝小锐有时亦有男子气，这正是她在走向成熟的路上迈出的坚实的一步。
我很希望能和铁凝相处一段时间，仔仔细细读一遍她的全部作品，好好地写一写她，但是恐怕没有这样的机遇。而一个人感觉到有人对她跟踪观察，便会不自然起采。那么到哪儿算哪儿吧。
史铁生：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节选）
苏 娅
他的文字
“您现在的写作状态是怎样的呢?”我问史铁生。
“每周三次透析，一、三、五下午，剩下的时间就不多了，只在上午时精力好一些，写作也是在上午完成的。”他说。
这个答案并没有令我吃惊，因为我知道在写《病隙笔记》的时候，由于身体原因史铁生甚至每天只能写几行字。
想象他写作的艰难，我短暂沉默了，但电话那头的史铁生却笑了起来，“作透析就像是去上班，有时候也会烦，但我想医生护士天天都要上班，我一周只上三天比他们好多了，就当我是和医生们一起上班啦。”
这就居豁达的史铁生，面对我的感叹，他说：“幽默包含着对人生的理解。”
21岁在清平湾插队时，史铁生一次在山里放牛，遭遇暴雨和冰雹，高烧之后出现腰腿疼痛的症状，于是他在“活到最狂妄的年龄上忽地残疾了双腿”，一个本是活蹦乱跳的男孩子只有靠两手摇着轮椅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年轻的史铁生曾经长达10年都无法理解命运的安排，觉得自己的生命就是一场冤案。很自然地，他质疑自己活着的必要性，也曾想到过用自杀的方式抗议，但他最终找到了文学这条路来解放自己。
史铁生说：“我从双腿残疾的那天，开始想到写作。孰料这残疾死心塌地一辈子都不想离开我，这样，它便每时每刻都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活着?——这可能就是我的写作动机。就是说，要为活着找到充分的理由。”
在随笔《合欢树》里，史铁生记录了他文学创作的起源。起先“母亲的全部心思却还放在给我治病上，到处找大夫，打听偏方，花很多钱„„后来她发现我在写小说。她跟我说：‘那就好好写吧。’我听出来，她对治好我的腿也绝望了„„她提醒我说，我们俩都尽力把我的腿忘掉，她到处去给我借书，顶着雨或冒着雪推我去看电影。”
当史铁生的作品越来越多地被人喜爱的时候，他的心底一直都存在着一种缺失，就是母亲过早地去世。他写道：“获奖之后，登门采访的记者就多。大家都好心好意，认为我不容易。但是我只准备了一套话，说来说去就觉得心烦。我摇着车躲过去。坐在小公园安静的树林里，想：上帝为什么早早地召母亲回去呢?”
我曾经问过我身边的人，史铁生的作品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 有人说是一种达观和情怀；有人说是一种悲天悯人的力量。但更多人喜欢史铁生是因为那些软化人心、温暖人心的亲情故事。比如在《合欢树》、《我与地坛》等作品中，那个一直默默陪伴在他身边的母亲。
一位残联的朋友曾说过：“因为自己是残疾人，生活上处处需要别人的帮助，于是对亲情和爱有更深的体会。”
史铁生也是这样，对于一个健全人来说，那些细心、琐碎的关心会被我们忽视，而只有在一个常年累月需要人照顾的人那里，才会记得更深，感激更深。所以史铁生说：“爱是人类惟一的救赎。”
“以前我写的是残疾人，后来写的是残疾的人，残疾人是个体的问题，而残疾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人生来就具有的困境。”
他谈不幸 作家莫言说：“我对史铁生满怀敬仰之情，因为他不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个伟大的人。” 很多人知道史铁生，都是因为陈凯歌早年改编自史铁生的小说《命若琴弦》的电影《边走边唱》，电影中有一句经典的台词贯穿始终：“千弦断，天眼开。”这句话的背景是盲人琴师的师傅说过，弹断的第1000根琴弦能带来光明。
盲人对于光明的渴望，残疾了双腿的人对于行走的渴望，从来不会停止，在史铁生的作品里，我们始终能够读到这样的渴望，他从来没有掩饰过。
我们的话题谈到了《命若琴弦》，“这算不算是您转折性的一部作品?”我问道。
“算是吧。在《命若琴弦》之前我写的是残疾人，这是一个个体的问题，是我个人的问题；《命若琴弦》之后，我发现所有人都是残疾的，我开始写人的残疾，这是一个社会性的问题，是整个人类面临的困境。”史铁生说。
在《病隙碎笔》里，史铁生在谈到“残疾情结”时引用了马丁·路德·金的话：“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史铁生说：“不光残疾人，我们很多人都有这种情结(残疾情结)，这个情结有时候会左右很多人，左右得一塌糊涂。把残疾当特权，并且演变成一种自我感动、自我原谅。这会对人的心理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
我又问：“为什么很多身处逆境的人，比如病人、失恋的人、处于人生低谷的人都会看您的书?” 他说：“因为人生来残缺，人生艰难、充满困境，当人面临的困境没有尽头的时候，会变得焦躁而脆弱，这时候需要一种对生命的理解。”
于是从《命若琴弦》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从史铁生的作品中找到共鸣，更多的人开始在读史铁生作品的时候学会冷静地面对自身的处境，冷静地面对身有残疾的现实世界，而不仅仅是身陷不幸、身有残疾的人。
我想，史铁生最钦佩的精神不光是坦然正视自身的残疾，他甚至已经跨过了“人生来残缺”的前提，摆脱了残缺的命运必然带来的恨，继续朝着自由走去。
后记
很多年了，史铁生一直回避着采访，他说他对读者没有额外的话要说了，所有要说的都在作品里了。那么他在表达什么?他在寻找什么? 2002年，史铁生获得了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杰出成就奖，那段授奖词也许是对他最精当的概括： “史铁生是当代中国最令人敬佩的作家之一。他的写作他的生命，完全同构在了一起，在自己的‘写作之夜’，史铁生用残缺的身体，说出了最为健全而丰满的思想。他体验到的是生命的苦难，表达出的却是存在的明朗和欢乐，他睿智的言辞，照亮的反而是我们日益幽暗的内心。”
对林非先生的直觉
李华章
一生中值得回首的人和事，因人而不相同。喜广交朋友的也许会多一些；爱清静的似乎要少一点。我把自己划为后者范围。
以文会友，古今时兴。我对林非先生既是以文会友，又是以文拜师。除了他年长于我外，更因为他的学术高我几筹，心悦诚服，甘拜为师。年轻的时候，我曾在湖北武汉鲁迅研究小组工作，而林非先生已是研究鲁迅的专家，他的学术论著《鲁迅和中国文化》，是我当时常读的一本书。遗憾的是，千里迢迢，无缘拜会。1990年，全国首届“中华精短散文大赛”（《散文百家》等单位举办），在４万５千多篇参赛作品中，评选出１５篇优胜作品，拙作《千年屋》忝列其中。林非、周明、石英、丁振海等名家担任评委。在河北廊坊举行颁奖大会，我因故未能赴会，又一次错过拜见林非先生的机缘。有一次，武汉的一位大学同窗鼓励我给北京《散文世界》投稿，稿子可寄给林非先生。当我冒昧地把拙作《王村的风韵》寄给他，出乎意料的是，不到半个月，就收到了复函。至今还记得开头的几句话：“大作极佳。我已不编《散文世界》久矣。稿子已转给袁鹰同志了。他会同你联系的„„”不久，拙作发于《散文世界》11月号上，倍受鼓舞。1992年入选《中国新时期抒情散文大观》（林非主编），于是，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忘记不了的名字。
1995年8月，“95海内外散文旅游文学传播大会”在夏都庐山召开。我兴致勃勃地去参加大会。11日的大会开幕式由林非会长致开幕词。见到了久仰的林非先生，心里似庐山之夏的一阵清凉风轻拂，从心底涌出一句流行语：相见恨晚矣。话虽不免俗气，但我的情感却一片真挚。想不到林非先生身材高大，文质彬彬，风度翩翩；更未想到他待人亲切，真诚热情，有一见如故的魅力。联想起自古以来江浙不仅出“才女”，而且也出“才男”。
8月14日，大会安排林非先生讲演。我聚精会神地听讲、记笔记。所讲的八大问题，一一记录在册，重翻笔记，依旧详细、清楚、鲜明。不禁想起这全靠读大学练下的基本功。在那个年代，印刷条件差，学术交流少，没有教科书，老师的讲义也不全，完全靠记笔记。上课记笔记，下课互相对笔记，考试背笔记。学习方式虽笨拙机械，但掌握的知识扎实牢固。今天，重温林非先生的讲演，观点极其鲜明，受益匪浅。比如，“散文必须抒情，但要增加知性。理性的东西，能让读者思考更多的问题。”；“散文要有思想份量，不要光写花花草草，杯水**”；“散文是思想者的歌。媚俗的东西，我不赞成。提高散文作家的境界很重要”；“散文要有人格力量，人品与文品相统一。但是很难统一。有缺点的人，写出好作品也应肯定。真正的人格力量就是真诚。卢梭的《忏悔录》值得一看，写得真诚，堪称社会的良知。但是，人格力量还应服膺真理”等等。林非先生关于好散文的四条标准或条件，在多次讲演中我都听过，记忆犹新。一是好散文必须抒发自己的感情，能感动读者，触发读者的情愫；二是好散文要有一点新发现、新见解、新感受。作者要写出心中的感觉，眼中的发现；三是要写出深刻的对生活的观感，追求思想的深刻性，能让读者去思考；四是好散文要满足读者审美的需求。它是美文，有艺术感染力。他又说，诚然要四者兼备是很不容易的。具备其中之一就不错，具备二三条就更好。如要比较全面了解林非先生的散文观，不妨读读《林非论散文》这部大著。
在庐山传播大会期间，来自韩国釜山大学中文系的金惠俊教授，一家三口同行，小男孩未满5岁。在游览中，总是让小孩自己走路，父母从不抱他或背他。有的代表很担心。但他们夫妇异口同声说，从小多让孩子锻炼。林非先生见小孩很可爱，常常极亲切地逗一逗小孩，轻轻地抚摸一下孩子的头。年轻的金惠俊教授在发言中介绍：韩国现有60多所大学设有中文系。釜山大学1972年就设立中文系。他自己是1987硕士毕业。对中国新时期散文非常有兴趣。他翻译了林非的《中国现代散文史略》。这本书在韩国受到欢
迎。
1996年11月1日，“96海内外散文旅游文学三峡笔会”在宜昌——重庆举行。来自北京、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湖北、重庆、四川、内蒙、辽宁等１３个省市的散文作家、理论家、编辑家、教授60余人参加了会议，韩国的随笔家金镇植、汉学家金惠俊也应邀出席了笔会。与会者乘船游三峡。由于旅行社所包的轮船较小，名为三等舱，实则比别的轮船四等舱条件还差。作为会长的林非坚持坐三等舱。几经劝说，不肯改坐二等舱。说是能节约就节约一点，况且同与会代表、朋友在一起还快乐些。当我听到这几句真诚的平常话时，真的被感动了。对林非先生平易近人的直觉，更增添了几分尊敬。中国传统的等级观念在政界是根深蒂固的，也已浸透到文艺界。而林非先生则与众不同。回想２０年前，我曾为省文联组织的“中国作家诗人三峡采访团”做会务工作，就亲历过两家中央级报纸的文艺编辑，为分配住房标准不一样（条件不允许），而引起的互相攀比、互不服气，弄得骆文主席相当尴尬。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从一件小事，足可区分出一个作家、学者的不同境界，不同胸襟，不同风范。
船靠神女的故乡巫山后，与会代表满怀游兴去游览“小三峡”风光，风景旖旎，秀甲天下。著名诗人徐迟曾赞叹：大三峡不如小三峡，小三峡不如神农架。可是，老天不作美。那精巧的柳叶舟在碧绿的宁河，刚刚驶过了龙门峡不久，忽地大雨滂沱，倾盆而下，上游洪水滔滔，来势汹汹„„船老板当机立断，调转船头，奔流而下。大家上了码头后，大雨仍未停。巫山县城小，返城的中巴车少，不得不在雨中候车。此时此刻，只见年过花甲的林非先生，仍旧平静地与代表一起等车，心境平和，不急不躁，面带微笑，脸上淌满雨水，还不时地安慰我不要着急，幽默地说：这真是人不留客天留客。看来，我们还要再游小三峡啦！
对一个人的直觉，第一印象，虽是表层的、不全面的，却往往也是深刻的，最令人忘怀不了的。我忽然想到欧洲最杰出的一位女作家的话来，“尊重你自己的直觉，大胆地听从自己的直觉”（伍尔芙）。不仅阅读作品是这样，看待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牛汉：倔强的诗魂
耿林莽
“„„黑暗是一群狼，／还伏在我们的门口。”这是牛汉的短诗《夜》中的两句。与之相对应，他又写道：“灯在颤抖／在不安的灯光下我写诗”，这其实是一种象征，是对他经历过的时代诗人的形象与命运的一种象征性概括。尤为重要的一句是：“诗不颤抖!”
我将这首诗视为牛汉的诗歌生涯，以及他坚强人格的最好写照。他经历了旧社会黑暗统治下的抗争，又蒙受了“反胡风”残酷斗争的冤屈，但是他那倔强的诗魂始终屹立，年逾八旬，依然是当今诗坛一位老当益壮的战士。最可贵的正是贯串于他全部作品中的坚贞气质：“诗不颤抖!”
在他的诗选中，有一辑散文诗，数量不多，却有鲜明的个人风格。和他的诗一样，质朴无华中，有一股耀眼的思想光芒潜在其中，往往从平实的诉述中骤然涌出，葆有很强的震撼力。
牛汉的诗本具有敦厚质朴的“北方气质”，这章《只有根一直醒着》，来自瞬间感触，葆有原始生命本色的美。
“只有根一直醒着，在黑沉沉的地下”，当树的叶与枝都被雨雪交加的坏天气所摧折，当一株亘亘树干在呼啸的寒风中忍受着鞭打，我们的诗人却握住了目不能及的生命力所在的“地下”，以及那暗暗流贯于形似干枯的根茎之中的活生生的“汁液”。这是一种坚韧意志的发现、透示和发掘。
“只有根一直醒着，在黑沉沉的地下”，这是钢铁般沉重的语言，她使我们想到人世间的许多，往事历历，如在目前。强敌压境备受蹂躏的八年抗战，一个古老民族的根曾经何其悲壮地“醒在地下”；腥风血雨十年浩劫中，多少民族精英惨遭迫害，他们的“根”——那不屈的意志不也在“黑沉沉的地下醒着”。这是使一切邪恶者横暴者不寒而栗的钢铁般沉重的语言。
这章散文诗取散文式的舒放，自然质朴却诗韵雄健。“青桐睡着了，像马一般站着睡，山峰一般耸主着睡。”多贴切的意象，随手拈来，坚挺傲岸，昂立不摧。散文诗，并非命定地属于软绵绵的低回。
《戈壁草》可以称作她的“姐妹篇”，笔墨更见舒展，从容不迫地展开，辽阔而又严谨。戈壁滩的荒凉为弱小的草们营造的是艰难的生存环境，然而却也成就了她们顽强的意志，惟弱小者懂得团结，深晓集体的力量，因而有了一个个“苦难的家族”。
“草有了自己的微小国土”，这样的语言使人凄楚，从颂歌背后，读出的是深沉的悲凉内涵。
在故乡种棵树
白 描
在咸宋公路泾阳和三原的交界处,有个地方叫三渠口。醒目的标志,就是路边有棵大柳树,树身足有三抱粗,树冠遮天蔽日,洒下的浓荫宛如一方巨大的天然凉棚,卖吃卖喝的、剃头钉掌的、修车补胎的、歇脚纳凉的,便聚集在这阴凉下,成全了一派旺盛的人气。这就是我的故乡,是我梦中常常回到的地方。
三渠口实际上是朱、蒋、韩、白、雒五个村庄的总称,是中国最早的水利工程郑国渠流经的地方。后来在郑国渠老底子上兴建的泾惠渠,主渠道在这里分流,因而得了三渠口这个名字。给人说三渠口,没有多少人知道,但咸宋公路在早年是西安、咸阳通往铜川、延安、榆林和宋家川(今吴堡)的惟一公路,凡从这条路上走过的人,告诉他公路边那棵大柳树,人们即刻便有了印象。大柳树太醒目了,看它一眼就会难忘。它是五个村庄的中心,五个村庄像花瓣一样绕着它散布开来。它伟岸、庄严、慈爱、柔情,在故乡人心目中,占据着很重要的地位。
记不清什么时候我给李若冰讲述过三渠口,讲述过这棵标志性的大柳树。若冰和我都是泾阳人,我们经常谈论有关家乡一些话题。知道他将这棵树记在心里,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们一块回故乡泾阳的时候。泾阳乡镇企业家焦志学办了家造纸厂,请若冰回去视察,我全程陪同。那天在纸厂呆了很长时间,之后若冰回了趟老家。他的老家阎家堡和纸厂所在地云阳镇只有半个小时车程。若冰出生不久因家庭贫困,被卖给一户杜姓人家,不几年,养父母就被一场瘟疫夺去了生命,很小的他就成了孤儿。十二岁那年,他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如今老家只有侄辈的人,见他回来,非常高兴,几个侄子家庭十多口人围拥着若冰,坐在老家的庄户院里,嘘寒问暖话亲情,喝茶聊天拉家常。正是阳春三月,太阳暖烘烘地照着这些情殷殷、意切切、乐融融的人们,其情其景,很是感人。本打算在老家看看就走,但亲情绵绵,这一呆,便呆了两个多小时。侄辈的媳妇们张罗着要去做饭,因为已在纸厂吃过,被若冰谢绝了。县上给若冰还安排了活动,必须在晚饭前,赶到县城去,若冰不得不和亲人们道别。
上了车,若冰突然问我:“从你家到县城多远?”我说不远。若冰说:“我印象中很近,不就是咸宋公路边那棵柳树吗?也就是十多里吧。好吧,去你家看看老人。”我的母亲随我在西安,父亲仍在老家三渠口。若冰要去看望我父亲的提议,是计划之外的,这一天行程安排得很紧,县上还要若冰去看几处文物景点,若冰任省文化厅厅长,文物工作在他的管辖范围之内,还有一些单位一些人,早就想求若冰的字,县招待所那边早就铺开笔墨等候了,另外还有一些非见不可的朋友。我家尽管离县城不远,但从云阳去我家再去县城,要绕很大一个弯子,在家里还要耽误一些时间,这样一来,县上的活动肯定就安排不开了。我婉拒若冰,说已告诉父亲,这趟没有时间回家,但若冰还是想去。我给若冰算了一笔时间帐,若冰大概也觉得时间确实安排不开,只好遗憾地说“你陪我回了我的老家:,我该陪你回趟你的老家才是,今天时间安排不开,以后咱俩再回来,就在你家或我家吃农村饭。”随后又问我,家在那棵大柳树的什么方位?他说他去长庆油田,从咸宋公路走见过那棵大柳树,问大柳树有多大的年龄。我说听爷爷辈的人讲,他们小时候那棵树就那么粗。若冰说:那肯定有百年以上的历史了,是棵应该保护的古树,以后回来时去看看那棵树。
但这以后,我没有机会再陪若冰回过泾阳。没能一块品尝他的亲人或我的亲人做的农家饭,没能在我的老家接待他,一同去看看那棵大柳树,终成为一件憾事。
若冰给我的亲切感和我对他的尊敬,决不简单同是泾阳人的缘故,也不简单因为他在长时间里是我的领导和师长,而在于心灵的贴近和沟通。他是一个重情重义、拿心和人交往的人,这样的人自有一种人格的魅力。他有很深的革命资历,有长期担任地方文艺界领导的资格,有着受人尊敬的著名作家的声望,但当他出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一切身份和地位的特点都很淡很淡,给人突出的印象,便是他的爽朗与随和。他有很强的亲和力,无论你是普通工人,是农民,或是个初学写作者,和他交往,你不会有局促不安的感觉,即使出于对他名声的敬慕,开始你会有点拘谨,但他和蔼的态度和亲切的笑容,像春风一样,马上会拂去你所有的顾虑,你会被他感染,从内到外都会获得一种亲近滋润的感觉,让你变得轻松而舒展。
第一次见到若冰,是在东木头市原陕西省文创室的小院里。那是1975年国庆节,路遥、叶延滨、叶咏梅和我,作为当时《陕西文艺》借调的“工农兵”编辑、实际上是刊物重点培养的青年作者,参加编辑部举办 的国庆会餐。若冰当时正在礼泉县兼职深入生活,他赶了回来,和我们几位青年作者亲切交谈。我们几个人,谁没读过《陕北札记》、《柴达木手记》、《神泉日出》?谁不期待着他给予我们以教诲?我们对他的尊重是由衷的,若冰却全然没有居高临下的架子,像朋友,又像父兄一样询问我们的工作和学习,询问我们的创作和生活,和我们碰杯喝酒,给我们夹菜,和我们开心地说笑。记得当时他有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你们要努力,陕西文学的繁荣最终还得靠新一代主力军。我们的刊物既要出作品,又要出人才,将来你们都要接陕西文学的班。”其时老一辈作家有些刚刚复出,有些将要复出,都是青年作家所要倚持的大树,但他以长远的眼光激发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情切切,其意殷殷,让我至今难忘。
我在《陕西文艺》学习、工作了将近一年之久,直到大学毕业分配前夕,才回到学校。我是陕西师大的学生,路遥是延安大学的学生,编辑部想让我和路遥毕业后都到刊物工作,刊物领导出面与学校方面协商。这是我和路遥梦寐以求的,但结果是路遥如愿以偿地分配到了编辑部,我却被留校做了教师。为此,若冰很不甘心,从1976年到1982年,从省文创室到陕西作协,从《陕西文艺》到《延河》,在长达6年的时间里,作为陕西文学界主要负责人的他,始终没有放弃调我工作的努力。陕西师大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不放我走,陕西作协的态度很明确也很坚决:这个人我们要定了。若冰对我说: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得到我的肯定答复后,他先后与几任陕西师大的领导人协商,直到李绵同志做了师大校长,凭着他们都是老延安的关系,他亲自出面多次跑师大,直接与李绵同志洽谈,终于在1982年,我调陕西作协的事情才成定局,实现了我人生专事文学工作的梦想。
若冰对“陕军”文学队伍的建立,对陕西青年作家队伍的成长,不遗余力,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他和他的夫人贺鸿钧有一个共同之处,凡见到一个文学新人冒出来,便无比的兴奋和喜悦。鸿钧长期担任《延河》领导,我曾经在一篇纪念《延河》创刊60周年的文章里这样描述鸿钧:这位50年代就以小说创作得到不少读者赞赏的女作家,在编辑工作中,看到一篇好稿子“年过半百的人会像孩子一样，两眼放光,拿着稿子在各个办公室奔走相告,其兴奋之情宛如现在的父母看到儿女跃过龙门考取了好大学。”若冰也一样,在我担任《延河》主编期间,每看到刊物出现一位新人,看到刊物发了一位青年作家的好作品,总要问我作者的具体情况,叮嘱我要注意扶持有潜质的文学新人,特别是基层的读者。即使在他担任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厅长期间,不具体管作协的事了,但总是尽其所能,给青年作家的成长创造条件,热情帮助遇到困惑或困难的青年作家,有时甚至不计自身在官场的得失,挺身出面保护一些遭遇某种危机的青年作家。
80年代中期,贾平凹发表了《好了歌》,招致了一些重要人物的严厉批评,搞得平凹灰头耷脑,很是伤心。若冰一直认为平凹是个难得的人才,不能因为创作上的某种探索和实验就损伤他的热情和自信,他让我转告平凹,一定要振作起来,指示我《延河》仍应该继续向平凹约稿,平凹的好稿子,陕西青年作家的好稿子《,延河》都要尽可能地优先发表,刊物要成为陕西作家成长的重要基地。路遥在成长道路上也遇到过更大的危机,在路遥寝食不安的日子里,若冰给了他最宝贵的支持,帮他度过了山重水险的人生关口和阴霾密布的精神危机。那一段时间,若冰成了路遥的精神支柱。三天两头,路遥有事没事都要去若冰家。若冰身担要职,在繁忙的公务之余,要读书,要写作,时间是很紧的,但一旦路遥登门造访若冰便将一切事情搁在一边,听路遥的倾诉,陪他聊天说话,宽慰、开导他。若冰知道,这个从陕北山沟沟里一路打拼出来跻身著名作家行列的青年,如果不给予呵护,那精神系统里自尊和自卑复杂交织、雄心和疑虑相互纠缠、强悍和脆弱一并兼有的基本平衡,即刻就会倾斜颠覆,整个人也就毁了。事后路遥曾不只一次地对身边好友讲:若冰在他心里,就是他的精神支柱,是他的精神教父。
若冰所做的一切,并没有想到要谁感恩。他只是按照自己赤诚的心性和善良的愿望来做。在这一点上,他不像个阅历丰富、经验老到的政治家,倒像个单纯得毫无城府的赤子。这便难免会被某些人利用。有时知道被人利用了,他也不会后悔、懊丧,更不会改变他的热心肠。凡事自有公论,正因为若冰是这样一种人,才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社会良好的口碑。
若冰是我国石油文学的奠基人。上个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他的足迹踏遍了我国石油勘探开发的一线工地。至今,当我们随便走进哪个油田,提到若冰,那些老石油们无不充满敬意。他的激情燃烧在黄沙大漠,他的汗水洒在戈壁荒滩,他的身影印在苍穹大地,他留下的文字,深深地嵌在了人们的心里。2005年深秋,我和阎纲、周明、雷抒雁、何西来等应邀奔赴新疆库尔勒,我们走访了西气东输工程的首站轮台、东西横跨神州大
地的万里气龙的源头克拉2,我们沿着沙漠公路,一直深入到塔克拉玛干的腹地塔中油田。一路上,无论是我们几个陕西老乡还是油田的同志,经常说到若冰。到了油田不能不想到他,不能不说到他。在塔中油田的沙漠植物园里,看到人工栽培的沙漠植物,我想起了若冰作品里对红柳、梭梭、沙棘的描写。这些都是他非常喜爱的植物。我在想,若冰如果有墓地,应该把这些植物种植在他的墓地上,让它们陪伴着他,让这些伟大非凡的生命呼应着他的灵魂,九泉之下的他,一定会感到欣喜的。
但我也知道这是空想。红柳、梭梭、沙棘这些植物,只适宜在沙漠生长,它们生命的意义就是挑战,在不可能有生命的地方呈现出一丛丛、一片片生命的绿色。脱离了严酷的生存环境,与别的娇花嫩草没有区别,生存的意义大打折扣,它们便宁可不复存在。
去年回泾阳老家,让我分外感伤的是,那棵大柳树已经死了。活了上百年,突然就死了。那片遮天蔽日、挡风避雨的浓荫已荡然无存。原来大树下那块地方,再也不是人们的聚集之地,拓宽的公路从那里经过,到处都在盖房建屋,过去清荫笼罩的地方,如今尘土飞扬。一段生命的历史,一段人世的风情,就这样戛然而止。
我又想起了若冰,想起当年他要来三渠口的提议,其情其景,如在眼前。大柳树没有了,若冰也离我们而去了。我想,如果能在故乡给若冰修建一座墓园,我会在那墓园里种植一棵柳树。柳树的生命力是极强的,随便往地上一插,便能成活,这倒与红柳、梭梭、沙棘很是近似。在故乡的树木中,柳树在春天总是最先发芽变绿,把春的消息早早报告给人们;而秋天又是它最后落叶,在一个四季轮回的谢幕之际,叶子变黄,呈现出一片耀眼的金色,在寒风乍起时给人一种明亮的暖意。垂柳依依,是生物对造化感恩的绵绵柔情;垂柳飘飘,是人们对尊者逝去的无尽思念。
为若冰在故乡种这样一棵树,我想他是会喜欢的,像喜欢红柳、梭梭、沙棘一样的喜欢它。
最初的岁月 余 华
1960年4月3日的中午，我出生在杭州的一家医院里，可能是妇幼保健医院，当时我母亲在浙江医院，我父亲在浙江省防疫站工作。有关我出生时的情景，我的父母没有对我讲述过，在我记忆中他们总是忙忙碌碌，每天都有做不完的事，我几乎没有见过他们有空余的时间坐在一起谈谈过去，或者谈谈我——他们第二个儿子出生时的情景。我母亲曾经说起过我们在杭州时的片断，她都是带着回想的情绪去说，说我们住过的房子和周围的景色，这对我是很重要的记忆，我们在杭州曾经有过的短暂生活，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一直是想象中最为美好的部分。
我的父亲在我一岁的时候，离开杭州来到一个叫海盐的县城，从而实现了他最大的愿望，成为了一名外科医生。我父亲一辈子只念过六年书，三年是小学，另外三年是大学，中间的课程是他在部队里当卫生员时自学的，他在浙江医科大学专科毕业后，不想回到防疫站去，为了当一名外科医生，他先是到嘉兴，可是嘉兴方面让他去卫生学校当教务主任；所以他最后来到了一个更小的地方——海盐。
他给我母亲写了一封信，将海盐这个地方花言巧语了一番，于是我母亲放弃了在杭州的生活，带着我哥哥和我来到了海盐，我母亲经常用一句话来概括她初到海盐时的感受，她说：“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
我的记忆是从“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的海盐开始的，我想起了石板铺成的大街，一条比胡同还要窄的大街，两旁是木头的电线杆，里面发出嗡嗡的声响。我父母所在的医院被一条河隔成了两半，住院部在河的南岸，门诊部和食堂在北岸，一座很窄的木桥将它们连接起来，如果有五、六个人同时在上面走，木桥就会摇晃，而且桥面是用木板铺成的，中间有很大的缝隙，我的一只脚掉下去时不会有困难，下面的河水使我很害怕。到了夏天，我父母的同事经常坐在木桥的栏杆上抽烟闲聊，我看到他们这样自如地坐在粗细不均，而且还时时摇晃的栏杆上，心里觉得他们实在是了不起。
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孩子，我母亲经常这样告诉我，说我小时候不吵也不闹，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她每天早晨送我去幼儿园，到了晚上她来接我时，发现我还坐在早晨她离开时坐的位置上。我独自一人坐在那里，我的那些小伙伴都在一旁玩耍。
到了四岁的时候，我开始自己回家了，应该说是比我大两岁的哥哥带我回家，可是我哥哥经常玩忽职守，他带着我往家里走去时，会突然忘记我，自己一个人跑到什么地方去玩耍了，那时候我就会在原地站着等他，等上一段时间他还不回来，我只好一个人走回家去，我把回家的路分成两段来记住，第一段是一
直往前走，走到医院；走到医院以后，我再去记住回家的路，那就是走进医院对面的一条胡同，然后沿着胡同走到底，就到家了。
接下来的记忆是在家中楼上，我的父母上班去后，就把我和哥哥锁在屋中，我们就经常扑在窗口，看着外面的景色。我们住的胡同底，其实就是乡间了，我们长时间地看着在田里耕作的农民，他们的孩子提着割草篮子在田埂上晃来晃去。到了傍晚，农民们收工时的情景是一天中最有意思的，先是一个人站在田埂上喊叫：“收工啦!”
然后在田里的人陆续走了上去，走上田埂以后，另外一些人也喊叫起收工的话，一般都是女人在喊叫。在一声起来，一声落下的喊叫里，我和哥哥看着他们扛着锄头，挑着空担子三三两两地走在田埂上。接下去女人的声音开始喊叫起她们的孩子了，那些提着篮子的孩子在田埂上跑了起来，我们经常看到中间有
一、两个孩子因为跑得太快而摔倒在地。
在我印象里，我的父母总是不在家，有时候是整个整个的晚上都只有我和哥哥两个人在家里，门被锁着，我们出不去，只有在屋里将椅子什么的搬来搬去，然后就是两个人打架，一打架我就吃亏，吃了亏就哭，我长时间地哭，等着我父母回来，让他们惩罚我哥哥。这是我最疲倦的时候，我哭得声音都沙哑后，我的父母还没有回来，我只好睡着了。
那时候我母亲经常在医院值夜班，她傍晚时回来一下，在医院食堂买了饭菜带回来让我们吃了以后，又匆匆地去上班了。我父亲有时是几天见不着，母亲说他在手术室给病人动手术。我父亲经常在我们睡着以后才回家，我们醒来之前又被叫走了。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在睡梦里听到楼下有人喊叫：“华医生，华医生„„有急诊。”
我哥哥到了上学的年龄以后，就不能再把他锁在家里，我也因此得到了同样的解放。我哥哥脖子上挂着一把钥匙，背着书包，带上我开始了上学的生涯。他上课时，我就在教室外一个人玩，他放学后就带着我回家。有几次他让我坐到课堂上去，和他坐在一把椅子里听老师讲课。有一次一个女老师走过来把他批评了一通，说下次不准带着弟弟来上课，我当时很害怕，他却是若无其事。过了几天，他又要把我带到课堂上去，我坚决不去，我心里一想到那个女老师就怎么也不敢再去了。
我在念小学时，我的一些同学都说医院里的气味难闻，我和他们不一样，我喜欢闻酒精和福尔马林的气味。我从小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我习惯那里的气息，我的父母和他们的同事在下班时都要用酒精擦手，我也学会了用酒精洗手。
那时候，我一放学就是去医院，在医院的各个角落游来荡去的，一直到吃饭。我对从手术室里提出来的一桶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已经习以为常了，我父亲当时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
我读小学四年级时，我们干脆搬到医院里住了，我家对面就是太平间，差不多隔几个晚上我就会听到凄惨的哭声。那几年里我听够了哭喊的声音，各种不同的哭声，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我都听了不少。
最多的时候一个晚上能听到两三次，我常常在睡梦里被吵醒；有时在白天也能看到死者亲属在太平间门口嚎啕大哭的情景，我搬一把小凳坐在自己门口，看着他们一边哭一边互相安慰。有几次因为好奇我还走过去看看死人，遗憾的是我没有看到过死人的脸，我看到的都是被一块布盖住的死人，只有一次我看到一只露出来的手，那手很瘦，微微弯曲着，看上去灰白，还有些发青。
应该说我小时候不怕看到死人，对太平间也没有丝毫恐惧，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那用水泥砌成的床非常凉快。在我记忆中的太平间总是一尘不染，四周是很高的树木，里面有一扇气窗永远打开着，在夏天时，外面的树枝和树叶会从那里伸进来。
当时我唯一的恐惧是在黑夜里，看到月光照耀中的树梢，尖细树梢在月光里闪闪发亮，伸向空中，这情景每次都让我发抖，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总之我一看到它就害怕。
我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应该是1973年，县里的图书馆重新对外开放，我父亲为我和哥哥弄了一张借书证，从那时起我开始喜欢阅读小说了，尤其是长篇小说。我把那个时代所有的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还有《牛田洋》、《虹南作战史》、《新桥》、《矿山风云》、《飞雪迎春》、《闪闪的红星》„„当时我最喜欢的书是《闪闪的红星》，然后是《矿山风云》。
在阅读这些枯燥乏味的书籍的同时，我迷恋上了街道上的大字报，那时候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我都要在那些大字报前消磨一个来小时。到了70年代中期，所有的大字报说穿了都是人身攻击，我看着这些我都认识都知道的人，怎样用恶毒的语言互相谩骂，互相造谣中伤对方。有追根寻源挖祖坟的，也有编造色情故事的，同时还会配上漫画，漫画的内容就更加广泛了，什么都有，甚至连交媾的动作都会画出来。
在大字报的时代，人的想象力被最大限度地发掘了出来，文学的一切手段都得到了发挥，什么虚构、夸张、比喻、讽刺„„应有尽有。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文学，在大街上，在越贴越厚的大字报前，我开始喜欢文学了。
当我真正开始写作时，我是一名牙医了。我中学毕业以后，进了镇上的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我的同学都进了工厂，我没进工厂进了卫生院，完全是我父亲一手安排的，他希望我也一辈子从医。
后来，我在卫生学校学习了一年，这一年使我极其难受，尤其是生理课，肌肉、神经、器官的位置都得背诵下来，过于呆板的学习让我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开始反感。我喜欢的是比较自由的工作，可以有想象力，可以发挥，可以随心所欲。可是当一名医生，严格说我从来没有成为过真正的医生，就是有职称的医生，当医生只能一是一、二是二，没法把心脏想象在大腿里面，也不能将牙齿和脚趾混同起来，这种工作太严格了，我觉得自己不适合。
还有一点就是我难以适应每天八小时的工作，准时上班，准时下班，这太难受了。所以我最早从事写作时的动机，很大程度是为了摆脱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进入县文化馆，我看到文化馆的人大多懒懒散散，我觉得他们的工作对我倒是很合适的。于是我开始写作了，而且很勤奋。
写作使我在干了五年的牙医以后，如愿以偿地进入了县文化馆，后来的一切变化都和写作有关，包括我离开海盐到了嘉兴，又离开嘉兴来到北京。
虽然我人离开了海盐，但我的写作不会离开那里。我在海盐生活了差不多有三十年，我熟悉那里的一切，在我成长的时候，我也看到了街道的成长，河流的成长。那里的每个角落我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在我自言自语时会脱口而出。我过去的灵感都来自于那里，今后的灵感也会从那里产生。
现在，我在北京的寓所里，根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要求写这篇自传时，想起了几年前的一件事，那时我刚到县文化馆工作，我去杭州参加一个文学笔会期间，曾经去看望黄源老先生，当时年近八十的黄老先生知道他家乡海盐出了一个写小说的年轻作家后，曾给我来过一封信，对我进行了一番鼓励，并要我去杭州时别忘了去看望他。
我如约前往。黄老先生很高兴，他问我家住在海盐什么地方?我告诉他住在医院宿舍里。他问我医院在哪里?我说在电影院西边。他又问电影院在哪里?我说在海盐中学旁边。他问海盐中学又在哪里?
我们两个人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很久，他说了一些地名我也不知道，直到我起身告辞时，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双方都知道的地名。同样一个海盐，在黄源老先生那里，和在我这里成了两个完全不同的记忆。
我在想，再过四十年，如果有一个从海盐来的年轻人，和我坐在一起谈论海盐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刘亮程的村庄
刘
斌
开始注意刘亮程散文,大致是《天涯》文学月刊九九年五期,集中推出的“刘亮程散文专辑”。一贯以小说为主的文学月刊能推出散文作家,不能不使散文读者悉心关注”此后《北京文学》和《散文月刊》相继隆重推出“刘亮程散文”,并以”文学排行榜榜首”、“散文新家”冠之。刘亮程的散文如一缕清新而温柔的风,吹入了枯燥、乏味的散文界。
应该说,这几年我们的散文还是热闹的,开始是散文出书热,什么”学者散文”、“文化散文”、”大散文系列”、“小女子散文”、”美文”、“批评家随笔”、”小说家随笔”,各种散文与随笔丛书,不胜枚举。可是细心与注意一些,就会冷静地发现,所谓的系列与文丛无非换汤不换药,还是那几个作家轮番上场,散文本身并没有前进半步。而现在散文口号的迭出,又成为破烂的风景线,使你目不暇接。我们可以随意地看到,没有任何理论根据,随便一个名目写在破旗上,就可以臭哄哄地迎风刮几年“以行动散文”为例,口号带炒作搞笑了两年，却没看到几篇像样的散文,更不用去指望这种荒唐的散文行动,会出现一个半个的散文大家了。
说到底,散文是作家个体的精神体现,是甘于寂寞的事业,怎么写是作家自己的事，怎么可以用口号呼唤散文的行动,企盼散文获得空前的成功,造就几位散文大家呢?
刘亮程就是这样的一个个体,他在伪假与浮躁的散文界特立独行,成为一颗散文新星，刘亮程是从一个村庄走出来,回头还是看着那个村庄,把这个村庄所发生的细小的事,写得干干净净,呈现给我们。读过刘亮程这个村庄,会使我们感觉到,刘亮程对村庄中每一件不为人注意的事,都是体悟透彻,用心感悟:”可我还是找到了一根针，一根针这样微小,一松手便丢失,不易察觉的事物才真正需要我们去寻找啊！”“我相信在任何一件事物上都可能找到整个世界,就像在一滴水中看见大海，展现博大与深远的可能是一颗朴素细微的心灵，那些存在于角落不被人留意的琐屑事物,或许藏着生存的全部意义,对一个作家来说,没有偏远落后的地方,只有偏远落后的思想，生活在什么地方都是中心”这种感悟,用佛家看这个世界的话就是: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刘亮程正是这样“用一生的时间在心中构筑自己的村庄”
刘亮程表现这个村庄的方式独特,用十年诗的方式写这个村庄,表现出了这个村庄的大致轮廓,村庄在诗中显得“恍惚与游移不定”;又用了大致二年多的时间,以散文的方式写这个村庄,“这个村庄已逐渐清晰了，似乎我从远处一步一步地走到它的跟前。”
如果深入地看下去,刘亮程这个村庄,是作为故乡来理解和投入的爱,”故乡对中国汉民族来说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没有宗教,故乡便成为心灵最后的归宿,当我们老的时候,有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回乡，叶落归根,懂得自己是一片叶子时,生命已经到了晚秋。”
刘亮程悟道悟到了家,中国的传统诗歌以写故乡成功的不胜枚举,李白的《静夜思》,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无不感人肺腑,脍炙人口。刘亮程正是在散文浮躁不安的现状中,寻找到了突破点,在自己的散文中有了自己的故乡情结。
当然,这个村庄在中国的西部沙漠,只是一个渺小而为人忽略的小小乡村。悲观一点说,刘亮程这个村庄,最终会随着沙漠中一粒粒沙的细心侵入而消失。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和时间的进程,我们这个古老的中国会消失很多的村庄、土地、绿草、树木和靠绿色生存的生命。这一切都以怀念的方式存在过,又要在伤感中消失。在一个国产电影中,我看到了一次触目惊心的故乡情结的精神搏斗与生命抗争。这是一个核武器部队,要在这个沙漠建立核基地。按理这是政府行为,当地的居民肯定会得到很好的安置,可是我们还是看到一些农民以流血为代价,不愿离开自己的故土。
对故乡情结的不同的理解,会产生不同的结果。我们相信刘亮程的这个村庄,前途不会看好,这个故乡最终将成为一片沙域。这样冷酷的理解,使我们又回到了刘亮程所写的村庄。我们忧虑刘亮程不断重复这个村庄,他的散文是否会死在这个村庄。但是刘亮程还是超出了我们不必要的忧虑,他正在用小说的形式写他的村庄。“当然,这个村庄的最终完成需要一两部小说,它的细部要留给小说去完成。我现在正写小说,它和我的散文诗歌也是一体的。”
刘亮程就是刘亮程,过多的赞誉会导致可怕的阅读误区。刘亮程的成功,不外乎我们忽略的那个每天都发生平常小事的渺小村庄。刘亮程发现了它的一些秘密,那些琐屑得不为人留意的村庄内部。村庄不可能是一个人的，它只是反映在刘亮程内心的村庄,用心去感受的那个村庄。
张海迪：病痛中创造欢乐
赵泽华
如果用一句最直接最简洁的话概括海迪给笔者的印象，那就是———海迪是一个爱美爱笑爱生命的至情至性的女子。
很多年前，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海迪的故事，我就永远记住了这个听起来很悦耳的名字和一个小女孩对于一双美丽的小红皮鞋的向往。
以后，又陆续听到海迪因留长发引起的非议和她患癌症的消息。
当然，听到最多的还是海迪的创作情况，她翻译了十几万字的英文小说《海边诊所》、《小米勒旅行记》等，先后出版了散文集《向天空敞开的窗口》、《生命的追问》，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和《绝顶》。每一部作品的问世，都会引起社会和广大读者的关注。
再后来，因为采访海迪，我们之间逐渐熟悉起来。如果让我用一句最直接最简洁的话概括海迪给我的印象，那就是———海迪是一个爱美爱笑爱生命的至情至性的女子。
选择激流勇退是清醒，也是勇敢
1983年，《中国青年报》发表了海迪《是颗流星，就要把光留给人间》的自述文章和长篇通讯《生命的支柱———张海迪之歌》。
1983年3月7日，共青团中央在北京召开表彰大会，授予张海迪“优秀共青团员”荣誉称号。
紧接着，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海迪题词。媒体发起强烈的宣传攻势，一篇篇学习海迪的文章，铺天盖地、连篇累牍，几乎造就了一场“海迪风暴”。
那么，当年处于“风暴”中心的海迪又是怎样一种感受和状况呢？海迪说，那时，我的生活失去了往日的宁静，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我每天收到的信件，都是一麻袋一麻袋地送到我家里。而且有成批成批的人，多则上百少则几人，每天都到家里去，说，“我们一定要见到海迪，看她一眼还不行吗？”
作为一个公众人物，她的一举一动、她的婚姻恋爱以及服饰发型都受到媒体和群众的关注。报纸上甚至还争论过“海迪应不应该结婚”？海迪坚持留一头美丽的长发，也曾经被人指责过。
渐渐的，海迪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海迪的有意为之。在巨大的名利面前能够选择淡出，这需要清醒、理智和非同寻常的勇气。因为当时盛名之下的海迪确实在上学、工作和个人发展方面得到很多机会。
而重新开拓自己的道路，不仅意味着失去这些机会，还意味风险和失败。别说对于病魔缠身的海迪了，即使对于一个健康人来说，风险和失败都是极大的考验。然而，海迪是勇敢的，她的勇敢来自于清醒———海迪说过，对于一个胸以下所有部位都没有知觉的人，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清醒的大脑了。
10年后，她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回归了人们的视野海迪给自己的重新定位是当一名作家。
海迪认为，作家不是演员，她的位置不是在辉煌的舞台上，而应该在幕后，一个作家应该用自己的作品说话。
正是因为坚持了这个理念，10年后，海迪捧着自己的心血之作回归了人们的视野。
她的长篇小说《轮椅上的梦》已经在日本、韩国出版。她的译作、散文集和小说多次获“庄重文学奖”、“优秀图书奖”、“优秀妇女读物奖”。尤其长篇小说《绝顶》获“首届中国出版集团奖”、“第八届中国青年优秀读物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其中，《生命的追问》和《绝顶》都是再版多次，那是广大读者的认可。她习惯于夜晚写作，因为白天还有很多会议和社会工作等待她。多少个寂静的夜晚，室内的灯光和窗外遥遥闪烁的灯光默默陪伴着海迪。
直到她听见轻轻开门的声音，知道天亮了，那是父亲出去打太极拳。
登山是海迪从小的愿望，有一次，她被云南梅里雪山的风光图片所吸引，决定写一部关于登山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出版的《绝顶》。事实上，海迪也是在攀登自己生命的高峰。
《绝顶》海迪写了4年，出版的时候是30万字，但是第一稿是50多万字，第二稿46万多字。4年中，这部小说海迪删改了7遍。那段日子，她的腿一直浮肿，还患了大面积的褥疮。海迪是在拼命地压榨自己，希望把最好的作品呈献给读者。
“我能忍受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1991年，海迪患了鼻癌，听到诊断的结果，她在一刹那间甚至有种解脱的轻松感：自己终于可以死了。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会因此责难海迪，会认为她不够坚强。
试想，一个从5岁起就要每天生活在病痛之中的弱女子，她要有怎样的意志、怎样的勇敢才能坚持下来呢？那不是一天、一年，而是漫长的一生，是一辈子！
海迪的这次手术，是她经历过的第六次大手术，而且是在没有使用麻药的情况下施行的，锋利的手术刀和尖细的针在她的皮肤中穿过。鼻子那么小的一块地方，缝了40多针。
海迪说，“从手术室出来，我的手冰凉，还有些发抖，但是我没有喊叫一声。我知道，如果在白色恐怖时期被敌人抓去，我不会做叛徒，因为我能忍受世界上最难以忍受的痛苦。”前段时间又与海迪联系，才知道海迪摔伤了。那天，她去省作协开会，股骨摔断了，因为没有知觉，她还坐着开了半天会，直到中午，妹妹才发现，她的左膝肿得像一个篮球了。在医院，她的髋关节和脚踝都包上了支架，一动也不能动。
我不由感叹：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海迪啊。然而，海迪依然爱美，家里干净得一尘不染，自己也永远整洁漂亮。
她还特别爱笑。有一次，我给海迪打电话，她说，家里人都出去了，她正在照料家里的3只小狗吃饭，最小的小狗喝奶，把奶嘴都吃了。
然后，她自己就笑个不停。听着她那么快乐那么富有感染力的笑声，我的眼睛突然湿润了。我想起罗曼·罗兰在《贝多芬传》中曾这样描述贝多芬：这个世界没有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给予这个世界。
海迪也是在病痛中创造了欢乐、爱和美丽并给予世界，而世界也给予了海迪很。
她说过，自己有世界上最好的父母，还有一个爱她的丈夫佐良。她曾经让我看过佐良写的文章，文笔十分细腻，一看便知是一个沉静而情感丰富的人。
他们一直默默地站在海迪的身后，给了她最强大的力量和支持。也许，这是命运以另外一种方式给予海迪的奖赏吧。
严家炎：豪华落尽见真淳
孔庆东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日益成为一门显学，是与这一学科中几代大宗师级的学者的披沥垦拓分不开的。如果不揣片面地概括一下，可以说创业一代的王瑶先生多表现出一种名士风度，唐先生多表现出一种诗人风骨，而承后一代的严家炎先生，则多表现出一种儒者风范。
严家炎先生1933年11月14日出生于上海宝山。早在吴淞中学时期，便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1950年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后到安徽做过四期土改工作，曾发动农民建立互助组，开展生产救灾。对农民生活和农村工作的实际体会和深切了解，为他日后在农民题材文学研究上取得卓越成就奠定了宽厚的基础。严先生曾任职安徽省委组织部，1952年任安徽铜官山矿务局秘书和办公室副主任。一个不满20岁的青年，已经涉足了社会生活的几大重要领域，这也许是他日后“最倾心”于小说研究的根基之一吧。他说：“在各种文学样式里，小说最便于表现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复杂内容。而要评论小说作品，最紧要也是最困难之处，便是体察人情，体察生活。”
带着这种丰富的体察积累，严家炎先生1956年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副博士研究生，1958年留系任教，从此开始了他的学者生涯。从最初的评论文章起，严先生就坚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原则，对陈腔滥调、空洞无物的文风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即便在为《文艺报》作业余评论员，需要写一些“命题作文”时，他仍然“坚持先以普通读者的身份，在心情完全放松的情况下将作品欣赏一遍”，以便“为整个批评建立比较牢靠的基础”。西方的美学理论称此为所谓用“奥卡姆剃刀”剔除了一切先入之见的胡塞尔现象学意义上的“纯阅读”，而严家炎先生则是怀着严肃的责任感、使命感这样做的。从1960年任讲师，到1978年任副教授、中文系主任，他始终坚持“从艺术欣赏入手，在鉴赏的基础上评论，将直观的欣赏和理性的分析结合起来，将美学的批评和历史的批评统一起来”，在情感上的“趁热打铁”与理智上的“冷处理”之间找到一个适度的平衡点。而历史主义的标准则是确定这个平衡点的“唯一正确的标准”。
由于捍卫这一标准，严家炎先生的学术道路既是坚实的，也是坎坷的。60年代初，在对柳青《创业史》的评论中，严先生发表了一系列充满卓越史识的独立见解，遭到全国百余篇文章的围攻，余波延续多年。而今那些围攻已然“曲终人不见”，只有严先生历经岁月考验的不易之论“江上数峰青”。想一想严先生初入学苑的那个时代，应该感受到，他不动声色的文笔中蕴含着多么巨大的真理的力量。他60年代与唐弢共同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曾获首届国家优秀教材奖，至今仍是各大专院校的权威教学蓝本。要说著作，严先生并不算多，厚厚薄薄的也就十余种，离那些“著作等身”的出书大腕远着呢。但学术成就是不能用著述数量来评价的，著述的生命力才是根本。
严先生除任博士生导师，现为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论组成员、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玲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协优秀中篇小说评奖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编委兼分支副主编、北京文联副主席。1986年曾应邀赴美国斯坦福大学任访问
教授一年，小传被收入美国《世界五千名人录》第二版和英国剑桥《国际传记词典》第21卷。这样的知名度，不是时间的流逝自然堆积出来的，而是建立在一系列扎实的学术创见上的。例如，关于五四文学革命，从20年代至50年代，一直并存着资产阶级性质和无产阶级性质两种观点，严家炎先生深入研究了大量原始材料，经过细密考辨，得出五四文学革命经历了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过程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科学见解。当时的严先生只有25岁。他那种尊重历史的科学态度和敢讲真话的学术勇气一直持续至今。著名作家萧干在读过严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后赞赏道：“我感觉除了作为史家的全面性，作为鉴赏家的客观性之外，这里还有一腔侠胆义肠”。的确，严先生是最早萧干《关于“京派”小说的探讨》，《文汇报》1990年5月1日。冲破樊篱，从流派角度研究现代小说的。他还提出现代文学的性质是文学的现代化这样一个高屋建瓴的理论，相对于过去的反帝反封建说，大大深化了人们从学术本身的角度对现代文学的认识。
此外，严先生的主要创见还有：
鲁迅小说开辟了多种创作方法的源头；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在鲁迅手中成熟；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是多元的，其现代性在于现代的思想主题获得了现代的存在形式；解放区文学贡献与弱点并存；文学流派是时代要求、文学风尚和作家美学追求融和形成的；文艺批评要切忌“跨元批评”；金庸小说带来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等。
这些创见不断推动着现代文学研究进入更新更高的境界，并使之成为整个文学研究格局的中坚。而严先生本人的学术境界，则“看似寻常最奇崛”，越玩味越觉得不易概括。一位北大学生赠言给严先生道：“我真正懂得实事求是——一丝不苟这两个成语的含义，是从您的评论文章中”。但除了“三老四严”式的平凡朴实之外，严先生的文章还具有一种“方而不割”“光而不耀”的浩然之气。若比之于酒，它不是二锅头般的刚辣猛烈，不是竹叶青般的绵雅幽深，更不是什么XO般的人不人鬼不鬼，而是好像茅台一般的温厚而纯正，饮之但觉神畅而不觉体软。若比之于棋，它不是武宫正树“宇宙流”式的天马行空，不是赵治勋“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那般英雄欺人，也不是桥本宇太郎“流水不争先”的一味好脾气，而是好像小林光一，着着朴素，步步无华，但着着没有漏洞，步步充满伟力，“开头的切中题旨，中段的严密充实，结尾的戛然有力，”构成一盘气韵沉雄的佳局。若比之于武功，它不是降龙十八掌般的威猛无俦，不是太极拳般的阴柔流转，更不屑使用五花八门的暗器，而只是一套再简明不过的少林长拳，不潇洒，不飘逸，不插科打诨玩花样，但却底气充沛，力道如长江大河，绵绵不绝，达到了学术与人格凝为一体的“刚健笃实辉光”的大儒境界。只有心中充满对真理的信仰，对历史的关切和对生活的热爱，才能做到这样的有傲骨而无傲气，举轻若重，处变不惊。所谓“豪华落尽见真淳”，正是这种朴实美与刚正美的统一。
不过，严家炎先生的成功是靠勤修苦炼达到的，对“恰如其分”境界的追求有时难免显露出“从心所欲”与“不逾矩”之间的矛盾，而且似乎有一点“老来渐于诗律细”的倾向，这也许是学生们有时觉得他要求过于严格，以至盛传他是“严加严”的原因吧。下面还是让我们从严先生的几部代表性著作中，去领略一下他沉稳而昂扬的风采。
《知春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副题为《中国现代文学散论》。这虽是作者的第一部论文集，但已鲜明展示出一位成熟学者的大家风范。结集文章21篇，三分之二写于文化大革命前，三分之一写于新时期初，文革十年一跳而过——可以视为是对那个年代的一种否定吧。经历了严冬的磨练和积淀，在知春之际，自有一股蓬勃奋跃的炎炎之势，这也许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严加严”的力量。望》，《论现代小说与文艺思潮》。
在激流外永生
乔忠延
午后，偏西的太阳喷射在阳台上，暖融融的春光给了花木新的生机。偏在此时，手机响了，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张厚感先生打来的，他告诉我：张中行先生走了。听了，我心头一颤，禁不住隐隐作痛。屈指算来，他今年该是98岁了。按我们乡下的规矩，这样的寿辰，实属高寿，先生又几近于无疾而终，堪称喜丧，但是，我仍然止不住一阵又一阵的绞疼。
我与张中行老先生相识整整十年了。面见他前已读过他的不少作品，《负暄琐话》、《负暄再话》、《负
暄三话》，以及之后面世的《顺生论》一本一本都读过了。读他的作品，不容速疾，不容急躁，最好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挑亮一盏孤灯，淡泊身心，宁静思虑，轻吟几行，抬头望一望窗外苍穹上闪烁的星斗，沉思一番，继续吟读。我在一篇关于读书的小文中写过这样的情景，称之为品读。的确，他的书中蕴含着无穷的世理，无穷的人道，而这些世理和人道又深掩于浅白得有些拙朴的文字中，不细吟，不咀嚼，还真难以品得其中的真味。这样的文字才堪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完全是落尽豪华的真淳，是生命在历经风浪之后的彻悟，是思虑在历经摔跌之后的洞明。张中行先生缘他那些朴实无华而又蕴含无限的文字崔巍在我的心中。
第一次见到张中行先生实在有些仓猝，仓猝得我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本是去宾馆看望另一位客人的，不意间，他却高挑着一件蓝色的的卡中山装来到了我面前。仓猝之中我觉得他的面孔似曾相见，到底在哪里见过？我挖空心思搜罗记忆，亮在脑屏上的竟是这样的语句：道静扭头一看，一个黑黑瘦瘦的青年，含着微笑站在她身边，„„他留着短分头，穿着黄色卡叽布学生制服，眼睛虽然不大，却亮亮的显着灵活和聪慧。
这不是杨沫笔下的《青春之歌》吗？是的，正是杨沫借林道静的眼睛看到的余永泽的形象。所不同的是，我面前的张中行先生不是“黑黑瘦瘦”的，而是白白净净的。尽管其时他已是88岁的老人了，岁月的风雨虽然剥逝了他的青春，却无法剥夺他白净的肤色。时过境迁，我甚为那日的唐突联想而歉疚，余永泽就是余永泽，张中行就是张中行，社会上虽然盛传张中行就是余永泽的原形，可是，余永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怎么也不能划等号呀！为什么会在面见张中行先生时硬要将他和余永泽牵扯在一起？是有些思维的曲扭。
追溯原因，只能是《青春之歌》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是在豆蔻年华读到杨沫这部长篇小说的，那时候思想清纯，精神昂扬，充满了激情和活力。读《青春之歌》，青春的躯体也想用热血谱写一曲活力喷射的歌曲，用这高昂的音符去报效时代，也报效祖国。没过多时，这种热望便有了着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嘶哑了嗓子喊口号，熬红了眼睛写大字报，一心要破四旧，立四新，让红彤彤的铁打江山永远彤红，而且还要红遍全球，解救世界上三分之二在水深火热中受苦受难的劳苦大众。那可真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呀！然而，激情燃烧过了，国门洞开了，看看门里，望望门外，怎么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不是人家呀？„„这才发现激情中的幼稚和轻浅，以及幼稚和轻浅导致的荒唐和愚昧！当然，我不能把一个时代的幼稚、轻浅归罪于一部作品，也不否认时代的幼稚和轻浅最容易成为一部作品的幼稚和轻浅。我只是说，《青春之歌》的时代合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思想刻痕，以至见了张中行先生居然会有这么唐突的联想。
日后几番识见，和张中行先生熟了，他的平易近人，他的随和可亲，他的口无遮拦，也就打消了我的拘禁。那一次，是在北京他住处不远的一家餐馆，几杯酒下肚，身热胆壮，竟然把他和余永泽的想法摆上了案几。话一出唇不免觉得又有些冒然。哪知先生毫不见怪，坦诚而言，说道开那远去的往事。平心而论，他和杨沫最初的相爱和热恋是一段美不可言的花期。可惜，花开就有花落时，这朵热恋的鲜花凋零得太快了。不是流行语的那种俗套：结婚是恋爱的坟墓，而是，在时代政事面前，各人有各人的见解，见解的不同导致了思想的隔阂，思想的隔阂成为夫妻间最难逾越的鸿沟。长久阻隔于鸿沟两岸的夫妻，分手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解脱。就这样，他们各自奔往自我的前程了。
我请教张中行先生，他和杨沫的主要隔阂是什么？他说是信和疑的分歧。杨沫对轰轰烈烈的时代激流深信不疑，推波助澜，时不时还会热血沸腾，情难自禁。他则事必沉思，沉思得淡泊而又宁静。试想淡泊宁静和热血沸腾岂能水火相容？
谈到这里，张中行先生告诉我，他阅世加内省，认为婚姻可以分为四个等级：可意、可过、可忍、不可忍。可意是两个人志同道合，也就是常说的天赐良缘；可过，很显然退了一步，虽不是情投意合，但俩人尚可以相亲相爱，日子完全过得下去；这可忍又降了一个台阶，双方缺乏共同的识见，也没有什么亲情可谈，却可以忍受，修养高的还能忍出个相敬如宾的家庭局面；至于不可忍，那只好分道扬镳了。他和杨沫已水火不容，各奔东西也就不失为上策。
分手后，各自践行在自我的思维定式中。杨沫继续着激情，把自己的激情奉献给时代的激情，又用时代激情，澎湃出自我激情，因而高唱出了《青春之歌》。《青春之歌》再用自身的激情激昂出我们，以及和
我们这些学子一样轻浅者的激情，我们的民族就在激情中走向了一个世所罕见的时代，红色的浪潮似乎是要荡涤一切污泥浊水，却没想到摧折了千千万万个温馨庭院，人或为鱼鳖也伺空见惯了。放下时代的激流不说，杨沫还在小说中玩了一把，即把张中行玩成了余永泽，把白白净净变得“黑黑瘦瘦”，不大的眼睛明亮和聪慧了没多日，就变成“他原来是个并不漂亮也并不英俊的男子”，继而，由于发现了他灵魂深处的污点，分手也就是一种必然，而这种必然也就表明了林道静的高尚。当然，林道静的高尚也就是杨沫的高尚。杨沫生活在高尚的华灯中，光环里，成为多少热血青年，多少莘莘学子敬仰的作家呀！
这时候的张中行先生可就惨了，他不合时宜，不入主流，不追从时代潮流的金光大道，而独步蹊径，埋头致学，甚而喜行山野，潜思世理，这不就是反叛嘛！别人都在一展歌喉，争当时代弄潮儿，你不加入合唱也罢，岂容你还有不规之举，所以，受批判、挨斗争，也就在所难免。62岁那年，刚刚逃脱了干校劳作的苦役，又被送遣返自己的故乡，孤身一人，衣食寒暑，整整八载！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苦难中，他也没有放弃自己的学识，自己的思虑，又操笔涂鸦，重写在激情鬼火中不得已而焚烧了的书稿。先生这种境界实在让我辈难以理解，也就难以写照，好在他的《流年碎影》一书中有所忆记，不妨抄录一段：
想不到六七年之后，我由干校放还，夏秋之际到家乡去斗室面壁，却迎来过多的闲。
语云，闲情难忍，还要加上旧习难改，这旧习是眼前有书，手中有笔，单说手，就想写点什么。当然不是想发表，即写，就又是只能自怡悦，其后还会有藏之名山吧，于是大革命开始时灰飞烟灭的几篇谈人生的文稿真就死灰复燃。
艰苦的岁月，孤凄的清闲。一位花甲老人居然将艰难的日子大化为不可多得的自在，自在读书，自在走笔，自在怡悦。不为名，也不为利，只图个自我修身养性而已。就在这闲静的自在中，一部醒世之作问世了，这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顺生论》。《顺生论》用大白话蕴蓄了大世理，涉及到存在、生命、天道、命运、快乐，几乎把困扰人生的问题都剖析了个彻头彻尾，都阐述了个明明白白。展卷捧读，如醍醐灌顶，胸中困惑尽释，眼前尘色全消，将自己大化在自然中，将生命大化在社会中，和谐相处，生生不息，这是多么美好的境界。
当然，《顺生论》的面世不是从故乡油灯下拿回来就印行的，进入新时期他仍然费了一番心血，续写、修改，几易其稿，才成书卷。这会儿的文坛激荡着另一股潮流，西方的东西一涌而入，现代的，后现代的；结构的，解构的；魔幻的，黑色幽默的„„。洪涛一样冲击着我们的墨色，流行的不少文字很快改变了颜色，成为别国思维，别国语式主导的产物。请理解，我这样说绝不是要闭门锁国，排斥异域文化，而是希望我们能用外来文化充实自我，化为自我的文化素质，再用自我的语式表述出来，形成中西合璧的文化景观，决不能生硬的照搬，也不能比照人家的牙慧去克隆产品。这时候，再看《顺生论》，以及张中行先生的其他作品，仍然不入流，用先锋、现代眼光看，是完全的落后，落后的没有一点洋味，土得简直能掉出渣来！然而，我在品读先生的文章时，从中读到的不仅是孔孟，不仅是老庄，还有弗洛伊德、叔伯华和尼采，只不过那高鼻子蓝眼睛的思虑大化到中国的大白话当中了！张中行先生用他的中国白话包容了整个世界！站在他包容的世界中看先锋，先锋是克隆的先锋；看现代，现代是克隆的现代。克隆的文学竟然也成为潮流，也能激发一代人的热情，这真让人感到惊奇。惊奇的目光回望文学克隆的激流，如同看到那股政治狂热的激流一样，实在是难以恭维！
这便提醒我们注意，当激情奉迎时势的时候，很可能造就极权专制，祸害的不仅是广众，难免不祸及到激情者本人；当激情追逐时尚的时候，很可能造就变异，曲扭的不仅是广众，自然曲扭最大的是激情者本人。最为可悲的不是被祸及和曲扭，而是受了祸及和曲扭却不以为然，反以为快，甚而像阿Q一般要用手中的笔画一个自己认为最圆的圆圈，献给要抹自己脖子的刽子手。由此更可以见出，先生用他的淡泊而宁静保持了民族的清醒，他用笔下的作品，为世人，也为文学创作者树立了一支新的标杆。无论别人怎么认为，我则愿意用毕生精力去追求这标杆的高度。
返回来再看先生对《青春之歌》的态度，那也是一种淡泊而宁静的境界。他曾对我说，人们都认为余永泽是影射我，我妻子则认为是丑化我，更是气愤。我劝她，我不是什么有地位的人物，影射我没有意思，丑化我更没有意思。况且，这是写小说，可以编造大小情节，又不是入史部的著作，何必较那个真！听听，仅这寥寥数语，就把当今文坛可能闹腾的一场满城风雨的名誉侵权官司化解了！有谁知道，那么多年他生
活在余永泽的阴影里，落后、阴私、丑陋，笼罩着他的行迹，加大了坎坷，加深了沟坡，使他的人生更为艰难，更为曲折，然而，九死一生，挣脱磨难的他却淡然一笑，一笑了之，这是何等难得的宽怀！
如今，先生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大化到另一个天地去了。杨沫也早就先他而去，离开了尘世。一场笔墨恩怨已成为红尘往事，提起来也没有多少意思了。我所以重提旧事，是想起了这么一段话，记不清是哪位作家写给蒲松龄的，却在蒲公身上寄托了自己的见地：一个作家在世时，他的地位决定作品的地位；一个作家去世后，他的作品决定他的地位。我无意抵毁杨沫，却更敬重张中行先生，虽然他一生没有进入时局的激流，也没有进入文学的激流，但我认为，正由于如此，他才会获得永生。
我以此追念张中行先生。先生，走好！
“把栏杆拍遍”的梁衡
马治权
去年年末,我收到一套《梁衡文集》,在这之前,我已读了他不少的散文篇什,如《觅渡,觅渡,渡何处?》《大无大有周恩来》《红毛线,蓝毛线》《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特利尔的幽灵》《跨越百年的美丽》《最后一位戴罪的功臣》和《把栏杆拍遍》等.我和梁衡,不是患难之交,也非同学至友,我认识梁衡,正是缘于他是一位“精神上富有的人”。我第一次与他晤面,是在新闻出版署他的办公室,他那时已是副署长。我通过他大学同学的关系找到他,他很谦和地接待了我。大概谈话比较投机,我们有缘,他拿出一本他写的书——《新闻绿叶的脉络》,签上名给我。“这是一本讲新闻业务的书。”就在他签名的时候,我站起身来走过去,看到了他玻璃板下面压着的放大了的《张玄墓志》帖。《张玄墓志》是名帖,历来为书法家收藏家所重视。我说何绍基旅行两万余里,此帖一直伴随在身,无时不在欣赏。没想到梁衡从抽屉中拿出一个缩印本说：“我也是这样做的。“这个缩印本,剪贴得很精,只有64开大,可装在口袋里。初次晤面,《张玄墓志》缩小了我俩的距离。他惊奇我对《张玄墓志》的熟悉,我则钦敬他在从政之余不仅喜好文学,而且也如此喜欢书法。这正如他在《与朴老结缘钓鱼台》中所写的“在精神上富有的人,才有线相识于人,或被人相识。”
从那以后我们就在精神上相通了,他有稿件往来,我有信函回复。每看到他的新作,难免不为他的才华所冲动。于是就想,梁衡身兼重任,管理着全国上万家报刊杂志,他哪有时间写这样好的文章?一定牺牲了许多的节假日吧。所以又想,他做官不免有些可惜!假如他像许多专业作家,能静下心来专门写文章,那会有多少好文章问世啊!有了这样的想法,我就给梁衡写信,把我的想法如实写了出来,希望他能逐渐隐退到一个有更多时间搞创作的岗位上。梁衡接信后,一如以往,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他大概不想拂我的面子,或者说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太复杂。“人各有志,不可强勉。”我也知趣,以后便再也没有提类似的话题。
但我一次在杂志上看到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在清华演讲,同学们向他提问:“让你重新选择,会做什么?”他回答：“做官。”当然,他后面又有一些解释,说做官与讲政治的关系。我想我当时是有点自以为是了!我不仅不支持他做官,反而鼓励他隐退。其实他本不是纯粹意义上的文人,写文章只是他政治抱负的一种宣言。他十分喜欢写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政治人物。因此我想,梁衡之所以能写出这些文章,皆因为他在政治上与这些人物感同身受。假如他不是现在这种角色,而是一个纯粹的文人,那么无论如何也写不出这种感觉,写不出这样的深度和高度。就像瞿秋白、范仲庵、辛弃疾之所以不同于李煜、李清照、柳永等人一样。
梁衡还使我想起陈毅元帅来。郭沫若称赞陈毅“天南一柱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我以为梁衡也有如此特质。细读梁衡“人杰鬼雄”系列散文,便可看出他的政治情结。他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道：“秋白与鲁迅、茅盾、郑振铎这些现代文化史上的高峰,也是齐肩至顶的啊,他应该知道自己身躯内所含的文化价值,应该到书斋里去实现这个价值。但是他没有,他目睹人民沉浮于水火,目睹党濒于灭顶,他振臂一呼,跃向黑暗。只要能为社会的前进照亮一步之路,他就毅然举全身而自燃。“他在《红毛线,蓝毛线》中写道:“政治者,天下之大事,人心之向背也。向来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就是天下之争,人心之争。孙中山说:‘天下为公。’一个政治家总是以他为公的程度,以他对社会付出的多少,来换取人民的支持度,换取社会的承认度。”他在《一座小院和一条小路》中写道:“伟人落难和常人受困是不一样的。常人者急衣食之缺,号饥寒之苦;
而伟人却默穷兴衰之理,暗运回天之力。“他在《一个永恒的范仲庵》中写道:“范仲庵是一个诸葛亮、周恩来式的政治家,一生主要重实践,他按自己认定的处世治国之道, 鞠躬尽瘁地去做,将全部才华都没到处理具体政务军务中去,并不着意为文。不是没文采,是没有时间。”他在《读柳永》中写道:“柳永像封建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总是把从政作为人生的第一目标,其实这也是有一定的道理,人生一世谁不想让有限的生命发挥最大的光热?有职才能有权,才能施展抱负,改造世界,名垂后世。“他在《把栏杆拍遍》中写道:“他(辛弃疾)本来是以身许国,准备血洒大漠,马革裹尸的。但是在南渡后他被迫脱离战场,再无用武之地。像屈原那样仰问苍天,像共工那样怒撞不周山,他临江水,望长安,登危楼,拍栏杆,只能热泪横流。”
梁衡的文章,堪称“当代正气歌。,他在许多文章里都写出了他对“良知”、“廉洁”、“公正”、“坚韧”、“爱民”、“无私”、“勤政”、“忍辱负重”、“顾全大局”、“不以成败论英雄”及“品格胜于成就”等精神的崇敬。譬如在《大无大有周恩来》中他写道:“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在《觅渡,觅渡,渡何处?》中写道:“当年项羽兵败,虽前有渡船,却拒不渡河。项羽如果为刘邦所杀,或者他失败后再渡乌江,都不如临江自刎这样留给历史永远的回味。项羽面对生的希望却举起了一把自刎的剑,秋白在将要英名流芳时却举起了一把解剖刀,他们都把行将定格的生命的价值又推上了一层。哲人者,宁肯舍其事而成其心。”《觅渡》中还有一段:“当一个人从道理上明白了生死大义之后,他就获得了最大的坚强和最大的从容,这是靠肉体的耐力和感情的倾注所无法达到的,理性的力量就像轨道的延伸一样坚定。“在“觅渡自注1”中又写道:“史可法守杨州,明知不可守而守;谭嗣同变法事发而不逃,明知死而就死;抗日名将张自忠在阵地将失,身为主将完全可以安全撤离的情况下,甘愿留下来与将士一同殉国。”他在《一千七百年的沉思》中写道:“这说明诸葛亮在那场历史斗争中并不单纯地为克曹灭魏,他不过要实现自己的治国理想,是在实践自己的做人规范,他在试着把聪明才智发挥到极限,蜀、魏、吴之争不过是这三种试验的一个载体。“他在《读柳永》中写道:“人生在世,心地公正。人各有志,人各其才,无大无小,贵贱不分。只要其心不死,才得其用,就算名垂后世,就不算虚度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历史记住了秦皇汉武,也同样记住了柳永。” 梁衡在与历史人物一并感叹的时候,似乎对亦文亦武的人特别有共鸣。他在《觅渡》中写道:“你看岳飞的诗词写得多好,他是有文才的,但世人只记住了他的武功。辛弃疾是有武才的,他年轻时率一万义军反金投宋,但南宋政府不用他,他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后人也只知他的诗才。”
梁衡是有自己的政治志向的,当中国文坛一度出现“小女人散文”、“小男人散文”时,他大声疾呼文学要写政治,要写大事、大情、大理。这成了他的写作宣言,他痛拍栏杆,歌颂历代政治家,爱国者和文化名人,从而也自成一家,开创了现代政治散文。
钱钟书的幽默与刻薄
佚
名
清人张潮《幽梦影》说：“才兼乎趣始化。”假如要推举符合这层标准的中国知识分子，我觉得，钱钟书先生是最合适的代表了。不像许多饱读诗书的老夫子，他实在是个非常有趣、非常幽默、非常爱好“搞笑”的人。这一点，人们大都是从妙喻纷披的《围城》里了解到的。其实，即便是他那两部渊博浩瀚的扛鼎学术著作《管锥编》和《谈艺录》，也幽默不断，能让会心人时不时捧上一把腹。
钱钟书擅长在严肃不苟的学术论据列举中穿插一些笑话故事，放松你的大脑神经。在《管锥编》里，他引用过“孙悟空好色”的故事、“天上有厕”的故事、太监自夸贞洁和驼子自诩恭敬的故事、“杜甫通拉丁文”的故事、一对偷情者的野种出生后大骂“老物初未尝计及生我，渠只自求快意”的故事、庄子鼓盆竟是因为“一生旷达，被老婆逼不过，方得脱然，不觉手舞足蹈”亦即终于从妻管严中获得解放的故事、一故事主角甘愿化身为心上人所坐之马桶的惊人语、“食之和体，气不下溜”的妙语、老妪解小便于大海且自语“不无小补”的笑话、以及菜园一头毛驴观赏己粪所培植之白菜，闻树上莺啼而责怪“你好无聊！瞧我流于高谈阔论吗？我在沉思啊”的令人喷饭的故事„„这些小幽默，俯拾皆是，可见钱钟书的学问人生一点也不沉闷。
钱钟书善于笑嘻嘻拆解一般人司空见惯的现象，要么问个为什么，要么一本正经地给出番逗人发噱的
理由。据说，有位丑女子“独宿憎夜，嫫母畏昼”，他反问：人怎能既怕白天又怕黑夜呢？难道宇宙间还有非昼非夜的时段吗？魏文帝不爱吃后来馋煞杨贵妃的荔枝，钱钟书猜测说，那是因为“无红尘一骑之飞递，所啖者早已一日变香二日变色三日变味”。尤妙者，他还指出曹植七步成诗其实是不幸中之大幸，幸在未被限定句数，所以做六句交卷没事，倘若规定七步之内非做上十六句不可，十个曹植也不够脑袋砍了。有趣归有趣，细想想，倒还真是这么个理儿。
许多时候钱钟书热衷于打趣古人。在他眼里，他们根本不是高高在上的圣贤，而就像大冬天坐在自家热炕头上聊家常的老兄老弟。他说唐朝某作家写碑文喜好长篇大论，有贪图稿费之嫌；又说易卜生某剧本中某句台词可资谈艺，乃“冬瓜印子虾蟆禅”；还揶揄《儒林外史》写“勾魂”就像“请客送知单”；他认定王充的无神论实质上可谓“有妖精论”；又发现汉字里好多贬义字都带女旁，“如周姥制礼，当不若是矣”；他认定屈原《天问》之问并不期待确凿答案，柳宗元却作《天对》强以对，强加给前者“谲讽”之名，好比爷爷托孙子福共同领赏；又笑称黄庭坚将丧事人家之狗误解成无家之狗；他战战兢兢于蚊子叮咬之厉害，不过又坚信换了苏轼这样善睡的人，“则飞蚊扰鬓，仍能腹摇鼻息也”；还涮了一把王安石，说王写起文章来也大有变法之气，挪移前人妙句，以致生出“代为保管，久假不归之下策”；他嘲笑口出“北人不拾江西唾”豪言的元好问自己私下偷偷师法江西派，正好被此人另一句豪语“大是渠侬被眼谩”所无情回敬；又把笔底宽容既赞名流也夸新人的袁枚唤作“及时雨宋江”。真是极尽思维之灵动活泼啊。
他有些幽默段子简直是神来之笔，纯属小孩子顽皮。比如在引述了田单火牛阵把火点在牛尾上的典故后，紧接着又引述了《汉尼拔》中把火点在牛角上冲出罗马军包围的故事，然后正襟危坐，喃喃自语道：“额火与尻火孰优，必有能言之者。”直看得我噗嗤一声忍俊不禁。
自然，幽默是聪明的流露。恰到好处幽上一默，既见讽谕世相之辛辣，又为平淡人生注入了一针清新剂，益人心智，沁人心脾。不过，聪明与刻薄很多时候也只有一步之隔。人一聪明，嘴里出来的幽默便也容易流为刻薄，或说白了损人。恰像苏州姑娘林黛玉调侃刘姥姥为“母蝗虫”一样，无锡才子钱钟书也爱给人取绰号，甚至不惜打上几个无不恶毒的比方呢。
他挖苦说，清代诗人钱载的诗虽然阳刚，却无硬骨，如同“肥老妪慢肤多摺”，这位钱氏本家假使活过来听到这话，不气得吐血才怪呢。他嫌唐朝和尚拾得论禅不精练，犹如“老婆舌”，也真够呛人的了。韩愈总算是一代文宗了吧？钱钟书偏不买帐，谓其老是话刚出口边反悔，“匹似转磨之驴”。梅尧辰总算是北宋大家了吧？钱钟书也不去讨他的好，说他的以文为诗“尚不足方米煮成粥，只是汤泡干饭”。还干脆把汉赋的“板重”一举形容为“以发酵面粉作实心馒首”。他嘲戏一个学李白学得十分拙劣的人不过是“食瘴死牛肉”而已，又评价那些企图通过《论语》来读通《诗经》的学者宛似“梁上君子之一跃而下”。他讽刺研究玉环入宫时是否处女之类治学法，说那种文献考证和“帏幕阴私之话短长”没啥区别，又笑那种以为不是作者便无权品评作品的天真想法无异于说“身非马牛犬豸则不能为兽医”，他还尖刻地编排道，一些佛教徒和道教徒不约而同地追求大乖佛道本旨的长生不老之道，简直就像“同浴者不得相讥裸裎”。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我们会感觉到，此类幽默不同于前面所说的幽默，平心而论它们毕竟显得有点儿刻薄了，某种程度上同《围城》的风格倒称得上一脉相承。
我们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一些东西，成败利钝，需要很好地来总结总结。我始终认为，站在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一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作派，是一个非常有兴味和意义的课题。应该有人来从事这个抉心的课题，积极的和消极的，明朗的和骄矜的，有益的和无益的，都不妨得到心平气和的考量。对于钱钟书这位影响深远的大学者，大作家，也应如此。我在这里只举出他幽默的一面和刻薄的一面，而把评判权留给大家，这样做完全是符合钱钟书的主张的：“我们首先得承认这个事实，然后寻找解释、鞭辟入里的解释，而不是举行授与空洞头衔的仪式。”
“拗相公”的后裔——王开林印象
李元洛
清诗人鄂西林曾说：“行年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其意是一个人到了四十岁仍然碌碌无为，即使活上一百岁也可对之未卜先知了。世人有所谓“大器晚成”之语，但晚成的大器恐怕也历经早年的积累和融铸，并非半生如同一根潮湿的引线，到了向晚之年可以突然引爆。开林正年届不惑，从就读北大的
试笔之初到今日驰骋文坛二十余年中，他已出版了十多本散文和随笔专集，将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许多重要奖项一一收入囊中，占领了百余种散文选本的有关篇幅，并且将自己的名字写进了诸如《中华文学通史》、《中国当代散文史》等皇皇大著。开林虽是一介书生却爱好体育，身心两健而百岁可期，四十岁即已如俗语所云之“功成名就”，他日还真不知会有何等建树？可惜我年长他近三十岁，早已日过中天，无法久候而欣然观赏他那定当绚丽的晚霞。
一九八二年，青青子衿的开林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春风得意马蹄疾。我对北京大学心怀敬慕，当年我毕业于中等师范，千载难逢地准予报考大学，但限于本省、华中地区和北京的高等师范院校，三个志愿我绝不它顾地均填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虽蒙录取，却总以未能忝列北大的门墙为憾。开林后来告诉我，他儿时即随下放的父母从长沙远去湖北的华容农村，饱尝世态炎凉，历经人间忧患，慈母的仙逝使他早早失去几乎是惟一的遮风挡雨的保护伞，小小少年即独自咀嚼人生的孤独与寒凉，而几条野狗咬得他遍体鳞伤，昏迷数日，令他至今仍心有余悸。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亚圣孟子的教言箴语有了现代的远程效应，少年早识愁滋味的开林寒窗苦读，以长沙市高考文科状元的优异成绩，让一个并非名牌的中学爆冷，将自己的名字大书在全国第一流名牌大学的花名册之上。这个小小的传奇，让忘年之交的我听来一半是骄傲；让望洋兴叹的我听来呢，则一半是羡慕了。
在当今的俗世与文坛，开林是一位不可多得的正人，可与肝胆相照的君子，他有一股傲气，然而其傲在骨。有些文人标榜高尚，但在权势面前常常免不了奴颜与媚骨，为了蝇头小利蜗角虚名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但开林却正道直行，颇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太白遗风。有一个“上司”多次表示要他的著作，他却道不同不相与书，当面拒绝，绝不像一般人那样心非口是而虚与委蛇；文坛是名利场也是半官场，有一个作家身不满五尺而雄心万丈，跑上蹿下，官瘾极大，以为某某位置非他莫属，但其为人却有如梁山上的白衣秀士王伦，开林从不计自己的利害得失，视同陌路，且为文直斥其非；有一位朋友遭到小人的恶意攻击和人身威胁，有的人表示“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开林却大义凛然，挺身而出，颇有古侠士之风，令他的朋友感念无已。知其人而想见其书，从开林的文章和著作中，读者即使和他无一面之识，也可以领略他腹笥的深厚、视野的开阔、文学的华采。更可以感受到他未冷的热血，未老的锐气，未被世俗与俗世所消磨的正义感与担待感。许多人言行不一，文不如其人，人与文二元分裂，但开林奉行的却是文格与人格的统一。我有幸近距离读其文，而且有幸差不多是零距离读其人。我之所以在“零距离”之前冠以“差不多”的修辞语，因为即使相濡以沫而肺腑皆冰雪，也该尊重彼此的若干隐私吧？
开林来仁人志士的高风懿范和优秀传统文化薰陶的结果，同时也是他进不能兼济天下退则要独善其身的信念使然，如此的人品与文品，在当今日益商业化世俗化的文坛，在普遍疏离传统美德而日趋新潮实用的年轻一代中，虽不至于说凤毛麟角，但也确实堪称难能可贵。
我自命是李白的后代，因为我不仅和他同姓，而且热爱他豪放不羁的性格和豪气干云的诗歌。以前曾入蜀去彰明县他的故里朝拜，前不久又赴皖去当涂县他的墓地祭奠，有谁能否认我们不是同出一源？开林的大姓是名列百家姓前茅的“王”，我认定他是王安石的后裔。开林的性格与行事堂堂正正，极有个性与主见，遥承了北宋那位“拗相公”的余绪流风；开林先习诗然后专注于散文，诗作不俗，散文蔚然成家，颇具特色的长篇小说也行将竣工，王安石诗文双绝，他当然要将他盖世的才华作隔代的遗传；王安石当年所推行的改革，表现了他治国的雄才与经济的大略，开林无缘治国，却有权理家。内子曾作文讥嘲我，说我写作所得的稿费还当不得孔乙己的几碟“茴香豆”，开林下笔万言，倚马可待，年方不惑，著作已将等身，他当然不像我这样寒酸。然而，除了精神世界之外他也称不上富有，更无肥马的夜草不义的横财，可是他却毅然购置了价格不菲的安乐之居，作了高档且高雅的装修，每天文学于其中，和贤妻娇女天伦之乐于其中，并且砚田力耕以偿每月的高额房贷于其中。有人说从购房就可以看出开林的气魄和才干，却不知他正是得到了王安石遗传的基因。前不久，我从四川巴蜀书社邮购了一部重量级的《王荆公诗注补笺》，我对开林戏言说，爱屋及乌，我买了你祖先的书啊？开林笑而不答,不知是否认还是默认？
在滚滚红尘里，在营营俗世中，在茫茫人海间，和开林相遇是偶然，和开林相知是良缘。我庆幸我有这样一位能推心置腹的忘年的友人。
寂寞分水塘
叶文玲
山水胜迹，是永远葱绿心田的诗行。
这些葱绿心田的诗行，往往不仅擅形胜之美，更因有人文内涵。因此，省政协文史委考察中对几个名人故居的探访，便使我有挥之不去的印象。
除了以前所描述过的艾青故居，还先后看过了吴晗、马寅初故居，新近，又单独观瞻了陈望道和冯雪峰故居，先辈们的千秋英业万载文光，就像难忘的电影镜头不时在心头闪回。
最早敬识马克思主义最早的传播者陈望道先生这一名字，并非得见于他最早以中文翻译的《共产竞宣言》，却是因为我的先生和兄长都是五十年代的复旦学子，当先生和兄长屡屡以极恭敬的口气说起这位解放后第一任老校长时，紧随的话题便是校长先生的大作《修辞学发凡》是中文系、新闻系的必读书目；而让他们倍感荣耀的则是：在弥足珍贵的毕业证书上，在校长一栏签署大名的，就是陈望道。
陈望道的故乡在义乌夏演分水塘。去访适逢暮春时节，连日阴湿雨重，越近村落，道路越见泥泞。这一切情景真呈颇具象征性：就像真理的发现和传播总要大费周折一样，寻路“望道”总是曲折的。试想想，如果不是陈望道的熠增大名，如果不是这本薪火般的《宣言》，在地图中连“句点”般的标志都难有的小小山村分水塘，怎会赫赫有名呢？
细雨蒙蒙中来到分水塘，更体验了如今遍地都见的乡村寂寥。刚嘲过午，除了偶尔隐现于田塍中的老汉身影，远近村于真像睡去了一般寂静。真难相信这里就在义乌近郊，与那个昼夜商歌不息的国际商贸城，只有咫尺之遥。
使我惊讶的还有：相对赫然成为热闹旅游点的绍兴鲁迅故居、乌镇茅盾故居，这位学界泰斗故居，前门后道都十分逼仄，紧窄得几乎淹没在左邻右舍的农家宅院中。
说其仄小，可能也不尽然——尽管院落不大，但在上个世纪的浙中地区，陈家算得是耕读承传的富裕农家，不然的话，望道先生也不可能少年读书、青年远渡重洋去日本留学而后成为浙江“一师”的“四大金刚”的。而今，除了“还原”的宅院，在门墙一侧，有保留至今的柴房和天井小院；墙院门高楣重，门楣上尚有题诗的墙画，架筑在旧墙垣上是结结实实的乌木栋梁。在时下热衷收集民居装饰的人眼里，那些雕刻精致的“牛腿”和花窗，绝对还是价钱不菲的古建筑呢！之所以如此说，是听说望道先生身后萧条，这所老宅早在解放初就曾易主。宅院的后来拥有者确曾有过将这故居旧房“拆了零碎卖也能得点钱”的主意呢。谢天谢地，多亏当地几位文化界人士有心而想方设法力保了原迹，不然，这所故居也将不“故”，和各地许多黯然消失的文物一样，难逃一劫的。
进宅前，引领的文友特意让我七拐八弯从后门拐进，为的是让我先去看看那所柴房。原来，这柴房于故居，笃笃有着经典意义上的巧合：1891年寒风料峭的元月，望道先生在这柴房中落生，20年后翻译《共产党宣言》，也并非在正宅书斋而偏偏藏身这座零落不堪的柴房，解其岑寂并支持他成就这一功业的，就是生育了他而又悄悄为他送饭的高堂慈母。
而今，柴房的土墙、木梯俱已东倒西歪，那峰然出挑的根根檩条，却依然犹似浙中汉子的肩膀臂膊，硬硬地撑持着这座越过百年的风雨柴房，无言回应后人的深层敬识，殷殷期待着修缮时刻的到采。
暮春的雨，一丝丝，一丝丝，悄然顺着起了苍苔的檐头飘落，一丝丝，一丝丝，无声涸湿着砖石坑凹的天井。走进这座静得能听得见自己呼吸的宅院，走进这一间间泥地斑剥苍苔阴湿的厢房，小小山庄的无边寂静在沉沉墨色中慷然笼罩，周遭的一切似都在这春暮黄昏的小小山庄归于化境。抬头凝望间，惟有先生敦厚的面容，在一帧帧标识着时代印记的黑白照片中别出一格，那双沉思的眼睛尤见持重沉稳。
以点薪传火的先驱形象入世，以传道解惑的贤师生涯终生，这便是世人眼中沉稳如岳的学界泰斗陈望道。先生一生特别晚年之所以不同于许多早期的革命者命运坎坷，也许正如其大名，虽毕生“望道”然品性持重沉稳。尽管是最早吹响革命号角者，即便当年面对围剿左翼文艺者也一直是勇敢的斗士，但在革命成功后，连毛主席也尊为师者推崇十分的陈望道，一直“低调”为人，终生勤勉教事。所以，先生磊落心胸坚守其节又不争风头，故能在风云激荡的大变数中坚贞操守，沉稳如常地从事语言文学研究，这一切，都说明这位传道解惑者，骨子里仍是文人，是一位最重道德文章的大学者。
“性格即命运”。感慨万端中，不由得又想起这句老话。
感怪万端中出了院门，回头一看，蓦然发现院角小小天井中，竟有一棵郁郁的枇杷和一棵同样枝繁叶茂的石榴，枇钯已经青果累累，石榴更在这寂寥的暮色中红似一团燃着的火。缠缠绵绵的细雨，云一般烟一般地缠着这两棵情侣般地相依的果树飘散，只见青的更青红的更红，惟有原本晶亮亮滴落的水珠，却烟一般云一般在枝干树梢中悄然遁迹。
出了宅院，再次来到村头，只见一操被劈得只剩两株枝桠的百年老樟，依然横势的虬枝青翠欲滴，樟树毕竟是樟树。亭亭伞盖下，从它身下伸出的一条窄窄田埂，将一池清汪汪的塘水分成了两半，村庄为何得名分水塘，一目了然。
为我们引路的一位村人老汉再三地说，这塘水虽小，但一股通向浦江，一股通向义乌，却是多少年多少代都不曾变过的。
是不会变。小小分水塘因为一塘分水而名；小小分水塘因为有了播火传薪的望道先生而名。这一切，是历史更是人文铸定的天经地义，永远不会改变。
那片绿绿的爬山虎 ——怀念叶圣陶先生
肖复兴
一次偶然的机遇，能够改变一个人终生的命运。
小时候，捏着可怜巴巴的一角七分钱，踮着脚尖从家门口对面的邮局里买来一本《少年文艺》时，我开始迷上文学。我渐渐沉浸在我国现代文学之中。鲁迅、冰心、叶圣陶、许地山„„一位位相继闯入我的心中。他们的作品令我爱不释手。冥冥幻想里，我像今天青少年朋友一样，想入非非地想像着他们的模样、为人及性格。但是，我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结识他们当中的一位，并且能够聆听他的教诲。二十余年弹指飞去，当他白发如银时，我竟如他一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在我的人生旅途中，他起的作用举足轻重。
他就是叶圣陶先生。
1963年，我正上初三，写了一篇作文《一张画像》，是写教我平面几何的一位老师。他教课很有趣，为人也很有趣，致使这篇作文写得也自以为很有趣。经我的语文老师推荐，这篇作文竟在北京市少年儿童征文比赛中获奖。自然，我挺高兴。一天，语文老师拿来厚厚一个大本子对我说：“你的作文要印成书了，你知道是谁替你修改作文的吗?”我睁大眼睛，有些莫名其妙。“是叶圣陶先生!”老师将那大本子交给我又说：“你看看，叶老先生修改得相当仔细，你可以从中学到不少东西!”
我打开本子一看，里面有这次征文比赛获奖的二十篇作文。我翻到我的那篇作文一下子愣住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红色的修改符号和改动后增添的小字，密密麻麻，几页纸上到处是红色的圈、勾或直线、曲线。那篇作文简直像是动过大手术鲜血淋漓继而又绑上错综复杂的绷带一样。
回到家，我仔细看了几遍叶老对我作文的修改。题目《一张画像》改成《一幅画像》，让我立即感到用字的准确性。类似这样的地方修改得很多，倒装句改得很多，长句子断成短句的地方也不少。有一处，我记得十分清楚：“怎么你把包几何课本的书皮去掉了呢?”叶老改成：“怎么你把几何课本的包书纸去掉了呢?”删掉原句中“包”这个动词，使得句子干净也规范多了。而“书皮”改成“包书纸”更确切，因为书皮可以认为是书的封面。我真的从中受益匪浅，隔岸观火和身临其境毕竟不一样。这不仅使我看到自己作文的种种毛病，也使我认识到文学创作的艰巨。不下大力气，不一丝不苟，是难成大气候的。虽未见叶老的面，却从他的批改中感受到他的认真、平和以及温暖，如春风拂面。
叶老在我的作文后面写了一则简短的评语：“这篇作文写的全是具体事实，从具体事实中透露出对王老师的敬爱。肖复兴同学如果没有在这几件有关画画的事儿上深受感动，就不能写得这样亲切自然。”这则短短的评语，树立起我写作的信心。那时，我才十五岁，一个毛头小孩，居然能得到一位蜚声国内外文坛的大文学家的指点和鼓励，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涨涌起的信心和幻想，像飞出的一只只鸟儿纷纷抖着翅膀。那是只有那种年龄的孩子才会拥有的心思。
这一年暑假，语文教师找到我说：“叶圣陶先生要请你到他家做客。”
我很感到意外。因为我一直觉得像他那样的大作家一定是深居简出，凡人不见的。见这样的作家如同见国家元首一样难哩。现在叶圣陶先生居然要见见我这样一个初中学生，这自然成了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
那天，天气很好。下午，我来到东四一条并不宽敞却安静的胡同。门面不大，叶老的孙女叶小沫先在门口迎接了我。院子是典型的四合院，小巧而典雅。刚进里院，一墙绿葱葱的爬山虎扑入眼帘，使得夏日的燥热一下安静许多，阳光都变成绿色的，在上面跳跃着，闪烁着迷离的光点。
叶小沫引我到客厅，叶老已在门口等候了。见到我，他像同大人一样同我握了握手，一下子让我觉得距离缩短不少。落座之后，他用浓重的苏州口音问了问我的年龄，笑着讲了句：“你和小沫同龄呀!”那样随便、和蔼，拘束感消失了，作家顶上神秘的光环也消失了。越是大作家越平易近人，原来他就如一位平常的老爷爷一样让人感到亲切。
想来有趣，那一下午，叶老没谈我那篇获奖的作文，也没谈写作。叶老没有向我传授什么文学创作的秘诀、要素或指南之类。相反，他几次问我各科学习成绩怎么样。我说我连续几年获得优良奖章，文科理科学习成绩都还不错。他说道：“这样好!爱好文学的人不要只读文科的书，一定要多读各科的书。”他又让我背背中国历史朝代，我没有背全，有的朝代顺序还背颠倒了。他又说道：“我们中国人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历史，搞文学的人不搞清我们的历史更不行。”我知道这是对我的批评，也是对我的期望。
我看钱理群 孔庆东
现在就要企图全面地臧否一下钱理群，似乎为时过早。因为他不是那种从南坡爬上山顶就从北坡坐缆车下去的人，他是上了山顶就不打算下去，要在山顶搭台唱戏的人。尽管也不排除这种可能，即他最好的戏已经在登顶的过程中唱过了，但在山顶上将要演出的戏绝对不会令人失望，则是基本没人怀疑的。
钱理群是一个具体的人，但又具体得很“抽象”。“钱理群”三个字对于认识他的人来说，已经成为精神内涵比较丰富的某种意象。我读过的评论钱理群的文章如王得后、汪晖、陈思和、薛毅等人之作，普遍对那种意象有所触及。我自己写的关于钱理群的文章，也试图把握那个意象，但却总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的感觉。看来意象是不好强行把握的，还是循规蹈矩地有啥说啥为好。
对于我们这一代成长于80年代的青年学生来说，钱理群首先是一个青年导师。陈平原老师曾戏言钱理群是“好为人师”，我觉得这不但抓住了钱理群的最大特点，而且说到了钱理群最根本的生存意义上。钱理群可以不当学者、不当教授，但绝不能不当老师。不当老师的钱理群不是钱理群。我认为毛泽东骨子里也是“好为人师”，他也是什么都可以不当，但一定要当老师。毛泽东说过“四个伟大”的赞颂里他只同意“伟大的导师”一条。钱理群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批判研究迟迟难以展开，我觉得有一个内在原因：钱理群和毛泽东的性情是有很多相通的，他们都是启蒙家。就对于启蒙的热情来讲，恐怕鲁迅也要逊于毛泽东。只是毛泽东的启蒙越到后来，越借助了思想之外的力量——进而直接将启蒙变成了“改造”。而鲁迅和钱理群这一类人，由于基本没有思想之外的力量可以借助，所以一方面保持了启蒙的纯洁，另一方面则使本人乃至包括启蒙本身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不过即便如此，学生们也反对让钱理群去当官，他们喜欢只有思想的钱理群。学生们宁可自己去当官去赚钱，也要保护钱理群这个纯粹的“人师”形象。
我第一次见到钱理群，他40岁出头，貌似一个年富力强的恶僧，风风火火地走来走去。我以为这是一位很勤勉的进修教师——若干年后，我也曾被误认作进修教师，然而是不勤勉的。及至慕名去听钱理群的课，发现原来就是那个恶僧，不禁心中一动。他一张口，我就被吸引住了——我欣赏的老师甚多，但能这样吸引我，使我在课堂上基本不做其它事情的老师，仅此一位。他汹涌的激情，在挤满了几百人的大教室里奔突着，回荡着。他深刻的见解，时而引起一阵急雨般的掌声，时而把学生牢牢钉在座位上，全场鸦雀无声。即使在冬天，他也满头大汗，黑板擦就在眼前，他却东找西抓寻不见，经常用手在黑板上乱涂着他那奔突又奔突不开，卷曲又卷曲不顺的字体。听他的课，我不坐第一排，即便坐第一排，也坐在边上。这样才能抵御他思想的巨大裹胁力。保持一份自我的思索和对他的静观。我发现自己越是上喜欢的老师的课，越爱给老师起外号或者挑语病，大概就是出于这种潜意识。
钱理群的思想，通过北大和其它学校的课堂，辐射出去，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中国青年界。他的专着出版很晚，但他的鲁迅观，他的周作人观，他的中国知识分子观，他的现代文学史观，早已成为一代学子共同的精神财富。如果将来有人以钱理群为研究课题的话，我先提醒一句，他的书是第二位的，他的课
才是第一位的。“课堂”研究有朝一日应该成为我们的学术话题。无论从投入的热情与精力，内容的精彩与饱满，得到的反响和愉悦，钱理群的课都比他的书更重要。听过他课的人再拿到他的书，不是有一种急于打开的冲动，而是有一种再三推迟打开的眷恋。中国80年代不乏比钱理群声望更高的思想家和启蒙者，但他们留给青年的只是一些概念和判断，而钱理群给予青年的是一团熊熊燃烧的活的启蒙精神。他的启蒙不是“最高指示”，也不是大鸣大放大批判，而是用自己的生命去体会和言说他所敢于直面的世界。所以他思想的感人程度是既深且远的。
钱理群的思想方式一是深刻的怀疑精神，这很明显是来自鲁迅。鲁迅的怀疑精神被埋藏了许多年，钱理群把它从尘封中掘出，高高地扬起，为之再三咏叹。于是，学生们都习惯了怀疑，不但怀疑“历史”、“学问”、“道德”，而且一直怀疑到鲁迅，怀疑到钱理群本人。当钱理群学生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不听他的话，反驳他的话和说他的坏话。
其次，钱理群的思想方式有一种“大”的力量。他视野开阔，善于捕捉重大的话题，善于从大处着眼，善于小中见大，化微为着。钱理群十分注意一个具体学术问题的“时空坐标”。他笔下经常出现“20世纪”、“中国”、“中西”、“大”等词汇，这些词汇今天已经成了青年学者文章中的常用词。这种大思维方式既是得益于马列主义的基本素养，更是决定于对自身生存境况的强烈关注。钱理群经常号称自己善于从别人那里“偷”各种理论和方法，他的论着中也的确什么顺手用什么，从精神分析、原型批评、神话理论到接受美学乃至女权主义，但是他用来“偷”这些和驾驭这些的最基本的功夫还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思辨哲学，包括从人的基本生存境况出发去研究人的精神产品，从上层建筑各部分的互动关联中去考察文学等。所以他的思想始终具有一种高屋建瓴的“大”的气势。
钱理群思想方式的第三个特点是善于抓取“意象”。即研究客体中反复出现的那些最能表现“本质”的典型语汇。这种思想方式是理性与感性的结合，需要有极强的“悟性”。而这所谓“悟性”不是神秘兮兮自欺欺人的，它实际就来自对自己生活的切肤体验并把这种体验投射到研究中去。如钱理群在鲁迅身上抓取了“绝望”、“抗争”，在周作人身上抓取了“苦住”、“兴趣”，在话剧问题上抓取了“大舞台”和“小舞台”，在40年代文学中抓取了“流亡”和“荒野”，在1948年文学中抓取了“生存”和“挣扎”，„„这些意象的选取事实上都是一种主客观的契合。当不能找到合适的意象时，钱理群的研究就不能深入进行下去。一旦找到了合适的意象，则如同杠杆找到了支点，“成吨的钢铁，它轻轻地一抓就起来”。这种研究方法是钱理群在学术实践中自己摸索形成的，但还没有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得到系统的总结和推广。我在一篇文章中谈到，这种方法具有将“现象学”和“历史主义”结合起来的特点。但它同时又带有经典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某种气息。或许不必急着去总结它，让它在流动中发展下去更好。总结常常意味着凝固。
除了是一位优秀的学术研究者之外，钱理群还是一位卓越的学术研究组织者，或者说是学术战略家。钱理群经常宣布他的研究计划，经常为别人和整个学科策划研究步骤。他对自己的专业有着良好的把握，不但熟悉各个具体研究对象，而且熟悉研究队伍，他心中装着一幅详细的学术导游图。他对别人的生活也许不大懂，但他知道谁研究什么最合适。他对专业研究的进展保持着比较宏伟的构想，比如他认为目前应当进行出版研究、校园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文学与政治研究等等，他已经把这些研究课题布置或建议给其它的研究者。在他周围，出现了一种“规模研究”的集团优势。这对于今后的现当代文学研究，具有相当重要的启示意义。
钱理群目前无论在专业领域，还是在整个知识文化界，都已经获得了比较高的声誉。声誉高了，自然也会使不同角度的人觉得他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在我看来，钱理群的研究似乎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一是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平衡问题。在80年代就有人对我说：“你干吗跟钱理群学呀？钱理群不是搞文学的。”这话显然是把“文学”看得太窄了，但它曲折地表达出了一种感觉。钱理群的历史唯物主义有时不能与他的意象法结合得天衣无缝，的确有现实关怀的激情不是从文本分析中得出来的时候。如果从针对这一问题的角度出发，我是赞同把“学理”与“关怀”适当分别处理的。
第二个问题是启蒙的姿态。钱理群的姿态是崇尚独立思考，一切从自我出发，真诚，不受羁勒。但是，纯粹的“独立思考”是不存在的。我们日常所强调的“独立思考”是指不受权威引导，不随波逐流，而不
是绝对的空无依傍。钱理群有时天真地以为自己是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忘了任何人都是不自觉地代表一定的社会利益群体的。他以为自己代表的是大多数和历史的正义，但有时情况很复杂，会变化。钱理群强调既不做权势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金钱的帮忙与帮闲，也不做大众的帮忙与帮闲，但你毕竟“非忙即闲”地生活着，你的发言客观上一定是对某些人有利、对某些人不利。不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一味“真诚”和“自由”着，就有可能引起错误的掌声，甚至发生亲痛仇快的事情。
不过我想，钱理群是具有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精神的，这些问题，他也许正在思考。钱理群的思想还远没有完全定型，今天对他的这些臧否，只能算是边走边唱的眉批和回评，离整本连篇的总评还远着呢。
君子学者王兆胜
韩小蕙
我这人从小有两个毛病，一是只愿跟比自己年龄大的孩子玩，二是只愿跟比自己强的人交往。后来许多年过去了，年龄长了，渐悟世事，两个毛病改掉了一个，另一个却怎么也不肯离去,这就是我仍固执地只愿跟比我强的人做朋友。
王兆胜比我年轻得多，可是从第一面起，我就从心里将他引为朋友了。
第一次见面，是数年前在北戴河举行的一个散文研讨会上。由于我俩都有晚上散步的习惯，吃饭后，就伴沿着黑黢黢的海堤走了一个多小时。惬意的海风中，兆胜跟我谈起了他的家庭、亲人、求学经历以及人生追求等等，话语间满是做人处世的诚恳。随着谈话的渐渐深入，这个戴着眼镜，说话温和的青年学者，慢慢幻化成一个质朴的农家子弟，从山东蓬莱的红高粱地里冉冉升起。
“我上大学三年级，才第一次穿上毛裤，是我中学同学的母亲给我织的。后来，她成了我的岳母。” 兆胜的这句话，至今还在我耳边温馨地响着。他也真是齐鲁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一个奇迹，父亲是地地道道摆弄土坷垃的农民，母亲是地地道道养猪喂羊的农妇，哥哥，姐姐，弟弟，兄弟姐妹五人，全是莳禾稼穑的老实巴交的农民，可是从这个清贫的农民家庭里，就偏偏走出了这么一位学士——硕士——博士——现在又已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知名的青年学者。踏破老王家门槛取经的乡亲不知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同是吃着地瓜大葱长大的王家四小子，咋就一步登到了天上? 我也把这个问题“直率”地提了出来。当时在黑暗的海风中，我看见兆胜的眼镜片闪了一会儿，然后听到他沉静的声音：“我也不知道。其实在我们农村，有好多特别聪明的人呢。”
多年以后的逐步交往，使我逐渐了解了兆胜当时答话的含义。他屡次带着赞赏的口气，说起村里的一位乡亲，多年来坚持文学写作，用很粗糙的庄稼人才买得起的纸，写了一厚摞一厚摞的小说；又说起村里的另一位乡邻，曾认真地问他“文学究竟有什么意义？”兆胜也说起他的父亲母亲，从小就教育他要诚实肯干，厚德待人；哥哥姐姐虽然都仁爱于他，却在他犯了错误时毫不留情，逼着他向人家承认错误。兆胜是真心地热爱、敬佩自己的家人和乡亲，我从他的讲述中，听到了和作家们笔下那些自私、落后、狭隘、卑琐、劣根的中国农民们，完全不同的优秀的信息。
正是因为从小吃苦耐劳，养成了兆胜极为刻苦、勤奋、孜孜不倦读书做学问的学风。他不是属于郭沫若那种大聪明才子的类型，而是沿着山东前辈大师季羡林先生的路子，筚路蓝缕，一步一滴血汗地走过来的。今天他才四十三岁，其学术成就却已如一大片熟透的红高粱，精精神神地向着苍天，“哗啦啦”微笑着——他已经出版了《林语堂的文化情怀》、《闲话林语堂》、《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逍遥的境界》、《二十世纪中国散文精神》、《文学的命脉》等十一部学术著作，编辑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化论争》、《外国散文三百篇》、《百年中国性灵散文》和《享受健康》等书。曾获得首届冰心散文理论奖等大奖。
然而让我说，这些都还不是兆胜的最光彩之处。类似有这些煌煌等身著作的，在京城乃至全国学界里，真的大有人在——中国人多，中国的聪明人、能干人、卓越人、天才人、超人„„亦多多，我们身边从来就不缺少才俊之士。可是在这些优秀人才长阵里，为何王兆胜是那么不显山、不露水，而又是那么玉树临风呢？
我每每思之，最后终于发现，其实只用一个词，就可以把兆胜迥异于他人的特点概括出来，这就是前面屡次提到的“诚恳”二字。
诚恳是一种境界，全心全意的诚恳是一种大境界。王兆胜不是那种把“诚恳”时时顶在脑门上的人，然而当他瞧着你的眼睛，跟你说话时，他眼睛里闪烁出来的光芒，就叫“诚恳”。诚恳的基础是大善，大德，大美，在这个世界上，兆胜对谁都是这副暖暖的目光，即使是有大缺点的人、做了大坏事的人、触犯了众怒的人，大家众口一致地加以声讨，兆胜也往往不吭声；至于那些闲言碎语、飞短流长、嫉妒诽谤、官场争锋、男女情事等一类无聊话题，他更是避而远之，就像他对名利场、对混官场、对有价值的生命之外那些乱七八糟的肿瘤毒素，从来都避而远之一样。
以至于我有一次忍不住问他：“在你眼里，没有坏人吧？” 他思索了一小会儿，很认真地回答说：“也不是。可是我觉得坏人也不是一无是处，只要是个人，他身上总得有闪光的东西。比如杀人犯，我们家乡有个杀人犯，就对孩子特别好„„”
交往了这么多年，我的确一次也没见过怒目金刚的王兆胜，他的沉稳超过他的年龄许多，以至于让痴长他几岁的我感到自己的不成熟。不过也千万别以为兆胜是一个滥好人，不，他是一个有原则的人，他的底线概括起来更简单，只有一个字——“爱”。
他好多次非常严肃地跟我说，现在的有些人太差劲了，一点爱心也没有，比如对生我们、养我们的大自然，随意地破坏，砍伐树木啊，污染河流啊，捕杀野生动物啊，连小花、小草、小虫、小鸟都随意欺负，一点也不懂得它们也是有生命的，也是需要尊重和呵护的，呵护它们其实也是爱护我们人类自己。
我说对，诗人徐刚早年有过一篇散文，其中说每一朵小花，每一片绿叶都是有生命的，都不能伤害。那句话给我的震撼太大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敢伤害一草一叶了。
兆胜叹息说：“这就是文学的力量，它教人敬畏生命，心灵高尚。所以我们这些搞文学的人，还得努力啊„„”
这种谈话内容，基本上构成了我和兆胜之间交流的话题，每次都能使我感到心灵得到了净化，好像自己也冉冉地从大地上升起，飞向蓝天白云的天空。兆胜和别人的交往、交流，也基本上都是这些有关爱、有关生命价值、有关提升精神品格的内容。他是一个做学问勤奋而社交疏懒的人，他舍不得时间去推杯换盏，“场合”里很少看到他的身影。真的，兆胜的“出现”，常常是一部新书突然飞至你面前，让你由衷地替他喜悦。最近让我眼睛一亮的是他二十四万字的新著《林语堂大传》，除了现当代散文的研究和写作，兆胜是林语堂研究专家，他已出版林语堂研究专著六部。
世事匆匆，人生匆匆，近年来我常常感叹: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了解得多么不够，即使是亲人、挚友，自以为熟得相互都能说出头发有多少根，可是突然之间，他们做出的事情，还是能在你的心上擦出一朵意想不到的火花。
今年兆胜就又让我吃了一惊：他正在撰写一组当代散文的研究文章，不是柔软抚摸、互相唱和的那种吹捧文字，而是真刀真枪、指名道姓的批评，笔下灼灼闪烁出“大雪满弓刀”的锋芒。因为他认为，现在的散文创作该好好清理一下了，有时一年里也难以看到几篇感动你的真文章，连名家在内，大多数作品都是空洞无物、冗长、掉书袋、媚俗、商业化、官场化、庸俗化„„的“假”作品，“这样下去，散文还有什么写作的必要?”
我不免有点替他担心：现在文坛的风气不好,能接受正常学术批评的“君子”，不多吧? 君子学者王兆胜笑了笑，书生意气地说：“我是善意的。我想，这样的批评，对读者，对作家，都有好处。”
“真诚是一种心灵的开放”，这是法国作家拉罗什富科说过的。我再补充一句，“恳切能化解满天的乌云”，算是对兆胜的一种学习、欣赏和精神支援吧。
宝刀不老周汝昌
张昌华
周汝昌先生年届望九,且目力已损,但近年仍时有新作问世,有人表示怀疑。作者向周先生之女索来其《红楼柳影》序手稿：横不成行,竖不成章,歪歪斜斜,间有大量的重叠,更有甚者,有的句子写了一半,那一半叠写到不相干的另一页上了——原来,老先生全凭感觉在纸上耕耘。
周汝昌先生年届望九，但老而弥坚。其晚年声名渐盛渐隆，一时有如日中天之势。他前年出版的《红楼夺目红》，销量竟达10万册，令人刮目。世人大都以为周先生是位红学家，其实那只是他宝刀的一面；
他在戏曲、民俗乃至书法方面都有一定的造诣。他是一位受人尊敬的红学权威，称其“红学泰斗”似不为过。
《红楼柳影》的由来
作为周先生的读者，我最早接触的是他的散文《说笑》、《说哭》之类。他说笑，教你捧腹、喷饭；他说哭，教你悲戚、哽咽。人世间情感万象，毕现于字里行间。我当编辑以来，早想拜识这位红学家，憾无文缘。退休后，出版社编了一套《大家散文文存》，主事者汪修荣君想请周先生加盟。汪君知我在文化界老人圈内有点人缘，请我觅一门径试试。我衔命出马，不料居然马到成功。
我恭恭敬敬地给周先生用八行书写了6页长函，投石问路，详述《大家散文文存》的编辑旨要，强调该“文存”由出版社规范的体例来选文，希望得到他的理解与支持。本来，周先生的书稿结集出版，一律由女儿们操办，女公子伦苓当他的助手多年，对他的文章了如指掌，轻车熟路不需他人多劳的。周先生大概是见我那几页八行书写得还较认真，或为我言之殷殷、情之切切，动了恻隐之心吧，成全了我的不情之请，破例地让我编选他的散文集。
书稿内容宏富，有先生研究红楼的高言阔论，有谈文论艺的零珠碎玉，有人生之旅的履迹行状，以及与文坛师友们过从的点点滴滴。鉴此，我斗胆代拟书名《红楼内外》。我将选目呈先生寓目审正，先生在选文上未作增删，只对书名提出异议，建议易为《红楼柳影》。我确不知“红楼”与“柳影”之间有何渊源，正想与先生商讨，另取一个有亮点、易销售的书名时，先生将他拟就的《红楼柳影》序文赐下。展读之后，眼界大开。先生在序文中画龙点睛地点出了“柳影”的典故。又云“红楼是‘真、善、美’的建筑奇迹，柳影则足以相依为侣——虽无松柏参天之姿，却有风流潇洒之致，松柏是节操的代表象征，杨柳是感情的化身标本。”他又由柳影联想到日影、月影、水中影、意中影、文中影„„先生思绪精骛八极，神游万仞。《红楼柳影》一名，典雅而得当。我当即回函表示欣然接受。
为红楼添砖加瓦
金秋送爽，丹桂飘香。适逢丙戌重阳之际，我专程赴京华拜访周先生，签约并取插图照片。周先生是位儒雅文人，讲究礼数。当伦苓告知他我来了时，先生即从沙发上立身，示意欢迎并让座。眼前的先生虽八十有九，满头华发，面容清瘦，但精神矍铄，身板挺硕实。说话时偶辅以手势，彰显着活力。自老伴谢世后他一人独居，幸有
3个女儿做他的拐杖，姐妹们轮流陪伴，侍奉左右，使他晚年孤而不单，颐养天年之余，仍有精神再为“红楼”添砖献瓦。
周先生家居十分俭朴，上世纪80年代的普通人家水平，略显一点杂乱。偌大的客厅书橱列队，大书桌、小圆桌案头累积了书刊、文案和函件。墙上悬着先生自书的书法长卷，书架上有一尊曹雪芹的小坐像，浓浓的书卷气迎面袭人。
伦苓告诉我，父亲年龄大了，耳聋（戴助听器，靠近大声说才能听之七八）、目残（一目失明，另一眼视力只有0.01），牙也脱了，但精神不错。周先生仍保持北方人的率真，粗茶淡饭。先生不烟不酒，喜欢食多维素糖果，借以补充营养。我们交谈时，先生从沙发旁拎出一个糖果罐，取出一颗，自品其味，像个老小孩。他胸前戴着一块佛像玉佩，平时手中爱捏着一块石头，搓摩不已。先生喜玉，爱玩石头，想必亦是红楼缘。据伦苓说他是一边把玩，活络经血，一边在思考问题。
周先生的思维清晰、活跃、独特，自我意识较强。子女对他的个人意愿十分尊重。我奉上出版合同。在付酬方式上，出版社提出两种方案选择：一为稿费制，千字计；一为版税制。前者远远优于后者。伦苓将其读与先生听，我本以为他选择前者，孰料先生听后略一沉思，说“版税”。我怕他没听清楚，让伦苓重复了一遍，请他再考虑，他仍然说“版税”。我先感到诧异，后思索，料必是先生远瞩，他坚信自己的作品有生命力，会不断再版的吧。
宝刀不老
周先生近年时有新作问世。亦曾有人表示怀疑，云先生目力已尽损，何能握笔？出于好奇，我向伦苓提出可否看看先生的近作原稿。伦苓拿出他的《红楼柳影》序手稿，我一看惊呆了：这是“天书”嘛！一篇千字文，写满八开大稿纸10页，横不成行，竖不成章，歪歪斜斜，间有大量的重叠，更有甚者，有的
句子写了一半，那一半叠写到不相干的另一页上了。他全凭感觉在纸上耕耘。我见到在他那遒劲笔力字里行间，夹有圆润的铅笔字，那是女儿伦苓辨别、拼接后确认的手迹。真是字字血，句句汗，一篇短文要费老人多少心血啊！“序”文中引用了宋代女词人朱淑贞的词句，我问伦苓是不是她代查的。伦苓笑着说：“那是他吃老本，全装在肚子里的存货。”又说有些父亲觉得吃不准的，才叫她代为核实。伦苓是周先生得力的拐杖。她作为先生研究红学的助手已二十多年，开会、出访，出入相随，寸步不离。伦苓了解先生的行文特点，熟悉先生的用词规律及字的写法，故能译“天书”，准确到天衣无缝。我想周先生的晚年，没有这件“贴心的小棉袄”，恐寸步难行，更难奢谈创作了。
周汝昌先生把毕生的心血，用在《红楼梦》研究上，“半个世纪一座楼”，他出版的著作中大多含有一个“红”字，《红楼梦新证》、《红楼夺目红》、《红楼内外续谈》、《红楼艺术》、《红楼词典》、《红楼与中国文化》以及《红楼柳影》等。有趣的是，周先生对曹雪芹顶礼膜拜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忘记自己的生日、妻子的生日，但曹雪芹的生日铭诸心版。每逢曹雪芹生日，他总焚香祭拜。有时无香可焚，便用几片烘干的橘皮代之，让一缕清香萦萦，寄托情怀。曹雪芹成了他心中的佛。
首次拜见耄耋之年的老人，我不好意思徒手，赠上刻有胡适先生头像，金印胡适生平、手迹的一组徽墨。先生见之有所激动，接过后，打开墨盒，拿出放大镜端详胡适的头像，又用手轻轻抚摸，若有所思。
师恩三叠。我想，他一定是沉浸在“平生一面旧城东”的温馨回忆中。伦苓告诉我，先生晚年不忘所自、知所感戴，常追忆胡适、顾随等师友对他的赏识提携之恩。又说，他还想写一篇长文缅怀顾随先生，每每开篇，常被友人、采访者、编辑等不速之客打断思绪，难以卒篇。她说，他一定会写的。
宝刀不老！
第五篇：五年级下册语文书第四单元作文
五年级下册语文书第四单元作文是要我们记录下一件令自己感动的事。下面就一起来看看范文吧。
五年级下册语文书第四单元作文篇一：
在我们的身边，有许多事情感动着我们，如：雨中送伞……我也有许多的事情像刻刀一样深深的刻在了我的心里，永远也抹不掉。
这个事情发生在一个大雪交加的冬天……
我在家里做作业，突然“啪!”的一下声响水笔掉在了地上打破了原本的平静。我毫无怨言地捡起水笔在纸上一写——没用。就愁眉苦脸的告诉爸爸：“爸爸，水笔没用了!你去帮我买一根水笔吧!”“哦!好的。”“那还要再买一些什么?”“那就再买一盒巧克力吧!”“好的。”我看着爸爸那离去的背影，我一蹦三尺高，打开了电视机，看着我最喜欢的图片，我心里美滋滋的。
看着窗外大雪纷飞，不知怎么的，我看电视的“食欲”减少了很多，拿些原本能引我入胜的电视节目也不想看了。
5分钟过去了，10分钟过去了，15分钟过去了，20分钟过去了，我的心里越来越担心爸爸，心好像被一根无形的线给牵引到了嗓子眼，凌空飘越。
终于，在大约30分钟左右的时候，一辆缓缓“爬行”的黑色自行车进入了我的视线，是爸爸吗?是的，是爸爸!不知怎么的，我竟然高兴得欢呼雀跃，比看电视还高兴，全然没有以前的苦恼，缓缓的，缓缓的，驶向了家门口，爸爸赶紧下车，从篮子里拿出了我的东西：水笔、巧克力盒还有血，还有血!我吃惊地看着巧克力盒上那已经凝固的血就问：“爸爸，你怎么了?”“哦!”“就是刚才太快了，不小心滑了一跤，手上裂开了一点，流了一点血，没什么。”爸爸不以为然地说。我看着看着就感动地哭起来，爸爸却训斥我：“男子汉，大丈夫不能乱哭，快点儿擦了……”
那个冬天，我很快乐。
五年级下册语文书第四单元作文篇二：
一提起令我感动的事，记忆就如潮水般向我涌来。
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那时的我才上二年级，还没有搬迁，庄东边有一个鱼塘，是我表舅开的。我便带着邻居家小我一岁和我感情很好的帅帅去摸鱼。
我们走在寂静的小路上。帅帅抻抻我的衣角。“姐姐，这里好安静啊，我都要害怕了。”这条小路的确安静得吓人，四周连个人影都没有。可能是因为这里比较偏僻吧!我自我安慰着。“帅帅不用怕，姐姐在没意外!”我们走了好一会，我能感觉到帅帅越来越不安。“姐姐!”帅帅哭了。“帅帅不哭。”“我怕。”帅帅的眼睛已经哭肿了。”别怕，一会还要摸鱼哦!”我安慰着帅帅。“汪汪!”老天可真会给我找麻烦，帅帅还没哭完，老天又赐我了一个麻烦——一条体型硕大的狗!我一下子跌坐在地上，将帅帅往后面拉。其实我不怕狗，可小时候被一只狗咬了一下，我有了后遗症——怕狗!那只狗凶神恶煞的瞅着我们，瞅的我心里一阵发憷。“帅帅，快跑!”此时我能做的只有让帅帅安全一些。突然，帅帅挣脱了我的手，冲到我前面，拿起了一根树枝，用树枝指着那只狗，带着哭腔对那只狗说：“你快滚，有我在，你别想伤害我姐姐!”我怔住了，那个胆小，总是向我撒娇的小男孩跑到哪里去了?眼前这个男孩虽说带着哭腔，但也是正气凛然!“啊——”待我回过神来，帅帅已经被狗咬了!
“阿灰!你怎么咬人了?“远处飘来了一声尖叫。阿灰?那不是孙奶奶家的狗吗?只见孙奶奶和表舅还有表舅妈急急忙忙的赶来。”表舅，表舅妈!快来看看帅帅!“此时帅帅已经不省人事了。表舅妈立刻拨了120，将帅帅送往了医院。还好，帅帅并无大碍。
这件事至今令我难忘，帅帅一个胆小的孩子，因为要保护姐姐而受伤，我每每想起心中总会因感动而变得暖暖的。
五年级下册语文书第四单元作文篇三：
在我的脑海里，有许多令我感到的事情，它们都像海边的贝壳一串串地但其中有一件事令我最受感动，提起那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有一天，我和妈妈乘坐2路公交车回家，等了老半天，公交车才慢悠悠地开过来。我对等不及的妈妈说：“来了!公交车来了!”于是，车子停了下来，我们两个紧忙跑了上去。我们的运气很好，一上车就看到了两个空座位，赶紧走过去坐了下去。我环顾四周，有年轻人，中年人，还有一位小朋友和他的爸爸，这时车上的座位已经坐满了。“老年卡”随着司机的提示，一位老大爷弓着背拿着拐杖，上了车。只见他白发苍苍，脸上布满了皱纹，手一边拿着拐杖一边扶着车杆一步步向后面走。“老爷爷，到这边来坐吧!”突然，从后面传来一名小朋友的声音，他走到老爷爷跟前说。老爷爷摸着小朋友的头笑着说：“小朋友你不累吗?”“我没事。”小朋友毫不犹豫地说。老爷爷笑呵呵地说“这小孩真懂事。”于是小朋友就把老爷爷搀扶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来，然后回到他父亲身边。这时车厢里的乘客都向这个小朋友投去赞赏的目光。
我和妈妈目睹了这一幕，这一幕，也许在常人看来是普通的一幕，可特别对我特别的时刻，因为我比这名小朋友年龄大得多，而我见到了这个老人却没有让座位，这让我很不好意思。这位小朋友看见了，想到了，也去做了，相比之下，感到自己竟然是如此的渺小，他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
“只要人人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是啊!举手之劳便可以让别人感受到这世界的温暖，发生在公交车里的那一幕，多么的感人啊!它将永远珍藏在我记忆的宝盒里。
五年级下册语文书第四单元作文篇四：
时间如流水一般匆匆而逝，很多的记忆已随日子的消失而褪色。但有一件事，让我历历在目，感动不已——那一份沉甸甸的母爱。
那天早晨，我背着书包正要上学，妈妈递给我一把伞，说：“天气预报今天有雨，还是带上伞好。”我抬头看看天空，万里晴空，怎么会下雨呢?我丢下伞，一溜烟跑出门去。
正当下午放学的时候，忽然电闪雷鸣，顷刻间暴雨而下。带了雨具的同学都回家了，其他人也一个个被家长接走了。我爸爸在外地上班。刚好，妈妈这几天工作特别忙。我想不会有人来接我了。我一个人在教室里呆呆地坐着，又急又饿，望着哗哗直下的大雨，我不由得哭了起来。
这时，大雨中出现了一个我熟悉的身影。哦，是妈妈吗?不会的妈妈这会还在上班呀!再仔细一看，真的是妈妈。狂风夹着大雨好象要把妈妈吞没似的。妈妈挣扎着向我艰难地走来。
“来，穿好雨衣。”妈妈边说边脱下身上的雨衣披在我身上，自己只打起了一把小伞。此时，雨越下越大。妈妈的脸上，身上都被雨水淋透了。望着“落汤鸡”似的妈妈，我的眼眶又湿润了。
一把伞撑起一片天，妈妈爱的伞给了我快乐和幸福。事情虽然过去了很久，但它时时感动着我，教我好好做人，好好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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