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境外媒体的报道(3组)

第一篇：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境外媒体的报道(3组)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境外媒体的报道(3组)

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境外媒体的报道

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于北京病逝，享年83岁。消息传开后，全国上下陷入一片悲痛之中，尤其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革的惊涛骇浪之中，没有毛泽东的中国何去何从，让许多人忧心忡忡。与此同时，境外的媒体也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当然，许多报道还算客观，但在港台，许多报纸都用了许多的不敬之语，让人十分不齿。2016年恰逢毛泽东逝世40周年，小编编辑了这组当时境外媒体的报道，以示纪念。法国的《解放报》主标题为“东方红，太阳落”。从内容看是亲华的。美国的《国际先驱论坛报》在头版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并称接班人尚不明确。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大标题很简单，即“毛泽东逝世”。

《纽约时报》的报道，称毛泽东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并称继承人不明朗。

美国报纸《newsday》用了整版报道，称“中国人的毛主席逝世”。

美国报纸上称全世界都在哀悼毛泽东。

《法兰西晚报》的报道，大标题即是“毛泽东逝世”。

香港出版的《工商日报》则出言不逊。

香港出版的《今夜报》同样出言不逊，并称“台北通宵开会商讨反攻大计”。

台湾出版的《联合报》也极尽污蔑之语。

日本《朝日新闻》关于毛泽东逝世的报道。

日本《信浓每日新闻》关于毛泽东逝世的报道。

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称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指导者”。日本《西日本新闻》的报道

日本《西日本新闻》的报道，多版面报道。

图为法国媒体的报道。

台湾出版的《中国时报》也极尽污蔑。1976年毛泽东逝世时世界各国的反应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对此做出反应。53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领袖给予高度评价毛泽东逝世后，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曾有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在他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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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

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逝世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美国总统福特在9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着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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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时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价。”

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会，美政要在华盛顿吊唁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

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唁的人也络绎不绝。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

日本还有一位从1967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人，以寄托哀思。

埃塞举行10万人游行，刚果每年举行纪念活动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现出了更大的悲痛。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9月10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期，并规定18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点击看大图

18日下午4时，当中国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在中美洲的牙买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他送上了一束新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还有很多前往吊唁的人边痛哭边唱着国际歌，悲痛欲绝。点击看大图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在毛泽东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

游行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纪念。点击看大图

9月11日，法国各界人士1万多人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刚果政府不但组织了游行，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

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八百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由于找不到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巴基斯坦着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便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绘制了一幅，并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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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是苏联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大国是苏联。就在联合国降半旗、各国政要发唁电、多国群众游行悼念毛泽东这位伟人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地平静。

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数行的报道。点击看大图

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真理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文章称在毛泽东逝世后，如果中国不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那么苏联有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图为学生听到毛泽东去世消息悲痛欲绝（蒋少武摄影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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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苏联的普通民众中有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对毛泽东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在当时中苏交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哀思。图为1976年9月9日：毛岸青与毛新宇在西山家中为毛主席设的灵堂前守灵。点击看大图 点击看大图

1976年9月9日昭通人民沉痛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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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 黑龙江某军在珍宝岛战斗英雄冷鹏飞(前排右1)军长带领下沉痛悼念毛泽东逝世。点击看大图

1976年9月18日，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50万群众在哈尔滨人民体育场集会，举行追悼伟大领袖导师毛泽东主席逝世大会。此为会场一角。点击看大图

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的天安门广场气氛肃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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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长沙市各中、小学师生到悼唁厅悼念毛泽东。点击看大图

长沙附近群众自发组织悼念队伍到清水塘悼念毛泽东逝世。点击看大图

1976年9月 香港市民在商场外通过电视转播收听毛泽东逝世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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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法国巴黎，200人聚集在中国驻法大使馆门前悼念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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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11日解放军代表瞻仰毛泽东遗容。点击看大图

1976年9月，少数民族代表瞻仰毛泽东遗容，沉痛悼念逝世领袖。点击看大图

1976年9月 参加毛泽东追悼会的少数民族代表们 点击看大图

1976年9月 少数民族代表瞻仰毛泽东遗容，沉痛悼念毛泽东。1976年中国发生了什么？毛泽东逝世后各国的反应 对中国来说，1976年真可谓是个大灾之年！先是东北吉林下了罕见的陨石雨---当时我哥哥正在吉林学习，亲眼目睹了那一罕见、震撼的天象。

随后就河南的元门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决堤，死伤百十多万人。当时我正在武汉测绘学院航空摄影测量系进修---正在河南舞阳县进行毕业实习---在进行航空摄影照片的调绘中，我们惊讶地发现，许多村庄乃至县城都永远地从地球上消逝了，不少河流也都改道逆流---我亲眼目睹了滔天洪水后那个哀鸿遍野，大批灾民流离失所，沿街乞讨的惨景。

再往后，7月28日发生了唐山大地震，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整座城市夷为一片废墟，24万人丧生，16万人重伤。桔子的表姐和表姐夫都是唐山解放军255军医院的现役军医（表姐夫是解放军255医院的政委），他们都在那次的大地震中死于非命！而我又正好在大地震刚刚过后因暑假而从武汉赶到了石家庄，当时整个河北、东北、山西等地都在不断发生余震，民众恐慌不已，大有天塌地陷的末日之感---在石家庄留住的几天里，我不仅感受到4级余震的恐慌，而且亲眼目睹了从唐山运来的大量幸存的伤病员铺满了石家庄的大街小巷的人间地狱般的景象。到今天我都无法忘记那一双双劫后余生的人们惊恐、痛苦的眼睛。至今我都清晰地记得，我在石家庄的大街上，向一位胳膊上打着白色石膏的青年询问，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的眼中溢满了泪水，摇着头告诉我：亲人都死了，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的哥嫂都在河北省卫生厅工作，他们都第一时间随卫生厅的领导和省医疗救护队赶赴唐山，回来后告诉我们，那里的情景即便是用“人间地狱、惨不忍睹、惨绝人寰”这样的语言也是无法形容和表达清楚的。

也就是在那个山崩地裂的1976年里，创建新中国的三位伟人也相继去世了：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7月28日，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

中国发生的的一系列惊天动地的突发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对此做出反应。

根据近年解密的有关毛泽东逝世后世界各国的反应的资料如下：

共有53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领袖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逝世后，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曾有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在他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毛泽东逝世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美国总统福特在9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认为“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也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认为，“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时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价。”此外，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等各国政要都发来唁电对毛泽东大加赞赏。

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会，美政要纷纷在华盛顿吊唁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唁的人也络绎不绝。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还有一位从1967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人，以寄托哀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吊唁的，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史，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埃塞举行10万人纪念游行，刚果决定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现出了更大的悲痛。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9月10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期，并规定18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18日下午4时，当中国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哀悼期间，朝鲜各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唁函5200余封。在中美洲的牙买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他送上了一束新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还有很多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歌，悲痛欲绝。

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在毛泽东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大游行，是所有国家中游行规模最大的。

9月11日，法国各界人士1万多人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刚果政府不但组织了游行，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八百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由于找不到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巴基斯坦著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便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绘制了一幅，并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苏联官方低调报道毛主席逝世

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大国是苏联。就在联合国降半旗、各国政要发唁电、多国群众游行悼念毛泽东这位伟人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地平静。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数行的报道。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真理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文章称在毛泽东逝世后，如果中国不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那么苏联有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其实在苏联的普通民众中有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对毛泽东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在当时中苏交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哀思。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旅居多伦多的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被问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历史推翻了他的预言，在毛主席逝世30年后的今天，他的思想依然对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灾难之余的中国，1976年还发生了粉碎“四人帮“的重大事件。

1976年10月6日，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采取断然措施，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10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正式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

第二篇：毛泽东逝世时 世界各国的反应及评价

1976年，中国的一系列突发事件吸引了世界的眼球。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7月6日朱德委员长也以90岁高龄与世长辞。7月28日，一场举世震惊的大地震将唐山夷为一片废墟。9月9日下午4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万分悲痛的心情对外宣布，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伟大导师毛泽东主席于当天凌晨0时10分在北京逝世。消息公布后的15分钟内，包括路透社、美联社和法新社在内的世界主要通讯社便报道了毛泽东逝世的新闻。紧接着，世界各大媒体发表和转载了大量赞扬毛泽东和介绍毛泽东革命事迹的评论和文章，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报纸甚至用十多个版面刊登介绍毛泽东的文章和照片。世界各国政府、各国际组织也纷纷对此做出反应。

53个国家降下半旗，各国领袖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逝世后，世界各地对他的赞扬和哀悼如潮水般涌来。曾有记者这样写道:“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在他逝世后的10天里，共有123个国家的政府和首脑向中国政府发来了唁电或唁函，105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他们的代表到中国使馆吊唁，53个国家降半旗致哀，许多国际机构和国际会议上也开展了悼念活动。

联合国总部以历史上罕见地快速度在毛泽东逝世的当天就降半旗致哀。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在联合国全体大会上发言时盛赞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高度评价毛泽东是“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逝世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政府都给了毛泽东极高的评价。美国总统福特在9日的唁电中称赞毛泽东的著作给人类文化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他认为“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国务卿基辛格以他特有的风格说:“我的孩子们谈到流行音乐歌手身上有一种‘颤流’，我承认我自己对此浑然不觉。但是毛泽东却发出了力量、权力和意志的‘颤流’。”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对毛泽东也赞赏有加，他称“毛泽东主席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创造者之一，是给中国人民指出走向新的未来的道路的人。”澳大利亚总理弗雷泽认为，“新兴的中国就是他永久的纪念碑”。

日本首相三木武夫说:“毛主席作为世界的大政治家在历史上留下了巨大的业绩”，外相福田纠夫则用带有崇拜的口吻评价说:“无论对他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评价毛泽东时还引用了后者的诗“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认为“历史学家将会对毛泽东的事业和他对中国人民和世界的影响做出估价。”此外，英国首相卡拉汉、法国总统德斯坦等各国政要都发来唁电对毛泽东大加赞赏。多国领袖想赴华参加追悼会，美政要纷纷在华盛顿吊唁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中共中央对外宣布:“不准备邀请外国政府、兄弟党和友好人士派代表团或代表来华吊唁。”即便如此，仍有不少国家的领导人提出要来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美国对吊唁毛泽东也好像特别上心，国务卿基辛格，副国务卿哈比卜，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前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布什，参议院民主共和两党领袖等都一拨一拨地前往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哀悼。

在其他国家的中国驻外使领馆，吊唁的人也络绎不绝。在日本，毛泽东逝世后两天内就有1700多位各界人士到中国大使馆吊唁。日本还有一位从1967年开始就收听北京电台广播的朋友，他每年都把他在五月里亲自采制的茶叶寄给毛泽东。在得知毛泽东逝世的消息后，他又带来茶叶委托大使馆转交给毛泽东的家人，以寄托哀思。意大利和西班牙的许多友好人士是带着全家老少来中国大使馆吊唁的，其中不少父母在毛泽东遗像面前给孩子们讲述毛主席的生平和中国历史，许多刚学会写字的儿童在吊唁簿上写上了自己的名字。

埃塞举行10万人纪念游行，刚果决定每年举行纪念活动

许多发展中国家对毛泽东的逝世表现出了更大的悲痛。毛泽东逝世的消息传到朝鲜后，朝鲜党政领导机关决定9月10日到18日为全国哀悼期，并规定18日全国停止一切娱乐体育活动。18日下午4时，当中国隆重举行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时，朝鲜举国上下也就地肃立三分钟致哀。哀悼期间，朝鲜各党政机关的干部、群众团体的代表、工人、农民、人民军官兵、青年学生共一万多人到中国大使馆吊唁，中国驻朝鲜大使馆共收到朝鲜各界发来的唁电、唁函5200余封。

在中美洲的牙买加，一位没有留下姓名的黑人农民从百里以外的农村赶到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他送上了一束新鲜野花默默悼念毛泽东主席。还有很多前往吊唁的人一边痛哭一边唱着国际歌，悲痛欲绝。在法国、联邦德国、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斯里兰卡以及刚果等国，各界人士举行了各种形式的游行。在毛泽东逝世的当晚，联邦德国的一些马列主义组织就分别在几个城市举行了火炬游行。游行人群打着写有“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光荣永远属于毛泽东同志!”“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大标语，高举火把，抬着用黑纱和鲜花簇围着的毛泽东遗像在大街上缓步前行。埃塞俄比亚借着纪念“革命日”两周年的机会，发动了有10万人参加的纪念毛泽东大游行，是所有国家中游行规模最大的。

9月11日，法国各界人士1万多人开始游行，游行队伍在巴黎公社社员墙前举行了追悼毛泽东的仪式。刚果政府不但组织了游行，而且还决定今后每年将在毛泽东逝世周年纪念日举行正式纪念活动。在巴基斯坦历史文化名城拉合尔，八百名工人组织了哀悼游行。由于找不到巨幅的毛泽东画像，巴基斯坦著名画家马哈茂德·巴特便连续工作六个小时绘制了一幅，并放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

苏联官方低调报道毛泽东逝世

世界上唯一对毛泽东逝世“不闻不问”的大国是苏联。就在联合国降半旗、各国政要发唁电、多国群众游行悼念毛泽东这位伟人时，苏联却显得异常地平静。莫斯科的众多报纸甚至都没有报道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苏联的《消息报》也只在倒数第二版的一个角落里发了一则寥寥数行的报道。而在苏联的另一份重要报纸《真理报》上却出现了针对中国的威胁性文章，文章称在毛泽东逝世后，如果中国不在一个月内采取与苏联和解的政策，那么苏联有可能采取某些“不可逆转的决定”。其实在苏联的普通民众中有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曾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对毛泽东这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怀有深深的敬意，但在当时中苏交恶的政治环境下，他们无法公开表达自己对毛泽东的哀思。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加拿大后，旅居多伦多的原中共领导人张国焘被问及如何评判昔日的对手之死时，他只是淡淡地说:“我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然而历史推翻了他的预言，在毛主席逝世30年后的今天，他的思想依然对当今的中国乃至世界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第三篇：加冕与祛魅“曼德拉逝世”媒体报道解读

加冕与祛魅“曼德拉逝世”媒体报道解读

从2013年6月曼德拉病重的消息传出，到12月曼德拉逝世，国内外，重要媒体始终对这位南非前总统保持高度关注。在对曼德拉逝世一事的报道中，中外媒体在“纪念”曼德拉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关于“纪念与止于纪念”的讨论。

据中新网报道，南非总统祖马于当地时间12月5日深夜证实：南非国父、前总统、反种族隔离斗士纳尔逊?曼德拉因病逝世，享年95岁。5日后，曼德拉的追悼会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索韦托体育场举行。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中国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古巴总统卡斯特罗等上台致辞，向曼德拉致敬。英国《卫报》称，这可能是现代历史上聚集权力人物最多的场合之一。

以BBC为代表的国外媒体对曼德拉逝世进行了大规模报道，而此番报道却招致1350份投诉信，观众抱怨BBC对曼德拉逝世过度报道。除BBC外，国外的纸媒对曼德拉逝世的报道也可谓不遗余力。

将目光转向国内，微博网友“传媒老王”在整理了12月7日国内各地报纸头版后发现，曼德拉逝世的消息几乎遍布各报头版。此外，广播、电视和网络新闻专题也对曼德拉逝世进行了充分报道。

一时间，曼德拉逝世的报道铺天盖地。同时，关于媒体的报道是否过度、对曼德拉的功过评价是否公正，以及国内媒体的报道是否符合国家立场等问题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媒体对曼德拉的报道有过度之嫌。

本期热点访谈以全球媒体“曼德拉逝世”报道为例，深入讨论媒体如何把握重要人物逝世的报道方式的问题。本期的四位访谈对象是：

钟新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吴非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刘海龙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张鸥 中央电视台欧洲中心站资深记者

常江：曼德拉去世后，国外媒体报道铺天盖地。在英国，老牌媒体BBC却收到了1350份投诉，许多观众抱怨BBC过度报道曼德拉，打断了情景喜剧的正常播出，同时也减少了对全英恶劣天气情况报道。您认为对于曼德拉这样一位重要政治人物的逝世，应当如何报道才算“适度”？

【背景资料】

英国许多观众抱怨BBC过度强调曼德拉之死，打断了情景喜剧《布朗夫人的儿子们》的播出，同时也减少了对全英恶劣天气情况报道。BBC则辩护称，国内外观众对曼德拉去世都很感兴趣，全世界新闻媒体都在对此大加报道。

在接到观众投诉后，BBC一名女发言人表示，他们会继续报道其他重要新闻。她说：“曼德拉是非常重要的世界领导人，在全世界都拥有巨大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他的去世引发英国和全世界观众的关注。我们知道人们关注BBC的突发新闻权威报道，我们将继续报道曼德拉去世的世界反应、回顾其遗产分配以及葬礼准备等情况。当然，我们也会关注其他重要新闻。”（国际在线）BBC新闻时事总监詹姆斯?哈丁（Janles Harding）指出曼德拉是一位“非凡的重要人物”，同时又表示：“如果有观众感到我们没有全面报道天气灾害，我表示道歉。”

钟新：曼德拉在南非国内的“国父”地位及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决定了他的逝世是全球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而世界首脑云集南非参加追悼会本身也是重大国际事件，这决定了南非国内外媒体都会高度关注曼德拉逝世的消息，并借此回顾曼德拉的一生、总结曼德拉时代和后曼德拉时代的南非和世界。媒体在一个时间段里大幅度报道相关新闻不仅无可厚非而且必须。

“适度”问题因媒体而异。对于南非国内媒体而言，“国父”逝世是国丧，无论怎样多的报道量可能都不会过度。对于其他国家具有较强国际影响力或者希望增强国际影响力的媒体而言，曼德拉逝世这样的重大国际报道是媒体展示报道实力、发挥国际影响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机会，因此，国际主流媒体除了充分翔实报道主要消息外，还会各显其能推出一些独家特色报道。对于其他国家无意或无力前往现场报道或购买通讯社报道的中小媒体而言，报道量可能就是几条主要转发的消息。

尽管报道量因媒体的定位、目标、实力、报道意愿等因素而异，但有两点应该是共同的考虑因素：1.同一时间其他新闻的重要程度。如果发生重大的国内或者国际天灾人祸，危及较大范围的生命、财产安全，媒体需要投入足够的报道配合防灾减灾、开展危机传播，践行社会责任，那么，即便是曼德拉这样的重要政治人物逝世的新闻也应适当让步。如果媒体有足够的人力物力、足够的信息发布平台、可以给受众提供足够多的信息选择，同时同等重视两个重大事件的报道也未尝不可：正如BBC的有关人员说，如果发生重大天气事件他们也会及时报道。如果BBC因为减少对全英恶劣天气情况的跟踪报道而导致更大的或不该发生的灾害损失、影响防灾减灾，那么，BBC应该遭受质疑。2.本媒体受众的承受力。媒体报道的重要动力在于赢得受众注意力、产生影响力，但如果受众严重抱怨媒体报道，媒体吸引注意力的努力可能会适得其反。BBC大量报道曼德拉去世即便没有影响恶劣天气情况跟踪，没有影响防灾减灾，也需要考虑观众的感受并视情况做出调整。

BBC中断情景喜剧的正常播出，可能是为了临时插播曼德拉去世的新闻，或者认为在令世界尊敬的重要人物逝世的悲伤时刻播出喜剧不太合时宜，这两种情况都是符合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如果BBC或者英国人觉得曼德拉逝世是个距离较远的外国新闻，不应该影响本国公众的正常生活，那么，可以在暂时中断插播重要突发新闻后继续正常播出，或者移出非重要频道、非重要时段继续播出。

吴非：曼德拉去世基本处于美国和欧盟处于经济危机的尾声阶段，这样使得曼德拉过去的事迹变成西方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各自解读的状态。曼德拉一生大约有三项事迹：反对宗族隔离、强化私有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国有企业控管性、理性和可解决问题的政治制度。

自美国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和欧洲国家内部的民众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表示出相当的怀疑，因为很多的民众认为现在国家的危机是一些国家的寡头利用其政治制度的弱点，发动了金融危机，而导致国家的资产大量流失，其中的重要表现是，属于国民共同资源的银行业，为了挽救金融业的问题，而向其大量注资，这样使得尽管金融业面临巨大危机，但最近几年其企业年终奖和CEO的工资还屡创新高，美国和欧洲民众的心理是难以接受这样的状态的。

曼德拉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政治犯，也是南非第一位黑人总统。这对于现在美国和欧洲国家来讲，当经济发展遇到问题时，需要在政治和人权问题上找到国家的核心价值和其先进性，这样对于曼德拉的报道频繁度增加是可以理解的。

在曼德拉出任总统之前，南非在世界上有两大名声：一是臭名昭著的白人种族主义统治，另一个是经济高速发展，成为整个非洲唯一发达的国家。当曼德拉释放出来后，南非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长时间停滞，此时，曼德拉到底是要企业国有化还是改变国家政治制度被摆上台面。当时曼德拉采用的是全部进行微调的政策，就是企业国有化减缓进行，但增进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把一些可能是政府需要做的事情，让一些企业去做，另外，在废除宗族隔离之后，让南非黑人逐渐适应比较理性的政治制度，这样使得南非的黑人不迷信选举，让选举不成为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万灵丹。

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党（AfricanNational Congress，简称：非国大）内部对于如何引导国家前进和应对挑战看法不一。一些非国大领导人继续支持曼德拉所追求的无种族歧视的社会。曼德拉因提出这一愿景于1994年成为南非总统。还有一些非国大领导人则希望建立一个偏向那些过去为弱势群体即有色人种的社会。

南非的经济发展成绩和目前遇到的困难不是西方媒体关注的焦点，人权和宗族和解基本上是西方媒体报道的主线。

刘海龙：“适度”是一个主观概念，取决于谁在做判断。我认为之所以存在上述报怨，恰好说明我们仍未完全走出大众媒体的时代，大众媒体仍具有强大的渗透能力。报怨者是还接触大众媒体的人或借大众媒体说事的人。新媒体的使用者，通常更年轻或占有社会资源更多，已经能够通过管理自己的信息渠道避免与其兴趣不一致的信息。而那抱怨者要么是把大众媒体当作主要信息源的人（比如通过电视观看情境喜剧的人）或媒介素养较低者，要么就是精英所揣测的大众的反应（通常具有传播理论中所说的“第三人效应”）。而反讽的是，前一类人反而可能对这类政治新闻不感兴趣，所以才有这类抱怨。当然，也可以把上述报怨放到冷战之后“去政治化”的语境中讨论，但是对于提问中所说的具体现象，可能有些过度阐释。

张鸥：很难说，播多长，刊发多大版面才算“适度”，因为不论报纸还是电视，受众的口味也是截然相异的。

英国观众投诉对曼德拉的报道过多，一点也不奇怪，英国是著名的新闻孤岛，虽然BBC国际频道24小时滚动的都是国际新闻，但英国本土观众根本看不到这个频道，他们看到的是国内的新闻频道，这个频道总是以英国本土报道为绝对主打的。绝大多数英国本土观众更关注议会争论，胜过国外的突发新闻。

我认为去世当日前后及葬礼前后，可以做专题报道，但至少不必天天头条。

常江：除了BBC被观众投诉过度报道外，我国媒体对曼德拉逝世的报道也被指出存在过度报道的问题，但也有人表示，对于曼德拉这样一位重要人物来说，我国媒体投入大量时段和篇幅进行报道是应当的。总体上，您对中国媒体关于“曼德拉逝世”的报道作何评价？

【背景资料】

对于国内媒体报道曼德拉逝世进行较早评论的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讲师王维佳，她发表了题为《曼德拉暴露中国媒体的糊涂范》的文章。文章指出，某大媒体的主播用慢速悲伤的语调宣布这一消息，原本只有几十分钟的新闻栏目，足足用了半个钟头来回顾曼德拉的一生。整个节目不断强调这位世纪老人为自由平等，特别是种族和解而做出的奋斗。随后，屏幕底端出现了令人震撼的标题：“全球公民典范！”伴着香港歌手专门献唱的《光辉岁月》，镜头中再次不断展现曼德拉一生的辉煌瞬间，尤其强调他与原白人统治者和解，以非暴力方式结束种族隔离的伟大历史功绩。

除了国内的电视节目外，报纸媒体也不甘示弱，持续对这一新闻进行发力。

全国绝大多数晚报、都市报均在封面报道曼德拉去世的消息，香港乐队BEYOND《光辉岁月》的歌词成为报道佐料，包括《重庆晚报》、《新民晚报》、《华商报》等在内的报纸将这首歌的歌词加工处理以大标题或小标题的形式呈现在报道当中。与此同时，网络新闻专题也集中发力，主流门户网站借助文字、图片、视频等形式策划制作了专题报道。新华网的专题名为《南非前总统曼德拉逝世》，专题内容由滚动播报、各方反应、分析评论、视频、图片等版块组成。网易及凤凰网的专题报道也推出了。

钟新：“适度”是个相对的概念。中国媒体报道曼德拉逝世的“适度”问题可以遵循我前一题阐述的基本原则。如果这个时间中国国内没有什么重大新闻尤其是重大的自然或者人为危机事件，各媒体更充分报道曼德拉逝世相关新闻是可以理解的，尤其是围绕曼德拉的报道素材很多，可以延伸的话题也很多。如果媒体的大量报道引发中国公众的普遍抱怨，那就需要调整。“公知”们以批判的精神质疑中国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量，媒体也需要倾听。“倾听”各方对报道的反馈并做出必要的反应、适时的调整才能使媒体立于不败之地。

12月7日，曼德拉逝世的消息几乎遍布国内各地报纸头版。这可以理解为媒体对曼德拉逝世报道重要性的共识，也可能被解读为中国媒体跟风或者集体消费曼德拉，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媒体有足够多的素材、足够多的报道角度做专题、专版，这是“铺天盖地”报道的信息资源基础。

不过，如果各家报道都大同小异，受众可获得的信息空间全部被同样的信息占领，受众可能真的很快会感受到信息疲劳、审美疲劳，而放弃寻找和阅读相关信息，媒体吸引注意力的努力也可能事倍功半。曼德拉逝世的报道也是一场新闻战，媒体取胜的关键应当包含独特的报道角度、创造性的信息整合、独家的发现、有效的传播平台投放等。当前最流行的微信传播渠道非常能体现公众的自主选择与分享取向。笔者的印象是，关于曼德拉的信息在那段时间有一些，但总体感觉朋友圈、各微群相互分享的信息仍然是多样的。对很多以社交媒体平台为重要信息来源的人来说，传统媒体平台的“铺天盖地”可能对他们并没有形成明显的信息干扰。

笔者认为，对曼德拉的报道无疑不能是“宣传”式的，不能只讲贡献、过度渲染个人英雄主义，而是更理性、全面地回顾曼德拉的传奇人生对南非和世界的影响，因此，对曼德拉逝世的报道量不仅与其贡献有关，更与其影响有关。如果中国媒体希望参与世界媒体市场的竞争，“曼德拉对中国并不那么友好”应该不是中国主流媒体的主要考量因素。中国主流媒体应当站在全球的角度权衡曼德拉对南非、对中国、对世界的正面或者负面影响，并报道之。只报道正面贡献或者以正面贡献决定是否报道，实际上还是传统的宣传思维。报道的重要性不仅体现为正面贡献而且更应体现在影响的重要性，因此，如果某一天与中国较量很多年、影响两国关系起起落落很多年的重要人物离世了，中国媒体也应当报道。中国媒体应当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能被西方媒体忽悠”是对的，但不应成为影响报道量的决定因素。

吴非：中国媒体在关于“曼德拉逝世”的报道和西方国家有着非常大的不同，中国媒体比较倾向于曼德拉早期和西方国家的斗争，在早期的民族、种族不平等的状态下，曼德拉代表着和平和不合作运动，并且他对于国家资源的开发比较倾向于国有和社会公平与正义，对于这些西方国家几乎完全不重视。

中国作为现在世界经济的第二大国家，如何和西方国家相处成为主要的问题，在曼德拉的斗争经验中可以看出，和西方国家的相处与斗争必须要长时间、和平与理性。

美国高盛集团今年11月初发布了名为《20年的自由》的南非经济调研报告，显示在消除种族隔离后的20年间（1994年至今），南非在宏观经济和财政等方面获得了显著进步。尤其在1994至2007年，南非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这期间平均经济增速为3.6%，平均通胀率为6.3%，而1980至1994年间的通胀率达到14%，经济增速不到1.5%。南非国内生产总值从1994年的1360亿美元增至如今的4000亿美元。在1994年，南非的外汇储备只有30亿美元，到2011年时，已经超过500亿美元。

南非在转型过程中遇到非常大的问题，其中解决的办法还是曼德拉所主张的缓慢的经济和政治结构改革，而改革的方法则是注重国家机构的效率，而且注重培养下一代官僚的管理能力，对此，在2009年之前任南非财政部长长达13年、目前仍在总统祖马内阁任规划部长的曼纽尔（TrevorManuel）于2012年12月退出了非国大的决策机构，为更年轻的一代领导人让路。

刘海龙：媒体投入多少篇幅，和成本产出管理有关系。当然，这里的成本和产出既包括经济的，也包括政治的。中国的国际新闻报道，一直处于弱势。要么受制于意识形态，媒体不敢擅自摆脱国家的报道口径；要么受制于能力，多数媒体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驻外记者，即使有，也被各种政治纪律约束得无法形成独立报道的能力和动力，因此国际报道专业性较弱，很难独立发声。

曼德拉逝世是一个政治上相对安全（中国有民族问题却没有明确的种族问题）、资料又比较丰富的题目，再加之曼德拉的知名度又高，媒体没有理由不投入大篇幅进行报道。

然而正是由于意识形态和能力上的限制，总体上中国关于曼德拉逝世的报道是比较平面的、维度单一，内容重复。而且由于不少媒体从业人员本身在国际政治方面就缺乏深入研究，甚至一些媒体竟会将曼德拉变成励志心灵鸡汤的作料，出现“曼德拉的完美秘诀”之类的题目，借曼德拉探讨成功学。这样的报道倾向使得曼德拉变成了一个去语境化的“成功人士”而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这些报道中暴露问题也是长期以来历史教育中灌输粗鄙历史观的一个结果，传受双方都理所当然地认为一场“革命”或一个“英雄”就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问题，看不到问题的复杂性与多面性。所以问题不在于报道过度，而在于报道缺乏深度。陈词滥调的简单重复当然容易让人觉得不能忍受。

张鸥：我觉得还是比较适度的，不像西方媒体，比如12月11日官方追悼会当日，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只在一个时段内做了连线直播，而BBC新闻频道当日完整直播了追悼会，在现场直播采访了从布莱尔到布朗到卡梅伦三任首相。完全不播出其他新闻。

常江：在报道过程中，国内主要媒体对曼德拉的评价呈现出几乎是“一边倒”的赞美倾向。有人因此指出这种做法遮盖了人物的本来面目，曼德拉治下的南非存在许多问题，媒体报道应为曼德拉“祛魅”。您是否同意这一观点？为什么？

【背景资料】

新华国际在2010年曾刊发李鸿文的文章《永远的曼德拉，是世界的曼德拉》，来表达对曼德拉和自由的仰慕之情。李鸿文认为南非所拥有的是一种少有禁止的“消极自由”，也许“新南非”还有许多不足，艾滋病、犯罪率、贫富差距以及私家宅院的铁丝网，都让人感到这是一个复杂和矛盾的国度，但她的宝贵之处在于新生，在于自由――一这是一种很少有“禁止”的消极自由，你可以自由地选择生活方式，但你必须对你的选择负责。

王维佳谈到，1961年，正是因为不同意非国大的“非暴力原则”，曼德拉与一群非国大成员自行组织了一个名为“民族之矛”的独立军事组织，并亲自担任主席。在当地共产党的配合下，“民族之矛”对约翰内斯堡等地的市政厅发动武装破坏行动。正在曼德拉准备进一步在全国开展游击战的时候，他不幸被警察抓获，由此才结束了自己的革命生涯。然而，在所有的媒体报道中，我们几乎都很难找到这段关键的历史。曼德拉并不是因为参与“不服从运动”这样的非暴力抵抗而入狱，而是因为发动暴力袭击才被判终身监禁，这是一个基本历史事实，却被宣传“非暴力和解”的媒体“无意识”地掩盖。

微博网友“@坐看评论”表示，纪念曼德拉正在世界范围内演变成一场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政治秀，各方争相述说自己在文化、制度、意识形态上与曼德拉的亲缘性，拉曼德拉站队以增强自己的道德合法性。曼德拉的历史功绩就是反对种族隔离，对他的过度消费既无益于他的伟大，也无助于解决种族平权以后、民主以后该怎么办的现实挑战。

钟新：同意也不同意。同意的是，对于重要人物只有“一边倒”的赞美倾向可能再次陷入传统的宣传思维，只有赞美难以做出理性、多视角的分析，这是对整体报道而言。不同意的是，就具体单篇报道而言，只有赞美对于纪念一位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并不过分。民族冲突与和解是世界难题，也是广受关注的全球问题之一。曼德拉经过多年努力以非暴力手段化解了南非的种族积怨，为世界其他地区的种族冲突与和解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这是他对世界最重要的贡献，值得赞扬。无论多么伟大的一个人物都不可能解决一个国家存在的所有问题，“曼德拉治下的南非存在许多问题”是难以避免的，但不能一概归于曼德拉。如果是因为曼德拉的错误决策或者不作为导致的问题，可以视为曼德拉的“过”，其他长期积累的、一时难以解决、经过曼德拉努力还存在、需要世代继续努力的问题只能归为后代需要继承的曼德拉的事业。

赞扬曼德拉不等于要神化曼德拉。对于曼德拉的历史地位评价，既可以包含基本地位评价即有相当国际共识的评价，又可以有每个国家、每个国家首脑、每个专家、每家媒体、每个人自己的个性化评价。个性化评价表达个性化认知，不必追求一律，但基于曼德拉实际作为的国际基本共识需要媒体深入研究、把握基调，这也是媒体专业性的体现。笔者相信，高度严谨的《人民日报》在《“太阳永远不会停止照耀”――南非人民深切悼念前总统曼德拉》的文章中，将曼德拉誉为“南非著名反种族主义斗士，和平、民主新南非的缔造者”是经过严格考证的。

笔者同意媒体当更全面客观地回顾曼德拉的一生，尤其是重要的历史阶段和转折点。中国媒体没有回顾年轻时代曼德拉的这段历史，可能有几个原因：媒体记者编辑对曼德拉研究不够深入，没有发现这段历史；或者，知道有这段历史但故意隐去了，想呈现一个完美无瑕的曼德拉。其实，如果将这段历史解读为年轻曼德拉的求索是完全可以作为真实曼德拉的一部分的。媒体如果能发现这段历史及其真实的形成原因，例如曼德拉自己的解释说明，就更好了。

吴非：曼德拉是一个经济实用主义者，因此他拒绝了非国大的国有化政策。正因为此，南非的投资评级从BB升至BBB等级，成为投资等级国家。

南非经济近年来成为世界经济中一个有影响力的国家，离不开曼德拉的历史功绩。在曼德拉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的近二十年来，南非已成为非洲最大经济体、全球最大的新兴经济体之一，并于2010年加入金砖国家组织。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南非实际人均GDP从1995年的4300美元增加至2012年的近6000美元，增幅为40%。开普敦大学穆雷?雷布瑞特的一项数据显示，南非白人的平均收入在1993至2008年间增长63%，而南非黑人的收入增长了93%。

刘海龙：从应然的角度，媒体应该批判性地对待自己的报道对象，尽可能反映其各个侧面。对曼德拉的报道当然应该全面总结他的功过是非。

对于有勇气展现曼德拉“另一面”的媒体来说，我们应该给予掌声。但是从实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媒体在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动力和能力去这么做。同时这里还存在情与理的冲突。“为死者讳”的文化传统，再加上党报宣传中典型人物报道的惯性，中国的媒体并不习惯于在盖棺论定的时候过分追究逝者的缺陷。

新闻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人物报道的角度和细节的选择肯定受到价值观的影响。所以无论是主张“神化”还是“祛魅”，背后都有价值底牌。讨论是否应该为曼德拉“祛魅”，最终讨论的是媒体的价值诉求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新闻业务层面的问题。在中国的知识界，价值观上的分歧十分巨大。在整个社会缺乏价值共识的情况下，对媒体要求过高，超出了现实条件，有些强人所难。可以提出批评争鸣，引起思考，但不必强求。我对媒体的要求比较消极，只要能做到不说谎、不迎合权力就已经不错了，因为留给他们选择的空间实在有限。

张鸥：国内报道我读的不多，但看了一些媒介评论，感觉略有这方面的问题，把他过于神化了，本人也被派遣前往南非，在实地接触了解了当地现状后，做了记者观察，题目就是《种族隔离不再社会鸿沟犹存》。

常江：有学者指出国内媒体对曼德拉逝世的报道缺乏中国的国家立场，一味赞颂曼德拉为“自由”、“民主”而斗争的精神，其实是不自觉地参与了欧美主导的全球政治宣传。对此您如何看？

【背景资料】

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病逝成为世界范围内部分报纸和杂志的“头条新闻人物”。通过不同的语言和形式，国外媒体对曼德拉逝世表现出高度关注并对曼德拉本人进行了解读。

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头版风格代表了绝大多数国外平面媒体的报道风格，其头版为黑白色的曼德拉老年时期的照片。《纽约客》杂志的头版刊登了一张曼德拉高举右手的黑白照片，所展现的是青壮年时期的曼德拉形象。比利时《标准报》封面所呈现的是曼德拉用拳头抵住额头、双眼望向上方的形象。爱尔兰《独立报》选择了曼德拉老年时期的照片，封面标题为逝去的偶像（Deathof an icon）。而南非本地报纸《索韦托人报》的封面选取了曼德拉向人群挥手致意的照片，标题为“GOODBYE TATA"。

在众多外媒的封面报道中，《自由荷兰报》的封面处理颇有意味。该报采取了抽象化处理，封面图片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从整体来看，是半张曼德拉苍老的脸，说苍老是因为图片中的曼德拉眼角下掉，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下掉的眼角其实是一只衔着树枝的小鸟，而树枝又恰巧构成了曼德拉鼻子的轮廓，其寓意不言自明。

国外媒体对曼德拉逝世的高度关注被部分学者解读为一场全球范围的政治传播。“新闻界对一个政治人物去世的报道，从不会是简单地臧否个人，更是在传达一定的政治观念和媒体立场”，王维佳在撰文中指出，即使我们真的将“和解政治”当作一场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曾经的国际支援行动也是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的，而在中国很多大媒体的报道中，我们完全看不到这个起码的“国家立场”。

钟新：曼德拉是位世界级的政治人物，对他盖棺定论的回顾总结性报道肯定离不开政治议题。各国首脑等政治人物借悼念之机传播自己的政治主张无疑是明智的时宜之举。各国媒体报道各方反应、主动设置相关议题讨论也是顺理成章。中国政治领袖、专家学者、媒体、公众也可借助全球大讨论的时机参与相关议题讨论，主动设置中国议题，一方面向世界传播中国在政治领域的价值观，一方面培育国民的政治参与能力，逐步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

在今天仍然“西强我弱”的媒体环境和国际舆论环境中，西方媒体的信息获取能力、报道深度广度在很多方面值得中国媒体借鉴，而世界主流媒体往往也是中国媒体的重要信息来源。但是，中国媒体不能简单做西方媒体的传声筒，而应在提供事实报道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的议题框架、传播中国各方面的声音，这就需要中国的相关方面、相关人物有接受媒体采访、向世界表达中国观点、中国立场、讲述中国故事的意愿和能力。传播中国声音、表达国家立场不是一句口号，需要行动。

曼德拉逝世引发种族冲突与和解议题。媒体不仅可以报道曼德拉是促进种族和解的英雄，也可以借此讨论种族和解的途径与条件，其中可能就包括国际援助，而中国通过实施国际援助参与种族和解的努力也就成为题中应有之意，而不会出现王维佳批评的中国媒体缺乏体现中国国际支援行动对和解政治的贡献的“起码的国家立场”。需要提醒的是，国家立场不是简单的国家宣传，而可以是以追求国家自我利益与人类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国家观点。

吴非：中国在国际报道中有两个趋势，一个就是非常强调中国国家立场，另外就是完全没有国家立场。国际新闻报道首先是要强调新闻的国际性，对于很多的具有影响力的政治、经济、文化人物，媒体都应该有相应的人来长期进行跟踪报道，而中国的媒体基本上只跟踪和中国政治有关系的新闻，对于其他的直接、间接有影响力的人物、事件长期关心不足。

中国媒体采用欧美的全球政治宣传有很大的好处，除去中国不太喜欢的部分，中国读者可以直接体会来自欧美媒体的专业精神，尽管欧美正在经历新媒体的挑战，但传统媒体依然肩负主流新闻价值观，尽管这次新闻报道量比较大，并且受到部分谴责，但主流媒体的职业精神还依然得到肯定。

刘海龙：这个问题可能对批评者提出的观点有所误读，批评者提出的与其说是“国家立场”，不如说是“独立立场”或“批判立场”。“国家立场”是一个相当模糊的概念，它究竟是指党和政府的立场，还是指一个类似卢梭“公意”概念的全体人民立场，还是指特定群体的立场，不得而知。况且在很多时候，中国的外交政策本身就比较模糊和暧昧，这也是导致中国媒体国际报道缺乏明确价值诉求的原因之一。

这里还要区别两个不同的“宣传”概念。一个是“一元化的”或“总体的”宣传概念，一个是“科学的”宣传概念。前者是通过国家权力，控制全部信息环境，必要时通过强制力量保障实施；后者是在保证公民基本权利前提下靠精心的受众研究和信息设计而达到征服心与脑的目的。对这两种宣传观念的具体论述见我写的《宣传：观念、话语及其正当化》一书。这里所说的“欧美全球政治宣传”指的是第二种宣传概念。

对于中国一线的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最容易察觉的是第一种宣传。就在曼德拉逝世的报道中，也不乏这种宣传所设置的报道禁区。于是一些新闻工作者用隐晦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所以对媒体报道中的价值诉求，应结合具体的语境，抱以同情的理解。

提醒注意第二种宣传，有助于提高新闻工作者的反思意识，本身具有其价值。但它的行动指向比较暧昧，为曼德拉“祛魅”后又能怎样？毕竟国际力量对普通公民的影响小于国家的影响，媒体也是一样。鉴于“国家立场”的模糊性和现实限制的紧迫性，我倒是认为目前的主战场在第一种宣传而不在第二种宣传里。

张鸥：非常有理，比如有些媒体一直跟着奥巴马的最新讲话的节奏，甚至颇为美国人的“普世价值观”所动容，殊不知，直到2008年5月，曼德拉一直是美国中情局恐怖主义黑名单上的人物，曼德拉当年也正是在美国中情局的协助下被投入监狱的。曼德拉，某种意义上，只是西方政客塑造的一个符号。曼德拉被释放也不只是白人政府的妥协的结果，而是全球舆论的批评以及多个国家参与对前南非政府经济制裁之下的结果。而这些，都不是西方媒体愿意提及的事情。

常江：曼德拉逝世后，国内外媒体均反应迅速，相关报道在极短时间内纷纷与受众见面，背后的原因极有可能是媒体“未雨绸缪”。您如何看待媒体对于重要人物逝世报道的“有备而来”？这样的操作会产生什么问题吗？

【背景资料】

曼德拉逝世的新闻报道可以说席卷全球，“@传媒老王”对国内各大报纸的头版梳理也让人感受到了我国新闻媒体对重要人物逝世报道的浩大声势。除了声势浩大的报道规模外，媒体的反应速度也是惊人。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对于这一看似突发的新闻事件，大多数媒体其实早已胸有成竹，许多媒体在得知曼德拉身体病危之后便已着手筹备专题报道。

面对这样的报道规模和速度，王维佳既感到赞叹又觉得乏味，她在文章中提到，短短几个小时内，新闻编导能够制作出这么政治定位鲜明、情感充沛饱满、内容资料丰富的电视片，实在让人赞叹。随后整整一天中国新闻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更是体现了快速而强悍的国际新闻反应和展示能力。当然，由于解读角度和煽情方式都基本一致，也不免让我这个从早到晚的实时关注者感到一丝乏味。

除了为在报道竞争中获得优势外，有的媒体进行提前准备甚至提前演练是因为曾经的报道出现过失误，提前做出预案是为了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

英国广播公司（BBC）工作人员曾于2011年演练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的报道。据《南方都市报》报道，一旦女王逝世，BBC将在第一时间宣布此消息，随后播放英国国歌，背景屏幕展示英国王室图片。如此演练的前车之鉴是在2002年，当时BBC资深新闻节目主持人彼得?西松斯在宣布女王母亲去世的消息时打着绛红色领带，被观众批评为对老人的去世“不近人情”。此后，BBC对播音员着装要求作了相应改变。播报此类消息，主播必须身穿深色套装，男主播穿白色衬衫系黑色领带。BBC称：“我们必须做出新闻预案，以便应对可能发生的状况。”

钟新：这个问题让我想起1998年在纽约访问《纽约时报》时一个至今印象深刻的情景：一位编辑拉开一个个抽屉，给我等参访者展示他们准备好或准备中的世界重要人物的盖棺定论式的报道，说这样的准备对于年龄大、身体不好的重要人物的报道是必须的环节，而且他们经常要根据变化对报道内容进行调整，这样的准备有时候提前很长时间甚至几年。重要人物离世日期无法预测，但每个人早晚都会离世，这样的准备不会浪费。有的媒体有专门的讣闻（obituary）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曼德拉逝世的消息刚发布，媒体很快就推出了信息丰富的报道。相信中国媒体也不是几个小时里准备的全部信息，而是早有准备。

可能引发的主要是伦理层面的问题。提前准备讣闻相关报道是否让人尤其是当事人及其家属感觉这样的准备或许有预言甚或诅咒的意味，心理上会难以接受。所以，这样的准备最好是秘密进行，不可对外宣称。南非卫星电视在环球频道曾播出题为《缅怀国父（1918-2013）》的讣告，这个大乌龙显然是因对准备材料管理失误导致的。

吴非：曼德拉长期卧病在床，媒体对此早有准备是自然的事情。但由于长期和曼德拉没有建立更多的私人感情，使得准备工作显得非常苍白，如果有更多深入其身边的记者，拿到更多几年前甚至十几年前的亲身感受，那么，我们可以更加直接感受到曼德拉所带领的南非发展中，更多地难得经验。

未来不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如何与强大中国相匹配的强大媒体，现今新媒体的崛起主要依靠中国还没有建立文章的版权和受众阅读习惯的变化。

新媒体大量复制来自传统媒体的文章，并且几乎完全不付版权费，并且把大量的新闻专注在花边新闻上，尽管这样会赢得大量的受众阅读，但对于中国这样成为负责任的大国没有半点好处。

中国未来如果国际新闻报道中能够有更多地贴近性的报道，这将会对于中国成为负责任的大国，具有正面性的帮助。

曼德拉的报道反映出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媒体国际报道任重道远。

刘海龙：从中国传统文化看，媒体在报道名人逝世时“有备而来”似乎对生者不敬，但对于新闻策划来说则十分必要。讣闻报道是一个常规报道领域，况且曼德拉年事已高，为了增加报道时效性，提前策划和准备是必要的。国外许多媒体已经对讣闻报道形成了一套操作的惯例。在我看到的材料里，像《纽约时报》、CBS、CNN都建有名人档案库和视频库，定期更新，以保证能在第一时间能对突发新闻做出反应。这种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无可厚非，毕竟它并没有对任何人构成法律侵权或引发伦理问题。

张鸥：没有任何问题，国外媒体都有对重大新闻报道的预案，诸多重要人物都提前制作“生平背景”，这样没有任何道义的问题，只要新闻本身没有事实出入。所以当CNN在南非宣布曼德拉去世后，第一时间播出了5分多钟的背景片，如果没有准备，这5分钟使用了大量历史影像的大片是无法在短短几十分钟甚至一两个小时内制作并呈现的。

第四篇：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遗体解剖保存揭秘

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遗体解剖保存揭秘

新浪读书

毛泽东遗体告别仪式

悲壮的礼炮鸣响三声，将新中国27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

吊唁活动的地点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人们络绎不绝从四面八方涌向敬爱的领袖身边，痛哭流涕望着安详地睡在灵台上的毛泽东。

人民大会堂又一次沉浸在巨大的悲哀之中，象征着举国同悲的半垂国旗把天安门广场点缀得更加悲哀，已临傍晚，幽蓝色的暮霭像一道哀纱挽在北京西面的天幕上。悲伤的人们执拗地在大会堂外的广场上排着不见首尾的长队，希望能亲眼瞻仰到毛主席的遗容。

中央政治局的委员每天轮流值班为毛泽东守灵。所以杜修贤他们这些新华社驻中南海摄影组的同志们，每天都要拍摄追悼场面的新闻照片。

姚文元在毛泽东追悼活动开始时，就郑重其事地指示杜修贤：“老杜，拍摄新闻照片要突出集体领导。每天守灵的政治局常委要注意拍全拍好。”

杜修贤等一天拍摄的照片全冲洗出来，往往已是万家灯火的时候。

姚文元这时一般都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姚文元一边看杜修贤送去的照片，一边和他谈照片存在的问题。突然姚文元皱了眉，用遗憾的声调问他：“怎么这张上也没有江青守灵的镜头？”

“她今天没有来，我等了好久„„没拍上。”后一句话杜修贤没有说出来：听说她在17号楼打牌。

姚文元离开办公桌，双手反背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沉默不语，来回踱步。

“主席吊唁期间，她应该在那里守灵啊！不过七八天的时间„„唉！老杜，你能不能找一张第一天守灵的照片再发一遍？”他着急中带着几分无奈的苦恼问杜修贤。

“再发一遍？可能不合适吧，时间间隔得太短„„”

“那怎么办呢？几天没有江青守灵的镜头，群众会有看法的。不过七八天的时间。”

杜修贤心想，重发一次更糟，群众的注意力一直就停在江青哗众取宠的劈头盖脸的黑纱上，照片根本就无法掩人耳目。

原来杜修贤对姚文元并没有戒心，以为他知书达理，书生气重。但是周恩来去世以后，杜修贤渐渐感到姚文元身上发生了某种说不清的变化：他开始强调集体领导的形象；注意新闻照片上的人物细节，谁脸大谁脸小，谁在前谁在后；最近还特别注意江青形象的效果，有好几次叫杜修贤修江青脸部的细斑„„杜修贤虽然不知他的内心活动，但他的语言表露出种种异常的举动令杜修贤体察慎微，觉得他热衷追究照片的细节已不是什么工作的权限要求，而是为了某种利益的需求，才对自身的使命表现出极度的负责，甚至达到挑剔的程度。

在这种非常复杂和微妙中，甚至还散发着危险的氛围里，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多话。

杜修贤按照姚文元的意思，将第一天发过的照片送给姚文元审发。也不知姚文元担心重发照片的严重后果，还是由着江青的性子自由“发展”去吧，照片最终他没有签发。

毛泽东治丧期间，杜修贤和中央新闻组的全体记者还为毛泽东守灵一天。而江青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不过只守了一天的灵，就不再见她的人影，连全心全意护着她的姚文元都看不下去了，替她的形象着急万分。她本人却隔岸观火，将这些细节置之度外。

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又被姚文元注意了。吊唁活动的第五天，杜修贤拍了一张政治局委员和前来吊唁的外国大使握手的照片。画面中的外国人是背着身，七八个委员是正面纵队排列。为了能将他们每个人的脸都拍清楚，杜修贤特意跑到侧面拍摄。这样，人的脸就拍全了。

姚文元的眼睛很挑剔，一连为这张照片提了三个问题：第一，华国锋的头挡住了王洪文的脸侧面；第二，王洪文的表情不好，好像没有精神；第三，远处毛泽东的遗像有点模糊。

姚文元问杜修贤还有没有同样场景的照片？杜修贤立即明白了他的意思，他想两张照片重新剪辑，将王洪文好的镜头和这张里的王洪文重新更换。

杜修贤知道，姚文元懂一点暗房技术。照片是可以拼接的。他就答应回去试试看，但心里倒是希望那张和这张大小不成比例。可是回去一看，不仅能接，而且还天衣无缝。因为同一角度拍摄的照片是很容易“偷梁换柱”的。

一张照片他们竟花费了四张底片重新拼接，才制成了姚文元满意的照片。

杜修贤不愿再作这种亵渎新闻真实的拼接事情。他想干脆我每次送审时只带要发稿的照片，而且只带一张，让姚文元没有更多的挑选余地。

姚文元表现出他特有的深刻精明。他发现杜修贤在骗他，就含而不露笑着对杜说：“老杜，你是中南海里出了名的‘快手’，主席吊唁大厅里你们还派了不少的摄影记者，照片应该越拍越多，怎么会越来越少了？老杜，你没‘贪污’吧？”

杜修贤立刻回答说：“照片拍得效果都不尽人意，以后注意拍好。”可是心里却暗暗下决心，办完主席的丧事，他就立即走出红墙。他比什么时候都向往一个没有压抑的世界。

9月18日下午3点，毛泽东主席的追悼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沉痛悲伤的哀乐从天安门广场漫涌，滚滚飘向广袤的天际。阴沉的天空下面是臂戴黑纱胸佩白花、悲痛不止的百万群众。他们默默地抽泣，为毛泽东主席的离去而沉痛哀悼。

悲壮的礼炮鸣响三声，将新中国27年里最高规格的葬礼推向了史无前例的高潮。

在天安门城楼下面正中央架设的追悼会主席台上，党和国家领导人站立成一排，王洪文年轻的脸上挂着和年龄不相称的悲戚，今天这位最年轻的副主席要主持建国以来最高规格的追悼会。

华国锋站在王洪文的右侧，他要在百万首都人民面前用他浓郁的山西口音宣读悼词。

叶剑英立在华国锋的右侧，老帅此时的心里最为痛苦，短短大半年里，出生入死共同打江山的“老伙计”们说走都走了，一连走了三个，连领导人民打江山的毛泽东主席也走了。这让他充实的半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一下变得空荡荡的„„他扯着衣角，凄凉的情绪从他每个纹路里自然地流泻出来。

张春桥“以不变应万变”的表情依然是阴鸷古怪。他站在王洪文的左侧。他的左侧就是叫人看着别扭的江青，她裹了一身的黑色，据说这是“庇隆夫人”式的丧服，黑纱把她的脸遮小了一圈，极不协调地站在这排人里。

在默哀三分钟里，杜修贤就开始构思怎么拍摄追悼照片，副主席的合影要登一张，政治局常委的镜头要有一张，然后还要有一张政治局委员的合影，江青怎么办？按理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应该照一张单独的，可是杜修贤不想照她单独的照片。这时他是站在城楼的东面，等会到城楼的西面，将江青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就可以不再发江青单独的照片。

哀乐一结束，杜修贤就跑到叶剑英的西面，由西向东拍摄，这样叶剑英的人像最大，其二是华国锋，而江青的人像最小。

杜修贤又拍摄了一张三位副主席的合影和其他领导人的合影。

当天晚上，杜修贤去姚文元那里送审照片时，还担心姚会指责自己拍摄的“五人照片”为什么把华国锋拍那么大，而江青那么小。

出乎意外，姚文元倒是没有关心华国锋的人像大小，而是关心江青形象。“怎么不选江青单独的照片？”

“我没有拍她单独的，你不是在开追悼会前告诉我，叫我注意突出集体领导„„”杜修贤也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学会了“强词夺理”。

姚文元没好气地打断杜修贤的话头：“好了好了，那就这样发吧！”

9月19日，追悼会的照片就见了报，整整一版，江青就只是挂在四个常委的后面。

不过后来也有人责问过杜修贤，也就是他被无端停职审查的开端：“你为什么不拍华国锋单独的照片？”

流走的历史岁月被重新拉扯了回来，有人用超越时空的脚步丈量杜修贤过去的路程，量来量去，在照片里找出了许许多多的“阴谋脚印”。杜修贤精心设计为了突出叶帅和华国锋贬低江青的“五人照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一个月就被指责有下面一系列的阴谋内容：第一，华国锋为什么不居中？第二，为什么王洪文放在中间？第三，为什么带上江青，她能和华国锋在一个画面里吗？第四，为什么要三个坏的比两个好的？„„

杜修贤啼笑皆非！

毛主席躺在无氧帐篷里，为了遗体永久保存，必须要取出内脏

毛泽东追悼会以后，中央开始考虑毛主席遗体永久保存的技术问题。人民大会堂里暂时存放的毛泽东的遗体，是用无氧玻璃棺罩着的，里面恒温，遗体可以保存一段时间，但不是长久之计。

9月22日这一天，杜修贤和全体工作人员向毛泽东的遗体作了最后的告别，就各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新闻采访组也完成了毛泽东治丧期间的新闻报道工作。

杜修贤回到家里吃了一顿宽松舒适的晚饭。

大约晚上八九点钟，人民大会堂打电话到杜修贤的办公室里找他，说是王洪文叫他立即去大会堂有重要任务。杜修贤接到办公室值班员的电话后，马上带上相机，又怕工作量大，还特意叫了个年轻的助手和他一同去。

杜修贤以前和王洪文接触不多，这次王洪文怎么想起来叫他的？杜修贤到大会堂的福建厅领任务，一进门，见华国锋、汪东兴也在里面，他们正在谈事情，就叫杜修贤在门外等一会。

门外的大厅里有沙发，杜修贤干脆坐下吸支烟慢慢地等。

一个服务员走到杜修贤的跟前，开始杜没有注意她是想和他说话的，让人家在一边不好意思忸怩了半天。他发现她后奇怪地问：“你找我有什么事？”

那姑娘脸红了，支吾着说：“我们„„服务员虽说经常见到„„首长„„可没有合过影„„您是照相的„„想请您为我们照张相。”

“你们想和谁合影？”

“王副主席„„您帮着我们去说，好吗？”

杜修贤觉得那小姑娘天真幼稚的模样挺有意思，就逗她：“真的想照？”

“嗯。”

“我不能去讲，你们胆大些自己去讲，讲好后我可以为你们照，好吗？”

小姑娘的脸更红了，扭头跑了，两条长辫子在背后一跳一跳的，她心里肯定在骂：这个黑老头，一点面子也不给。

小姑娘一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了，杜修贤心里怪寂寞的。

过了一会，王洪文在福建厅的门口招手，叫杜修贤进来。这时他们已经结束了谈话。

杜修贤走进去还没坐下来，王洪文就对他说：“毛主席的遗体要运走，为了将来保存好主席的遗体，我们准备在无氧罩子里拍一些照片，留下来作为参考资料，以后用来对照主席遗体保存变化的情况。今天要进无氧罩的人已经事先带氧气面具练习过了，你马上戴面具练习一下，看行不行？”

杜修贤看时间不早了，已经有人几次来请示王洪文什么时候移动主席的遗体，就说：“别人行我也行，就不试了。”

杜修贤叫和他一起来的年轻人在外面等着，他先进去。他心想：我是毛泽东的专职摄影记者，最后的拍摄我应该义不容辞；再说我也这把岁数了，万一给“报销”了，我也够本了。

杜修贤刚带上氧气面具，旁边的几个熟人就被他的怪模样逗得笑个不停。他从玻璃罩中望其他几个准备抬主席玻璃棺的人的模样，也忍不住想笑，不过大家还在悲痛期间，只是咧了咧嘴。

简直像是防化部队的一次军事行动。

无氧房其实是个无氧帐篷，临时设在大会堂的西大厅里，有两道门，帐篷是透明的，里外都能互相看见。毛泽东睡在里面的玻璃棺里，为了这次取下玻璃棺拍摄毛泽东的近景才罩上这个无氧帐篷，这样就可以保证毛泽东的遗体不和空气接触。帐篷刚罩上时，里面还是充满了氧气，杜修贤看见里面有许多的气球飘浮在帐篷里，这时戴好氧气面具的人把一个个的气球都捅破了。他问别人才知道这些都是特制气球，里面的气体一出来就把帐篷里的氧气全吸收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真空”区间。

杜修贤进第一道门时，前面一个护士就上不来气了，连忙退了出来。当杜修贤进了第二道门时，顿时也感到阵阵的窒息，好像有人卡着脖子似的，幸好进去前，有经验的人告诉他出不来气就拍背着的氧气瓶子，他使劲地拍了几下，氧气接了上来，到底不如平常呼吸的空气柔和，烧得喉咙热乎乎的。如果接不上氧气，杜修贤可能走不出帐篷的门就“舍命陪君子”，永远地跟着毛主席走了。难怪帐篷外的熟人见杜修贤拍打氧气瓶，吓得个个面如土色，连连对他打手势，叫他快出来。用这些熟人们的话说，他们也吓得差不多快断气了，以为杜修贤也给干了进去。

过氧气关后，杜修贤就开始拍摄，他戴着眼镜的双目又蒙上了厚厚的面具玻璃，眼前一片模糊，根本分不清毛泽东的五官。他干脆将照相机拿离面部。拍摄时全凭双手的感觉拨动相机上速度、光圈和焦距，举着相机的镜头对准毛泽东的遗容按动快门。倒霉的氧气瓶一会就不来气，他还要不停拍打氧气瓶。好容易拍了20多张彩照，实在受不了有口气没口气的折磨，便结束拍摄退了出来。

一出了帐篷的门，杜修贤立即成了英雄，被大家围了起来。是啊，他可是个50岁的人，还将自己当成小青年玩命哩！

王洪文一直在帐篷外观看，见杜修贤汗淋淋地出来了，就连忙跑来握住杜修贤的手：“感谢你立了一大功，老杜。”

不过杜修贤感到遗憾的是，他出了无氧帐篷，竟不见一个会摄影的人，他那戴氧气面具的滑稽装扮也没有留下张照片作个纪念。

照片冲洗出来，竟张张拍摄成功。直至现在毛泽东的遗体保存情况都是参照杜修贤当年冒着生命危险拍摄的照片。

过了几天，毛主席遗体要进行解剖，取出内脏，以便永久保存。解剖现场也是杜修贤去拍摄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的，至今想起他心里也不舒服。为什么要将好好的人解剖呢？某种程度看，得到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他心里真为主席难受。人死后，一切有形的便随之而灭亡。只有对自己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价值称为精神的东西，西方人叫灵魂，共产党人谓之思想，才会永恒地活着。

第五篇：毛泽东少年时代和同伴放牛时

毛泽东少年时代和同伴放牛时，经常在山坡上玩耍，一玩起来往往就误了放牛，要么是到了时间牛还没有吃饱，要么是牛跑到人家的田里去啃庄稼。怎样才能既保证放好牛，又让大家玩得痛快？毛泽东和大家商量了一个办法。他把同伴们组织起来分成三班：一班看牛，不让它们吃了庄稼；一班割草；一班去采野果子。每天轮班，今天看牛的，明天割草，后天去采野果子。这样，各人都有自己的工作。

一天，在电影院里，电影还没开演。一个姓贾的小学生发现前排座位上有个解放军叔叔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书，觉得挺奇怪：电影马上就要开演了，怎么还在看书？小学生探头一看，原来是雷锋叔叔。雷锋是他们学校的校外辅导员。“雷锋叔叔，这么一点时间，你还看书啊？”：小学生非常好奇地问。雷锋说：“时间短吗？我已经看了三、四页了。时间短，可是看一页算一页，积少成多嘛！学习，不抓紧时间不行啊！”雷锋问小贾：“你对学习抓得紧吗？”小贾不好意思地答道：“不紧！”雷锋亲切地说：“不抓紧可不好。你们在学校里学习，太幸福了。一定要认真

地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