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当代中国晚清文化研究一瞥

第一篇：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当代中国晚清文化研究一瞥

不知从何时起，清朝的瓷器、绘画、雕刻、家具、建筑，清朝的人物、都市、地理、历史、传说„„这一切都扑面而来，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对于晚清想象的全方位图景。与这种多维形态的晚清想象相呼应的是，关于晚清的学术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这不仅包括面向普通民众的学术讲座，也包括更为专业、严格、细致的学术论证。晚清似乎在突然之间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当代学界对于晚清的研究，依然属于中国现代学研究的范畴。所谓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学问，涉及中国现代 政治、经济、社会、哲学、语言、历史等诸多方面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作为思考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文化 发展 的视野和框架，现代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也成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时无法规避的先验结构。[2]但是，当代的晚清研究与1993年以前的研究相比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1993年前的晚清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启蒙话语、中国革命话语的逻辑演绎的话，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试图跳出这一话语结构，在一种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内、注意从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角度审视晚清。晚清之际的民族关系、社会状态、报刊出版市场、经济生产情况、民众的日常生活形式等诸多问题得到凸显；同时，这些问题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还有这种关系中所折射出的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也正日益受到关注。在论述形式上，关于晚清的研究，虽依然不乏宏观的、历史性的、形而上价值观念的辩证书写，但更多的是微观化的、空间性的、形而下和经验性的语言形式。而这正是当代晚清研究中十分突出的地方。

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变化生成的原因何在？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当代学人将研究的视角从单纯的学术 理论 思考转移到了对那个 时代 诸多层面的描述？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新时期以来晚清研究的学术逻辑演变上。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晚清的学术梳理，在逻辑思路上基本上属于革命和启蒙的现代性话语之一翼，比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论》、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著作。这些研究专著的特点是注意对晚清这一时期特定研究领域中知识性理论的建构，也因此在追求历史逻辑和描述客观性的同时，侧重于从哲学、美学、文学等特定的理论视角梳理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一表面上客观的梳理实际上遮蔽了晚清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晚清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在时间序列上、价值转换上、个体和民族主体的建构上，自然 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形式，而晚清的“近代史”时序界定更成为这种中介价值的直接表述。也是在这种理论描述中，晚清的现代性“起源”问题被遗忘了。因为一切似乎客观的学术梳理的逻辑前提——启蒙和革命，以及为这一话语提供支撑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性要求——都被视为是自然的、合法的；同时这种描述的后视性，也因为描述的知识性、客观性的学理结构而被掩盖。因此，这与其说是在描述晚清，不如说是在既定的逻辑话语的要求下对晚清的现代化重构——它已经内在地承认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合法性地位，内在地将话语模式界定在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之上，内在地想象了一个现代性的文化主体——这个主体涉及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两个层面。而晚清的学术梳理也因此而蜕变为这一话语的显性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现代民族主体与个体主体的观念，还有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想象世界的形式，它们的历史性、生成性、文化结构特征等，都在这种既定的话语结构中被预设为不证自明的。

也因此，如同有学者已经指出的，过于重视晚清研究的学理层面，实际上忽视了晚清之际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汇的复杂语境中，现实中的个体面临复杂多样的西方现代性的力量时，所感受到的激烈的文化和心理冲击，还有在这种冲击之下的复杂的日常生活体验。这种体验与感受的复杂性恰恰是中国现代性生存体验、现代性逻辑话语，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得以诞生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书写历程中，长时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中国现代性话语的生成，由于其天生的后置性，在遭遇到西方强势政治文化话语的冲击而被迫与传统的古典文化话语断裂之时，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生成过程，而必定是一个复杂的接受与抗拒的互动过程。价值观念上的激烈冲击所带来的反作用与现实生存体验中西方器物引入时“润物细无声”的复杂感受之间存在着相互肯定和相互否定的复杂互动关联，这被当下一些学者描述为一种“怨羡”体验。[3]而这种直接的生存论层面的个体或群体感受形式的描述也是启蒙和革命话语的线性逻辑形式所无法承载的。回到这种现代性体验和逻辑话语生成的语境、也就是回到中国现代性得以生成的地面这种思考形式，与其说是对启蒙与革命的逻辑话语的颠覆，毋宁说是这一逻辑话语的自然延伸——它试图重新发现中国现代性研究中曾经被遮蔽的问题——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如果说，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支撑下，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被描述为一个自然的、客观的历史过程，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在质疑这一逻辑话语起源“自然”性的同时，消解了其理论逻辑上的时间性进程，突出了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上、从经验的层面上，梳理中国现代性“起源”的存在形式，勾画出这一起源中所隐含的各种异质性力量，以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提供更为合理的学术论证。

如果说，晚清研究由学理性的知识性建构向日常生活状态研究的延伸具有学术研究逻辑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研究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状况的折射。1993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语境发生了逆转，大众消费社会文化的建构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已经变成现实。然而，这一社会形式的转型所暗示的却是自1840年以来以独占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转变： 以哲学、美学、文学为核心的现代精 英文 化结构的衰落不可避免，而以大众消费为核心的多元化娱乐文化的兴起则难以阻挡。

第二篇：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

晚清是如何被想象的?[1]

——当代中国晚清文化研究一瞥

石天强 《中国图书评论》2007年第7期

不知从何时起，清朝的瓷器、绘画、雕刻、家具、建筑，清朝的人物、都市、地理、历史、传说„„这一切都扑面而来，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对于晚清想象的全方位图景。与这种多维形态的晚清想象相呼应的是，关于晚清的学术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这不仅包括面向普通民众的学术讲座，也包括更为专业、严格、细致的学术论证。晚清似乎在突然之间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当代学界对于晚清的研究，依然属于中国现代学研究的范畴。所谓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学问，涉及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哲学、语言、历史等诸多方面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作为思考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视野和框架，现代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也成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时无法规避的先验结构。田但是，当代的晚清研究与1993年以前的研究相比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1993年前的晚清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启蒙话语、中国革命话语的逻辑演绎的话，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试图跳出这一话语结构，在一种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内、注意从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角度审视晚清。晚清之际的民族关系、社会状态、报刊出版市场、经济生产情况、民众的日常生活形式等诸多问题得到凸显；同时，这些问题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还有这种关系中所折射出的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也正日益受到关注。在论述形式上，关于晚清的研究，虽依然不乏宏观的、历史性的、形而上价值观念的辩证书写，但更多的是微观化的、空间性的、形而下和经验性的语言形式。而这正是当代晚清研究中十分突出的地方。

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变化生成的原因何在?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当代学人将研究的视角从单纯的学术理论思考转移到了对那个时代诸多层面的描述?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新时期以来晚清研究的学术逻辑演变上。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晚清的学术梳理，在逻辑思路上基本上属于革命和启蒙的现代性话语之一翼，比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论》、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著作。这些研究专著的特点是注意对晚清这一时期特定研究领域中知识性理论的建构，也因此在追求历史逻辑和描述客观性的同时，侧重于从哲学、美学、文学等特定的理论视角梳理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一表面上客观的梳理实际上遮蔽了晚清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晚清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在时间序列上、价值转换上、个体和民族主体的建构上，自然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形式，而晚清的“近代史”时序界定更成为这种中介价值的直接表述。也是在这种理论描述中，晚清的现代性“起源”问题被遗忘了。因为一切似乎客观的学术梳理的逻辑前提——启蒙和革命，以及为这一话语提供支撑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性要求——都被视为是自然的、合法的；同时这种描述的后视性，也因为描述的知识性、客观性的学理结构而被掩盖。因此，这与其说是在描述晚清，不如说是在既定的逻辑话语的要求下对晚清的现代化重构——它已经内在地承认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合法性地位，内在地将话语模式界定在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之上，内在地想象了一个现代性的文化主体——这个主体涉及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两个层面。而晚清的学术梳理也因此而蜕变为这一话语的显性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现代民族主体与个体主体的观念，还有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想象世界的形式，它们的历史性、生成性、文化结构特征等，都在这种既定的话语结构中被预设为不证自明的。

也因此，如同有学者已经指出的，过于重视晚清研究的学理层面，实际上忽视了晚清之际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汇的复杂语境中，现实中的个体面临复杂多样的西方现代性的力量时，所感受到的激烈的文化和心理冲击，还有在这种冲击之下的复杂的日常生活体验。这种体验与感受的复杂性恰恰是中国现代性生存体验、现代性逻辑话语，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得以诞生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书写历程中，长时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中国现代性话语的生成，由于其天生的后置性，在遭遇到西方强势政治文化话语的冲击而被迫与传统的古典文化话语断裂之时，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生成过程，而必定是一个复杂的接受与抗拒的互动过程。价值观念上的激烈冲击所带来的反作用与现实生存体验中西方器物引入时“润物细无声”的复杂感受之间存在着相互肯定和相互否定的复杂互动关联，这被当下一些学者描述为一种“怨羡”体验。咖而这种直接的生存论层面的个体或群体感受形式的描述也是启蒙和革命话语的线性逻辑形式所无法承载的。回到这种现代性体验和逻辑话语生成的语境、也就是回到中国现代性得以生成的地面这种思考形式，与其说是对启蒙与革命的逻辑话语的颠覆，毋宁说是这一逻辑话语的自然延伸——它试图重新发现中国现代性研究中曾经被遮蔽的问题——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如果说，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支撑下，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被描述为一个自然的、客观的历史过程，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在质疑这一逻辑话语起源“自然”性的同时，消解了其理论逻辑上的时间性进程，突出了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上、从经验的层面上，梳理中国现代性“起源”的存在形式，勾画出这一起源中所隐含的各种异质性力量，以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提供更为合理的学术论证。

如果说，晚清研究由学理性的知识性建构向日常生活状态研究的延伸具有学术研究逻辑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研究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状况的折射。l993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语境发生了逆转，大众消费社会文化的建构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已经变成现实。然而，这一社会形式的转型所暗示的却是自1840年以来以独占政治资本、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转变：以哲学、美学、文学为核心的现代精英文化结构的衰落不可避免，而以大众消费为核心的多元化娱乐文化的兴起则难以阻挡。

遍观世界，现代精英文化的衰落是一个普遍性的现象，之所以如此，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包括文学、美学、史学、哲学等在内的精英文化是现代民族国家得以建构的重要组成。有意味的是精英文化的建构和发展恰恰是以一种“反体制”、“反政治”的姿态出现的，[4]而所谓的“个体自由”、“民主”、“革命”等现代性话语的存在则将个体与国家、自由与政治、革命与保守、同族与异族等观念置于相互对立的关系上，这一“对抗”的幻象遮蔽了它们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同源性。同时，在这种遮蔽中，民族国家的建构也被延伸到了历史的深处；而这种自然延伸恰恰是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后视视角上所进行的逻辑演绎：通过对所谓“旧”的文化观念的否定，以建立起新的文化观念；同时借助对民族历史的再叙述，为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合法性铺路；而民族国家起源的现代性则在这种叙述中被遮蔽了。因此，文学、哲学、美学、史学、语言学以及民俗学等诸多学科的建立，并不是什么外在性的、结果性的东西，毋宁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体制性要求。这些学科直接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和发展，论证其存在的合法性，成为现代民族国家自我想象的话语形式；它们与现实政治性话语、经济性话语紧密纠缠在一起，并得以维系并保持其对各种异质性话语的支配性地位。1993年，当中国成功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后，在全球化语境下，以资本生产和市场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形式成为主角，而紧密服务于现代性社会建构的精英文化的边缘化在所难免，精英文化不得不进行资本重组与市场化转型，以适应新的政治经济形势带来的挑战。由是，重新思考精英文化的历史定位，反思精英文化的发展历程，成为知识精英阶层的内在需求；这种反思以回到精英文化得以起源的“晚清”研究的形式表现了出来。而这正是国内学界晚清研究兴盛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背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今天，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消费文化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代性精英文化的一次抗争与复权行动。这种新的话语形式，或者说曾经在中国现代历史长河中一直被压抑的各种异质性话语力量，都以反现代性的姿态重新出现在了历史舞台上。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在“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的话语形式下，是以压抑包括大众消费文化、传统的民间俗文化等在内的其他异质性文化为代价的。清末民初的现代都市消费文化的萌芽和发展，还有其他各种与启蒙革命话语形式格格不入的异质性文化形态，都在“启蒙与救亡”话语的强制力量下被压抑了下去，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知识型精英文化贬低为一种低级、下流的趣味。而这种贬低和压抑，恰恰是现代性话语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要求和在民族矛盾尖锐等外在压力下所做出的必然选择。因此，诚如有学者试图阐明的，本来是多元化的文化生态，在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关系中被简单化了；本来可能存在着多样性选择的现代性，在一种特定的政治语境中被否定掉而为某种单一的现代性所取代。嘲因此，当以全球资本和市场消费为主导的经济形态成为中国发展的主要力量后，伴随这一经济形态而诞生的大众消费文化，还有其他曾被压抑下去的异质性文化的复苏就具有强烈的、对现代性进行清算的象征意义。它们不仅毫无顾忌地排斥了精英文化，取消了精英文化的霸权地位，并以市场竞争的形式与精英文化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使市场成功成为文化成功的重要根据和标准。这对于整个社会文化的冲击显然是难以估量的，并一再引起知识精英阶层对现实的各种思考。而当代学界这种回到中国现代性的起源之地重新思考晚清文化的研究形式，就不仅是对现代性精英文化在历史进程中过于强势姿态的一种反思，更是现实生活中多元消费文化兴起的一种折射。

最后，中国当代学界对于晚清文化状态的研究，在今天，也是全球化语境下的后现代思潮中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詹姆逊就认为，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首先是在现代性的萌发期，对现代性的批判以伏尔泰为代表。随后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现代性的否定通过弗洛伊德和韦伯等学人的质疑性话语表达了出来。第三个时期就是当今我们生存的时代，[6]此次反思可以上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现代思潮的萌芽与发展。但在当时，对现代性的反思还只是局限在哲学、美学、文学等学术领域。随着消费社会的建立和大众文化的兴起，反思开始进入到普通人生存的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现代性曾经被描述为一个历史演进的“自然”发展过程，同时也被描述为催生了现代社会的结构、体制、格局的积极力量。但是，随着现代性所具有的压制性力量日益突出，还有后现代思潮的风起云涌，对这种压制性力量进行反思、批判，从新审视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端，成为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任务。

解构现代性的种种神话涉及对现实的批判和对历史的批判这两个层面。前者如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该书严格地从社会学角度反思了现代性给西方现代社会带来的诸多影响。而后者，如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所著《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则是从“起源”的角度思考了日本现代性发生的过程，这尤其值得我们关注。在柄谷行人的书写中，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来自于一种价值意义的颠倒，本来是结果性的东西，以自然而然的状态、本源性的状态出现在了世人面前。如所谓的内面、风景，还有疾病、儿童都不过是一种现代主体确立后的结果，它们与其说是日本本土性的东西，不如说与西方现代文学观念在19世纪的确立和发展具有同源性。柄谷行人拒绝将现代性的发生向更遥远的历史延伸，而相信，在日本l9世纪末期的文化历史中隐藏着那被掩盖的关于现代性起源的秘密。本来在当时是多元化的文学价值观念，逐渐为自然主义、浪漫主义等西方文学观念所替代，而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的争议，它们在时间上被想象出的那种线性关系，则将当时多元化的文学生态遮蔽了。

应该说柄谷行人的研究对于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这不仅因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在时间上与日本相近，而且还因为日本现代性的发生同样具有后置性等特征。思考晚清，所关注的正是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同时，学界所关注的已经不是这个现代性起源的“自然”状态，而是试图描述出这个“起源”发生时曾经出现的复杂的、异质性的社会文化语境。现代性起源的“自然”状态恰恰是一种不自然，它的自然化是一个后视性理论描述建构的结果——正是这种描述使得现代性的起源显得“自然”了。柄谷行人的著作诞生于上世纪70年代，那时，正是日本大众消费文化兴起、社会精英文化逐渐边缘化之时，比较于今天我们对于晚清的再思考，历史呈现出了惊人的相似性。

附带一笔的是，当代中国学界对于晚清的研究还有着复杂的外来因子的影响。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曾有过一套“海外中国研究丛书”(江苏人民出版社)，在这套丛书中就有多本专著涉及外国学者对晚清所做出的系统性研究。如美国学者柯文对于王韬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描述(《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罗检秋译，2003)。艾尔曼详细论述了乾嘉朴学的经验主义思维形式从内部解构理学思维结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该书甚至将中国的现代性萌芽延伸到了17、18世纪(《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赵刚译，1998)。此外，还有本杰明·史华兹对于严复的思考(《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1990)。如果说，关于严复等学人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梳理的特色的话，那么对于王韬和乾嘉学派的关注则不仅引入了福柯谱系学的方法，更将思考的视角引向了形而下的器物层面。这种思考就是在今天也是十分引人注目的0虽然丛书出版时的特定语境使得丛书在当时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反响，但很难说今天国内学者对于晚清的关注没有受到海外晚清研究的波及。

注释：

[1]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课题研究论文，项目批准号：05JZD00028。

[2]关于中国现代学观念，可参看王一川，《中国现代学刍议》、《现代性文学：中国文学的新传统》、《汉语形象与现代性情结》，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刘小枫，《现代学的问题意识》，《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

[3]王一川，《中国现代性体验的发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8—77。[4]赵京华，《译者后记》，[日]柄谷45-z．，《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5]王德威，《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被压抑的现代性一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6][美]F．詹姆逊，《重叠的现代性镜像》，[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博士)

第三篇：论晚清文化以及影响

论晚清学习西方文化的先驱人物

摘要

纵观中国近现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的中国社会是东方各种矛盾的焦点。民族危机，阶级对抗，中华文化冲突和交融所引发的社会剧变,对晚清王朝力求救亡图强的爱国人士产生了巨大的刺激作用。在内外交困的晚清，救亡图强成为时代的主题。面对日亟的民族危机和文化危机，晚清国民中一些先进的积极分子掀起了学习西方的热潮。其中有我们所熟知的被誉为“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林则徐，以及其好友魏源，林则徐学习西方、尝试现代化的活动并不是孤立的个人活动, 而是近代中国谋求国家富强的一个侧面。在鸦片战争前后, 已经有相当一部分人, 和林则徐做着相似的事情, 他们关注、研究和介绍西方国家的情况, 主张学习西方例如：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我将以这些先驱为代表研究闭关锁国的中国逐步引入西方文化和科技的过程以及对当时的中国的影响。

（一）,林则徐对西方文化科技的学习以及对中国的影响：

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后, 开眼看世界, 了解西方、学习西方, 对中国现代化进行了最初的尝试, 启动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清政府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 使中国人不了解外部世界。如果不破除陈腐、愚昧的思想观念, 对西方国家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就不会有新的目标, 中国就不可能主动学习西方, 当然谈不上搞现代化。林则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到历史舞台的前面, 理所当然地肩负起特殊的历史使命。林则徐起初也不能正确对待西方文明, 刚到广州时, 对西方文明知之甚少, 甚至有许多可笑的地方。林则徐比同时代人英明的地方在于, 当他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后, 不是抱残守缺, 固步自封, 而是与时俱进, 果断地与自己陈旧的思想观念决裂。他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了解西方, 认识西方：

第一, 直接和外国传教士、商人及其家属等交谈

第二, 翻译西方的资料。林则徐“日日使人刺探西事, 翻译西书, 又购其新闻纸。

第三, 指派人员打听西方国家及其商人活动的情况 第四, 亲自调查和考察。

林则徐明确了中国在世界文明中的位置, 努力让更多的中国人清醒过来, 学习西方, 因此, 他积极向国人介绍西方情况。一是通过向清廷上奏、与清政府官员交谈、给亲朋好友写信等方式介绍西方各方面的情况。二是翻译和整理西方的资料。如前所述, 林则徐组织翻译了大量的西方人发行的书报。在报纸方面, 组织人员编辑了《澳门月报》;在书籍方面, 组织人员整理出《各国律例》、《对华贸易罪过论》、《华事夷言》、《四洲志》等。林则徐认为, 在我们落后的情况下, 要抵抗侵略, 保卫祖国, 就必须“器良、技精”, 即搞现代化, 而在当时, 首先就是要军事现代化。

第一, 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 发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 即“器良”和“技精”

第二, 建立一支能够海上作战、保卫海洋的现代化海军, 提高军队人员的素质。魏源进一步发挥了林则徐的思想, 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林则徐对现代化的尝试, 从引进西方的军事科技着手, 谋求军事现代化, 这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严复学习西方文化的历程以及他对中国的影响: 一百多年前, 严复所处的时代, 正是封建王朝末世, 民族危机深重, 帝国主义列强凭借其坚船利炮, 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中华民族忍受着亘古未有的奇耻大辱。中日甲午战争之后, 西方列强更是肆无忌惮地瓜分中国。严复从小在老举人的私塾中接受启蒙教育, 而后又跟宿儒黄宗彝熟读经史古籍, 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进入福州船政学堂后开始接受新式教育, 留学英国期间更广泛地博览西学。他通过对中国封建时代的传统文化与西方资产阶级近代文化的反复对比, 既鲜明地看清了中西学之间的明显差别, 又发现了中西学之间内在的会通”。他认为中西之间最本质的差别就在于自由、平等的有无。这一根本差别决定了中西之间的政治社会的不同, 以至学术思想的差异。因此, 他反对“ 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种将中学与西学机械割开的主张,提出要“ 阔视远想” , “统新旧而视其通, 苞中外而计其全” , 把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洋为中用, 古为今用。严复的这种中西会通的思想, 表现在他所翻译的著作中最为突出。根据严复的译文、按语和其他论文来看，严复对西方学术的理解是相当广泛而有深度的,这其中包括大名鼎鼎的《天演论》、被严复推崇为集《大学》和《中庸》的精华为一身的《群学肄言》、《社会通诠》和《名学浅说》。严复是精通国学、传播西学的大师。他才兼文理, 学贯中西, 著译丰富, 开创了中国近代文化史的新纪元。

（三）梁启超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以及对国民的影响：

出身晚清末年的梁启超，一生经历戊戌政变，八国侵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共崛起等重要历史事件，他热心政治，关心民众，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有着深厚的国学功底和对新事物的敏锐的悟性和洞察力梁启超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和学术殿堂。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改革未果，救过心切，希望在日本文化中寻找到救治祖国的良药。他借助日本平台进一步接触到西方社会科学，在日本文明史学和欧美社会科学的共同影响下，梁氏与20世纪初揭起“新史学”大旗，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种种弊病，在史学内容上倡导为民作史，在史学方法上倡导跨学科研究，在史学理论上倡导历史进化理论。尤其是他倡导援用西方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及统计学等学科进行历史研究的跨学科方法，在国内产生广泛影响。梁启超解开了中国20世纪“新史学”的历史篇章。梁启超曾于1901年作《过渡时代论》，称“今日之中国，过渡时代之中国也”。在他看来过渡时代既有希望，又有危险，处于过渡时代的国人应具备三种道德品质：冒险性，忍耐性，别择性。可以说，处于世纪之交的梁启超清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处境，他不余遗力地号召改革，以期中国顺利度过那个风雨交加的时代。政治环境的过渡必将带动学术文化的过渡，以向以资鉴为己任的中国史学也正处于新旧交替的十字路口。以梁启超为代笔的中国知识人自觉承担起了“双肩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史使命，揭起救亡与革新大旗，以历史进化论为指导，以平民百姓为主角，以跨学科为主要方法的中国“新史学”诞生了。

（四）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1905年成立中国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1940年，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称其为“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著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其著述在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有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十一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9、1973、1985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2]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为了改造中国耗尽毕生的精力，在历史上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在政治上也为后继者留下珍贵遗产。孙中山的名字是和中华民国紧紧关联在一起的。他既是民国的艰辛缔造者，又是民国的忠诚捍卫者。孙中山具有巨大的人格魅力和历史感召力，武昌起义成功，民国创建，随着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孙中山先生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自己的座右铭，强调要“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孙中山先生注重学习世界上的先进知识和有益思想成果，并希望结合中国的实际用来改造中国。孙中山先生十分关注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的传播，敏锐地认识到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对中国变革的重要影响，毅然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赋予三民主义思想以新的内涵。三大政策是孙中山先生的重要政治主张，是他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屡受挫折转向成功、进而取得显著成就的正确道路。孙中山先生毕生坚持“三民主义”，坚持民主、共和救中国和三民主义救中国的信念与理想。辛亥革命以“民族”、“民权”、“民生”为核心的“三民主义”理念。倡导“权能区分”——“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推行“万能政府”——“广兴福利，大有为式”。注释“人民之权”——政权应有“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项。注释“政府之能”——“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五权分立，是为“五权宪法”。

阐明人民行使政权的基本训练与条件：民权初步，即议事规则。提出中央与地方的“均权制度”，以县为单位的“地方自治”。

在经济思想方面，提倡社会互助理论：“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

在政治现代化建设方面，主张渐进主义的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军政时期优先消灭军阀土匪，应实行军管。训政时期优先基础建设与民权初步训练，应实行一党执政。宪政实行之条件是全国半数以上县市具有选举罢免地方首长之条件，公民具有发动创制复决之条件，则选举召开国民大会制订宪法，还政于民，实行多党竞争的现代政治制度。”推行以王道为基础的区域合作和政治架构：大亚洲主义，以及向国际投资开放的实业计划。

[1]林则徐奏稿[M].广州: 中山大学出版社, 1985 [2]严复：《严复集》第一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3]严复：《严复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4]严复：《严复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5]严复：《严复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

[6]俞政：《严复著译研究》，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7]戚学民：《严复〈政治讲义〉研究：文本渊源、言说对象和理论意义》（博士论文）。

[8]严复：《严复集》第二册，中华书局1986 年版。[9]梁启超：《中国近三年学术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9——30页。[10]胡去非：《总理事略》，第260页

[11]胡去非：《孙中山先生传》商务印书馆1928年版，第1——2页 [12]甘乃光：《孙文主义发凡》，国民书局1925年版，第45页

第四篇：雪珥演讲稿：被误读的晚清改革（定稿）

雪珥演讲稿：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雪珥演讲稿：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被误读的晚清改革

雪珥

【按语】雪珥近期回国做了多次公开演讲，与朋友们共同探讨晚清改革。根据报刊媒体的要求，以商务印书馆北京涵芬楼书店的演讲为主，结合在北京电台和广东电台的访谈，根据录音，在尽量保留演讲原貌的基础上，进行文字整理，并做了适当修订。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演说毕竟不同写作，语言的“自由化”、“口语化”或许更为严重，请大家见谅。

此前在网络上流行的另一个版本《被误读的晚清改革》，未经我本人审阅校订，且亦被整理者多处删节修改，引起一些不必要的争议。特此声明，不敢掠美，亦不负文责。本文已发表在5月24日《中国经营报》上，发表时报社已获授权做了部分删节。

1、地方离心造成政权瓦解

几乎所有的史料都证明了：满清王朝、几千年的帝制之所以在那武昌城头一声炮响，几个潜伏在军队当中的黑道一闹事之后，就土崩瓦解了，国家就毁了，这与革命党是决然没有关系的。事发时，孙中山还在国外洗盘子，他在吃面的时候才偶然看到这则新闻的。

为什么几个潜伏在军中的黑道一闹事儿，一个国家就垮了？因为国家本身已经四分五裂。满清王朝作为那么庞大的一所房子，它的基础已经被掏空了。不用玉树那样强烈的地震，只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它就有可能垮。造成这一切的原因，并不是我们一直说的其改革不彻底，恰恰是因为它改革太快了，超速翻车。我们传统的史家通常不认可这种观点，或者说有意回避这种观点。

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是什么？是权力的再分配。大家都认为，当权的人应该把权力释放出来，但是，权力分解后，是不是就能出现彼此制衡、大家都有发言权呢？未必。放权有两个不同的路径，一是中央向地方放权，一是对过度庞大的行政权力进行约束，将其中的司法权、立法权剥离出来，互相监督。晚清的立宪改革，思路是非常清晰的，它的目标是建立三权分立。中国最大的特点，就是行政权一权独大。当地的知县、知府，所谓的父母官，既掌握行政权，又掌握司法权，甚至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立法权。宪政改革就是要对这种行政权进行约束。但在实践过程中，日益成为中央向地方的放权，从一个中央的“大集权”变成18个行省的“小集权”，行政权还是没有受到足够的监督，反而又造成了行政权上的一种分离主义倾向，地方日益离心，最为宝贵的中央权威丧失了。

2、保路的真相

在当时大清国那样的财政状况下，一穷二白，改革和发展都需要国家有相当程度的集权，中央财政、地方财政、民间财富，不应该再分散。在这点上，最典型的就是铁路的建设。到了1909年宣统年间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要想富先修路，这个富既是带动地方的富裕，也是带动建设者自己的富裕。中央政府此前就顺应民意，允许铁路大量民营。但事实证明，铁路的民营造成了国家财富巨大的浪费，出现了很多“死路”、“僻路”,更关键是造成了效率非常的低下，贪污盛行。

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就是四川的保路运动。保路运动喊的口号是不让路权流失给老外，实际上它真正和中央发生争执的是，民营的四川铁路公司有200多万被老总拿到上海炒股票亏了，他们要求中央在收回铁路时，拿财政来补贴他们这个损失。盛宣怀坚决不同意，反驳的文书中就说，中央政府拿的钱是全民的钱，我们没有能力，没有权力来补你的窟窿。民营的17个铁路公司，基本都是乌烟瘴气，都比原来的国有企业更腐败，因为没有人监督它。国有企业至少还有官方的纪检机构盯着，虽然它形同虚设，但“有一点”在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些。民营企业什么监督机构都没有，就是那么几个领头的人说了算。

四川公司和中央谈不拢，董事会就要折腾，他们高高地举起的，是民族主义的大旗。骂中央卖国，把路收回去是卖给老外，其实中央是借外资来推进铁路国有。但这就成了卖国，川路的股东很多是地方的小地主，不明真相，为自己的血汗钱着急，加上革命党利用这机会，派人到四川去把水搅得更混，最好能把火点起来。然后，中央只好从武昌把端方的新军调到四川去镇压，造成武昌空虚，暴动就成功了。

3、权力下放刹不住车

清代的放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是从太平天国**开始的。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大清王朝这下子可能撑不住了，南方有太平天国，北方有英法联军，真的叫内忧外患。咸丰皇帝又死了，两个寡妇加一个年轻的亲王，三个年轻人，恭亲王最大，也才28岁，慈禧26岁，慈安24岁，三个年轻人顶起了王朝整个的基业。最终把内忧外患都处理好了，还开始洋务运动，把政权巩固下来。

但是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中央除了权利外，别无资源。只好放权，让曾国藩他们自己征兵、就地筹粮筹款，这就造成太平天国打完了，军队方面尾大不掉，大量财权下放后，中央手里的砝码严重不足。

到了1909年的时候，中央一方面继续下放权力，另一方面在地方搞分权，把司法权、立法权从原来的省长、市长手中分割开，在各个省建立咨议局，就是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些地方领袖，来与地方官员形成制衡。各省咨议局成立之后，不断与地方衙门出现矛盾。而当时中央政府几乎是一边倒地支持议会。地方的长官也是人精啊，在大清的官场上混到总督巡抚，那都是人中龙凤，他们马上就看明白了，纷纷向议会靠拢，宪政的旗子举得比谁都高，民主的声音喊得比谁都响。于是各省行政长官就开始与议会“共和”，这下子中央就被动了，这就像三国演义一样，中央是一方，地方行政长官是一方，地方议会是一方。地方行政机构和议会合流后，不断向中央要政策。广东想在香洲搞个特区，就给中央打报告，要求特殊政策，比如税收全免，比如公开搞黄赌毒。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权力越来越分散。改革和革命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改革需要有权威的保障，改革如果没有有力的行政资源去保障，你这改革措施怎么推啊？恰恰是晚清政府，用自己权威资源的放弃，来换取改革的推进，最后事与愿违。中央放了很多的权力给地方，最终地方拿这些权力进行富国强兵的改革了吗？最终的情况是，18个行省变成18个独立王国。

所以我个人相信，晚清的改革失败，恰恰不在于国民党后来所说的太慢了，而是太快了，导致失控。

4、政治帮会化、痞子化

晚清的改革究竟是否保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09年汪精卫刺杀载沣。当时大清国推行法制化，刚修订了《大清刑法》，这种“恐怖行为”依法就是死刑。当时的民政部兼管公安的职能，部长善耆很开明，他就劝载沣，说你别杀汪精卫了。最后汪精卫免了一死，还在牢里享受了优待，不打不骂不刑讯，还给报纸看。

若干年后，汪精卫在南京当行政院长，有知识分子要求更多地分享政权，汪精卫说，不行，我们的政权是国民党的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用脑袋换来，你得拿鲜血来换！他完全忘了自己的脑袋当年是谁留下来的。

大清王朝覆灭之后，中国传统的政治游戏规则没有了，政治帮会化。同盟会是什么，就是帮会呀，这也是我们以前老嘲讽的资产阶级革命依靠对象有问题。另外一股政治势力康有为，也是帮会啊，在海外彻底帮会化了。中国从此进入漫长的帮会政治和痞子运动。什么叫痞子运动，就是其实毫无信仰，却拿信仰做工具，做武器，忽悠人，不择手段，去实现某些人、或某个团体的私利。

地方已经离心，中央已经失控，几个帮会分子一场哗变，就造成了整个国家土崩瓦解。这种“革命”也是很中国特色的。但是，国家没有发生内战，因为还有一个“强人”——袁世凯。

这些年我一直在反思，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究竟在哪里？我认为，辛亥革命最大的意义就在于——它不“革命”，也就是我们以前所批判的“革命不彻底性”。你想想，在一个王朝覆灭之后，胜利者竟然没有对失败者赶尽杀绝，胜利者之间的不同派系也没有立即打仗，这在中国是非常难得的。但是这种局面在宋教仁被刺杀之后就结束了。当时，国民党一口咬定宋教仁是被袁世凯刺杀的，但现在看，最大可能的指使者就是被孙中山称为“民国长城”的陈其美，这个人连自己的同志也是说杀就杀了，甚至幕后还有更高层。包括袁世凯在内，大多数的人都要求通过法律渠道解决这个事件，但孙中山拒绝，非要用枪杆子解决。辛亥革命难得的胜利果实，五千年来难得的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就是在这个“二次革命”中被付之一炬的，之后法律和说理就不再是主旋律了，枪杆子说话才算数，宪政改革彻底靠边站。

5、知识分子猛开药方

1840年之后，很多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地探求救国的道路。魏源和他的《海国图志》，我们现在都知道，但是，当时在中国，《海国图志》根本就不是畅销书，很多人都没听说过。日本有一个改革者，叫做高杉晋作，是明治维新时著名的奇兵队队长。这个人23岁时（1862年），第一次到了大上海，逛书店，要买魏源的《海国图志》。书店老板没听说过，但是《海国图志》当时在日本是畅销书。他又要买陈化成、林则徐的兵书，也没有。老板给他推荐《佩文韵府》之类。人家去买救国救民的书，我们却推荐那种高考指南、公务员指南之类。于是高杉晋作又对书店老板谈起国家大事，老板依然表现的对任何“夷狄”很不屑。这事对高杉晋作刺激很大，他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陶醉于空言，不尚实学，“口头尽说圣贤语，终被夷蛮所驱使”，而他的使节团中的一名下层武士峰洁，在沪上目睹清军状态后，便声言：“若给我一万骑，率之可纵横南北，征服清国。”

大清国的知识分子的确提出了一些救国的方案，但中国人的特点就是药方满天飞、神医遍地走、谁也不服谁，最搞笑的甚至认为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使用汉字、而非拼音文字。于是，很多知识分子就去研究拼音方案，搞出了好几十种，却很少有人去研究如何改进兵器。

在那样巨大的外部压力下，中国知识分子本应该成为社会的稳定力量和引导者，但却全然乱了阵脚，非常浮躁，搞什么都是大跃进。每个人都宣称，自己找到了真理，只要听我的，中国就立马得救。那些搞拼音方案的，甚至认为只要用拼音，轮船就能比国外造的高，枪炮就能比国外打的准。这样浮躁，相互就开掐，救国的路线之争，最后成了野心和权力之争，雅的、俗的，都无一例外地成了痞子。

6、康梁式的“改革派”

主流的史家都认为康梁二人是改良主义者，而当年的改革开放总设计师恭亲王，却在临终前再三叮嘱光绪皇帝，远离他所说的康梁“小人”。

有关康梁的早期改革，我们得到的几乎材料都是假的，是康梁出国后伪造的。研究戊戌变法的严肃的史学者，在这方面已经发表了大量的论述。

康梁为了在海外获得市场，刻意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描写中央的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保守的腐朽的，一个是改革的进步的，以便为自己加分。在他们逃亡初期，日本、英国的外交官就向国内报告，这两人、尤其康有为没有他自己说的那么重要，基本是忽悠。两国当时的态度，无非就是先收留个吃闲饭的，不定哪天就能作为对中国政府打出的一张牌。在海外，康梁和孙中山是完全竞争关系。国民党说，华侨是革命之母，这也是一厢情愿。有为这样的“反革命”，筹钱也是靠华侨，那岂不成了华侨也是“反革命”之母？华侨固然是爱国的，但大多数人不关心政治，整天忙于三刀(菜刀、剃刀、剪刀)，讨生活。康梁到了海外，不稼不穑的，那就要想办法圈钱，康圣人就伪造了一个衣带诏，作为道具，整天在那里拜，高喊勤王，动员华侨捐款。当然，也动用帮会手段，比如，当时两广在吸纳华侨资金回国投资，但华侨回国投资必须先获得康有为的同意，“未人党不准招股”。只要没经过保皇党的认可，任何人回国投资就成了“叛逆”，而不给保皇党上贡，则会被当作“入寇”。他的同志叶恩，后来就公开揭发他，“视美洲之地为其国土，美洲华侨为其人民，华侨身家为其私产”。

筹到的钱都拿来干嘛了？我们只知道，康有为逃亡出去时身无分文，后来当了教主后，就成了富豪，走到哪里都换一个二奶，而且还在全球到处投资地皮。他在杭州西湖边买下地皮，还强娶了一个足以当他孙女的小姑娘做妾。我不想评论他的爱情生活，我只是关注，这些高级爱好，都是十分花钱的，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

7、革命帮会

同盟会在海外，首要目的也还是筹粮筹款，维持日常营运，时机成熟了，才雇佣些帮会人员回国搞点恐怖行动。这是我们之前对这类“资产阶级革命”的普遍蔑视和批判。

帮会出身的革命者，的确是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约束的，怎么有效怎么整，怎么快捷怎么整，充分体现了革命现实主义精神。李鸿章曾动用过孙文去暗杀康有为，酬金是10万两，孙文答应了，当然，最后没行动。

八国联军攻下大沽炮台这天，李鸿章派广东赌王刘学洵去香港海面去接人，接谁，接孙中山。他们两约定在广东举行秘密会谈。孙中山的想法是鼓动李鸿章做大总统，两广独立。这一年，同盟会在日本人的大力扶持下，举行惠州起义，策应日军登陆并占领厦门。但日本内部局势变了，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重新出任首相。伊藤博文是个稳健派，他严令日军从厦门退出、不得支持中国的反叛势力、并且将孙文从台湾驱逐。断了日援，惠州起义就失败了。孙文派人到上海去找刘学询，让他出资，孙文在亲笔信里说：请大哥捐点钱，作为回报，你来坐江山，可以直接称为大皇帝。

这是记载在国民党的正规党史里的，他们解释说，这是伟大的总理的革命策略，蒙赌王一下，蒙点钱出来。但后人看到的，的确是革命者要拥立一个大皇帝的海誓山盟。

8、读书人不可下岗

保皇党、同盟会或许真有些理想，只是选择了帮会道路和痞子手段。但大清国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依然是挤进公务员队伍。

晚清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在于它没有给大量的知识分子留后路。寒窗十年，忽然高考被取消了，公务员考试也没有出现，大家最后要凭推荐函。原来还是科举面前人人平等，现在只能去找关系。

有条件的就去日本留学，几万人。中央有政策，你去日本多少年，得一个什么文凭，回来就对应一个什么级别。留学成了就业的捷径，加上成本低，路途近，就一窝蜂去了。日本人也很聪明，办了很多野鸡学校，“速成的”，赚外汇。一个奇怪现象是，很多留日学生从日本回来后，还是不会说日语。学会了什么呢？学会了喝酒，学会了穿马靴，配着剑，学会了口口声声闹革命。不大会念书的留日学生回来后，几乎成了职业造反派。，会念书的留美学生回来后，几乎都成了建设者。留美学生的选拔门槛很高，要考试，除了汉文一门，其余数学、化学、物理全部用英文考。清华大学，就是留美学生的预科学校。

科举之外，知识分子进步的另一条路线也被堵上了，那就是捐官。捐官当然是坏的，但有其政治方面的作用。雍正皇帝就讲得赤裸裸，读书人那么多，公务员岗位就那么几个，国家就必须给那些落榜者留条补救的路，至少在金钱面前人人平等，这样才能减少在社会上积压大批有文化的失业者。有文化的失业者，当然是社会不安定的最可怕因素。洪秀全就是这样，读书读成半吊子，看他写的那些敕令就知道他的水准，但高考落榜后，没有出路，最后弄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来。当年如果洪秀全家里有点钱，给他捐个官，或许历史也会不同了。

晚清政治体制改革，大家都说卖官不好，中央就下令停了。早期捐官，只是虚衔，给个级别，给个政治待遇而已，方便自己到公堂不必下跪、不会被脱了裤子打板子。但后来就开始卖实职，那就成了生意了，买官不是富豪们的业余爱好，而成了将本求利的生意，负面作用就很大。政改开始，要建立廉洁、高效政府，一刀切，把这个给停了。

按下葫芦起了瓢。科举和捐纳两条路都停了，一大堆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下岗失业，郁闷在胸，成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幸好此时要建有文化的军队，新老文人都很欢迎，这群心怀不满的知识分子就又握上了枪杆子…… 这就是社会的失控，改革者自己走得太快、太猛了，改革力度过大，实际成了革命，改革代价的承受者们，就成了社会的离心力量。

9、审视自我晚清改革最终失败，演变成了革命，乃至绵绵不绝的革命。这样的结局对我们究竟有什么样的启示呢？辛亥革命十分伟大，因为它居然在王朝崩溃的废墟上，实现了民族和解和政治宽容。

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改朝换代的意识，如同项羽看到秦始皇威武的仪仗过去，就觉得做男人应该像他那样，要取而代之。在环境允许的时候，特别是晚清改革开放的时候，政治宽容度是很大的，很多人的欲望被激发出来了。这种欲望不像西方那种经过很多很多年的积累以后，它有边际，这种欲望是没有边际的，它是建立在你死我活的基础上，它是建立在踩在别人的尸体、鲜血至少是肩膀上去，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它就会导致不断的折腾，口号，大家是跟着行情在变，这会儿我们时髦宪政就拼命喊宪政，又时髦共和就拼命喊共和，都在变。万变不离其宗，根本的以知识分子为主，核心的目的就是夺权，我来坐皇位，我来做坐导者的位置，我做了是不是比他做的好，那是下一步的事，等我坐上再说。到我上去一看，哎呀，好像是比较困难嘛！

改革被革命中断后，就开始鹿鼎记。革命是什么，革命就是解决谁坐金銮殿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主要，但更重要的是民生问题。什么医疗、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等，这些问题不是靠革命就能解决的，也不是靠革命就能消除的，最后还得靠改革，靠建设。但前提是，不能总想着我来当老大，而且要把前老大给灭了。以革命的思维推行理想，在推翻上一个狼人的同时，它的基因就会潜入你的身体，你就成了下一个狼人。

中国有种受害者万能的情结，每个人都愿意将自己的受害放大，同时将自己对他人的加害缩小。文革结束后，似乎只有巴金一个人在说：我要忏悔！其他人都推说是受了万恶的XXX的蒙蔽、裹挟等，似乎自己还是天使。耶稣曾说，如果你自认为无罪，就可以拿石头砸死那个妓女，结果所有人都放下石头默默离开。但是在中国，最有可能出现的是，大家继续一哄而上，拿石头砸死那个倒霉的妓女，然后回家说我只是被裹挟了一次而已……

第五篇：干部学习讲稿：当代中国打工文化研究(下)

干部学习讲稿：当代中国打工文化研究（下）刘忱

中央党校文史部副教授

三、“工友之家”：自己搭台、自己唱戏的农民工文化非营利机构

他们到底是怎么开展活动的呢，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实际是我关注最久，去的次数最多，而且了解程度也最深的机构。就是北京的工友之家。它的经验在这里就是八个字“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农民工文化非营利机构。当然他们有自己的坚持，就是坚持说你不要用农民工来称呼我们，因为农民工这个字眼他们认为是带歧视性的字眼，所以我在他面前，在工友之家开会的时候，或者跟工友之家交流的时候，我绝口不提农民工这个字眼，而用打工者的字眼。这个工友之家全称：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是经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正式注册、审批的非营利性社会公共服务机构。这是它的性质。

它的基本构成：理事会、顾问团队、社区工会、新工人艺术团、打工文化艺术博物馆、工友影院、新工人剧场、同心实验学校、同心互惠商店、同心女工合作社、同心创业培训中心、工友图书馆、新工人网、大声唱网站、同心农园等。最近正在筹建党支部，因为他们有几位是党员，所以要给这些党员找到一个家。

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就在北京朝阳区金盏乡皮村，皮村就在朝阳区和顺义区的结合部。确实比较远了，但是大体的方位就在机场航站楼的方向，距离北京市天安门46公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是，北京现在的城镇化，就在皮村的边上现在划了一道杠，为什么呢，到皮村之前乡村公路4个车道，到了皮村这个地方是2个车道。而且到了这个地方看到大卡车、大货车，川流不息，到处弄得乌烟瘴气。而且这个地方上空是飞机航道，按照国家规定，这个村子不能建高层建筑，所以它的楼没有超过3层楼的。这样一个地方，限制了它城镇化的发展。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房价对于打工者来说比较便宜，所以它吸引了全国各地到北京打工的人，大家都居住在皮村，不仅是全国各地来的，而且原来已经有一些人，从已经住在北京的城里，可是北京城中村改造的时候，把他们租住的市民房子拆掉了，但是他又住不起更好的房子，于是只好向更远的地方搬，他们就搬到了像皮村的这样的地方。皮村还有一个好处，既然是道路畅通的地方，是一个枢纽，所以这个地方有好几趟公交车，虽然打车不方便，大家公交车还是有的。这样有很多在城里工作的打工者，也住在了皮村，而皮村的情景我在北京城里走了很多地方。这是中国打工者生活的一个很典型的村庄。就是它的本地人口两千人，可是外地人口已经将近四万人了，我们到城里走一走，北京周边城乡结合部大体都是这样的状况，本地人口只占10%，而外来人口几乎已经占到了90%左右。从这张照片可以看到皮村就是这个样子。既然没有城镇化，这个村庄非常简陋，私搭乱建的房屋很多，而且街道上比较乱、比较脏。越是这样子，确实是它的房价便宜，生活成本比较低，打工者基本上聚集在这里。他们自己当时还做了logo，打工青年艺术团正式成立logo。他们在为社区、工地演出的时候，遭遇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场的观众经常跟他们提出来，我们打工者如果我们遇到一些侵权怎么办，如果孩子上不了学怎么办。我们的工资拖欠了怎么办，我们受了工伤怎么办，所以他们感觉一时解答不了，于是他们开始学习国家的政策、法律条文，并且把这些政策和法律条文，用油印机油印出来，在演出场所派发。已经不是简简单单成了一个打工的演出问题，实际是一个打工的国家政策、法律宣传的阵地了。这是他们的logo，这是他们当时在演出时候观众的情景，这个都是我在他们的纪录片中记录下来的。我们看这些打工者其实都带这安全帽，安全帽都没有摘就在里面听他们演出。

（二）创造触手可及的文化生活 演出时候实际上不仅仅是演出，后来他们和皮村社区合作，就把村里的文化中心接管了下来，这个中心里日常给农民工提供各种各样的文化生活。所以后来他们成立了把自己的打工青年艺术团，也改了名字叫新工人艺术团，而新工人艺术团以后，他们逐渐提出了自己社会责任。他们说社会责任跟别的艺术团体社会责任不一样，在这里我们倡导尊重劳动，尊重劳动者，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且提出自己文艺艺术宗旨，就是要用歌声呐喊，以文艺维权。而且还提出了自己的文化服务，说我们的文化服务是第一要维护工人权益，而且要参与社区文化建设。为什么要参与社区建设呢，说城市并不是我们生活停留的地方，我们将来哪怕不是我们，我们的孩子也需要参与城市生活的，也要变成城市人的。所以说城市也是我们的。所以他们曾经写出一首诗叫“北京我来了”。所以在这里，一方面维护权利，一方面要参与社区建设，其实我知道，好多跟他们私下访问交谈的时候，他们说我们其实经历了一个过程。就是维权的时候我们是哭着的，我们哭着维权，但是维权成功以后，我发现劳动关系并没有因此而和谐，相反的工人和厂长、和老板之间更加对立了，而且跟城市之间也越来越对立了。

比如他们曾经唱过一首歌，这样唱的，叫做辛辛苦苦干一年，老板不给结工钱，寒冬腊月要过年，全家老小把我盼，工友们你们说怎么办。大家一起在台下喊，叫做“团结一心跟他干，调解一个结工钱”。每次他们工地上唱这首歌的时候都得到工人的热烈响应，大家一起在台下跟他喊“团结一心跟他干，条件一个结工钱”。唱到这的时候，包工头不干了，大包工头出来说唱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撵他们走。唱这个歌虽然工人很欢迎，但是表达的不是一个更高、更和谐的社会理想，不是一个梦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完成一个转变，就是我们也是建设者，我们也是这里的主体，我们也是城市的主人，所以我们不要哭着维权，现在我们要笑着建设。所以在2002年成立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主要还是自己自娱自乐，就是倡导了很多维权，跟资本家、跟老板怎么斗争的问题。

到了2009年的时候，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就以举办打工文化艺术节为平台，邀请了社会各界来参与他们的文化创造的活动。其实我就是在那个时候介入到他们的事情。所以我们这里以2009年举办第一界打工文化艺术节为界，它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为自主发展时期，后一阶段为与社会各界积极合作、共同建设时期。这是两个歌手先，演出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歌手们都没有化装，没有穿演出服，演出的设备非常的简陋，其实就是简单的一个话筒，只要找个砖头话筒架起来就可以了，穿的都是工装、牛仔衣、牛仔裤，这是他们最简单的。而且他们最普遍的问题就是不穿演出服，不化装，另外所有唱的歌曲全部是自己原创，不唱别人的歌曲。这也是他们的演出特点。展示新工业文化的第一次是2009年1月2号，第一界打工文化艺术节，这个场景就是在新工人文化剧场里拍照的。新工人剧场里可是没暖气、需空调，所以冬天冷的要命、夏天热的要死，但是我们看，人人都在这里表达自己、表现自己，用文艺的方式表现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里有一种感觉，就是彼此靠近，相互温暖，这样非常友善的氛围。这是当时的孙恒在延长。就在第一节文化艺术节上，工友之家第一次提出我们要建设一个打工文化，提出这样的口号：没有我们的文化，就没有我们的历史，没有我们的历史，就没有我们的将来。这是提出来打工文化。又在同年的11月份，又是在皮村举办了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我们第一届叫打工文化艺术节，第二届改名了叫新工人文化艺术节。因为我们国家在2006年《国务院关于农民工发展的若干问题的意见》中，已经把新工人，把农民工叫做我们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大军和建设大军，新兴劳动大军和新兴建设大军是新工人。所以他们提出一个口号，我们叫做新工人。参加的人多了，而且场面比第一次更加热闹了。

到了2010年的10月份时候，又举办了第三届新工人艺术节。这是艺术节上拍到的照片，都是我拍到的，而且我还获得了参与他们内部讨论的机会，这是内部讨论。我们看到很多来自于打工者的人，大家在一起讨论，一些我们工人的发展问题、我们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他们对自己的命运开始觉醒。

除了这样一些活动外，他们也开始了一些艺术创作，像这样一些艺术创作，全部都是由工友之家的年轻人自己写出来的，自己演出来和唱出来的。比如这样的词曲和演唱者叫姜国良。姜国良就是来自于辽宁营口的一个打工青年，他原来干过建筑工人，后来因为会打鼓会跟走江湖、卖艺的民间艺术团体，到处流浪过，卖过唱。来到皮村工友之家找到了归属感，而且自己开始创作。而且不仅是唱歌，他还自己会写歌。他这样写的，歌的名字叫做《边缘年代》。他说：月儿升起来，人儿想起来。漂泊在外的这些年，一直在城市边缘徘徊。风儿吹起来，泪儿流出来。酸甜苦辣都尝尽，你是否一直在期待？城市因为有了我们才更加可爱；天空因为有了我们更加绚丽多彩。我们要用执著的心追逐未来，我们在用勤劳的手改变这个时代。话儿说出来，歌儿唱起来，无奈离家在外的我们，也要拥有自己的舞台！心儿还在期待，梦儿醒过来。我们在用漂泊的青春，去编织一个美好的未来。这首歌写的昂扬向上。

这是一个女歌手，也是一个新工艺术团的一位女歌手段玉，写的一首歌，叫《我的名字叫金凤》。她写这首歌来源是什么呢，就是有一段故事。她认识了一位叫金凤的打工女孩，这个金凤长的圆圆脸，非常腼腆不敢说话，很长时间才慢慢跟别人讲自己的精力，那一年我离开家乡，在一家工厂打工。长长的流水线，流走了我的梦想。双手每天都在忙碌，在那针线中，经常加班到深夜，在那儿工作两年整。后来我又去开电梯，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后来我又去学美容，也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我又到饭馆里端过盘子，他们把我呼来唤去，没有一个人叫我的名字，他们都叫我打工妹，其实我有自己的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我有自己的名字。嘿嘿依儿呀儿呦，嘿嘿依儿呀儿呦。我有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叫金凤。我们看了很简单的是对自己名字的坚持，实际是对她自己个人主体的坚持，是对自己个人尊严的坚持，我有自己的名字，我不愿意让自己抹杀在所有的数字当中，统计表格当中我是一个有生命、有自己尊严的人。这是段玉写的歌曲。

这首歌叫做，词作者叫来子，来子是一个建筑工人，他讨薪讨不到，然后在劳动局碰了一鼻子灰，坐在马路牙子上看到川流不息的车流和来来往往的人群，发出自己的感慨。叫北京好大好大，北京好冷好冷，北京也好热好热，北京有没有我的家？歌很长，我选的都是一些其中的片断。他说，我心中的姑娘，你到底要何时才会出现？我心中的梦想，已慢慢模糊了。北京啊北京，你是否还是我心中的北京？你难道只是我的驿站，离开你，我又要去何方？ 这是来子坐在马路牙子上发出的感慨，这些歌词并没有多少诗意，甚至也不太讲究韵律，但是它里头提出一个很严峻的事实，就是农民工对于城市的疏离感，这首歌就是由许多，是个浙江人，头发上有个卷毛的一个年轻人，由他把它谱成曲子唱起来。后来我才发现全国打工者都很喜欢这首歌，而且这首歌的歌词经常被改掉。我们看这是北京北京，有人把它改成广州广州，有人把它改成上海上海，还有人改成深圳深圳，大家把它改成北京好大好大，深圳好大好大，上海好大好大。可见它这首歌传达了很多工友共同的感情，它引起了广大工友的一种共鸣。这首歌写的并不是说很高亢，很主旋律，但是它是工友的心声。

另外是孙恒写的这首歌，它所讲述的事实，虽然已经逐渐的发生了变化，但是这首歌传达的情绪，其实到现在工友们都觉得传达的还是非常到位的。不光这个彪哥，词曲作者都是孙恒，也是孙恒演唱出来的。我们待会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写这首歌的时候，孙恒也是认识了一个建筑工人，叫彪哥，很瘦，不善言辞，可是在工友中有很高的威望。有一次他喝了酒，就向孙恒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孙恒把这段故事记下来，然后就写成这首歌，这首歌非常口语化，很亲切、很家常，但是这首歌所传达的内容确是一个很严峻的现实。他说，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十三个小时的活儿以后。（现在大家都知道，建筑工地上是严峻干这么长时间的活的。不能够干十三个小时，但是加班除外）。大伙儿都管你叫彪哥，你说这是兄弟们对你习惯亲切的叫法。喝醉了酒以后，你说你很想家，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每天起早贪黑，你说你感到特别的累，可是只能拼命地干，才能维持老小一家——安稳的生活。你说你最痛恨那些不劳而获的家伙，他们身上穿着漂亮的衣服，却总是看不起你。你说究竟是谁养活谁？他们总是弄不清这个道理。一天天一年年就这样过去，你拥有的只是一双空空的手，你总说也许明天日子就会改变，可清晨醒来后，只能继续拼命地干！这就是一个农民工的自述，彪哥这个也可以改成一个农民工的自述。这是简单我把他们有代表性的歌词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这些年他们已经出版了唱片，出版了七张唱片。我在这里举了几张，并没有举完。这是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张，都已经出来了。所以他们这几年是非常勤奋的编歌、写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