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人民防空至今已经走过50多年光辉历程[大全5篇]

第一篇：新中国人民防空至今已经走过50多年光辉历程

新中国人民防空至今已经走过50多年光辉历程

自1950年在全国范围开始建立人民防空体制，新中国人民防空至今已经走过50多年光辉历程，经历了创建、恢复再建、应急建设和全面发展、调整改革、全面协调发展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创建阶段（1950—1958年）

从1950年10月成立中央人民防空筹备委员会，到1958年9月撤消全国各级人民防空机构，为人民防空工作的初创时期。这个时期的人民防空工作呈现出由迅速建立到暂停的大起大落的特点。

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颁布《关于建立人民防空工作的决定》。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人民防空委员会。

1953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确定了“长期准备、重点建设”的方针，确定建立人民防空领导机构，构筑人民防空工程设施，建设人民防空警报系统。

第二阶段：恢复再建阶段（1959—1968年）

从1958年9月撤消各级人民防空机构到1968年，为人民防空工作恢复再建阶段。这个时期的人民防空工作再一次出现迅速恢复再建到文化大革命受冲击的大起大落的状况。

1965年，中央人民防空委员会正式恢复，并召开了中央人民防空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回顾了我国 排气阀人防工作的状况，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人民防空工作的方针、任务。

第三阶段：应急建设和全面发展阶段（1969—1978年）

1969—1978年，是人民防空事业由应急建设转入全面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对人民防空管理体制作了调整，由公安部移交军队管理，形成了军政双重领导体制，并由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先后担任全国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长。

1971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领导下，召开第二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总结了人民防空工作的经验教训。

1978年，召开第三次全国人民防空会议，确立了“全面规划、突出重点、平战结合、质量第一”的建设方针。

第四阶段：调整改革阶段（1979—至今）

1981年，召开全国人民防空工作座谈会，贯彻调整方针。

1984年，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条例》，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维护管理作了明确规定。

第二篇：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音乐发展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音乐的发展历程

新中国17年的创作歌曲

综述

1949年7月2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并成立了全国文艺界统一的领导机构——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引下，广大音乐工作者热情迸发，音乐家们以自己的艺术才华和对生活的深刻体验极大繁荣了新时期的音乐创作。1、1949-1956年的音乐发展

这一时期，音乐创作继承和发扬了“五四”以来的革命音乐传统，坚持以歌曲创作为中心，产生了一大批以歌唱新中国、新生活的优秀作品，这些歌曲作品迅速、有力地表现了新中国初期这个朝气蓬勃的时代和全国人民昂扬的工作、生活情绪。主要代表歌曲有《歌唱祖国》、《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小鸽子》、《中国少年儿童队队歌》、《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等。除歌曲的创作之外，器乐创作、音乐喜剧创作也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繁荣景象。主要作品有：管弦乐《春节序曲》、歌剧《王贵与李香香》等。此外，在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方针指导下，戏曲工作者也热情参与传统戏曲和曲艺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工作，并尝试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戏曲改革，涌现出一批优秀剧目。如：评剧《刘巧儿》、《志愿军的未婚妻》，吕剧《李二嫂改嫁》，黄梅戏《天仙配》，沪剧《罗汉钱》等。这些作品不但展示了解放初期戏剧改革的丰实成果，同时在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2、1957年至“文革”前夕在曲折中前进的音乐历程

建国后7年的音乐繁荣，随着1957年“反右派斗争”、1958年“大跃进”及1959年的“反右倾”等一系列政治运动，遭受了严重挫折。“大跃进”时期的音乐除了少数作品又一定的艺术质量（如歌曲《克拉玛依之歌》、《草原之夜》、《戴花要戴大红花》等），在群众中传播广泛，大多数应时而写的具有明显概念化，终难逃昙花一现的结局。除上述歌曲外，具有代表性的器乐作品有：管弦乐《十三陵水库落成典礼》，交响乐《抗日战争》，小提琴演奏曲《梁祝》，舞剧《睡美人》等。

1960年，中央开始纠正“左倾”错误，文艺政策随即得以调整。1961-1963年间，周恩来总理就文艺问题又做了多次重要讲话，在此背景下，全国文艺界、音乐界的形势有所好转，涌现出一批歌唱生活、歌唱部队建设、表现人民团结一致、坚韧不拔精神的优秀声乐和器乐作品。如：歌曲作品 《我们走在大路上》、《边疆处处赛江南》、《唱支山歌给党听》等；还有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声乐作品《蝶恋花·答李淑一》、《西江月·井冈山》等；器乐创作的代表作品主要有交响乐《长征》、《东方红交响诗》等；，电影音乐 《红色娘子军》、《李双双》、《上甘岭》等；民族乐队作品《初春》、《海上锣鼓》、《彝族舞曲》等。歌剧作品有《刘三姐》、《红珊瑚》、《江姐》等。此外，这一时期在大型作品创作方面成就突出、影响巨大的则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和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文革时期-音乐成为政治附庸

综述

文革时期的中国音乐事业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大灾难。音乐变成了政治的附庸，根本谈不上什么艺术、令人愉悦。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音乐是中国一个特殊的、反常的音乐现象。是非常政治形势下的一个艺术变种。在这十年里，中国的音乐事业与其他各项事业一样保守了磨难，音乐事业由原来的初步繁荣，百花齐放，转变为只符合野心家政治标准的艺术路线。可以说这十年浩劫是漫长中国音乐史上最灰暗、最悲惨的一页。

主要歌曲类型：

1、语录歌

“语录歌”是文革时期的特定产物,它较早盛行、也较快结束。“语录歌”兴起于“文革”的第一阶段，即1966年至1969年。语录歌就是将《毛主席语录》中的各个段落配上曲谱来演唱的形式。

2、四支歌

这一时期由于江青对歌颂毛泽东!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歌曲突然发难，“语录歌”狂潮戛然而止，当代中国的歌曲进入了一个沉默期，全国范围内只能演唱四首歌曲，它们是：《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国际歌》。

3、战地新歌

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以后，周恩来开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此期间他多次接见音乐工作者，对以往的歌曲创作方面提出了批评，并对大家提出了创作新歌曲的期望。此后，从1972年到1976年之间一共出版了五集《战地新歌》歌曲集。

4、知青歌曲

1968年后，大多数知识青年，在口号“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鼓励下上山下乡了，《20世纪中国音乐发展概貌五-建国后17年的音乐发展》 蔡梦

中国音乐教育 这些插队落户的知青，习惯了城市生活，来到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贫乏的农村，心理失去平衡，对故乡城市生活的怀念之情也油然而生。知青们内心的感受需要倾吐、宣泄。于是文革时期的另类产物：知青歌曲诞生了。例如一首名叫《等着窝头凉》的歌曲，便是根据苏联歌曲《红莓花儿开》的曲调填词的。任毅创作的《知青之歌》抒发了他对家乡南京的思念之情。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流行音乐起步阶段

综述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内地尚无原创的流行音乐，那时的中国歌曲只是从原有的“高、亮、硬”转向了抒情，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抒情歌曲带给他们的是心灵的解放，是十年来激情的释放。“文革”结束初期，高音喇叭开始播放曾经一度被禁播的《洪湖水,浪打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一些抒发人们真挚情感的歌曲，这标志着中国的音乐开始逐渐走出“文革”时期音乐创作的单一期。在众多的歌曲之中，体现中国人民粉碎“四人帮”欢乐、喜悦心情的《祝酒歌》以其形象生动表达人民在70年代后期如释重负的解放感和对未来充满信心的喜悦感，而成为中国新时期歌曲创作的里程碑。

主要音乐类型：

1、电影歌曲的突出表现

解放思想后中国音乐有了大的转变，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电影歌曲在那个年代，电影歌曲的影响力巨大，《甜蜜的事业》中《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小花》中的《妹妹找哥泪花流》等都给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电影《甜蜜的事业》中《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是一首反映爱情的歌曲，文革期间音乐中反映爱情的题材销声匿迹,这首歌可以说是在人民群众迫切需要有轻松的爱情歌曲的时候诞生的，虽然歌词里有“比翼鸟”、“并蒂莲”、“亲爱的”等等在那个时代堪称巨大突破的词语，但是歌曲之中“革命的理想”、“长征路上”等词语也依然存在，这就很突出地反映了当时人们在音乐创作上的顾虑"改变了传统电影中革命题材电影中音乐的风格，使人耳目一新。

2、中国音乐的突破

中国音乐真正的突破源起于中央电视台1979年录制的风光片《三峡传说》，这部风光片本身并没有引起巨大的轰动，但是作为其中插曲的《乡恋》引起了社会的轰动。《乡恋》是一首怀念故乡的抒情歌曲，这首歌是张丕基谱曲，由当时担任中央乐团独唱演员的李谷一演唱。2月25日《北京音乐报》在头版刊登的文章《不成功的尝试》提出，这首歌抒发的不是健康的热爱祖国山河的怀恋之情，而是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3、民族抒情歌曲成为主流

这段时期中国的流行音乐主要以民族风格的抒情歌曲为主，大多数都体现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将人的感情充分表达出来。对于祖国的热爱、对大好河山的歌颂以及对于新生活的憧憬向往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内容。《在希望的田野上》、《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我爱你,塞北的雪》、《难忘今宵》、《我的中国心》等从表现手法上以柔性美代替了文革时期的刚性美,借景抒情、托物言志为主。

4、邓丽君-划时代的歌声

改革开放不仅催生了中国大陆的流行歌曲，也在一定程度上使港台地区的流行歌曲有机会进入内地。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台湾歌手邓丽君的名字家喻户晓，无数人听着《甜蜜蜜》、《小城故事》、《夜来香》等，透过邓丽君甜美的嗓音和极富感染力的演唱，释放内心的情感。

5、校园民歌传入内地

台湾的校园民歌给流行乐坛带来清新的风。在内地流行音乐复苏之际，校园民歌广泛传入内地，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复苏，极大地推动了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主要代表作有：表现童心的《童年》、《外婆的澎湖湾,追求梦想的《橄榄树》，充满童趣与哲理的《蜗牛与黄鹏鸟》，还有体现个性情趣的《乡间的小路》、《踏浪》、《踏着夕阳归去》等等。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流行音乐繁荣期

综述

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真正崛起的标志是1986年百名歌星为纪念“国际和平年”而筹办的《让世界充满爱》音乐会。当时的中国内地，人们对于流行音乐总体上是不能接受的甚至还有排斥的心理，有关部门曾有过“三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的规定，这也使得中国的流行歌手们没有当众聚集在一起演唱流行歌曲的机会。流行歌曲还没有自己的名字，只称为通俗歌曲。起初歌手们大多数都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情去参加这次晚会的彩排的，而《让世界充满爱》在录音后不久，得到了文化部门的支持，这是文化部门第一次对流行音乐破例。这首歌改变了大众对流行音乐表现风花雪月、卿卿我我的印象，那种充满人间真情的呼唤，成为了大众心声的表达，之后的许多歌曲都沿袭了这首歌的风格，集中表达了中国大众对生活的理想和追求,对人间真情的呼唤。

1、刮起“西北风”和“东北风”

深受当时文化寻根热的影响,音乐界也开始卷起文化狂潮。1987年、1988年刮起的“西北风”和“东北风”堪称是中国歌坛的一个辉煌纪录，那时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播放着这些豪放的歌曲，这是大陆原创歌曲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典型歌曲有：《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信天游》、《山沟沟》、《篱笆墙的影子》、《苦乐年华》等。

2、中国摇滚的走红

参加过《让世界充满爱》晚会后，在众多歌星中并不起眼的崔健以自己的一首《一无所有》,唤醒了所有人沉闷的心灵。崔健的崛起标志着摇滚乐这种文化性极强的音乐在中国登场。摇滚乐是一种对现实的力度的表达，其中包括在思想上追求清醒的理性与深度，在感受上强化个体的独特经验，在批判的向度上针锋相对。《一无所有》用强烈的音符唱出了当时中国人的苦闷、仿徨、困惑和失落的矛盾心情。崔健至此开创了中国的摇滚音乐,开始抒发时代的苦闷，宣泄失落，之后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红旗下的蛋》等无不是在张扬这种迷茫与对抗的思想。

3、正式登陆内地的港台流行音乐

1988年，“卡拉0K”这一新的娱乐形式引入中国内地，并迅速在广州、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展起来，“卡拉OK”的兴起吸引了众多的歌星，并带动了一大批乐队的产生，这为日后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港台原版音乐的流入使大陆的流行乐坛更加丰富多样。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故乡的云》让人们对流行音乐有了新的认识，童安格的《把根留住》喊出了现代人生活的压力，齐秦的《狼》和《外面的世界》唱出了在现代社会中的渴望与迷惘，而苏芮的《跟着感觉走》也轰动一时。

4、反映农民工思乡情感的歌曲

1992年一首《小芳》引起了社会的轰动，歌曲反映的是主人公作为知青返城后对自己曾经拥有的知青生活的一种怀念。这首歌掀开了“知识青年怀旧热”的序幕。在城市中拥有了新的生活，包括家庭、事业、婚姻、爱情，但是年少时曾经拥有的那段感情仍然弥足珍贵。这首歌在某种程度上也触及了一个新兴群体的生存境遇——农民工群体，之后抒发思乡情感的《一封家书》、《大哥,你好吗》、《走四方》、《九月九的酒》等都是以农民工的思乡情感为主题，侧面反映了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活，反映出了流行乐坛对于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群体心理状态的关注。

5、“亚运歌曲”的诞生

1990年9月22日至10月7日，中国北京举办了第11届亚洲运动会。整个亚运会筹备和举办期间，中国人的爱国热情被充分调动起来，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涨，民族凝聚力得以增强。主要的亚运歌曲有《亚洲雄风》、《不要说再见》、《黑头发，飘起来》等。

6、MTV、排行榜的出现 MTV在中国的兴起最早可追溯到1989年，这一年广州成立了大陆歌坛第一个MTV制作中心。首都由歌星制作人独立策划的MTV专辑是《程琳新歌》。1993年，MTV在大陆歌坛红火起来。许多歌手不惜以重金制作MTV专题片，通过电视台播出。

1987年，广东电台音乐台主办的“广东创作歌曲排行榜”诞生，中国内地最早的排行榜出现。到了1994年，各地电台、电视台、报刊纷纷建立排行榜，仅广州一地就有“广东创作歌曲排行榜”、“广州新音乐十大金曲排行榜”等。甚至于有人称1994年是大陆流行乐坛的“排行榜”年。

90年代中到新世纪初——流行音乐新的发展期

综述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流行音乐的风格更加丰富，内地流行歌曲的表现手法也更多是反映现代人的思想情感，在这个社会转型期里，中国流行音乐也体现了人们感伤、迷惘、不断寻找和追寻的心里。这一时期校园歌曲火爆一时，带有浓郁民族特色的音乐也强势而来，摇滚音乐有所变化。

1、校园民谣展现激昂的青春

1994年，内地的流行音乐一夜之间崛起了一股校园力量，而正是这股清新的校园风给开始浮躁的社会带来了一阵清风，唤醒了每个人那份久违的感动。1994年的内地流行音乐校园民谣大部分是用简单的吉他伴奏，旋律简单,饱含着淡淡的感伤和怀旧情绪，将大学校园中的纯真爱情、友情，心中的理想和青春的无悔真实地表达出来。如：《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青春》等。这时，在台湾一个三个年轻男孩的组合吸引了无数人的目光，“小虎队”这个震撼当时流行歌坛的组合曾创下了演唱会20多场场爆满的记录。他们成为第一支由学生组成的少年组合乐队，其代表作《爱》、《青苹果乐园》等歌曲将年轻人的心情表露无疑，大部分歌曲的内容充满了青春的激情，乐观积极，对生活充满希望。

2、流行音乐通俗化、民族化

这一时期中国流行音乐逐渐开始采用中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给较为单一的中国流行音乐添加新的元素。这标志着中国大众对流行音乐的审美趣味有所提高，以及在社会变迁和价值失落时传统文化的回归倾向。主要代表作有：《涛声依旧》、《梦回唐朝》、《新鸳鸯蝴蝶梦》等。与此同时，流行音乐的民族化开始体现出来，《阿姐鼓》、《蒙古人》等一系列带有民族特色的音乐扑面而来，掀起了中国流行音乐的民族风。

3、新民乐、新民歌的出现 2000年2月，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开播《新民乐》。大量以中华民族传统音乐为基础，结合欧美流行音乐表现手法进行创作和改编的“新民乐”作品出现。2000年，流行乐坛还出现了“新民歌”浪潮。这种多为的“新民歌”，并不同于传统民歌那单一的地域色彩，而是带着创作者对自然与音乐的主管理解，从云贵、西藏、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民谣中汲取灵感与素材，又大量借鉴了欧美爵士、蓝调、说唱乐等特点，使民歌在演唱中具备了强烈New Age的流行潜质。“女子十二乐坊”的出现则把这股“新民乐”“新民歌”推向了高潮。

4、流行音乐的国际交流

这一时期，流行音乐的国家交流活动也频繁起来，具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表现：大批国外流行音乐家在大陆举办演唱会，如1997年3月，“情歌王子”胡里奥在中央电视台举办了个人演唱会，1997年5月，雅尼在北京举办“雅尼紫禁城音乐会”等。国内大批流行歌手在国际比赛中获奖，如在第8届-第14届“亚洲之声”流行音乐比赛中，中国歌手都获得了不同规格的奖励。境外昌平公司与内地唱片公司的合作等，如1997年，上海声像出版社与蜚声世界的索尼音乐公司结成联盟，共同在内地制作、发行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流行音乐，刘欢、韩磊、毛宁成为首批与双方合作体签约的歌手。

5、摇滚乐的新发展

1998年，中国流行乐坛涌现了一股势不可挡的音乐新潮流。一大批新人组建的摇滚乐队出现，如“清醒”、“麦田守望者”、“花儿”、“新裤子”等乐队的作品成为媒体和乐迷关注的对象。与此同时，崔健、唐朝、黑豹等老一代音乐人也纷纷推出自己的作品。

6、“韩流”在大陆的风靡

“韩流”的成因，首先是中国对外开放过程的必然结果，其中，政治原因、政府的扶持在这里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从1988年汉城奥运会、1992年中韩正式建交以及1994年两国签署文化合作协议后，两国文化交流与合作逐渐活跃——在中国，由韩国电视剧开始的韩国文化热潮逐渐扩大到歌曲，最终带来了“韩流现象”。

7、网络对流行音乐发展的影响（1）流行音乐网站的蓬勃发展

1997年6月，张秦创建了“高地音乐传讯”音乐网站。7月，“高地”转向境外付费申请国际顶级域名和独立网站，成为当时中国内地唯一一个拥有顶级域名的音乐网站。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其他众多的音乐网站，如网蛙音乐站。

1998年，国际互联网上登录的“东点流行音乐网”成为国内第一家专业的流行音乐网站，它的建立，标志着流行音乐传播的新革命。（2）网络给流行音乐发展带来的影响

流行音乐与网络的结合，带来了一场流行音乐传播方式、欣赏方式、创作方式的大革命。如：2001年，雪村创作的《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雪村也被称为“中国网络音乐第一人”。

与此同时，一些乐队和歌手也通过网络迅速提升知名度，歌手卢庚戌也是凭借新浪网的介入迅速走红，网络的介入使一个歌手的成名期缩短减半。

更有大量的原创歌曲通过网络的传播渠道在网迷中流传，如《猪之歌》、《老鼠爱大米》《丁香花》《大学自习课堂》等。

新世纪之后——流行音乐创新发展

综述

伴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人民消费能力和娱乐休闲意识的增强，以及网络的飞速发展。使得人们的生活中出现了不同别样的音乐概念。偶像时代已经步入，各种音乐类选秀节目也争相登场，网络神曲迅速蹿红，在这个复杂而又充满科技创新的社会里，音乐带给了我们不一样的享受。

1、成熟的偶像时代

如果说“金童玉女”的毛宁与杨钰莹是中国大陆自产的最早偶像，那么新世纪之后成熟的偶像时代才刚刚到来。不管是王菲、田震还是周杰伦、王力宏、梁静茹等都已经是这个时代的烙印。尽管周杰伦吐字不清的演唱、节奏并没有摇滚的强烈，歌词不按常规却尽现文字之美，但它却激起了无数人的狂热。这个时代偶像们的歌曲迎合了八九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心理——喜欢创意，拥有自己的想法。

2、民族风组合——混搭出现

近些年来，一些民族风混搭组合相继出现，并火遍全国。其中凤凰传奇就是典型一例。他们的《月亮之上》和《最炫民族风》节奏感十足、鼓点平稳，有着非常广阔的群众基础，大江南北，男女老少，几乎人人都会哼唱几句，有人喜欢哼唱里面的蒙语，有人喜欢飙里面的高音，也有人喜欢跟唱里面的 rap。因此这两首也成为这几年热门的彩铃。

3、网络神曲迅速蹿红

网络的散播能力是强大的。2010 年 3 月，因为网络和王菲等歌坛大牌的力荐，本属于严肃音乐范畴由著名歌唱家龚丽娜演唱的《忐忑》经由网络视频竟然“被”流行音乐，被大众“围观”，像病菌一样在流行乐坛“肆虐”了起来。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咿呀，哄笑成一团，被恶搞的同时，《忐忑》红了，或者说正因为被恶搞了，《忐忑》才有机会红了。

2012 年，风靡全世界的《江南 style》也是典型的神曲，它之“神”则彻底地不是因为“曲”，而是因为“舞”，韩国鸟叔边唱边跳着一种酷似人骑马时的动作的舞蹈，所以被人们称为《骑马舞》，一时之间，在大街上、在超市里，到处都在放《江南 style》的视频。

4、歌会类栏目——集体狂欢

2000年1月27日，由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共青团北京市委联合举办了一场堪称中国流行歌曲盛宴的大型歌会《同一首歌——相聚2000大型歌会》，此台歌会会集了两岸三地40多位在华语歌坛举足轻重的音乐人和歌手，以全新的方式演绎了中国歌坛，40多首经典名曲，可谓是新千年的一次规模宏大的歌会。这次歌会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反响和好评，从此以后《同一首歌》一发而不可收拾，几年时间，它的足迹踏遍了祖国各地，甚至不断走进异国，而所到之处，演出场面都是超级火爆。在《同一首歌》良好效应的影响下，中央电视台的一《音画时尚》、《欢乐中国行》，湖南卫视的《超级歌会》等一拥而起，亦激起了相当的火爆，收到了良好的效益。

5、选秀类栏目——层出不群

2003年，湖南电视台推出《超级男声》大型电视娱乐节目。2004年5月又推出《超级女声》，这一以流行音乐为外壳的娱乐性节目风靡全国，引起广泛影响，并创造了短期内打造明星歌手的神话，李宇春、周笔畅、张靓颖等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随后，各路同行争相模仿，中央电视台的《星光大道》上海东方卫视的《加油，好男儿》和《我型我秀》、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中国好声音》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等音乐选秀节目纷纷出炉。你方唱罢我登场，让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

323 《文化视阈中的中国流行音乐研究》周晓燕 2013年博士论文

《二十一世纪中国大陆流行音乐类电视栏目传播批判》 党岱

2008年硕士论文

第三篇：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光辉历程

回顾中国共产党九十多年光辉历程

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至今己经九十个年头了。全面了解和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九十年的历史，需要把握历史的本质和主流。为了更好地认识和把握历史的本质和主流，需要划分历史时期。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九十年历史，我们可以根据社会发展和主要历史事件的发生，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革命时期，时间是从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主要是通过革命来完成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第二个时期为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时间是从1949年到1978年，主要是探索社会主义的建设道路。第三个时期为改革发展时期，时间是从1978年以来至今，主题是改革、开放、发展。

第一个时期，1921年党的成立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革命时期。这个时期主要了解党成立的背景、成立的简单情况、伟大意义和我们党在这二十八年中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历程。中国共产党是在帝国主义发动了五次大的侵略战争和中国人民进行了五次大的反侵略运动的背景下成立的。五次大的侵略战争是：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联军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结果中国由封建国家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反侵略的五次大的运动是：1851年到1864年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1898年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1900年义和团爱国运动，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爱国运动。这里简单说一说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完整意义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孙中山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

1919年5月4日发生的五四运动，是爱国知识分子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在巴黎和会上损害中国主权、反对当时政府的卖国政策而发动的。运动后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工人阶级举行大罢工，走上了斗争的前列。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阶级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必要的准备。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并日益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就是从酝酿、准备到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五四运动后，最早酝酿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经过酝酿和准备，在陈独秀的主持下，上海于1920年8月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这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有陈独秀、俞秀松、李汉俊、陈公培、陈望道等。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是1920年10月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成员有李大钊、张国涛等。此后，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谭平山、陈公博，在日本、法国的周佛海、施存统、张申府、周恩来等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1年7月23日晚上开幕，会场设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现兴业路7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城的住宅内。大会开了一个星期，最后一天是在加兴南湖游船上开完。出席会议的有13人，他们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北京的张国涛、刘仁静，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以及代替陈独秀参加 的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列席会议的有共产国际的代表2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我们党今天有8000多万党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大党，就是从50多个党员发展来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救国救民办了四件大事：

一是北伐战争。我们党成立后，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符合民心。1926年5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叶挺独立团揭开了北伐战争的序幕，出现势如破竹的胜利局面。但是，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翼势力，为独吞革命的胜利果实，背离了三大政策，搞清党反共，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公然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致使国共合作破裂，北伐遭到挫折，造成了历史的倒退。中国共产党被迫拿起武器，进行坚决斗争。毛主席说：“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

二是十年内战，也就是土地革命战争。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人不畏强暴、坚持革命的坚强决心。

为了审查和纠正党在大革命后期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决定新的路线和政策，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 八七会议）。会议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讨论了党的工作任务，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英明论断论。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界领导了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号。根据敌我力量对比以及起义情况，毛泽东断然决定改变攻打大城市长沙的计划，把革命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井冈山地区去，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在向井冈山进军途中，进行了三湾改编，决定把党支部建在连上。这就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这是把工农革命军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后来，革命武装经茅坪到达了井冈山的中心茨坪。1928年4月，朱德领导的革命武装也上了井冈山，朱毛回师，成立了红四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然后向赣南、闵西发展，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条件非常艰苦，但在毛泽东正确的战略战术指挥下，胜利粉碎了蒋介石三次“围剿”。第四次反“围剿”，虽然毛泽东被“左”倾错误路线排挤出中央领导岗位，但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运用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仍然取得了胜利。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执行者博古，加上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瞎指挥，使红军在这次反“围剿”中遭到严重损失，只能被迫长征。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红军付出极大牺牲，人员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

1935年1月，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会议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以毛泽东为代表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走向胜利。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上一次生死攸关的伟大转折。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遵义会议后，用兵如神的毛主席，指挥红军四渡赤水，声东击西，避实击虚，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卢定桥，爬雪山，过草地，取得了一个个胜利。在长征途中还制止了张国涛的分裂活动，最后到达陕北延安。

有人把这十年土地革命战争说成是“农民战争”，“是倒退”，这是没有看到这个历史时期的本质和主流。在革命低潮时期，武装斗争有党的领导，与以往的农民战争就有了根本性的不同。面对中外强大的敌人，不能搞大城市暴动，只能向农村进军，在农村发动土地革命，武装农民，建立革命根据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向农村进军，不是倒退。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井岗山道路，在中国革命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三是全面抗战。1937年7月，全面抗战暴发。在日寇大肆入侵、民族危亡之际，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军并肩作战。国民党正面战场也组织了一些重要会战，但总的状况是蒋介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过去有一段时间对国民党正面战场抗战中的作用提得不多，近年来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可是有人却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即片面夸大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仿佛抗日战争只有国民党进行了“英勇抵抗”，作出了“重大牺牲”，而极力回避和抹杀国民党在抗战期间“积极反共”、“消极抗战”的事实；有人甚至说军统头子戴立是抗日英雄。对亍这一段历史，我们要明确两个观点：一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制定者和贯彻者，抗日最坚决、最彻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全民抗战中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我们党在19个省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作战12万5千多次，歼灭日军和伪军171万4千多人。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人民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二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亚太地区反对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中国参战最早、作战时间最长、损失最重、牺牲最多、贡献最大。如果从1931年“9〃18”算起，中国坚持抗战达14年！在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是抗日的唯一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90%。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仍然有78%的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全面抗战八年，日军死伤154万多人，占总的死伤人数的70%。中国八年抗战，共进行重大战役200多次，大小战斗25万余次，全国伤亡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这说明中国是抗战的主力军，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要力量。

在中国革命的伟大实践中，我们党创造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七大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这是七大的历史性贡献。由于中国的全面抗战，迫使日本在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签定投降书。经过伟大的抗日战争，中国人民空前觉醒，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发展，形成了万众一心、团结奋斗的抗战精神，取得了近代以来反对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全面彻底的伟大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和旺盛的生命力，彰显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成了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历史转折点。

四是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和平是国际国内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但是蒋介石企图用假和平掩盖他的真备战，三次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为顺应人民的愿望，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提出了“民主统一，和平建国”方针，积极争取和平建国的新局面。但是，国民党无视人民的和平愿望，仗着美国的支持和援助，背信弃义地撕毁停战协定，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使中国社会又陷入了内战危机之中。内战开始，国民党在军事、经济方面的实力都大大超过共产党。国民党军队达430万，而且装备精良；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只有120万，且装备简陋。经过三年多的英勇作战，特别是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国共军事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能够以弱胜强、迅速胜利?其根本原因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利益，团结了要求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独立愿望的工人、农民、先进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等革命力量，实现了符合中国人民要求的一系列政策。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对这一段历史时期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着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历史任务。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愿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场革命只能是彻底的革命，只能由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才能取得最终胜利。这就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规律。没有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伟大革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脱胎换骨”，就不可能走向民族复兴。这段历史充分证明，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斗争，建立新中国，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历史的必然。

第二个时期，1949年到1978年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这是复杂和曲折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为了建设社会，建设新国家。建国初期，党做了很多工作，稳定物价、镇压反革命、新解放区土改、恢复国民经济、抗美援朝、三反五反。1953年党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新纲领，到1956年就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基本确立，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伟大胜利，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中国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独创性。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当时全党有1043万党员。八大会议开得很好很活跃，确定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但八大以后有了改变，使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发生 曲折。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失误，后来又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直至毛泽东错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党内“左”的错误越来越严重，在这期间还出现了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伟人先后逝世，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宣告“文革”十年**结束。

从1956年到1976年，党努力从实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其间尽管遭受许多挫折，甚至出现严重失误，但还是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有价值的思想和判断，也取得了一些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社会主义的政治根基——四项基本原则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以及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是在这一时期确立的，独立的国民经济体系也是在这一时期建立的。所有这些都为后来改革开放的强劲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物质基础。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在中国人民看来，毛泽东把毕生献给了中国人民，他是近代以来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他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出现的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是应该引为沉痛教训的。全面评价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是不可磨灭的。

第三个时期，1978年到现在的改革发展时期。这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年历史上最为光辉的时期。改革开放也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为了继续清除“左”的错误，1978年5月开始，关于真理标准问 题讨论，很快形成一股思想解放的洪流，有力地推动着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全面认真纠正“文化大革命”以及以前的“左”倾错误，坚决批判了“两个凡是”错误方针，充分肯定了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果断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这次会议结束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两年中党的工作在排徊中前进的局面，实现了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转折。它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从此，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始了新的伟大征程。

经过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实际上成为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实行改革开放，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始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道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怎样来建设社会主义？1982年十二大，邓小平提出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997年，党的十五大把邓小平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2000年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03年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起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些都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都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发展了，香港、澳门回归了，台海关系和平发展了，中国经济从高度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变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持续快速发展，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水平空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经历前29年曲折探索的艰苦磨砺之后迎来了辉煌的春天，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效应对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战胜了汶川、玉树、舟曲等严重自然灾害，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中国奇迹”，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事业推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阶段。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居世界第二位，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从改革开放扬帆，到载人飞船升空；从香港澳门回归，到奥运会的召开，到世博、亚运的举办；从三峡大坝雄起，到西气东输成功；从初步实现小康，到又好又快科学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等，都取得了伟大成就。这些成就大大超过了前29年。这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勇于改革，不断创新的结果。现在，我们伟大祖国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阔步前进。这30多年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必须继续坚持。不改革开放，就没有出路，就不能发展。这充分说明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历史的必然。对于这30多年的历史，今天绝大多数人都能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认识和看待。把它说得一无是处、一塌糊涂的只是极少数。

九十年党的历史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 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任何困难都压不倒、摧不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不断开创新事业的核心力量。

在党的历史上虽然多次发生过错误，但这些错误都是依靠党的自身力量来纠正、来解决的。中国共产党能够紧紧地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总结教训，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力。

当前，我们正在学习宣传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为十二五规划开好局、起好步，在新的起点上奋进。我们生活在苏州，每个人都要为进一步推进“三区三城”建设这个苏州社会经济发展的总目标总定位作出应有的贡献。

新的号角已经吹响，新的征程已经开始，让我们以优异的成绩来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

第四篇：新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

《新中国外交的光辉历程》

唐家璇(1999/12)2000/12/20

时光荏苒，风云变幻，新中国外交胜利地渡过了五十个春秋，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的喜庆日子里，作为一名外交工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1840年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我国历届反动政府腐败无能，丧权辱国，中华民族饱受了列强的欺凌掠夺。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为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争取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彻底结束旧中国的屈辱外交进行了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的斗争。早在1922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就明确指出，中国人民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1924年初，中国共产党人起草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坚决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帝国主义在华特权。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以彻底地将中国从帝国主义压榨之下解放出来为目的。宣布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不承认帝国主义在华的政治上、经济上的一切特权。宣布一切与反革命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无效。否认反革命政府的一切外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主张“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范围内，和一切反对日本侵略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的同盟及抗日的军事协定”，“拥护国际和平阵线，反对德意日侵略阵线”。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政府在美国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发动内战。中国人民再一次被迫拿起武器，进行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坚持反对美国侵略和干涉的严正立场，对美国在“调处”国共内战的掩护下扶蒋反共的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另一方面也明确声明：即将在解放战争烈火中诞生的新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愿意同它们实行友好合作，愿意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长期受侵略、被压迫、遭凌辱的历史，从此站起来了。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纪元，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分析国际形势、制定对外政策的指针，并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坚持独立自主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原则。它十分珍惜自己的独立和主权，也大力支持被压迫国家争取和维护独立主权的斗争和为发展民族经济所作的努力。在尖锐复杂的国际斗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始终不渝地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友好合作，谋求共同发展和繁荣。

本着上述基本原则，五十年来，我国外交在毛泽东、邓小平、***为核心的三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经受了国际风云变幻的严峻考验，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我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不断巩固和加强，同各大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逐步改善和发展，多边外交日益活跃，祖国统一大业不断取得重大进展，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从而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营造了越来越有利的国际环境。

新中国外交的五十年是波澜壮阔的五十年。这一光辉历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二、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三、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 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五、九十年代

一、新中国成立到五十年代末期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主席早在建国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同旧中国的屈辱外交彻底决裂，不承认旧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的外交关系，要在新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在彻底清除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在华特权和残余势力之后，再请客人进来，以免敌对者“钻进来”捣乱。

“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一边。这包含两方面的涵义：第一、“团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结成国内的统一战线，并由此发展到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第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人民，共同奋斗。这就是联合苏联，联合各人民民主国家，联合其他各国的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为实施这一战略，我国采取了一系列步骤：

首先，我国同苏联和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和发展友好合作关系。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赴苏访问，并同苏联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取代旧中国同苏联签订的、有损中国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有利于加强中苏两国的友好合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外来侵略，有利于我国放手进行国内的经济建设。与此同时，我国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也获得全面发展,从而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对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独立自主是新中国外交的根本方针，是区别于旧中国外交的最主要特征，它贯穿于新中国外交的各个领域。我国在实行“一边倒”战略的同时，始终坚持这一方针。毛泽东主席明确指出，要用自己的脑袋思考，要用自己的腿走路。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周恩来总理强调，为了抵抗美国的侵略和威胁，同苏联结盟是必要的，但“不能把自己的党和国家的独立性丢掉”。从这一立场出发，即使在中苏结盟时期，我国也没有放弃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批评和抵制。1956年，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同志受中共中央委派访问了苏联，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强调必须承认社会主义各国和各国共产党之间的独立原则和平等原则，并转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应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建议。同年11月，毛泽东主席又公开指出，忽视各国平等的错误，“就其性质来说，是资产阶级沙文主义的错误。这种错误，特别是大国沙文主义的错误，对于社会主义各国的团结和共同事业，必然会带来严重的损害。”

第二、积极谋求建立新的国际关系。五十年代初期，毛泽东主席就提出了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思想。据此，周恩来总理于1953年底进一步提出了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在次年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同上述两国正式倡议将这五项原则作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此后不久，毛主席又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他还说：“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40多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赞同。

为促进亚非国家团结与合作，我国积极支持并参加了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举行的亚非会议。这是战后第一次由亚非国家自己举办，而没有西方殖民国家参加的国际会议。周总理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坚持“求同存异”的方针，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挫败了美国破坏和分裂会议的图谋，推动会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了著名的万隆十项原则，为加强亚非各国的团结合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亚非会议以后，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亚非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进一步发展，又有一些亚非国家同我国建交。与此同时，我国为恢复在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的合法席位开展了坚持不懈的斗争，揭露了美国把约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新中国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的无理行径，为后来最终彻底解决这一问题准备了条件。

第三，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美国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它不仅企图在政治上孤立中国，在经济上扼杀中国，而且企图从朝鲜、越南和台湾三个方面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中国不得不在三条战线上同美国展开严肃的斗争。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对朝鲜进行大规模军事干涉，并派兵侵占我国领土台湾，直接威胁我国安全。中国遂决定应朝方要求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在军事和外交两条战线同美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终于迫使美国不得不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朝鲜停战协定。

美国在入侵朝鲜的同时，加紧干涉印度支那。美国的行动不仅是支持法国殖民主义镇压印度支那人民，而且对中国南方边陲的安全构成重大威胁。中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全力支持越南人民反抗法国殖民主义和美国的干涉,为恢复印度支那的和平和实现越南北半部的完全解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抗美援朝和援越抗法斗争的胜利表明，新中国已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1954年4月，我国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了关于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的日内瓦会议。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团与会，并以原则坚定、策略灵活的高超外交艺术，同其他与会国一道，排除了美国的干挠，为上述问题的解决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我国从五十年代起就同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进行了坚决有力的斗争。1950年11月，我国政府特派代表伍修权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向全世界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我国台湾的罪行。1954年12月，美国同蒋介石集团签订“共同防御条约”，并支持蒋军对大陆和沿海进行军事骚扰。我坚决反击，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美国陷入恐慌，匆忙要求联合国秘书长出面斡旋，企图阻止中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国发表声明严正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和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在我坚决反击下，国民党军队弃守大陈岛，我解放了浙江沿海岛屿。

中国政府和人民在坚决反对美国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同时，积极寻求缓和同美国的紧张关系。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参加亚非会议期间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中国政府的和平诚意得到了各国政府和人民的普遍赞赏，并对美国形成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可能性，从而为日后中美大使级会谈开辟了道路。

经过这一时期的外交工作，新中国在国际上已经站稳了脚跟。到195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有25个，为中国外交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

五十年代后期到六十年代末，在动荡的世界局势中，各种国际力量经历了一个分化与改组的过程，苏联走上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道路。苏美两国力图保持两极格局，它们既对抗又妥协，既争夺又勾结。为使自己处于主动有利的地位，美苏加强了对各自盟国的控制，从而加剧了两个阵营内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帝国主义阵营也矛盾重重。与此同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西方殖民体系逐步瓦解，越来越多的国家宣布独立，不结盟运动和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对国际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这段时期内，美国仍继续推行其敌视中国的政策，它不仅保持其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军事存在，还发动了侵略越南的战争，从南面威胁中国。苏联则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在中苏边境和蒙古增派重兵，直至挑起边界流血冲突，从北面威胁中国的安全。中苏关系全面恶化。中国曾希望通过谈判缓和同美国和苏联的紧张关系，并为此做出了重大努力，但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改观。

面对两个超级大国都与中国为敌的不利局面，毛泽东主席冷静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两个中间地带”的战略思想。他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两部分都反对美国的控制。在东欧各国则发生反对苏联控制的问题”。我们的战略是依靠第一中间地带，争取第二中间地带，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

根据上述战略，我国这一时期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

第一、大力加强同亚非拉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合作。毛泽东主席指出，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我们都必须给以积极的支持。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支持埃及、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反对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斗争，坚决支持古巴、巴拿马、多米尼加等拉美国家的反美爱国斗争。中国大力支援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和人民反对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先后同几内亚、加纳、马里、刚果、坦桑尼亚等国签署友好条约和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加强了彼此间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互助合作关系，积极支持安哥拉、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国争取独立的武装斗争和南非人民反对白人种族主义的斗争。

中国奉行睦邻政策，通过友好协商，先后同缅甸、尼泊尔、蒙古、阿富汗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签订了边界条约，同巴基斯坦签订了关于中国新疆和巴基斯坦实际控制其防务的地区之间的边界协定。同印尼解决了华侨双重国籍问题。中国积极支持不结盟运动的正义主张和行动，同亚非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领导人的互访日益频繁。从万隆会议后到60年代末，有22个亚非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访华。在此期间，刘少奇等中国领导人不断到亚非地区进行访问，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相互了解。周恩来总理更是不辞辛劳，对亚非国家进行了三次访问，提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并再次强调，世界上所有国家，不分大小、强弱，应一律平等。中国领导人的卓越外交活动使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第二，发展同西欧、日本的关系。随着西欧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欧洲共同体的逐步形成，西欧国家独立自主、联合自强的倾向日益发展。特别是法国在戴高乐将军重新执政后，拒绝签署美苏共同炮制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一体化机构，突出地反映了西欧不甘受美控制，积极谋求独立自主的趋向。在毛泽东主席两个中间地带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积极发展同西欧国家的关系，不但同早已建交的瑞士、瑞典、丹麦、挪威、芬兰等国增进了友谊，而且同法国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同意大利和奥地利互派了商务代表。

重建和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日本过去曾多次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但新中国始终把广大日本人民同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加以严格区分。中国真诚希望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日本某些领导人采取了敌视中国的政策。鉴于这一情况，中国在坚持反对日本政府敌视中国的政策的同时，积极发展两国民间关系。我国采取主动步骤，沟通了两国之间的贸易，协助在华日侨回国，不断加强两国各类民间组织间的交往。所有这些，在日本引起良好反响。日本各界要求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为七十年代初两国建交打下了基础。

第三、反对苏联控制，顶住苏联的威胁。五十年代末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妄图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并为此向我国提出诸如共建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等有损中国主权的要求，他还竭力使我国在台湾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上放弃原则，以服从苏联的全球战略，遭到我国断然拒绝。对于中苏两党之间存在的分歧，本应通过讨论加以解决，但苏联领导人却采取高压手段和突然袭击方式，企图迫我屈服。这一图谋失败后，苏联继而采取一系列恶化两国关系的严重步骤。1960年7月苏联在一个月内，撤走在华的全部1390名苏联专家，撕毁中苏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三百多个专家合同，废除二百多项科技合作项目，继而在我国新疆一些地区挑起边境纠纷。我国为维护国家主权，对苏联的霸道行径进行了必要的斗争。但为尽可能维护中苏友谊，我国采取了“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期望苏联悬崖勒马，改弦易辙。但苏联领导人依然故我，在霸权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勃列日涅夫上台后，进一步加强了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不断进行武装挑衅，甚至入侵我珍宝岛等地，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苏还扬言要摧毁中国的核基地，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的边缘。面对苏联的军事挑衅，我国采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击退了苏联的多次武装入侵。1969年9月，应苏方要求，周恩来总理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了会晤，双方达成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进而谈判解决边界问题的谅解。

第四、坚决反对美国的战争叫嚣和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朝鲜和印度支那停战后，中国为缓和中美关系，努力争取同美国坐下来谈判，中美大使级会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但美国根本没有诚意，会谈旷日持久，还数度陷入僵局和中断。与此同时，美国恣意策动台湾当局反攻大陆，并派美舰为其护航，扬言“随时准备象在黎巴嫩那样的登陆”。为粉粹台湾当局在美国支持下串犯大陆的图谋，配合当时阿拉伯人民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中国人民解放军从1958年8月23日开始炮击金门、马祖。慑于中国的坚定态度和美国在中国沿海岛屿海域为蒋军护航存在的风险，加之大批军舰滞留台湾海峡对美国全球战略不利，美国政府遂转而力劝蒋介石放弃金门、马祖，实现“划峡而治”，使台湾和大陆永远分离。美国的这一建议未被接受。我也及时识破了美国险恶用心。毛主席亲自起草了以国防部长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并先后采取暂停炮击和逢双日不炮击等作法。正如毛主席所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围绕炮打金门、马祖而进行的这场斗争，有力地挫败了美国的阴谋。

1955年日内瓦协议签订后，美国采取各种手段插手印支事务，破坏协议的执行。美国从出钱、出枪、出顾问，让越南人打越南人，一直发展到出动几十万军队，对越南进行了一场大规模侵略战争。美国还策动老挝内战，对柬埔寨进行颠覆和侵略。印支地区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我国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全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直至取得完全胜利，用实际行动证明，“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领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同样，在谈判桌上，我原则坚定，策略灵活，有力地捍卫了印支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第二次日内瓦会议上，陈毅副总理兼外长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克服了来自美国的种种阻挠，同与会国共同努力，于1962年7月达成老挝和平、中立的协议。我国全力支持以西哈努克为首的民族团结政府抵抗美国对柬埔寨的武装侵略，直至柬埔寨人民武装力量解放全国。

这一时期，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出现了第二次建交高潮。到196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达五十个。中国已成为独立于美苏之外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期

这一时期，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苏联凭借其迅速膨胀起来的军事实力到处伸手，而美国由于侵越战争拖累，力量相对削弱。苏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美国为集中力量对付苏联的挑战，谋求从越南脱身，寻求同中国接近。苏联则在加紧同美国争霸的同时，进一步加强对中国的压力和军事部署。西欧、日本的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并日益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亚非拉国家维护和争取独立的斗争取得伟大胜利，成为反帝、反殖和反霸的主力军。

毛泽东主席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1974年2月，他在会见一位来访的外国领导人时指出：“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毛主席还提出了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的“一条线”的战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对付苏联的威胁。

在毛主席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第一、我国抓住美国不断发出改善关系的信息，调整对美政策。从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乒乓外交，基辛格秘密访华，直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国，双方领导人经过直接会谈，于1972年2月发表了《中美联合公报》，中美关系取得突破。1973年1月，中美决定互设联络处，1979年1月两国正式建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邓小平副总理应邀访美，推动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改善。

第二、着重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力求通过谈判消除苏联严重威胁。七十年代，苏联从北、西、南三个方面对中国形成包围之势。中苏举行了边界谈判，但毫无进展。考虑到《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已名存实亡，我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不再延长该条约，中苏两国正式结束同盟关系。与此同时，我国主动建议举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由于苏方拒不解决两国间的实际问题，第一轮谈判无果而终。苏联入侵阿富汗后，我国同世界各国一道坚决反对苏联的入侵，并采取实际步骤支持阿富汗人民反抗斗争，有力地遏制了苏联的扩张势头。

第三、我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并在其中积极维护正义事业。1971年10月，在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标志着帝国主义孤立中国的政策的彻底失败。此后，我国同绝大多数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从而出现第三次建交高潮。中国在联合国组织内，坚定地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共同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为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而不懈努力。1974年4月，邓小平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第六次特别会议，阐述了中国对世界局势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主张，受到热烈欢迎。

四、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

这一时期，苏联由于不断向外扩张，战线过长，特别是陷入阿富汗战争后，内外矛盾加深，国力下降。美国自从越南“脱身”后，国内外处境有所改善。美苏争霸态势转入均衡、僵持阶段。西欧、日本崛起，发展中国家壮大，世界多极化的趋势开始显现。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成为世界的两大主题。

邓小平同志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了分析，毅然决定把全党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两个重要转变”：第一、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第二、改变了“一条线”战略，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坚定地站在和平力量一边。邓小平同志指出，“这是两个重要的转变，只有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一心一意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他强调，“同心同德地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他还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搞好改革和开放，在国内要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国际上需要一个和平环境，根据这个情况提出了我们的对外政策。那就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增进国际合作，促进共同繁荣。”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新时期我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在邓小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国坚持独立自主，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也不支持它们一方反对另一方。对于所有国际事务都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全面贯彻外交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方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努力营造长期、稳定的国际和平环境，不断加强经济外交。外交工作出现了新的局面。

（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国逐步调整对美、对苏关系，在国际事务中继续高举团结反霸的旗帜，坚决站在和平一边，“谁搞和平，我们就拥护，谁搞霸权和战争，我们就反对”。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发展了同美国、日本、西欧的正常关系，改善了对苏关系，全面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国的国际战略地位大为加强。

（二）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论亲疏，逐步改善和发展同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在此期间，我国为打开中苏长期对抗和僵持的局面而采取行动。邓小平同志还以消除“三大障碍”为条件提出与苏联谈判。中苏两国经济、科技、贸易等领域的互利合作和人员往来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恢复和发展。1989年5，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同志举行了最高级会晤，本着“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与此同时，我国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三）改善和发展同周边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在处理我国与邻国之间存在的历史遗留的领土和海域争端的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提出“主权属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缓解了我国同有关国家的关系。我国提出“和平相待、友好协商、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全面解决”的原则，与印度耐心谈判，维持了边界的和平与安宁。我国积极支持广大发展中国家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作为我国外交的基本立足点。我国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有力地促进了同发展中国家的经贸交流与合作。

（四）认真贯彻“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为妥善解决香港问题和澳门问题，中国同英国和葡萄牙经外交谈判，分别同上述两国于1984年12月和1987年4月发表联合声明，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分别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从而为洗雪中华民族百年耻辱，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实行对外开放，增进国际间经贸、科技合作。我们彻底结束了历史造成的封闭状态，以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不断完善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开展各种形式的经贸科技交流。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116亿美元。在同世界各国的交往中，我们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包括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并取得良好成效。

五、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国际形势发生急剧而深刻的变化。两极格局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了新旧格局转换的过渡时期。多极化趋势继续发展。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的两大问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仍然是威胁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主要根源。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借口“人权”等问题，以政治、军事、经济手段干涉他国内政的现象还很严重。因民族、宗教、领土等因素而引发的局部冲突时起时伏。世界仍很不安宁。

面对新的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创造性地贯彻邓小平外交思想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把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积极谋求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共同推进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我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

（一）我国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巩固和加强。我国始终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作为对外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在政治上，我国主持公道、伸张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权益。在经济上，我国除继续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外，按照“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四项原则，扩大同他们的经济技术合作，并取得明显成效。

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周边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是我国外交的一项重要内容。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同印度尼西亚复交，同新加坡、文莱和韩国建交，同越南、蒙古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我国与老挝签署了边界条约，与越南签署了关于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基本原则协议》，与印度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保持和平与安宁的协定》和《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地区军事领域建立信任措施的协定》。

我国同周边国家高层往来频繁。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领导人都访问过中国，我国领导人也都访问过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各国。这些互访有力地推动了双边关系的发展。继1996年7月我国成为东盟全面对话国后，双方又于1997年2月成立中国－东盟联合委员会，确立包括五个平行机制的总体对话框架。1997年12月，***主席出席首次中国－东盟非正式首脑会晤。双方确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中国同南亚国家的关系继续发展。1996年，***主席访问南亚三国，经协商确定，中国－印度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建设性伙伴关系，中国－巴基斯坦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尼泊尔建立世代友好睦邻伙伴关系。中国积极参加地区政治、经济、安全的对话与合作，为促进亚洲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同东盟及其他有关国家一起，为寻求柬埔寨问题的政治解决作出了不懈努力。1991年10月，包括中国在内的18国与柬四方在巴黎签署了《柬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我国积极支持并推动东亚合作。亚洲金融危机发生后，我国采取“感同身受，同舟共济”的态度，向受打击最大的国家提供了援助，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受到这一地区，乃至全世界的普遍赞扬。中国积极发展同朝鲜北南双方的友好关系，维护朝鲜半岛的稳定，参加旨在建立半岛和平机制的中、美、朝、韩四方会谈，为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作出了独特的建设性贡献。

中国积极发展同亚非拉和东中欧国家的关系。对中东问题，我国采取公正和均衡的政策，赢得了普遍赞赏。我不受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影响，全面发展同本地区各类国家的关系的立场日益为各国所理解。我国先后同卡塔尔、巴林、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我国同该地区国家高层来往频繁。1999年4月，埃及总统穆巴拉克访华，两国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本地区存在的争端和问题，我国采取积极、稳妥、推动和平解决的方针。我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争取民族权利的斗争，向被占领领土的巴勒斯坦人提供物资援助。另一方面，也根据中东形势的变化，对阿以争端采取了均衡立场，推动政治解决，主张巴勒斯坦和以色列承认相互的生存权。我国还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促和努力。对海湾问题，我国明确反对伊拉克对科威特的入侵，要求伊拉克撤军。在安理会通过包含授权对伊动武内容的决议时，我持明确保留态度，投了弃权票。海湾战争爆发后，我呼吁有关各方克制，防止战争蔓延和升级。海湾战争后，在对伊拉克制裁问题上，我一方面强调安理会有关决议应得到切实实施，同时也主张随着决议的实施，应逐步取消对伊制裁。对海湾战后安排问题，我主张海湾事务由该地区国家自己解决。1998年初，美国与伊拉克就武器该查问题发生危机，我国表示联合国有关决议应得到执行，希望伊政府同安理会合作，履行义务，主张在核查中，伊的尊严和主权及正当的安全关切也应得到尊重。我国明确反对利用武器核查问题对伊动武。十年来,我国同西亚北非地区经贸合作不断扩大。1997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已达92亿美元。我国在这一地区的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发展较快。近年，我国同该地区的石油和石化项目合作也有发展。

我国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得到巩固和加强。1996年5月，***主席访问非洲6国，提出了我国发展同非洲各国面向二十一世纪长期稳定、全面合作关系的五项原则建议：真诚友好，彼此成为可以依赖的“全天候朋友”；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谋求共同发展；加强磋商，在国际事务中密切合作；面向未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江主席的建议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普遍欢迎，对跨世纪中非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不断加强磋商与合作。中国坚决支持非洲国家自主选择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支持非洲国家反对外来干涉，通过和平协商解决非洲问题。在人权问题上双方密切合作，相互支持。1998年1月1日，中国与南非正式建交。长期以来，绝大多数非洲国家坚定地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重返联合国的阴谋。我国同非洲国家经贸合作发展迅速，1997年，贸易总额达56·7亿美元。此外，我国还向非洲国家提供了力所能及援助，援建项目超过600个。

我国同拉美国家的关系不断发展。拉美同我建交国家增到19个。一些同我国尚未建交的国家也开始考虑同我国发展关系。我国同本地区国家高层往来频繁。我国主要领导人先后访问拉美。中国与拉美地区多边组织及机构的关系进一步密切，政治磋商和对话加强。1990年以来，中国同拉美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政治磋商机构－里约集团保持着外长级对话关系。1994年，我国成为拉美一体化协会观察员国。1997年5月，加勒比开发银行正式接纳我国为该行成员国。同年10月，南美一体化重要组织－南方共同市场代表团访华，同我国进行了首次对话。中国和拉美在许多重大国际问题上有着相同或相近的看法，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相互支持、密切配合。拉美多数国家支持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拉经贸合作蓬勃发展。1997年贸易总额达83·75亿美元。此外，我国同拉美国家在经济技术领域、投资领域和科技领域的合作也取得可喜进展。

十年来，我国同中、东欧各国的关系不断发展。我国尊重该地区各国人民的选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超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新型国家关系，我国同这些国家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我国对南斯拉夫科索沃危机表示关注，并坚定地认为，科索沃问题是南斯拉夫的内政，应该在尊重南斯拉夫主权和领土完整、保障科索沃地区各民族合法权益的前提下，通过谈判公正、合理地解决。中国反对凭借军事优势动辄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主权国家南联盟发动空袭。强烈要求北约立即停止轰炸,使科索沃问题回到政治解决的轨道，强调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应充分听取南联盟的意见。我国为科索沃问题的政治解决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二）同俄罗斯和独联体国家的关系得到不断发展。1991年，苏联解体，政治制度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政府本着尊重前苏联人民的选择的原则，宣布承认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各国政府，并先后同它们建立了外交关系。到目前为止，***主席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已举行七次最高级会晤。继1994年双方签署关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武器瞄准对方的联合声明之后，1996年4月，双方宣布建立“平等信任、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从而为两国关系的发展确立了明确的方向。双方确认，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作为发展两国关系的基础。两国致力于营造和平友好边界，历史遗留下来的绝大多数边界问题已得到解决。双方对涉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有广泛的共识。两国元首、总理和外长之间建立了定期会晤制度已经建立。我们相信，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必将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致力于维护中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先后于1996年和1997年同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中国和哈萨克期坦已成功地解决的两国间的边界问题。

（三）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致力于改善和发展同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和国际上发生政治**，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各种方式对我国施加压力，并对我国实施联合“制裁”，使中国同西方国家之间本来比较平稳的关系出现波折。面对这一严峻挑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不信邪、不怕压，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同时又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大局出发，积极谋求同西方国家改善和发展正常的国家关系。

中美关系。1989年北京发生政治**后，美国带头对华实施“制裁”，严重损害两国关系。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美国政府决定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但在政治上不断对中国施加压力。美国先后宣布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允许台湾当局领导人李登辉以所谓“私人身份”访问美国，这是台湾当局分裂祖国，制造两个中国的有预谋的活动，也是美国损害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的严重事件。对此，我国政府作出了强烈反应，采取了一系列外交行动，并在台湾海峡附近海域进行了四次军事演习。我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沉重打击了“台独”势力，也震动了美国朝野。美国政府进一步认识到台湾问题的敏感性及其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美方重申，继续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不支持“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的主张，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1997年10月，***主席应邀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双方发表的《中美联合声明》中，两国领导人决定，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中美两国将致力于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种战略伙伴关系不同于冷战时期存在的那种战略关系，其实质是不对抗、不结盟、不针对第三国。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应***主席的邀请，对我国进行了回访。双方同意，共同努力，使中美关系继续朝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但今年以来美国国会又掀起一股反华逆流，对中美关系形成冲击。为维护两国关系的大局，朱鎔基总理于今年4月应邀访问美国，宣传我政策主张，并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国国内的反华势头。但令人震惊的是，今年5 月8日，美国为首的北约公然空袭我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对这一违反国际法、侵犯中国主权的野蛮行径，中国政府和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严厉的谴责和强烈的抗议。中国不可欺，中国人民不可侮。***主席发表重要讲话，阐明了我国政府的严正立场。我国政府发表声明并向美国为首的北约提出了四项严正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暴行，承担全部责任。

中国同西欧的关系。1989年以后，西欧发达国家一度追随美国对我国实行“制裁”，致使双边关系严重倒退，政治往来和经贸合作受挫。西欧国家觉察到，制裁对双方都无好处，遂从1990年下半年开始，调整对华政策。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关系逐步恢复。1991年英国首相、意大利总理先后访华。1992年，李鹏总理访问意大利、瑞士、葡萄牙和西班牙，我国同西欧的关系基本实现正常化。1994年，***主席对法国进行国事访问，提出中国与西欧关系的四项原则，即面向二十一世纪，发展长期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磋商与合作。这次访问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与西欧国家关系的发展。1994年底，欧盟正式取消对华制裁。1995年，欧盟发表对华关系长期政策文件，主张全面加强同中国在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并于1996年提出对华合作新战略，强调对华政策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1996年11月，德国总统访华，两国关系重新回到正常发展的道路。1997年5月，法国总统访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决定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全面伙伴关系。1997年7月1日，中英实现了香港政权的顺利交接和平稳过渡。中英关系出现新的开端。进入1998年，欧盟及其成员国又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中欧关系发展的积极举措。2月，欧盟决定在联合国人权会上不搞针对中国的提案。3月，欧盟委员会发表《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对华政策文件，主张进一步提升中欧关系水平，并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双边关系的建议。4月初，朱鎔基总理出席亚欧会议期间同欧盟领导人举行首次会晤。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强调中欧愿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健康稳定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并决定建立领导人会晤机制。在此期间，朱鎔基总理还先后对英国、法国进行了正式访问。1998年，欧盟主席桑特、法国总理若斯潘、英国首相布莱尔、意大利总统斯卡尔法罗、比利时首相德阿纳、芬兰总理利波宁等先后访华。布莱尔访华期间,双方决定建立中英全面伙伴关系。1999年4月，***主席访问意大利、瑞士和奥地利等国。所有这些访问进一步推动了中欧关系的发展。

中日关系。近十年来，中日两国高层互访和各个领域的接触相当频繁，两国各界的友好交流丰富多彩。1997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25周年，两国总理互访并共同确认,要在严格遵循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原则基础上，建立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关系，实现两国世世代代友好的目的。1998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20周年。同年11月，***主席访日，双方认真总结了中日关系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就两国关系发展的未来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就两国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达成了共识。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宣言》。这是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又一个指导两国关系的重要文件。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的关系也取得长足进展。

（四）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独特的建设性作用。冷战结束后，面对西方国家在多边外交领域以种种借口干涉发展中国家内政、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行径，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密切合作，相互支持，进行了有效的抵制和斗争。在联合国改革问题上，中国强调应充分听取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意见，主张通过广泛讨论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改革方案，赢得了绝大多数国家的赞同。我国坚决支持发展中国家争取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合理主张和要求，积极参加联合国等组织发起的一系列旨在促进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的活动。我国同77国集团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合作关系，并作为观察员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重要活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我国主持正义，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和南斯拉夫科索沃问题。中国全面参与国际裁军领域的活动，积极推动国际裁军进程，为达成《禁止化学武器公约》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作出了积极贡献。继1985年，我国单方面裁减军队员额100万之后，我国又于1997年裁减军队员额50万。我国广泛参与多边经济、社会领域的各项活动。在环境、粮食、预防犯罪、禁毒、难民、妇女等全球性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我国积极参与并推动区域合作，为亚太经合组织和亚欧会议进程的健康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国际人权领域，我国主张对话，反对对抗，1990年以来，在联合国人权会上，我国连续八次挫败了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有力地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尊严。

（五）实行“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984年12月中英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以后，双方进行了较好的合作，解决了一系列问题。但1989年后，英国政府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改变了对华政策，在香港问题上公开与我国对抗。1992年，港督彭定康单方面提出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违反与基本法相衔接的原则、违反中英已达成的协议和谅解的所谓“政改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中方的坚决反对。英方还在没有协议的情况下，举行了1995年的香港立法局选举，从而破坏了港英最后一届立法局议员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可过渡到1997年的“直通车”安排。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避免在香港特区成立初期出现法律真空，根据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有关规定，1996年12月经选举和协商产生的、由400人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选出了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香港临时立法会。

由于我国政治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其他主要国家越来越重视并采取实际步骤改善对华关系，英方从自身长远利益考虑，开始在对华、对港策略上进行调整。1997年5月，英国工党执政后，提出使香港成为中英关系的桥梁而不是障碍的主张，在香港问题上采取了较为务实的态度。尽管如此，英方在临立会问题上仍坚持错误立场，拒绝为临立会工作提供方便。我国坚持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与此同时，我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卓有成效地进行。1996年起，先后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国务院任命了由香港特区推选委员会选举产生的第一任行政长官。1997年6月30日午夜，中英双方在香港成功举行了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成立。香港回归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得到了全面贯彻执行。以董建华为首的特区政府工作卓有成效。今年5月，香港特区成功地举行了第一届立法会选举。香港社会稳定，经济虽然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但基本保持稳健运行。广大香港同胞对香港前途充满信心，国际社会也普遍看好香港前景。

中国和葡萄牙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签署后，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于1993年3月通过，并由***主席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8年5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1999年5月，澳门特区推选委员会选举何厚铧为澳门特区第一任行政长官，并得到国务院的任命。目前，澳门回归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积极有序地进行。我国将于今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

香港、澳门的回归，标志着中国人民在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两大步，“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为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树立了范例。

维护我国对台湾的主权是我国外交的基本原则之一。据此，我们同台湾当局推行的所谓“务实外交”和分裂祖国的行径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我国同沙特阿拉伯、韩国、南非等国建交后，台湾当局的所谓“邦交国”进一步减少，影响大为缩小。1993年以来，我国连续6年挫败了有关台湾重返联合国的提案。

建国五十年来，中国外交经过充实、调整和发展，政策更加完善，并形成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外交风格。经受了国际风云的严峻考验。展望未来，世界正处在大转折之中。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发展，国际关系正经历深刻的调整。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成为各国人民的共同呼声。世纪之交，我国外交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我们要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加强忧患意识、安全意识和应变意识。要从国际形势演变的总体趋势上进一步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所处的国际环境，抓住机遇，迎接挑战，趋利避害。我们一定要继续深入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领导下，认真贯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开创外交工作的新局面，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营造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五篇：新中国60年的光辉历程和成功经验

新中国60年的光辉历程和成功经验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中华民族走过了60 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60年来，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艰苦奋斗，顽强拼搏，开辟了一条实现民族腾飞振兴、国家兴旺昌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60年来伟大成就的取得决非偶然，成功经验十分宝贵。

一、新中国60年的光辉历程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一场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领导人民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要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最终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回顾60年的光辉历程，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进行了伟大的历史变革。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完善

新中国诞生后，迅即在经济、政治、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进行民主改革和新民主主义建设，不仅迅速恢复了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而且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等伟大斗争中锻炼了新国家、新政府高度的动员组织能力，社会风尚和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为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和走向社会主义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1952年9月以后，中国共产党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要求在逐步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同时，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这一深刻的社会变革提前完成。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

这样，中国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完成了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制度变革。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第一次伟大革命。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为进一步发展我国生产力，使全国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的生活，为我国今后的一切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为国家的富强“创造了社会条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顺利完成，初步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基础。但由于缺少实践经验，加上一些理论上的失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我们盲目迫求所有制关系的不断升级，特别是在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

主义改造后，国内阶级状况已经根本改变的情况下，仍然强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直到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最终导致发生“文化大革命”。

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并不等于国家就能自然而然地富强起来。强国不仅需要建立先进的社会制度，还需要建立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体制等具体制度。1978年12月召开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重新确立了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的历史性转移，此后中国真正进入了大变革、大解放、大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果断地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新方针。

邓小平所说的改革，对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一种自我完善和发展，对于经济体制等具体制度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因而也是一场革命。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有两个层次一是基本制度层次，如公有制、按劳分配、人民民主专政等等，都在质的规定性上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明显的优越性二是体制层次，如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的体制，这是基本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经长期实践检验，其中确有不少严重的弊端，必须进行改革，而且应该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式，以使社会主义制度在竞争中超越和战胜资本主义制度。

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大胆思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经济、政治制度和精神文明同市场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努力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相对于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这样，中国人民就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了把一个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的革命这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二次伟大革命。

从建立新中国到实行改革开放，从五十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改革开放中建立能够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经济体制，就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强国之梦提供了可靠保证和坚实的社会基础。

（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和探索

为了实现强国之梦，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围绕着把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一奋斗目标，实现了从战争到建设、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社

会主义这样两次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走上了一条强国之路。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告诉全党“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为全党在人民解放战争结束以后立即转入经济、政治、文化各项建设事业，作了思想动员和工作部署。

为了使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尽快强盛起来，中国共产党人在1953年采取了两个战略性的大举措：第一，制定和宜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第二，宣布开始执行国家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基本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原定的各项指标都超额完成了。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全党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建设上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党的八大是标志我国要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一次重要会议。但是，由于当时党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足，八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一方面，在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下，八大以后的二十年中，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重要领域取得了重大发展，特别是建立起了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掌握了原子弹、导弹和氢弹等国防科技尖端技术，提高了国际地位并重返联合国。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地作出了全党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转移的决策。从这时开始，我们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邓小平领导全党进行了全面的拨乱反正，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历史问题决议，首次概括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及其十个方面的“主要点”。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极富创造性地把我们找到的这条强国之路确定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核心就是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社会主义的首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确立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后，中央领导集体进行了极为可贵的探索。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确定并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基本路线，并且围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的确定，意味着我们已经在实践中走上了一条中华民族的强国之路。

（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保持可持续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社会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任务。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保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实现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始终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马克思、恩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勾画了美好社会的蓝图，指明了实现美好社会理想的正确途径。在革命、建设、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理论。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的理论，强调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我国社会的一些重大关系。邓小平科学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观点，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江泽民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强调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确反映和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理论，为我们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正确认识、全面把握和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明了方向。

科学发展观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通过认真总结我国发展经验、深入分析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对经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认识的深化，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全面发展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方针。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要求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权益，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强调坚持全面发展，要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强调坚持协调发展，要求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强调坚持可持续发展，要求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二、新中国60年的成功经验

（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主义前途。正因为有了这一正确的发展方向，中华民族才凝聚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推动力量，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壮大。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认真总结经验，认为只要我们从实际出发，敢于实践，大胆改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就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改革开放30年的成就充分证明，社会主义理论不是僵化停滞的教条，而是活生生的社会实践，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才会在理论上武装人民群众，形成强大的精神力量。邓小平理论的产生和形成，恰恰证明了社会主义事业在中国的胜利，也昭示着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机和未来。

（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社会的稳定，是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和前提。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根本原因还是历史的选择。从历史的对比中，人民切身体会到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的来之不易，从而由衷赞美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诞生，并憧憬着社会主义的美好未来。新中国的成立，特别是西藏的和平解放，实现了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团结和统一，这就为社会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60年的历史充分证明，什么时候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什么时候就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发展最快、最顺利、最好的时期。没有统一，便没有团结；没有团结，更谈不上稳定。

（三）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靠改革开放，走依法治国，提高综合国力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现代化强国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人民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治路线和健全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组织路线，这就使中国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真正走上了健康、稳定、持续发展的道路。随着路线方针的根本调整，中国改革开放的力度不断加大，逐步深入，人们在一系列问题上的认识不断更新。历史证明，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靠改革开放，走以法治国，提高综合国力的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强国之路。

（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必须争取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华民族历来崇尚自由、和平，“和为贵”的思想源远流长，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是中国人民的神圣使命。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不断扩张，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使中国人民经受了离乱、分裂之苦，更目睹了主权丧失和屈辱外交的悲剧。新中国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不懈努力，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国家主权岿然不动，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信心，提高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60年来，尽管国家的周边环境波澜不断，但外敌始终不敢贸然侵略，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下得以发展。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力量共同努力的结果，是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成功体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务实灵活的外交实践为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实施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国在国际和平事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不断提高。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决不惧怕战争。新时期，中国不仅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下适时调整了国际战略，特别是对世界大战的估计，乘机加速发展，提高国力，而且力争主动，做两手准备，以实际行动落实了邓小平“发展是硬道理”的思想。

（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证明，强大的国防和人民军队，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柱石。60年的历史昭示人们，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一步证明，“科技强国”必须以“科技强军”为保证。在这60年中，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完成了“两弹一星”的研制和发射，成为在国际上有发言权的核大国，使敌视新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不敢轻举妄动。近30年，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在邓小平新时期建军理论的指导下，获得更大成就，使其在对内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对外抵御侵略，保卫国防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信赖。当今形势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遇到了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的严重阻碍，中国人民必须坚持不懈地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在“科技强军”中壮大国防力量，使人民军队不断发展壮大。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新中国即将走过6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应当谨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的丰功伟绩，深刻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载人航天精神，迎难而上，锐意改革，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