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研究的新收获

第一篇：楚辞研究的新收获

楚辞研究的新收获

林家骊 李慧芳 发布时间： 2008-01-11 10:00 光明日报

由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古代文学与文化研究所、楚辞学研究中心和中国屈原学会主办的“楚辞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二届年会”不久前在杭州举行。来自国内外的百余位学者就当前楚辞研究的诸多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成果丰硕。

一、文献研究。如崔富章《〈中国图书馆善本书目·楚辞类〉补正》、周建忠《、石川三佐男《“蟠螭纹精白镜”铭文与〈楚辞〉》、大阪大学藏“楚辞百种”考论》李大明《〈文选〉骚类校文举例》、黄灵庚《〈楚辞〉十七卷成书考辨》、林家骊《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马其昶稿本〈屈赋析微〉》、熊良智《阮孝绪〈七录〉楚辞分类著录的学理背景》等对海内外的楚辞文献进行了介绍与考证。

二、训诂问题。如王钟陵《〈楚辞·天问〉“阳离”解》、野田雄史《关于“荆”和“楚”的称呼》、大野圭介《“周流”考》、王德华《骚体“兮”字表征作用及其限度》、孙敏强《“蒙清尘”与“罗袜生尘”解》、温洪隆《屈原“放流”辨》等,于楚辞训诂多有新解。

三、文本中某些具体问题的分析研讨。如殷光熹《〈楚辞·渔父〉考论》、董运庭《〈九歌〉略论》、吴广义《〈九歌〉与中国古代戏曲的起源》、刘谦功《试析“山鬼”的形象及其文化内涵》、吴广平《东皇太一原型研究综述》、黄崇浩《屈原〈远游〉之旨及其它》、曹亮《招隐士诸说述评》、郭令原《〈招魂〉新探》,研究范围在作品本身。姚小鸥等人的论文则论述了屈原的思想及命运。

四、对楚辞历史、文化、音乐等背景问题的研讨。如黄震云《楚辞的文体与入乐》、邵学海《“烛僮”发微——论屈原时代楚国文学艺术的风格与趋向》、张兴武《楚声组曲与〈九歌〉声辞》、吴万钟《对兰象征的历史演变之研究》、黄康斌《古乐〈承云〉考——楚辞古乐考之一》、周苇风《屈原作品称经的文化背景》等。

五、从新角度切入的跨学科研究。如赵敏俐《对七言诗源于楚辞体之说的几点疑问——从〈相和歌·今有人〉与〈九歌·山鬼〉的比较说起》、刘伟生《赋体内序与外序的区分及其结构特征》,角度新颖。禹经安、舒新宇和张昌竹等从地域文化入手进行研究,提出楚之黔中郡与溆浦之关系。张群、龚元秀取美学角度,刘冬颖、丁素红则对姜亮夫先生楚辞研究的文化语言学特色进行了比较探讨。

六、楚辞对后世的影响。如朴永焕《陆游的屈骚情怀》、陈炜舜《叶向高及其楚辞论探赜》、过文英《评朱熹的〈九歌〉研究》、邵炳军《汪瑗对〈楚辞〉文学性的体认》、李翰《从“温柔敦厚”到“发愤”、“绮靡”——屈赋的文学史意义及对“诗言志”说的再思考》探讨了后世对楚辞的继承。

此次会议的主题之一,是纪念姜亮夫先生从事楚辞研究八十周年兼缅怀在楚辞学研究方面做出重要贡献的汤炳正、林庚、褚斌杰、张正明、郭在贻诸先生,选出了新一届屈原学会理事会。

第二篇：楚辞选赏及毛泽东课堂收获

楚辞选赏及毛泽东课堂收获

一、低碳环保的好习惯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开始并没有讲楚辞和毛泽东，而是告诉我们要节能减排，保护环境。

过年的时候，家里的空气很不好，每天都见不到太阳，天空总是灰灰的，没有一点蓝色，能见度极低。因此，每天的心情也不是很好。相信谁都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有很多人在放鞭炮和烟花。。。完全不顾我们生活环境恶化的惨状。老师也说因为这件事而对我们的生活环境担忧，所以家里不放鞭炮。为了我们生活的环境，以后，我们也要尽量不放鞭炮和烟花。

还有随手关灯、不用一次性筷子和饭盒、尽量不坐电梯、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小事，不费什么力气，还能保护环境，是我们新时代大学生都应该努力做到的。自从老师说过要我们少坐电梯，我和同学就经常走楼梯，这样不仅仅让我们锻炼身体，还有一个好处，就是我每天会早早的去上课，多学了东西，感觉每天都很充实。现在，学校里教室的灯会在指定的时间熄灭，想必学校也意识到了要节能减排。

每一次上课都看见老师骑自行车或步行从昌黎校区来这里上课，由衷的感到钦佩。这样不仅节能减排，保护了环境，还锻炼了身体，又能在路上看看沿途的优美风景，这是一种挺美好的生活状态。

二、楚辞带来的思考

平时，总学习经济学，会计学什么的，需要有一点不一样的学科来调剂一下，让生活有不同的色彩，看问题有不同的视角。我选择楚辞选赏及毛泽东，一是因为自己比较喜欢学习一些文学知识，二是希望能从屈原和毛泽东的身上真正学习到一些东西。

在此，我总结一下学习楚辞的收获。

从《国殇》中，我学习到屈原“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的大无畏精神，从中我们可以在脑海中形成一个画面：将士们毅然决然的踏上了征途，保家卫国是每一个人的天职，纵使马革裹尸还，也不会后悔，也在所不惜。望望空茫的原野，路途遥远，旷野里的风尘弥漫着萧索。曹植的“视死忽如归”也不过如此！这句话由衷的表达了屈原对楚国的热爱，和誓死保卫楚国的决心、胆识。“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带上最好的武器装备奔赴战场，就算身首异处也壮心不改，勇气不减。“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也表达了屈原“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英勇气魄。

《渔夫》中“颜色憔悴，形容枯槁”的屈原没有搅乱泥沙扬起水波同流合污，他思虑深远，行为高尚。沉吟泽畔，九死不悔。纵然谄媚污蔑蒙蔽视听，也不随其流扬其波。纵然马革裹尸魂归故里，也要扬声战场，尽扫狼烟，保家卫国。

《卜居》中写出了屈原竭忠尽智的辅佐楚怀王，却被放逐，心烦意乱，不知所从。从而寻问郑詹尹自己应何去何从。从中也可以看出，屈原对举世混浊的情形的不满，对楚国的未来的忧虑。“蝉翼为重,千钧为轻;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人们颠倒黑白轻重，奸佞横行，贤人谋士被排挤的情形。老师也结合现在某些贪官，官官相护，只为自己谋利的事件阐明了屈原当时的处境，表达了屈原亲贤远佞的高尚节操。希望各处的官员向屈原学习，不要求向他看齐，但也要做好本职工作。不要总希望人民给你什么，官员是人民公仆，要为人民做服务。应该诚实勤恳抱朴尽忠，尽量少无休无止送往迎来八面玲珑。贪官的一顿饭，一次娱乐几千到几万，贫困的农民国家一个月补助一百就可以很好的生存，贪官的一顿饭、一次娱乐的钱可以补贴很多人过好几年。。。

《橘颂》中“青黄杂糅，文章烂兮。精色内白，类任道兮。”写出了橘子青中闪黄，黄里带青，色彩绚丽。外观精美内心洁净，类似有道德的君子。这是屈原以橘子自况，写出自己的高洁的道德品质修养。“年岁虽少，可师长兮”这一句说出屈原当时年纪虽小但道德品质高尚，可以为人师。老师告诉我们，在生活中的楚辞，看见橘子自然而然的就想起这几句，学习楚辞，无形中提高了我们的文学素养。让我们的生活多了一抹明丽的色彩，让我们的心情舒畅，心情也跟着美丽起来。我们的生活中处处有楚辞，处处有文学。楚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离骚》中屈原痛斥了“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凭不厌乎求索。”的奸佞之臣。大家争先恐后往上爬，利欲薰心，贪得无厌。就像现在的贪官，本来工资已经是很高的了，想的却不是为人民服务，天天大鱼大肉，肉山酒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的奢靡生活平息了他们的斗志，物欲很流流尽了老百姓的血汗。。。

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矢志不渝的坚守自己的品行，不与之同流合污，出淤泥而不染。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句话写出了屈原对楚国人民处境的担忧，常常叹息流泪，哀叹人民生活多灾多难。上一届领导人不能说让我们真正走进了社会主义社会，但是基本上保证了人民的正常生活，每月给贫困的农民补助一百元，体现了领导人对人民负责的态度。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屈原为了一心追求的理想，死九次也不会后悔。表达了屈原誓死要与恶势力斗争的决心与勇气。

“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这句是写的屈原的外貌，也表达了屈原的高洁与文雅。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屈原展望未来，极尽自己的力量为人民谋福利，现在的温总理也时常仰望星空，为民生谋策。给穷苦的农民带来了幸福生活的福音。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屈原面临危险和死亡，但决不后悔当初的决策。正如屈原一样，刘胡兰面临全村人民的生命安危和自己的利益，毅然决然的选择了走向铡刀，以牺牲小我，成就大我，保住了全村人民的生命，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不衡量凿眼就削正榫头，这正是前代贤人遭殃的地方。杨虎城和张学良兵谏之后，杨虎城阻止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介石回去，怕蒋介石会有什么举动，让张学良受到伤害。张学良果然被软禁。但是，在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刻，杨虎城自己高估了蒋介石的心胸，请求回国杀敌，最终在抗张胜利前夕全家被害。这两句正是他们的写照。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路漫漫，又长又远 我将在天上人间追求真理。无论前路有多坎坷崎岖，又有多漫长孤寂，屈原都下定决心要追求真理，矢志不渝。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常常碰到这样那样的选择，我们应该像屈原那样坚定自己的选择，选择真理。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三、毛泽东

看了毛泽东的一系列纪录片，我也深入地了解了这位伟大的领袖，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七级台风，在北戴河里游泳，很舒服。”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是一个勇于搏击大风大浪的领袖，同时也很乐于和风浪作斗争，他乐在其中。

毛泽东酷爱游泳，他游遍了中国的大江大河，就像在抗日战争中赢得每一场胜利一样，他征服了江河，也征服了大海。在会见尼克松的时候，毛泽东已身患重病，但还是以惊人的毅力和他谈了六十五分钟。并约好再去美国访问的时期游密西西比河。

毛泽东也酷爱登山，他登山走到没有路的地方，也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来，从不回头，我认为这是毛泽东认定坚持走马克思主义道路的重要因素。没有毛泽东的坚持，就没有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新中国，就没有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开放，就没有现在的和谐社会。这是因为毛泽东的坚持，遵义会议中左倾错误才得以改正，中国革命才得到重要的转折。以后在没有苏联的帮助时，才能像走山路没路时开辟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毛泽东更爱读书，无论在行军打仗，还是在休息视察，毛泽东都在看书。每次出行视察前都是事先将想要读的书运到目的地，以备不时之需。毛泽东的床上更是有很多的书，工作人员正紧张忙碌的汇总他看过的书，可以说不计其数。他读书，不仅仅是读书，每读一本书都在书上写一些评论，有一句话的，也有几万字的。他不仅读现代的，也读古代的；不仅读中国的，也读外国的。有时候读外文书时常需要翻英汉词典，但他从未放弃过。这真是“活到老，学到老”。

有外国记者说，毛泽东是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是的，毛泽东写了很多诗词，但毛泽东写诗词并不是为了写诗词而写诗词，那些诗词中表现出来的都是他在马背上所经历的，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但他不主张发表自己的古体诗，因为那样很容易用格律限制年轻人的思维，让他们思维变得僵化，缺乏创造力，就得不偿失了。毛泽东经常用用自己的稿费接济自己的下属，让他们能很好的生活。

毛泽东很节俭，他的睡衣都是补丁摞起来的，看到这里，显然觉得很心酸。但他对自己的人民却从不吝啬，经常接济自己的下属。但自己的屋子漏了也不修补，这是不对的。

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坚韧，学到了求知，学到了创新，学到了节俭。。。

四、张学良

张学良，认识这个人，还是在中学的课本上，西安事变。在这个课上才逐渐了解他的生平。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儿子，在东三省有着很大的影响，人们习惯称呼他为少帅。当时，他掌握着东三省的兵权，完全有能力对外宣布独立，但是为了中国的统一，他毅然决然的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

在西安事变中，张学良、杨虎城对蒋介石实施兵谏，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但是，他护送蒋介石回去之后，就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幽禁生活。我想，如果张学良像老舍一样想不开，恐怕早就抑郁而终了吧。由此可以看出，他的心胸是如此的宽广。故而可以长寿。我们在生活中也要开阔熬胸襟，不纠结于鸡毛蒜皮的小事，这样才有益于身心健康。

张学良曾经被蒋介石牵制，吸食过大烟，但为了行军打仗，自己靠着顽强的毅力，战胜了大烟这个恶魔，摆脱了蒋介石的魔爪，再也不动傀儡。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张学良身上我们学到了做事要从大局找想，不要只顾自己的小集体利益。遇到生活中不顺利的事，要开阔胸襟，放平心态，淡然面对。

五、宋美龄

宋美龄，是第一个以中国第一夫人身份出现在世界各大传媒的。她有着很高的外交才能，这无疑是为蒋介石的军事政治上填了一双飞向美国的翅膀。她优秀的外交才能让世界各国的为之倾倒。而且，中国的第一支空军是她亲手创办起来的。这样一个精干的女性，是我们每个女生学习的榜样。

在西安事变中，为了营救自己的丈夫，四处奔走游说，亲自到西安谈判。在战争时期，还多次奔赴战场慰问广大将士。甚至有一次，差一点命丧战场，为国捐躯。

我认为宋美龄是一位伟大的女性，她有着将军的才能，倾城的容貌，是一位有胆识，有气魄，有魅力的中国女性。

从这节课中收获了很多，很喜欢这个课，感谢老师的悉心教导。

第三篇：楚辞

《楚辞》读后感

五月在过去现在未来都会属于一个人——屈原。读着《楚辞》，五月的种子在心中慢慢发芽，我仿佛看到了行吟江畔的诗人目视着滔滔江水，感叹着人生的无常。也许，对于屈原和宋玉，人生都或如浮萍一般无根无蒂，陌如尘上。江南塞北的春光，海角天涯的风尘，白雪红梅的清韵，湖绿江南的水波，在作者笔下仿佛都代做了富于情感的形象，体味着作者的悲伤，抚慰着枯槁的身躯。国家的命运，人民的疾苦和自己的生命，到底该选择哪一个?!江畔的诗人叩问苍天，苍天无语；凝视大地，大地无声！过尽千帆惊回首，报国无门的诗人只剩下脚边的落英和盈袖的花香。地老天荒，却等不来一个王。屈原的生命，该是一个瑧子永恒的过程，因为他在那些落英缤纷的年华里，培育出了千古不灭的故事。朝赐你财物，午赐你宅院，暮赐你美酒的人，说不定何时就想需赐你一死。可你忙于政务，又怎能留心国王的夸奖是一种带回钩的暗器！你短暂的生命留下的篇章，他们都活了几千年，我是不是可以认为，箭的自由就是弓的自由？涛涛汨罗澄白如练，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都等待着被江水被时间洗涤，历史的长河，波涛滚滚汹涌澎湃，但它淘不尽，淘不尽高尚的灵魂。昂首是春，俯首是秋，如此的气质，}如此的灵魂，刚劲坚毅地挺立在天地之间，留给后世的人们永久的仰望，膜拜。

我喜欢《楚辞》浪漫的气质，雄奇的想象，奇崛的语言，屈原高冠长剑、宽袍大袖，为民请命，为民离骚的形象是我心中最大的向往；《山鬼》等作品则充满鬼怪精灵之气，灵秀无限，美人独立山间幽会情人的浪漫和野性气质，在心头永远挥之不去；《湘君》和《湘夫人》之间渺杳绰约的爱情。。《楚辞》中的香草美人，主人公含英咀华，披兰草食灵芝的比喻，骑怪兽驾异鸟，凭空飞行的姿态，奇崛的行为，都是我心头最大的梦想。我想《楚辞》浪漫的气质已经根植到我的灵魂中了，没有办法不无时无刻不去凸现，在我的文章中，言谈举止中，我的血液气质中。

试着读《楚辞》，特别是读《离骚》、《国殇》、《哀郢》、《卜居》、《渔父》时，心却狂燥无限，郁闷不安。再细想想，原来两者发抒的感情不一样啊。尽管可能对同样的事物不满，《诗经》缓缓道来，一唱三叹，回环往复的缓缓发抒，告诉读着诗经的人人间的美好、善良、罪恶和不平。《楚辞》则犹如疾风暴雨，控诉人间罪恶，特别是屈原的愤世嫉俗，特立独行都让人产生紧张与不安。奇崛的语言和疯狂得失去控制的想象，都让人情绪不宁。

——12062210 胡颖

第四篇：楚辞

读汤炳正先生之《楚辞成书之探索》及《四库全书·楚

辞章句提要》札记

一、“楚辞”之名

楚辞之名历来就饱有争议，根据崔富章的《楚辞书目五种续编》：“‘楚辞’一名，含义有二：一为继‘诗三百’而起，发源于楚国之新体诗，二为总集之名，即书名。”

（一）、一种特定的文体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楚辞’之名之由来，即是对历史上某一特定地区（楚）的某种特定诗体（辞）的称呼。”此即是从楚地的地域文化出发，认为“楚辞”是楚人的诗歌。

愚案：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关于“辞”与“赋”之区别，金开诚先生认为：“‘楚辞’即汉时人所称之为‘辞’„„‘赋’属于文的范畴，‘辞’属于抒情诗的范畴。”

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诗体》云：“屈、宋以下，效楚辞体者，皆谓之‘楚辞’。”明代唐枢《重刻楚辞序》：“‘楚辞’者，风雅之变也，其源昉出于屈子。厥后作者继起，咸祖其词，而皆楚声，故俱谓之‘楚辞’。”明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屈平后出，本《诗》义以为《骚》，该兼六义，而赋之义居多。厥后，宋玉继作，并号‘楚辞’，自是辞赋之家皆祖此体。”此三家皆从文体之角度出发，而得‘楚辞’之义。而全面阐述“楚辞”是一种地域文化的代表的应该是宋人黄伯思，他指出：“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辞、誶、蹇、纷、侘傺者，楚语也。顿挫悲壮，或韵或否者，楚声也。湘、沅、江、澧、脩门、夏首者，楚地也。兰、茝、荃、药、蕙、若、蘋、蘅者，楚物也。他皆率此，故以楚名之。”

（二）、总集之名，即书名

“楚辞”一词的连用，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张汤传》：“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文中以《春秋》与《楚辞》对举，当是专著矣。此后，班固《汉书》之中多次出现“楚辞”连用，殆已是专用名词。故“楚辞”作为总集之名，当在西汉中期左右。《汉书·地理志下》：“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又《汉书·淮南王列传》：“淮南王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弋猎狗马驰骋，亦欲以行阴德拊循百姓，流名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可见，当时刘安养士数千，对屈原赋或楚辞深有研究，且武帝亦有耳闻，不然何以使刘安特为《离骚传》？而揣班固《汉书·地理志下》之文辞，武帝之时，屈宋等人的作品似已裒集成著，故能“世传‘楚辞’”。案汤先生所划分的楚辞五组之第二组为淮南小山或为淮南王所集，或名曰《楚辞》，据马迁及班固所言，斯为明证矣。

二、《楚辞》的流传

《楚辞》既然在西汉中后期就已经裒为一集，别本单行，那么为何《汉书艺文志》之中却没有著录？或云刘向《七略》成书在前，《楚辞》成集在后，而班固写成《汉书艺文志》之时，《楚辞》固已成书，班氏因《七略》体例“分载甚明，不烦复列总集”（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

据王逸《楚辞章句·离骚序》：“逮至刘向，点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艺，而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今臣复以所识所知，稽之旧章，合之经传，作十六卷章句。”案《隋书经籍志》：“《楚辞》十二卷，并目录，后汉校书郎王逸注。”《旧唐书·经籍志》：“《楚辞》，十六卷王逸注”《新唐书·艺文志》：“王逸注《楚辞》，十六卷。”既然王逸于其序中明言有“十六卷章句”，《隋书经籍志》却言只有“十二卷”，殆隋人与汉时分卷不一，或隋人之误欤？《旧唐书》《新唐书》之撰者又改正为“十六卷”，或时人益之为“十六卷”？不可知矣。

又，案《宋史·艺文志》：“奏议《楚辞》十六卷屈原等撰；洪兴祖《补注楚辞》十七卷；《楚辞》十七卷后汉王逸章句。”较之《新·旧唐书》，又增一卷，而所言“奏议《楚辞》十六卷屈原等撰”殊与刘向、王逸同。

案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楚辞》十七卷，后汉校书郎王逸叔师注。„„至汉武时，淮南王安始作《离骚传》，刘向与校经书，分为十六卷，东京班固、贾逵各作《离骚章句》十五卷，阙而不能说，至逸自以为南阳人，与原同土伤悼之，复作十六卷章句，又续为《九思》，取班固二序附之为十七篇。”此言与王逸殊异，王逸自言为“十六卷章句”，并未说自续《九思》一篇以附篇末。案《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所著录之《楚辞》的篇卷之变化，窃以为王逸之《九思》或为唐宋时人附益为之，故至《宋史艺文志》，《楚辞》得为十七卷矣。

第五篇：楚辞

《楚辞》是中国汉族文学史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和骚体类文章的总集。[1]“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有之，至刘向乃编辑成集。东汉王逸作章句。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是承袭屈赋的形式。以其运用楚地（注：即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1]）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和风土物产等，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故名《楚辞》。[2] 《楚辞》经历了屈原的作品始创、屈后仿作、汉初搜集、至刘向辑录等历程。成书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间。刘向《楚辞》原书早亡，后人只能间接通过被认为保留最完整的东汉王逸《楚辞章句》（原书亦佚）、宋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章句》的补充）追溯、揣测原貌。

作为继《诗经》以后，对中国文学最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2]，《楚辞》对整个中国文化系统有不同寻常的意义，特别是文学方面，它开创了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诗篇，令后世因称此种文体为“楚辞体”、骚体。[1-2]而四大体裁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皆不同程度存在其身影。[3] 对《楚辞》（楚辞）及其研究史作研究的学科，今称为“楚辞学”。其上迄汉代，宋代大兴，近现代更成为中国古典文化殿堂之显学。而《楚辞》早在盛唐时便流入日本等“儒家-中华文化圈”，16世纪之后，更流入欧洲；至19世纪，引起欧美各国广泛关注，各种语言的译文、研究著作大量出现。在国际汉学界，楚辞一直是研究热点之一。[2][4-5] 目录

1内容梗概 2篇章目录 3结集情况 背景 搜集 辑录 蠡测

4版本绍介 古版流传 今本读物 专业版本 5文学贡献 骚体 赋体 诗歌 散文 戏剧 小说

6传播影响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瑞典 美国 7辑录作者 辑录 作者

1内容梗概

古籍局部[6] 《楚辞》是最早的浪漫主义诗歌总集及浪漫主义文学源头。“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酷吏列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西汉末年，刘向将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承袭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汇编成集，计十六篇，定名为《楚辞》。是为总集之祖。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分别是：《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这个十七篇的篇章结构，遂成为后世通行本。[1-2] 《楚辞》运用楚地（今湖南、湖北、安徽西部一带）的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全书以屈原作品为主，其余各篇也都承袭屈赋的形式，感情奔放，想象奇特。与《诗经》古朴的四言体诗相比，楚辞的句式较活泼，句中有时使用楚国方言，在节奏和韵律上独具特色，更适合表现丰富复杂的思想感情。[1] 2篇章目录

刘向辑录的《楚辞》只有16卷，16篇；但传世通行本《楚辞》多是17卷，17篇，这是据《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王逸的《楚辞章句》而来，后者加上一篇自己的作品《九思》。刘向《楚辞》、王逸《楚辞章句》原书早已毋见，至宋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篇章内容上承《楚辞章句》，通常被认为较保持原貌，因此，现通行的版本的篇目结构，基本依以《楚辞章句》为祖的《楚辞补注》等为据。通行本《楚辞》篇章结构 编目数量 详细题目 作者

作品著作归属之歧说备注（仅列部分观点）离骚（1篇）离骚 屈原

胡适《读楚辞》认为屈原为传说[7]，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朱东润《离骚以外的“屈赋”》等，几全否定屈原存在或其著作权[3][8] 九歌（11篇）东皇太一 屈原

游国恩《屈原》认为“九歌”（全文）民间口头创作，屈原改写；许笃仁《楚辞识疑》“九歌（全文），系司马相如等作品”。[9]

云中君 屈原

湘君 屈原

陈子展《楚辞直解》认为《湘君》与《湘夫人》应合一[10]

湘夫人 屈原

大司命 屈原

陈子展《楚辞直解》认为《大司命》与《少司命》应合为一[10]

少司命 屈原

东君 屈原

河伯 屈原

山鬼 屈原

国殇 屈原

礼魂 屈原

梁启超《屈原研究》认为“礼魂”伪作，应是《九歌》之乱辞[11] 天问（1篇）天问 屈原

九章（9篇）惜诵 屈原 陆侃如、冯沅君合著《中国诗史》认为“伪作嫌疑”[12] 涉江 屈原

哀郢 屈原

抽思 屈原

怀沙 屈原

思美人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中国诗史》疑伪作[12]

惜往日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中国诗史》认为“伪作嫌疑”，[12]吴汝纶疑为伪作，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断伪作[13] 橘颂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闻一多《论九章》，认为伪作[12]

悲回风 屈原

洪兴祖断伪作[13]《中国诗史》认为是“伪作嫌疑”[12] 远游（1篇）远游 屈原

陆侃如、游国恩、茅盾和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14] 卜居（1篇）卜居 屈原

蔡靖泉《楚文学史》、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认为伪作[15]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14] 渔父（1篇）渔父 屈原

蔡靖泉《楚文学史》、茅盾《楚辞与中国神话》认为伪作[15]郭沫若《屈原研究》认为非屈原作[14] 九辩（1篇）九辩 宋玉

招魂（1篇）招魂 一说宋玉

王逸注作者宋玉，明焦竑后一说屈原[16]，现代各袭说法 大招（1篇）大招 一说景差 王逸注“或曰景差”[17]，朱熹《楚辞集注》认为景差，葛立方《韵语阳秋》认为屈原[18]，胡应麟《诗薮》认为唐勒[19]，梁启超认为伪作 惜誓（1篇）惜誓 一说贾谊 王逸注作者“疑，不能明”；一说贾谊[20] 招隐士（1篇）招隐士 淮南小山

王逸注作者淮南小山，《文选》认为屈原[21] 七谏（7篇）初放

一说东方朔

王逸注《七谏》作者东方朔。

沈江

一说东方朔

怨世

一说东方朔

怨思

一说东方朔

自悲

一说东方朔

哀命

一说东方朔

谬谏

一说东方朔

哀时命（1篇）哀时命 严忌 即庄忌，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20][22] 九怀（9篇）匡机 一说王褒

通路 一说王褒

危俊 一说王褒

昭世 一说王褒

尊嘉 一说王褒

蓄英 一说王褒

思忠 一说王褒

陶壅 一说王褒

株昭 一说王褒

九叹（9篇）逢纷 刘向

离世 刘向

怨思 刘向

远逝 刘向

惜贤 刘向

忧苦 刘向

愍命 刘向

思古 刘向

远游 刘向

九思（1篇）九思 王逸

洪兴祖《楚辞补注》“恐其（王逸）子延寿之徒为之尔”[23] 注1：本表据《辞海》[2][21][24-29]及《楚辞章句疏证》[30]国学网[17]，一些参考附文注。注2：几乎每篇作品归属权都曾有歧说，表中仅列部分有代表性观点。3结集情况

屈原开创“楚辞”创作，先秦“楚辞”的流传，至汉初的搜集、西汉末刘向最终将辑录成《楚辞》，经历了一段比较漫长的过程。而这个结集过程，向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蠡测。背景

“天问”书影[31] 刘向的《楚辞》是“楚辞”的结集，这一点并无疑义；“楚辞”作为战国时期在中国南方楚国地区出现的一种新型诗体，也是公认的；则楚辞自然是先于《楚辞》存在。最早出现楚辞的记载，是《史记》卷一百二十二·酷吏列传第六十二：“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32]这是楚辞最早见诸文献的记载。大意约为朱买臣由于喜欢读《春秋》、言楚辞，获得汉武帝的召见并得以升迁。

1977年发掘的安徽阜阳汉代汝阴侯夏侯灶墓遗址中，发现过两片《楚辞》残简，一为《离骚》，一为《涉江》，墓主在世时间距屈原之死约百余年，这是有实物证据的最早《楚辞》文本。（注：汤炳正曾据此实物，更加有力的批驳胡适等“屈原是传说”论，并形成确凿定案）。屈原之后的“楚辞”情况，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33]，班固《离骚》赞序称：“屈死之后，秦果灭楚，其辞为众贤所悲悼，故传于世。”[17]两则记载同样说明，秦灭六国，火焚书，但“楚辞”终究还是流传下来。[3] 搜集

汉初，开始有了楚辞的搜集，《汉书·地理志》载：“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显名。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34]大意简述了“楚辞”的由来；显示出高层对“楚辞”的推崇，甚至严助（注：即庄助，避汉明帝讳，其子庄忌，一说为《楚辞》“哀时命”作者）、朱买臣因之“显贵于朝”；更重要的是，文字透露出了当时“楚辞”的两个搜集群体：其一是吴王刘濞及其招纳的“娱游子弟”；其二是淮南王刘安及门下士人。据《汉书》卷四十四·淮南衡山济北王传第十四：“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35]淮南王刘安甚至还受命创作《离骚传》。但《离骚传》的内容，除了班固《离骚叙》所引几句，余皆失传，不知其详。在这样的背景下，汉成帝使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刘向搜寻辑录天下遗书，《汉书》卷十·成帝纪第十：“（三年）秋八月。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陈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36]大意是，刘向在公元前26年（河平三年）的秋天，开始奉命搜寻天下遗书。这自然也包括搜集“楚辞”作品。辑录

《汉书·地理志》所透露出来的汉初两个群体刘濞、刘安因“谋乱”，次第灭亡，时间远早于刘向的领衔集书。刘向集书性质属于最高权力的官方征集，应该有来自前两者所收集保留的若干“楚辞”作品。但一共搜集到的具体数量及内容则无考。刘向《楚辞》的具体结集时间，也未有明确记载，有些研究者希冀考据出具体辑录成书时间，但普遍未获认可。

按刘向受命搜书时间公元前26年，刘向去世时间为公元前6年[29]。则可以推出最早辑录“楚辞”的刘向《楚辞》，时间应在公元前26年至公元前6年这20年之间——这是较为稳妥的说法。这期间，刘向将宫中堆积如山的图籍典册以及各地献上的遗书分别校雠缮写。每一部书整理完毕，刘向便写出《叙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楚辞”的整理、结集工作也就在这期间得以完成。[3][23] 由于刘向《楚辞》早佚，并未能确知其篇章卷数，从被认为是保存较完好的《楚辞章句》及通行版本看，应是16卷16篇，据王逸在《楚辞章句·叙》中说，其中有屈原作品25篇（注：《楚辞章句》正文在《大招》处又注“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如加上则26篇[30]），“后世雄俊，莫不瞻慕。舒肆妙虑，缵述其词。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即是说，刘向《楚辞》一开始只有十六篇。[3][23][29]现通行本的17篇，是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补增了自己的作品《九思》。[2] 蠡测

《屈赋新探》封面[37] 关于成书过程，历来说法众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汤炳正的蠡测。20世纪60年代，汤炳正依据《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在其著作《屈赋新探》的《〈楚辞〉成书之探索》一文中提出五个阶段论：第一个阶段，只有屈原《离骚》、宋玉《九辩》二篇的合集，凡二卷。纂成时间，当在先秦。其纂辑者或即为宋玉[38]。第二个阶段，是在屈、宋合集基础上增加《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招隐士》七篇，凡九卷。增纂时间，当在西汉武帝时。增纂者为淮南王宾客淮南小山辈，或即为淮南王刘安本人[39]。第三个阶段，是在九卷本的基础上增加《招魂》《九怀》《七谏》《九叹》四篇，凡十三卷。增辑的时间，当西汉元、成之世。增辑者即为刘向[40]。第四个阶段，是在十三卷本的基础上增益《哀时命》《惜誓》《大招》三篇，凡十六卷。增辑时期当在班固以后、王逸以前。增辑者不是一人一时，而是在较长的时间里由不同的人一篇一篇地增辑起来的，增辑者已不可考[41]。第五个阶段，“就是后世流传的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把《九思》附入《楚辞章句》的，乃王逸自己；其叙及注文，乃后人所为”[42]。

汤炳正的结论，曾获不少学者支持，并一段时间内屡被引用。然而，他的推论基础仅仅是五代王勉《楚辞释文》的目录篇次，有孤证之嫌，而即使是《楚辞释文》的目录，也并非绝对可靠，因此，只能是一种猜测。也因此，1999版及2011年版的《辞海》皆只言“刘向乃编辑成集，原收战国楚人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等人辞赋共十六篇。后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2] 4版本绍介

《楚辞》的版本系统是比较复杂的，由于其在中国文学史乃至中国社会的独特地位，使其从辑录之前到流传过程，几乎每一个环节、细节都产生或曾经产生不同的歧说——在“五四”前后疑古思潮泛滥情况下，甚至连屈原的存在与否，也曾引起争议，亦有全盘否认《楚辞》有先秦作品的。古版流传

古籍内页[6] 刘向《楚辞》的原貌早已不见，但约100多年后成书的王逸《楚辞章句》，一直公认是首部完整注疏《楚辞》的版本，也是最完整的注本，因为刘安的《离骚传》，刘向、扬雄作的《天问》注解，东汉的班固、贾逵作的《离骚章句》，都只是“楚辞”或《楚辞》的某一篇作品而已。因此，后人几乎仅能凭借王逸《楚辞章句》为主，了解刘向的《楚辞》。[23] 王逸《楚辞章句》上承刘向《楚辞》，但它原版早亡，现存主要版本有：1518年（明正德十三年戊寅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中复宋本十七卷，上海图书馆藏；1571年（明隆庆五年辛未）豫章王孙用晦夫容馆复宋本十七卷，前附《楚辞疑字直音补》一卷，上海图书馆藏；1586年（明万历十四年丙戌）冯绍祖校勘本；等。此外，继承王逸《楚辞章句》最受重视的版本是宋洪兴祖《楚辞补注》。然而，按王逸《楚辞章句》“自序”，刘向的《楚辞》应为十六卷，而现见版本的《楚辞章句》，却是十七卷，多出了一篇王逸自作自注的《九思》，因此一直令人起疑，甚至有怀疑其作真伪者。王兴祖《楚辞补注》则认为只是后人加入，“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23][43] 洪兴祖的《楚辞补注》的，本旨是补王逸《楚辞章句》之未备，故取名“补注”，是公认较为全面保留《楚辞章句》、乃至上接刘向《楚辞》的著作。在《楚辞》早佚，《楚辞章句》原貌不见得情况下，《楚辞补注》遂成为最主要的追溯《楚辞》的版本。该书同样十七卷，在承袭《楚辞章句》内容上，作进一步《楚辞》的补注及阐发等，客观上也留住了已经失传的隋唐以前及洪氏同时代的遗说。[11] 《楚辞补注》版本较多，主要有：明复刻宋本，浙江图书馆藏；明崇祯中汲古阁重刊宋本，北京图书馆藏；清素位堂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清文津阁、文澜阁《四库全书》本；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惜阴轩丛书》仿汲古阁本，等。[11] 今本读物

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楚辞》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殿堂中的一门显赫之学。如果打算从一般的角度，对现存的楚辞作品进行阅读的话，可以参考如下一批由现代学者撰写的读本、文献资料。[44-45]

《楚辞今注》封面[46] 《楚辞入门》，梅桐生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该书对楚辞研究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均有所述，深入浅出，体系完整。《楚辞全译》，黄寿祺、梅桐生合著，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收录了王逸《楚辞章句》和朱熹《楚辞集注》中的全部作品，是于今最全的楚辞注释本；该书每篇均有详细的题解，通俗性、学术性兼备。《楚辞今注》，汤炳正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为“中国古典文学丛书”的一种，每篇均有题解，注释简明。《楚辞今绎讲录》，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姜被誉为现代楚辞学大师，是现代楚辞学研究专家中著述最丰者。此书共分12讲，观点明确，篇幅不大，简明扼要。《楚辞书目五种》，姜亮夫著，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重印；全书分为5部分，即楚辞书目提要、楚辞图谱提要、绍骚隅录、楚辞札记目录、楚辞论文目录，是一部反映自汉以来各代学者研究考订楚辞成就的目录学著作。《楚辞书目五种续编》，崔富章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崔为姜亮夫的学生，是前书的续编。

《屈原赋校注》，姜亮夫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1987年修订本；该书对屈原的全部作品进行了校注，共计25篇，是当代《楚辞》注本中的权威性读本。《屈原赋今译》，郭沫若著，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特点是由当代著名诗人来翻译古代名作，是现代影响最为广泛的译文。《屈原赋今译》，姜亮夫著，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该书依照《屈原赋校注》的篇目，译文采用了元曲的形式，译法十分独特。《屈原集校注》，金开诚等著，中华书局1996年版；该书为“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一种，吸收了大量现有成果，考证精当。专业版本

1979年，楚辞学泰斗姜亮夫接受国家教育部的指示，为挑选出来的全国重点大学讲师（副教授）以上教工人员进行专门的楚辞学开班培训。姜亮夫特为进修班开出必备的14部楚辞文献。[9]这14部专业文献分别是： 王逸的《楚辞章句》（夹附在洪兴祖《楚辞补注》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朱熹的《楚辞集注》；王夫之《楚辞通释》；黄文焕的《楚辞听直》；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王闿运的《楚辞释》；陈本礼的《屈辞精义》；朱骏声的《离骚补注》；龚景瀚的《离骚笺》；刘梦鹏的《屈子章句》；胡文英的《屈骚指掌》；马其昶的《屈赋微》。[47] 此外，还有姜亮夫自己的著述：《楚辞书目五种》。他特别指出，这14部是一些派别、方法的代表，“不一定是第一流货色”，“而第一流的货色奇缺”。[47]（注：必备文献目及简介，见下图“姜亮夫推荐文献1-3”，百科编辑者制图参考自[47]）

姜亮夫推荐文献3[47]

姜亮夫推荐文献2[47]

姜亮夫推荐文献1[47] 5文学贡献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48]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48-49] 骚体

范增《离骚图》[50] 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它们有二个共同特点：其一是以《楚辞》中作品为模拟范式，其二是“兮”的大量运用；后者构成了骚赋有别于其他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汉武《秋风辞》等帝王作品，以至整个两汉魏晋骚体都是《楚辞》的继承者。[48]胡国瑞《魏晋南北朝文学史》曾指出“包括建安到魏末的抒情小赋言，可说都远袭楚辞”。[51]唐崇诗，文坛中心在诗，但韩愈、柳宗元、皮日休三家为代表的骚体作家，在中晚唐复兴。[48]宋至清，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第三部《绍骚偶录》，这一时期作骚体作品有50人，约110题，共计作品300余篇。这些，都是直接起源于《楚辞》。[48] 赋体

赋体文学出于“楚辞”。这里的“楚辞”指屈原开创的文学形式，包括《楚辞》之前的就流行于世、有可能未进入《楚辞》的楚辞体作品。赋体的形成前人有多说，从大的方面，它与《诗经》传统、战国诸子文风、纵横家排比论辩的气势不无关系，然而最重要、最直接的渊源则是“楚辞”。从句型上看，赋体文有的全部或大部运用骚体句，如枚乘《七发》等；有的大量运用散句的散体赋，如之后宋代苏轼《前赤壁赋》等。从题材上和描写手法看，赋体文的主要题材是约定俗成的，构思方法有规可循，这种类型化倾向来自前代的模仿，由于《楚辞》提供最典丽优雅的榜样。[48]后世赋便多仿而作，刘熙载《艺概》说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出于《远游》，曹植《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等；郭沫若甚至说《远游》是《大人赋》的初稿，张衡的《思玄赋》简直是《离骚》的翻版。[52]这些说法虽不尽然，但可见《楚辞》对赋体的贡献。[48][53] 诗歌

《楚辞》是公认的与《诗经》并峙的一座诗的丰碑，它创造了新的诗体，对诗歌对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楚辞》开创性地打破了《诗经》四言为主，重章叠韵的体式；其次，《楚辞》丰富了诗歌的题材，拓展了诗歌的表现领域，如招隐诗、游仙诗等便是直接从《楚辞》孕育出来的，政治咏怀诗等，受《楚辞》的影响亦很大；最后，最重要的是，《楚辞》在诗坛开创了一种文学传统，今人视为“浪漫主义”诗风的一派都无一例外受其启发，从中汲取精神与艺术得滋养，成了它的“苗裔”。屈原、阮籍、李白，以至于龚自珍等的作品，正是此种浪漫主义诗风的体现。[48][53] 散文

散文是与韵文相对的，《楚辞》虽然是韵文，但它对散文的作用也很明显。首先，它具备散文因素，如句式上长短不齐，有散文化倾向；如它结构抒发胸臆，辞章安排与散文通；如内涵上既可抒情又可言志，可论说也可质疑，与散文相接等。因此鲁迅《汉文学史纲要》称《史记》为“无韵之《离骚》”。其次，它开创的写法如问对及谋篇构思的方法，为散文所汲取。如《卜居》《渔父》都是一问一答，活泼有趣，后世类似文章连绵不绝，因此《文选》专门设“对问”、“设论”这类文体，《文心雕龙》也归入杂文。从东方朔的《答客难》到柳宗元的《愚溪对》无不从这种思路来。孙综在《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中评“屈子泽畔行吟，柳州愚溪对答，千古同慨”。第三，是骚体句入散文。在散文体中插入骚体句，可以抒怀、可以励志，犹画龙点睛，向为文章家习用。[48] 戏剧

台湾云门舞集演绎“九歌”[54] 戏剧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楚辞》对戏剧的贡献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部分作品包含了某些戏剧成分，如《九歌》，本身就是迎神娱神的歌舞乐章，就其文学的意义说则是先秦一部戏剧。王国维《宋元戏曲考》直言为戏曲“萌芽”：“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55]另一个方面，是《楚辞》中人物在戏剧的表现。其中，仅屈原的事迹，据马晓玲《引商刻羽吊屈原》一文：历代的杂剧、传奇等有近二十种（包括未完成品），其作者包括睢景臣、吴弘道、徐应乾、袁晋、汪柱、顾彩、丁澎、李东琪等，郑瑜《汨沙江》（杂剧）、尤侗《读离骚》（杂剧）、周乐清《纫兰佩》（杂剧）、张坚《怀沙记》（传奇）、胡盍朋《汨罗沙》（传奇）等，今仍存世。近代，《楚辞》故事更是大量剧增，可说《楚辞》已融入戏剧文化中。[48] 小说

相对而言，《楚辞》与小说关系较疏，只是一种文学的交融与渗透。《楚辞》对小说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其一，是想象空间的拓展，如《九歌》对神的思恋追求之于后世人神恋的启发，如《离骚》《远游》的腾云驾雾之于后世神怪小说的参照，如《招魂》之于志怪小说的借鉴作用，等。其

二、题材故事的渗透，如王嘉《拾遗记》卷一十记洞庭山，又如沈亚之《屈原外传》等，都将屈原入小说并神化。而关于屈原的传说故事，更是于今不绝。[48]乃至“戏说”成风。6传播影响

楚辞海外资料篇[56] 《楚辞》较早就流传海外，特别是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儒学—中华文化圈”。至1581年（万历九年），利玛窦来华，东方文明遂远播重洋，《楚辞》逐渐进入西方人的视野，1840年鸦片战争后，欧美世界开始广泛注意《楚辞》。据粗略统计，17至18世纪由传教士以拉丁文翻译的中国典籍达数百种，其中包括《楚辞》。迄20世纪中，相继出现英、法、德、意、等文字的楚辞，屈原作品全部有西译，其中以《离骚》为最多，甚至同一语种有不止一个译本。[5][57] 在1984年出版的《楚辞研究集成：楚辞资料海外编》中，便选编较有代表性的日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匈牙利等海外研究楚辞的专著和论文20种，且仅仅为“一小部分”。[58]简要介绍如下： 日本

《楚辞》传至外国，最早是在日本。[5]《楚辞》传入日本的下限时间为公元730年（日本太平二年）。在《古事记》等古老的日本史书中就出现了收在《楚辞》中的《渔父》的辞句，《日本书纪》中又有《河伯》的辞句，《万叶集》中的反歌就源于乱辞。之后，日本人进行了翻译解说，即和训本。比较早的是秦鼎的《楚辞灯校读》、龟井昭阳的《楚辞玦》等，之后一直不绝。西村硕园的《屈原赋说》，从规模和深度上看为最具价值者，今只存前半部分，是日本楚辞学研究的权威性著作。翻译本还有铃木虎雄的译本等。20世纪，日本的楚辞学研究取得了显著成绩，出版有专著30种左右，论文约300篇。注释本主要有青木正儿的《新释楚辞》等。专门研究的著作有桥川时雄《楚辞》、藤野岩友《巫系文学论》等。[59] 英国

翟理思（Herbert A.Giles）从1883 年起，在其初版、二版《古文选珍》以及《儒家学派及其反对派》中，选译了《卜居》《渔父》和《九歌》中的《山鬼》《东皇太一》《云中君》《国殇》《礼魂》《卜居》等；而在190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一节“楚辞”，被英国多所高校的东方语言文学系作为教材。阿瑟韦利（Arthur D.Waley），1916年出版了包括《九歌》与《离骚》在内的《中国诗选》（Chinese Poems），1918年又增翻了《国殇》，与前译作一起收入《汉诗170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书被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多个语种，受到了英国乃至欧洲社会的热捧。之后，阿瑟韦利又英译了《大招》，并于1955年出版个人楚辞研究专著《九歌：古代中国的萨满》（The Nine Songs: A Study of Shamamism in Ancient China）。[57] 法国

1870年，德埃尔韦.圣德尼侯爵（LeMarquis d' Hervey Saint-Denys）主持翻译包括《离骚》在内的中国古典诗歌及《今古奇观》。为了介绍屈原其人，德埃尔韦还将《史记.屈原列传》的法译本作为参考文献附于《离骚》之后。1895年，英国汉学家里雅各（James Legge）将其文转译为《离骚及其作者》，此文在英语世界造成了较大的影响。其后，对《离骚》进行翻译的还有法国诗人埃米乐.布雷蒙（Emile Blémont）。1886 年，埃米乐法译《离骚》，与《诗经》《乐府》等一并辑录于《中国诗歌》中，该书于巴黎出版，但谬误颇多，多处篡改了文义。此外，沙畹于1926年完成了对《史记》前41章的翻译。沙畹“旁征博引中外各种资料”注解《史记》，其中涉及楚辞学内容的是对《楚世家》的解释。之后，沙畹还完成了《天问》的翻译。[57] 德国

1972年，毛泽东赠送田中角荣《楚辞集注》[60] 1815年，歌德曾积极尝试翻译《离骚》，虽未有结果却开创了德译楚辞的先河。1852年，奥古斯特（August Pfizmaier）在第3期《维也纳皇家科学院报告》上发表了《﹤离骚﹥和﹤九歌﹥：公元前三世纪中国诗二首》，全文使用德语对《离骚》《九歌》进行了翻译。1887年，旨在“研究和传授中国文化知识”的东方语言学院（SOS）于1887年于柏林成立，开设的课程便包括楚辞的讲授。1902年，顾路柏（Wilhelm Grube）编写《中国文学史》（Gschichte der Chineseischen Literatur）。该书其中先秦文学主讲儒道思想作品与《楚辞》。此外，孔好古（August Conraty）写作《屈原所著天问之研究》《中国艺术史上最古之证件》，1931年，又与其弟子何可思（Eduard Erkes）合著的《天问——中国艺术史上最古老的文献》。何可思后以《招魂》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又英译、注《大招》，以纪念德国汉学家夏德（Friedrieh Hireh），再英译《大司命》与《少司命》。孔好古（August Conraty）另一弟子鲍润生（Franz Xaver Biallsa），是继何氏之后另一位以楚辞为题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德国汉学家。1928年，他在《皇家亚洲协会北中国支会学刊》第59期上发表《屈原的远游》《屈原生平及诗作》二文，英译了《东皇太一》《山鬼》《惜诵》《卜居》《渔父》及《天问》前十二行诗句并作研究探讨，之后陆续完成《九章》的全部德译。[57] 瑞典

学术渊源师承于沙畹的高本汉（Berhard Karlgren）汉学功底扎实，掌握古籍考证和辨伪知识。他曾将先秦古籍划分为两大部类：体系化和非体系化，前者包括《尚书》《周礼》等儒家经典，而后者包括了《庄子》《离骚》《天问》《列子》等。1946年，他又在《古代中国的传说和崇拜》（Legends and Cults in Ancient China BMFEA No.1946）与《周代中国的一些牺牲》中引用了《九歌》，对中国古代仪式作了阐发。[5][57] 美国

1923 年，英美两国同时出版《郊庙歌辞及其他》收录韦利英译《离骚》和《九辩》，第一次在新大陆引

入“楚辞”。1932年，美国温纳尔氏（Edward Theodore Chalmers Wernner）编纂《中国神话辞典》，收录了《楚辞》中的潇湘二妃的传说。1938年，嘉德纳（Charles Sidney Gardner）出版了《美国图书馆中有关西方汉学研究书目》（A Union List of Selected Western Books on China in American Libraries），包括了鸦片战争以后欧洲学者研习楚辞的一些重要著作，为欧美楚辞学习者查阅相关资料提供了有效捷径。1947 年，纽约约翰戴书局出版白瑛（Robert Payne）译编的《白马集》。其中收录《九歌》《九章》和《离骚》等篇目，更为广泛的译介了楚辞篇目。[57-58] 7辑录作者

按通行本《楚辞》内容及篇章结构等，编辑辑录者为刘向《楚辞》（最初辑[2]）、王逸《楚辞章句》（现最完整本[1-2]），作者有屈原、宋玉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刘向、王逸，等。[2] 辑录

刘向

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本名更生，字子政，彭城沛（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治《春秋谷梁传》，亦好《左氏传》。曾任谏大夫、宗正等。用阴阳灾异附会时政，屡次上书劾奏宦官、外戚专权。成帝时，任光禄大夫、中垒校尉。曾校阅群书，撰成《别录》，为中国目录学之祖。又编有《楚辞》。所作辞赋三十三篇，今多亡佚，唯存《九叹》为完篇。原有集，已佚，明人辑有《刘中垒集》。另有《洪范五行传》《新序》《说苑》《列女传》等，今存。又有《五经通义》，已佚，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存一卷。[29] 王逸

王逸，东汉文学家。字叔师，南郡宜城（今属湖北）人。安帝时为校书郎，顺帝时官侍中。所作《楚辞章句》，是《楚辞》最早的完整注本，颇为后世学者所重视。作有赋、诔、书、论等二十一篇，又作《汉诗》百二十三篇，今多亡佚。为哀悼屈原而作的《九思》，存在《楚辞章句》中。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叔师集》。[28] 作者

屈原

屈原（约公元前340-前278），战国楚国诗人。名平，字原；又自言名正则，字灵均。战国时楚国贵族。初辅佐怀王，做过左徒，三闾大夫。学识渊博，主张彰明法度，举贤授能，东联齐国，西抗强秦。后遭到贵族子兰、靳尚等人的排挤而去职。顷襄王时被放逐，长期流浪沅、湘流域。后因楚国政治更加腐败，首首都郢也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遂投汩罗江而死。所作《离骚》《九章》《九歌》等。其中《离骚》等更具有宏大篇制，与《诗经》形成显著区别，对后世影响很大。其传世作品，都保留在刘向辑集的《楚辞》中。又《汉书·艺文志》著录《屈原赋》二十篇，其书久佚，篇目与楚辞有无出入，已不可详考。[27] 宋玉

战国辞赋家，后于屈原。东汉王逸说他是屈原弟子，未知所据。曾事顷襄王。《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他和唐勒、景差，“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著赋十六篇，皆多亡佚。《隋书·经籍志》著录《宋玉集》三卷，已失传。作品以《九辩》最为著名。篇中叙述他在政治上不得志的悲伤，流露出抑郁不满的情绪。其余皆有争议。《招魂》一篇，王逸《楚辞章句》以为宋玉作，但后世有些学者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赞语，认为是屈原作品；其他见于《文选》的《风赋》《高唐赋》《登徒子好色赋》诸篇，也有人疑非宋玉作品。[24] 淮南小山

西汉淮南王刘安一部分门客的统称。他们的作品有《招隐士》一篇，收入王逸《楚辞章句》中，王逸说是闵伤屈原而作。但《文选》则题刘安作。又乐府《淮南王辞》，晋崔豹《古今注》、唐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也都说是淮南小山所作。[21] 东方朔

东方朔（前154年－前93年），西汉文学家，字曼倩。平原厌次（今山东德州陵县东北，一说今山东惠民东）人。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性诙谐滑稽。曾以辞赋谏武帝戒骄奢，又称农战强国之策，然终不为用。辞赋以《答客难》《非有先生论》又名。《汉书·艺文志》杂家有东方朔二十篇，今佚。《神异记》《海内十洲记》等书皆为托其名而作。后世传说很多，多非信史。[26] 严忌

西汉辞赋家。本姓庄，东汉时因避明帝刘庄讳，改为严。会籍吴（今江苏苏州）人。好辞赋，为梁孝王门客。有辞赋二十四篇，仅存《哀时命》一篇，为哀伤屈原之作，见于《楚辞章句》。[22] 景差

战国楚辞赋家。后于屈原，与宋玉同时。《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然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汉书·艺文志》未录景差赋。《楚辞》所收《大招》，王逸注称“或曰景差”作。[61] 贾谊

贾谊（前200－前168），西汉政论家、文学家。洛阳人（今属河南），时称贾生。少有博学能文之誉，文帝初召为博士。不久迁太中大夫，好议国家大事，为大臣周勃、灌婴等排挤，贬为长沙王太傅。后为梁怀王太傅。曾多次上疏，批评时政。建议用“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办法，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主张重农抑商，“驱民而归之农”；并力主抗击匈奴的攻略。在贬为长沙王太傅渡湘水时，作《吊屈原赋》，“亦已自谕”。在长沙三年，又作《鵩鸟赋》，自伤不遇。所著政论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为西汉鸿文。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贾长沙集》。另传有《新书》十卷。今人所辑《贾谊集》，包括《新书》十卷。[62] 王褒

西汉辞赋家。字子渊，蜀资中（今四川资阳）人。宣帝（注：公元前73—前49年在位）时为谏议大夫。以辞赋著称，其《洞箫赋》为最早的专门描写乐器与音乐之作，较有名。原有集，已散佚。明人辑有《王谏议集》。[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