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与美国在招聘的广告间有很多有趣差异
中国与美国在招聘的广告间有很多有趣差异: A:银行职员
美国:1.高中毕业。有现金收付经验优先。2.性格细心,注意细节;耐心,友好。3.能够意识到销售机会,主动向客户介绍银行产品。4.有很强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
中国:1.本科学历。英语四级以上,电脑二级以上。2.身高1.60米以上,五官端正。3.口头表达能力和写作能力良好,长于沟通。4.附5寸生活照。
B:心理学研究者
美国:1.博士学历(已完成)。2.具有心理学方面成功的教学经验。3.愿致力于本科教学和心理科学的研究。4.请表明你的教学理念、研究兴趣等。
中国:1.硕士,年龄28岁以下,博士可适当放宽条件。2.语言表达能力强,英语六级;本科、研究生专业一致。3.发表论文2篇。4.党员优先。
美国公司招聘广告,更多的是对该岗位工作所需的技能和能力的具体要求。中国公司的广告比较抽象,所要求大体是外在的,比如学历、年龄、相貌等。
年龄几乎在中国的每个招聘广告中都会出现。美国法律规定招聘广告不得有年龄、国籍、容貌、出生地、种族、婚否等的歧视,所以这些信息在广告中都不允许出现。
美国的很多公司对招聘初级或一般职员等学历要求不高,甚至中层经理都只要求高中学历。美国公司不愿意招资历超过岗位要求的人员。中国公司几乎清一色喜欢高学历。
另一方面,虽然一般公司不倾向于招聘高学历的人,但在需要良好教育背景的工作中,比如电脑或者高科技公司、教育、咨询等行业,大学、研究生甚至博士学位都是必须具备的。经验和技能在美国是相当重要的。
第二篇:中国与美国货币政策工具差异
1利率市场化的差异
中国与美国利率市场化差异主要表 现在两点:利率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利率机制作用的不同。美国从1970年开始推行利率市场化,到1986年完成,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利率市场化程度很高;中国的利率市场化从1980年开始至今仍在继续推进,未完成利率市场化。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的货币政策主要以利率传导机制为主,建立了以利率为中心,包括汇率、通货膨胀率、综合资产价值和货币供应量在内的一揽子综合指标【1]。美联储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的实际效应主要是通过利率机制直接传递的嘲。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通过对联邦基金利率的调节进而影响市场利率、资产价格等最终实现对社会总需求的调控目标。利率机制在货币政策实施中的主导地位主要得益于美国健全的利率传导机制。中国货币政策传导的途径包括:货币供应量、信贷机制、利率机制等,但是利率机制并不是我国货币政策主要传导机制,利率政策在调节我国实际经济中存在阻滞因素,使其无法正常发挥效应。国内许多学者也通过研究论证得出,利率机制在我国不起主要作用,而信贷传导渠道和货币渠道在实际中发挥的作用更大。从以上两点的差异分析可知,利率市场化的完成是运用利率政策调节的基础和前提,通畅的利率传导机制是利率政策能够发挥作用的有力保证。
2货币政策目标设定的差异
中国与美国在货币政策目标设定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中介目标设定的不同、单一目标与多目标的差异。1993年7月后美联储以“泰勒规则”为指导设定实际利率为货币政策中介目标
[引。中国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包括货币供应量、利率和汇率,但是三个变量中货币供应量是主要的中介目标。1994年开始中国人民银行将货币政策中介目标从贷散规模转向货币供应量,并于1996年正式将M1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指标,同时以MO、M2作为辅助参考,现在关注的是M2。再者,从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上,早在1977年《联邦储备系统改革法》中,美国就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货币政策的目标,即: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保持经济适度增长三个目标。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逐渐将多重的货币政策
目标转为控制通货膨胀此单一目标。中国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包括四个:稳定物价、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多目标的体系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矛盾性,由克鲁格曼的“三元悖论”可知多种货币政策目标在实施中往往无法同时实现,并会影响货币政策整体的实施效应。目前,我国很多学者提出将多重的货币政策目标转为单一的目标。从以上因素分析可知,货币政策中介指标的确立决定了一国货币政策工具选择的偏好,最终目标的不同往往体现了货币政策工具实施的效果。
3金融市场发展程度的差异
中国与美国在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上差异明显,美国已建立起了完备的金融市场体系,而中国未建立。一国货币政策工具不同偏好的选择往往反映了一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水平,一般而言,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高的国家会选择更具市场化的工具;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会采用行政干预较浓、力度较大的工具。在美国,完备的金融体系具有发达的市场传导机制,成熟的市场机制可以自主发挥效应使得利率机制能够对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做出正确判断,从而对就业、产出和物价水平产生更加直接稳定的影响,这也是美联储选择将利率政策作为调控经济的主要原因。利率是美国市场体系中的内生经济变量,而利率在中国只是外生变量。中国的金融市场发展程度不高主要表现在:金融市场体系不完备,市场化程度不高:政府的行政干预色彩较强,市场机制的主导调节作用受限。完备的金融市场可以为我国货币政策工具的实施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良好的货币制度环境会进一步推进我国利率市场机制的形成,从而为我国利率政策发挥效应提供条件。但是市场中的行政色彩往往会破坏货币政策意向的信号,使得市场无法自主调节最终无法实现货币政策的调控。
第三篇:中国法院人民陪审制度与美国法院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实质性差异
美国陪审制度是宪法的设计者们努力创造一个独立的司法系统,但同时又坚持进一步防止司法专断而设置的当事人权利保障制度,它的功能在于防止为消灭仇敌而进行的无事实根据的指控和提防那些容易受更高当权者影响的法官。
在我国,随着司法威信急剧下降,加强审判监督力度的呼声不断高涨,推行以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为原形的陪审员制度也成为我国审判制度改革中的一股潮流。然而,“照猫画虎反类狗”的教训在我国改革中实在不是一二例了,不同法律文化背景下有着相似名称的制度所承担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往往迥然不同,本文对英美陪审审判制度增加一点背景介绍,试图提供一个“虎”的故原形,并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加以对比,找出“猫”与虎之间的一些实质性差异。
(1)当事人对陪审审判程序的选择权。
美国陪审审判制度与我国陪审审判制度的一个最核心的、最有实质意义的差异在于,陪审审判是一种由宪法保障的权利-权利可以放弃。象有权选择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一样,当事人也有权选择没有陪审团参加而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在刑事审判中他还有权选择供认犯罪而完全免予审判,即诉辩交易)。程序选择权赋予当事人根据自己的程序利益和实际需要作出自主判断的机会,当事人可以选择对他而言最为有利的程序,从而使不同审判程序制度的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在这种选择中得到过滤。比如,由陪审团参加的审判可能使审判的公正性有更多的保障,却比仅由法官进行的审判要复杂得多,当事人为此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都成倍于法官审判。如果当事人认为陪审团的非理性的同情心并非总是帮助好人,或者当事人认为不值得为案件付出昂贵的成本或付不起如此昂贵的代价,他可以放弃陪审审判的权利。
相比之下,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是由法律作出原则性规定而由法院作出自由裁量的制度设置,在实践中,是否由正式法官组成合议庭常常是法院根据在册法官是否够用而决定的。对于是否接受由陪审员参加的审判,当事人没有程序选择权。换言之,陪审审判是强加于当事人的程序,而被迫行使某种“权利”实质上构成了一种义务。即使当事人认为由专业法官组成的合议庭审判比由法律外行参与审判的混合法庭更能保障审判结果的正确性,他也只能接受法院为他安排的陪审审判程序,反之亦然。
(2)陪审员的产生方式及以此为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美国陪审团成员的相对独立性首先是由陪审员的遴选程序保障的。陪审团候选人是法院辖区的选民,法官从选民民单中摇奖式的随机选择组成具体案件陪审团,全过程均由双方律师参与,如果律师有正当理由认为某公民不宜担任本案陪审员,比如他事先熟悉案情,则可以提出申请,经过双方辩论后排除;各方当事人还有一定名额的“无条件异议”权。陪审员选择的随机性使陪审员没有职业法官那样屈从于腐败或滥用权力的动机,因为他们既不依赖于司法当局而生存,也不会因为追求职业升迁而屈从于政治干预;与此同时,自案件审判开始审判员与世隔绝的制度性安排使审判员也独立于社会舆论;当事人双方律师对选择陪审员过程的参与承担了与回避制度同样的使命,使陪审员独立于某种社会角色或人身关系。
我国的陪审员是由法院聘任的,其身份与美国法院中的司法辅助人员差别不大。他们在法院辖区有某种身份,比如法学专家,或某种有代表性的模范、先进人物,或曾经有过正规、非正规司法经历的退休人员,经法官“选拔”、聘任之后,即作为法院常设的编外法官并接受法院支付的定期或定额报酬。参与具体案件审判,也是由法院临时指定的,不过没有随机产生程序。这些陪审员之所以能够作为案件的裁判者,往往是基于他们对当地情况的熟悉或在当地的威望。如果经过人大常委会以正式程序任命的法官且不能作为人民的“公仆”而免于受任何政治势力和社会利益集团的操纵,那么,这些把陪审员身份作为一种荣誉、奖赏或把参加陪审作为第二职业机会的人,这些没有任何哪怕只是掩人耳目的遴选程序保障的普通人,在熟人社会中行使与法官同样的权力,并且不承担任何职业责任,按照正常的人性推论,他们滥用权力的危险性岂不比法官大得多?
(3)陪审员的审判权力。
以陪审员身份相对独立性为基础,法律赋予陪审团以相对独立的审判权力。陪审团与官分别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分别做出裁决-陪审团的裁决称为verdict,而法官的判决称为judgment.在刑事案件中,有罪无罪由陪审团作出结论,而量刑则是法官的权力;在民事案件中,陪审团对事实加以认定(find),法官就原告胜诉或败诉的金钱数额作出相应判决(decide)以为执行依据。如本案所示,不服陪审团裁决的一方当事人可以在上诉之前请求原审法院对审理中的程序性错误或支持裁决的证据缺陷作出补救,即动议重新审理或作出不顾陪审团判决的判决(“judgement n.o.v”),实际上是法律赋予法官重新评判陪审团裁决正确性的权力。但法官只能宣告陪审团的裁决无效而裁定重新审理,但无权直接作出判决。初审法院对于上述动议的自由裁量权受到上诉法院的严格审查,审查以最有利于初审胜诉方的原则进行,亦即假定陪审团裁决完全正确为前提。在这一基础上,陪审团有关证据的结论具有终局性。法官与陪审团之间在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上的这种明确职能分工除了具有相互制约的意义之外,还具有一种合理分配资源以最大限度求取正当性的价值-陪审团以普通人的智识对事实作出的判断最有可能获得普通公众的认同,而法官作为法律专家对于法律问题的判断显然也具有更高正确率。
与此不同的是,我国法律规定,陪审员在行使审判权时与法官居于同等地位。法官与陪审员之间没有职能分工,在混合合议庭中陪审员与法官共同评议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并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与法官享有平等的表决权而形成判决。这种与美国陪审团权力设置和权力行使方面的重大差异可能导致两种竭然相反的效果:一方面,在判断事实方面,陪审员受到习惯于法律思维的专业法官的诱导而把事实问题纳入法律的框架,从而与陪审审判的初衷背道而驰,因为陪审审判的原理在于,正义应当是普通公民关于正确与错误观念的体现。同时,以牵制法官权力为己任的陪审员们由于在认定“法律事实”方面处于劣势,反而被职业法官牵着鼻子走而成为合议庭中的傀儡法官;另一方面,在适用法律和真正把事实纳入法律框架的努力方面,为了使身为法盲的“同事”-陪审员-能够真正地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法官在整个审判特别是合议的过程中须得不厌其烦地向他们解释法律的规定和涵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懂法律的陪审员“依法”行使适用法律的权力恰恰是对审判权“合法”的滥用,无论对于公正和效率可能都成为障碍而不是帮助。正因如此,加强我国陪审审判制度建设的思路便“历史地”朝着陪审员专业化方向发展,媒介热情地报道某陪审员努力学习法律知识、提高自己的法律素质的感人事迹,真是对陪审制度的莫大讽刺。如果自学速成的陪审员可以比经过法律院校多年专业培训的法官更有可能保障国家法律的公正实施,那我们不妨思忖片刻:这是否意味着,要么是国家法学教育彻底失败,要么整个社会的“公正”取向有问题?
(4)陪审审判制度的适用范围。
尽管中美两国陪审审判制度存在上述种种差异,但这并没有根本性地妨碍它们以不同方式发挥各自的功能,重要原因在于它们各有与之相应的适用范围。如果以普通民事案件为对象,选择与之相应的程序,那么,严格、复杂的审判程序问题与重大、疑难的案件相适应,伴随着巨大的司法资源投入和相应的司法收益;反之,简易、宽松的司法程序应当与大量简易、小额的案件需求相适应。美国的陪审审判程序投入大、时间长、代价昂贵,主要适用于刑事案件和标的大、赔偿额高的民事侵权纠纷;而我国的陪审审判程序除与专业合议庭同样适用普通民事案件外,主要用于解决某种类型的案件,如婚姻家庭纠纷、社区邻里纠纷案件和少年犯罪案件,它的意义与其说在于监督司法、确保公正,不如说在于道德教化,实现社会综合治理。这种制度在以熟人社会为主要特征的我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陪审制的内在机理与改革家们倡导为我国陪审制改革样本的美国陪审审判制度完全不同。
不妨回头看看与我国法制传统有着亲缘关系的德国混合法庭制度,或许可以为改进我国的陪审审判制度提供另一种参考。与美国相同的是,德国以随机性的陪审员遴选程序保障了陪审员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点至关重要);与美国不同的是,德国陪审员在参与案件审判时不受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划分的限制而与混合法庭中的法官共同评议。于是,德国以混合法庭审理的案件受到广泛而全面的上诉审查,并硬性要求法官对评议意见制作书面意见以供上诉审查之用。这种上诉审查对事实问题和法律问题进行重新审理,而且,陪审员在合议庭中所占的比例与案件的难易或重要程度成反比,越难、越重要的案件陪审员成份越少,高等法院以上的案件不适用陪审员。在德国上诉制度中出现越简单的案件上诉的法律容许度越大且上诉率越高的奇怪现象,尽管没有结论说,简易案件适用陪审审判是导致案件判决错误率高的直接原因,至少可以说,德国的陪审审判并不与判决质量成正比,陪审审判的结果也远不象美国那样不易质疑。
最后,当我们考虑借鉴国外陪审审判制度的时候,不能不注意一个重要趋势,即,民事纠纷日益呈现出技术化、专业化特点,陪审审判适用于民事案件的机率越来越小,无论是居于大陆法系代表地位的德国还是英美国家都是如此,英国干脆取消了在民事诉讼中适用陪审团审判的制度,美国对于陪审审判方式也进行了较大改革。在美国,陪审审判制度的存在价值与其说具有实质性或现实性,不如说具有更多潜在价值或象征意义,也就是说,当公民受到刑事追究或者与相对人发生纠纷的时候,宪法为他设置了一种他可以选择利用的制度,使他可以在自己可以信赖的被认为代表百姓说话的陪审团面前陈述故事,获得正义。如果我们适用陪审审判只不过是为了减轻法院的工作负荷,变相地扩大法院编制,将这些“代用法官”参与审判的诉讼程序强加于无可选择的当事人,我相信,引进陪审制既不会增加我国司法的正义性也不会增加判决的正当性。
第四篇:与中国战略对话,美国的“底牌”在哪里?
与中国战略对话,美国的“底牌”在哪里?
【美国当地时间6月23日上午9时,为期两天的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揭幕。对话延续以往的高规格,中方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国务委员杨洁篪,美方代表为美国国务卿克里、财长雅各布·卢。
同往年一样,今年对话会议上,中美需要处理的棘手问题依然不少。南海问题、双边投资协定(BIT)、人民币汇率、亚投行„中美在这些议题上能否达成共识?美国政治步入选举季,习近平主席对话前传递的口信——“避免战略误解误判,管控分歧”,时光不多的奥巴马政府能够意会吗?美国的“底牌”又是什么?观察者网专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美洲中心主任邵育群,为您深度解读中美对话。】
中美战略对话,美国也曾“矫情”过 观察者网:
继中国中央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访问美国之后,第七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开启,如何分析其意义?
邵育群: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多年进行以来,不断积累,这个积累过程恰是中国往全球大国逐步发展的关键几年,也是中美关系从双边走向全球的过程。第一轮对话是美国最先提出来的,但当中方同意后,美方又有些“矫情”,说只能跟美国的盟国进行战略对话,跟中国只能进行高级(senior)对话。然而,谈了一轮以后,美国意识到同中国谈的全是战略性问题。重新回顾中美进行战略对话的整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知道,美方的心态是有所变化的,从第一轮到现在的第七轮,中国的心态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自信。
美国已在南海达到目的——塑造中国负面的形象 观察者网:
中美最近在南海问题的分歧和争论在本轮对话中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会谈结果?难点在哪里?
邵育群:
南海问题非常热,但是,正如中方领导人所言,南海问题不是中美之间的问题,美国不是一个声索国,不是参与者。但美国现在非常积极,试图在其中扮演角色,南海议题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一个抓手,美国试图寻找机会。中方非常清楚美国的战略需求,以及在南海问题上真实想法,现在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也比较大。
分析SED之前香格里拉峰会上美国防长卡特的演讲,其实已经很清楚了,美方不希望把这个事情越炒越热。美国已经达到了想达到的目的,即塑造中国负面的形象,这个目的达到了。有一些东南亚国家确实跟着美国,抱美国大腿。但是,南海问题继续炒热,就有失控的危险。这不符合美国利益,美国不希望跟中国在南海发生直接的冲突,所以又开始降温。
SED之时,中美双方还是希望能够不要让双边关系被南海问题“劫持”,因为中美之间可以谈的事情太多了。如果双方还围绕暂时无法解决的南海问题吵半天,实际上对大家都是双输的局面。这次SED不能解决所谓的南海问题,也不可能因为SED南海分歧就消除了,南海议题会一直影响中美关系。但是,SED的作用就是给中美双方一个进一步管控分歧的机会,这非常重要。
第一,不要让南海问题对中美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越扩越大;
第二,就南海问题的本身来讲,让双方先降温,再从缩小分歧的角度去看;
第三,也是给相关国家发出信号,即中美两个大国不愿意被第三方利用,让一些怀有不可告人目的第三方清楚,很多事情不要做了,做了也没有用的。
人民币汇率已是美国国内问题 观察者网:
中美第七次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有段插曲,针对此前美国财长敦促中国进行汇率改革,周小川称,这并非美国官方的一致意见,只是美方在某些特定场合的说辞,人民币汇率处于合理水平。如何看待中美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分歧?
邵育群:
人民币汇率其实是美国国内问题,奥巴马政府对外贸易政策受到国内很大的挑战,其之前为了推动TPP,提出了快速通道(TRA)法案,但在国会遇到很大阻力,民主党内部反对他。美国国内的整个气氛不利于奥巴马推动对外贸易政策。现在又到选举期,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就是,美国民众对平等公正的呼声越来越强烈。美国在整个全球化的进程中,不断推全球贸易,美国国内得益者和失益者的差距在越来越大,贫富分化在加剧,有很多美国中低层民众的被剥夺感很强,会特别反对美国继续推全球贸易政策,人民币汇率问题随之而来。谈及贸易议题时,美国当局就会推卸称中国故意在人民币汇率上做手脚,或者操纵人民币汇率来达到贸易当中的获利。
未来选举中,凡是要讲到贸易,一定会牵出来人民币汇率问题。美国也承认,中国在人民币汇率改革问题上已经做了很大努力,而且已经取得很多成绩。但为什么说他是在特定场合讲的话呢?因为他要面对美国国内的不同利益团体,他必须要说话让他们满意。
观察者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早些时候表示,欢迎人民币纳入SDR作为储备货币,近期IMF也赴中国进行接触。美国在人民币SDR议题上持何种看法?
邵育群:
人民币SDR议题对于美国来说是非常头疼的问题。如果在SDR问题上不听中国的声音,或者不考虑中国的利益的话,美国会担心AIIB搞出来的规则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希望尽量把中国纳入美国的那套规则当中。但IMF派代表来中国谈判,美方并不欢迎,这个问题也不会那么快解决。这里面有各方博弈的问题,不光是中美之间,还牵扯到欧洲、日本。美国希望保证自己的利益,牺牲欧洲、日本的利益。而有关另外两方怎么看待人民币SDR问题,就超出中美双边的问题了。
奥巴马亚投行政策遭狠批 BIT谈判仍有困难 观察者网: 中国主导的亚投行和美国力推的TPP以及亚投行、世行之间的微妙关系被外界认为是本次对话的热点,对此中美双方会如何沟通?
邵育群:
中国做亚投行并非旨在挑战美国,这里面不存在零和关系。其次,奥巴马政府处理亚投行的政策,在华盛顿其实已经被批的体无完肤了,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国会、行政部门,甚至国务院成员、智库都说奥巴马政府当时要求盟国不要加入亚投行的做法是非常愚蠢的。
现在来看,第一,美国重视亚投行本身是一个很重要的新的多边机制;
第二,美国也希望与亚投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互动;
第三,华盛顿内部对亚投行仍然有比较负面的评价,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亚投行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不明确的,也许会跟美国形成某种竞争关系,美国要非常谨慎的对待。所以,亚投行问题现在在华盛顿内部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奥巴马政府现在还是一个接触的政策,希望跟亚投行有比较多的沟通,至少是在中美双边层面上,要了解中国对亚投行具体的一些想法,例如具体怎么做。世界银行(WB)和亚洲开发银行(ADB)实际是美国主导和日本主导的多边机构世界银行与中国的合作关系是不错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世界银行与亚投行进行协调沟通,甚至对话的可能都有。在中国,世界银行一般被视为是美国主导的,但在华盛顿,很少有人会以为是美国主导的,因为美国世界老大做惯了,对多边机构一般不太在意,尤其对世界银行,不觉得这个机构是自己主导的。美国对世界银行与亚投行之间的互动、协作、协调相对来说不太敏感,WB和AIIB之间有更多的合作、互动基础。
我相对不太看好亚洲开发银行,因为ADB是日本主导的,由于目前的中日关系,而且安倍政府的态势还是要跟中国对着干,尤其是在发展援助上面,只要中国去什么地方,他一定要再花一点钱去争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不太看好ADB与AIIB之间的合作。
观察者网:
这次对话上,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尤为引外界关注。汪洋副总理就表示,很多中国企业长期以来一直受到美国针对中国投资的高壁垒困扰,如严格的安全审查。如何评价中美双方在BIT上的立场,BIT取得突破的关键在哪里?中美负面清单已经出炉,BIT谈判有望在什么时候结束? 邵育群:
之前,中美双方一直在围绕负面清单的长度以及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如何得到合法的保护等议题进行谈判,这些是比较难的点。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是把两国政府各个主要相关部门的最高层领导都聚在一起,对推动BIT的谈判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目前看不出来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具体谈到什么内容。
BIT谈判还是有比较大难度的,从美方的角度来讲,比较关注负面清单的长度问题,还是觉得太长;从中方的讲度来讲,这个负面清单表面上是长短的问题,实际上牵涉到我们内部的经济结构,即中国本身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这里面不光是中美之间的事情,双方还会有一个比较艰苦的谈判过程。
美方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在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基础设施议题上,美方在BIT谈判中的措辞比较模糊,这对于保护中方在美的投资利益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美方什么时候会用国家安全的名义来打断中国投资或者说要求撤回投资等等。对此,美方需要向中方作出合理解释,也是他们要在谈判当中要讲清楚的问题,这两点还是比较艰难的。
BIT谈判两国政府都下决心在推动,但目前中美关系在华盛顿的氛围不是很好,至少在SED之前,负面的声音比较多,尤其是对中方的政策抱怨很多,有些声音说要对BIT的核心条款、措辞要进行修改,这对双方谈判是不利的消息。而本轮SED如果大家的方向明确是要合作,会在一定程度扭转局势,对BIT谈判有所帮助,BIT谈判想在近期内有比较明显的突破,尚有难度。
“对话外交”彰显大国外交的从容感 观察者网:
这几天除了第七轮中美战略经济对话,还有第六轮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以及第五次的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如何评价中国积极推行的“对话外交”的作用和意义?
邵育群:
第一,对话外交体现中国自信的一面。现在中美关系确实存在很多问题,但中方并没有跟着美国的逻辑走。相反,中国非常有战略定力,我们仍然觉得对话是解决目前中美分歧的方式。按照汪洋副总理的说法,对话是成本最低的一种方式。那么,中方有这个战略自信,才有这个定力去进行各方面对话,来保持中美关系的稳定。中方的自信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节奏,到了一个时间点,该谈什么就谈什么。
第二,越来越显示中国大国外交的灵活。现在中国外交已经不局限于亚太地区,我们外交的影响力遍布全球,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战略界的焦虑感实际上越来越强,比如近期频频抛出中国威胁论、中国不负责任,或者说中国崩溃论等,尤其在华盛顿一些所谓知华派的学者中,这种说法很多。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反而展现出大国外交的做法,灵活度很强,包括我们在南海岛礁的吹填,做的基础设施的建设等。
这次我们把人文磋商跟SED放在一起谈,说明对中美关系的认识在提升,安全、经济离不开基础——人文交流。中方看中美关系的视角也越来越大,越来越高,所站的层次越来越高,这点跟我在前面讲的一个大国外交的从容感是有密切关系的。
中国有发展的手段,有援助的手段,也有军事的手段,当然也有对话的形式,我们觉得哪种形式最符合国家利益就用哪种形式。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国外交越来越通融,越来越灵活的体现,对自己的国家利益非常清楚,中国的外交思路越来越明晰。
第五篇:(全英文论文)民族文化因素在中国和美国动画产业中的差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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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英语演讲稿中语法隐喻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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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达洛卫夫人中提出的艺??术风格
初中英语口语课堂纠错研究
国际商务谈判中的中美文化差异及对策
社交活动中肢体语言的研究
输入强化和篇章背诵教学方法对比研究
分析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金色的象征意义
从关联理论视角看历年奥运会主题口号的汉译
从文化差异角度浅谈商标翻译策略
演讲体裁中态度取向的元语言功能探析
荷马史诗中海伦的形象分析
从英汉语言对比的角度谈英语长句翻译
分析简爱女主人公女权主义色彩的爱情婚姻观
从奥巴马连任看美国黑人历史地位的变迁
解析宠儿的象征意义
浅析王尔德快乐王子中基督教救赎的表现形式
英语广告中的隐喻及其汉译
目的论视角下汽车商标的翻译
Santiago的精神世界--老人与海赏析
英汉颜色词的文化内涵与翻译
浅析词汇衔接理论在商务合同中的功能
电影字幕汉译的归化与异化
可口可乐广告本土化策略分析
排比的修辞功能在政治演讲辞中的应用
二元对立模型在伍尔夫达洛卫夫人中的应用
语用负迁移对中西方文化交际的影响
小妇人中美国文化传统的体现
推销员之死中威利•洛曼的悲剧命运成因分析
中西性文化的差异性教育
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
汉语“有+VP”句型使用中的性别及年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