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东北抗战[合集5篇]

第一篇：周恩来与东北抗战

周恩来与东北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东北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的反侵略、反殖民斗争。这中间，周恩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在指挥东北抗战工作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抗战之前的东北情结

周恩来少年时代就与东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铁岭，二载沈阳”的求学经历，使他在生活和思想上发生了重大转变，正如他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话中所讲，“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可见，周恩来对东北这片黑土地充满了热爱与感恩。

1910年春，年仅12岁的周恩来跟随伯父北上，开启了他在东北的求学之路。在这里，他初次感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统治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由此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宏伟志向。

在东北期间，少年周恩来先后在铁岭银冈学堂、沈阳东关模范学校求学。在银冈学堂学习期间，他一方面接受了新式学校的系统教育，学习了国文、算数、历史、地理、体育、手工等多门课程；另一方面，还接受了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熏陶，学唱《何日醒》《快猛醒》等革命歌曲，并聆听爱国人士的公开讲座。这些都对少年周恩来革命思想和理想信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沈阳东关模范学校学习期间，他学习更加刻苦，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他的国文老师赵纯曾说：“我教了几十年的书，从没见过这样好的学生。”

辛亥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受到极大鼓舞，果断减掉长辫以示和清政府彻底决裂，对辛亥革命积极拥护。在一次学生组织的演说活动中，他号召大家抵制鸦片，说：“某些人每日烟钎子、烟板儿不离手，烟枪烟泡不离口，自己对自己开火，如此，国焉能富，民焉能富，不禁烟焉能救国？”周恩来在东北接受的西方教育启蒙和革命思想熏陶对他一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后来他和美国记者李勃曼谈个人与革命的历史时说：“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可见东北学堂的新式教育对周恩来进步思想的启蒙是不可估量的。

1917年，走出校门的周恩来在东北参加了第一个社会活动，即在他留学日本之前到哈尔滨协助他的南开同学邓洁民筹备、创办东华学校。邓洁民和周恩来志趣相投，在学校期间结下了深厚友谊，两人推心置腹。周恩来到哈尔滨就在他的住所居住，两人深入交流，探讨东华的办学方向，讨论时事政治。周恩来深刻的观察分析能力让邓洁民十分叹服。1920年，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再次来到哈尔滨探望老朋友，并提出办好滨江东华学校的意见。周恩来曾在校内发表演说，号召师生参与革命宣传活动。在以后的岁月里，东华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进步青年和革命者，更成为中共东北建党的据点和国内革命者赴苏俄学习考察的重要驿站。

周恩来在哈尔滨期间，正值中东铁路工人多次举行罢工活动。中东铁路是俄国为了向远东扩张提供方便而在东北“借地”修建的。他们采取诱骗、欺诈手段，廉价招募大量中国修路工人，同时也把俄国的管理人员、技术工人分派过来，这其中不乏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这些布尔什维克在中东铁路工人中开展革命宣传活动，华工中一些思想进步者便秘密加入布尔什维克，开始接受和传播马列主义。周恩来在这期间目睹了哈尔滨工人轰轰烈烈的罢工运动，也接触了一些布尔什维克。

局部抗战时期关注东北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战火迅速燃烧至整个东北，中国共产党发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中国的宣言，表明了抗日救国的坚定立场。当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成为最早领导东北人民进行抗日斗争的主要负责人。

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北平的东北爱国人士、青年学生自发组织了东北民众救国会。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和支持，并在1931年10月发表题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与我党的当前任务》的文章，明确指出：“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是要动员广泛的群众来参加，而且要长期支持这一运动，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现在救国义勇军的组织已成为工农劳苦群众普遍的要求，我们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众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该文于1932年初传到东北，为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抗日斗争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前进动力。

抗战初期，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十分薄弱，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也缺乏统一的组织和领导，因而在日寇的军事镇压和分化瓦解、威逼利诱下，损失惨重，转向低潮。面对这一情况，在周恩来主持下，党组织向东北派遣了大批干部，如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赵尚志、赵一曼、张甲洲等，到东北军或义勇军中工作，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发动和组织群众，使东北抗日运动出现了生机。

随着日军对华北地区的进一步侵略，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的制定迫在眉睫。1935年12月，中共在瓦窑堡召开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并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军事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专门负责开展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东北军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周恩来同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等党和红军领导人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言辞恳切，感人肺腑，令东北军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诚意，为早日联合抗日奠定了思想基础。1936年4月，周恩来赶赴延安与东北军张学良将军秘密会晤，谋求携手抗日共同救国的途径和办法。双方彻夜长谈，坦诚交换意见，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了共识。同年6月，周恩来亲自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同时具体阐明了争取东北军的主要工作和关键，为扩大抗日力量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东北军内部发生剧烈动荡，局面十分混乱，东北救亡运动再次陷入重重困境。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再派周恩来调节和解决东北军问题。周恩来一方面不顾危险，苦口婆心地劝说一些极力主战的官员，安抚群情激昂气势汹汹的东北军；另一方面，指示负责东北军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刘澜波，去渭南前线劝说105师师长刘多荃勿将枪口转向西安，保持东北军与红军的合作，一致对外，联手抗日。周恩来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全面抗战时期指导东北抗战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东北抗战的战略地位与任务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配合全国抗战形势，牵制分散日军力量，破坏敌人后方。周恩来作为中共抗日宣传的主要负责人，克服重重阻碍充分发挥《新华日报》的党报功能，使东北人民能够更加清楚国内战争的局势，加深对党中央决策的了解与认识。1937年7月，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国民党当局通报了中共在东北领导开展抗日斗争的情况，并高度评价了东北抗日联军的英勇斗争，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战热情。

东总即东北抗日救亡总会的简称，是东北抗战的重要组织和核心力量。南京失陷后，东总于1937年11月迁往武汉，隶属中共中央长江局，直接听从周恩来的领导。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刚刚建立，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东总在组织游击队对日作战的同时，还派出得力干部深入东北军部队中，团结、帮助爱国将士共同抗敌。1938年1月，周恩来邀东北军将领黄显声、张廷枢及东总部分重要成员在汉口会面，鼓励他们要将抗日坚持到底，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东北失地，令与会者深受鼓舞。1939年10月以后，东总的活动逐渐受到国民党当局的无理限制，特别是皖南事变后，局势更加险恶，蒋介石竟下令撤消东总，使东北救亡运动陷入困境。对此，周恩来经常秘密召开会议，指导地下斗争，进行思想工作，并转移和保护已暴露身份的东总成员中的共产党人，如刘澜波、于毅夫、于炳然等。正是他沉稳睿智、灵活多样的处理和协调，千方百计地进行统战工作，使得东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得以保存，继续开展斗争，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重要贡献。

在抗战相持阶段，中国军民进入了最为艰难的时期。特别是东北战场，日本驻军最为密集，敌强我弱，再加上党中央与东北战场失去组织联系，补给严重不足，斗争异常艰难。在此期间，十分关心东北抗战局势的周恩来，两度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社论，即《“九一八”十年》和《第十一年的“九一八”》。他在《“九一八”十年》中写道：“东北沦陷，整整十年了！十年沉痛，在今天，对于全国同胞，对于抗战将士，特别是对于在敌蹄蹂躏下过着奴隶牛马生活的东北同胞，不能不从悲惨的回忆中发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打到鸭绿江边，驱逐日寇，消灭伪满？”“最大的关怀和眷念，遥寄给在苦难中的东北同胞和在苦斗中的东北义勇军。我们更以最大的同情和热忱，致敬于在苦干中的东北流亡人士。”两篇充满爱国激情的文章，字里行间言辞恳切，深刻表达了周恩来对东北地区抗战形势的关切和对东北抗战军民的关心。他还着重论述了东北抗战的历史意义，高度评价了在苦难中不甘屈辱、顽强奋战的东北同胞、义勇军和东北流亡人士，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并深入分析研讨了东北地区的战争形势，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将同东北人民一起坚持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念。这些文章传入东北后，给当时正处于黑暗中的东北人民以极大的鼓舞。

1945年8月10日，日本接受以美、英、中三国宣言形式公布的《波兹坦公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艰苦斗争，即将迎来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但一些顽固的日本军人不肯接受战败的结果，继续做最后的挣扎。面对这一情形，中共中央立刻发出关于受降的第一号命令，要求各解放区部队向日军送出通牒，限期缴出全部武装。随后，周恩来连续起草第二号至第六号命令，其中第二号命令专门作了向东北进军的部署，要求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诗、万毅等部，向辽宁、热河、察哈尔进发；要求驻河北、热河、辽宁边境的李运昌部向辽宁、吉林进发。

抗战胜利后对东北抗战的肯定

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多次讲到东北抗战的巨大贡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武装为抗战所付出的努力，充分肯定东北抗战的重大作用。在中共与国民党当局进行和平谈判的过程中，蒋介石蛮横地拒绝承认在东北的中共军队和民主政权，并否认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战中的贡献。对此，周恩来进行了严厉驳斥，明确肯定东北抗日联军在抗战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抗战结束后中国能否走向和平的首要问题是能否顺利地实现停火，这时东北地区再次以其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斗争的焦点。中共中央多次强调“力求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东北问题”，1945年12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也提出将解决东北问题作为谈判的重要内容。特别是1946年4月与马歇尔的会谈中，周恩来指出：“历史上东北的游击战是有过很大的发展的。在九一八以后到抗战以前，东北的游击战在中国是十分有名的。”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向马歇尔指出国民党不愿在东北停止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蒋介石集团不愿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部队，还把他们诬为“土匪”。周恩来通过列举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领导的军队在东北奋勇抗战的历史，来进一步证明东北军民抗战的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仍不忘对东北抗联战士的关怀，著名抗联将领周保中住院期间，他多次到医院探望慰问。在周恩来的关切下，东北修建了东北烈士纪念馆、杨靖宇陵园革命烈士纪念馆等；他还为东北烈士纪念馆亲笔题词“革命先烈永垂不朽”，并在1953年和1963年两次视察东北烈士纪念馆，缅怀在东北抗战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志士。此外，他还要求做好东北抗战资料的收集整理、对东北抗战历史宣传等工作，亲自过问电影《赵一曼》的拍摄情况等。

东北抗战是全民族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历时最长，最为艰苦；东北人民不畏艰难，众志成城，沉重打击了侵略者在东北的殖民统治，遏制了日本梦想“满洲国”从中国版图分离的野心，迟滞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而无论是在局部抗战时期还是全面抗战时期，周恩来都为推动东北抗战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篇：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长江局

珏 石

 2013-04-15 09:05:28

来源：《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2期

抗战初期的长江局成立于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在武汉工作将近一年。周恩来是长江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江局的历史是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时间过去了半个世纪，应当对周恩来在此期间的工作作出科学的分析和评价。

一、要实事求是地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

科学分析和评价周恩来在长江局的工作，首先就要从总体上对长江局的工作作出正确的估量。王明是长江局的书记，他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不能不对长江局的工作发生影响；但是由于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等的艰苦努力，长江局无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史上，还是在全民族抗战的历史上，都建立了巨大的功绩。概括说来，主要是：

第一，重建南中国各省的党组织，训练和培养了一大批干部，使国统区我党的工作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在十年内战期间，长江流域和南方各省的共产党组织被破坏殆尽。经过长江局的努力，到１９３８年９月，在１５个地区组建了省委、省工委、地区党委、特别区（市）党委，党员发展到６７，７８０人，占当时全国党员总数的２７％，为党组织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并为后来革命斗争的开展播下了火种。

第二，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抗战文化事业，领导国统区人民在武汉开展的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１９３７年４月的抗战扩大宣传周和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的献金活动，使一个在刀光剑影下几乎窒息了整整十年的江城重新沸腾起来，为中国现代史谱写了绚丽璀灿的一页。长江局出版的《新华日报》和《群众》，高擎团结抗战的旗帜，坚持民主进步精神，积极报导八路军、新四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抗日战绩，起到了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

第三，同国民党建立较为融洽的政治合作关系，广泛地团结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党的统战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中共代表团同国民党政府开诚谈判，推动其积极抗战，对国民党其他派系和地方实力派加强联系，同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共商国是，这些活动对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坚持抗战起了有益的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态势，实际上就是从这个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四，广交外国朋友，发展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关系，开辟了党的外事工作新战线。长江局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开展的工作，改变了中共过去除苏联以外，与国际社会基本隔绝的状态。中共代表团负责人主动接触外国外交官员，与外国记者建立友好联系，热情接待参加援华工作的外国友人，通过这些活动使国际社会了解中国共产党及其抗日主张。中共代表团的国际交往，使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有了良好的开端。

总之，长江局的工作是有功绩的，应当在党的历史上予以充分肯定。

那末，怎样看待王明在长江局的作用？

充分肯定长江局的历史贡献，丝毫不否认王明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并对长江局有影响。但是，第一，王明是个空头理论家。他从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从莫斯科回国以前，在国内的时间还不到三年。他既没有在白区做过基层工作，也没有在任何一个苏区呆过；既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也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复杂性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曲折性都没有切身感受，缺乏在各种特殊环境下进行革命工作的经验。他既不了解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也不熟悉我们党内的干部。他懂得一些马列基本理论，善于辞令，爱写文章作报告，在长江局尽管也做了一些工作，包括上述几方面工作也不能说与他没有关系，但主要的大量的工作是长江局的广大干部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人直接领导下做的。第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并没有在长江局得到全面贯彻。他用一些似是而非的言词宣扬“两个一切”（即“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和“七个统一”（即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使一些同志没能在理论上分辨和抵制。但是，长江局的许多同志都经历过十年内战，对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围剿”工农红军记忆犹新，以往的血海深仇使他们不能不对蒋介石存有一定的警觉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没有完全解除思想武装。除个别问题和局部地区外，就长江局的主导方面而言，并没有完全贯彻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主张，因此，肯定长江局的历史功绩同承认王明的错误并不矛盾。

二、周恩来是长江局的灵魂，在总体上代表的是正确路线

周恩来在长江局是副书记，但多方面的因素使他实际上起了灵魂和核心的作用。

从抗战形势对长江局工作的要求看，大敌当前，全民族团结抗战是第一位的任务。在长江局内分工由周恩来负责的国共谈判和统一战线工作，不能不居于头等重要的地位。

从国民党调整两党关系和对共产党干部的接纳看。在中共代表团中，与蒋介石直接共过事的只有周恩来。在西安事变后的两党漫长谈判中，周恩来又是中共的主要代表。蒋介石既以周恩来为谈判对手，又想通过接纳周恩来以表明他愿意国共合作的姿态。另外，周恩来当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控制下的军政部门担任的唯一要职，自然为社会瞩目。

从长江局领导干部的状况看。王明是个空头理论家，其他同志分别只掌管某一方面的事务。这样，有关全局性的带有积极意义的大量具体工作，不能不落在周恩来头上。

从周恩来个人的条件和特点看。（１）他有杰出的领导才干和丰富的工作经验。自１９２７年１１月以后，他就在党中央工作，一个时期还是中央的实际负责人。以后在中央苏区、长征路上直到陕北，他都一直参与领导核心的工作。他既有党内工作经验，又有对外谈判经验；既有地下工作经验，又有上层统战活动经验，从而使他在长江局内能发挥卓越的作用。（２）他广为结交，熟识的人多。大革命时期，他在国民党的军政部门和地方机关都担任过要职。国共谈判后，他常常周旋于国民党军政大员圈内，广为接触社会各界名流。到武汉后，他提倡广交友，活动的政治舞台愈益扩大。武汉时期统一战线新局面的开拓，与他的这个优点是分不开的。（３）他熟悉党内干部，知人善任。在中央工作期间，他担任过相当时间的组织部长，既了解在白区工作的干部，也熟悉在苏区工作的干部。长江局机关的许多干部，或是与他长期共事的，或是他多年的下属。再加上他善于团结人、关心人，尽管他本人无意树立自己的权威，但广大干部愿意团结在他周围。（４）他忠心耿耿，勤勤恳恳、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使他干的工作比别人要多得多。他的工作之紧张程度是别人不可比拟的，其工作发生的影响也是别人所不及的。

长江局的历史功绩，大部分是在周恩来领导下取得的。确认这些业绩，就不能不确认周恩来在长江局所起的灵魂和核心作用。

那么，应该怎样看待周恩来在长江局的路线是非呢？

路线问题是被几十年的党内斗争搅乱了的一个政治问题。否认党的历史上存在路线斗争是不对的。但是，用极为狭隘的观念来认识路线斗争或把党的领导人之间不同观点的分歧一律视为路线斗争，也是不正确的。路线斗争是党内的是非问题，而不是敌我问题；是党内矛盾，不是阶级矛盾。因此，既不能把路线斗争的内容扩大化，也不能把路线斗争的性质扩大化。再则，判断路线是非，既要看言论，也要看工作；既要分析思想观点，也要考察实际表现；既要分析一时一事，更要看全过程。

抗战初期，包括武汉时期在内，党内在一些重要问题上有严重分歧。周恩来一段时间对有的问题确实有过错误看法，但是，从基本方面看，他坚持了党的正确路线。

（一）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坚持了独立自主原则。在谈判桌前，周恩来对于国民党从未表示过卑躬屈膝的媚态，在重大原则上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批评和斗争。

还在１９３７年１月，关于谈判方针问题，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惟国民党能改组成民族革命同盟性质时，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性。这些意见是党的独立自主思想的正确体现，迅即为中央书记处采纳，并加以补充。以后这个方针逐步完善起来，成为抗战前期与国民党谈判的指导思想。

在长达七个月之久的谈判过程中，周恩来始终坚持了这个谈判方针。西安谈判，周恩来拒绝了国民党分裂苏区，将中共所辖地区改为各省领导、红军定员只能为２万余人、并要服从中央政府一切命令的无理提案，要求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杭州谈判，周恩来一见蒋介石就声明：中共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谋求两党合作，但决不能忍受“投降”、“改编”之诬蔑。第一次庐山谈判，周恩来严辞驳斥了蒋介石提出的“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和各边区武装“首领须离开”的安排。第二次庐山谈判，双方就红军改编后的指挥和人事问题发生激烈争执，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一起坚持了中共中央关于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包办决不让步的方案。南京谈判，周恩来拒绝了国民党在修改国共合作宣言上的无理纠缠；对于红军改编开赴前线的作战方针，南方游击队的改编和国统区设立中共办事处问题也坚持了我党的原则立场。

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武汉后与国民党进行的谈判所以异常艰苦，就我方来说，就是因为坚持了独立自主立场。在谈判中既要与国民党保持良好的合作关系，又要批评和反对其损坏两党关系和危害抗战的行为，这是很不容易的。周恩来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以高超的政治艺术做到了这一点。

比如，关于国民党的***问题。１９３８年初，国民党报刊大肆制造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舆论，反共文章连篇累牍。中共代表团除以毛泽东名义发表一篇谈话对国民党的谬论进行批驳外，还由周恩来出面会见蒋介石，表明我党立场。周恩来指出，党派不能取消，国共两党只有从联合中找出路。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能限制各方，对各党派亦无意取消，并通知各报以后不登这类文章。为了继续批驳国民党的谬论，周恩来还发表《怎样纪念孙先生的伟大》一文，通过回顾历史教训，强调联合各种革命力量，实行国共合作。

再如，关于加入三青团、国民党问题。蒋介石在１９３８年４月宣布成立三青团后，国民党各派系为三青团的领导权展开了激烈争夺，同时鉴于三青团的性质、任务及组织方式也不明确，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采取了持重态度。１０月，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意见，向蒋介石再次建议：共产党员可以加入国民党，或令其一部分先行加入，如情况良好再全部加入；中共取消一切青年组织，其全体成员一律加入三青团，凡参加者都保持其共产党党籍。１２月，蒋介石答复周恩来说：共产党既信仰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党员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周恩来当即表示：共产党信仰三民主义，因为它不仅是抗战的出路，而且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但国民党员并不都这样认识。这说明国民党、共产党终究是两个党；跨党正是为了取得信任，但我们也不强求，如认为时机未到，可采用其他办法；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民党也有害而无益。周恩来的回答使蒋介石大失所望。

周恩来在长期谈判过程中立场坚定，对统一战线工作有比较全面、正确的认识。他在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初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他提出的统一战线的１２条主要原则，强调在坚持抗战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战时，也要坚持党的政治上的独立性，信仰共产主义；在承认蒋介石的政策时，要从共产主义观念上理解三民主义；在承认国民党是抗战力量时，要发展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力量，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

（二）在对待抗战与民主的关系上，不是将两者对立，而是将两者统一，既强调民主要服从抗战，又强调抗战需要民主来推动，直视民主改革和民生改善问题。

在抗战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抗战初期党中央领导人中间存在着重大分歧。王明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错误言论之一，就是美化蒋介石政府，否认抗战需要民主来推动，片面强调民主绝对服从抗战；并批评党中央把民主民生的口号与抗日的口号并列起来，没有突出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

与王明不同，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认识是明确的。还在１９３７年６月２７日，他在中央党校和抗大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内战停止了，在和平道路上发动抗战，需要民主运动来推动——抗战与民主犹如自行车的两轮，不是人力车的两轮——没有民主，抗战的发动不能广大深入，甚至抗战发动不起来，或者遭受挫折，或者被出卖。他明确指出：民主的目的是发动抗战，是扩大抗战力量。抗日与民主是不可分离的。在与国民党的长期谈判中，他也是这样去争取的。在杭州谈判之后，他在代表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时的活动中心是：“进行对日抗战的准备工作及民族统一战线的民主运动”。“特别是民主运动，在目前内战停止、抗战准备期中更有严重意义”。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中，他将民主政治和民生幸福问题与民族解放问题一起作为基本政治问题提出。尽管在南京谈判中为照顾国民党，将民主政治改为“民权政治”，但基本精神没变。国共合作宣言发表，使蒋介石在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的胜利。

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对这个问题一度有过不正确认识，附和过王明对中央的一些批评，但很快就改正了。在武汉与蒋介石的第一次谈判中，他就提出了民主问题，建议扩大国防参议会为民意机关。１９３８年６月中旬，周恩来在写给蒋介石的１０条书面意见中，第一条就要求“实行抗战建国纲领所规定的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明令保障各抗日党派之合法存在”，“停止查禁各地抗日书籍杂志”；第二条，要求对游击区、敌占区的抗日地方政权予以开放，实行民主，“使各党各界之人才均能充分发挥反对敌伪斗争之能力与效果”。以后，周恩来与蒋介石会谈时，都不断重申开放民主、言论自由和扶植民众组织等要求。

武汉时期，国民党的根本方针无疑是反对民主、统制民众运动的。但是，由于不断高涨的全民抗战形势，它不得不采取某些开放措施。与武汉时期之前的政治状况相比，国民党毕竟做出了一些民主姿态，表现出了某种进步。这有限的民主进步主要是人民争来的，其中包括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的努力。

（三）关于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及开展敌后游击战争问题。

这是王明与党中央的又一重大原则分歧。它的实质是要不要在华中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发展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王明由于放弃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单纯依靠国民党的力量进行抗日，因而不主张在华中地区建立敌后政权，不组织力量开展我党领导下的人民游击战争。周恩来在这个问题上虽然不像中共中央那样有明确的战略意识，又与王明等一起发表过《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但是，从周恩来在武汉时期的全部情况来看，他还是与党中央的思想一致的，并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做了不少工作。例如：１９３８年１月７日，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抗战》一文中分析了发展敌占区的游击战问题，指出：“依据敌人现有的兵力，不论其在北方，在津浦，在东南，只能占领我国交通要道及重要城市，如敌继续前进，其后方将愈加薄弱。因此，我们应抓紧敌人这一弱点，派遣某些得力干部，到敌人占领地区的侧面后方，做游击战争的骨干，去动员组织和武装被敌摧残压迫或被欺骗的民众”，“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以袭击、扰乱、疲敝、分散和吸引敌人，并配合主力作战”。１月１１日，他与叶剑英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建议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中央同意了这一建议。

１９３８年２月，在汉口文化界座谈会上，周恩来专门分析了江南平原河网地区进行游击战争的问题。他说：在这样情形之下，进行游击战争自然比较困难，但不是毫无办法，如能有坚固的领导和坚强的干部，到处把民众组织起来，采取分散活动方式，十余人为一组，截击敌人辎重，破坏道路桥梁，刺探敌情等，“我相信即在上述的情形下，是有充分开展可能的”。为了开展鲁豫皖地区游击战争，周恩来在２月１３日同长江局的其他领导成员联名致电中央书记处，提出：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成为新的战略中心，为确实地建立长江、黄河间我们自己的力量，必须急切地发动鲁豫苏皖群众参加战争，提议调彭雪枫由晋来豫，组织与领导这四省的军事工作。随后，彭雪枫到河南竹沟开展工作，在周恩来指导下，不到半年，豫东的人民武装力量得到了蓬勃发展。

１９３８年５月，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周恩来迅即将河南省委书记朱理治、军事部长彭雪枫召到武汉作了传达，要求河南省委贯彻执行。河南省委作了具体部署，动员一万多城市工人、学生回乡工作，准备游击战争。

以上是周恩来在１９３８年６月１５日与王明、博古联名发表《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以前的情况。这些情况表明周恩来与中共中央的认识基本一致。随后，中央提出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不可守时，不惜断然弃之的方针。周恩来在７月７日发表《论保卫武汉及其发展前途》一文时，即改变了三人联名文章中死守武汉的观点，强调了在动员上要用最大的决心发动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保卫武汉必须实行内线外线结合夹击敌人的作战方针，保卫武汉的目的主要在于给敌人以极大损伤，“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转移作战地区”。

这以后，周恩来努力贯彻中央精神，进一步重视发展游击战争问题。１９３８年８月１日，他同长江局其他领导成员一起致电中央书记处，认为江淮河汉之间的游击战争将有较大发展，建议中央抽调２００名军事干部到武汉。９月２日，他与叶剑英致电彭雪枫，要河南省委把工作重心移向豫东敌后，创造苏鲁皖边新局面，与八路军冀鲁豫活动部队联系起来，以影响整个战局。１０月了日至９日，在武汉危急之际，他发表的《论目前抗战形势》一文，强调保卫武汉要发扬我国的政治优势，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他说：“只要我们能绝对相信这种政治优势，努力发展这种政治力量”，游击战争的烈火将燃烧到华中、江南，“敌人虽然深入了我们内地，直等于进入墓道”。这篇文章还论述了武汉的得失不是影响长期抗战的关键，批评了由于武汉不保而产生的新的悲观心理，使许多人从惶惑中看清了前途。

长期以来，周恩来被视为在武汉时期犯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经过对上述几个关系到原则是非的基本问题的考察和对长江局历史功绩的辨析，不难看出，这个不符合实际的观念是需要改变的。应当说，不仅在这些问题上，而且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周恩来在总体上坚持的是党的正确路线。

三、王明对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影响，以及周恩来和长江局的失误

周恩来和长江局受王明的影响，有认识错误和工作失误。肯定其历史功绩和明辨基本原则是非，并不是要否定其过错。如果说否认前者就不能廓清历史，那末否认后者也不是尊重历史。

周恩来个人受王明影响的失误，主要表现在下面两件事上：

（一）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发言附和了王明的一些错误观点，对中央进行了不正确批评。

（二）与王明、博古联名发表的《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一文，不符合持久抗战方针。

这是周恩来在武汉时期与王明联名发表的唯一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阐述的保卫武汉的意义以及在军事、政治、经济、民运等方面应孩采取的措施，不能说都是错误的。国民党在保卫武汉的战役中也给日军以重创。这篇文章的错误，不在于肯定了保卫武汉的战役，而是就其宣传的指导思想而言是有错误的。第一，它过分夸大了保卫武汉的意义，片面强调武汉一定要保住，大有要在武汉决一死战之势。这样的宣传尽管有逼迫蒋介石积极抗战的意图，但就当时的力量对比而言，在武汉决战不合适。武汉的保与失并不是长期抗战和中国存亡的关键，因而不必要号召人民像保卫马德里那样来保卫大武汉。第二，它提出的保卫武汉的战略方针是企图通过组织各种兵团进行阻击，以求将敌军击败与消灭在进入武汉的门户之外。这个方针不符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实行大踏步进退的战略思想。保卫武汉不是非拒敌于武汉门户之外不可。不顾实际情况地硬要死守武汉，不利于保存有生力量和坚持长期抗战。第三，保卫武汉主要是一个宣传口号。党中央的指导思想，是借保卫武汉这个时机来大力发展党的工作，动员党的干部，组织青年学生到农村去，发动与武装民众，开展游击战争，变敌后为前线。因此，保卫武汉宣传的重心应放在广泛地发动群众方面。这篇文章尽管谈到了发动民众问题，但却希望国民党政府赞助和指导，这表现了对国民党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实际上会妨碍民众运动的发展。

就长江局来说，受王明影响所犯的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政治方面。对于开展敌后农村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贯彻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很不得力，使党领导下的革命力量没能得到更为充分的发展。

自长江局成立之后，党中央多次发出指示，要求长江地区的党组织，以武装广大民众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创立游击根据地为中心任务，有计划地从城市抽调得力干部去担任农村游击战争的领导工作。１９３８年５月２２日的电报甚至指出：“为此目的，武汉城市工作受到部分损失也不应顾惜”。对于中央的指示，如前所述，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在他们的工作范围内作了贯彻，并取得了一定成绩。长江局也开过多次会议讨论了鄂、豫、皖等地区的军事工作，研究了开展农村游击战争的问题。但是，由于受王明的“城市中心”论和“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论的影响，从总的指导思想看，长江局是忽视农村工作、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政权的，因而既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措施落实中央指示，也没有去把握一些转瞬即逝的好时机。如在沪宁失守特别是徐州失守后，从前线败退的数十万军队沿途丢下许多枪支弹药，江、浙、皖、豫、鄂一带地方政权溃散，长江局若放手发动和武装群众，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根据地，在一些地区（不是所有地区）出现像华北那样的局面，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新四军受王明的影响较严重一些。它表现在不仅没有利用上面所讲的时机在长江南北不断扩大游击区域，而且迟迟没有贯彻向南巩固、向北发展和向东作战的活动方针。这个影响主要是通过项英等人起作用的，与长江局的关系不很直接。项英虽是长江局的领导成员，但主要负责东南分局。而东南分局是受党中央和长江局双重领导，许多工作是长江局管不了的。项英在国共合作实现后就有右倾思想。王明回国后，由于其右倾观点更系统化、理论化，又有共产国际背景这就使项英的右倾思想进一步强化了。在１９３８年１１月撤销长江局后，项英负责的东南局直属中央领导。皖南事变时，长江局已撤销了两年多。新四军工作的失误可以说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酿成的恶果，但将它直接归结于长江局则是不公平的。

其次，组织方面。不尊重党中央的统一领导，迁就、容忍甚至附和王明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行为，有分散主义倾向。

例如，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２５日的《中共中央对时局宣言》。这是王明起草的。在１２月２４日的中共代表团与长江局第二次联席会议上一致通过后，未报送中央审阅，王明即交《群众》发表。这个宣言宣扬了王明在十二月政治局会议上的一些错误观点，从组织观念上说，违反了十二月政治局会议刚刚制定的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工作规则和纪律草案”。“草案”规定，个人不得代表中央或以全党名义发表对内对外的文件。王明擅自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这是纪律不许可的。

１９３８年２月，长江局数次致电中央书记处，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些电文都带有“指示”、“通知”的口吻。如２月２４日的电文称：长江局关于政治局会议决议：

一、以长江局会议讨论结果，委托绍禹、恩来两同志作为向政治局会议之建议；

二、会议日期建议以两日为限；

三、长江局由绍禹、恩来同志回去代表参加会议，并在会议后立即返汉；四，会议后请求中央多派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同志出来担任各方领导工作。毛泽东对长江局的这种作风很生气。他说，在三月会议时，长江局先打一个电报，规定议事日程，决定某某人要回长江局工作，这种态度我不满意。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９日至４月１日，国民党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三月政治局会议上曾决定由王明负责起草对国民党的政治建议书。３月２１日，长江局将王明起草的《中共中央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提议》电告中央书记处，但是未等答复，就于２４日将这个建议书交与国民党了。中央认为这个建议书有严重缺点，另行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于２５日电复长江局。这时国民党的大会还未召开，如尊重中央意见，将第二个建议书送交国民党并收回第一个建议书是来得及的。但是，长江局既不送，又不及时报告中央，等国民党的大会行将结束，在４月１日才电告中央说：我们根据政治局决议原则所起草的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政治建议书于２４日送去，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昨夜已开幕，你们所写的东西既不能也来不及送国民党，望你们在任何地方不要发表你们所写的第二个建议书，否则对党内党外都会发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响。这个电报是长江局领导成员共同署名发的，对中央采取这种态度显然是十分错误的。这样的文电还有一些。它们反映了王明目无中央、颐指气使、飞扬跋扈的作风，也表现出他争夺领导权的野心。这样的文电在党的历史上除张国焘闹分裂的一些文电外，尚不多见。这个责任主要应由王明承担；但是，其他领导人，包括周恩来在内都列名在上，没有另作其他表示，这就不能不承担一定的责任。周恩来后来说，这是个历史教训，要引以儆尤后者。

长江局的历史不长。它有主流，也有支流。其特点是主支流交叉，正确与错误交织在一起。对这样复杂的问题应当多侧面地加以分析，尽量避免简单化、片面性。综观长江局历史的功与过，正确与失误，从对中国革命的长远作用看，应当说功绩是基本的、主要的；过错与失误是第二位的、部分的。作为长江局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的工作更是这样。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是他在此期间根本的、主要的方面；个别问题上有失误只不过是一时一事的问题。实际上，也正是由于他和长江局多数领导人坚持了中共中央的正确路线，才使得长江局的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缩小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长江局的影响，这是我们在评价周恩来在长江局的工作时也需要看到的。

作者简介：珏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第三篇：周恩来与中国外交

周恩来与中国外交

（作者：吴泽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前外交官，前驻刚果民主共和国、黎巴嫩大使）1963年3月5日，周恩来总理微笑的瞬间（摄影：孙毅夫）周恩来，是深受中国人民爱戴并在国际上受到广泛尊重的领导人。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天，他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他身兼两职共9年，但一直亲自抓外交工作直至1976年与世长辞。在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深切缅怀他，纪念他为中国外交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言出必行 与发展中国家广交朋友大多数亚非国家都是二战后刚刚获得独立，中国针对战后新的国际形势提出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期间1955年4月，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了万隆会议。周恩来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这是亚非29个国家的一次重要聚会，也是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次在众多亚非国家面前展示其形象。许多国家与中国命运相似，但对中国并不了解，一些国家由此对中国抱有疑虑，致使会议出现了分歧和矛盾，几乎陷于僵局。鉴此，周恩来果断放弃原先准备好的讲话稿，作了18分钟的临时发言。他强调：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他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他的发言赢得了长时间热烈的掌声，成为会议的高潮。最终，经过充分的协商，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并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万隆会议开启了亚非国家团结合作之路，周恩来为会议成功所作的贡献和他的人格魅力给各国与会代表留下了深刻印象。万隆会议后，中国面向亚非国家的外交更加活跃。自1956年至1965年，周恩来多次出访亚非国家，足迹遍及两大洲20余国。周恩来总理访问埃及1963年底至1964年初，他访问北非四国和撒哈拉以南六国。在此次访非的第一站开罗，周恩来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称：“我们访问非洲国家的目的，是寻求友谊，寻求合作，多了解一些东西，多学习一些东西。”周恩来总理对非洲的访问掀起了中非建交的浪潮。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期间几十年来，中国不仅与非洲国家建立友谊，更用实际行动支持非洲国家的独立和发展。中国信守承诺，周恩来宣布的中国政府各项对非援助援建都得到了落实。从上世纪50年代到周恩来去世的1976年，中国对55个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总计达到37.585亿美元。中国当年最大的援外项目当数全长1860.5公里的坦赞铁路。为修建这条铁路，中国先后派遣工程技术人员5万多人次，高峰时期在现场施工的中国员工逾1.5万人。66人在施工过程中献出了宝贵生命。灵活应变 积极促成与西方国家建交在重点加强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同时，中国政府也不忽视同西方国家打交道。周恩来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做工作。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期间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他就曾与法国总理孟戴斯·弗朗斯相互宴请并谈及中法关系。孟戴斯·弗朗斯表示法中关系应该改善，周恩来则祝愿中法关系在新的友好基础上得到发展。1957年5月，周恩来出席了为欢迎法国前总理富尔来华作私人访问而举行的晚宴。1963年10月富尔再次访华，形式上仍是私人访问，实际上是作为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来谈中法建交事宜。周恩来同他举行了多次会谈。商谈的难点是台湾问题：既要维护中国的原则立场，又要考虑到法方在具体操作上的一些不便。最终周恩来提出了变通办法并得到毛主席赞同。1964年1月28日，中法同时发表了两国建交公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日子。世界当时还处于冷战时期，西方媒体将中法建交比作原子弹爆炸。毛主席和戴高乐将军高瞻远瞩的这一战略决策改变了战后历史，而周恩来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1973年9月，周恩来总理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1973年9月法国总统蓬皮杜访华。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接待的第一位西方国家元首。周恩来亲赴机场迎接，为其举行欢迎宴会，与之深入会谈。此访取得了圆满成功，双方发表联合公报，表明了继续推动两国合作的共同愿望。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引进法国设备建设特大型石油化工厂的协议。上世纪国际关系史上的另一个重大事件是中美关系解冻，周恩来同样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美国从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时就对其采取敌视态度。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是加深了美国对中的敌意。但新中国的成长壮大使美国认识到遏制中国毫无意义，美国开始重新思考其对华政策。从中国方面来说，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愿同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建立和发展关系。1971年7月，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准备。周恩来与基辛格进行了长谈，强调解决台湾问题的重要性，指出这是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10月，基辛格再次来到北京，进一步讨论尼克松访华的具体事宜，特别是双方拟发表的联合公报。周恩来又一次显示出他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的外交技巧。经过反复商谈，基辛格接受了周恩来的基本思想，双方就公报内容达成初步一致。1972年2月21日，周恩来总理赴机场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专机抵达北京。周恩来赴机场迎接并随即参加了毛主席与尼克松的会见。尼克松访华期间，周恩来与之进行了两次大范围会谈及五次小范围会谈。2月28日，尼克松结束访华，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中美关系由此开启了新的篇章。与时同时，中国的对外交往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许多国家随着中美关系的解冻纷纷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78年12月15日，中美签署第二个联合公报，宣布两国建交。美方在公报中确认：“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继往开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今天，尽管时代在发展，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周总理一生遵循的基本外交原则却延续至今。中国外交的主题始终是和平与发展，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及促进共同发展所做的一切都与此理念相符。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开展“一带一路”合作的倡议，得到许多国家的积极响应。迄今中方已经同80多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同30多个国家开展了机制化产能合作，在沿线24个国家推进建设75个境外经贸合作区。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创造了近20万个就业岗位。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演讲，就如何应对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提出了中国方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这一主张赢得普遍赞同，并被联合国正式文件所引用。纵观中国外交，其力度及成果前所未有。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中国如今是130多个国家的头号贸易伙伴。自2018年起，中国将每年举办国际进口博览会，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创举，目的就是要让世界各国产品更多地进入中国市场，实现多赢共赢。在履行国际责任和对外援助方面，中国共向联合国维和团派出累计超过4万人次的维和人员，目前中国共有2500多人正在执行维和任务，是安理会五常中出兵最多的国家；自1950年以来，中国累计对外提供援款4000多亿元人民币，实施各类援外项目5000多个；医疗卫生方面，自1963年以来，中国坚持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目前共有43个中国医疗队的1000多名中国医护人员在42个非洲国家工作，多年来中国医疗队累计诊治非洲患者逾2.8亿人次。如果周恩来总理能看到这一切，一定会无比欣慰，他的理想正在不断地进一步实现。在中国外交非凡历程中的很多关键时刻，都有他的身影。在其诞辰120周年之际，我们谨向他表示由衷的敬意！

第四篇：那些与抗战有关的故事

那些与抗战有关的故事

——写在九三阅兵之际

我有幸生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的祖辈父辈既不是抗战英雄也不是汉奸投降派，这样说来，似乎我与几十年前的抗日战争毫无瓜葛。然而，生我养我的那片黑色沃土曾被日本人几近屠城后占领统治了整整十三年，日本投降后，唯一的日本县长带着妻儿在逃回日本的路上被村民追杀，最后杀死妻儿后饮弹自尽。这些是我高中一位教学严谨的历史老师经考证讲给我们的，这让我觉得那些烽火连天的岁月是那么的真实，这些也是我听到的关于抗战最震撼的故事。

对于日本人，最早的记忆是小时候哭闹不止时，姥姥总会吓唬我说“日本鬼子来了！”，年幼的我并不知道鬼子是个什么玩意儿，只是通过姥姥故作惊恐的神情判断鬼子如同曾追咬过我的邻居家大狼狗般可憎。转眼，我上了小学，学校安排一位皮肤黑黑的，酷似元谋人的女老师为我们上社会课，因为她的长相，本就顽皮的我们在上她的课时多多少少夹杂着起哄的成分，但是她从来不和我们计较，总是一副泰然的样子。抗日战争这节课就是她给我们讲的，刚刚讲起的时候，她跟平时一样平静，可是讲着讲着，她的情绪越来越激动，最后眼含热泪带着我们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只觉得这位老师不但长相奇怪，而且行为癫狂。时间如白驹过隙，转眼二十年，她的表情和话语在我眼前依然清晰，而我每每回忆起这些时，鼻子都酸酸的，也许那个时代的爱国情怀是我辈永远无法体会的，而我所能做的，只有怀念着那份情怀，感知着那份感动。

高中历史课让我接触到了成体系的历史知识，只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是理不清我们辉煌的古代史，也记不起古人创造出的珍奇宝物的名字。可是那百年屈辱、百年沧桑的近代史却让我痛心疾首、铭记于心，一次次的侵略，一次次的妥协，几近崩溃和放弃的时候，终于迎来了革命先烈的反抗：武昌起义、中华民国成立、清帝退位、新文化运动、五四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这一宗宗一件件的大事件，为中华人民带来了新的生机和希望。1931年9月18日，日本在我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了一场侵华战争，从此：伪满洲国成立、红军长征、西安事变、淞沪会战、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日本宣布投降、新中国成立，这个过程中，太多先烈倒在血泊中，无数英雄站在枪林弹雨里，不计其数的英烈用身体为新中国的成立铺平了道路，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上大学时，由于钓鱼岛事件，国内很多城市爆发了激烈的抵制日货运动，太原很多大学学生罢课游行，可是我们学校却宣布禁止我们参与任何游行活动，如不遵守立即开除，当时我们很失望，觉得爱国热情受到了压制。可是现在想想，游行也好，反日货也罢，都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爱国热情，我们应该尊重历史、铭记历史、理性地对待和分析历史。我们为什么被侵略？落后，落后就要挨打！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富国强兵！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们告诉我们的，而他们也是这样做的，改革开放三十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之快、势头之猛让很多国家瞠目结舌。九三阅兵对我国强大的军事实力进行了又一次展示，展示我们世界大国风度、展示我们爱好和平的态度、展示“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决心！

时值九三阅兵前日，仅以此文预祝阅兵取得圆满成功。

第五篇：民族精神与抗战文化

民族精神与抗战文化

作者：贾斌昌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民族文化，铸就了伟大的民族精神。

一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是一个民族的社会意识，是一个民族对其社会存在、社会生活的反映，是其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

对于一个民族自身来说，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铸造出来，为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信守的民族品格、道德观念和价值准则，是一个民族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意志品格的集中体现和综合反映。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民族精神是这个民族的自我意识和自我认同，是民族集体人格的体现，是这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精神特质。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延续的血脉、发展的动力、崛起的支撑、挺立的基石。民族精神是国魂，是民魄，它对内动员民族力量，对外展现民族形象。

民族精神是民族特质的凝聚和集中表现，是一个民族的漫长历史的积淀和升华，是民族的文化、宗教、伦理、风俗、科学、艺术等具体内容的共同特质和印记。它渗透到民族的整个机体里，贯穿于民族的全部历史长河中。中国各民族人 民在长期的实践活动中，为伟大的民族文化的创造和发展以及中华文明的继承与弘扬奉献了自己的智慧和汗水。经过长期的相互吸收、演化、发展与融合，共同铸就了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

古往今来，中华民族精神大致经历了古典民族精神、近现代民族精神和当代民族精神几个阶段。古典民族精神反映的是各民族自然经济、宗法社会条件下道德至上、贵和求稳的守成精神；近现代民族精神体现的是各民族在内忧外患的苦难中救亡图存、争取民族独立的革命精神；当代民族精神表现为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背景下建设现代化国家与时俱进的开拓创新精神。团结统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博大宽和、兼容并蓄、勤奋睿智、刚健有为、坚忍不拔以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都是贯穿古典、现代、当代民族精神的基本要素。

中华民族精神既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积淀，又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所创造的精神的凝聚。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五千多年的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这个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民族文化是培育和发展民族精神的载体，担负着传承民族精神的庄严使命。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得以生生不息、不断创新、发展繁荣的血脉，也是民族文化所千古传颂的主题。继承发扬民族文化，是新世纪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的有效举措和重要保证。

古今中外，民族文化的先进与落后，要看它能不能适应时代精神，能不能跟进历史潮流。世界上曾经产生过的20多个不同的古代文明，大部分都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究其原因，不是因为这些文明和文化没有博大精深的民族精神的支撑，就是因为这些文化没有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就是没有融入世界文化当中，孤立出来以致于失去活力，而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磨难，奋发图强，最终走上了民族振兴的大道，靠得就是与时俱进的精神品质、有容乃大的民族文化底蕴、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二

五千年民族文化传承了龙的精神，汇成一部伟大的英雄交响史诗。抗战文化无疑是其最为壮丽的篇章，奏响了民族精神和爱国主义华章的最强音和主旋律。

抗战文化是以民族大义为前提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抗战文化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是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文化斗争和文化运动对抗战的宣传和鼓舞、支持和推动是分不开的。毛泽东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①]“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②]

正因为认识到了“文化的军队”对于抗战的极端重要性，中国共产党不仅在解放区极为重视发展抗战文化，而且在国统区同样将抗战文化运动作为“很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认为它“目前有头等重要性”，进而要求在国统区的中共党组织对发展抗战文化要“特别提起注意”，“经常放在自己的日程上”。“把运输文化食粮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③]

随着抗战斗争的不断深入，抗战文化在抗战的不同时期有了不同的主题和内容，大致可分为抗战救亡文化、统一战线文化和新民主主义的政党文化三个层次。

处于最外层的是救亡文化，是抗战文化的基础。“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三省陷落。东北三省人民沦为亡国奴的事实和迫在眉睫的亡国之祸，激发了中华儿女的抗日救亡意识和爱国热情。救亡文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作为抗战文化初始阶段，救亡文化通俗易懂、生动形象，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深受群众欢迎。把国仇家恨溶为一体，激发了最为悲壮的民族情绪，激励着亿万军民共赴国难、奋起救亡。使一批又一批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奔向抗日的战场。它所体现的民族精神是任何物质的东西所不能替代的。

救亡文化以感性认识为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明显的自发性和分散性的特点。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很快就发表了抗日宣言，召号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抗日本侵略，以坚定的抗日立场，成为救亡文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救亡文化高扬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旋律，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和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全民抗战的实现，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处于中间层的是统战文化，是抗战文化的主流。“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燃起了“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在中国共产党和抗日进步力量的推动下，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随着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救亡文化由自发变为自觉，分散变为集中，无序变为有序，最终形成了统一步调和行动的浩浩荡荡的抗战文化大军。

统战文化是抗战文化的主流文化，它求同存异，具有非常强的凝聚力。文艺界明确提出了“抗战、团结、民主”为文艺创作的三大目标。左联、社联等左翼作家、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其他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在国民党统治区人民中积极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他们的许多作品成为了经典的传世之作。与救亡文化相比，统战文化对日本侵略者已不只是表层的控诉和描写，而是从各个角度进行深层次的剖析与抨击。

处于核心层的是政党文化——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政党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人经过了血与火的洗礼，在全国人民的抗战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发展，由感性的文化逐步走向成熟和理性的文化。它代表了抗战时期民族文化的前进方向，成为抗战文化的先锋和领导者。

抗战中以国共两党为代表，包括其他民主党派在内的各政治力量和团体，都力图在抗战中宣传自己的理论和主张，扩大自己的影响，以使本党的纲领、路线、政策和方针成为抗战文化的主流和主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针对国民党的态度，在抗战的不同时期，分别采取了灵活机动的策略。积极宣传自己的政党文化，利用电台、报刊等国内外传播渠道及不同场合，阐述共产党的主张，展现共产党人的形象，扩大政治影响。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以翔实的论据，科学的论证，严密的推理，批驳了速胜论和亡国论，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为全民的持久战奠定了理论基石。在《新民主主义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向何处去，阐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毛泽东明确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④] 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⑤]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文化纲领。抗日战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阶段，毫无疑问，这也是抗战文化的基本纲领。

在领导文化运动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与抗战实际紧密联系的独特的文化理论体系——抗战文化理论体系。同时，共产党人还充分的认识到了抗战文化政策的重要性。毛泽东强调:“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⑥]中国共产党不仅注意发展了解放区的抗战文化运动，而且在国统区和沦陷区也开展了进步文化运动、文艺救亡运动。根据文化人、文化

运动和军队的特点，制定了一系列有利于全民族抗战的文化方针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全民族的抗战热情。对促成、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鼓舞和激励全中国人民英勇献身于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发挥了巨大作用。

救亡文化、统战文化、以及政党文化共同构成了抗战文化，政党文化是抗战文化的核心，救亡文化是抗战文化的基础；统战文化是抗战文化的主体，是救亡文化的延续和深化，又是抗战文化核心层的政党文化充分展开的舞台和依托，也是联系政党文化与救亡文化的桥梁与纽带。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方向，牢牢抓住救亡文化，巧妙推动统战文化，把新民主主义革命推向了高潮，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

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中华文明与民族文化，造就了大唐盛世，创造了中世纪令其他国家都望尘莫及的无与伦比的辉煌，并一直延续到17世纪的康乾盛世。可是从康乾盛世到鸦片战争短短的不到200年的时间里，就从世界强国跌落于任人宰割、饱受凌辱与蹂躏的深渊。唐宋之前，中国文化保持了世界的绝对的领先，中华民族的强盛取决于掌握了先进的文化，而到后来的康乾帝国却陷入了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自高自大的境地。民族于危亡之际，共产党人高举抗战救亡与新民主主义的抗战文化的大旗，统领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挽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

抗战文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文化的先驱和重要组成部分，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强大凝聚力、战斗力和生命力。抗战文化传播了进步文化，激发了民族精神，弘扬了爱国主义，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吹响了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号角。它是中华儿女用血与火的历史写成的伟 大的篇章，成为了中华民族最为宝贵财富和珍贵文化遗产，世世代代从中汲取不竭的精神力量。启迪当代，警示后世。

高昂的民族精神是民族复兴的不竭动力民族复兴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根本利益所在。抗战文化所激扬的文化内涵，就是高昂的民族精神。没有抗战文化所激扬的民族精神的激励，我们的伟大中华民族和民族文化面临的就是消亡。抗战文化所激扬的民族精神，在过去，是我们战胜任何的苦难的精神力量；在现在，在将来，永远是我们民族振兴的不竭动力。

先进文化是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摇篮没有先进文化的支撑就没有强大的民族精神。“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

[⑦]”先进文化建设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化所具有的生动的形式、无所不在的影响、强烈的感染力来塑造健康的民族性格，鼓舞民族精神和斗志，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促进民族的复兴。只有突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这个主题，文化建设才能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力配合民族复兴的大局，发挥出促进社会进步的历史作用。

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是民族精神的灵魂创新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要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民族精神是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统一，是历史之源与时代之流的统一。民族文化的创新发展，与民族精神的创新发展密不可分。我们党领导人民在长期实践中不断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丰富着我们的民族精神。革命战争年代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新中国成立后形成的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九八”抗洪精神以及2002年的抗击“非典”精神，都赋予了中华民族精神新的内涵。

文化的融合是民族文化发展壮大的源泉“太山不让细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拒细流，故能就其深”。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一定要克服狭隘的民族主义，勇于借鉴和吸收各民族优秀的精神文化成果。任何一个民族，其民族精神的形成和发展都不能离开世界文明的包容。弘扬和培育新世纪的中华民族精神，以一种开放、积极、进取的心态，善于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中吸取营养。

“和而不同”，有容乃大，这正是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气度和风范，也是中华文明五千年不断的关键之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以信息为载体的各种文化和思潮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传播。民族文化在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承受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这也正是我们广泛地学习和吸收世界各民族一切文明成果的有利条件。

先进文化建设必须要有正确的理论方向和坚强的领导核心 抗战文化中最光彩夺目的篇章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抗日战争所以成为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关键是有中国共产党这个中流砥柱。

新时期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作了新的发展，不断丰富着新的时代先进文化的内涵；“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进一步确立；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的宏伟理想深入人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向稳步有序地进行。这一切都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十年前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虽已完成，中国人民浴血奋战所铸就的爱国主义精神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珍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就是要更好地珍惜和维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就是要从那段悲壮的历史中汲取伟大的精神力量，就是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推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伟大旗帜，万众一心，奋发图强，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