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刘熙载《艺概》中的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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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浅析刘熙载《艺概》中的美学思想

浅析刘熙载《艺概》中的美学思想

晚晴诗论家刘熙载的《艺概》,是中国文艺批评史上一部带有总结性的重要作品,也是一部“多中肯綮”的美学评著。《艺概》包括《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刘熙载以高度概括的语言,精辟独到的见解,对中国古代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家作品进行了全面而广泛的评论,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美学思想,这一方面是对古典美学思想的贯通,另一方面又是在此贯通的基础上的创新。

关键词:诗品与人品、独创、本色美、“无我”、意境

一.“诗品出于人品”的性情美

对于作家与作品的关系上,刘熙载强调“诗品出于人品”,“论词莫先于品”。《诗概》:

诗格,一为品格之格,如人之有智愚贤不肖也;一为格式之格,如人之有贫富贵贱也。

他把文学作品同作家的思想倾向和品德结合起来,即人品美与诗品美德结合,认为人品高的作家才能写出新鲜而有见识的诗作。他评价辛弃疾的词:“英雄出语多本色”,正是因为苏辛是“至情至性”之人,所以他们的词“潇洒卓荦”。《赋概》中:

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相反那些专以“悦人”、“随人”为目的,品性低下的人是写不出好的作品的,例如刘氏将“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的屈原划于“悲世”,将“惆怅而私自怜”的宋玉归为“悲己”,以此区分屈宋二人风格的高下。

基于此,刘熙载还提出了人品的两种外在形式,分“狂狷”与“乡愿”两种。狂狷之人“可为社稷之臣”,而“乡愿”则只不过是“客悦”、“善柔”而已。他认为屈原、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韩愈“有感激怒怼奇怪之辞”正是“胸襟坦白”的表现。这两种区别的实质正是正与邪,真与伪的根本区别。人品并不是诗品唯一决定因素,刘还认为“志、旨、才、艺”四个字,“诗家缺一不可”,对文艺家进行全面的要求。关于作家人品的修养,他继承了王夫之和叶燮的观点,认为“文以识为主”,“才、学、识三长,识尤重”,“高卓精审”的见识要从研究“在物之理”着手,而不是先天的存在过从古籍中求得的。二.“无穷出清新,极炼如不炼”的本色美

刘熙载创作论的中心思想提倡独创性。他吸收了袁枚“性灵说”关于个性和创新的理论,提出“诗不可有我而无古,更不可有古而无我”,主张文学作品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独创精神。《艺概·文概》:

文贵法古,然患有一“古”字横在胸中,盖文惟其是,惟其真。舍是与真,而于形模求古,所贵于古者果如是乎?

刘氏在《艺概》集结历代作家作品,总结艺术经验,意在让人“法古”,却不以“法古”为最终目的,他反复强调,写诗作文,必须有自己的个性,“扩前人所未发”,扫除“陈言”,切记拾古人之人牙慧。他评价韩愈:“韩文起八代之衰,实集八代之成。盖惟善用古者能变古,以无所不包,故能无所不扫也。”正是因为对前人遗产精华的全面吸收,融会贯通,才能扫尽前人的糟粕,所谓推陈出新。又说:《离骚》不模仿《诗经》,《归去来兮辞》不套用《离骚》,才有他们的独到之处。刘熙载还特别重视风格本身的变化,认为王孟及大历十才子风格“清雅”,足以成家成派,但因风格变化不足,而形成一种“窠臼”。“窠臼”指模式化、定型化,刘氏更提倡风格多样化无定形的诗作家,杜牧的诗风富于变化,虽成不了派,却是他所推崇的,认为创作是一种“无穷出清新”的过程。而要独创就要适时而变,文艺作品要顺乎时代的潮流,“文之道,时为大”,作品要表现出时代的精神。

鉴于上述独创、反对模拟的创作理论,刘熙载还特别崇尚诗歌的本色美,即“真美无饰”。所谓“极炼不如不炼,出色而本色”,反对刻意的雕琢,对生活素材进行由“不工求工”到“工求不工”的加工的探索进程,进而达到一种浑然天成的境界,天然去雕饰,使人在平淡中领略无穷韵味。他评价古乐府诗中的“至语”本来是“常语”,但“一经道出,便成独得”,这就是“极炼如不炼,出色而本色,人籁悉归于天籁”,这是艺术上的一种“炼”的过程,诗人必须细致深入体验自然美的意蕴,不断磨练,精益求精地进行艺术实践,芳华褪尽后于平淡中 见绮丽。

三.“似花非花,不离不即”的艺术真实之美

关于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刘熙载一方面主张要有真生活、真感情、另一方面有强调“似花还似非花”。

由于主张文学要有独创性,作家必须要有真实的生活,真实的情感。他指出“诗宁可数年不作,不可一作不真。”强调源于真实生活的真情感、真胸怀,所以作家要深入生活,了解人民的“饥寒劳困之苦”。刘熙载非常推崇杜甫的“畏人嫌我真”、“直取性情直”,认为杜甫、元稹、白居易等诗人反映民间疾苦的那些诗篇之所以具有很高的艺术境界,就在于它们“身入闾阎,目击其事,直与疾病之在身者无异”。

对于真实的情感与胸怀,刘熙载进而提出了“移情”的美学理论。他在《题伯牙待成连图》的题辞中,对“移情”作了具体的发挥。伯牙学琴经历了两重境界:开始“惟知有琴”,没有移情,貌合却神离;后来到海上,闻海水轰鸣、群鸟悲号,物我无分,“不知有琴”了,致使琴音与天地海涛声相溶,犹如“天籁”。刘氏强调了情、琴的移情,是“离合似得真合也”。琴以情胜,艺术表演的内在充盈的丰富情感便是艺术的生命。

艺术真实却不等于生活的真实,它源于生活本质的“真”却高于生活。刘熙载引用苏轼《水龙吟》中“似花非花,不离不即”来表现艺术真实美的本质特征。所谓“不离”,即不脱离客观现实生活,“不即”就是不局限于物象本身。主张艺术创作在基于生活本质的同时,又不应执著于生活之实,反对“袭其形似”,抄袭生活,却允许“离形得似”。刘氏精辟地指出庄子“意出尘外,怪生笔端”,“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尽有分数。”这个“分数”便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他还看到李白虽“升天乘云,无所不至”但“放言实是无言”,始终“不离本位”。他认为这是一种夸张而浪漫地表现生活至理的方式。四.“相摩相荡,物我无分”的意境之美

首先,关于意境的创造,刘熙载认为写景不能只是“春往冬来”,情与景要相辅相成,相互交融。他说:“在外物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艺术形象不同于未加改造的“象”,是“意”与“象”的“相互摩荡而生”,情与景应浑然一体,“情句中有景字,景句中有情字”。如“邻人之笛,怀旧者感 3 之;斜谷之铃,溺爱者悲之”(《艺概》),笛声、铃声激发出向秀和唐玄宗内心澎湃情怀,因感情与物象的“摩荡”而碰撞出的意境之火花。并且将诗境概括为“花鸟缠绵,云雷奋发,弦泉幽咽,雪月空明”四种,强调一种空灵、蕴藉的意境美。

其次,刘熙载很重视司空图、严羽的“味外之味”,认为作品要言有尽而意无穷,“以不言言之”,“以不尽尽之”。《艺概》中记载:

山之精神写不出,以烟霞写之。春之精神写不出,以草树写之。

刘熙载要求诗歌:“露中有含,透中有皱”,“幽中有隽,淡中有旨”,“尺水兴波”,给人以余味。同时强调艺术中的虚构,在创造形象方面,会“凭虚构象”,要注意以虚写实,虚实相生,不要希望面面俱到的描写,要“厚而清。厚,包诸所有;清,空诸所有”。

同时,《艺概》中在王国维之前提出“有我”与“无我”的论题。陶诗‘吾亦爱吾庐’,我亦具物之情也;‘良苗亦怀新’,物亦具我情也。前者为“有我”,后者为“无我”。刘熙载解释“无我”是“万物为我也”,本质仍是“以我观物”,主体浸化于客观世界之中,忘记自我的存在,而异化成“物”的一部分。他很欣赏苏轼的一首题画诗:“凫鸟见人来,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我”是处在一种“无人态”的状态,与物浑融为一体,无迹可求,是由“无我”达到真正的“有我”。

刘熙载的《艺概》用十分简炼的语句,对文、诗、词、曲、赋、书法等艺术进行了精要的评论,从纵向和横向比较出文学的渊源和作家的师承关系,各家的风格,比较出带有普遍意义的艺术创作经验、揭示了普遍的艺术规律,是继刘勰《文心雕龙》之后,又一部通论各种文体的杰作。他曾被清文帝赐予“性情清逸”四个大字,近代诗人夏敬观评价其《艺概》:“从学生徒而发,出言平实,见地颇高。”近代词人冯煦认为:“刘氏所著《艺概》于词多润微之言。”谢章铤指出:“《词概》精审处不少。” 《艺概》代表了我国近代美学研究的思想和水平,他的“抒己见”、“去陈言”等一系列艺术创新的思想至今仍有现实的启发意义。

第二篇:《考工记》中的美学思想

读《考工记》有感——《考工记》中的设计美学探讨

《考工记》,又名《周礼.冬官.考工记》,是我国目前现存最早的手工艺技术专著,大概成书于先秦时期,学者们对于《考工记》的成书年代众说纷纭,有说是汉代,也有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但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是先秦时作。《考工记》自成书以后,由于战火不断,不少在在战争中散佚,到汉代时,已经残缺不全了,因此又对其进行整理和编校,并作为儒家经典文籍之一,收入在《十三经》的《周礼》以补《冬官》之缺,这也就解释了《考工记》为什么又叫《周礼.冬官.考工记》。

《考工记》是我国先秦时期编写的关于工艺制作原则的科技名著。书中不仅详细记录了“百工之事”,而且其蕴含的丰富设计美学思想,更是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中的儒道互补审美宇宙观一脉相承,故而这部古籍至今仍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并在艺术与科学领域中闪烁着耀眼的光辉。研究《考工记》不仅只是在其造物技术层面上,更重要的是应对其内涵的设计美学思想与艺术精神进行深入的探究,以传承典籍文化精髓,启发新的艺术审美观念与设计思维模式。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老是要向我们极力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所在。通读全书,给我感触和启发最深的就是《考工记》书中关于设计美学思想方面的阐述,为此我总结了以下两点:

一、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考工记总叙》提出:“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这一观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讲究应天之时运,承地之气养,人与自然相通融合的审美宇宙观。这一设计思想是《考工记》中最重要的审美观,是最具艺术与人文精神的表述。“天时、地气、材美、工巧”这种工艺思想的提出,也成了中国古代工艺设计和制作的原则和中国最早的系统工艺思想。这种工艺造物理论将天、地、材、人诸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中国传统手工业生产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先秦诸子思想中形而上的“道”对形而下之“器”的规约,是古代造物思想的核心体现。

“天有时”指天有季节、气候、时令的变化;“地有气”是指地理条件有不同,自然规律有差异;“材有美”是指材料有其自身材质的美;“工有巧”指人有创造能力和工艺技巧。意思就是说顺应天时、适应地气、巧用材料、适宜工艺,四者有机的结合,可以产生好的设计物品。它指出了天时、地气、材美、工巧是设计优秀物品的四个要素,它是一种“大”的设计思想、“和”的设计观念,一种“尚法天地,天人合一”的设计观。《考工记》总结了当时各种工艺品的制作技艺,强调了技术的重要性。“天时”、“地气”、“材美”是自然条件,属于客观因素,而“工巧”是技艺条件属于主观因素,在各个优秀的设计中设计师都充分发挥了工巧的因素。

1、天有时,地有气

天时:“天有时以生,有时以杀;草木有时以生,有时以死;石有时以泐;水有时以凝,有时以泽;此天时也。”是说指天地万物都在不断地变化。地气:“橘逾淮而北为枳,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乎其地而弗能为良,地气然也。”(《考工记·总叙》)圣者创物,要知“天时地气”,顺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所以《考工记》中提出对材料的选取必以其时:如“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六材既聚,巧者和之”、“轮人为轮。斩三材必以其时。三材既具,巧者和之。”这是造物为良的一个最重要前提。

2、材有美,工有巧

因天时、地气不同,会有不同美质的材料,“燕之角、荆之干、妢胡之笴、吴粤之金锡,此材之美者也。”(《考工记·总叙》)而同一种材料长于何地,采于何时,都关系到造物的质量。如“弓人为弓……凡相角,秋杀者厚,春杀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泽,老牛之角紾而昔,疢疾险中,瘠牛之角无泽……得此六材之全,然后可以为良。”工匠经过对材料“审曲面孰”,辨认材质之美,并在设计造物中合理地选材用材。如“轮人为轮”,其用材讲究,“斩三材必以其时。” 在《考工记》中对工巧的叙述是最多,最详细的,它涉及了多种科技知识:如物理,化学生物,人体工程学,气象学„„如《考工记》攻金之工的开始部分就写道: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钟鼎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斧斤之齐。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参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金锡半。谓之鉴燧之齐。

二、实用与审美相统一

首先,实用与审美相统一,将美观的要求与实用的要求融合为一体,体现器物美与用的双重功能,这是设计艺术的一项基本原则。《考工记》首叙“百工之事”对每一工种作明确分工,同时对具体器物的设计与制作标准要求都有详细的规范。在实际的造物过程中,处处体现“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设计美学思想。“轮人为盖……上欲尊而宇欲卑。上尊而宇卑,则吐水疾而雷远。盖已崇,则难为门也;盖也卑,是蔽目也。是故盖崇十尺。良盖弗冒弗紘,殷亩而驰,不队,谓之国工。”(《考工记·轮人》)其意是盖弓近盖斗的上部较高,而远盖斗的宇部要低,遇雨水时泻水很快,斜流也远。车盖太高则过不了城门,太低则挡了乘车者的视线,所以车盖高度要做成十尺,同时做好的车盖还要蒙上一层幕,既是保护车盖,又是一种装饰。好的车盖,即使盖弓上无幕,弓末无绳,随车横驰于颠簸不平的垄上,盖弓也不会脱落,有这样的工艺可以称为国家一流的工匠了。从此处可以看出,轮人制造车盖已考虑到实用与审美的因素。车盖是为车及乘坐者遮风挡雨免受日晒的器物,其实用性自不必说。单从审美的角度来看,也是完美的造型,似伞,高度适中,还有华丽的幕作保护及装饰。《梓人》篇还有梓人为笱虞,也是将实用的乐器架子与具有视觉审美与听觉审美的动物造型与乐器声音完美结合,最大限度地将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设计美学思想付诸于设计造物的实践之中。

其次,自古以来,对“实用与审美相统一”这一设计美学思想就有诸多论述。从审美的角度欣赏各类物器,既有简古朴素之美也有错彩镂金之美。宗白华说:“艺术品中本来有这两个部分:思想性和艺术性。片面强调美,就走向唯美主义;片面强调真,就走向自然主义。宗白华提出,在造物实践中,工匠艺人走在了哲学家的前面。艺术是一种技术,古代艺术家本来就是技术家,手工艺的大匠。《考工记》中记载的众多百工造物的原则无一不体现了实用与审美相统一的设计美学思想。百工在设计造物时,将主观的美的意识附之于器物上,使设计物的实用价值与审美情感达到一致,在使用物品时同时又有美的愉悦和享受,是设计者的美学追求。

总结

总而言之,《考工记》作为迄今所见中国第一部集大成式的工艺美术专著,反映了华夏先民在审美创造和鉴赏方面的不懈努力,是中国广大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它们开创了具有典范性和普适性的造物审美原则,对于当下的工艺创造有着相当的借鉴价值和指导意义,尤其是书中提及的“天有时、地有气、工有巧、材有美、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先进的造物思想对现代设计仍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与价值。对我们今后从事的事业有很大的帮助。

现代设计在生活条件日渐优越和强调物质为先的社会大环境下,已经商业化十足。并使得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对立状态,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甚至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并日趋恶化。重新审视《考工记》里“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的设计美学观,对防止现代设计过于功利化、社会过于物质化,防止传统文化的丧失及人文情怀的沦落,防止自然生态环境的进一步恶化都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书中的诸多的经典理念,都将成为中国现代设计藉以更长足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三篇:威廉福克纳作品中的悲剧美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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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English Film Titles:A Perspective of Functional Equivalence 154 从“绝望的主妇”看现代女性主义的困惑

155 汉英植物隐喻对比研究

156 从绝望到适应——鲁滨逊在孤岛上的心理变化

157 论海明威《一天的等待》的冰山原则写作风格

158 A Funeral of Red Roses:An Analysis of Du Shiniang's and Marguerite Gautier's Trage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uman Dignity

159 从“爱的习惯”看多丽丝•莱辛笔下的两性关系

160 礼貌策略在商务英语信函中的应用

161 从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比较《名利场》两种中译本的翻译

162 美国电影所体现的时代精神——以《阿凡达》为例

163 从奈达的功能对等看句式转换在《青铜女像》译本中的应用

164 新闻翻译中“编译”的合理性分析

165 Teleology, Religion and Contexts

166 浅谈商务英语合同的翻译

167 “生活大爆炸”中美式幽默的翻译方法研究

168 论人性自私在《呼啸山庄》中的体现

169 试论《最蓝的眼睛》中黑人理想家庭的破灭

170 从《麦琪的礼物》和《爱的牺牲》分析欧•亨利的写作特色

171 从成长教育理论视角解读奥利弗•退斯特的生活经历

172 论《飘》与《傲慢与偏见》中女性追求幸福的不同方式

173 关键词法在英语词汇学习中的效果研究

174 法律英语翻译中的动态对等理论分析

175 一个为追求自我挣扎的灵魂——看凯特•肖邦的《觉醒》

176 Interpretations of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Temporal Aspect by Comparing Lin Shu’s Translation of Uncle Tom’s Cabin with Later Translator’ Versions

177 中西方悲剧爱情故事折射出的文化差异—《穆斯林的葬礼》与《荆棘鸟》之比较 178 法律英语中情态动词的语用功能及翻译技巧

179 维多利亚时期的艺术对文学的影响——以白衣女人为例

180 A Study of Angel Clare’s Multiple Personalities in Tess of the D’Urbervilles

181 A Study of Humour And Satire in Mark Twain’s Two Famous Adventures

182 On Misreading in Reading Compreh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scourse Analysis 183 管窥世纪年代以前的朴素社会语言学思想

184 从模因论视角看流行语“给力”

185 中美肥胖问题比较研究

186 精神之光——《到灯塔去》中拉姆齐夫人的人性解析

187 从生态视野解读狼图腾

188 从历届美国总统访华演说探讨其对中国所传递的价值观

189 中英文化差异与翻译策略

190 散文英译的风格再现

191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从抗拒到妥协的精神之旅

192 论英汉植物词语的文化附加义

193 从唐诗不同译本看数字词汇翻译得与失

194 浅析《喜福会》中的母女关系

195 论《黄墙纸》中女主人公女性主义思想的局限性

196 超验主义思想和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

197 印度商务礼仪研究—对中印商务谈判的建议

198 Applic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English Reading Class of Senior High School 199 天鹅的涅槃——以跨文化交际的角度解读《喜福会》中母女关系

200 威廉福克纳作品中的悲剧美学思想

第四篇:从《共产党宣言》透视中国美学思想中的“善”(精选)

摘 要:哲学与美学的关系可谓是紧密依存,相互促进。在马克思的著作中美学思想更是随处可见。那么,《共产党宣言》中有吗?一定是有的,还很深刻。《共产党宣言》旨在建立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人终将成为自己的社会的主人,即自由的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马克思十分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只有社会中所有人发展了,社会才能进一大步。这一点引发了笔者对于传统中国美学思想的思考,中国传统美学发展以来,就非常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发展关系,只有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发挥个人的自由意志、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谋利益,这样一来我们的国家、社会才能为每个人提供更好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提法,我们称之为“善”。

关键词:自由发展;共产主义;中国美学思想;“善”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31-0093-02

《共产党宣言》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科学共产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对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并在百年之后直接影响了中国几代领导人的政治方针,推动了中国的发展,其重要地位及深远影响不用过多描述。虽然当今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寥寥无几,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频发,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彰显,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我们通过《共产党宣言》看到也找到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那么,怎么样努力?什么样的努力方法能够使得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进步?我想,《宣言》里已经清楚地阐述过,其深刻思想还需要我们自己去细细品味。

一、《共产党宣言》论人的自由发展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名言:“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显然,马克思十分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且将个人的自由发展和一切人自由发展统一起来。从语义上看,个人的自由发展是条件,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最终目的。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马克思论述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工人的劳动生产物也就为资本家占有。工人由于自己不占有生产资料,不得不将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本家,为资本家劳动,变成现实资本增值的一个要素。这段话意在告诉我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人没有独立性,是机器的附属物,即:物――支配人。而在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消灭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工人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不再是资本的增值而是工人自身在内的整个社会的需要,工人不再是机器的附属,而是机器的主人,即:人――支配物。因此,新的社会制度使得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的。

马克思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全人类的解放也就是要不断解放个人,给一切个人更多的发展空间和自由。任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牢记马克思的教诲,坚决反对假借集体的名义侵害个人合理的发展权利和自由,防止特权集团以“集体利益”为名谋求小集团的私利,要在给予个人尽可能的自由发展的权利和空间的基础上,促进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二、研读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善”与人性的自由发展

中国传统美学思想的“善”总是和美联系在一起的,人们常认为达到“善”的高度,才是更高境界的美。这就使中国美学经常把审美境界同人的高尚精神品质和道德情操联系在一起。在哲学上看,“善”历来是中国哲学家们讨论的深刻问题。

关于“善”,在这里我要说两个人物――孔子和孟子。

儒家美学的创始者和重要代表是孔子。孔子从他的“仁”学角度来解释美与善的关系。孔子的思想是世俗的,他只关注于现实世界的政治秩序,他的美学思想是要服务于他的“仁”学理论。孔子认为社会政治秩序应该是建筑在“仁”的基础上。美就是人与人之间有亲疏差等的互助互爱,也就是植根于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普遍的内在心理要求得到满足以后体现出来的东西。因此在孔子心目中,美是从善流溢出来的东西,是善的外在形式。这是儒家美学最为显著的一个伦理特征。孔子认为艺术和道德是同源的,审美是和价值评判结合在一起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孔子认为艺术价值不能高于其伦理价值,如果一个人不仁那么“乐”就对他没有意义了。另外,在孔子看来,尽善的东西也一定是尽美的:“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艺术和道德归根结底都是服务于现实政治:“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这样一来,美、善、仁就成为政治秩序的共同标志了。

孟子思想是儒家思想的组成部分,它直接继承孔子的思想而来,但又具有不同于孔子的新特点。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孟子的性善论思想上。孟子从人性本善出发,提出充实之谓美的命题,高扬人的主体力量,表现为一种内在充实的人性之美。孟子的美学思想代表了一种积极肯定个体人格的自由和力量,富有进取性和批判性,是中华民族基本的民族文化精神。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人们就已经有了要发展和肯定个人自由发展和个性解放的先见,其进步意义在今天来说也是值得赞叹的。

三、二者关系窥探

不论是《共产党宣言》里的自由发展,还是中国传统的“善”,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社会发展离不开个人的自由发展,而个人的个性解放又促进社会更好地向前发展。关于“善”的说法,笔者想起了很久之前温家宝同志在中国作协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即兴发言,其中有一段话是这么说的:“我们讲‘善’,就是要在为了中国的光明未来而追求真理的进程中,与人为善,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爱护人。‘德为善政,政在养民’,这是《尚书》里的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论语》里的话,都是讲‘善’。我们今天强调‘善’,就是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团结互助、讲信修睦;就是提倡每个人要为他人、为社会、为人民谋利益,树立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的道德规范;就是鼓励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讲的话。其实,早在中国传统美学方面(主要是审美经验上),儒家就认为美必须具有仁义道德的内在品质。并且最终,外在形式转化为内在心灵的愉悦和满足。在这里不仅是把“美”看作一种客观存在的东西,更是一种内在心灵的感悟。那么,这个感悟从个体审美经验来说,就是重视审美者自身个性的发展。即鼓励人的自由意志的发挥,这种自由发展于艺术于人生于社会构建都具有极好的推动作用。《共产党宣言》中肯定了马克思一个极其重要的思想,即:共产主义不仅不否定个性,而且将其视为未来社会的根本特征之一。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可将共产主义定义为平等地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提供充分保障的社会。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指控,恰恰是它用单一的尺度(例如:金钱)去衡量人的价值,因而必定扼杀了绝大多数人的个性自由发展。这段话同样可以解释上段温家宝同志的发言。善是带有一定社会功利性目的的,愉快的根底潜伏着人民的利益。它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和满足一定社会集团或一定阶级的利益,而后不断地被人类改造和实践着,发展成为了现今的美的标准之一。所以说,我们今天强调“善”,要求人与人之间友善相处,最终目的就是充分发挥人的自由意志,从而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四、从中见出的现实意义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客观地描写出了这样的事实:为了最大限度地追求资本,出现了对立阶级利益的斗争,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斗争。除此之外,《宣言》不仅辩证地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不可避免的根本矛盾和最终走向灭亡的历史命运,同时还为国际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创立了科学的理论指导。明确指出只有无产阶级,利用革命的手段,才能推翻资本主义旧的制度,从而创立由无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新局面。这种理论即便是放在今天,仍能凸显出它的现实意义。目前,我们国家消灭了阶级剥削的制度,建立了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局面,面对日新月异发展的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阶级斗争早已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成为了我们现阶段发展任务的重心。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凝结起最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建设力量,建设全体劳动人民和谐共济、和睦相处、自由发展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最大限度地推进社会主义的科学发展。因此,只有每个人自由发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禀赋和才智,才能建立一个促进每个人良好自由发展的社会环境。在这种共产主义社会里,由于人们的根本利益和目标都一致,每个人的发展不仅不妨碍别人的发展,而且能起到彼此鼓励和相互促进的作用。

因此,我们不难看出,《共产党宣言》中的个性自由发展与中国传统美学思想“善”的提法用意有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历来注重个人的修养与道德,而这种境界是和社会功利关系紧紧相连的,个人与社会历来就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从美学的角度来说,也正好体现了美学思想的创新之处,即追求人的个性解放。

随着时代机器的不停运转,我国的经济从改革开放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却还是会面对种种不和谐的因素和矛盾,而今是全世界的和平时代,我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以斗争化解斗争,以暴力带动革命解决问题,而是应该努力找到这种致使社会不和谐的因素,纠正当中不科学的做法。美好光明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社会要给予个人尽可能的自由发展的权利和空间,我们每个人也应当充分发挥自己的热情,为建设更美好的国家而努力,为给下一代创造一个更舒适的环境而奋斗!

因此,怎样尽可能多地促进每个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呢?怎样调动自身的热情建设国家,而非停留在短暂的利益面呢?这还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探索的问题。

第五篇:浅谈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举例艺1

浅谈思想政治课教学中的举例艺术

华中师范大学03级政治教育硕士

许德权

思想政治课是学校贯彻落实德育的主要途径,它的特点决定了在教学中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而举例则是在教学中贯彻这一原则的重要手段和有效方法。在政治课的教学中教师都喜欢大量运用这一教学手段。可以说:这种教学手段的运用情况在较大程度上将影响着教学的效果。因此,教师在举例时一定不要随心所欲,而应该注意举例的艺术性。如果教师举例注意艺术性,就能极大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减轻学生理解理论的难度,启迪学生的思维。恰到好处的典型事例,具有使学生如梦初醒、恍然大悟、深受教育的功能。反之,如果教师的举例缺乏艺术性,所选的例子低级庸俗,没有趣味性和教育性,学生就会感到索然无味,甚至昏昏欲睡。可见,在政治课的教学中注意举例的艺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举例的艺术性呢?笔者结合教学实际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举例要有科学性

举例是为了论证有关理论,举例不当则会事与愿违,很难实现教学目的,提高教学实效。因此举例必须尊重客观事实,具有科学依据,力求真实准确、比喻恰当、表达完整。如果举例极不严肃,把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事,或生编乱造、哗众取宠而没有科学根据的东西当例子来举,不仅不能提高教学质量实现教学目的,而且还会使学生对政治课和政治教师产生反感和不信任。因此教师在教学中所举事例,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都要确有其事,不能任意夸大或缩小;无论是正例还是反例,都要紧扣教学内容,为实现教学目的服务。科学性是艺术性的基础和前提。如果举例不科学,“例”不对“理”,甚至出现错误,就会误人子弟,根本谈不上艺术性。所以,我们在选择教学的实例时,首先应当注意例子的科学性。第一,所选的例子应当观点正确,材料真实,准确无误。在课堂教学中有老师在举例时,经常使用“好像”、“听人说”等字眼,这无疑会降低例子的可信度。第二,例子与理论要密切联系,例子要能正好说明理论。

二、举例要有教育性

中学阶段是学生世界观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而思想政治课正好担此大任。因此教师在教学中所举例子不仅应为教学理论服务,而且还应健康有益,能尽力将典型事例与思想教育结合在一起,具有论证观点、教育学生的双重作用,从而激励学生勤奋上进,促进学生科学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为此,首先,老师举例切忌低级庸俗,低级庸俗的事例会腐蚀学生的思想。例如有教师在讲“树立科学的消费观”时,大举特举当今社会上的一些不良消费,如“三陪”现象、吸毒、赌博等,这在激起学生听讲的兴趣的同时,必将严重影响学生的心灵健康成长。其次,要注意事例是否具有消极因素,是否会在证明原理的同时产生负面影响。如教师在讲“关税的作用”时,提到要大力打击走私,于是列举近年来走私的大案要案,如“湛江特大走私案”、“赖昌星走私案”等,并提及这些案件所涉及的偷税金额及牵涉的海关工作人员,这一方面确使学生认识到“要充分发挥关税的作用必须大力打击走私”,但同时又会使学生产生一种错觉:原来海关的工作人员都这么黑!进而引伸为对国家机关及工作人员的负面看法。因此,教师举例时,要强化事例的教育性,避免因事例选用不当而对学生的健康成长产生负面影响。

三、举例要有生动性、趣味性

举例要生动有趣,就是要求选择的例子形象具体,通俗易懂,语言幽默,能减轻学生对枯燥理论学习带来的疲劳,能激起学生求知欲望,启迪学生积极思维。举例要生动有趣,这是由学生的心理特点决定的。因为不管哪个年龄阶段的学生,都愿意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生动有趣的例子,令学生如沐春风,如饮甘泉,人人轻松愉快,个个心驰神往。如我在讲“当部分合理有序的构成整体时,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时,列举了“南美草原蚂蚁火里逃生”的事例:一个夏日的黄昏,南美草原上突发大火,火势在风力的作用下迅速向一个小山丘扑去,而山丘上正好有一群蚂蚁,看来蚂蚁全部都将命丧火海。说时迟,那时快,蚂蚁迅速抱成一团,球越聚越大,顺势从山坡上往下滚去,外面的蚂蚁被烧死了,但里面的绝大部分却死里逃生。试想一下,如果蚂蚁不是凝聚成球而是排成整齐的方队走过或是各自逃散,会有什么结果呢?学生在哄笑中明白了我要讲的道理。以上的例子既生动富有趣味性,又包含了要讲的理论知识,它起到了活跃课堂气氛、调节学生精神的作用,使学生听得明白、理解得深刻、记得牢固。

四、举例要与时俱进、贴近生活

政治教师举例要力求新颖,时代感强。这就要求教师举的例子从时间上说要更多地来源于现实社会,具有当代特色;从空间上说要接近于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符合学生的实际特征。这样,才能对学生有更大的吸引力,使学生倍感亲切,乐于接受。马卡连柯认为,教育学是最辩证、最灵活的一种科学,也是最复杂、最多样化的一种科学。因此,政治教师在举例时不要因循守旧,而要不断寻求和探索更有时代特点和教育意义的例子,做到与时俱进常教常新。如我在讲“银行信用卡”时,为了让学生掌握什么是信用卡,于是列举了“长城卡”、“牡丹卡”等,并让有这种卡的学生把卡拿出来让学生们观看。之后,我又列举一 反例:同学们玩电脑游戏的“点卡”是不是信用卡?老师也知道“点卡”?带着这样的新奇学生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并很快得出结论。又如我在讲“如何看待机遇”时,放弃了学生不太熟悉“细菌学专家弗莱明发现青霉素”的例子,而是采用了刚结束的二十八届奥运会我国射击运动员贾占波意外夺金的例子,进行分析:美国运动员最后一枪脱靶,对每一个进入决赛的选手来说都是一种机遇,机遇是均等的,但为什么不是别人而是贾占波夺取金牌?这还得靠实力!机遇总是垂青那些有准备的头脑。学生兴趣极浓的听完我的分析,也自然而然的接受了理论。

五、举例要把握好时机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举例也亦然。在适当的时候出现适当的事例,将会起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因此,课堂举例要把握好时机,有些例子可以放在理论知识之前讲,以便引出问题,引起学生的悬念,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有些例子可以放在原理之后讲,以便印证理论。总之,要根据具体的教学任务和内容来确定。有的老师在课堂教学中列举了一些例子,但这些例子习惯性的要么都在讲理论前说出,要么都在讲完理论后端上,结果学生在单一的举例方式中显得并不兴奋,实际教学效果并不好。如我在讲“量变引起质变”时,对于量变引起质变的两种情形中的第一种情形“事物在数量上的增减能够引起质变”,考虑到此理论学生在理解时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于是我先讲理论后举例“笨人吃饼”加以印证。而第二种情形“构成事物的成分在结构和排列次序上的变化也能引起质变”,我认为对这一点学生首先缺少感性认识或者说即使有这方面的感性认识也与该理论难以联系起来。于是我先举例“田忌赛马”,启发学生思考:田忌在马匹数量和质量都没有变化的情况下,为什么会转败为胜?在学生激烈的讨论中得出结论:赛马出场的先后顺序不同带来了胜负不同的两样结果。于是我再适时加以引导,从而水到渠成引出该理论。

六、举例可一例多用

政治课的教学离不开举例这一教学手段,它是理论联系实际较好的运用,但这并不意味着上课举例越多越好,举例过多,滥用例子,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消化例子,从而为学生掌握理论知识服务。而学生听了一大堆例子之后,虽然兴趣较浓,但由于没有较好的与所学理论结合,因此只能停留在感性认识上,而不能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有一次我听一位老师在讲公开课时,由于使用了多媒体,所举例子一节课居然达十四个之多,其中有很多例子都很典型,也很新颖,学生听得非常有趣,由于时间紧迫,很多例子最后都是囫囵吞枣,与理论的结合分析不透彻,结果知识点的落实很不到位。其实例不在多,有精则行,并且可一例多用。一例多用一方面可节约举例的时间,另一方面有助于学生掌握理论间的某些联系。如我在讲“量变引起质变”时,先由寓言《杰米扬的汤》引出课题:事物发展的两种状态;当讲到“量变和质变的关系”时,又用此例进一步分析: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发生质变;当讲到“要保持适度原则”时,再一次用此例:正是主人翁杰米扬没有把握好“度”,请客人喝鲜美的鱼汤才会由好事变成坏事。一例多用虽然有一定的好处,但值得注意的是,所选例子一定要典型有趣,并且分析也要深入到位。同时一例多用不能用得太多,否则学生就会抱怨说:又是这个例子,从而失去学习兴趣。

七、举例形式应具有多样性

举例是为理论服务的,只要能论证或印证理论,无论是什么形式的例子都可以用,如:故事、历史史实、谚语、成语、诗句、名言警句、漫画、图片、实物等。在很多学生看来,思想政治课是枯燥的,他们的学习热情也不是很高,如果一节课老师能以多式多样的例子来为所要讲授的理论服务,将会极大的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对课堂的注意将具有更大的稳定性,从而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反之,如果一节课老师所举实例都是一种形式,要么全部是故事,要么全部是名言警句等,这可能会让学生在听讲的过程中由于缺少足够的兴奋点刺激而发生注意力的转移。如我在讲《整体与部分的联系》时,首先由影片《荆轲刺秦王》中的片段:燕太子丹砍断舞女之手送荆轲,以引出课题;继而讲整体与部分的含义时,列举实物钟表、教室等加以讲解;在讲到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时,又辅之以漫画《坐井观天》进行分析:整体与部分不能混淆;然后列举史实:解放战争之三大战役的发起顺序,来佐证方法论“从整体着眼寻求最优目标”。

总之,思想政治课上举例一定要多加注意而不应随意进行,要根据教材的内容、学生的实际情况而加以选择,要注意举例的艺术性,只有这样才会“例”得其所。

作者联系:武汉市第二职业教育中心学校 430060 许德权 1972zaqwsx@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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