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起源[最终定稿]

第一篇：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

【教学目的】学习本章要求了解有关汉字起源的各种观点，在明确文字与符号、图画的异同的基础上，对原始刻画陶、甲符号研究的问题和成果有初步的认识。【教学方法】 讲授 【所用课时】

学时 【教学内容】

杏花，春雨，江南。六个方块字，或许那片土就在那里面。而无论赤县也好神州也好中国也好，变来变去，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那形象磁石般的向心力当必然长在。因为一个方块字是一个天地。太初有字，于是汉族的心灵他祖先的回忆和希望便有了寄托。譬如凭空写一个“雨”字，点点滴滴，滂滂沱沱，淅沥淅沥淅沥，一切云情雨意，就宛然其中了。视觉上的这种美感，岂是什么rain也好pluie 也好所能满足？翻开一部《辞源》或《辞海》，金木水火土，各成世界，而一入“雨”部，古神州的天颜千变万化，便悉在望中，美丽的霜雪云霞，骇人的雷电霹雹，展露的无非是神的好脾气与坏脾气，气象台百读不厌门外汉百思不解的百科全书。(听听那冷雨 余光中)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系统。

文字的创造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语言学家专门为某一语言制定的文字，这种文字一般是拼音文字。语言学家创制的文字都是以语言学家对该语言的语音结构有了充分的理解为前提的。

文字的另一种创造过程是在人类还没有语言学知识的前提下自发地形成的，文字的起源指的是文字的后一种创造过程。在人类掌握了语言学知识以后，创造文字的过程并不是很复杂，但在人类掌握语言学知识以前，人类为创造文字曾经付出了艰巨的劳动。

第一节 有关汉字起源的推测

今天，我们用纸笔甚至手机等表达思想，远古时代人们是怎样表达他们的意思的？

原始社会没有文字，主要通过史诗和传说来记录本氏族或部落的人口、财产、对外战争的情况以及内部发生的大事。

但受到有声语言在记录上的限制，通过长期的摸索，人们找到了口语记事以外的两种主要方法：实物记事和图画记事。实物记事最常见的办法是结绳和刻木。

汉字起源包括两个问题：汉字如何产生；汉字产生于什么时代什么区域。关于这些问题，早在战国时代就有人探讨。到20世纪70年代，随着原始遗址陶器刻符等的陆续发现以及某些学者对一些发展较迟的少数民族原始记事法的留意，汉字起源问题又成为文字学研究的热点。

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人类社会之初，生产力极其低下，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不得不联合起来，采用原始、简陋的生产工具，同大自然作斗争。在斗争中，为了交流思想，传递信息，语言诞生了。但语言一瞬即逝，它即不能保存，也无法传到较远一点的地方去，而某些需要保留和传播到较远地方去的信息，单靠人的大脑的记忆是不行的。于是，原始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和“契刻记事”应运而生了。

一、仓颉造字说（传说）

1、西方有上帝造字说，战国时代有不少仓颉作书的传说，在汉代“仓颉造字”最流行。《荀子》、《吕氏春秋》、《韩非子》、《世本》、《淮南子》、《论衡》等战国秦汉时代的文献都有“仓颉作书”的说法，当时的文字启蒙书称为《仓颉篇》也反映了这种观念。

把前人传说吸收后加以整理，正式写入早期汉字史的是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迒（háng野兽经过后留下的痕迹）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百工以乂（yì会意。从丿从乂相交。又作“刈”。本义:割草或收割谷类植物, 治理;安定）万品以察，盖取诸‘夬’（ｇｕàｉ）。”“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黄帝的史官仓颉，看到鸟迹的纹理知为鸟，看到兽迹的纹理知为兽，由此得象形文字的启 发，创造了书写和契刻的文字，百官由此得到治理，万民由此得到监察，这大约是由易卦中的夬卦得到了启示。）

《淮南子·本经训》“昔日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

《吕氏春秋·审分览·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yáo）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王道也。”

仓颉是黄帝之史说始见于《说文解字·叙》。说仓颉是黄帝之史，而史是书写、收藏簿书的官，是直接并大量使用文字者，远古时巫史不分，巫就是史，因此我们认为仓颉作书的传说透露出两条文化信息：汉字的起源时代是黄帝时代；在将原始记事符号收集、整理加工成文字系统的过程中，史官也就是巫师集团，曾经发挥过独特的作用，原始汉字是巫史创造的。创与仓，契与颉，从古音看音近，仓颉也许就是“创契”的意思，如果这个推测不错，由于“契”古代可以指契刻的文字，因此所谓“仓颉”就是后人对创造文字者的追称，犹如“有巢氏”指发明造房屋的最早祖先、“燧人氏” “神农氏”等一样是无法考定的。

黄帝统一华夏之后，感到用结绳的方法记事，满足不了要求，就命仓颉想办法造字。仓颉就在洧水河南岸的一个高台上造屋住下来造起字来。可他想了很长时间也没造出字来。有一天仓颉见天上飞来一只凤凰，嘴里叼着的一件东西掉了下来，仓颉拾起来，看到上面有一个蹄印，可仓颉辨认不出是什么野兽的蹄印，正巧走来一个猎人。猎人看了看说：“这是貔貅的蹄印，与别的兽类的蹄印不一样。”仓颉听了猎人的话很受启发。他想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特征，如能抓住事物的特征，画出图像，大家都能认识，这不就是字吗?从此，仓颉便注意仔细观察各种事物的特征，譬如日、月、星、云、山、河、湖、海，以及各种飞禽走兽、应用器物，并按其特征，画出图形，造出许多象形字来。仓颉把他造的这些象形字献给黄帝，黄帝召集九州酋长，让仓颉把造的这些字传授给他们。为了纪念仓颉造字之功，后人把河南新郑县城南仓颉造字的地方称作“凤凰衔书台”，宋朝时还在这里建了一座庙“凤台寺”。

中国史书上记载目有重瞳者有：虞舜、仓颉、项羽。虞舜是禅让的圣人，仓颉是文圣人，项羽是武圣人。

2、此说不对：仓颉其人是否存在未知，甲骨文中无“仓颉”两个字；文字不可能是一个人创造的，异体字的大量存在就是一定程度上的反映。英雄人物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

文字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符号系统，是社会成员共同交际工具，是人们在生产生活中不断创造积累的。汉字是汉族人民祖先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创造出来的。《荀子·解薮篇》：“故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好稼者众矣，而后稷独传者，壹也。”这表明战国时期就有人认为汉字是由众人创造的。

古籍中有关仓颉作书的记载颇多。从目前所见到的数以千计的古汉字形体来看，其众多异体字的存在，充分说明它们不是一人所独创。但凡是较有系统的文字总是要经过一定的专业人物的整理，然后由一定的群体力量来推广应用，才能成为社会额一种交际工具。传说仓颉是黄帝时期的史官，所以不能排除在上古时代有仓颉那样的与文字交道的史官，对汉字体系的初步形成作出过特殊的贡献。

二、结绳说（实物记事）

1、结绳是原始民族普遍采用的一种记事方法。

《易经·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说文解字·叙》：“神农氏结绳为治而统其事，庶业其繁，饰伪萌生„„”伪孔安国《尚书·序》：“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周易正义》引郑玄注：“结绳为约。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表明中国上古在无文字的时代确实有过结绳记事。

朱熹：“结绳，今溪洞诸蛮尤有此俗。”严如煌《苗疆风俗考》：“苗民不知文字，„„性善记，惧有忘，则结于绳。”解放前云南哈尼族人、独龙族人、台湾高山族人也有用结绳记事的实例可考，(参见6)表明中国从中古至近现代都还保留过结绳记事的遗俗。

云南独龙族：朋友约会，先在一根绳子上打若干结，每过一天解开一结，结子解完便知道相会的日期到了。

古代藏族也常用结绳的方法。刻木是在木头上刻上各种花纹或图案，也包括在器物上刻花纹或图案。这种方法不仅古代有，现在无文字的民族有的还使用这中方法 南美洲秘鲁印第安人：不同颜色的绳子，主绳上系上红绳表示战争、白绳表示和平或银子、黄绳表示黄金、绿绳表示谷类。

巫、神、史结绳

把结绳当作汉字的起源。明确提出“文字之作，肇始结绳”的是晚清近代学者朱宗莱。

神秘的绳结被印加人称为奇普，是用棉线、骆驼或羊驼毛线制成的。它是在一根主绳上串着上千根副绳，每根副绳上都结有一串令人眼花缭乱的绳结。在目前所发现的600多个奇普中，大多数都是公元前1400年到1500年间结成的。不过，其中还有一部分只有1000年左右的历史。在某些奇普的副绳声的绳结能够结合起来正好和另一个更为复杂的奇普上的数字相同。每一个当地的会计师都会将从下级得来的账目总和通过绳结的形式表现在奇普上，并将这些数据汇总在一根主绳上，然后层层上递。这种交流可能曾被用在国家最重要的信息记录上。其中包括账目以及其他与人口、财政和军事相关的数据。

2、作用：帮助记忆，是备忘的符号。从史料和遗俗看，结绳只是用来帮助记忆、作契约凭证、传递信息，起记事符号的作用，结绳只是在个人或某些人之间为了某种记忆或行为而确定的记号，它既没有社会意义，也不是以语言的语音单位为基础的，没有和语言中固定的词联系起来，不能象文字那样起记录语言和传播语言的作用，所以它与汉字的起源无关。

但有个别汉字采用结绳形象来构字，如商代甲骨文“孙”（会意。从子,从系,续也。金文,象用绳索捆绑小孩子,意为少年俘虏。本义:儿子的儿子）和“后”。有些学者提出金文中

（十）（廿niàn）（sà）表示数字。原始人没有抽象数的概念，依赖手指。打结表示数字。但决不能由此得出整个汉字体系都起源于结绳的结论。

结绳的起始时代尚不能确定。

结论：结绳只能帮助记忆，只能充当备忘的记号，还不能用来直接记录语言，所以它不是文字。结绳与汉字的联系，也只是在汉字产生前，曾有一段漫长的，用结绳的办法来记事的时期。后来这种简单的办法越来越难以适应复杂的实际需要，文字才被发明出来。

不论它用一根绳子打结，还是用多根绳子横竖交叉，归根结底，它只是一种表示和记录数字或方位的一些简单的概念，是一种表意形式，可以把它看成是文字产生前的一个孕育阶段，但它不能演变成文字，更不是文字的产生。因为它只能帮助人们记忆某些事情，而不能进行思想交流，不具备语言交流和记录的属性。因此，结绳记事不可能发展为文字。

三、汉字始于八卦

1、把八卦当作汉字的起源，是近人刘师培“大约《易经》六十四卦，为文字之祖矣。”八卦是古代筮占的符号，共有八种：

任意两卦相叠合，便可得64重卦。一为阳爻，代表奇数；一为阴爻，代表偶数。占筮时，筮时，筮者用四十九根蓍草茎按某种法则进行演算，若得数为奇数，用阳

爻表示；若得数为偶数，用阴爻表示。如此反复演算三遍就可得一单卦，六遍就可得一重卦。反复演算，就能有八种排列合组合，即：奇奇奇、偶偶偶、奇奇偶、奇偶奇、偶偶奇、偶奇偶、奇偶偶、偶奇奇，也就是八卦。筮者再根据重卦的卦象爻象分析，并结合《易辞》以占测吉凶祸福。考古发现表明，从商代、西周到春秋战国，筮占是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数字表示的，后来用一、八来表示，一演变成了阳爻，八演变成了阴爻。(参见3)由此可见，八卦的卦爻与数有关，但是八卦只不过是三个奇数或偶数的排列符号，是原始社会数占法的一种记事符号，从其来源和用途可知，不是记录语言的文字，与汉字的起源无关。现在已发现的商周甲骨、铜器上的八卦（包括重卦），都是由记数符号构成，则是明显的证明。

2、八卦与汉字的起源无关，但八卦作为一种文化产物必然要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在个别与原始筮占术有关的汉字上留下痕迹。如“爻”、“学”和“教”等字。(参见4)，但个别汉字的起源与整个文字体系的起源之间是不能划等号的。

结论：卦爻符号是有限的，无论八卦，八八六十四卦都难以演化出成百上千的原始汉字。绝大多数汉字的形体特征，与八卦符号并没有任何近同的地方。八卦是一个符号系统，文字也是符号系统，这大概就是二者的相似之处。所以也不能绝然排除汉字构形与八卦爻象在文化方面的联系。

四、契刻说

1、契刻是较结绳晚出的一种记事方法。契刻的作用主要是记数。《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得人遗契者，归而藏之，密数其齿，告邻人曰，吾富可待矣。” 刘熙《释名·释书契》：“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更多的用作契约凭证的记载。《战国策·冯谖客孟尝君》：“于是约车治装，载券契而行。”《老子》：“是以圣人执右券而不责人。”宋人右半。

古契刻，有契约双方在竹木片上刻上表示数目的符号或缺口，然后判为两半，各持一半，以备后日合契，债权人拿右半。因为人们订立契约关系时，数目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容易引起争端的因素。于是，人们就用契刻的方法，将数目用一定的线条作符号，刻在竹片或木片上，作为双方的“契约”。这就是古时的“契”。后来人们把契从中间分开，分作两半，双方各执一半，以二者吻合为凭。古代的契上刻得是数目，主要用来作债务的凭证。

解放初期中央慰问团曾收到一傈僳族的传信木刻：你们派来的三个代表已经在月圆时与我们相会，送上三包土产，请分呈大中小三位领导。（1981年1期《考古学报》汪宁生《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

西藏的僜人借债时就是在板壁上刻道记数。

地下出土的遗物，周口店山顶洞人遗址中发现的刻纹鹿角杖，证实在史前原始人就能契刻线条简单、构成比较定型的记号；甘肃西宁县仰韶遗址出土的侧边刻有齿形缺痕的长方形骨板，证明由随意刻划而发展而成的符号，可以记事。文献的记载和地下出土的秦汉简牍表明,先秦和秦汉的简牍时代里，社会上曾实行过一种刻齿计数的方法，随着纸张取代简牍，这套计数的方法便失传了。在少数民族中也有使用刻契记事的习俗。陆次云《峒溪纤志》：“木契者，刻木为符，以志事也。苗人虽有文字，不能皆习，故每有事，刻木记之，以为约信之验。”诸匡鼎《瑶壮传》：“刻木为齿，与人交易，谓之打木格。”方亨咸《苗俗纪闻》：“俗无文契，凡称货交易，刻木为信，未尝有渝者。木即常木，或一刻，或数刻，以多寡远近不同。分为二，各执一，如约时合之若符节也。”

2、作用：由随意刻划发展起来的木契上的齿缺合线条符号，只能起帮助记忆，传递某种信息，作契约凭证等记事作用，在没有跟语言中的某个词比较固定地结合起来时，是有义无音的，还不能算作文字，只是一种记事的符号。

契刻不是文字，只有契刻的双方才明白其中的含义，与语言中固定词没有联系。这些符号是原始汉字的一个源头，它们中相当一部分被借来作了指事字。

其他实物记事的方式还有用不同的事物代表不同的事情，如黔东南的苗族用黄豆的数量来记录劳动的工分数，一粒黄豆代表一个工分。有的黔东南苗族还在木条上栓辣椒表示“事情紧急”。

郭沫若先生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一文中提出，汉字的起源有象形和指事两个系统，“指事先于象形，也就是随意刻划先于图画”。郭先生承认图画是汉字的主要源头，但认为由随意刻划而形成的指事系统“应该在图形系统（即象形）之前，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即描画客观物象而要想象，那还需要有一段发展的过程。随意刻划却是比较容易的。”

贾湖契刻符号

五、图画说

至今为止

世界上所见的古文字都起源于图画文字。

古埃及文字。在神秘的埃及金字塔和神庙的石壁上，绘写着一排排图画般的字符，这就是古埃及文。古埃及文是目前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创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埃及第一王朝，距今已经有5000年的历史。

纳西族《古事记》中一段文字：

西南地区纳西族的东巴经文。1拿蛋，2解开，这里有白云，3风，4蛋，5湖，6蛋破发光，7山崖。据纳西经师解释是：把这蛋抛在湖里头，左边吹白风，右边吹黑风，风荡漾着湖水，湖水荡漾着蛋，蛋撞到山崖上，便生出一个光华灿烂的东西来。

这是北美奥杰布华人为了保护渔业权于1849年递呈给美国总统的一份请愿书：上面画了七个动物（七个部落的图腾）这些动物的眼睛和心都有线互相连接，线的一头指向前方，而另一头连着后边的小湖，表达的意思是，他们一条心，一个意志，希望美国总统还给它们在苏必略湖附近的渔业权。

绳记事和契刻记事，毕竟是原始的、非常简陋、粗略的记事方法，记事范围小，准确性差。人们不得不采用一些其它的、譬如图画的方法来帮助记忆、表达思想。绘画导致了文字的产生。

唐兰《古文字学导论》主张“文字的起源是图画。”《中国文字学》：“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文字的产生，本是很自然的，几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已经有很好的绘画，这些画大抵是动物和人像，这是文字的前驱。”认为汉字起源于图画。然而图画发挥文字的作用，转变成文字，只有在“有了较普通、较广泛的语言”之后才有可能。譬如，只有在这时，有人画了一只虎，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虎”；画了一头象，大家见了才会叫它为“像”。久而久之，大家约定俗成，类似

于上面说的“虎”和“像”这样的图画，就介于图画和文字之间，间而用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图画越来越多，画得也就不

那么逼关于文字的起源，见于史载多处。

裘锡圭先生《汉字形成问题的初步探索》推测，汉字的形成与原始族徽符号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因为远在文字产生以前，原始人已经普遍有了刻画族徽的习俗，只要族徽符号还没有纳入成句的书面语言中，就还不能说它已经成为文字，但是由于它在原始社会中的普遍性和音义的明确性，它在文字起源的过程中必然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商周朝代的族徽符号，虽有很多单独孤立地出现在器物上，但也有不少出现在成句成段的铭辞中，因而可以肯定商周遗物上的族徽符号，都已具有文字的性质。显然裘先生认为“用象形符号表示族名，很可能是表意字产生的一个重要途径”，是很有卓见的推测。

“图腾崇拜”习俗，人们把某种动物植物或无生物（武器、工具以及自然现象）当作氏族的祖先，因而把他作为本氏族的象征或保护神来崇拜。把此图腾当作氏族的名称和徽号，在日常器物或身上刻画，以维护团结，区别他族。指图呼名，约定俗成即成文字。

发生百日咳、1840年和外族友

北美洲达科塔人曾用图画记载1800年发生天花、1813年好。岩画产生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在亚洲、欧洲、非洲、美洲等许多地方都有发现。在中国北方，岩画多表现动物、人物、狩猎，和西伯利亚的岩画有较多的相似处，表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

《吕氏春秋·句躬篇》：“史皇作图。”《路史》载：“颗首作画”。这都是有关我国绘画起源的远古传说。在甘肃、陕西、河南等地发现的属于仰韶文化的遗物中，已发现大量原始人创作的绘画，其时代大约距今六七千年。与图画很相似的文字，大量出现于商周青铜器上，有时也出现在商代甲骨文中，特别是作为汉字基础字的象形字，从其字形上可看出图画是汉字产生的先导。

图画记事的这种性质更接近自然语言记事的性质，在自然语言中不仅要有记录事物的词，也要有描述事件的句子。也许因为这一点，实物记事和文字的产生没有什么联系，图画记事正是文字产生的前身。如果把图形简化，一个图形记录语言中的一个语素或词，而且图形的排列顺序和语言中语素或词的排列顺序一致，图画就成了真正的文字。

2、但图画和文字是有本质区别的：图画记录的是事件或人物，它不直接用于记录语言而可以构成语言的单词，其含义纯粹通过艺术形象来表达，不同语言一一对应，互相结合，至于文字,尽管它起初可能与图画很相似,可是其含义是通过读音来表达的。因此图画除了有形，还要有固定的音和义时，才算演变成半坡村的文字符号 甘肃辛店彩陶图案 良渚文化云雷纹、兽面纹文字符号 大汶口文化出土陶器

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陶器：旦、戈、斤、/（钺，古兵器形似斧而较大，圆刃，多用于礼仪，以象征帝王的权威。）了文

字。

第二节

原始刻画陶、甲符号与汉字的起源

1927年以来，在中国四十多个地方先后发现了五百余个刻划、描画在陶器、甲骨上的符号，它们见于新石器时期到商代晚期的遗址，跟商代的甲金文有的同形、有的近形，时代距今最远者有近八千年，最近者有三千多年。

对于这些陶、甲刻画符号的性质，学术界有着不同的看法：

（1）把它们视为早期汉字，这是从其与商周甲金文形体的相同或相似来论定的，如陕西关中地区西安半坡、临潼姜寨、零口、垣头、长安五楼、合阳莘野、铜川李家沟、宝鸡北首岭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刻符，于省吾先生不仅认为是原始汉字，还直接把它们与商周古文字相比附作考释，释 为五，十为七, 为示, 为矛, 为艹, 为阜。

（2）不视为文字，只视为对汉字产生有一定影响的符号，认为其一般是孤立地刻画在陶器、甲骨上的，未联缀成文，故只能断定其有形义，是记事符号，而难于认定其已与语言结合，记录语言，有固定的音义，因而用后世的文字去比附是危险的，其中一部分的形体与商周甲金文同形或形近，只能说明后世有些汉字的形体可能吸收、借鉴了部分原始刻画符号，而赋予了它们文字的音义。

（3）认为它们中有的是原始汉字，有的是记事符号。

考察各期陶甲符号，会发现不少有继承关系，起源时代极早，流布地域极广。如河南舞阳贾湖甲骨刻符曰（距今8000年左右）、青海乐都柳湾陶器刻符目（距今4300年左右）都与殷周甲骨文“户”字形近；

甘肃秦安大地湾陶器刻符“︱+↑↓”（距今7500年左右），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和以后各时期各地都时有发现，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刻符“×”，在临潼姜寨、青岛赵村、杭州良渚、上海马桥、浙 江下王冈、甘肃半山、马厂、乐都柳湾、偃师二里头、清江吴城、郑州二里岗、南关外、藳城台北、城子崖、甘肃辛店、永靖莲花台、安阳小屯等地都有出土。

并非所有出土的陶、甲刻画符号都是单独刻画于陶器、甲骨等上的，有些资料已有连缀在一起的符号集合体。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期遗址出土的柄形石器上刻符，山东邹平丁公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片上刻符，陕西西安长安县斗门镇花园村龙山遗址出土的骨笄和肋骨上刻符，高邮龙虬庄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陶器圈足上刻符，江苏太湖地区澄湖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上刻符，就是如此，很难说它们就不是文字。

古代文献的记载和商代甲骨文的字形反映出的事实表明在夏代初年已有初步的文字体系了。《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商人在灭夏时已经有了记事典册，记载了“殷革夏命”的历史。甲骨文中屡见“册”、“典”二字，字形象编串好的许多竹简和双手捧简册。由于简册是用以书写文字之物，因此可以相信，在殷革夏命的夏桀、商汤时代，商民族已经有了文字，并能用来记载民族的历史了。另外《古本竹书纪年》、《史记》的《夏本纪》和《商本纪》中，对夏商两代的世系、年代、史事和历史等都有详细的记载，由王国维以来的历史学家对甲骨的研究，已经证明《商本纪》的世系除了个别地方由于讹误以外，与甲骨文反映的世系几乎完全一致，由此可以相信《夏本纪》系谱的可靠性。如果没有比较原始的夏王朝谱牒，仅仅凭着口耳相传的材料，就能编造出如此精密明确的夏代帝王世系，是很难想象的。由此可见，夏之先人也必然是有册有典的，夏代是中国第一个有完整世系流传下来的朝代。而有典册，就意味着当时至少要有初步的文字体系，只有零散、个别的字符是无法进入应用时期的，那么夏代（公元前2070-前1600）初期，至少可以作为汉字起源的下限。而汉字体系的形成，还应有一个记事图画和刻画符号演变为记语素-音节字符，汉字由零散、个别的字符逐渐积累，达到一定数量后，再通过人为规范而成为一种文字体系的过程，这个过程绝对不会很短暂，因此汉字起源的上限无疑应该从夏代初期再往上推移。

鉴于上述三方面的事实，我们认为全盘肯定原始刻画陶、甲符号是文字或者全盘否定原始刻画陶、甲符号是文字的看法都有偏颇而失之武断，虽然还需要等待地下有更多的出土数据来作进一步的证明，但不能排除它们中有的就是原始汉字的可能性。从已知连缀成文的陶甲符号多见于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遗址推论，汉字的历史至少应该有五千年，这和仓颉造字传说提供的汉字起源年代的信息是相吻合的。

考察各期陶甲符号，会发现有的符号性强而图画性弱，有的图画性强而符号性弱，风格不同。据此有的学者推断“在古代的黄河流域，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一种是指事文字或刻划文字，另一种是图画文字或意符文字，这两种文字的出现都相当早，而且流行于不同的地方。”把陵阳河、前寨、城子崖下文化层、二里冈、台西、吴城等地陶符划归图画文字系统，把半坡、莘野、五楼、北首岭、姜寨、二里头、马厂、柳湾等地的陶符划归指事文字系统。有的学者认为“华夏民族是中原地区各民族互相融合的产物，因此，华夏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汉字的来源也可能是多元的。”“以商文字为标志的大体成熟的汉字，其来源应该是多元。其中以指事为特征的数字，也许来源于关中地区仰韶文化的原始记事符号；而其中以象形会意为特征的汉字主体部分，可能在商民族祖先的少皞氏时代就已经以族徽的形式大量地出现了。在华夏族形成的过程中，随着东西方民族的融合，民族文化也相互融合，并由此形成早期汉字。” 对于古代黄河流域实际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文字系统的说法，我们认为是欠妥的。因为从原始刻画陶符的实际看，同出于一地者中就既有指事系统的也有象形系统的，例如被持此说者归于指事系统的姜寨陶符中有，酷似商甲骨文“岳”字，为层峰叠出之形，不能强分为两种系统。我们不能忽视一种文字体系中字符由图画式的表意符号演变为符号化、线条化、简单化的字符有不平衡性，由于书写工具、材料、地域和时代的关系，演变的程度会有的强，有的弱。这一点在商周甲骨文和金文的对比中可以找到大量的例证，例如“牛”、“止”、“车”三个字。因此我们说，不能以象形性的强弱来把原始陶符截然分成两种文字系统或两类汉字的来源。

我们赞同“华夏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汉字的来源也可能是多元的”这种说法。历史学家告诉我们，作为汉民族前身的华夏族是由古羌人部落、蛮人部落、戎人部落、夷人部落以及越人部落共同融合而成 的，那么夏族的文字符号，极有可能来自不同的部族，这从原始刻画陶甲符号分布地域的广阔和形体的差异上都可以得到证明。另外作家李乔曾把半坡陶符跟彝族文字的偏旁部首比较，发现二者在书写和形状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就教于彝文专家时，一位不懂汉语的彝族老笔摩（大学者）对22个刻划符号竟能按彝文释读出音义，因此提出这些六千年前的符号，可能是古彝文。（参见19）彝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侧，是我国川、滇、黔三省的主要土著居民。从20世纪考古发掘出的亚洲人共祖元谋猿人可知，西北甘、青羌戎是从金沙江两侧迁去的。这也似乎可以作为华夏族的文字符号吸取自不同部族的又一证明。

假设现在已经发现的原始刻画陶甲符号都是原始汉字的话，那么从这些数量有限的数据中可以发现原始汉字在构形上至少有如下特点：

1.一般脱胎于图画，部分来源随意刻画。2.字形趋于简化、符号化、线条化，但演变的趋势有不平衡性。

3.基本上是独字体。以象形、指事（多为数位）为主：已有会意字出现，但为数不多，还未出现形声字，可能有大量假借字存在（以族徽符号的形式出现在用作礼器的器物边缘上）。

如果联系商周甲金文的构形特点，不难发现上述推测是合情合理的。当然要真切地了解原始文字的构形特点，还必须等到大量的、可论定为原始汉字的新资料出土的那一天。

第二篇：汉字起源

试论汉字的起源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当我们的祖先用原始工具在树枝上刻下历史性的一笔时，这便是文化最初的足迹，文字的发明与使用记录了原始人类的生活起居及从事的社会活动，例如打猎，祭祀，很好地传承了古国文明，可以说文字的产生，是当时的一件大事，“天雨粟，鬼夜哭”（《淮南子，本经训》）虽然是夸张的描述，但也可见文字在人们心中的重要性，因此，关于文字的起源，历年来各家众说纷纭，据《易•系辞》、《老子•八十》、《庄子•胠箧》、《说文解字•序》,在仓颉造字之前我们的祖先曾用结绳记事。此后，“太昊 ,伏羲氏造书契 ,以代结绳之政”。然后是“仓颉作书”，即有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图画说，原始意象说等，且各说法具有水火不相容之势。图画说以其形式上的象形和内容上的丰富含义得到文字学家们的普遍认可，并命名为“文字画”或“图画文字”（裘锡圭先生赞同“文字画”），唐兰先生用“文字等于图画加上语言”支持图画说。从信息学的角度来说，“文字画”说包含的信息量明显大于其他表现手段。著名的人射鹿图是个强有力的证据。图画给人的直观感受即是弯弓搭射箭去射，这是显性的信息量；隐性的信息量是该图以直观形式作用于人的大脑，通过大脑的加工，联想与想象，得出“射可以用在任何地方，不论是射人，射马，还是射虎，”，这是结绳，契刻所不能做到的。因此，人们往往认为图画是原始文字的“源”，而忽略了其他的史前文字的存在形态。我认为，图画是作为汉字的主要起源的，结绳，契刻，八卦可认为是次要起源，为研究文字的产生和发展起着不可抹灭的作用。

在文字产生之前的古代社会，原始记事主要可以归纳为实物记事，符号记事和图画记事，三种方式各施其职，实物记事与符号记事可以说是原始人类为帮助记忆的最初尝试。郭沫若先生的“文字的发生和发展 ,在结构上有两个系统 ,一个是刻划系统 ,另一个是图形系统。”“刻划系统应在图形系统之前 ,“因为任何民族的幼年时期要走上象形的道路 ,即描画客观形象而要能象 ,那还需要一段发展过程。” 等系列观点的提出和史前刻划符号的发掘极大地震撼了“人类文字起源于图画”的理论。首先,从工具性角度出发，刻划，记号，图画等视觉符号形式的存在状态都是以“原始人类”的需求为出发点，作为客体，它们之间并无高低优劣之分，之所以使用不同的表达工具，都是满足使用主体不同的需要，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其次，从主体行为的主动性来说，远古人类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很简单的，更不带政治色彩——将主流的意识形态强加于他人之上，也就是说，选择结绳，刻划或图画是有相对自由的，虽然有些学者根据汪宁生先生的《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一文的调查得出了“陶器上的刻划记号”只是一种“随意的刻划记号”的结论 ,认为它们既“没有社会性”、“本身也没有自我说明的作用”、“任何信息也传达不了”，这种说法未免太绝对化和武断了，图画以其象事物的型和表意得到认可，“事大大结其绳，事小小结其绳”的结绳记号同样也负载着一定的信息量，远古人类用随意的结绳动作有意识地保存记忆，避免遗忘。我们说“文字是人类社会的交际工具”，结绳也是作为原始交际工具在帮助记忆的同时，也作为相互交际往来的凭证，“工具”性质是可以肯定的，从这点上足以说明结绳与文字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排斥结绳起源说可以说是否定结绳记事的这段历史。结绳的方式虽然简单，但足以表达简单的意思，例如记忆与盟约，而且在后代结绳方式亦有遗迹，如朱熹记述的苗民不知文字，仍以结绳记事，并父子相传，林胜邦亦考证过硫球结绳法分指事会意两类，凡物品交换，租税赋纳，用以记数者，则为指事类；结绳记事也成为后来有些汉字的取象之源，如汉字中的、、等字即取象于结绳，唐兰在《中国文字学》中认为，在声符文字未发生以前，图画文字里只有极少数的象形，此外，就完全是象意字了。即图画文字演化为象形字和象意字，而据上所证，象形字与会意也可以在结绳记事上找到一点证据，可见，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前奏和预演，结绳记事是文字产生的准备。

契刻是远古人类在结绳记事的基础上创造的用于帮助记忆数字的一种方法，契字做动词，《释名》说：“契刻也，刻识其数也”，由于数目记忆的困难，所以刻木来作为一种信约，由于古代文献的大量记载，如《管子•轻重甲》、《列子说符》、《易林》、《曲礼》等，文字家们对契刻说给予了适当肯定，认为契刻的“约定俗成”的性质已经十分接近文字，已经带有书写的性质，然而仍不承认它是文字的起源，虽然有人推测汉字的一到八数目字来源于契刻，但不能作为有力证据。我认为，契刻的符号与汉字是相当接近的，服从于交际需要，具有“约定俗成”的特征，服务于小地区，小范围人们的交际圈，从认知学的角度，远古人类的简单思维已经创造了奇迹。刻划符号与人类思维具有直接的关系。为使对事物的直观认识能够保存，于是借助一定的形式（刻划）来实现，刻划的符号即代表现实中的事物，若我们把远古人类为保存原始记忆的意图叫做“意”的话，通过心理加工，其生成的图象即刻划的符号可以叫做“象”，即原始心理图式，可见远古人类有了“我手写我口”的可能，虽然这些刻划符号并没有语音形式，但无语音并不妨碍小范围的交流，并不影响突破时空限制的记忆，虽然所记忆的内容十分有限，只限于简单的具体的事物，但“约定俗成”的性质和工具的职能足以证明它在文字产生之前的重要性，作为次要来源来说，并不过分。由于各种起源说都有一定的道理，赞同一种起源说而排斥另一种起源说显得太主观化，还有学者折衷一说，认为结绳和象形汉字之间有个中间环节，即是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原始“数字卦”，阐述思路是结绳主要是用以记数的，实际上结绳是原始的数字形式，先民用这种原始的结绳数字进行占卜，“河图洛书”正是这种原始结绳数字排列而成的数字卦图式，这些图式可以排演出众多的数字卦，不同的数字卦代表着不同的事物及其之间的相互联系，可以说数字卦粗略地具备了文字的功能，但这些数字卦所代表的内容毕竟让人难以把握，为了更形象准确地记录数字卦所蕴含的内容，掌管卜筮的巫师们才逐步地发明、创造了象形汉字。实际上，各种起源说法都有其理论基础，然而我要说的是，人们在重视事实考证的同时，忽视了最本质最重要的问题，文字学家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审视中国古文字时，怀的是探求“文字”的目的，何谓文字成为衡量的标准，裘锡圭认为，语言文字学者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大派。狭义派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广义派认为，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都可以叫做文字。裘先生认为这种分歧只是使用术语的不同，很难说这里面有什么绝对的是非。然而实际上，文字的定义却成为探索文字起源的关键。也就是说文字学家对文字定义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由此导致了探求文字起源时的理论基础不同，验证的方式也不同，所以才会有各种文字起源说。狭义派的观点是：“言者意之声，书者言之记。”（《〈书•序〉正义》）这句话道出文字的性质。文字是为了记录语言而发明的一种书写符号系统，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中国的文字是方块汉字，自然，狭义派文字学家以这定义做衡量标准，以古推今，进行严格的一一对照的研究，文字和非文字的符号界限分明，结绳记事，契刻记事很容易找到不符合的条件，如不代表语音，只是远古人类随意做的记号，一个个绳结并没有同语言中的语素或词建立起固定的联系，认为汉字是高级的符号体系，其复杂的构形是不可能从简单的契刻演变而来的。从固有的文字构形来判断史前符号，根据商、西周时期的甲骨文，金文距汉字发生的源头较近，绝大多数文字个体是通过象形的诱导产生的图形式文字，文字符号与它所代表的词之间的联系，很明确地表现了汉字与图画的渊源关系，“文字本于图画，最初的文字是可以读出来的图画”；广义派文字学家在“用来传递信息，表示一定意义的图画和符号”的理论指导下，支持图画说的基础上，又提出了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从宏观角度来说，只要可以用来传递信息，本身具有一定意义，都可以作为探索文字起源的材料和证据。根据目前考古工作的进展，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非常肯定地说图画说就是文字的唯一起源，恰当的说，这是主流观点，也有人持否定意见，认为以指示性的图案作叙事型的描绘的“图画文字”在中国尚未发现任何痕迹，而古埃及前王朝时代的象形字，其文字本身就是以图画的形式来表示的。不能因为甲骨文中象形字数量众多而断定汉字起源于图画，但大部分文字学家如唐兰，裘锡圭还是持肯定意见，我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可以像广义派的做法，认为图画说是主要起源，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丰富文字起源说的理论，形成多元化的观点，但其中还是有主次之分的。

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在文字定义做广义和狭义区分的同时，我觉得有必要对文字起源说也做广义和狭义的区分，在远古人类时代，结绳，契刻，八卦，图画作为符号形式，依表达者的需要来选择，处于一个较自由选择的阶段。图画符号以其整体的优势（象形，象意）奠定了起源说的基础,但从广义上来说,可以把结绳说，契刻说，八卦说做为次要起源来补充和发展汉字起源的理论。

第三篇：【汉字起源】

【汉字起源】

1、汉字是汉民族的祖先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而创造的一种文字符号系统，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字体系。

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其他古老文字，早已失去了记录语言的功能而成为历史陈迹，例如古埃及的圣书字、苏美尔象形符号等，只有汉字从古代一直沿用至今。

2、据考古资料表明，在我国原始社会晚期已有汉字的萌芽。

汉字起源于图画和简单刻画。

1975年在西安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距今大约有六千年)，发现陶器上有一些重复出现的有规律的简单符号。

同时期的山东莒县大汶口文化遗址中也发现类似的符号。

这些符号同后来的甲骨文、金文有某些相似之处，有人认为它们就是古代汉字的前身。

3、关于“仓颉造字”的传说。

据史书记载，仓颉是黄帝时期的一位史官。但是没有证据证明仓颉就是汉字的“原创”发明人。

汉字的起源有种种传说，中国古书里都说文字是仓颉创造的。说仓颉看见一 名天神，相貌奇特，面孔长得好像是一幅绘有文字的画，仓颉便描摹他的形象，创造了文字。有的古书说，仓颉创造出文字后，由于泄漏了天机，天落下了小米，鬼神夜夜啼哭。还有一种传说，说仓颉观察了鸟兽印在泥土上的脚迹，启发了他 发明文字的灵感。

这种种传说都是靠不住的。实际情况可能是仓颉曾经从事过汉字的搜集与整理工作。但是，汉字的创造不是一时一地的事情，更不是一人所能够完成。文字是广大劳动人民根据实际生活 的需要，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才慢慢地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4、文字符号系统是在原始图画符号、结绳、八卦、算筹、契刻等辅助记忆方式的基础上，经过许多世代的“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们集体创造并逐步成熟起来的。

文字的萌芽可能是分散的，不成系统的。但是经过使用者的加工整理，图形或符号逐渐同语言中的“词儿”对应起来，并能够代表语言用来记事和交际，这样文字符号体系就逐渐形成了。

汉字，其中有象，其中有意。她是一首流动的哲学史诗。“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文字的创现，人类便找到了开启自然与智慧之灵的钥匙。没有文字，便也就没有今天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

从1954年秋至1957年夏，中国考古工作者多次发 掘了半坡遗址（今西安市东郊半坡村北，发现了早在 6000年左右半坡人在长期的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创 造了具有文字性质的劾划符号和绘画、雕塑、装饰品 等艺术作品。半坡人的刻划符号多保留在彩陶上，这 可以看作是原始的中国文字。

近年来，中国在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晚期的一 处遗址里发现了一批墓葬（距今已有4500多年），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在一些陶尊上各刻有一个图象文 字，共发现了10多个单字。这些文字是按照实物的形状描绘出来的，所以称为“象形字”。字体的结构 与甲骨文上的象形字十分相似，但比甲骨文要早1000多年。因此，“象形字” 是中国最早的文字，它已具有了文字的特征。

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成熟文字，其与埃及的纸草文、巴比伦的泥版文书等同为人类社会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纸草文字和泥板文书都已失传，而中国的甲骨文几经变异，一脉相承，终于成为现在中国通行的文字。从甲骨文到现代汉字，不仅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凝聚力，而且记录了中华民族灿烂的５千年文明史。让我们共同努力，使更多的人认识这“千年神甲、文字始祖”，共同留住我们的文化之根.甲骨文，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殷代人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占卜。在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最详细的一条将近100字。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甲骨文发现于安阳小屯村一带，是商王般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的遗物（公元前14世纪中期～前11世纪中期），距今已3000多年。

甲骨文开始是自然流露，无人注意，1899年王懿荣辨认为商代文字，从事收集。1903年刘鹗拓印《铁云藏龟》。早期的研究者有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罗振玉又搜集实物拓印为《殷虚书契》等，并作考释。安阳殷墟考古发掘始于1928年，连续八九年，最大的收获是1936年夏发掘的第127号坑，得甲骨文1.7万多片。综合先后所得加以拼缀挑选，编印为《殷虚文字·甲编》和《乙编》，共收甲骨13047号。董作宾根据发掘材料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分甲骨文为5期，对文字的文法、字形、书体等的演变有所阐述，其后时有修正。陈梦家在所作《殷虚卜辞综述》中慎审总结，断代说遂基本可信。甲骨文考释方面学者颇多，成绩突出的有郭沫若、唐兰、于省吾等。孙海波采集编印为《甲骨文编》，初版在1934年，1964年修正再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汇集1899年以来80年间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公私收藏以及流传海外的共41956片，由郭沫若主编，胡厚宣总编辑具体指导，编印为《甲骨文合集》，考古研究所70年代在殷墟发掘所得甲骨4589片，由钟少林等5人编著《小屯南地甲骨》，增加了一批重要的资料。

甲骨文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大约有4500个单字，可识者约1/3。它的基本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字形结构跟后代汉语言文字是一致的。用许慎六书来检查，在字形结构方面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皆已齐备；在文义使用上转注（互训，即义近通用）、假借（音近通用）也都很清楚。甲骨文可以断代，早晚分明，从某些常用字的变化可以领会许多中国文字发展的知识。例如：①简化，形体复杂的字，日趋简单，笔画减少。②形声化，象形字增加声符，假借字增加形符，变成形声字。甲骨文是占卜者写刻的，有它的局限性，不一定包括商代的所有文字。而有些占卜术语，一般人也未必通用。又由于是用刀刻成，不免变形，骤见不易理解。

甲骨文原来专指安阳殷墟所出，从发现至今已80多年，经过许多学者努力，取得很大成绩，在中国文字史上可以看作一个单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各地发现周人有文字的甲骨，如陕西省西安市沣西张家坡出土三片卜骨，山西省洪洞县坊堆村出土1片卜骨，北京市昌平县白浮村出土3片卜甲，陕西省岐山县凤雏村出土292片卜甲，又扶风县齐家村出土1片卜甲，6片卜骨。其中以岐山、扶风所出比较重要，片数既多，不同单字在250字以上。这些资料出土地点分散，年代早晚不一，内容简单，字形与殷墟不尽相同，确是中国考古学之新发现，而从中国文字史看，还没解决什么问题。

第四篇：汉字起源

汉字起源

人类有了语言就可以积累知识形成文化。有了文字就可以记录语言、交流信息。语言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文字把人类社会的原始阶段和文明阶段区分开来。文字更打破了语言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将语言传送到远方扩大了语言的交际功用。

有关汉字起源的说法繁多。有结绳说、八卦说、河图洛书说、仓颉造字说和图画说等。结绳说

《北史·魏本纪》说北朝魏的先世“射猎为业淳朴为俗简易为化不为文字刻木结绳而已。”记录了原始社会部落或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在文字出现之前以结绳记事的方法把战争、猎获、会盟、选举、庆典、联姻、生育、疾病和灾害等大大小小的事件记录下来。

过去亦有学者据《周易·系辞下》“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的论说推断“文字起源于结绳”。

八卦说

孔安国《尚书》序属伪作但年代甚古里说“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易纬·干·凿度》认为乾卦天字的古文坤卦地字的古文离卦火字的古文坎卦水字的古文巽卦风字的古文震卦雷字的古文艮卦山字的古文兑卦泽字的古文。

河图洛书说

《易·系辞上》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

《河图·玉版》仓颉为帝南巡狩发阳虚之山临于元扈洛I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图”、“书”出自河洛其事何其神秘神秘主义正是此说的一大特点。虚而言之可以理解为图画与书录实而言之可以理解为《易经》与《尚书》。

《辞海》“河图洛书”条下说传说伏羲氏时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负“河图”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负“洛书”。伏羲根据这种“图”、“书”画成八卦就是后来《周易》的来源。一说禹治洪水时天帝赐给他以《洪范九畴》《尚书·洪范》刘歆认为《洪范》即洛书。

揭开此说的神秘面纱，不难发现它真实的核心就是算数能对照“九宫”算法。所谓“九宫”在谶纬家来说是八卦加上中央合为九“五”位于中央还可以和五行联系起来在术数家眼中则其数横、竖、斜偏、相加得数恒为15。仓颉造字说

“仓颉造字说”在战国时即已流行。《吕氏春秋·君守》说“仓颉作书后稷作稼。”《荀子》、《韩非子》也有记载。《淮南子·修务训》高诱注说仓颉“生而见鸟迹知著书”。到了秦汉时代这种传说更加盛行。许慎《说文解字·叙》“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

仓颉到底是什么人呢？传说他是黄帝的史官黄帝是古代中原部落联盟的领袖，由于社会进入较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联盟之间外交事务日益频繁，故迫切需要建立一套各盟联共享的交际符号。于是搜集及整理共享文字的工作便交在史官仓颉的手上了。

宋代淳化年间有一部著名的书法集子叫《淳化阁帖》其卷五载有古篆书二十八字传说是仓颉所写。

经过人民长期摸索、反复试用、逐渐完善起来的约定俗成的汉字体系绝不会是一人之力所能创出的。

图画说

现代学者认为汉字真正起源于原始图画。一些出土文物上刻划的图形很可能与文字有渊源关系。

公元前4，000年左右出土于陕西华县泉护村遗址、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盆上性质应是此地原始氏族的徽号当时正处在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的氏族社会阶段有四个鸟形图案与古汉字中的“鸟”上行和“隹”下行对照十分相似。《说文》说“隹”是短尾鸟的总名。

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盆上和晚商青铜器上的鱼形图案形态逼真栩栩如生。拿它们与古汉字中的一些“鱼”比较其相似的程度足以使人确信汉字是从原始图画演变出来的。

第五篇：汉字的起源

中国汉字是世界文字之林中独一无二的见形见音又见意的文字, 中国汉字的魅力不仅表现在它独特的读音上, 而且还突出地表现在独特的形体和寓意上。读音、形体、寓意的独特性, 为研究中国文字的起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特别是20 世纪考古资料的大发现, 改变了中国学术界在探索中国文字起源课题上的研究方法和手段,传统的研究手法逐渐被摒弃, 全新的手法和全新的思路陆续出台, 由此掀起了利用最新的考古资料进行探索中国文字起源的热潮。由于学者对出土资料的理解、研究方法与研究重点的不同, 以及对材料的取舍上存在着差异, 所以对中国文字的起源考订还无法形成统一的结论。综合目前的研究现状, 在20 世纪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论说中, 至少形成了8000 多年说、6000)7000 年说, 4000多年说和3000 多年说等多种不同的观点。

一、汉字起源八千年说

此说以20 世纪80 年代河南舞阳贾湖考古发现的龟甲、骨、陶、石等刻画符号为依据, 认为贾湖契刻是中国汉字的正源, 是汉字的始祖。1987年光明日报记者侯红光报道了河南舞阳贾湖契刻的发掘情况:“ 出土这批甲骨遗址, 位于河南舞阳城北22 公里的沙河故道旁。经碳14 测定, 这里的文化层异常单纯, 是一处距今八千年且保存完好的相当于裴李岗文化时期的原始社会聚落遗址”。“在几片呈灰黄色的龟板浮甲表层, 显而易见的人为契刻符号不容置疑。此外, 还有用锐器画在石具和骨片上较规则的符号可以佐证新发现的甲骨契刻符号, 多载于随葬的带孔龟甲板上, 是与远古时期人类占卜相联系的佩在身上的饰物”。据王忠恕先生和张居中先生研究认为：“这些符号的刻画、笔势、形态、组合等各方面都与殷墟甲骨文基本一致”，“所以说这些符号应该是八千年前贾湖人使用的文字,„„贾湖契刻才是中国汉字的正源, 才是汉字的始祖”。据此, 研究者认为中国汉字的起源至少已有8000 年以上的历史。

二、汉字起源六七千年说 世纪中叶以来, 中国先后在山东、西安、河南等地发掘出土大量的原始陶器, 这些陶器上有众多刻划的符号。学术界以西安半坡遗址和全国仰韶文化及大溪文化等遗址发现的大量陶文刻符为依据, 认为这种些刻符已具有文字的功能和性质, 是中国早期的文字或汉字。经考古年代学者研究表明, 仰韶文化和大溪文化的相对年代约在距今六七千年前。

三、汉字起源四千年说

汉字起源四千年多年说, 其中又分为大汶口陶文文字、丁公陶文文字说和王城岗陶文文字说等等。此说认为大汶口刻画符号、丁公龙山文化陶刻符号或王城岗陶文是早于甲骨文并与古汉字有关的文字, 中国汉字的起源据此可上溯距今四千多年。

四、汉字起源3000 年说

汉字起源3000 年说其中又分为夏代文字说和殷代文字说两种。(一)夏代文字说

文献记载夏朝有“夏书”, 结合相当于夏朝的考古学遗址“ 二里头文化”遗址发现有较多的陶文符号等迹象分析, 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文字首先是在夏代初期由居住中原地区的夏人创造的, 这与中国历史中原的夏人首先进入文明, 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是相一致的。汉字是与中国文明同时产生的, 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二)殷代文字说

据最新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殷墟文化的年代可界定在公元前1300——公元前1046年期间, 而殷代的甲骨文则是这一时期内应用的文字系统, 故甲骨文字距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此说认为甲骨文字是已成熟的古汉字,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古汉字系统, 考古发现的前此时期和 史前时期的刻文刻画符号, 还缺乏足够的与甲骨文字相联系的证据, 故这些刻文或符号目前只能认定其可能是古汉字的萌芽或前身。甲骨文说推动了我国古文字学研究的发展。甲骨文的研究考释深化了对汉字构造理论的研究。汉字的构造方法, 即“六书”理论, 是许慎在 《说文解字·叙》中总结出来的。由于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战国秦汉文字的基础上, 与甲骨文尚有1000 多年的时间差距。这期间, 汉字的形体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因此, 用许慎的“六书”理论去解释甲骨文字的结构形体,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