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法治行政

第一篇：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法治行政

论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法治行政

2004年3月22日,国务院印发了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确立了建立法治行政,打造法治政府的总目标。为此,我国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目标和价值追求———法治行政。从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提出依法行政的概念以来,在十多年来依法行政实践中,我们都知道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关键,而没有明确依法行政的目标是什么。通过十多年依法行政实践,法治行政作为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和组成部分,也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和重视,我们国家逐渐明确了法治行政是依法行政的目标,依法行政是实现法治行政的途径。我国当前主要还是“依法行政”,这是针对我国政府机关长期缺乏依法办事的习惯,有必要加以强调。但“依法行政”(实现法治行政)也是必然的趋势。

一、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法治行政的基本内涵

法治行政意识既然是行政领域的法治意识,其内涵就应当是法治意识与行政本质规定(社会资源的分配枢纽,国家强制力的执行机构)的互渗和融合,是法治精神融化于行政主、客体的观念和行为之中而形成的社会意识。依此思路,它应包含公共意识、法制和法律至上意识、正义意识三大要素。

(一)公共意识。这是法治的首要原则———民主原则在公共行政领域的展现,也是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所在。如果没有公共意识,法治行政就失去了基础。

公共意识体现行政权力的公共性质。这种公共性质的实现,一方面要求政府和行政人员必须以公民的公共利益为一切行政行为的出发点和归宿,另一方面也要求公民能够从“人民主权”的观念出发,视权力为天下公器,积极参加公共生活,勇于行使自己知政、参政、从政、督政的民主权利。公共意识是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前资本主义时代,阶级统治采取赤裸裸的专制形式,官场通行的是视老百姓为草芥的役民残民意识。“官主民仆”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儒家虽标榜“民为邦本”,甚至宣示“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但目的乃在“本固邦宁”即巩固封建统治。所以讲了几千年也没有设计出任何以民众的公意制约君主及其朝廷专制权力的制度性设施。民众只是在替朝廷纳税贡赋服役时才是“本”,作为“人”、作为“民”都不过是“末”。近代启蒙思想家揭橥“主权在民”,认为政府是民众为了管理公共事务而建立和供养起来的,其职责只是办好公共事务。而市民社会以社团及其公共生活为组织形式和活动空间,以“人民主权论”为思想武器,经过长期的斗争才逐步争得制约和监督政府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公民拥有各种天然不可剥夺权利的意识,“纳税人供养政府,政府替纳税人办事”的意识,公民有权组织各种团体争取和维护自己权益的意识,才逐步生长起来。这就是公共意识。但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使其政府的公共性在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在许多事关公民根本利益的问题上经常背离公共意志。

(二)法制和法律至上的意识。这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看待法制、法律在行政中的地位问题。是依靠法律制度还是依靠统治者的智慧和德行来治国,在东西方都有有过长期的 争论。而近现代的历史经验无可辩驳地证明,还是应该依靠完善的行政法律制度来治国更可靠些。行政法制主要包含以下一些内容:关于行政机构设置和人员构成的立法和规定;关于行政机构和人员的权力、责任、权利、义务的立法和规定:关于行政程序和工作制度的立法和规定;关于行政机构和人员及其行政行为的约束和监督的立法和规定,等等。有了完备的法制只是一种基础和前提,更重要的是法律是否至上,是否能够超越权力、金钱、感情等法外因素的干扰。法治的真精神,恰恰在于法律至高无上,无人可以例外,因为从逻辑上说,只要有一人可以超越法律,他就可能把其他人变成自己的奴隶。所以从法治的历史渊源看,其特别针对的恰恰是专制国王。当然,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毕竟是儒家的德治或礼治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以德教引导君主,以“天命所归”提高君主的责任感,以“天象示警”约束君主的行为。它不像法家那样重视法制,更不可能从立法上限制君主的专制权力。近代资产阶级极为注重法制和法律至上,美国著名法学家潘恩说得好:在专制政府中国王便是法律,而在自由国家中法律便应该成为国王。资产阶级强调法制和法律至上,起初是为了对抗和限制王权,在资产阶级掌握政权后则主要是为了调节本阶级的内部矛盾,使本阶级的根本利益不因个别集团的特殊利益而受到破坏;并以此封堵工人阶级对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挑战。在资产阶级民主的前提下,它对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和体制改良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正义意识。正义是人类普遍认同的崇高价值。在中国,传统上更多地用公平、公正、公道、义来标示正义;在古希腊,它是公认的“四美德”之一。近代德国工人阶级最早的阶级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身就取名“正义者同盟”。恩格斯在论及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时曾说,正义者同盟时期“平等、博爱、正义还有助于克服一切理论上的困难”。然而,正像对传统的所有政治的和道德的观念都要采取阶级分析一样,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也以“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都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的分析来断然拒绝资产者关于共产党人要废除自由、正义等人类“永恒的真理”的责难。当然,这种拒绝并不是取消正义这一理念,而是以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推翻剥削阶级”、“解放全人类”来重新规范正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说:“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正义的事业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但无庸讳言,经典作家们并没有对正义问题作系统的清理和阐发,倒是西方思想界的各个流派,从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到西方马克思主义都有不少论说,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约翰·罗尔斯,他的代表作《正义论》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法律和制度,不管她们如何有效率和有条理,只要它们不正义,就必须加以改造或废除。”他认为,社会正义指的首先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制度的正义。社会正义有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原则:每个人都拥有一种与其他人的类似自由相容的具有最广泛之基本自由的平等权利。第二原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以使人们有理由期待它们对每一个人都有利,它们所附属的岗位和职务对所有人开放。”更简明地说,就是一种正义的社会制度首先必须使每个人与其他人一样享有同等的自由权利,他称之为“平等的自由”原则。其次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必须正视个人的禀赋和生存环境的差异而倾斜于弱势群体,但又应做到使其他人觉得有利而能容忍,他称之为“差异原则”。这些原则运用于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客观上会起到掩盖阶级剥削的作用,但 仍可借鉴运用于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义原则在行政领域的体现,可以从行政主体和行政客体两个角度来看。从行政主体政府的角度看,首先,它既有义务执行代表民意的议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又拥有制定行政法规或规章的权力。它在执行宪法和法律时固然应该注入正义意识,以符合和体现宪法和法律本身所蕴含的正义精神;在制定行政法规、规章并予执行时也应该以正义原则作为出发点。其次,无论是宪法、法律、法规、条例或者规章,都不可能完全、及时地适应发展着的社会生活提出的立法要求,因此,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面对既有法的规定未能适用而行使自由裁量权时,尤其需要坚持正义原则。从行政客体的角度看,(行政客体指行政行为所及的广义对象,包括除行政机构及其人员之外的所有公民,还包括行政机构及其人员中的行政相对方。这里专指前者。)首先,在行政立法过程中,它应意识到有权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正义诉求,以防止立法侵犯自己的权利,争取立法增进自己的利益。其次,在行政执法过程中,行政客体则应以正义的眼光审视行政行为,当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权益;当行政主体行使自由裁量权却有所偏颇甚至事涉腐败时,则更应勇于行使议政、督政的权利,纠正偏颇,揭露腐败,使行政执法回到正义的轨道上来。中国传统上所极为看重的公正、公道,明显包含着正义的内容,但公众关注的主要是道德正义,而不是制度正义。也就是说,他们更多地关注官吏在行政执法(在古代还包括司法)具体行为中的公道与否,而不是这些行为背后的法律制度正义与否。所以,中国古代有极发达的清官崇拜和义侠崇拜,但却从来没有制度崇拜和法律崇拜,就连统治者本身也很少以制定了那些制度或法律夸耀于人。其中的主要原由,乃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权利和义务的严重失衡,表现为极为露骨的帝王权利取向和民众义务取向,民法的缺失和刑法的独大即说明了这一点。既然制度和法律不能体现维护民众权益的正义,当然就只能使人畏而避之,而不是崇而拜之了。

二、当前我国在法治行政意识方面存在的不足

（一）公共意识方面

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宗旨,强调政府公务员应树立“民主官仆”的意识,国家基本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也为此提供了前提。但体制和机制层面存在的诸多问题,主要是经济上无所不包的计划体制,政治上过度集权的人治体制,文化上高度统制的一元体制,以及社会层面上的全能政府包办体制,却使得政府的公共性在实践领域特别是在基层很难落实,公共意识也很难生长。一方面,政府公务员在手中掌握巨大权力又很少受约束的情况下,“民主官仆”的意识在解放初革命热潮消退后因得不到体制性的支持而不可避免地逐步弱化;而“官主民仆”的意识反倒能够得到体制性的支持而滋长起来。另一方面,由于旧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十分弱小,市民社会未成气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和民主意识都很薄弱。一般民众个人(绝大多数是农民)的纳税都是在专制权力压迫下的无可奈何的行为,根本谈不上“纳税人供养政府,政府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而“三大改造”后实行的“归大堆、吃大公”的体制因个人不必纳税而无从产生这种意识。而民主治政所必需的知政权、参政权、从政权、督政权又缺乏成套、严密而可操作的体制和法律法规的支持。民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掌握在政府和单位手中, 在缺乏完善的行政法制和严格的责任机制的情况下实际上是掌握在有关的直接操作者手里,他们就更难产生让执权者来服务的意识了。况且,在政府包办的社会体制下,社团和社区组织既十分稀少,其活动又几乎失去自主性,公共空间从数量到质量都极为有限,社团社区公共生活的内容往往只是联系相关的成员讨论如何学习贯彻上级的指示,很难代表本社团成员和本社区公民对上级指示提出不同意见。公民的利益和愿望得不到应有的表达,当然就无从培养出公共意识。而在现代性公共空间缺失的情况下,那些前现代甚至反现代的“伪公共意识”,如宗法家族意识、反社会的帮派山头意识,则可能借尸还魂,卷土重来。

(二)法制和法律至上意识方面

现代法制意识和法律至上意识要求行政人员和公民社会具备一种视法律调节为天经地义的观念和孜孜不倦追求完备法制,包括实体法制和程序法制的信念,不允许、不容忍任何组织和个人超越于法律之上。这在有数千年专制统治传统的中国确是不易培养起来的。打天下是要废除旧法统、旧法制的,而坐天下要不要新法统、新法制呢?回答似乎应该是肯定的。但是今天返观历史实际就不难发现,这一问题既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更没有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解决。在制定开国后第一部新宪法的时候,毛泽东就曾说过,宪法是要制订的,这是对革命成果的肯定,但是我们干革命不是靠这一套。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说,“许多问题的解决,光靠法律不行,法律是死条文,是谁也不怕的;大字报一贴,群众一批判,会上一斗争,比什么法律都有效。”他经常声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因此,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立制衡和监督机制问题,在我国一直未得到应有的重视。相反, 1957年反右派斗争后,一边批判“司法独立”是“资产阶级观点”,一边取消法制局和司法部,并削弱法院的作用。1960年开始,又让公、检、法合署办公,取消了三者的独立性和相互制衡作用。邓小平在总结这种情况时说:“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民主没有法制的保障,就只停留在纸上而成为空话。以致于按法律程序选举产生的国家主席,一张《炮的“大字报”就剥夺了其人身自由。在这种公民权利不受尊重甚至遭到粗暴践踏的情况下,普通民众特别是乡村农民,大抵只会囿于几千年的旧习惯,仍然把法律看成是权势者专门用来对付斗筲小民的工具,把司法机关看成是“有理无钱莫进来”的衙门,而很难理解和体会到社会主义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本质及其首要的和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维护公民的权利。他们怕官畏讼,视“动法律”、上公堂为可羞可耻,对法律避之惟恐不及,如何谈得上把法律看成是保护自己神圣权利的宝物而尊之、重之、尚之、护之呢。

(三)正义意识方面

这方面存在的问题,可以说是官民两方面正义意识的双重缺失。由于“官本位”、“有权就有一切”或“权力通吃”意识的巨大传统影响,“官贵民贱”、“官重民轻”的社会心理十分普遍。高度集权的经济政治及社会体制又大大强化了这种传统意识和社会心理。因此,首先应该引起特别关注的,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即制度的正义问题。我国的宪法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无疑是正义的,但规范整个社会生活的法制是一个复 杂的体系,不管是从立法过程还是从执法过程和司法过程看,正义原则要贯彻到法的一切部门和层次中,都会碰到许多困难,都必须排除许多从有组织的政治权力到金钱、人情直至地方、部门势力甚至黑社会势力的严重干扰,殊不容易。从公务员一方面看,相当多的人缺乏社会主义的制度正义、法律正义包括程序正义的意识,缺乏与普通公民平等的意识,从行政办事到日常生活都自认为高人一头,不尊重普通公民的权利,更谈不上同情弱者、济困扶贫。从近年来揭露出来的很多案子看,某些公务员欺民压民役民残民几乎成为习惯,而一些贫困地区的贪官,是连扶贫款也敢随意挥霍甚至贪污的。真可谓天良丧尽,何谈正义!从普通公民一方面看,他们至少是同样缺乏制度正义、法律正义包括程序正义的意识,不认识也不懂得平等是社会主义制度赋予每个公民的法定权利,就是公民处于弱势时得到制度正义的帮助(如政府的救济)也是一种不可剥夺的权利。许多平民百姓,在权钱勾结的严峻现实面前,受到官员或大款欺负无处讲理,更不敢去告官,生怕惹来更大麻烦。至于民间社会,传统的“济困助弱”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由于我们长期未能对之进行科学的批判继承而救出其合理内核,更未能把它纳入现代的正义范畴而提升其本质,加上近年商品大潮和金钱伦理的盛行,更使种种“见死不救”的悲剧经常发生,令人扼腕慨叹。

法治行政意识三要素之间,是一种互相支持、互相影响、合则共兴、离则俱废的关系。从公共意识和法制意识的关系看,公共意识是基础,它决定着法制意识的性质和方向。没有了这个基础,法制意识就可能沦为专制意识。而法制意识是公共意识的进一步理性化、形式化和固定化,是公共意识生命的延伸。缺乏法制意识,反映公共意志的意见或建议就不易法律化、制度化,公共意志就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而拥有持久的效力。如果说,公共意识主要体现法治行政意识的人本层面的话,法制意识则主要体现其理性层面。而正义意识则是两者的扬弃和统一:它舍弃了公共意识中的非理性的和次要的部分,而保留其体现理性公共意志的主干部分;它舍弃了法制意识中可能无视人本要求的偏颇,而保留其格式化、逻辑化、固定化的理性精神。它把两者的优点集于一身,并在“差异原则”中强调在人人有利的前提下保护和照顾弱者,体现了浓厚的人道精神,反映了现代行政发展的趋势。因此,我国今后的法治行政意识的培育,还是应该从公共意识、法制和法律至上意识、正义意识三方面齐头并进,使它们良性互动,相得益彰,争取一种富有人本精神和理性精神的法治行政意识,早日成为国民性中的主导意识。

三、法治行政原则的理论基础和特点分析

（一）法治行政原则的理论基础

行政法的理论基础即行政法基本原则的理论基础。综观行政法史,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发展脉络大致是:管理论——控权论——平衡论。立足于本土资源,笔者认为,法治行政原则应以“控权—平衡论”为其理论基础。

控制与平衡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但社会现代化为二者在行政法内部的连结提供了共同基础。行政法应始终保持控权功能,有两个基本缘由:第一,权力的运行规律告诉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控制。用孟德斯鸠的话来说即“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现代行政虽然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作为权力运行的规律是不会改 变的。第二,权利的实现规律告诉我们需要对行政权力进行控制。权力是实现权利不可或缺的,但它非常容易直接影响甚至侵害公民权利,况且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强度差异悬殊,所以需要对权力进行控制。社会权利包括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具体到行政法领域,则是行政权力与相对方权利;社会整体利益包括公共利益与社会个体利益,社会权利是社会利益的外观形式。行政法领域内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因各自扩张倾向导致的矛盾,外化为行政权与相对方权利之间的冲突。从根本上说,公共利益以个体利益为基础,实质上是个体利益社会标准下的有机组合,二者的同质性与同源性决定了二者必然体现为一种均衡。控权的视角与均衡的视角聚合便产生了控权—平衡论。即在认识现代行政权扩张的必要性、客观性与依法保护的前提下,又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背离法治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在行政法主体内合理分配社会权利,以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均至最大值的平衡状态。控权—平衡论为现代行政法提供了方法论与价值观,即控权是实现平衡的手段,控权是平衡指导下的控权;平衡是控权的目标,平衡只有通过控权才能实现。控权—平衡论作为现代行政法的基本理论,兼容了法治行政原则的内涵,旨在揭示行政法的历史使命并推动其实现,是法治行政原则建立的基础。

（二）法治行政原则的特点分析

行政法学者依据不同的标准各自提出了不同的行政法基本原则。一种观点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依法行政原则,其内涵包括职权法定、法律优先、法律保留、依据法律、职权与职责的统一五个方面。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我国行政法基本原则包括四项:即行政法治原则;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行政效率原则。第三种观点认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行政法治原则,并分解为三项原则:即合法性原则;行政合理性原则;行政应急性原则。二十年来我国行政法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提出过余条行政法基本原则,从目前来看,大多数学者接受了依法行政或行政法治原则。

法治行政原则是行政法基本原则最为确切的表述,其有别于依法行政原则。依法行政的原则,如职权法定、法律至上、对行政自由裁量的法律限制,职能分离,权责统一,遵循法定程序等,一般只强调了依照或根据法律,而法律本身的性质、内容是否民主、是否合理,在此不得而知。从“实质意义上的法治”来讲,单讲“依法行政”已不适应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要求。法治行政包含了“依法行政”的诸原则与内容,并以之为基础,但其精神实质与价值追求,则比依法行政有了更高的理念与更现代化的内容。从实质上讲,“依法行政”与“法治行政”代表了两种法治主义。用“法治行政”代表“依法行政”,其表面意义在于防止顾名思义的理解的产生,一则防止以法治理老百姓的曲解;二则防止超越法律位级的无效行政。其实质意义在于正确揭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本质要求,即“法治”而非“法制”。从“依法行政”过渡到“法治行政”,是行政法治史上的一个飞跃,是人们对政府法治的要求从形式走向实质的标志。“依法行政”与“法治行政”之争,实质上是“法制”与“法治”论战的延续。退一步来讲,如果说“依法行政”可以是行政管理的一个原则,那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就只能是“法治行政”,而不能与行政管理的原则相混淆。

至于将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与法治原则并列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不妥。因为行政公正原则、行政公开原则和行政效率原则是实现法治 行政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包含在法治行政原则之中的应有之义,不是同一个层面的原则,即使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也不能与法治原则并列同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

关于行政法治原则,狭义的理解与依法行政原则一致,广义上的理解与法治行政原则相同。笔者认为,作为思想范畴的行政法基本原则,用“法治行政”来表述最为确切。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与目标下,“依法行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行政”,也应是国家建立“法治政府”的方略与目标,怎样实现法治行政,是建立我国行政法体系的基本原则和终极目标之所在。

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法治行政原则也体现了现代行政法的历史使命和时代特点。

首先法治行政原则更可体现行政关系主体平等的特点。从法律地位来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包括行政权力行使者。依法执法与服法、守法是平等的,任何人没有超越法律的特权。尤其是现代行政除了权力行政外,还逐渐强化了行政服务、行政指导、行政合同,在法律地位上双方都是平等的。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与人员只能当被告,作为原告的公民或法人与其是平等的诉讼主体,享有同等的诉讼权利。从行政关系主体的地位看,依法行政强调的主要是行政机关单方的职能行使。作为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它所涵盖的应是包括行政关系主体双方权力和权利的行使和地位的体现。所以,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法治行政原则不是依法行政原则。

其次法治行政原则可以体现出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实现的特点。作为行政相对人的权利也是公民的合法权利,现代行政权来源于公民权利,从根本目的上也服务于公民权利,公民权利是行政权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基础。行政权力在设定、目的及运行上充分实现这些权利,是法治精神的内在要求。行政相对人的权利至少主要有六项:即评判权、抵抗权、竞争权、选择权、知情权、协商权。行政相对人上述权利的实现应得到法律的保障,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也应涵盖此内容,体现其精神。法治行政原则则体现了保障行政权力得到行使的同时,也要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实现。

法治行政原则还可以体现出现代国家权力交融与合作的特点。在我国,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都有对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提案权,可以说是享有部分立法程序性权力。国务院及其各部、委分别有制定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权力,这在形式上虽仍属行政权范畴,实质上则是立法行为,立法权渗入行政权,是行政法的大势所趋。在我国司法权渗入行政权,表现为行政机关可以依据行政复议法、行政仲裁法,对某些行政纠纷加以裁决,带有准司法性质的职能。这样,分权由原来控制行政权力的主导思想,又注入了分工合作的因素,“依法行政”已不能涵盖权力交融与合作的特点,但其可以由“法治行政”体现出来。

最后法治行政原则可以体现出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多元化趋势的特点。现代行政权实际上在实行着既扩消权、放权,既限权、控权又参权、分权、还权的复杂演变。为了减轻政府的权力负担,充分运用非官方或半官方组织所拥有的雄厚的社会资源,把原本属于政府的部分行政权分给非政府组织去行使,这样使部分国家权力向社会权力过渡。为了体现现代法治行政的民主性,表示对行政的支持,公民和行政相对人直接“参政”,参与行政决策、行政立法、行政的某些具体决定。同时,将政府所“吞食”的社会权力与 权利“还归”于社会。如把原本属于社会的权力归还社会中介组织行使。部分行政权还原为社会权力与权利,体现了现代行政权多元化发展的趋势,即国家行政机关已不是惟一行使行政权的主体,其行政权部分地还归社会主体。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依法行政”是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对行政主体学方面的要求,是行政管理的一项原则,是以前“依法办事”的翻版和延续,而在当代社会行政权多元化趋势下,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坚持法治行政原则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当代行政法的历史使命。

总之,在建立法治国家历程中,展望行政法的发展趋势,可谓任重道远。作为贯穿行政法全部、体现行政法内在要求的基本原则,应该从根本上摈弃“人治”观念,这是行政法学研究的首要问题。从目前的研究来看,用“法治行政”来表述行政法的基本原则,是比较妥切的,且它对推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研究和实践将有着重大意义,并产生深远的影响。

四、对法治行政—原则缺失的补救措施

（一）依“良法”行政是行政法治的前提

哲人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含有双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即法治须以良法为前提,良法是法治的最低要求。何谓良法?良法应该是促成政府和人民都能晋身于正义和善德之法。法如果帮助政府和人民为恶,便不是良法。在行政管理领域,所言之法范围极广,包括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等等,且法规、规章的数量众多,制定主体十分庞杂,有些地方和部门在制定地方性法规和规章时,因受狭隘的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动,通过立法争权、立法争利),即立法为恶,然后依恶法恣意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这已引起了人们的深深忧虑,担心法规、规章的泛滥,最终会导致法治落空。因此,在行政领域,强调依“良法”行政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学者认为,“良法”既要求符合形式标准:即法是由国家机关制定出来的,法律符合宪法,法规符合法律,规章符合法规,整个法的规范构成统一、协调、有序的系统;同时也要符合实质标准,即法应反映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反映客观规律。法如果违反形式或实质标准,就不能认为是“法”,如果在形式上也属于法,则属于“恶法”,政府不应依“恶法”行政,行政机关如果按恶法办事,公民应有抵抗之权。

（二）人权的实现是行政法治的归宿

人权是指人作为人应该享受的权利,是一个人在社会中应享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项自由平等权利的总称。法治的最终目标就是人权的实现和保障,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归根结底是为了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仅仅强调限制政府权力,而不关心人的基本价值和尊严,是根本违背法治精神的。所以说,人权的实现是法治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法治的最终价值目标。行政法治的价值追求也应该是实现人权保障。行政法律规范及其实施,可以说就在于保护公民个人利益、公共利益。行政法治的基本原则之一便是公民权益保障。这一原则包括消极保障和积极保障两个方面:限制行政权力的滥用从而防止其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行政主体积极保障公共利益与公民个人利益及其实现。这一原则的内容具体包括基本人权保障、法定权利保障和正当防卫权保障等三个方 面。公民的基本人权如生存权、生命健康权、自由权、人格权、财产权、参政议政权必须受到宪法和法律的保护,任何组织或人员都不得非法剥夺、限制或侵害。在这方面,不仅立法要规定措施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而且还要求行政主体必须充分尊重并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除基本人权外,对于法律赋予的公民的合法权益,无论哪方面的权利及其利益,都应属于保护之列。行政主体不仅不得自身侵害,而且还应采取措施予以保障并防止其他人的非法或不当侵害。在行政法治中,应允许公民充分行使防卫权,以保障其人权和合法利益。对应行政主体违法侵害权益的,法律应赋予可能受到侵害之人救济权及抵抗权等,从而保障其合法权益。

（三）司法审查是行政法治的机制保障

司法是正义的最后守护神,行政法治必须要有司法保障。对于违法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可提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以追究违法行政主体的法律责任,这种途径比其他任何途径都能更有效地对行政行为实施法律监督。有学者认为,“中国的行政行为司法审查制度是自行政诉讼的正式确立开始的。行政诉讼在一定程度上以法的形式确认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界线与对峙,把司法权树立为行政权的一种对峙力量,从而使行政法治成为现时的原则。”但在目前体制下,我国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审查范围仅限于对行政机关实施的具体行政行为,这对于监督行政主体依法行政,保障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要求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客观形势迫切需要我国将司法审查的范围拓宽,在加强对具体行政行为审查范围的同时,应建立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机制。

五、主要观点

（一）要树立程序法治理念，这是法治行政的本质(1)行政机关的设置必须要有法律依据

我国行政机关是根据宪法、组织法及其它法律,按照一定的层次和结构加以设置的,没有法律上的依据,便不能设置,也不能行使国家的行政职权。如国家土地管理机构是依据《土地管理法》等规定组建的,其地位及职权都是由土地管理法作了具体规定。现在全国许多地方建立了各种开发区、实验区,根据开发区管理建设的需要,设立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如开发区管委会、试验区管委会等,这些管理机构在法律上并无设置依据,也无相应职权,其只能根据上级行政机关的委托行使相应的职权,同样地,任何组织成为行政主体都必须具有法律上的依据,否则便是违法行为。

(2)行政机关的职权范围受法律限制

行政职权是国家行政权的转化形式,是行政机关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资格与权能。任何的行政职权都必须依法取得,行政机关不能自行设定。行政机关只能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既定的职权,不能任意扩大或缩小。法律规定了各个行政机关的职责、职权,行政机关只能依据法律规定行使。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乡、镇、民族乡的人民政府行使该法第52条规定的七项职权。行政职权之所以需要法律规定,是因为行政机关是公共权力机关,为了防止行政权力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就必须用法律界定其职权范围。

(3)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必须以法律为据 行政权作用于管理对象,必须通过一定的方式与途径,这是行政机关运用行政职权实现社会管理的必由之路。现代行政法的民主性,突出体现了行政权力运作过程的法律控制。通过立法与授权制度所确立的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方式,如告知、听证、要式裁决等,行政机关必须遵循,并且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方式来行使职权。

（二）在程序合法性、完整性的前提下，确立行政程序优先理念

在行政法中确立行政程序优先原则是与行政程序在行政法中的重要地位相适应的。“自由的历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历史”。行政程序优先原则在行政法治中具有重要意义。完备的行政程序制度是实现社会公正、法治的重要手段。正如美国行政法学家K·C戴维斯所言:“正义的精髓主要在于程序。”近代社会,人们根据“自治公正”、“正当法律程序”,引申出了程序制度三大要求:任何人不能成为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官;行政机关在裁决纠纷时不能偏听偏信,应给予当事人同等的辩论机会;行政机关决定对当事人不利事项时,应当通知当事人并给予其发表意见的机会。“缺乏程序要件的法制是难以协调运行的,硬要推行之,则极易与古代法家的严刑峻法同构化。其结果,往往是‘治法’存、法治亡。因此程序应当成为中国今后法制建设乃至社会发展的一个真正的焦点”。

行政程序优先原则可以分解为以下具体要求:(1)遵循既定的法律程序。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性规范是保障行政活动有序、高效的重要方式,虽然在实际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过程,但它直接关系到行政行为的公正与否,涉及相对人的权益。(2)任何违反既定行政法律程序的行为都是有瑕疵的行政行为。由于行政程序对行政行为的公正性具有保障功能,现代行政法将程序保障提到了行政法治的核心地位。但是行政程序是一个系列步骤,而且各种程序的地位、作用都不尽一致。因此,违反既定程序的行政行为必然是有瑕疵的行政行为,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行政违法行为,构成撤销的理由;二是行政不当行为,构成变更的理由。(3)确立行政程序优先理念。一是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树立程序优先的理念。在思想上,要克服“重实体,轻程序”的错误观念;在实际工作中,要认认真真实施法律程序的规定。任何缩减程序、规避程序的行为都是与行政法相违背的。另一方面,要防止利用程序拖延时间,损害相对人利益。因为程序也是一把双面刃,在行政机关严格执行法律,依照法定程序行使职权的时候,也会给当事人造成某种时间延误、手续繁琐的拖累。因此,要防止行政机关任意设置、添置程序,妨害相对人权益。二是国家机关在立法、执法过程中必须将行政程序放在优先位置。无论是权力机关的立法还是行政机关的行政立法,都要优先考虑程序的需要,在设置实体规范时要有程序规范相匹配,时刻注意程序制度化、法制化。在执法行为中要优先考虑程序的合法性、完整性。

（三）推进依法行政的长远目标，建立法治政府

《国务院关于200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意见》要求，全面推行依法行政，认真贯彻执行《行政许可法》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加快建立法治政府。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颁布一年来，贯彻落实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法治政府的目标全面确立；各地方、各部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办法和措施纷纷出台；以实施《行政许可法》、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以及加强监察、审计监督为突破口，进一步健全了事前、事中和事后对行政权力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制约与监督的机制；各级政府和广大公务员依法行政的意识明显提高；依法行政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 会中的基础性作用更加凸显。但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如何将《纲要》从纲领性的文件转化为制度性的实践，从书面上的条文转化为法治化的行为，从对政府的外在规范要求转化为公务员的内在价值追求，仍然任重而道远。建设法治政府，需要我们根据各地区、各部门依法行政的发展现状、突出矛盾和主要问题，有计划、有步骤地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花大力气，下真功夫，真正把《纲要》贯彻到位、实施到底。

1.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不断完善依法行政的体制 科学的政府职能配置和完善的行政管理体制是推进依法行政的基础和前提。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虽然在转变政府职能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上取得了重大成效，但目前政府职能配置和行政管理体制与依法行政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从权力政府向责任政府的转变还没有全面完成。《纲要》把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作为推进依法行政的切入点和第一个环节，充分体现了它在建设法治政府中的先导性地位。当前，推进法治政府建设，首先要求我们以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动力，不断改革和完善依法行政的体制。体制不完善，法治政府的建设就没有健全的框架，依法行政的推进就没有坚实的基础。因此，一方面，应依法界定和规范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项基本职能，明确划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界限，坚持凡是老百姓能够自己解决的、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自行调节的和社会组织能够自我管理的，政府就不必也不应当干预；另一方面，应合理划分和依法规范各级、各类行政机关的职能和权限，合理设置政府机构，严格控制人员编制，大力改革管理方式，全面推进信息公开，努力形成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

2.以制约行政权和保护公民权为核心，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制度建设

依法行政的首要问题和根本问题，是人民与政府的关系问题，是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关系问题。行政权具有管理领域广、自由裁量度大、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等特点，这就决定了它既是与公民、法人利益最密切相关的国家权力，又是最容易被违法滥用的国家权力，因而依法行政的重心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同时，由于我国的法治模式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模式，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也主要是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改革，因而使得对行政权的依赖与对行政权的制约成为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导致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始终是依法行政的难点。公民权是国家权力之本，是行政权力之源。人民政府应当始终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者和维护者，行政权力应当始终是为了保护和扩展公民权利而行使和运用。制约行政权和保护公民权，就像“车之两轮，鸟之两翼”，推动着依法行政阔步前进。

公务员是行政权的行使主体，是一切行政活动的最终实施者。他们依法行政观念的强弱，直接影响着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的进程。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实现制度约束下的公务员自觉依法办事，是我国依法行政走上良性发展轨道的根本条件之一；否则，再完善的制度也会被与之不相适应的观念错位和水平低下所扭曲，甚至使制度失去意义。韩非子说过：“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全体公务员只有真正做到了不唯权、不唯上、只唯法，严格遵循合法行政、合理 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统一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要求，才能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奉法者”，才能带动全体人民真正把法律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才能实现制度与人的良性互动。唯有如此，全面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才能真正建立起来。因此，我们一定要抓住提高公务员依法行政意识和能力这个矛盾的主导方面，通过制定公务员依法行政的五年培训规划和年度培训计划，通过对培训的认真实施和严格考核，通过奖优罚劣、赏罚分明，教育和督促广大公务员自觉遵守法律，严格依法行政；并以此为推动，加大在全社会普法的力度，积极营造遵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逐步形成与建设法治政府相适应的社会氛围。

3.以加强依法行政责任制为保障，把《纲要》真正落到实处

责任是法律的生命，违法不究必然导致有法不依。推进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强化政府责任是关键。一是各地方、各部门的行政首长要真正履行作为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第一责任人的职责，加大对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领导力度，一级抓一级，逐级抓落实。二是地方各级政府应当定期向本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上一级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情况，国务院各部门、地方各级政府工作部门应当定期向本级政府报告推进依法行政的情况，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应当每年对推进依法行政和贯彻实施《纲要》工作作出具体安排。三是加强对行政机关贯彻实施《纲要》情况的监督检查，强化人大监督、行政监督、政协监督、司法监督、新闻监督、社会监督以及严格考核、过错追究等机制和制度，对贯彻落实不力的要严肃处理，并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总之，要通过严格落实责任制，加大奖惩力度，使《纲要》切实得到贯彻执行，防止其被淡化、虚化、口号化。

4.以推动行政法学为理论研究为先导，为建设法治政府提供理论支撑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依法行政实践的发展，既推动着行政法学理论研究的进步，又离不开行政法学研究成果的指导。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可以揭示依法行政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演变规律，探索依法行政的发展趋势和道路模式，总结依法行政的经验、教训和理念，设计依法行政的机制、制度和方法，为建设法治政府提供系统、成熟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案。实际部门应重视行政法学研究成果对依法行政的指导意义，理论工作者则应深入调研依法行政实践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做到以理论研究成果指导行政法治实践，以行政法治实践推动理论研究深化。《纲要》正是在立足国情、遵循法治规律、全面总结我国依法行政实践经验和积极吸收行政法学最新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制定的，《纲要》的实施更要在这一基础上推进。目前，我国行政法学界对依法行政的理论研究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明显滞后于实践发展，脱离实际、闭门造车、调查不多、思考不够的现象比较普遍。这就需要根据中国国情，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以现实需要为着力点，以建设法治政府为目标，不断加强依法行政理论研究的深度，进一步拓宽依法行政理论研究的广度，高度重视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努力在建立中国特色行政法治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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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课程总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小结

目前概论课普遍存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的现象，枯燥、乏味、没有新鲜感的教学过程影响着教学效果。所以，在备课的过程中，针对艺术类学生的特点，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案例教学。在案例教学的实践中，虽然经历过几次小小的挫折，但在学生们的鼓励下，我坚持了下来，受益匪浅。

总结经验如下：

1、教学中盲目堆积案例。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吸引学生听课，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授课过程中穿插了很多案例，而每个案例都讲不透彻。最后下课后，学生只记得讲了什么有趣案例，而没有记住授课的内容，以致本末倒置。这样使用案例，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空空如也，达不到教学目的。

2、没有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案例教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作为教师仍处于传授者的地位，从案例的介绍、问题的提出、分析的展开、结论的得出、所涉理论知识的深浅以及时间的把握等方面，均处于主导。真正让学生来思考、分析、讨论的情形并不多，反省一下，多为举例教学。在这种情形下的课堂，学生仍是看热闹的外人，而没有真正深入到案例中去。没有积极的思考，当然就不可能有深切的体会和收获。

基于个人对于案例教学的思考，形成了一篇名为《探析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案例选择与解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的论文，并获得“六届辽宁省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征文比赛”二等奖。

仅此论文，作为总结的一部分，向领导汇报。

（一）原理教学引入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1.可听性：案例导入使抽象概念生动鲜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通过对具体知识的概括、总结与再思考的方式，达到对世界本质和一般规律的把握。静态的基本原理是枯燥的，它们的具体作用体现在应用的过程中。为此，《原理》课必须以案例为铺垫，使其生动化。比如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节讲授中，教学案例是“南街村模式与华西村模式”的比较，不仅使学生看到中国新农村的美好前景，而且使学生能够领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不能一刀切，要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管理方式、多种运行机制共同发展。又比如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问题上，选用关云长败走麦城的典故。关羽并没有真正接受诸葛亮的劝诫，他把孙权看成是同曹操一样可恶的“碧眼小儿”；同时打击曹、魏两家，主次不分，全线出击，最终酝成地失人亡的悲剧。这些案例的分析，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增强了学习兴趣。

2.通俗性：案例介绍加深学生对深奥理论的理解

学生不是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有些基本原理教师觉得容易理解，学生就是想不明白，这主要与他们的生活阅历与思维方式有关。“案例教学法”能使抽象理论具体化、通俗化，减少学生的畏惧心理和死记硬背的习惯。比如“哲学”中所讲的“属人世界”，学生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理工科学生，他们所认

为的世界就是基本粒子与场，不自觉地停留在机械唯物主义的层次上。授课中可以通过对“费尔巴哈生平”的分析，讲清这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为什么不能冲破历史唯心主义牢笼。经过讨论，使学生对机械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个比较清晰的区分，从而带动一系列难点的解决。又比如，学生对“认识来源于实践”感受不深，觉得很多成功来源于灵感和偶然。教学中选用摩尔根纂写《古代社会》一书的案例，向同学说明，为什么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摩尔根能写出研究原始社会的一部杰作？这离不开他的亲身实践，他除了对欧、美许多未开化的原始部落进行调查、考察、分析外，还在印第安易洛魁部落居住了40年之久，对原始部落的经济、社会组织、婚姻、家庭、习俗、宗教各方面都有了透彻的了解，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灵感和机遇的捕获，往往是多次实践的结果。这些都能引起学生思考与探究的兴趣，从而有效克服了机械的思维模式。3.实用性：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理论必须要满足学生探索社会问题的需要、追求事业成功和日后人生幸福的需要，才能提高学生对它的认同感。如在讲“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问题时，列举人们对SARS、对甲型H1N1流感等的不断认识，通过讨论，使学生认识到人类始终处于追求真理的路上，学习是无止境的。在此过程中，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随之增强。

有部分同学尽管对美国侵占伊拉克表示愤慨，但又认为美国在人权保护方面做得不错。针对这一情况，在“人的本质与价值”这一章节的教学中，可以着重介绍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囚事件、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秘密设立的监狱以及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的大量案例，让学生了解人权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享有的和应当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通过案例分析，深刻地揭露了美国人权政治双重标准以及人权外交的实质。

对于学生希望成才的渴望，可以在“意识”相关章节的讲授中，列举通过主观努力取得成功的伟人，如居里夫人等；也可以在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有关章节的讲授中，列举毛泽东、罗斯福等历史人物，回答“什么是人才？如何成才？为什么人人都可以成才”的基本道理，受到同学的欢迎。

（二）案例选择的基本原则 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在教学中应当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案例的典型性与新颖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相关性与辐射性相结合。这不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艰巨性、严肃性和教学过程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更是由独立学院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决定的。

1.典型性与新颖性

典型性是案例选取最基本的原则，是指要以讲授的知识为中心来选择案例，使案例服务于讲授的知识，而且被选案例要有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的作用。比如在讲到“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时，可以运用“六度空间理论”加以阐释；在讲授“事物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选择詹姆士·琴纳推广种牛痘遇到的困难做作为案例。这类案例具有典型性，容易说明问题，案

例的分析和讨论能够有助于学生掌握基本的原理、处理事情的方法和原则等。但有些典型案例比较陈旧，过于“正统”，如，用塞翁失马诠释对立统一规律，用田忌赛马诠释质量互变规律，虽然典型，但这些故事学生们早就耳熟能详。这个时候，就必须举一些具有新颖性的例子。

什么是新颖性？一是新近的。对于那些新近发生在国内国际的新闻时事，那些最近发生在校园里和学生身边的事情，大家都会关注。二是别人没听过的。教师的知识面一般来说比学生要宽，掌握的教学资源也比较多，应当发挥自己的特长，多举一些学生不熟悉的新奇案例。

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但有时候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新颖的案例能够弥补典型案例的不足，为大家喜闻乐见，但未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案例的总体分配中，典型性案例和新颖性案例都应当占有一定的比例，二者不可有所偏废。

2.知识性与趣味性

在案例的选择和运用上，要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起来。首先，要注重知识性。只有让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更多知识，他们才会对课程和教师有较强的认同感。例如，在讲“货币的本质”时就给学生举世界文学史上“四大吝啬鬼”（夏洛克、阿巴贡、泼留希金、葛朗台）的例子，往往这个时候，学生都在做笔记。

其次，趣味性非常重要。选择趣味性较强的案例，并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演绎出来，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案例不一定要求很长，但一定要贴切。例如，在讲授“资本”一节内容时，需要讲清资本的本质属性(资本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表现形式(资本表现为不同的物质形式)和基本特点(资本的运动性、增值性和返还性)。如果就理论讲理论就显得比较抽象，学生不易理解，记忆也不深刻。可以列举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故事，孙悟空虽然可以有不同的变化，但它本身是孙猴子，以此来比喻资本虽然可以在不同运动阶段采取不同的物质形式，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价值。为了说明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增值性，可以列举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回娘家》里的一段歌词，指出资本在循环运动中带回的虽然不是“胖娃娃”，却也带回了“金娃娃”。通过讲述案例，增强了趣味性，使学生对“资本”这个知识点能有比较形象的理解。

在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的过程中，如果二者发生冲突，知识性为先。学生自然希望案例越有趣越好，但教师有自己的责任，而且案例过多，会冲淡课本知识，出现“喧宾夺主”的后果。

3.相关性与辐射性

所谓相关性，要求案例选取要与学生专业相关、与学生就业相关、与学生生活相关，即以选择最贴近学生的事例为原则。如在讲人生价值时，引入“北大才子卖肉”、“广州硕士卖猪肉”和“大学生做村官”等事件，由于这一系列事件和大学生就业以及人生价值的实现有密切联系，在学生中间获得强烈反响，课堂讨论的气氛也十分活跃。

除了相关性之外，课堂教学所采用的案例一定要能够给学生留有较大的思维空间，要有较强的辐射性，要能够培养学生发散和创新的思维，从而提高他们的思维素质。如，在讲授经济和政治关系时，可以采用美国霸权主义的推行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后果，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引导学生要正确认识霸权主义。同学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激烈的争论，提出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使学生和教师均受益非浅。

（三）案例解释时应注意把握以下三对关系 1.教师讲授和学生讨论相结合以加强互动性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学生是教学的客体，处于被动和服从地位。在案例教学法中，学生是教学的中心，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以主角的身份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创造良好的自由讨论的气氛和环境，简要介绍案例的相关背景，在讨论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引导，使案例讨论紧紧围绕主题展开。

需要注意的是，学生们思想道德水平、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参差不齐，尤其是许多学生往往受现实阴暗面的影响较深，看问题往往具有较强的片面性和偏激性。他们过分关注社会腐败的一面，怀疑和否定社会积极的一面。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和进行总结时，要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学生提出的观点进行论证或批判，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共同探讨，坚持正面教育，以理服人，使学生能够真正受到启发，真正能够解决思想中存在的种种困惑，切实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能力。

2.案例教学与理论讲授相结合以凸显科学性 案例教学固然很重要，但案例教学并不能完全取代理论教学。教师对相关原理的重点和难点进行适当讲授，是教学中不能缺少的。案例中往往同时包含多个理论知识点，分析时比较复杂，难以理出头绪，这就要求教师既要把理论知识讲透，又要能指导学生运用理论去分析实际。所以，学生如果没有必要的理论基础作为铺垫，案例讨论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在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中，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案例教学是理论教学的运用。因此，教师可适当地调整教学内容，精讲知识；同时，根据理论教学的内容选择合适的案例，使二者相辅相承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课堂理论讲授应当是诱导式和启发式的，应该与案例讨论结合起来。

3.授课方式与授课内容相结合以提高有效性

在教学中除了有好的案例之外，还必须恰当运用所选案例。运用案例进行教学，要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对象来决定运用方式，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①引子悬念式：上课前用案例引出要讲授的某一具体原理，给学生留下悬念，然后教师既可以结合案例讲授理论，也可以让学生听完理论，自己去分析判断案例，教师再做总结。

②简单列举式：是教师在系统讲授了某一理论后，举

一、两个案例，用刚讲过的理论去分析解剖，也可请学生先分析、发表意见，教师再做总结。这种方式

虽然层次不高，但灵活简便，节约时间，适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各部分教学内容和学生人数较多的班级。

③课堂讨论式：教师把选择好的案例事先发给学生，并提出思考题，指定参考书目，由同学各自阅读、分析、思考，并将分析的意见写成发言提纲，在课堂上开展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辩论。例如在讲哲学对立统一规律时，引入取消中医的观点，请同学们分析评价。这种方式让学生以主角的身份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使其在民主自由的气氛中交流彼此的看法，学生学习的兴趣大大提高。这种方式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比较多，适用于讲授教学重点内容，并且在人数较少的班级应用容易取得好的效果。

案例教学法强调“授之渔而非授之鱼”，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只是传授学生课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导学生思考的过程，学生需要的不只是成堆的理论知识，更需要的是能够活用理论知识的能力；教师应赋予学生思考及行动的自由，发展学生个人的分析能力，提高学生倾听和沟通的能力，增进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总之，在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案例选择与解释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篇：坚持依法行政 保障行政法治

坚持依法行政 保障行政法治

——谈谈对行政合法性原则的几点看法

行政合法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依法行政，它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的内在品质和必然要求，是现代行政法的基本原则之一。这一原则要求行政主体实施的任何行为都要符合法律规定的职责权限、实体规范和相关程序准则，具体地说，行政合法性包含了以下几方面的要求：

一、行政主体合法

首先，行政主体必须是一种组织，而不是个人。这种组织既可以是行政机关或其职能机构，也可以是行政机关委托的其他非行政组织。行政主体是一种组织，所以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使职权的职务行为，属于一种组织行为或者国家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有很多具体行政行为是由行政机关或受行政机关委托的其他组织的人员个人实施的，这些个人与行政主体的关系是一种代理关系，他们以行政主体的名义活动，在行政主体委托和授权的范围内，他们的行为具有行政主体行为的特征，其法律效果也直接归属于行政主体。其次，行政主体是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的组织。也就是说，只有依法行政拥有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职权的组织在实施行政管理活动时才属于行政主体。再次，行政主体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国家行政管理活动。在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应具有独立的主体资格，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各种国家行政管理活动。另外，行政主体要对自己实施的行政管理行为负责，承担行政法上的义务。在行政决定的有效期内，行政主体放弃自己的责任，不履行其义务的，行对人对它有请

求权。行政主体如果实施了不当的或违法的行为，就负有予以补偿的义务。行政主体如不能对自己实施的行政管理行为负责，承担应有的法律义务，就不具有行政主体的资格。最后，行政主体合法还应当是取得主体资格要合法。行政机关的成立要有组织法或其他合法依据，按照合法的条件和程序成立，行政机关如未正式成立，就不具有合法的主体资格。

二、行为本身合法性

在这里，首先，行政主体要实施作为或不作为的行为。其次，合法的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实施的作为或者不作为，不是行政主体的组织所实施的行为，不能构成合法的行政行为。而且，不同的行政行为只能由不同的行政主体做出，越权者无效。然而，在实践中要做到这一点是比较难的，在中国现行政府体制中，有的部门之间、机构之间职责与权限等的划分还不清楚，职能交叉、权限重叠，造成了互相推诿、互相掣肘，管理效率低下。对于这种情况，应通过职能分解，调整和转移部门之间的职能，划清职责权限，各负其责。再次，合法的行政行为是符合法律要求的作为或不作为，这既包括实体法上的要求，也包括程序法上的要求。最后，合法的行政行为是能够引起法律效果的作为或不作为。行政行为的法律意义应表现为它能引起行政法律效果，行政主体认真履行行政职责，依法行政，不越权，不失职，行政合法合理，严格行使职权，这样的行政行为就能产生较好的行政法律效果。而对于不作为的合法行政行为来说，能否产生行政法律效果、具有行政法律意义或价值至关重要，这是不作为的合法行政行为可以成立的关键。

三、行为的内容合法

这是指行政行为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规范、法律原则或法律精神的要求，不得违背或超越法定的职权。行政行为的内容合法由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要求。从积极方面讲，行政行为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对行政主体设定的职权的要求；从消极方面讲，行政行为的内容不得违背或超越法定的行政主体的职权范围，不失职，不越权，不违法。

四、行为的程序合法

这是指行政主体必须依照法定程序实施行政行为。现代行政管理的范围不断扩大，行政权力日渐强化和扩张，面对这种态势，依法行政要求：一方面对行政主体适时地依法授权，使之拥有必要的权力进行行政管理；另一方面对行政主体行驶行政权力进行必要的和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为了保证行政主体能够合法地、适当地行使其职权，避免行政权力的滥用和错用，保障公民的权利，要求行政行为设置行为程序，即实施行政行为的次序、方法和步骤。现代行政就是程序行政，这句活不无道理。中国的行政实体相对发达，行政主体的权力授予较多，而行政程序方面的立法还大大滞后，行政主体的责任在一些立法中尚不够明确，行政主体的行为还得不到程序上的周祥规范。因此，加强行政程序方面的立法，为行政行为的实施提供充分而全面的程序合法的行为模式，将是中国深入贯彻依法行政原则的一项重要任务。

五、行为的形式合法

在依法行政的原则下，形式合法是指行政行为的表现形

式必须符合法律规范的要求，它包括表现为语言文字的行为形式和表现为动作的行为形式都要合乎法律规范的规定，至于行政行为在形式上符合哪些法律的哪些具体要求，要因行政行为的不同和法律规范的不同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在中国向法治社会转型的今天，行政合法是达到行政法治的核心和基础要求。从最简单的逻辑出发：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所以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必须符合人民的立法，根据公权力“法无明文规定不得行”的原则，法律没有授权的政府行为都是不符合行政合法性要求的。然而，由于中国的行政起步很晚，受到传统观念和现实国情的影响。中国的行政合法还面临着诸多尴尬的困境，比如说，行政机关的立法活动不规范、执法机构不健全、各机构职责界限不明确，行政执法人员素质不高、各方面监督不力、依法行政的保障制度严重缺乏，等等。因此要达到行政合法尚任重而道远。中国的行政合法保障机制有很多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对行政合法性的审查，其中前者是行政系统内部的自身纠错，后者则是外部司法审查，而对于相对人来说，则都是针对不合法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和救济机制。

第四篇：3论行政法治原则

论行政法治原则

行政法治的核心是控制行政权力，行政法治的形式标准是：第一，一切权力行为必须遵守法律，政府剥夺公民自由和权力时，必须指出自己的行为的法律根据；第二，行政行为必须有有正当的法律程序，不按照正当的法律程序不得不剥夺相对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第三，应当具备保证司法审查的机构和职业。

行政法治原则的功能是指行政法治原则在行政法律关系领域即将或已经发生的影响。从行政法治原则的内涵来看,笔者认为,行政法治原则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功能: 第一，对法律创制纰漏的补充功能，就是说行政法治原则在行政法规范出现瑕疵和漏洞时,行政法治原则可以直接作为行政法适用，对法律创制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疏漏加以弥补。

第二，对行政权力行使者的监督控制功能，即监督和制约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功能。

第三，对行政相对人的保护功能，是指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不受越权和超权力行使侵害的功能。

第四，对行政法律关系当事人的平衡功能，就是说行政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诉讼地位平等，公平公正的调整双方当事人的关系，有利于实现双方良性互动。第五，对行政职权行驶的效率功能，法定化程序化的行政模式，便于加强行政法治原则对行政职权的全面控制，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效率效能，产生社会效益。

依法行政原则(行政合法性原则)是指行政权力的设定，行使必须依据法律，符合法律而不是与法律相抵触。它仅仅是行政法治原则的一个方面。“行政法治”的层次与境界及要求高于“依法行政”,“依法行政”易给人造成一种该概念仅具有法律工具意义的感觉。自党十五大以来对“依法行政”提法的明确，“依法治国”概念的提出，我们并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意义上来理解“依法行政”,而应从实质意义的法治这一深层次角度来理解“依法行政”。而“法治行政原则”，是法治原则在行政法上体现的结果。实质意义上的法治行政原则要求而言其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政府行政皆应有组织法上的依据;②政府行政原则上应有行为法上的依据，包括依据法律原则;③政府所守之法为合乎理性之法;④政府违法应负法律责任。由此可见，“依法行政”与“法治行政”不仅是提法上的差异，更为关键的是代表了两种法治主义。其实质仍是“法制”与“法治”论战的延续。然而如果把“依法行政”从实质上来看，在一定意义上“依法行政”又和“法治行政”是相同的。笔者认为，“依法行政”、“法治行政”与“行政法治”，三者是必须要统一的，它们分别属于社会主义法治正义精神的三个不同层面，即法治的程序正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依法行政”主要讲的是行政权力的设定和行使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达到程序意义上的“合法行政”；“法治行政”不仅要求行政权力的设定和行使都必须以法律为依据，而且要符合社会公序良俗、伦理道德，做到形式上的公平正义；而“行政法治”不仅要有前两者的基本要求，而且还要在现实和理想的追求上达到统一和升华，使之成为实质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总之不论是“依法行政”、“法治行政”作为原则性要求最终而且必须要以“行政法治原则”这一实质性正义要求为灵魂归宿。

行政法治原则有以下必要性：

(一)行政国的出现需要行政法治原则加以控制

（二）法治国的成立需要行政法治原则加以控制 目前,我国社会正处在一个从人治走向法治的转折点上,行政法治也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这种现状表明我们要实现行政法治还有十分艰巨的任务。就现实条件而言,无论是在制度上,还是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上都需要创新。我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一）行政法律、法规及政策的形成，需要加强公众参与的力度，使行政法治所依之法更加科学民主

（二）行政权力的行使应当受到必要的约束

（三）改革现行行政司法体制，建立相对独立的行政法院系统

（四）健全我国公务员制度，转变公务员观念

行政法治原则是法治实质的、核心的原则，在实质法治实现的时候,程序法治和形式法治的精神依然被保留着,并成为实质法治的最基本要求和最基础的状态,成为实质法治的构成部分。一定要摒弃实质法治是对程序法治与形式法治的否定的观点。实质法治是程序法治和形式法治质的飞跃的表现与成果,是程序法治、形式法治的升华,但是它并不是对他们的简单否定。在实质法治实现的时候,程序法治和形式法治就蕴涵其中。我们只有在程序意义、形式意义和实质意义三个层次上全面实现法治,使“依法行政”“法治行政”与“行政法治”这一法治的核心原则统一的前提下，整体的法治才可能得以建立或者实现。

第五篇：论依法行政

论依法行政

2004年法律本科班 姓名: 内容提要

依法行政是现代法制国家政府行使权利时普遍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根本樗。什么是依法行政，依法行政的内涵，基础是什么，对依法行政的要求是什么，依法行政要实现哪三个转变，依法行政同依法治国的关系。本文通过对以上问题的论述，说明在我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依法行政是必要的，是实行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一切政府机关都要必须依法行政，这是我们党治国方略的一大转变，表明我们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有了重大发展，同时也标志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崇尚法治，注重法律实施、力行法治的新时期。当依法行政、依法治国被写进执政党的纲领性文件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的时候，依法行政已经成为举国上下的共识。依法行政是现代法制国家政府行使权力时普遍奉行的基本原则，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根本标志。下面，笔者拟就从依法行政的内涵、基础、要求、依法行政同依法治国的关系谈谈我之见，仅供参考。一.依法行政的内涵

对于依法行政的内涵，有学者认为依法行政的“法”在本质上必须是体现人民整体意志（公意）的法，而不能是长官意志、个人意志、少数利益集团意志的反映；在形式上应限定在法律、法规（包括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两种形式上；在法律要素上不仅应包括法律规范，还应包括法律原则以及法律目的和法律精神；在法律渊源上原则上应采取成文法主义，以不成文法（判例法制度）作为补充。笔者以为依法行政的内涵应从以下几点来理解：

1.依法行政的主体是公共行政的承担者。在我国依法行政的主体主要是国家行政机关，而在西方则不仅限于国家行政机关。既是依法行政规范的主要是行政权的享有者，而非行政相对人，依法行政的实质和重心，是依法治官而非治民。

2.依法行政是指对公共事物的管理，既不是对私人事务，也不是对国家行政的管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国家行政与公共行政是不同的。依法行政的“行政”是行政意义上的行政，既指一定的国家组织（行政机关）为了实现国家职能、维护公共利益、依照法律规定的职权和规定，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组织和管理的活动，其行政的领域是其他社会组织所无力、无法或不愿承担，只能由国家实施管理社会公共事务。

3.依法行政中的“法”应从广义上理解，不仅指法律，也指行政法规等一个法律体系。在依法行政中法律是行政机关据以活动和人们对该活动进行评价的标准，居于国家和社会的统治地位，具有最高权威。

4.依法行政的目的是保障公民的权利，维护公民的权益，以实现公法的价值追求。在我国依法行政是一种积极保障（有效行为）与消极防范（防止滥用行政权力）的有机结合，其目的不仅仅在于对政府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规范，防止滥用权力，并使受到不法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权利及时得到裣，而且也在于保证政府能有效地维护法律秩序，保证人们具有充分的社会和经济的生活条件。二.依法行政的基础。1.依法行政是法治的要求

依法行政是建立在法治原理基础上的，这是依法行政得以确立的内存因素。“无法律则无行政”是指任何没有法律明确授权的行为，都不具有公民必须服从的正统性而归于无效。这一原则是指行政机关的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该原则产生于近代宪政意义上行政权的行使。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后，以为国家权力必须分立，国家必须依法而治而不是由王者而治，法律的制定必须由具有民志的机关——议会来完成，对于议会所制定的法 律，不但要求公民个人遵守，同时要求政府也必须遵守。因而，行政的功能只在于执行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并且立法机会对这种权力的行使要进行严格的监督。在政府必须守法的观念支配下，行政权的运用必须符合法律的具体规定。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念要数盛行于19世纪的英美传统行政法控权理念。

“法治”的确切含义发展到今天尚未定论，但有一点基本要求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是公认的。所谓“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就是在保证法律具有实质正义（良法）的前提下：⑴任何人（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依法办事。对于国家机关而言，除了法律允许的以外，无权进行任何活动；对于社会组织和个人而言，除了法律禁止的以外，可以从事任何事业活动；⑵任何人违反法律规定都必须受到惩罚，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不容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国家机关违法，由其他国家机会依法追究其责任；社会组织和个人违法，由行政机关和民事法机关依法予以惩戒。可见，虽然“法治”是相对于“人治”而提出的，有限制权力的重要意义，但是，法治原则的内在要求是对任何人的行为给予不偏不倚的保护或制裁。法治原则贯彻到行政法领域，即意味着行政机关与相对一方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法律既同等地保护行政机关和相对一方的合法行为，又同等地追究行政机关和相对一方的违法行为。依法行政原则是应运法治原则对行政机关的要求而产生的。

2.依法行政是入世的要求。

我国加入WTO，不仅享有WT0的各项权利，同时必须承担WTO的各项义务。这既为政府依法行政注入新的内容，也对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依法行政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又是依据我国宪法、法律实施的。加入WTO之后，对外开放事业在WTO框架内推进到一个全面开放的崭新的发展阶段。要按照WTO规则的要求，推进政府依法行政，必须树立加入WTO首先是政府加入WTO，加入WTO就是要加入“规则”的新概念。要以此为 基点，不仅要进一步增强国内的法律意识，同时要增强国际法律意识；不仅要有严格实施国内法的意识，还要遵守WTO规则，增强以WTO规则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行政法意识，并按照WTO规则和我国加入WTO的承诺，更加自觉地坚持依法行政，不断提高依法行政的水平。例如：我国加入WTO后，对路政管理职能也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了与WTO规则并轨，2003年4月1日，交通部颁布实施了《路政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了办事程序、办事手续、办事条件和办事时限，为路政人员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依据。

三.依法行政的要求 1.行政组织及其职权确定。

这是对依法行政的首要要求。依法行政，从其实质上看，就是要使行政管理进入法治状态。首先，行政组织的自身管理要法治化。无论是行政组织的权限，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还是行政机构的设置、行政编制管理都要以法律为依据，排除个人意志的非理性干预。其次，行政组织的对外管理要法治化，行政组织对外管理的主体形式，行政机关及行政机构行使政权的条件、规则以及程序等要依法设定，行政机关及行政机构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管理。显然行政组织法律制度与行政组织法息息相关，没有行政组织法的规范和保障，也就不可能有完备的行政组织法律制度，行政法治状态也就无以真正实现。2.法律保留和法律优先。

所谓法律保留即指国家的重要事项要通过法律来规定，主要有国家的主权，基本制度，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等。法律优先是指行政机关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受法律的约束，不得与法律相违背；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或相冲突，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

3.行政行为运行要符合法律。

包括形式合法和实质合法两个方面的要求，或称之为形式合法与实体合法的要求，二者的关系，形式合法无疑是第一位的。因为，一方面，形式合法是达到实质合法的保障，只有真正地、一丝不苟地做到形式合法，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达到实质上的合法，为行政案件地正确处理奠定坚实的基础。准确地说，在法治社会，任何执法活动必须要讲究程序法的第一性。尤其在我国，由于整个社会长期受到“重实体轻程序”这一负面传统的影响，在社会转型时期更上一层楼应高度重视执法活动的程序合法性内涵的法律价值。4.运作要诚实信用。

即政府在管理运作过程中，使相对人对政府产生的合理期待，不可随意改变。但在特别情况需要下，诚信原则不排除政府对规定、政策的改变，但要求政府给予相应的补偿。目前我国并未确立诚信原则，在现实生活中行政主体常以公共利益为由，来肆意侵犯相对人的权利。四.依法行政要实现的三个转变

当前依法行政要特别注意转变消极行政执法的陈旧意识，树立积极行政执法观念。消极执法意识陈旧有三：一则将管理方与被管理方树立起来，简单以为双方只是管制与服从关系，忽视行政相对人参与权与主人翁地位；二则片面认为执法仅是或主要是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行政强制和行政审批，否则不是执法；三则不明确法律规定的行政主营部门的职责，就是执行该法律即行政执法，误以为政府另组建队伍实施处罚等职能，才是行政执法。陈旧的消极行政执法观念不仅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城市管理要求，而是有悖现代行政法治原则。因为行政法治的第一要义就是职权法定。所谓职权法定，即各级政府，所有行政机关的职权必须由法律、或法律授权法规做出规定；法定的职权行政机关必须履行，不得不履行，不得越权履行，更不能滥用职权；不履行，越权履行三种新观念：一是行政执法手段仅为城市管理的一种手段，法律手段不是万能的。制裁要与教育结合；法治要与德治并举。二是行政执法手段是多样的并有积极与消极之分。审批、命令、处罚、强制、处分等消极手段是执法；协商、协议、听证、指导、奖励等积极手段也是执法。现代法治政府在职能转变的同时，行政执法的手段也在悄然改变，行政执法手段 的人性化，即更多的尊重行政相对人的意思表示，更多地让行政相对人直接参与管理，亦即行政执法的消极手段更多地被积极手段所取代是当代行政执法发展的新趋势。三是行政执法是政府或行政主管部门为执行法律法规实施的一系列活动，而不仅是一项具体行政行为。五.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1.依法治国是依法行政的重要保障。

依法治国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使国家繁荣富强长治久安的必经之路，依法治国为依法行政开辟了道路，创造了前提条件，不奉行依法治国的方针，就不可能有依法行政，没有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依法行政也难于推行，依法行政需要权力机关加强立法和必要的授权，需要司法机关的保障，需要全国人民有良好的法律素养，需要来自各个方面的对行政机关是否贪污行政的监督，依法行政不可能孤立存在，不可能离开依法治国的大环境单独进行。例如：199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施行，它的颁布实施，标志着我国公路事业步入了法制轨道，为路政管理人员依法行政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武器。如果没有依法治国的大环境，就不可能有《公路法》的颁布实施，依法行政也就无从谈起。

2.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

首先，在整个国家机关序列中，行政机关所占比重最大，拥有部门最多。行政管理的范围广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行政执法活动具有多样性，广泛性，技术性强，对社会生活直接干预等特点。其次，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约有80%以上的法律法规是由行政机关执行的，在整个执法活动中，行政执法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此外，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依法行政，用法律手段调节和管理各个领域的活动，将逐渐成为政府机关活动的主要形式，依法行政将成为政府机关的主要工作任务。因此，只有加强依法行政，改善行政执法活动，才能有力地实行和坚持依法治国。目前，虽然行政执法工作不断加强，成绩很大，但也存在不少有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越权 处罚、无权处罚、以罚代刑等现象时有发生。针对目前行政执法不严的状况，要突出加强和改善行政执法；要明确执法机关的责任，提高执法效率，切实解决执法不力，放弃法定职责或超越法定权力的问题；要狠抓行政执法队伍建设，坚持不懈地抓紧行政执法人员的思想教育，法律政策教育和岗位业务培训；加强考核任用、奖惩等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对行政执法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执法违法的追究制度和赔偿制度，促进依法行政，严格执法办事。

综上所述，依法行政是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核心。“只有以依法行政为重心和突破点，人治的现状方可望改变，法治才可望实现。”才能使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代的轨道，实现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的法制化和规范化，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这是全体人民的共同愿望，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客观要求，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是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提高执政水平的有效途径。主要参考资料：

1、《社会主义法治论纲》石泰峰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0年3月

2、《行政法学》姜明安、皮纯协主编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年4月

3、《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 任建新主编法律出版社 1996年9月

4、《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教程》 皮纯协主编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01年版

5、《传统行政法控权理念及其现代意义》 沈岿、王锡锌、李娟著《中外法学》 1999年1期

6、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

目录

一.绪论 二.本论

⑴依法行政的内涵 ⑵依法行政的基础 ⑶对依法行政的要求

⑷依法行政要实现的三个转变 ⑸依法行政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