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两晋文学概述（精选）
两晋文学概述
第一节两晋文学概说
一、西晋的政治制度
（一）西晋士族制度的确立
1、东汉后期，诠选官吏，已重视门第。三国时期，曹丕为争取士族支持，施行九品官人法，士族地位愈加巩固。（《通典·选举》）
2、魏晋之际，曹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在权力斗争中均拉拢士族，士族地位愈加巩固，西晋建国，为巩固政权，中正取士，于当朝显贵之外，颇依门第，士族因此形成了世袭的政治特权。士、庶矛盾也因此产生并逐渐激化。
3、西晋时期，占田、赐客、荫庇、荫亲制的实行，又赋予士族以经济上的世袭特权，晋室对占田、荫客的数量虽有所限制，但无法从根本上遏制士族经济的膨胀。
（二）晋初分封制
晋朝鉴于魏氏的孤立，建国之初，分封同姓王27人，皆授予兵权；又分封异姓士族，立国达五百余。借以互相牵制，屏藩帝室，但实际由此埋下分裂隐患。
二、两晋播迁
1、西晋相继灭蜀、吴之后，统一中国不过十年，即爆发了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
2、八王之乱历时十六年，北方匈奴乘势南下，永嘉四年（310），刘曜率军破洛阳，晋怀帝、晋愍帝相继被害。建武元年（317），元帝司马睿即位于建康，是为东晋。至恭帝元熙二年（420）止，历十一帝，104年。
三、晋朝文人的作风与文风
（一）晋人之文，趋向雅化
1、西晋文学的雅化。司马氏为夺取政权，曾依靠士家大族的支持；而这些士族，大都为儒学世家。此外，司马氏既以名教为武器翦除异己，又以禅让方式窃取政权，更须兴儒学、修礼乐、存教化、明尊卑以巩固政权。故司马炎称帝以后，尝以儒学传家自诩，而羞言为将门之后。尊儒崇文，乃成为西晋立国的基本国策。
2、两晋时期，士族居清职而显要，逐渐形成“下品无士族，上品无寒门”的局面。
在此背景下，晋世文人务为博闻多识，其于为文或清谈，炫博学识，务求典雅。张载、陆机、潘岳等，即出身庶族的文人如左思，因风气之所在，也步其后尘。
3、南渡以后，玄言诗、赋畅谈玄理，虽不同于西晋文人的博奥典雅，但作者炫耀学问、追求雅化的心态，与西晋文人亦非常相似。
“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终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续晋阳秋》）
（二）晋人之文，益尚华美：
汉末以来，文章渐趋华丽，曹丕对此，更有自觉的提倡。但晋人的尚美，又有自己的特点：
1、士族以玄学纵心适意为口实，尽情享受声色。
两晋士族虽有特权，依然难以自保，张华、刘逵、陆机、潘岳等，相继被害。士族在追逐名利的同时，深感时事难料，仕途艰险，于是不再干犯名教转而纵情声色。中正选官，依门第不依德行，故朝廷虽崇尚儒教，文人日益放荡无行。
西晋之士，其以嗣宗为法者，非法其文，惟法其行。清谈而外，别为放达。《世说·德行篇》注引王隐《晋书》谓：“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头散发，裸袒箕踞，其后，贵游子弟阮瞻、谢鲲、胡毋辅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谓得大道之本。”傅玄所谓“魏氏虚无放诞之论，盈于朝野“（《文选·晋纪总论》）
“人之生也，奚为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列子·杨朱》）今本《列子》乃晋朝人伪作，此言可视作晋人享乐主义之宣言。
2、两晋侈靡豪奢，享乐淫逸之风，弥满朝野。
参看《晋书·胡贵嫔传》、《晋书·何曾传》、《晋书·石崇传》等所载史事。
3、两晋时期，尚美近乎病态。
建安时期的阳刚之美，渐渐为阴柔之美所取代。
4、文学也逐渐弃却建安的刚健、正始的壮丽，而渐次流入绮靡。
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文心雕龙·明诗》）
5、东晋，朝廷偏安日久，文人沉溺于玄释，又渐渐得山水佳趣，心境渐趋平和，陷于网罗者亦少于西晋。这时的文人，放诞之风尽革，谈玄亦有深致。玄言诗兴起。
（三）晋人之文，更尚真情：
1、正始名士，蔑视礼教，自我表现与自我抒情，已占一席之地；到西晋，士族凭借门第而不修德行，崇信玄释，礼教的束缚，愈益松弛，文人更加注重个人的世俗生活与情感体验。
2、晋世文学是一个富于情感、敢于任情的时代。
“（潘）安仁情深之子，每一涉笔，淋漓倾注，宛转侧折，旁写曲诉，刺刺不能自休。”（《采菽堂古诗选》）
第二节太康诗坛
一、太康文学概述
太康文学的断限。太康，晋武帝司马炎的年号，公元280~289年。
太康作家，傅玄而外，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钟嵘《诗品序》）为其代表。其中，陆机最负盛名。
“二十四友”。晋惠帝时，贾谧专权，当时文人多投其门下，潘岳、石崇、左思、陆机陆云、刘琨诸人皆在其中，有“二十四友”之称。
二、傅玄与张华
1、傅玄（217-278）字休奕，北地泥阳（今陕西耀县东南）人。位至司隶校尉，性峻急，不能容人之短，屡上书言事。学识渊博，精通音律。有《傅子》120卷，原书已佚，现存辑本五卷。
傅玄反对魏晋玄学空谈，崇尚经世之学。
傅玄的诗歌多模仿汉魏乐府，大都以女性命运为题材，内容流于伦理说教，形式典则而少创新，反映了乐府诗歌的雅化趋向。傅玄诗中，亦有佳作，入《苦相篇》写色衰见逐的弃妇，善于描摹神情；《秦女休行》写烈女复仇故事，生动而有气势，只是主题流于说教。
2、张华（232-300）字茂先，范阳方城（河北固安县南）人，少孤贫，魏末，尝任中书郎等职，入晋，官至司空，进封壮武郡公。后因拒绝参与赵王伦、孙秀的谋反，被害。有《博物志》10卷及诗文传世。
张华有《鹪鹩赋》一篇，本庄周之意，言位尊而险，无用安处的道理。赋作于何时，已不可考。
张华诗不如文，其作大抵模仿前人，如《轻薄篇》、《游侠篇》学曹植《名都篇》、《白马篇》，《杂诗》学阮籍《咏怀》；《情诗》学《十九首》，内容不是全无创新，但因排比对偶，堆砌典故，雕琢辞藻，后人评价，褒贬不一。
《励志诗》（九首）既云“安心恬荡，栖志浮云”，又云“进德修业，辉光日新”。内心矛盾，于斯可见。
二、陆机与潘岳
（一）陆机
1、陆机的家世生平
陆机（261-303），吴郡吴县华亭（上海市松江县）人。出身世族，祖父陆逊、父亲陆抗，都是东吴名臣。陆机少为吴牙门将。吴亡，十年不仕。
太康十年，与弟陆云入洛，颇为张华推重，名动一时。然好游权门，与贾谧亲善，与陆云、潘岳等结为“文章二十四友”。历任太子洗马、著作郎、中书郎等职。后成都王颖举荐他做了平原内史，世称陆平原。太安二年，为成都王后将军、河北大都督，讨长沙王，兵败，为成都王所杀。年仅四十三。
陆机以亡国之臣入洛，又才高自负，热衷功名，仕于乱朝，不免为时人所忌。许多文章都流露出作者的忧惧之情、难言之隐。
2、陆机的诗文创作
（1）陆机的拟古诗。
A、陆机诗今存约100首，多为模仿乐府、古诗之作，内容形式皆少创新，数量约40余首。
陆机的代表作《赴道洛中作》写入洛时留恋家乡之情和前途未卜的忧虑，试看其二：
远游越山川，山川修且广。振策陟崇丘，安辔遵平莽。夕息抱影寐，朝徂衔思往。顿辔倚嵩岩，侧听悲风响。清露坠素辉，明月一何朗。抚枕不能寐，振衣独长想。
其他如《门又车马客行》写吴亡之痛，《猛虎行》写人生之艰难，进退之犹豫，《赠尚书郎顾彦先二首》写故人之阻隔，心境之索寞，《君子行》写热衷仕进、又忧惧政局的矛盾，都能真切地传达出他由吴入晋后的处境和心情。
B、值得关注的一个特点：这些诗歌多情景相生，显示了自曹植以来，自然景物渐入诗坛的历史趋势。其《招隐诗》体貌山水，穷形尽相，末尾缀以议论，实已开谢灵运山水诗的先声。
C、因时风所染，陆机诗好炫博学识，堆砌辞藻，以至于情繁而词隐。
张华评他的诗：“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文章传》）
至如士衡才优，而缀辞尤繁。（《文心雕龙·熔裁》）
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词隐。（《文心雕龙·体性》）
士衡才思有余，但胸中书太多，所拟能痛割舍，乃佳耳。（陈绎曾《诗谱》）
（2）《文赋》。
陆机又有赋体论文的《文赋》对文学功能、艺术灵感、艺术构思、文质关系、文体分类、文体特征乃至具体的文学技法，均有论述，是我国第一篇系统的文学创作论。对后来刘勰创作《文心雕龙》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潘岳
1、生平个性
潘岳（247—300），字安仁，荥阳中牟（河南中牟县东）人，曾任河阳、怀令。依附权贵杨骏，杨骏被诛，除名。潘岳性情轻躁，趋势利，谄事贾谧，为“文章二十四友”之首。后被孙秀诬陷，夷灭三族。
潘岳的人品与文品。《颜氏家训》：“潘岳乾没取危。”乾没，欲壑难填也。
2、诗文创作
潘岳长于哀诔：《金鹿哀辞》、《泽兰哀辞》、《马汧督诔》情文并茂，皆是传世之作。
潘岳的赋也写得不错，《西征赋》描绘山川，咏叹史事，虽祖述汉人《述征赋》，但体尚骈俪，文多议论，也能见自己的特色。《秋兴赋》、《闲居赋》写厌弃官场束缚之苦，向往逍遥自得之乐。描摹景物，述说怀抱，受宋玉、张衡赋的影响。与其一生行事相比照，可知行不顾言，内心实有相当的矛盾冲突。
潘岳的诗今存十余首，写亲情、哀情一类为佳。《悼亡诗》三首，怀念亡妻，感情真挚，明净疏畅。后人《悼亡》之作，实由此而兴。《杨氏七哀诗》，亦类此也。这一类诗以“凄怆”为基调，是潘岳诗歌的主要成就。
三、左思：
（一）生平：左思（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人，父亲左雍（一字彦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左思少学琴书，皆不成，乃勤与学，貌寝口讷，辞藻壮丽。泰始八年其妹左棻入宫拜修仪，乃移家京师，官秘书郎。尝追随贾谧，预“二十四友”之列。泰始十年，左棻为贵嫔。永康元年，贾谧诛，左棻病逝，乃退居宜春里，专意典籍。齐王冏命为记室督，不久以疾辞。后居冀州，病卒。
（二）文学成就：
1、《三都赋》
《三都赋》的结构模式没有创新，但因为作者务在征实，故于山川方物的描绘，尚有自己的特色，可与史书记载相补充。但其文辞典富，多爱不忍，失于剪裁，依然没能跳出汉代大赋的窠臼。
左思作《三都赋》，尝为陆机所讥，及《三都赋》成，又须名公宿儒推举，方能显称于世，此可见世族垄断文化的现实。而《三都赋》出，洛阳纸贵，又可见世族好炫博文采才学的风尚，已习染整个社会。
2、《咏史诗》八首
自班固《咏史》之后，建安诗人亦有借史咏怀者，但把历史的现象、经验与个人的现实遭遇、情感体验成功地融入诗歌，却自左思始。张玉谷《古诗赏析》：“名为咏史，实为咏怀”。
《咏史》非作于一时，其内容：或诉说胸襟怀抱（其一），或表达对门阀制度的不满及对豪右的蔑视（其二），或抒写愤激之情（其六），或宣言大释大悟（其八），不仅生动地展现了左思的生活与精神历程，也深刻地揭露了门阀世族制度的本质特征。
《咏史》的风格：
豪放、浑成。
《咏史》的豪放、浑成风格，独立于当时士族文化氛围之外。
《咏史》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路，成为后世诗人效法的范例，这是他对中国诗歌史的独特贡献。
第三节东晋文学概说
一、东晋文学概述
1、时代特征：偏安政局和门阀政治。玄谈风气。
2、东晋文学的分期。前期，郭璞及其《游仙诗》；中期，玄言诗的高潮；后期，山水诗歌的先声，湛方生。陶渊明。
二、刘琨
1、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黎山（今河北无极东北）人，少负志气，有纵横之才，文章为当时 5 所推许。为“文章二十四友”之一。八王之乱，中原动荡，与祖逖闻鸡起舞，以豪杰相推许。永嘉六年（307）任并州刺史。后与幽州刺史、鲜卑贵族段匹喢血盟誓，共击石勒。元帝初，迁侍中、太尉。后为段氏所疑，缢杀于狱中。
2、刘琨身当离乱，慨然有天下之志，其议论时局，多有书表传世。如《为并州刺史到壶关上表》、《与丞相书》，痛陈沿途所见惨状，历数北上抗敌的艰危，不仅写得悲伤慷慨，而且指造时事，不尚骈俪，颇异于晋世文风。
刘琨为段氏所拘，作《答卢谌书》。其文不独立能坦诚帝剖析自己，而且文中说自己“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这在两晋士族崇尚浮虚、逃避社会责任的风习中，的确是出类拔萃的。
3、刘琨的诗不多，代表作《答卢谌》、《扶风歌》、《重赠卢谌》。
四言《答卢谌》抒写家国之恨，五言《扶风歌》、《重赠卢谌》写志士的艰危处境，英雄的末路悲哀，慷慨悲凉，皆有为而发者。
4、刘琨的诗感情深厚，风格雄峻，不独有建安风骨，而别有一种悲凉之气。
三、郭璞
（一）生平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东闻喜县）人。好经术，洞悉五行、天文、卜筮之术，辞赋号为“中兴之冠”，南渡后历任殷祐、王导幕参军。作《南郊赋》为元帝所赏，擢为著作郎，又升尚书郎。后任王敦记室参军，因借卜筮谏阻王敦谋反，被杀。王敦乱平，追赠弘农太守。
（二）郭璞的文学成就
1、郭璞早年颇有辞赋，其中以《江赋》、《客傲》为最著名，《江赋》写景壮丽，设想新奇，唯好用古字奇典；《客傲》仿东方朔《答客难》、扬雄《解嘲》，牢骚语中，颇多玄言。
2、郭璞的《游仙诗》
A、游仙诗的渊源。诗歌以“游仙”名篇始于曹植。
B、南渡后，深感世路坎坷，祸福难测，又目睹晋室豪族争权夺利，不思北伐，乃作《游仙》以明志。今存19首，其中9首为残篇。
C、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
《游仙》忧心时事的精神与隐而不显的风格，实源自《离骚》。钟嵘《诗品》称其“辞多慷慨，乖远玄宗”，“坎壈咏怀”。《游仙》诗形象鲜明，造语奇丽，名为游仙，实为咏怀，在东晋诗坛是不可多得的佳作。其五：
逸翮思拂霄，迅足羡远游。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潜颖怨青阳，陵苕哀素秋。悲来恻丹心，零泪缘缨流。
郭璞以游仙写失意之悲，与左思借咏史抒牢骚不平，有异曲同工之妙。
D、自《游仙》出，后之诗人取其谈玄而遗其取象，东晋诗坛玄歌大盛，可视作对《游仙》的消极发展。
四、玄言诗
1、玄言诗的兴盛。
东晋政局与士人心态。东晋偏安日久，文人意气更加消沉，其时，魏晋清谈之风，不仅相沿不改，又兼受佛理的影响，更朝着“精名理，善论难”的方向发展。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之下，产生了“诗必柱下之指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的玄言诗赋。
2、孙绰、许洵是这一时期的代表性作家。袁宏、庾阐。
玄言诗的特点：钟嵘《诗品序》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爰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庾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
但也有形象性较强的作品，多借山水以抒情，试以孙绰《秋日诗》为例：
萧瑟仲秋月，飂戾风云高。山居感时变，远客兴长谣。疏林积凉风，虚岫结凝霜。湛露洒庭林，密叶辞荣条。抚菌悲先落，攀松羡后凋。垂纶在林野，交情远市朝。澹然古怀心，濠上岂伊遥。
3、玄言诗的产生，显示了玄学通过文人的思想行为影响文学，进而直接向文学渗透，从而取代了文学的一些基本特质。其实以玄学入诗，本来就意落言荃，有悖于玄学对物道关系、言意关系的根本认识。所以，玄言诗既是对建安以来文学自觉的反动，也是对老庄与玄学本质的反动。因正如此，六朝的文学批评家对玄言诗多有中肯的批评。
第二节陶渊明
一、时代背景与作家生平
1、陶渊明生在晋宋易代时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斗争剧烈，门阀制度森严。陶渊明初怀着济世壮志，从二十九岁步入官场，之后十三年仕隐无常，四十岁时彻底归隐，之后亲自参加农业劳动，表现了厌恶写场，不与统治者合作的高洁人格，六十三岁病逝于家。
2、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世号靖节先生。浔阳柴桑（今九江西南）人。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开国元勋，官至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均作过太守。外祖父孟嘉曾任征西大将军桓温的长史，但到陶渊明出生时，家道已衰落。
青年时期，曾有“大济于苍生”的雄心壮志。《杂诗》中说：“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吐露出建功立业的宏愿。29岁时，为谋出路，开始走上仕途。先为江州祭酒，不久，因“不堪 7 吏职”辞官而归。州府召他任主簿，他不肯就职，在家中闲居了六、七年。36岁时，为荆州刺史桓玄的僚佐，不久，又辞归。40岁时，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后又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41岁辞归。同年八月，在亲友的劝说下，出任彭泽令。任职八十余天，传来了妹妹死于武昌的噩耗。这时，又正逢督邮来县巡视，县吏告之“应束带见之”，陶渊明说：“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小儿！”当天便解绶辞官回乡，后归隐田园。直到逝世，一直过着隐居田园的清苦生活。
四十四岁后，家中不幸遭遇大火，生活更加贫苦。“夏日抱长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倾壶绝余沥，窥灶不见烟。”（《咏贫士》）这些诗句，反映了他物质生活的贫乏。但是，诗人在精神上却恬然自适。因为他永远摆脱了象樊笼一样的腐败庸俗的官场，回到了日夜怀念的田园。退隐之后，他曾躬耕陇亩，和父老乡亲共话桑麻，同下层百姓保持着融洽亲切的关系。尽管他还和农民有着本质的区别，但他一反当时贵族文士轻视劳动、鄙视劳动者的偏见,“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却是难能可贵的。这段时期，是他创作的丰收期，写出了大量的田园诗，艺术上也日臻成熟，终至炉火纯青。晚年，他写出了著名的《桃花源记并诗》，阐发自己的社会理想。
二、陶渊明的思想个性
陶渊明的思想较为复杂，但主要的是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使他早年具有济世之志，几次出仕，正是儒家积极用世、兼济天下的思想的体现。退隐后，儒家的安贫乐道、君子固穷的思想又成为他的精神支柱。他的道家思想，继承了正始以后道家精神批判现实、否定现实的一面，但其中老庄的消极避世、清静无为、顺适自然的思想，又给予他以消极的影响。
任真，是其性格最突出的特点。为文为人，皆表现出真率的态度。
三、陶渊明的田园诗
1、陶渊明流传至今的作品有诗一百二十余首，另有文、赋等十余篇。陶诗及其题材分类。田园诗、咏怀诗、咏史诗行役诗、赠答诗。田园诗是其文学创作的主要成就。
陶渊明的诗文集，历代刻印过多种，清陶澍注的《靖节先生集》，今人逯钦立注的《陶渊明集》是较好的注本。
2、田园诗的思想内容。
多方面地描绘了农村景色和归隐后的生活，反映了诗人鄙弃官场、怡然自乐的思想感情。
田园景物的恬美与悠然自得的心境。《归园田居》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馀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馀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代表作《归园田居》、《和郭主簿》、《于西田获早稻》、《怀古田舍》等。由于他以全部身心热爱着大自然，把自己的真切感受注入笔端，所以他笔下的农村田园风光和谐自然，别开生面，后代的评论家、诗人曾给以很高的评价。
歌咏劳动生活。如《归园田居》之三中写道：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此诗写出了诗人的真实感受和安贫苦节的决心。这些诗感情朴素而真挚，散发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四、陶渊明的咏怀诗
1、咏怀诗主要有《饮酒》、《杂诗》、《咏贫士》、《读山海经》等，围绕出仕与归隐矛盾，表现了壮志未遂的苦闷的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格，也曲折暴露了黑暗。
这些诗中，贯穿着诗人对社会的认识和对人生的体会，表现了他对尘俗的厌恶，对腐朽的统治者的蔑视。在一些诗篇中，他还以松菊、孤云自比，表现了孤芳自赏、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但有些诗篇，也流露出壮志未遂的苦闷无奈和乐天安命的宿命论思想。
2、他还有一些借咏史而咏怀的作品。咏史也是咏怀，不过是借史实为媒介而已。如《咏荆轲》、《拟古》等。
《咏荆轲》一首借对古代人物的热烈歌颂或深挚同情，抒发自己的满腔悲愤，寄托自己坚强不屈的意志，被鲁迅先生称为“金刚怒目”式的诗篇。
五、陶诗的艺术特色
1、陶诗的艺术风格以平淡自然著称，创造了平淡与淳美和谐统一的艺术风格。
日常生活的诗化。他的诗多采用白描手法，稍加点染勾画，便呈现出深远无涯的意境和疏淡自然的情趣。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暖暖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质朴无华而又诗意盎然。
陶诗的平淡自然有其显著的特色，即“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评韩柳诗》）以朴素的衣着妆裹着丰美的姿容，貌似枯槁而内在丰腴，这就使他的诗能寓丰采情味于平淡之中。所以苏轼说：“渊明诗初看若散缓，熟看有奇句。”（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语）这种平淡自然是耐人咀嚼回味的。
2、陶诗的另一显著特色是情、景、理的和谐交融。
诗中，往往将诗人的感受、自然的景物、人生的哲理结合在一起，构成完整的意境。《饮酒》之五可称这方面的代表作：“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通篇没有工巧的词句，而是寓理于情，融情入景，意到笔随，充满了情味、理趣。给读者的，不仅是艺术上的满足，而且有思想上是启迪。
3、平淡中见警策，朴素中见绮丽。
陶诗的语言质朴而简炼，用字不追求新奇和藻饰，而是努力寻求精当的语句，自然贴切恰到好处，同他的诗歌的题材、风格协调一致。
钟嵘《诗品》评价说：“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典婉惬。”钟惺的《古诗归》也说：“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都恰当地评价了陶诗的语言特色。
六、陶渊明的文、赋
陶渊明的文、赋作品虽数量不多，但几乎都是历代传诵的名篇佳制。《归去来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感士不遇赋》等都一扫晋宋文坛雕章琢句的华靡之风，感情真挚而强烈，风格质朴而自然，使人可以洞悉诗人坦露的胸襟，听见他那诚挚而又激愤的心声。欧阳修曾高度评价他的作品，甚至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引）
七、陶渊明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1、陶渊明是魏晋南北朝最有成就的诗人。
2、陶渊明蔑视宝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品德给后代作家树立了榜样。
3、“田园诗”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诗歌流派。
陶渊明是我国文学史上开宗立派的重要诗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形式主义之风盛行之时，诗坛上充斥着谈玄悟禅、模山范水之作。形式上刻意追求绮语浮词、铺锦列锈。陶渊明却以崭新的内容和形式的诗作卓立于诗坛，表现出革新精神。
陶渊明在文学史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钟嵘《诗品》称誉他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可以说，历代有成就的诗人，几乎无不受到他的艺术熏陶，以至后世的“拟陶”、“和陶”诗不下上千首。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大诗人，都表示过对陶渊明其人其诗的赞美与仰慕。沈德潜《说诗啐语》云：“唐人祖述者，王右丞（王维）有其清腴，孟山人（孟浩然）有其闲远，储太祝（储光羲）有其朴实，韦左司（韦应物）有其冲和，柳仪曹（柳宗元）有其峻洁。”这说明，陶诗给了后代诗人多么丰富多采的艺术营养，并且直接影响着唐代诗歌创作黄金时代的到来
第二篇：日本文学概述
日本文学概述
吕元明著（今川樱一录入）
日本文学的基本特征
日本经历了漫长的史前发展，于公元初进入文明阶段。中国《后汉书》记载，公元57年倭国王入贡后汉，得光武帝“汉委奴国王”印缓。《魏志·侯人传》记载公元146——188年间倭国**。邪马台女王卑弥呼统一国家，公元239年派使臣至中国带方郡。公元645年，经大化改新开始确立以古代豪族为基础的天皇专制主义。公元1192年源赖朝创立镰仓幕府，使日本走上封建社会道路，一直延续至1868年明治维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失败之．前，日本天皇号称“万世一系”，从未受到异国异民族的统治。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走上民族独立的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日本的地理条件、社会条件和历史条件，决定了它的文学特征。
第一，日本文学形式在近代前大都是短小的，结构单纯。从古代开始，短歌形式的文学最为发达，后来发展为连歌、俳谐、俳句等，迄今不衰。日语音节、古调单纯，诗的形式不具备押韵的条件，因而日本诗歌极易与散文混同，形成散文诗化。日本随笔、日记文学，都很讲求文体的优美。散文的发展促进了短篇小说形式的物语的发达。十一世纪初出现的长篇小说《源氏物语》，其结构是由短篇小说连贯而成的，前后衔接松散，叙述简单，时间推移与人物性格变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在日本，即使长篇小说，其结构也是由短小形式组成的。这一特点贯穿于整部日本文学史，成为一种传统。江户时期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好色一代男》等长篇小说，也都是由短篇故事组合而成的。现代作家川端康成的长篇小说《雪国》，明显地具有《源氏物语》的那种结构和描写方法。日本作家在短小、单纯的结构中追求精炼的艺术表现手法。短短三两句的短歌或俳句，往往能准确地表达日本歌人、俳人的感情世界。随笔和物语中的情节描写，也极少有长段落。
第二，文学性格纤细、含蓄。自古以来日本自上而下的改革，对文学产生深刻的影响。明治维新以前，在日本文学中几乎听不到强烈的社会抗议的呼声。古希腊悲剧的那种雄伟崇高的观念，也不是日本作家追求的对象。他们追求的多是感情上的纤细的体验，表现的主要是日常的平淡的生活，在平淡朴素的生活中表达对社会对人生的冷静的思考。日本文学除很少例外，与激烈的阶级冲突一般都没有联系。即使是少数例外，作家的表现方法往往也是含蓄的，曲折的。
第三，日本的文艺观是以“真”、“哀”、“艳”、“寂”为基础的。从“真事”始，平安时期的“物哀”，镰仓、室町时期的“幽玄”，江户时期的“闲寂”，主要是在和歌的基础上发展和提炼出来的。这些理论都是和作家向往的优美境界联系在一起的。而“余情”论为这种优美的境界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日本短小的文学形式，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家的艺术技巧和最大限度地概括了作家所认识的客观世界。
第四，长于摹仿，变革迅速。大化革新后，日本全面向中国大陆开放。汉字、汉语乃至汉诗、汉文，原样移至日本，形成日本文学的重要分支——汉文学。在吸收中国文学的同时，日本创造了变体汉文、假名、和汉混体文，大量吸收中国词汇，创作了独具民族形式的文学作品。大化革新后经过近百年时间，日本文学有了飞跃的发展，相继出现了奈良平安文学及江户元禄文学。明治维新在资产阶级文学没有成长起来的条件下发生，在不到一个世纪的历史里，为日本资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日本终于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文学发达国家的行列。
日本文学史的分期 日本历史经历了大和（三世纪至七世纪）、奈良（710—794）、平安（794一1192）、镰仓（1192一1333）、南北朝(1334－1392）、室町（1392—1600）、江户（1600～1868）、明治（1868—1912）、大正（1912一1926）、昭和（1926—1988）、平成（1989－）等朝代。
古代文学．包括奈良时代和平安王朝时代的文学。这一时期古代处于奴隶制的社会条件下，经历了大和时代的口头文学，奈良时代确立起借用汉字汉文的书面文学。氏族时代的英雄故事和传说说，在《古事记＞》、《日本书纪》、《风土记》中被记录下来，同时创作了开日本汉诗文先河的《怀风藻》和《凌云集》等。《万叶集》集录长歌二百六十余首，短歌四千余首，深刻地表现了大化革新前后日本社会变革的状貌，成为奈良文学的顶峰。延历十三年（794），京城由平城京迁至平安京，文学随之进入王朝时代。《古今和歌集》确立了日本短歌的基本形式，成为敕撰集之始。除短歌外，物语在这一时代也有长足的发展、出现了《竹取物语》、《落洼物语》、《字津保物语》等“虚构物语”和《伊势物语》、《大和物语》等“歌物语”，以及集两者大成者的《源氏物语》。这一时代随笔、日记文学也很发达，代表作有《枕草子》、《蜻蛉日记》等。
中世、近世文学，包括镰仓、室町时代和江户时代的文学。日本中世纪是武士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时代。武士阶级的兴衰也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学特征。日本称镰仓、室町时代为“中世”，称江户时代为“近世”，前者以日本封建社会的确立与发展为标志，后者以封建社会由鼎盛走向衰落为标志。镰仓、室阿时代表现武士阶级战斗历史的军纪文学流传甚广，出现了《平家物语》、《义经记》、《太平记》等。随笔、纪行、日记文学受隐遁思想影响，代表作有鸭长明的《方文记》、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等。镰仓时期在后鸟羽院主持下完成的《新古今和歌集》，表达了“余清”、“妖艳”的美。其后和歌诗坛出现了二条、京极、冷泉三家的长期对立。室町时代和歌衰落，连歌兴起，出现了宗砌、心敬、宗祗、宗长等杰出的连歌师。世阿弥的出现，推动了戏剧能的迅速发展。出现于镰仓时代的五山文学，创造了中世汉文学的黄金时期。江户文学始于十七世纪，延续二百余年。这期间町人阶级成长起来，商品经济对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井原西鹤的浮世草子《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等，深刻地描绘了町人世界的生活状貌。其后小说出现了洒落本、黄表纸、人情本、滑稽本、会卷、谈本等多种形式，杰出作家作品有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山东京传的《江户产风流烤鱼串》、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大传入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式亭三马的《浮世澡堂》等。俳谐经贞门、谈林两派，至芭蕉达于顶峰。芭蕉死后，蕉门衰落。其后与谢芜村、加藤晓台发动中兴俳谐，一度使俳谐恢复青春。小林一茶、夏目成美扩大了俳谐的题材。在俳谐流行的过程中，川柳与狂歌也发展起来。和歌在江户前期出现了下河边长流、契冲、荷田春满等代表人物，后期有贺茂真渊、小泽芦庵等改革派及香川景材的桂园派。江户戏剧的代表人物为近松门左卫门，在他推动下，净琉璃、歌舞伎发展成为最完备的古典戏剧。镰仓、室町时代怫教影响最大，而江户时期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广。藤原惺窝、新井白石的朱子学，中江藤树的阳明学，伊藤仁斋、获生祖徕的古学等，均对日本文学产生广泛的影响。对儒学采取批判态度的国学在江户后期有很大发展，主要代表者为本居宣长。
近代文学，即明治时代的文学，始于明治维新，止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维新后最初二十年，文学处于启蒙阶段。福泽谕吉、西周、中江兆民等最早将资本主义文明介绍到日本。丹羽纯一郎的译著和矢野龙溪的《经国美谈》、末广铁肠的《雪中梅》等政治小说，在这一时期影响颇大。1885年坪内逍遥发表《小说神髓》，1887年二叶亭四迷发表长篇小说《浮云》，表明了写实主义理论与创作开始在日本生根。同期尚有尾崎红叶、幸田露伴、樋口一叶创作的写实主义小说。1890年森鸥外发表浪漫主义小说《舞姬》，其后北村透谷发表的评论《内部生命论》、岛崎藤村发表的新诗《嫩菜集》等，都对浪漫主义的高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明星派及其诗人与谢野铁干、与谢野晶子等，也为浪漫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泉镜花的观念小说，系浪漫主义的晚期佳作。日俄战争(19O4－1905）结束后，浪漫主义消退，自然主义崛起。岛崎藤村的《破戒》、田山花袋的《棉被》，奠定了自然主义的基础。此后自然主义向私小说发展．出现了正宗白鸟的《向何处去》、德田秋声的《新家庭》、岩野泡鸣的《放浪》等。晚起的广津和郎等形成的奇迹派，为自然派的支脉。与自然主义相联系的，尚有正冈子规的写生论，石川啄木、上歧善麻吕等人的和歌。明治末期，反自然主义的作家与流派开始流行。为首者为森鸥外与夏自漱石。具有浪浸性格的鸥外创作了长篇小说《青年》、《雁》和历史小说《阿部一族》，表现了清醒的理智主义。漱石发表了《我是描》，对资本主义文明提出了批评。以后他又创作《三四郎》、《从此以后》、《门》等小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白桦派文学步入文坛。武者小路实笃的《幸福者》、志贺直哉的《在城崎》、《暗夜行路》、有岛武郎的《该隐的末裔》等，表达了强烈的人道主义。新思潮派兴起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延续至二十年代初。代表作家作品有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鼻子》、《河童》，菊池宽的《父归》、《恩仇必报》，山本有三的《杀婴》等，一方面追求理智，一方面讲求技巧。唯美主义作家也是和自然主义敌对的，诗歌方面的代表有木下(上木下工)太郎、北原白秋等，小说方面的代表有谷崎润一郎、永井荷风、佐藤春夫等。
现代文学，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指大正后期、昭和年代及平成年代的文学。在十月革命影响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日本工人运动很发达，从而推动无产阶级文艺运动走向高潮。叶山嘉树的《海上的人们》，小林多喜二的《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蟹工船》，中野重治的诗集，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等，极大地鼓舞了广大革命群众。与无产阶级文艺对垒的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作品有横光利一的《太阳》、《机械》、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雪国》等。其后新兴艺术派的井伏缚
二、林芙美子等人，一度很活跃；新心理主义文学出现了堀辰雄、伊藤整等新人。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曾使很多作家卷进鼓吹能争的歧途。侵略战争的失败，使日本获得了民主改革的机会。战后初期阶段，民主主义文学发展很快。宫本百合子的小说受到欢迎。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对战争采取批判态度的战后派作家野间宏、椎名麟
三、梅崎春生、中村真一郎、武田泰淳等登上文坛，其后尚有三岛由纪夫、大同升平、安部公房等第二次战后派登场。五十年代中期，吉行淳之介、安冈章太郎、小岛信夫、庄野润
三、远藤周作等第三代新人，以其城市生活题材引起人们注意。五十年代后期，石原慎太郎、大江健三郎、开高健等人的反传统道德的小说开始流行起来。在经济高度发展的六十年代，有吉佐和子、水上勉、北杜夫、丸谷才
一、清冈卓行等的作品受到欢迎。七十年代前期在《作人》杂志周围，团结了关心社会问题的作家高桥和已、小田实、真继伸彦、柴田翔等。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被称为“内向的一代”作家开始崭露头角，主要有古井由吉、后藤明生、黑井千次、阿部昭、小川国夫等人。之后，“空虚的一代”登上文坛、代表作家有村上龙、三田诚广、立松和平、高桥三千纲、中立健次等。战后，推理小说有很大发展，五十年代开始，松本清张以社会派推理小说赢得了广大的读者，其后出现了佐野洋、三好彻、森村诚一等众多推理小说作家。在大众化的文学中，将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统一起来的井上靖，创作了被称为“中间小说”的《斗牛》、《冰壁》等，受到欢迎。战后大众文学中著名作家尚有大佛次郎、山本周五郎、新田次郎、立原正秋、五木宽之、星新一等。
中日文学交流
中日两国远在两千年前就有文化联系。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中国的铁、铜、纺织技术传入日本，带有汉字的铜镜、铜剑、铜铎也被日本人用作宝器和祭器。据传中国的《论语》和《千字文》地早由阿直歧、王仁传入日本。日本进入律令制国家的和铜五年（712），太安万侣奉命完成 《古事记》。是为日本第一部书面大作，和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全书使用汉字写作。在汉字的基础上形成“假名书”（一字一音）、“宣命书”（以汉字作音训，中间加助动词、动词、形容词语尾等）和纯汉文体、准汉文体等。其后《日本书纪》袭用中国《汉书》等史书，用纯汉文体写作。《常陆民土记》的文笔也为流畅之纯汉文体。《怀风藻》（751）、《凌云集）（814）、《文华秀丽集》（818）、《经国集》（827）等，均为日本最早的汉诗集，显示了由五言向七言律诗发展的作诗技巧。
《万叶集》为古代和歌的结晶，反映了中国文学影响的另一面。全书使用汉字为音训的万叶假名，编排学习中国《诗经》等书，作者中的山上忆良等人曾留学中国，颇受中国文学影响。中国儒家、老庄及佛教思想，对《万叶集》也有很深影响。
平安时代，由于遣唐使的频繁往还，学习中国形成热潮。随着日本向中国派出大量的留学僧、学问生，中国各种书籍大量传入日本。中国文学的影响向更深更广的方向发展。李白、白居易的诗深入至后宫和有文学优养的贵族家庭。《游仙窟》等唐人小说，广为流传，并影响了物语、说话的发展。紫氏部受过很好的汉文学教养，所著《源氏物语》明显地受《史记》和《白氏文集》的影响，其中桐壶卷足见《长恨歌》的影响。
镰仓时期的军记物语，随处可以找到与中国说话文学的联系。《平治物语》里有许由的故事、楚汉相争的故事、吴越之战的故事；《源平盛衰记》里有周成王臣下的故事和王莽、武则天、褒姒、苏武、季札、勾践、来买臣等人的故事等。《平家物语》以和汉混合文体写作，引用中国史话颇多，也使用中国的很多成语及词汇，出典最多的是《史记》、《白氏文集》及《春秋》、《论语》、《汉书》等。《太平记》中中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史记》的影响尤为显著。在《太平记》中也可以找到《李娃传》的影子。
汉诗文发达的五山文学，最早来自留学中国的荣西。宋僧一山、一宁归化日本后，培养了虎关师鍊、雪村友梅等五山文学的先驱。在二百五十余年的历史中，五山文学一直同中国文学有着密切的联系。
江户小说的发达，同宋话本、明清小说的关系甚大。假名草子的《棠阴比事物语》即为中国宋代桂万荣《棠阴比事》的翻译与改写。江户时代将这种翻译加改写的方法称“翻案”，一时成为风气。浅并了意的《伽婢子》即为明代瞿佑、李昌祺《剪灯新话》等的翻案。《狗张子》即为《续玄怪录》、《唐人说荟》、《剪灯新语》等的翻案。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翻案于中国《古今小说》、《醒世恒言》、《警世通言》、《剪灯新话》等。都贺庭钟的《英草子》也翻案于《警世通言》、《古今小说》等。曲亭马琴的《南总里见八犬传》翻案于《水浒》。徘谐大师芭蕉学习过杜甫、李白、苏武、黄庭坚等人的诗，其中尤爱杜甫，蕉风的形成有赖于汉诗。
江户时代儒学有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朱子学、阳明学、古学、折衷学、考证学等学派。江户时代汉诗也极为发达。十七世纪，藤原惺窝、木下顺庵等汉诗以经学为主；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获生徂徕、新井白石、服部南廓等尊崇唐诗；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前叶，释六如、市河宽斋、山本北山等由鼓吹唐诗风格转向宋诗；中叶，梁川星严等重视清诗，尤爱袁枚、蒋士铨等。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转而向西方开放，但仍保留着同中国文学交流的传统。至今日本大中学校仍设有汉诗汉文课。日本著名文学家大都具有高深的中国文学素养。夏目漱石受陶渊明、王维、杜甫影响，创作了众多出色的汉诗。正冈子规曾说：“俳句、和歌、汉诗形式虽异，志趣却相同、其中俳句与汉诗相似之处尤多，盖因俳句得力于汉诗之故。”
日本近现代还出现了不少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青木正儿对元曲、水浒的研究，吉川幸次郎对杜甫的研究，竹内好对鲁迅的研究等，受到广泛的好评。
近代以前，中国文学对日本的影响是深远的、广泛的。而近代以后，由于日本较早吸收资本主义文明，开始更多地影响中国。鲁迅称他最爱读夏目漱石、森鸥外的作品。郭沫若、郁达夫、夏衍、田汉、成仿吾等都在日本渡过他们的学习时代，并开始文学创作。
第三篇：十七年文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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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文学思潮概述 一、十七年文艺思潮
1．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工作的基本方针，以工农兵生活和工农兵形象为文艺表现的主要内容，以民族化和大众化为文艺创作的主导风格，以“政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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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由于对新的形势、新的环境估计不足，对建国后和平时期文艺工作的新特点研究得不够充分，以至于简单地照搬了战争年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政策、经验和作法，致使文艺工作产生简单化、教条化的毛病。
其次，由于沿用了解放区文艺的作法，因此对毛泽东指明的文艺与生活的关系做出了狭隘的理解，具体说来就是由文艺服务于政治，到文艺服务于政策、服务于当前中心任务，忽略了文艺自身的规律，导致创作中出现公式化、概念化倾向。
再次，由于把解放区文艺作为新中国文学艺术的楷模，相比之下对于国统区的文学艺术成就估计偏低，不能正确对待从国统区出来的广大作家，把他们一概视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再加上文艺队伍中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宗派主义情绪未能清除干净，因此不免影响到作家队伍的团结，影响了一些作家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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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建国后剧本作了修改重新拍摄，编导者希望通过该片“歌颂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迎接文化建设高潮的到来”。1950 年底，随着影片的上映，在全国几大报刊上掀起了一股“武训热”，赞誉之声鹊起。不久，对《武训传》的宜传与赞扬引起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重视，认为这种情况反映了文化界严重的思想混乱，《文艺报》等刊物组织了文章对《武训传》的思想倾向提出批评。1951 年5 月20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亲白撰写了主要段落的社论《 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 的讨论》，严厉批评《武训传》”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 “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牌膝的能事”, “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社论的发表使“讨论”随即转变为声势浩大的批判运动。为配合运动，《人民日报》 连载了《 武训历史调查记》 ①，有关部门还要求颂扬《武训传》和武训其人的党员干部做出反省。8 月8 日，周扬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长文，以《反人民、反历史的思想和反现实主义的艺术》为题，对《武训传》批判作了总结，判定《 武训传》 “宜传了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终结了任何持不同意见的声音。这场批判运动就其初衷而言，包含了用历史唯物论去认识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积极内涵，但是简单的政治表态和一边倒的批判除了让人感到政治的压力，而不能让人冷静而深人地思考《武训传》 的思想文化内涵，正确地评价《武训传》的得与失，反而开启了用政治斗争方式处理思想文化问题的先例。
与《 武训传》 批判几乎同时进行的是对萧也牧小说创作倾向的批判。萧也牧是从城市来到解放区的作家，又是在建国初期创作颇丰的作家。他解放后进城，在短短一两年间就发表了近10 部中短篇小说，其中《 我们夫妇之间》、《海河边上》等作品被一二十家报刊转载，并改编成电影、话剧、连环画，有些作品还被省市团组织推荐给团员和青年作为思想教育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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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1951 年6 月，《 人民日报》 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最先把萦也牧的创作概括为“小资产阶级倾向”，继而《文艺报》 发表署名“李定中”的读者来信，把萧也牧称为“最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② ”，其理由就是因为作家在《 我们夫妇之间》 中对工农出身的干部给以了’‘丑化”，而抬高了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这种倾向被认为是“对《讲话》 的某种程度的抗拒”，也就是“这些东西，在前年文代会时曾被坚持毛泽东的工农兵方向的口号压下去了，这两年来，他们正在复活，正在嚷叫”。这些尖锐的、上纲上线的批评意见很明显地表现出，不论是题材、主题的选择，还是人物、情节的设置，都不允许越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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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山东大学毕业的李希凡和蓝翎的质疑与批评，他们写成《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投稿于《 文艺报》 未获答复，后在母校学刊《 文史哲》 发表。此事经中央有关负贵人过问，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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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这是一场波及面非常广的文字狱。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可以追溯到20 世纪30 年代左冀作家内部的一系列文艺思想论争，只是在当时还仅仅限于正常的理论论争。当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精神传达到国统区以后，论争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48 年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有组织地发表了多篇文章，对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和文学创作提出批评，认为胡风一派的主要文艺观点如“主观战斗梢神”、写“精神奴役的创伤”等是背离于《讲话》 精神的。在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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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运动就此展开。为时不到半年，又因为胡风与朋友间的书信往来被披露，而被毛泽东亲自定性为“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1955 年5 月13 日至6 月10 日《 人民日报》 将胡风等人的私人通信作了摘录，辑成《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 分三批发表，都加有点明问题性质的序言和按语。至此文艺思想的批判完全转变为组织上的和政治上的对敌斗争，以一场牵连干百人的政治冤狱而告结束。
1980 年9 月，中央发布文件为“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平反；1988 年6 月，中央有关部门又对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儿个问题复查，撤销和纠正了以往的一些错误提法。
注：有关的署名文章
沫若：请依法处理胡风
茅以升：揭下胡风派的骗人外衣 田 间：胡风——阴谋家
侯外庐：胡风——反革命的灰色蛇 冯乃超：伪装应当剥去
曹 禺：胡风，你的主子是谁？ 丰子恺：肃清阴险的反革命分子 赵 丹：我的愤怒已达极点 曹靖华：打蛇——是为了人民的爱 楚图南：暗藏的狼
3、“双百方针”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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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中央开展了整风运动。1956 年4 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中，引苏联的经验教训为鉴戒，主张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确定“双百”方针是发展科学和文化事业的重要方针。5 月初，在最高国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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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在学术理论上，提倡不同学派、不同观点互相争鸣，自由讨论；在人民内部提倡和鼓励不同意见的发表和争论，发扬学术民主于艺术民主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
在这一方针指引下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上半年文艺界出现了活跃的局面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出现了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摆脱教条冲破禁区大胆探索的新局面。
秦北阳：《现实主义--关阔的道路》 陈 涌：《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 钱谷融：《论文学是人性学》 巴 人：《论人情》 钟惦斐：《电影的锣鼓》
这些文章理论联系实际，对文艺与生活，服务对象与描写对象世界观与创作方法文艺工作的领导与尊重文艺的规律继承传统与艺术创新歌颂与暴露以及对人物塑造题材手法风格多样化等长期以来争论不朽的问题进行重新认识表现出积极的探索的精神。
虽然这种百花齐放的局势在50年代中后期只是一个短暂的苗头但它所呈现的文学局面为文学在新时期的复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4、文艺界的反右运动
1957 年6 月，经毛泽东指示和亲自部署的反击“右派分子”的斗争迅速在全国展开。从“鸣放”到“反右”，整个运动采取的是”引蛇出洞，诱敌深人”式的阶级斗争策略，毛泽东称之为“阳谋”，这是当时大多数文艺工作者和知识分子都难以逆料的。结果是文艺界的形势陡转，创作自由和学术自由被打成资产阶级的反动口号，对教条主义的批判被“同右派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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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子的斗争”所取代，许多文学作品和争鸣文章被打成“大毒草”、“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连同冯雪峰、丁玲等在内的一大批批评家、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 年2 月28 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周扬的长文《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对文艺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文中将鸣放中的文艺形势描写为“文艺路线上的一场大是大非之争，社会主义文艺路线和反社会主义文艺路线之争”，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文章把“修正主义”文艺观点归纳为三点，即“否定或贬低社会主义文艺的成就，说社会主义文艺不真实，说在我们社会里没有‘创作自由”,，一一给予批判。文艺界开展的反右派斗争全然否定了贯彻“双百”方针、批判教条主义的积极成果，使“左”的思潮进一步蔓延，给新中国的文学艺术事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5、“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和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文艺浮夸风）
年代后期，由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中国结束了向苏联“一边倒”的时代，在文学理论方面也考虑用新的提法来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另一方面，1958 年的“大跃进”运动也要求文学有新的创作方法反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代，于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下简称“两结合”》。
“两结合”本不是一个新话题，中国文学理论界早在30 年代初介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时候，就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错综”、‘，交织”、“融合”、“渗透”等词语来表达“两结合”的含义了，而且把这种结合视为“新现实主义”的特征。建国以后，茅盾、周扬等都曾较早地提到了“两结合”，不过作为一个理论主题和“创作方法”则是在1958 年提出的。这一年的3 月22 日，毛泽东在成都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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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新诗发展的道路发表了以下意见：“中国诗的出路，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实、最深刻地表现出这个英雄的时代和这个时代的英雄”。“两结合”作为一个指导性的门号，一直沿用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一段时间。“两结合”最为极端、刻板的理论形态是从“革命样板戏”的艺术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根本任务”论和“三突出”原则。
1958 年的新民歌运动是“两结合”创作方法的一次集中体现。1958年4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大规模的收集全国民歌》于是，一个全国性的诗歌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了，各地把创作名歌和收集名歌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以搞群众运动的方式来领导这项工作，提出了“人人是诗人，每县出一个郭沫若等”浮夸口号，结果造成标语口号诗的泛滥成灾。
新民歌运动，就其主要方面而言，是当时违背客观规律的浮夸风，灾文艺工作中的恶性表现。
新民歌是从群众中自发产生，经毛泽东大力倡导，各级领导积极组织推动而形成的。新民歌中确有一部分是人民群众采用传统民歌形式抒发的真情实感，格调清新。如《小篷船》、《 月下挖河泥》、《 妹挑担子紧紧追》 等，抒发了农民改变家乡面貌的决心，表达了对党的深情。但是其中更多的则是在“全民办文艺”的口号下，定指标、派任务、放卫星，粗制滥造的产物，带有“大跃进”时期狂热、空想、粉饰、浮夸的印迹。如有的民歌中写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玉米稻子密又浓，铺天盖地不透风，黄河上面架桥梁，十辆卡车并排走，火车驶过不晃荡”等豪言壮语就是这种浮夸、虚妄的表现。从总体上说，“大跃进”中的新民歌运动是写中心、写政策同主观主义的狂热冒进的混合物，因此，新民歌当然不能说明“两结合”这一创作方法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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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股文学思潮，对于“两结合”的倡导是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被推动的。
从理论批评层面上看，“两结合”的提出确实试图阐说文艺创作中现实与理想、客观与主观的关系，要求将二者结合起来，以反映革命的时代，因此作为一个理论问题是值得探讨的。但是由于左倾思想的影响，对于“两结合”的推崇却有着更直接的现实功利目的，即为丁表现“敢想、敢说、敢干”的英雄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天堂”的理想主义。在新民歌和群众文艺运动的基础L 创造“共产主义文艺”，这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偏向：它使现实主义精神受到削弱以至退化，助长了文学创作中虚假的理想主义和廉价的乐观主义的盛行。从创作实践层面上看，受时风影响的“两结合”的典型产物还有那些“古今同台”、“神人同台”、“畅想未来”的低劣宜传品，如《十三陵杨想曲》、《红色卫星闹天宫》等。在这些作品中，粉饰生活，矫饰情感，空话、大话、套话连篇，多是虚假的现实与廉价的空想的混合。
1960 年7 月，“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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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1958 年的狂热冒进很快招致了客观规律的惩罚，迫使人们用较为清醒的态度来正视眼前严峻的现实。
1960 年冬，中央决定对各方面的工作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与此同时，文艺政策相应调整，对前些年文艺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倾向也开始着手清理。周扬、夏衍、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等文艺工作负责人在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纠正“左”的偏向，给文艺工作带来了新的生机。在此期间，周恩来、陈毅发表了重要讲话，希望发扬民主，改变文艺界的作风，纠正动辄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的“五子登科”的做法，使文艺思想和文艺创作活跃起来。在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怀下，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文化部召开的故事片创作会议《即”新侨会议”)，中国剧协召开的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即“广州会议”)，中国作协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即“大连会议”》和中宣部会同文化部主持制定的《文艺八条》 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总结汲取了前一阶段文学工作的经验教训，澄清了一些理论是非。
1.1961年6月的新桥会议（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与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
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与全国故事片创作座谈会同时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发表了《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工作的经验教训，着重论述了发扬艺术民主，尊重文艺规律，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等问题。提出以下文艺主张：
A、艺术民主该提高，“五子登科”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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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框子，抓辫子，挖根子，戴帽子，打棍子 B、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要分开，C、文艺的教育和文艺的娱乐作用不能偏废，D、要正确对待西方文化 E、提高文艺领导人的业务水平
2.广州会议 1962.3（《全国歌剧，话剧，儿童剧的创作会议》）周恩来做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着重阐述了如何正确对待评价知识分子，如何改善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
陈毅也到会讲了话，主要内容是：1）要大胆信任和尊重作家；2）文学作品因描写人民内部矛盾；3）强调尊重作家的民主权利；
广州会议前夕，周恩来于2月17日把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请到中南海，做了一次讲话，号召大家破除迷信，解放思想。5月23日，《人民日报》为纪念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发表了重要社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
3.大连会议 1962.8（《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
《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着重研究文艺创作，如何放映人民内部矛盾，如何更好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问题，理论家邵荃麟与作家赵树立二人联合提出：
A、现实主义要深化，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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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应该要写中间人物
文艺思想的改变和文艺政策的调整首先体现在口号的变更上。从50 年代中期以来，周扬就觉察到，光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的工农兵方向”容易造成理解上的片面与狭隘，这一方面表现在“只准许作家描写工农兵，描写先进现象和先进人物①，' ；另一方面则可能割断《 讲话》 以来的工农兵文艺同“五四”新文艺传统的联系。通过建国后头几年的文艺实践，周扬发现上述误解必须澄清，这涉及到要不要‘’五四”新文艺传统的问题。他承认轻视“五四”新文学“和我们讲话讲得不完全有关系《割断传统》，就是‘文艺座谈会以来’，这一来，文艺座谈会以前的都把它‘来’掉了，刀一样一砍，那一刀好厉害，文艺座谈会以前呢？以前是资产阶级。一个‘文艺座谈会以来’，一个‘工农兵’，这本来是好东西，文艺座谈会以来文学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文学的面貌改变了，可是变成了宗派，实际上不承认‘五四’，„ „ 这种东西可能是我们强调工农兵方向，强调文艺座谈会的作用，产生一种副作用，在很多同志中间形成不知道有‘五四’了，‘五四’的人也不知道有传统”。周扬的这一反省是深切的。为了避免狭隘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口号，周扬开始考虑用新的口号取代原来的提法。1961 年在一次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周扬特别提出，“全国人民都是服务对象”，并解释说：“这一点和延安文艺座谈会时不同，比那时广泛了”。在纪念《 讲话》 发表20 周年时，周扬主持撰写了《人民日报》 社论，响亮地提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口号，明确强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全体人民都应当是我们的文艺服务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社论指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就是最充分地满足人民大众对于文学艺术的需求，文学艺术的多样性和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是一个整体，任何人为限定的主题、题材、人物、创作方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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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艺术表现形式和艺术风格的做法，都会违背“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宗旨。这是对《讲话》发表后20 年的文艺实践的经验总结，也正是在这里突破了对“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狭隘理解，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了《讲话》 的原则。
在文艺政策调整时期，还特别提出了题材问题。《文艺报》 196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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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重大与否等同起来，是不符合创作实际的② ”。讨论者们主张：‘· 所有的作家．人人抒写自己所最熟悉的题材”;“谁写什么合适就写什么，不要强求一律”, ' ．大家都拿出自己的一招来，也就百花齐放了”。
题材问题的讨论激活了文艺创作，一批困厄于写重大题材的老作家回到自己熟悉的题材领域写出了新作，不少写“家务事，儿女情”的作品，写“凡人小事”、“芸芸众生”的作品，经过讨论而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一些新的题材领域，如历史题材等也日渐活跃，而重大题材的创作在此期间也有新的收获。不过活跃的局面和正确的主张都没能逃过随后而来的“文革”劫难。“文革”初起，《题材向题》 的观点就被概括成“反‘题材决定’论”受到批判，张光年则因此而被扣上“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罪名，直到新时期才得以改正。二、十七年的文学理论论争
1、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
本时期文学思潮的主导倾向是文学的思想和艺术规范确立和不断强化的过程。但在此过程中，对文学规范的质疑和修正几乎就没有中断过，它们不时表现为大大小小的文艺论争，并对文学创作产生或明显或潜在的影响。从表面上看，对文学规范的质疑和修正主要产生于对文学发展现状的不满，因此批评的锋芒多指向批评和创作中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由此引出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但是深人一层看，对若于重要理论原则和文学规范的质疑正来自于对“五四”新文学精神及其人道主义、现实主义传统的真正继承。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促使许多作家、批评家竭尽自己的努力，对背离“五四”新文学精神的文学规范一再提出质疑和加以修正。本时期的文学论争较多，这里主要评述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关于人性、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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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道主义的论争，关于人物塑造的论争。关于现实主义，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中一直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理解，这些理解之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冲突，其焦点就在于：是坚持从文学创作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来发扬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还是从理论教条出发把种种清规戒律强加给文学创作。随着革命现实主义走向独尊和出现变异，关于现实主义的论争也日趋尖锐。在本时期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论争表现较为集中和激烈的有三次：建国初期胡风有关“写真实”的主张、1957 年前后秦兆阳关于“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的见解、60 年代初期邵荃麟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
胡风是跨越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两个阶段的有代表性的文学理论批评家，在长期的批评实践和文艺论争中，胡风系统地形成和发展了自己的文艺思想和理论，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其核心就是现实主义。胡风认为，“现实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写真实’”。他所说的“写真实”包含两个相互渗透的侧面：一是真实的生活写照，二是真实的休验传达。从前者出发，他提出革命文艺要不断揭示民众中的“精神奴役的创伤”。他认为，“精神奴役的创伤底活生生的一鳞波动，是封建主义旧中国全部存在底一个力点，它通过千千万万的脉络和细微色度向一切中国人联系着”。胡风指出，这是遭受封建主义奴役几千年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民众的普遍的真实，是任何现实主义作家都不应当回避的。他的这个看法显然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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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扬“主观战斗精神”，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构成了“写真实”的内核，是胡风文艺思想，亦即他的现实主义主张的核心。他的这一现实主义主张针对的是造成现实主义变异的两种倾向：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主观公式主义是指那些从“固定的抽象观念”和“标语口号”出发，“把生活弄成死板的模型，干燥的图案”的创作倾向，即种种公式化概念化的创作倾向；客观主义是指那些缺乏深切的体会和理解，仅限于对于现实作局部的和表面的描写的创作倾向。在他看来，这两种倾向都是造成现实主义退化的原因。他认为，建国以来，这些倾向非但没有克服，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把这些庸俗社会学的理论概括为放在读者和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它们是：
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具有完关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 只有工农兵的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 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 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的价位。
胡风激愤地发问：“在这五道刀光的笼罩之下，还有什么现实主义，还有什么创作实践可言？”胡风的上述意见虽有偏颇和值得商榷之处，还有什么作家与现实的结合，但确实是对背离现实主义的某些理论观点和创作倾向的有力针眨。
胡风的文艺思想和现实主义主张从40 年代以来就受到许多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尖锐批判，建国后，批判的锋芒有增无减，直至将胡风及其同人打成反革命集团，以造成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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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苏联文学界、理论界在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背景下展开了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论争，这场论争影响到中国文学界。这一时期，在贯彻“双百”方针的良好气氛中，秦兆阳、陈涌、周勃、刘绍棠等人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提出了质疑，其中以秦兆阳《即何直》的《现实主义― 广阔的道路》最有代表性①。
秦兆阳是循着自下而上的理论路线来考虑现实主义问题的。他在文章的一开头就指明：“文学的现实主义，不是任何人所定的法律，它是在文学艺术实践中所形成、所遵循的一种法则。”因此，秦兆阳的文章一方面强调现实主义的广阔性来反对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独尊，一方面强调真实性来反对现实主义的蜕变。就广阔性而言，秦兆阳指出，现实主义给作家提供了发挥创造性的广阔天地，不应当用教条主义的清规戒律来限制现实主义的发展。他所说的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同，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因此他说：“现实主义文学既是以整个现实生活以及整个文学艺术的特征为其耕耘的园地，那么现实生活有多么广阔，它所提供的源泉有多么丰富，人们认识现实的能力和艺术描写的能力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现实主义文学的视野、道路、内容、风格，就可能达到多么广阔，多么丰富。”就真实性而言，秦兆阳认为，真实性是现实主义的生命，只要具有“艺术真实性”的作品都可以纳人现实主义的范畴中。他针对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病，指出艺术的真实性不是来自于抽象的思想、观念、教条中，而来自于“作者忠实于客观真实并充分地表现了客观真实”, “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性和倾向性，是生存于它的真实性和艺术性的血肉之中的”。
从上述基本见解出发，秦兆阳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阐释提出了以下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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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不应另外要求“结合”“社会主义精神”, “那结果，就很可能使得文学作品脱离客观真实，甚至成为某种政治概念的传声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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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1962 年的“大连会议”上，发表了关于“现实主义深化”的意见。邵荃麟的“现实主义深化”是针对前几年倡导“两结合”所导致的浮夸风和公式化概念化倾向而提出的，是在肯定“两结合”的前提下对理论和创作中存在的偏差所作的矫正。他提出的“现实主义深化”论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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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涉及到“两结合”等原则规范，因此邵荃麟在大连会议上的“内部讲话”在当时没有公开发表，但其精神却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传播开来。大连会议后，康濯发表了与邵荃麟相似的意见，他指出，“两结合”的创作原则“其基础自然是植根于现实生活。因而这当中的现实主义的一面，就不能不构成了整个创作原则中的主要内容”。“革命浪漫主义如果离开了现实生活的基础，其革命性必将显得浮泛和空虚，也必将无从获得艺术的说服力。”他批评近年间的有些作品“或许是因为对浪漫主义有点追求过切，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可能还根基不太厚，其革命性便也显得不会是十分牢固似的”, “整个地比一比，这其中强烈的现实性似乎要稍逊于强烈的革命性”。因此，在这里“只想强调现实主义精神，也就是赵树理那种革命现实主义的深厚功夫和老实态度中”。
对于“现实主义深化”的主张，当时仅有少数人提出过不同的看法。到了1964 年下半年，随着文艺界“反修”浪潮的又一次涌起，邵荃麟的念见首当其冲，成为大张旗鼓声讨挞伐的目标，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公开的讨论和彻底的批判”中，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发生变异的同时，始终有作家和批评家不懈地为维护革命现实主义精神而作出自己的努力，这些努力对本时期的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一方面可以说，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就是在对现实主义的持续批判中蜕变的；另一方面祖应当粉到，正是由于作家、批评家们为维护现实主义精神做出了艰苦的努力，所以在本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仍然取得了值得珍惜的文学成就。．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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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毛泽东在《 讲话》 中批评了“人类之爱”、“人性论”以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学的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问题，一直是理论批评中讳莫如深的问题。即或有人谈及文学应该表现人，英雄应当具有人之常情，也大都回避理论上的进一步阐发。但是，不论从文学的发展还是从理论批评的发展来说，批评家都感到文学的人情、人性是难以回避的理论问题。在当代文学史上，最初就人情、人性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就是由文学作品为什么不动人，怎样才能使之动人这些具体问题开始的。
1957 年初，在贯彻“双百”方针的活跃背景下，巴人发表了《论人情》 一文，对“政治气味太浓，人情味太少”, “作品不合情理，就只是唱‘教条’”的现象提出批评，大声呼唤：“魂兮归来，我们文艺作品中的人情呵！”文章一发表就被指责为‘’十足的文艺上的‘人性论’”。为此，巴人先后又写了《 给＜新港＞编辑部的信》 和《 以简代文》，为自己的观点作了补充。稍后，王淑明在《论人情与人性》 一文中为巴人的观点做了辩护和发挥，并写了《关于人性问题的笔记》，修正和充实了自己的一些看法④。由于反右派斗争的开展，关于文学的人情、人性问题未及深人探讨就受到了批判，但巴人、王淑明及后来钱谷融等关于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文章却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巴人和王淑明首先针对着“机械地理解了文艺上的阶级论的原理”着重指出，人情、人性和人道主义是优秀的文艺作品不可或缺的构成因素，这是因为：
山西大同大学浑源师范分校教案 的“基础”，沟通作品与读者的“桥梁”，是“作品打开人类心灵的秘密所在”；正由于“具有共同相通的基础，所以文学作品才会发生共鸣的作用，才会有所谓永恒形象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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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当时很多批评家来说还是较为陌生或费解的，由此也可看出巴人和王淑明为打破这个理论禁区而在理论方面所作的准备。他们指出，马克思并不拒绝使用“人类本性”或“人性”这样的概念，而且正是由于他承认普追人性的存在，所以才有他对于资本主义非人性的现实的激烈批判，这也是马克思著作中人道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因此，不应把人情、人性、人道主义当做资产阶级的专利拱手献出，而应恢复这份思想遗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位和价值。巴人等人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在钱谷融的《论“文学是人学”》 ① 一文中得到了热烈的回应。钱谷融依据高尔基所说的“文学是人学”立论，他认为“文学是人学”有这样几层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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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人类之‘人’, 或者某一整个阶级之‘人’，而是具体的、个别的人”。
关于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先受挫于反右派斗争，后来更是被“反修斗争”的浪潮所淹没。从50 年代末到60 年代初在关于文艺“反修”的各种指导性文章和报告中，人性论和人道主义都被列于修正主义文艺思想的榜首。对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批判一直延伸到“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人性论”仍然是“革命大批判”的主要对象，而随之而来的一场股害人性、蹂助人道的“大革命”，不仅使被批判者、而且也使大多数批判者品尝到了批判人情、人性、人道主义的苦果，同时也埋下了新时期人道主义文学思潮复苏的种子。3 ．关于人物塑造的论争
人物塑造问题是一开始就是被当做新中国文艺方向来加以论述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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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是现实的反映，难道现在大批大批城市的小资产阶级，甚至于部分的资产阶级，都在急剧的改变中，这样明确的现实，不应该反映到我们的文艺中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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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希望通过对新英雄人物的创造，将新的精神和道德力量注入新中国文艺，以鼓舞和教育广大群众；另一方面，创造新英雄人物意味着新的人物形象的创造，是艺术表现领域和人物画廊的新拓展，会给文艺作品带来新的风格和气派。所以，提出“创造新英雄人物”原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在许多理论表述和批评实践中，却产生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偏向，其中主要是独尊英雄人物创造，贬低和排斥创造其他人物的倾向。为了纠正批评和创作中的这些偏向，有不少批评家企图以“写普通人”的主张同“创造新英雄人物”的主张构成互补，促进人物塑造的多样化。肖殷和陈涌等人在文章中曾多次表达过这些看法，而冯雪峰的看法则更有针对性。他承认“创造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对于我们，是居着最重要的地位”，但这并不等于只写英雄人物，而应该以“普通人民群众的精神和力量为描写的根据”。
冯雪峰的意见虽然受到了批判，但他的观点在五六十年代经常被人以不同的方式提及。在鸣放期间，秦兆阳针对神化英雄人物的倾向，又一次提出，不论是写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都要“把这些人当做普通人看待”；土西彦也指出：“我们不能把英雄人物和普通人物放在对立的地位。这两种人物决不是对立的。他热情肯定了茹志鹃笔下的那些“正在成长和改造中的人物”、“前进着的人物”，认为其意义也不亚于写英雄人物的“慷概就义或英勇牺牲”。
“文革”开始前，对人物多样化的最后一次呼唤是通过关于“中间人物”的讨论而提出的。为配合60 年代初文艺政策的调整，邵荃麟建议《文艺报》 继《 题材问题》 的专论后，再组织一篇《 典型问题》 的专论，着重谈谈人物的多样化。1962 年在大连举行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他提出除了写好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也应该注意写中间状态的人物”，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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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成功的中间人物同样可以起到教育人民的作用。他说：“强调写先进人物、英雄人物是应该的。英雄人物是反映我们时代的精神的。但整个说来，反映中间状态的人物比较少。两头小，中间大；好的、坏的人都比较少，广大的各阶层是中间的，描写他们是很重要的。矛盾点往往集中在这些人身上。”所谓“中间状态人物”是指那些界于先进人物与落后人物之间的人物，其中包括梁三老汉、亭面枷、赖大嫂、小腿疼、吃不饱、严志和等艺术形象。邵荃麟以中间人物为例，希望作家们“反映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邵荃麟举出写中间人物的目的同提出“现实主义深化”一样，首先是为了启发作家深人地分析矛盾，写出各种错综复杂的人物，要求作家不仅要准确写出性格之间的外部冲突，还要深人地揭示人物性格的内部冲突，在这方面，中间人物无疑是极好的例证。其次，邵荃麟对近几年的创作一窝蜂地写英雄提出了委婉的批评。他说，我们作品中的人物“尽管写的职务不同，但性格相似。都是红脸，人家就不爱看了”;“只写模范，就太狭窄了”。他寄望于重视中间人物的创造以丰富人物形象和性格，以提高作品的现实主义素质。再次，邵荃麟不满于有些评论对赵树理等人的责难，提出对那些不公正的批评“要给以翻案”；对于遭到非议的短篇小说《赖大嫂》也予以肯定，并指出，要求每一篇小说都解决问题，完成人物的转变，这是多年来形成的一个“框框”。他说：“打破这些简单化、教条主义、机械论，会使我们的创作更为发展。”
邵荃麟的建议激起了批评界的反响。有批评家把中间人物的特点概括为“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中不溜儿的芸芸众生”，并指出，“写中间人物”的意见“涉及到我们对艺术典型的多样性和作品的社会作用的理解”,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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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作品中，所创造的人物性格越多样，对社会生活的多样化、复杂性反映得才会越充分 ”。一批成功的中间人物的塑造，有力地证明了上述看法的正确，但这一主张在随即展开的“文艺反修”运动中受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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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概述（范文）
第十六讲
一、概述：现实主义文学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现实主义（Realism）19世纪30年代首先在法国、英国等地出现，以后波及俄国、北欧和美国等地，是19世纪欧美文学的主流，也是近代欧美文学的高峰。批判现实主义文学
通常现实主义也称为批判现实主义。西方语汇中并没有“批判现实主义”一词，这个词由高尔基提出。主要是因为现实主义文学对现存秩序具有强烈的揭露性和批判性，所以又称为“批判现实主义”
高尔基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论述 1934年，高尔基在《苏联的文学》《和青年作家谈话》两篇文章中谈到批判现实主义： 高尔基论述批判现实主义的错误
第一、抹煞了文学艺术的独立性，使文学依附于政治。
第二、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彻底批判的程度：批判的现实主义是“说明资产阶级的发展和瓦解过程的文献。”这种提法提前了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拔高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第三、混淆了阶级成份，认为现实主义作家是“资产阶级叛逆者”、“浪子”、“多余的人”、“毁灭了的贵族”等，由此引出批判现实主义是“浪子文学”，“多余人的个人创作”。
“批判性”并非十九世纪现实主义的唯一特性，也并非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文学的最根本特性。用“批判现实主义”概念称呼以司汤达、巴尔扎克为代表的早期现实主义较为科学。以勃朗特、狄更斯为代表的是“理想现实主义”以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的是“探索的现实主义”。
二、现实主义文学的产生
1、价值观的转变以及务实的社会风气
2、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
3、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
三、现实主义文学的特征 思想特征
首先，现实主义把文学作为分析和研究社会的手段，为人们提供了特定时代丰富多彩的社会历史画面，具有很高的认识价值。
其次，现实主义以人道主义思想为武器，深刻地揭露与批判社会的黑暗，同情下层人民的苦难，提倡社会改良。
第三，现实主义文学普遍关心社会文明发展进程中人的生存处境问题，表现出作家们对人的命运与前途的深切关怀。
艺术特征
一、现实主义文学追求艺术表现上的客观性，强调客观真实地反映生活。
二、题材的现实性。
三、细节描写的精确性
四、现实主义文学重视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的描写，塑造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
五、现实主义以叙事文学为主，小说创作特别是长篇小说走向了成熟与繁荣。
四、现实主义文学在各国的发展
1、法国
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源地。
司汤达的文学评论集《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1825)是第一部现实主义的宣言书。《红与黑》标志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形成。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代表了西欧现实主义的最高成就。福楼拜
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
在法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艺术主张：
1追求真实性
2追求客观态度
3追求艺术美 代表作：《包法利夫人》
莫泊桑：莫泊桑是福楼拜的弟子，也是继福楼拜后法国文坛上的又一位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羊脂球》
小仲马，代表作《茶花女》 都德
都德19世纪后期一位带有自然主义倾向的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 长篇小说
短篇小说集《月曜日的故事》（《最后一课》、《柏林之围》）
2、英国文学
英国的现实主义文学较多地表现了劳资矛盾以及“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和苦难生活。人道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色彩较强。
“一派出色的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夏绿蒂·勃朗特、盖斯凯尔夫人等。
萨克雷
萨克雷（Wiiliam · Make peace ·Thackeray 1811～1863）
是一位讽刺作家，他认为道德训诫是作家的重要职责。他善于描写社会中、上等阶层人与人之间风雅而又虚伪的关系。代表作《名利场》
名利场
《名利场》（1848）以 19世纪20年代为背景，小说的副标题“没有主人公的小说”，正好说明了在这个被金钱权势挤压下的名利场中正面人物的丧失，金钱才是真正的主人公。
英国女作家
19世纪的法国文坛，唯一知名的女性作家是浪漫主义小说家乔治·桑，她用这个男性的笔名载入文学史册。
英国在19世纪，涌现出一批女小说家，奥斯丁、勃朗特三姐妹、盖斯凯尔夫人、乔治·爱略特。
奥斯丁
奥斯丁（Jane Austen，1775 －1817）
奥斯丁是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女小说家，她在英国小说发展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是连接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英国女小说家的桥梁。《理智与情感》 《傲慢与偏见》
勃朗特三姐妹
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1816-1855）《简·爱》（1847）艾米莉.勃朗特（Emily Bronte，1818-1848）《呼啸山庄》（1847）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e，1820-1849)《艾格丽丝·格雷》（1847）三姐妹都用中性的笔名发表小说。
《简·爱》
《简爱》（Jane Eyre ,1847）
夏洛蒂的代表作，也是夏洛蒂自传性的作品。简·爱的平等宣言
艾米莉·勃朗特 艾米莉·勃朗特 《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主人公： 希刺克厉夫 凯瑟林
盖斯凯尔夫人
盖斯凯尔夫人（Mrs Gaskell，1810－1865）
盖斯凯尔夫人以性情温柔著称。22岁时与曼彻斯特的牧师盖斯凯尔结婚。她的小说都是在丈夫鼓励下写成的。
盖斯凯尔夫人共创作6部长篇，《玛丽·巴顿》（Mary Barton，1848）是她的第一部小说，也是她的代表作。她在小说中描写了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无产阶级的生活。她不仅描写了产业工人苦难的生活情况，而且也描写了产业工人苦难的生活情况，而且也描写了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宪章运动在小说中得到反映。哈代
托玛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生于英国多塞特郡，年轻时继承父业。当过几年建筑师，不久从事文学创作。作品中较重要的是他称为“性格和环境的小说”的几部长篇，其中较优秀的有《德伯家的苔丝》（1891）及《无名的裘德》（1895）。
德伯家的苔丝
《德伯家的苔丝》(1891)描写贫穷的农家女子苔丝一生的遭遇。她渴望凭自己的劳动过日子，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却接二连三地受到沉重的打击。哈代对苔丝寄予深厚的同情，认为她是无罪的，是个受难者。他把这样一个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的女子称做“一个纯洁的女人”，并用这一称号作为本书的副标题。
3、俄国文学
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历史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贵族革命(时期（1825——1861），这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和确立的时期。
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别林斯基等人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的形成，确立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莱蒙托夫
俄国著名诗人，他在其现实主义代表作《当代英雄》中塑造了俄国文学史上第二个“多余人”形象：毕巧林。
诗人殒没了！——光荣的俘虏—— 他倒下了,为流言所中伤，低垂下高傲的头颅,胸中
带着铅弹和复仇的渴望！…… 诗人的心再不能够容忍 那些琐细非礼的侮辱了，他起来反抗人世的舆论，依旧是匹马单枪……被杀了！被杀了！……到如今哀泣悲痛、怨诉的剖白、辩解的空谈、空洞的赞扬，又有什么用？ 命运最后的决定已宣判！不正是你们首先凶狠地 迫害他自由勇敢的天才、而你们自己只为了寻欢取乐 把隐蔽的大火煽扬起来？
好了？你们称心了……——他已经 不能忍受这最后的苦难： 稀有的天才火炬般熄灭，壮丽的花冠也已经凋残。果戈理
40年代，果戈理继承并发展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形成了俄国文学史上的“自然派”—俄国现实主义。
冈察洛夫
冈察洛夫（1812－1891）是50－60年代最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之一，他的小说反映俄国社会的变化。他的代表作《奥勃洛摩夫》是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小说的同名主人公奥勃洛摩夫也成为文学史上的一个经典形象。
奥勃洛摩夫：继奥涅金、毕巧林、罗亭等人之后的俄国文学史上最后一个多余人形象。别林斯基
著名文艺评论家
主要文学评论文章有：《论俄国中篇小说和果戈理先生的中篇小说》、《一八四六年俄国文学一瞥》等。
2、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1861—1895）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全面繁荣的时期。平民知识分子“新人”形象逐步取代贵族“多余人”形象。
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享有世界盛名，被誉为19世纪俄国文坛“三巨头”，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一1889）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文学批评家和作家。
《怎么办》
—新人的故事 屠格涅夫
屠格涅夫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初开始创作活动。早期作品以《猎人笔记》最为优秀。
屠格涅夫在整整四十年的创作生涯中，写过不少长篇、中篇、短篇小说、剧本和散文诗，但最重要的是《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和《处女地》等六部长篇。“新人”
19世纪五六十年代，俄国贵族知识分子逐渐被平民知识分子取代，文学中“新人”形象取代了“多余人”形象；
所谓“新人”，指的是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出身低贱，有革命理想，有坚实行动，尊重友谊、爱情等；
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塑造了许多“新人”典型。屠格涅夫创作的艺术特色: 屠格涅夫善于捕捉人物内心的瞬间变化，以描写“心理活动的结果——人物的行动”，卓有成效地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屠格涅夫以抒情大师而著称，西方人把他的现实主义称之为“诗意的现实主义”。屠格涅夫还有一个主要特色就是简洁。
3、无产阶级革命时期（1895——1917）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衰落时期。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基本特征
与俄国解放运动密切联系，批判锋芒主要针对沙皇专制统治和封建农奴制 富于讽刺性
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与创作密切配合
4、东欧、北欧的现实主义文学 安徒生，世界著名童话作家 《卖火柴的小女孩》、《皇帝的新装》 易卜生
挪威的易卜生是北欧现实主义文学的最重要作家，他的“社会问题剧“不仅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而且大大推动了欧洲戏剧的革新和发展.代表作《玩偶之家》 勃兰兑斯
丹麦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文学史家，他的名著《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推动了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比昂松
挪威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因其在戏剧方面的杰出成就，获1903年诺贝尔文学奖。
5、美国现实主义文学：
美国的现实主义文学在19世纪80年代才真正形成。
50年代的废奴文学以反对美国南方的蓄奴制和反映黑人悲惨生活为主要内容，代表作家及作品有斯托夫人的《汤姆大伯的小屋》。斯托夫人
斯托夫人（1811—1896）是美国小说家，斯托夫人耳闻目睹黑奴受到南部奴隶主摧残和迫害的情景，与其丈夫和兄弟参加废奴运动，并开始写反对奴隶制度的小说。其代表作《汤姆叔叔的小屋》（1852）发表以后影响很大，推动了当时蓬勃发展的废奴运动。马克·吐温 马克·吐温是美国（亦有人认为他是英国作家）现实主义文学最杰出的作家，他吸取乡土小说的某些表现手法，为美国民族文学的繁荣作出了重大贡献，被称为“文学中的林肯”。欧·亨利
欧·亨利是美国著名的短篇小说家，代表作品有《麦琪的礼物》、《最后一片藤叶》、《警察与赞美诗》等。杰克·伦敦
杰克·伦敦是19世纪后期美国重要的现实主义作家，其代表作《马丁·伊登》。
第五篇：大学语文-现当代文学概述
二、现当代文学部分
（一）概述
中国现代文学，总体上讲是指“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展至今的中国文学。近百年的中国新文学一般又可分为两大阶段：1949年以前称“现代文学”，1949年迄今称“当代文学”。
1949年以前的“现代文学”又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五四”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
“五四”运动使中国历史开启了一个新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起点。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创刊，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开始。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改革文学须从“八事”入手。2月，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提出更为坚决的“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钱玄同、刘半农等积极响应。俄国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给文化思想界以巨大的影响。1918年5月起，《新青年》全部改用白话。“五四”反帝爱国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深人发展。从此，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五四”以后，气象大变，各地“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重大发展。周作人、郑振铎等12人发起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是第一个出现的新文学社团，也是新文学史上影响最大的文学团体，它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出版了《文学旬刊》等。认为“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文学研究会宣言》）抨击以游戏、消遣为目的的“鸳鸯蝴蝶派”和“礼拜六派”的作品。他们的创作明显地表现出现实主义倾向，被称为“为人生”的艺术派。
1921年7月创立于日本东京的创造社，主要成员为当时的留日学生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郑伯奇等。先后出版《创造季刊》、《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等刊物。成员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文艺思想较复杂，共同点在“本着我们内心的要求，从事于文学活动”，其浪漫主义倾向明显地区别于文学研究会，因被称为“异军突起”。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以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为主要成员，提倡新格律诗。以《诗镌》为阵地，进行新格律诗的创作。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为新诗的发展作了有积极意义的探索。1924年11月，鲁迅与周作人、钱玄同等组成了语丝社，其刊物《语丝》多发表杂文小品；其文艺思想和创作方法接近文学研究会。另有未名社、莽原社、浅草社、沉钟社、弥洒社、狂飙社、湖畔诗社、民众戏剧社、南国社等亦影响较大。新文学社团及刊物培育和锻炼了大批新文学工作者，促进了新文学创作的发展，形成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股思潮及其他一些流派。
新文化运动、文学革命击退了林纾、“学衡”、“甲寅”等封建复古派的一次又一次发难，保证了新文学运动的顺利推进。
（一）小说
本时期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期。新文学的第一篇白话小说是鲁迅的《狂人日记》（《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1918年5月），它启开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历程。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仿徨》,揭露了“上层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更侧重描写国人心灵上、精神上的“病苦”,暴露和批判了封建思想、道德的“吃人”本质及其对人民群众毒害的深广，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它们表现出全新的现代小说观念、彻底的反传统的精神、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和对形式的多样性的选择与创造，是真正具有现代意义的新的小说。其“画眼睛”、“画魂灵”和“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典型化方法、精选典型细节、运用白描手法以及以现实主义为主但也吸取浪漫主义、象征主义成分的创作方法，都具有开拓性和典范性，对现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时期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小说作家，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流派。
“人生派”及问题小说——“人生派”以文学研究会为中心，他们的创作持人道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态度，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代表作家有：叶圣陶（绍钧），其小说大多描写小城镇中小市民小知识分子的“灰色的人生”，《潘先生在难中》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许地山（落花生），《缀网劳蛛》等揭露抨击黑暗社会现实，同时宣扬“涅槃归真”的佛教思想和乐天知命的宿命人生观。王统照，其《微笑》等以抽象的“爱”和“美”作为弥合人生缺陷的药方，后来的《湖畔儿语》等转向现实人生。冰心，以《斯人独憔悴》等“问题小说”步入文坛，《超人》等宣扬“爱”的哲学，试图以泛爱拯救人世。庐隐，其中篇《海滨故人》，写5个知识女性，“追求人生意义”，而最终的答案却是“恨”。问题小说，是“五四”前后三、四年间的一股“题材热”，作者的创作方法并不一致，但都是以“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为主要目的。代表性作家作品除上述人生派的外，还有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苦痛》俞平伯的《花匠》等。
浪漫抒情小说派——以创造社为中心。要求小说逼近自我的个性和气质，追求小说的散文化和诗化。主要作家有:郭沫若，早期发表过《牧羊哀话》、《漂流三部曲》等10多篇小说。郁达夫，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对现代小说有独特贡献，其《沉沦》（1921）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版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收集有《沉沦》、《银灰色的死》、《南迁》，其中《沉沦》一篇是其早期代表作。张资平，早期短篇有《她怅望着祖国的天野》等，1922年出版的带有自传性的《冲积期化石》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
“乡土文学”派——1923年左右在鲁迅影响下形成。他们皆是来自农村的知识青年，作品以写实的笔法，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反映农民的悲惨，“隐现着乡愁”，带着各地的乡情民俗。代表作品有王鲁彦的《黄金》，许钦文的《石宕》，王任叔的《疲惫者》，许杰的《惨雾》，彭家煌的《怂恿》，台静农《地之子》，蹇先艾《水葬》及废名的《竹林的故事》等。
（二）诗歌
晚清时梁启超、黄遵宪等人已经酝酿“诗界革命”，主张“以旧风格含新意境”，但未能突破诗歌旧的窠臼。真正的诗歌变革始于“五四”新诗运动。胡适是尝试白话诗的第一人，其《论新诗》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要求以白话写诗；要求“有我有人”。1917年2月，《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他发表了《白话诗八首》，1918年第四卷第一号上他与沈尹默、刘半农又发表白话诗9首，这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批白话诗。新诗开拓者还有刘大白等人。胡适的《尝试集》（1920年3月出版）是我国现代诗歌史上第一部新诗集。此期出现了周作人的《小河》等比较优秀的作品，但整体看新诗还过于平实、理性，还处于尝试、实验阶段。因而一般认为中国新诗的奠基者是郭沫若。《凤凰涅槃》最能充分体现其反抗叛逆、破旧创新的基本思想。他于1921年8月出版的诗集《女神》，充分反映了“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浪漫豪迈、激越狂放，彻底冲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使诗的抒情本质与诗的个性化得到充分发挥，以全新的精神与形式开了一代诗风。
1922年以出版诗歌合集《湖畔》被称为“湖畔诗人”的汪静之、冯雪峰、潘漠华和应修人，是本期“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他们表达了对礼教的大胆反抗和对生活的热烈追求，天真、开朗。同是以歌颂青年和爱情为基本主题，被鲁迅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的冯至，以有节制的情感、冷峻的意象与沉思的形象显示出独特的艺术个性，早期诗作收入《昨日之歌》。
小诗，一度成为“风靡一时的诗歌体裁”。冰心的《繁星》、《春水》和宗白华《流云小诗》是其中的佼佼者。冰心是小诗体的代表人物，其诗歌与其早期小说、散文一样，基调是对“母爱、童真与大自然”的讴歌，核心是“爱的哲学”。短小凝练，常含哲理，明丽清新又略带忧愁。其他诗人有朱自清、徐玉诺、俞平伯、潘漠华、汪静之、刘大白等。
“新月诗派”——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重视感觉与意象，在建立新格律诗理论和进行新格律诗创作实践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既挑战“作诗如作文”的理论命题，也反对过于欧化的句式与无节制的直抒胸臆的方式，其理论与实践上都是对现代白话诗歌运动自身的反动，是向诗歌本体的回归。20年代中后期纯诗化成为中国诗坛的主流。闻一多，最早提倡新诗格律化的诗人，主张新诗须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和建筑的美。其诗集《红烛》和《死水》体现了上述美学原则，主旋律是爱国主义。徐志摩本时期的诗集《志摩的诗》、《翡冷翠的一夜》及朱湘的《采莲曲》等皆追求诗的形式美、意境美，音乐美。徐志摩的《再别康桥》可作代表。
（三）散文
现代散文创作中，李大钊、鲁迅、周作人、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等创作的以议论为主的杂文最早出现，揭露、抨击封建思想和制度，宣传民主与科学的主张，战斗性极强。受《新青年》影响，许多报刊也设立了“随感录”栏目，形成了撰写杂感、随笔的创作浪潮。1924年语丝社所办的《语丝》是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散文（杂文）刊物，以发表“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形成了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杂文写得最多，成就最大者为鲁迅，经他的倡导和长期实践，杂文才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他是现代杂文的开拓者和奠基者。
抒情散文，当时称“小品文”或“美文”，出现稍晚。1921年5月，周作人发表《美文》一文，提倡多写“记述的”、“艺术的”美文，并以其创作实践，“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土地”。其文具有丰富的知识性、浓厚的趣味性和以舒徐的笔调抒发出的冲淡之情。他本期的散文集有《自己的园地》和《雨天的书》。
鲁迅的回忆性散文集《朝花夕拾》动情优美，引人入胜；散文诗集《野草》以心灵的自我解剖为特色，反映“五四”退潮后他的仿徨、苦闷和追求，多用象征主义的表现手法，新颖奇特，意在言外，深沉含蓄。
朱自清的散文成就最高，影响最大，其文诗意浓郁、文情并茂，《背影》、《荷塘月色》等是最负盛誉的佳作。冰心的散文《寄小读者》、《往事》、《山中杂记》等，都具有抒情诗和风景画的特色。创造社中郭沫若的《小品六章》、郁达夫的《还乡记》等散文，率真坦诚、委婉流畅，带有浓厚的“自叙传”色彩。
（四）戏剧
中国现代戏剧是在西方戏剧观念影响下诞生的。1907年，中国留学生组成的春柳社就在东京演出了文明新戏《黑奴吁天录》，被作为中国现代话剧诞生的标志。
“五四”时期的戏剧革新运动，功绩主要在理论的倡导和西洋名剧的介绍。1917年，《新青年》曾发起对传统戏剧的批判，并就如何借鉴西洋话剧等问题展开激烈争论。1921年3月，沈雁冰、郑振铎、欧阳予倩等在上海创立“民众戏剧社”，出版《戏剧》月刊，介绍欧美话剧理论和艺术，提倡“爱美的”(Amateur业余的）戏剧，推崇戏剧的社会现实功能。12月，上海戏剧协社成立，成员有应云卫、谷剑尘、欧阳予倩、洪深等，他们学习西洋演剧艺术，建立严格的导演和演出体系，提高了爱美剧的演出水平。
戏剧创作受时代精神影响呈现出强烈的写实主义特征，受易卜生《娜拉》等的影响，大多是取材于现实生活的社会问题剧，如胡适的《终身大事》，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压迫》，洪深的《赵阎王》，田汉的《获虎之夜》，欧阳予倩的《泼妇》、《回家以后》等，分别涉及恋爱、婚姻、家庭、妇女解放、道德伦理标准等社会问题。戏剧体裁样式像悲剧、喜剧、正剧、现实剧、历史剧、独幕剧、多幕剧、诗剧、散文剧、活报剧等都已出现，其中喜剧和悲剧水平最高，独幕剧作已臻成熟。郭沫若是中国现代历史剧的开拓者，其早期代表作《卓文君》、《王昭君》、《聂嫈》“要借古人的骸骨来另行吹嘘些生命进去”，后结集出版，名为《三个叛逆的女性》。
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文学
1927年大革命失败至1937年抗战前这一阶段，继承了五四文学的人文主义文学和新兴的革命文学决定了这十年文学的基本面貌。由于政治和商业因素的介人，本期文学分别形成了以“左联”为核心的左翼文学、商业化的海派文学和远离政治和商业影响的京派文学。
1928年初，创造社和新成立的太阳社倡导革命文学。他们强调文学是有阶级性的，是宣传的武器，努力以马克思主义观点阐释文艺问题，扩大了革命文学运动的影响。但过分夸大文艺的社会功能，忽视文艺本身的特点，把世界观的改造看得过于简单，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严重，把鲁迅、叶绍钧、郁达夫、茅盾等人，当作“时代的落伍者”加以批判、否定，引发了鲁迅、茅盾等与创造社、太阳社关于革命文学的争论。
1930年2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在上海成立。出版了《拓荒者》、《萌芽》月刊、《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月报》、《文学导报》等刊物。先后入盟的成员共达270多人。“左联”积极地译介、传播、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自觉加强了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化运动的联系，推进了文艺大众化运动。提倡和发展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并开展了同“新月派”的论争，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与“第三种人”的论争等；培养出一批青年文学作者，创作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
闻一多、朱自清、巴金、老舍、曹禺、叶圣陶、王统照等未加入“左联”的进步作家，还有一些同“左联”观点不同，甚至发生过争论的周作人、林语堂、沈从文、戴望舒、施蛰存等作家，都有各自的文学思想、风格和艺术个性，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1936年，革命文学内部发生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口号的论争，10月，由鲁迅、郭沫若、茅盾等联合签名发表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标志着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一）小说
30年代是现代小说发展的重要阶段。短篇小说进一步发展，长篇小说大量出现，体式手法日益丰富，风格流派越发多样，出现了更多的大家及成熟之作。
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等小说大家都在此期发表了数量颇丰的作品，特别是长篇代表作。茅盾，继承了“人生派”的现实主义精神，代表作《子夜》描绘了30年代大都市的生活，笔力雄浑细致，结构宏伟严谨，语言生动缜密，建立起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是左翼文学创作的代表。另有短篇小说《春蚕》、《秋收》、《残冬》及《林家铺子》等。巴金，作品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抒情性，构建了现代文学中独特的“青年世界”。本时期小说有《灭亡》、“爱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等。《家》描写了20年代初四川成都“一个正在崩溃中的地主阶级的封建大家庭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老舍，以独特的文化批判视角描写城市底层人民生活，语言明快活泼、富于幽默感，创别具一格的“京味”文体风格。本期有《猫城记》、《离婚》、《骆驼祥子》、《牛天赐传》、《月牙儿》、《断魂枪》、《柳家大院》和《微神》等。《骆驼祥子》通过祥子勤苦奋斗“三起三落”而终于堕落的一生，揭露了旧社会的罪恶。沈从文，京派小说的开创者和最优秀的代表，他在《月下小景》、《柏子》、《阿黑小史》、《边城》等小说中构建了一个远离时代漩涡、浪漫诗化的“湘西”世界。作者自称为“乡土抒情诗”。代表作《边城》，表现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另有以《八骏图》为代表的“都市小说”，作为“湘西小说”的对照和补充，李劫人，30年代中期李劫人发表了三部连续性的长篇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它们将辛亥革命时期的四川社会史诗般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
左翼小说——蒋光慈，最初的小说充满“革命浪漫谛克”，表现出“革命＋恋爱”的公式化，后渐自我超越，以革命现实主义，从《冲出云围的月亮》、《丽莎的哀怨》到《咆哮了的土地》可见其变化轨迹。柔石的《二月》、《为奴隶的母亲》完全脱离了概念化的创作风气。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五四’以后解放的青年女子在性爱上的矛盾的心理的代表者”莎菲的形象。叶紫的《丰收》写湖南农村阶级矛盾和农民觉醒，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写东北一支抗日游击队在血与火中的成长历程，萧红的《生死场》反映东北人民在沦陷前后的生活。还有艾芜的《南行记》、张天翼的《包氏父子》、沙汀的《在祠堂里》等一大批作品。吴组缃、罗淑等是“左联”的同路人，他们的《西柳集》和《生人妻》等也常被视作左翼小说。吴组缃的《一千八百担》高度浓缩了当时的农村社会，用既老到又活泼的语言活画出了各色人等。
京派小说——“京派”不是一个文学社团组织，主要成员是当时的京津两地进行文学活动、作品较多在京津刊物上发表的周作人、废名（冯文炳）沈从文、萧乾、芦焚（师陀）、李健吾、朱光潜等。他们关注人生，但和政治斗争保持距离，强调艺术的独立品格，讲求“纯正的文学趣味”，审美意识以“和谐”、“节制”、“恰当”为基本原则。作品除沈从文的外，还有废名的《莫须有先生传》、《桥》，萧乾的《篱下集》和芦焚的《谷》等。
海派小说——上海世界性大都市的形成以及其高度的商业化是海派小说生成、发展的背景。早期创造社写社会小说出身的作家张资平、叶灵凤等，为追求商业利润，写了大量以灯红酒绿的上海为背景，以畸形情爱为内容的小说，被沈从文等作家称为“海派”。他们创作了中国现代都市小说。第二代海派，上承一代海派性爱小说的余续，下启40年代以张爱玲为代表的沪港市民传奇，是海派文学极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中国第一支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因其创作受日本“新感觉派”和法国都市市主义文学的影响，被称为新感觉派。其小说常以快速、跳跃的节奏表现病态都市光怪陆离的生活，以心理分析和意识流等方法，表现人物内心世界的冲突，并用象征、暗示等手法加以精细描写，丰富了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手法。代表作家作品有施蛰存的《将军底头》，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刘呐鸥的《都市风景线》等。
鲁迅的《故事新编》是神话、传说及史实的演义，具有古今交融的艺术特色，显示出浪漫主义的特点。
（二）诗歌
20年代新诗创作时就已存在的两种倾向，这一时期分化得更加明显。主张为大众而歌的左翼的诗歌——20年代有蒋光慈的《新梦》、《哀中国》等革命政治抒情诗，思想革命，形式粗糙。本时期的代表人物为殷夫，有《孩儿塔》等诗集，《血字》是其“红色鼓动诗”的代表作。1932年9月，“左联”领导下的“中国诗歌会”成立，创办《新诗歌》旬刊，史称“新诗歌派”。主张“捉住现实”，提倡诗歌大众化，要求表现时代风云，推动了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主要成员有蒲风、穆木天、杨骚、任钧、柳倩等。蒲风诗作刚健朴实，语言通俗。《茫茫夜》是其第一部诗集，反映了农民的痛苦和挣扎；《六月流火》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诗坛新人臧克家、艾青、田间等的诗作是现实主义诗歌在30年代艺术高度的代表。臧克家，1933年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烙印》，诗风严谨、朴质、含蓄、凝练。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是他早期诗歌的代表作。田间的诗集《未明集》、《中国牧歌》等，以浓厚的生活气息和强烈的反抗意识著称。
主张为自我而歌的现代派诗潮——他们注重主体的精神世界，追求诗的艺术美，是纯诗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包括后期新月派、象征派和现代派。
后期新月派——以徐志摩主编的《诗刊》在上海创刊为标志，新月派进入后期阶段。主要转向内在幽微精神领域的开掘，有明显的现代象征诗的特征。代表人物有徐志摩、孙大雨、梁宗岱、陈梦家、方玮德、卞之琳、林徽音等。
象征派——以李金发为代表，并以其1925年出版《微雨》为起点，受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魏尔伦、瓦雷里等人的影响而形成，活跃在20年代中后期。主要有王独清、穆木天、冯乃超等人。钟情怪异、突兀，追求朦胧，以奇崛冷僻意象的组合暗示抒写个人忧郁伤感的精神心态。
现代派——由后期新月派和象征派演变而来。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诗歌、特别是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等的诗词，同时借鉴了法国象征派、美国意象派和以艾略特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诗歌，追求抒情性和情调的感伤性，追求意象的新颖、朦胧。因1932年5月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杂志而得名，后有卞之琳主编的《水星》、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与之呼应，形成气候，蔚为大观。作为主将的戴望舒有《我的记忆》、《望舒草》等诗集。叶圣陶称其代表作《雨巷》“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个新纪元”。
（三）散文
30年代的现代散文创作风格多样、文体又有新变。特定的历史环境，使杂文和报告文学得到很大的发展，鲁迅后期杂文对旧中国政治、思想、文化和文学进行了更为广泛而深入的剖析与批判。具有逻辑性和形象性、理论说服力和艺术感染力紧密结合，讽刺犀利，语言精练、生动、幽默的艺术特点。瞿秋白的杂文泼辣锋利，鼓动性极强，其《〈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精当地概括了鲁迅的战斗精神，在中国现代文艺批评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唐弢有《推背集》、《海天集》等、徐懋庸有《不惊人集》、《打杂集》等。报告文学是本时期新兴的文学样式，夏衍的《包身工》和宋之的《一九三六年春在太原》的发表，标志着报告文学创作的成熟。本时期还出现了不少报告文学专集，有茅盾主编的《中国一日》和邹韬奋的《萍踪寄语》等。
本时期，散文流派又有了新的组合和分化。1932年起，林语堂先后创办《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等杂志，和周作人一起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小品文，追求“超脱”“幽默”趣味，以“知识”和“趣味”为号召。鲁迅和茅盾等左翼作家与“论语派”围绕散文创作的思想与形式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争。
另有两个散文群体值得注意。一个以上海开明书店为中心，有叶圣陶、朱自清、夏丐尊、丰子恺、朱光潜等，不少人是早期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他们忠实于现实，写作态度严肃认真，积极入世。另一个以《大公报》的文艺周刊为阵地，作者有沈从文、萧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严文井、汪曾祺等，他们追求艺术的完美。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西》“素淡朴呐的文字底下，自有一道明彻的光辉，自有一股隽永的情思”；何其芳的《画梦录》有它超达深渊的情趣；李广田的《画廊集》展示的是作者“朴野的小天地”，洋溢着浓郁的乡野气息和朴实深厚的农民情愫。
（四）戏剧 本时期中国现代话剧已经成熟。1927年，田汉领导的“南国社”创立，1929年，欧阳予倩在华南创办了“广东戏剧研究所”。同年秋，上海艺术剧社成立，这是国统区第一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提出无产阶级戏剧口号的戏剧团体。本期戏剧的突出特点是表现尖锐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战斗性、民族性、意识性强化。1930年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成立，后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标志着戏剧界统一战线组织的形成。
同时对人道主义思想反封建个性主义进行了深化，曹禺的《雷雨》，描写了一个现代社会中封建家庭的悲剧，《日出》抨击金钱社会的罪恶。曹禺的话剧善于组织戏剧冲突，深入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是这一时期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最高成就，也标志着我国现代话剧剧本的艺术上的成熟。
李健吾的《这不过是春天》《梁允达》也着重描写人物内心冲突重在人心中的“善恶并存”。另有田汉的《回春之曲》、《名优之死》，洪深的《五奎桥》,夏衍的《上海屋檐下》等。
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文学
1937年，抗战爆发后，全国实际分成国民党统治区、日伪统治的沦陷区以及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本时期文学创作在不同的阶段和地区也呈现不同的特点。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是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适应当时形势，形成朗诵诗、街头诗、活报剧、街头剧、报告文学和短篇小说创作的高潮。1945年抗战胜利后，“文协”改称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由于立场观点的不同，也发生过同梁实秋“抗战无关”论，与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林同济等的“战国策派”的“权力意志”论等观点的论争。
为使文艺工作者更好地配合整个革命工作，中共中央则于1942年5月在延安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泽东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分别讲了话，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心内容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群众”这两个根本问题，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方针奠定了理论基础。从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到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及其周围区域均被日军占领，部分文艺工作者利用上海租界的特殊环境，坚持抗日文学活动，称之为“孤岛文学”。其最显著的成绩是戏剧运动和杂文、散文创作。
（一）小说
本期小说创作以不同的方法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现实。国统区和沦陷区的小说，深化了现实主义创作，在揭露社会的尖锐性、深刻性方面较前突出，艺术表现技巧也更为圆熟。张天翼的《华威先生》，沙汀的《在其香居茶馆里》是富有时代特征的讽刺佳作。茅盾的《腐蚀》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汪勾结，残害抗日爱国的革命者的罪行。巴金的《寒夜》把人物性格悲剧与社会悲剧结合起来，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寻找人物命运的答案。老舍的《四世同堂》反映了日本法西斯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及沦陷区人民的觉醒与抗争。钱钟书的《围城》以讽刺的笔法刻画了抗战时期某些知识分子的精神面貌。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力图以苏州巨富蒋捷三一家的风流云散反映“一·二八”后十年间中国社会生活的面貌。黄谷柳的《虾球传》以城市流浪少儿的曲折经历，展示光怪陆离的社会现实。张恨水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多产作家，抗战前已以《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有很大影响，本期的讽谕小说《八十一梦》，以梦幻形式，描绘大后方贪官污吏纸醉金迷的腐朽丑恶的生活。张爱玲的《传奇》、《倾城之恋》、《金锁记》等，以传奇性的故事及弥漫于其中的梦魇般的氛围，让人惊悚于人性的丑恶、生命的无常、欲望的疯狂。有影响的长篇小说还有萧红的《呼兰河传》，巴金的《春》、《秋》，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等。
解放区的小说则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主，描写农民的觉醒和成长，描写人与人的新型关系、崇高的道德和对美好生活、理想的追求，艺术上着力于小说创作的群众化、民族化。影响最大的是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表现了农村社会生活的变革和农民思想、心理的变化，继承了传统小说的形式而有所创新，在情节的叙述中塑造人物，使用农民的语言，在小说创作民族化方面取得巨大成功，受到群众的喜爱和政府的推崇。成就较大的还有孙犁的《荷花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等。
（二）诗歌
抗战爆发，使新诗创作呈现出新的特点：大众化风格与个人化风格的汇合与融合。表现在不同主张、风格、地区的诗人，都自觉以诗歌为武器投人全民抗战，共同为神圣的民族解放事业歌唱。
艾青，1939年后，连续出版了《北方》等五本诗集。描写农民的悲惨，歌颂战士的英勇，有明显的时代特色。他成功地将“大众”与“个人”互相融合，主张新诗要有散文美，重视独特意象的创造，以其具有自然而成熟的散文美的自由诗体，把中国自由体诗艺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成为继郭沫若之后做出重大贡献的诗人，被公认为成熟的诗人。
田间，《给战斗者》是他本时期的代表作。到延安后，倡导“街头诗运动”，写了《假如我们不去打仗》等街头诗。其诗采用“鼓点”式的诗行，简短有力，鼓动性强，闻一多称之为“时代鼓手”。
“七月”诗派——在艾青的影响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围绕《七月》及以后的《希望》、《诗垦地》、《诗创作》等杂志而形成的青年诗人群体，有胡风、鲁藜、绿原、阿垅、艾青、田间、冀访、曾卓、牛汉、杜谷等。奉行“突入生活”的创作原则，“努力把诗和人联系起来，把诗所体现的美学上的斗争和人的社会职责和战斗任务联系起来”。诗作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创作方法倾向于革命现实主义，形式上采用自由的格式，追求自然、真挚、素朴的诗风。
“九叶”诗派——40年代后期，围绕在《诗创造》、《中国新诗》杂志周围形成的一个并不自觉的青年创作群体，有辛笛、陈敬容、杜运燮、杭约赫、郑敏、唐祈、唐湜、袁可嘉、穆旦等。他们继承了新诗现代派传统，同时从西方后期现代派艾略特、奥登、里尔克等人的诗歌中吸收一些表现手法，“追求一个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更接近于表现现代复杂、快速的生活节奏，真实地表达知识者思想的矛盾与困惑。因此他们又被称为“新现代派”。代表作有杜运燮的《追物价的人》、陈敬容的《黄昏，我在你边上》、郑敏的《金黄的稻束》等。代表诗人穆旦，其诗作《被围者》、《控诉》、《赞美》，关注对生存意义的探索，又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忧思。
解放区出现大批的民歌，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竟的《漳河水》等优秀叙事长诗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新诗在民族化、群众化方面的新突破。
（三）散文
散文也服从于反映战争、斗争的需要，杂文和包括文艺通讯、特写在内的报告文学再度兴盛。
在“孤岛”上海，杂文创作曾风行一时。青年杂文作者唐弢、徐懋庸、巴人、周木斋、孔另境等出版杂文合集《边鼓集》、《横眉集》等，形成当时颇有影响的“鲁迅风”杂文。在大后方，1940年夏衍等在桂林创办杂文专刊《野草》，作者包括聂绀弩、宋云彬、孟超、秦似、林默涵等。在重庆、昆明等地，郭沫若、茅盾、闻一多、朱自清、叶圣陶等呼吁抗战、自由、民主的杂文，引人瞩目。在延安，杂文创作除暴露性杂文外，还出现了歌颂性杂文。
报告文学真实反映了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生活。抗战初最有影响的是丘东平，其《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仗》等，描写了抗日官兵的抗敌情绪和英勇献身的精神，富有浓厚的战斗气息。在“孤岛”上海，梅益等组织了纪念“八·一三”抗战一周年的《上海一日》征文活动，出版了专集。在解放区，周立波的《晋察冀边区印象记》、沙汀的《贺龙印象记》、丁玲的《彭德怀速写》、华山的《英雄的十月》、周而复的《诺尔曼·白求恩断片》等，都曾传诵一时。
（四）戏剧
本时期是现代戏剧创作的高潮期。形式风格更加多样化。为适应斗争现实的需要，抗战初期的戏剧主题多为抗日宣传、教育，形式多为街头剧、活报剧等小型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影响最大，和《三江好》、《最后一计》一起，合称为“好一计鞭子”。在相持阶段和抗战胜利后，现实题材和历史题材的剧作都获得了丰收。夏衍的《心防》、《法西斯细菌》等代表了当时现实主义剧作的最高成就。宋之的的《雾重庆》，曹禺的《北京人》、《家》，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于伶的《夜上海》，夏衍的《上海屋檐下》，陈白尘的《升官图》等，都是影响广泛的优秀剧作。而郭沫若的《屈原》、《虎符》于伶的《大明英烈传》，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欧阳予倩的《忠王李秀成》，阿英的《明末遗恨》等历史剧，借古讽今、影射现实，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
解放区的戏剧成就表现在新歌剧的探索、旧戏的改革和话剧创作等几个方面。新歌剧《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表现了翻身农民劳动生产、学习的热情，而贺敬之等的《白毛女》表现了喜儿从一个天真活泼的农村少女成长为坚强勇敢的反抗者的过程，形式上诗、歌、舞完美统一，为歌剧艺术民族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为新歌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7月2日至19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第一次文代会）在北平举行。大会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艺运动的经验，成立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大会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指导，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中国的新文学进入当代文学的新阶段。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发展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四、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文学
新中国成立后，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文艺也有了新的面貌。但是50年代前期，错误开展了关于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等一系列全国性的文艺思想斗争，阻碍了文艺事业的正常发展。1956年5月，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文艺创作、理论出现转机。1957年6月开始，全国开展了扩大化的“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一大批作家被划为“右派分子”。1958年初，文艺界开展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运动，一批理论批评文章被打成毒草。
1960年至1962年，经济上调整，文艺政策也随之调整，纠正一些“左”的失误，破除了一些“左”的框框，鼓舞了作家的创作热情。但是，这个局面以后又被更大的政治斗争风暴所打破。
（一）小说
小说在“十七年”文学中成就显著，长篇小说的成绩最为显著，本期共有200多部正式出版，题材丰富，风格多样。如：革命历史题材的有《红旗谱》（梁斌）、《红日》（吴强）、《红岩》（罗广斌、杨益言）、《保卫延安》（杜鹏程）、《青春之歌》（杨沫）、《三家巷》（欧阳山）、《林海雪原》（曲波）、《风云初记》（孙犁）、《铁道游击队》（刘知侠）、《敌后武工队》（冯志）、《苦菜花》（冯德英）、《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等；描写农村社会变革的有《三里湾》（赵树理）、《山乡巨变》（周立波）、《创业史》（第一部）（柳青）等；描写工业题材的有《百炼成钢》（艾芜）、《乘风破浪》（草明）等；描写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有《上海的早晨》（第一部）（周而复）；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的有《欢笑的金沙江》（李乔）、《我们播种爱情》（徐怀中）等；古代历史题材方面则有《李自成》（第一卷）（姚雪垠）。共同描绘了我国人民生存与斗争的历史长卷，塑造了一系列血肉丰满的典型形象。现实的影响也限制了作品的思想艺术水平。
短篇小说数量多，优秀者也多。反映农村生活的如《春种秋收》（康濯）、《结婚》（马烽）、《登记》、《锻炼锻炼》（赵树理），《新结识的伙伴》（王汶石）、《三年早知道》（马烽）、《李双双小传》（李准）等，反映了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人们观念上的矛盾，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工业题材的较少，有《夜归》（艾芜）、《夜走灵官峡》（杜鹏程）等；革命历史题材的佳作较多，《黎明的河边》（峻青）、《党费》（王愿坚）等将英雄人物置于激烈的斗争环境中加以描写，表现坚定的信念和高尚情操，《山地回忆》（孙犁）、《百合花》（茹志鹃）、《洼地上的“战役”》（路翎）则别开生面，把战争推到背景的地位，着力描摹特定年代的普通人物与其内在的情感；《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王蒙）、《改选》（李国文）、《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入党》（耿龙样）等，是在“双百”方针鼓舞下出现的勇于反映社会矛盾，大胆干预现实生活的作品，引起广泛的争议；爱情题材有《我们夫妇之间》（萧也牧）、《红豆》（宗璞）、《在悬崖上》（邓友梅）、《小巷深处》（陆文夫）、《西苑草》（刘绍棠）、《美丽》（丰村）、《爱情》（李威仑）等，注意表现爱情本身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挖掘爱情之中蕴涵的社会时代内涵和丰富的人性内容，引人注目；历史题材有《陶渊明写〈挽歌〉》（陈翔鹤）、《广陵散》（陈翔鹤）、《杜子美还家》（黄秋耘）、《白发生黑丝》（冯至）、《海瑞之死》（李束为）等。
许多优秀短篇小说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个性与风格。赵树理保持了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特色，朴实、洗练；马烽有浓厚的山西地方色调；孙犁着重揭示普通人，特别是农村妇女善良乐观的精神境界，使读者感到亲切、美好；峻青刚健豪放；王愿坚朴实深沉；茹志鹃则具有女性作家的细腻、委婉、清新俊逸。
（二）诗歌 十七年诗歌创作成果可喜，主要体现在政治抒情诗、长篇叙事诗以及爱情诗创作三个方面。
新中国成立，新老诗人沉浸在喜悦之中，他们以充沛的政治热情歌颂新时代、歌唱新生的祖国和充满阳光的新生活，如胡风的《时间开始了》、郭沫若的《新华颂》等，讴歌人民、领袖、新中国，形成建国后第一个较大的颂歌潮。政治抒情诗成就最突出的是郭小川和贺敬之。郭小川的《致青年公民》、《甘蔗林——青纱帐》，贺敬之的《放声歌唱》、《雷锋之歌》等，是那个激情燃烧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都曾长期传诵，影响巨大。
闻捷被誉为“写爱情诗的能手”，其《天山牧歌》展现了新疆风光，反映了青年的爱情生活，在表现性格，刻画少男少女的爱情心理方面，独到新颖，细腻动人。
长篇叙事诗也出现了不少精品，郭小川的《将军三部曲》、李季的《杨高传》，闻捷的《复仇的火焰》等，最为引人瞩目。
本时期青年诗人大量涌现，邵燕祥、李瑛、未央、闻捷、公刘、白桦、周良沛、张永枚、梁上泉、顾工、雁翼、高平、傅仇等诗人都写出了优秀的诗歌，明朗、清新、昂扬是他们共同的音色。而老诗人面对用新的诗歌形式反映新的生活内容，则有个转型问题，冯至、穆旦、何其芳等诗人的创作没能继续他们原来的探索，没能保持自己的特色，没能超越原有的成就。
主流诗歌特别提倡吸取民歌营养，继承古典诗词的传统，同时借鉴外来形式。表现形式上，自由诗、格律诗、楼梯式、凹凸式、民歌体、新辞赋体等等，形式多样，不拘一格，百花竞放、各显异彩。
（三）散文
讴歌新时代，颂扬新人物，反映新成就，赞美新风尚，欢快的颂歌色彩是“十七年”散文的主旋律。老舍的《我热爱新北京》等以亲身经历记写中国发生的可喜变化。冯雪峰的《鲁迅先生的逝世》，冰心的《小桔灯》等，描绘真实人物，抒写他们的精神面貌。
朝鲜战争爆发后，作为文学“轻骑兵”的报告文学和通讯特写，迅速及时地反映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将士、事迹、战火、深情、精神、友谊。代表作有《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巴金）、《无名高地有了名》（老舍）、《谁是最可爱的人》、《依依惜别的深情》（魏巍）和《朝鲜在战火中前进》（刘白羽）。
1960年前后，《歌声》（吴伯箫）、《挥手之间》（方纪）等回忆艰难岁月，从革命传统中吸取力量的源泉，激励人们在困难的条件下前进。作家开始注重描写典型的英雄人物、理想化的社会关系，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有大的提高，出现了如《向秀丽》（郁茹）、《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穆青、冯健、周原），《毛主席的好战士——雷锋》（陈广生等），《小丫扛大旗》（黄宗英），《手》（巴金、茹志鹃等），《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王石、房树民等）等优秀作品。
杂文、小品文主要有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邓拓的《燕山夜话》，陈笑雨的《不登堂集》等。
60年代前后，出现了抒情散文的黄金时期，不少作者开始摆脱描叙上的新闻性，转向艺术追求，吴伯箫、曹靖华、袁鹰、碧野、方纪等人开始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风格最为突出的要数杨朔、秦牧、刘白羽。杨朔善于营造诗的意境，《海市》、《荔枝蜜》、《雪浪花》等清新俊逸、卒章显志，创作了“颂歌”文体模式。秦牧善于将知识性、思想性和趣味性有机结合起来，《古战场春晓》、《社稷坛抒情》形散神聚、亲切幽默。刘白羽善于在浮想联翩中包容哲理思考，《日出》、《长江三日》情景相融，寓意深远。
（四）戏剧
“十七年”间，话剧、戏曲以及歌剧的创作都获得了显著的成绩。
老舍的《龙须沟》、胡可的《战斗里成长》及二次文代会后出现的夏衍的《考验》等都是当时的优秀作品。老舍的《茶馆》，是当代话剧史上最具代表性的现实主义杰作。剧作用“人像展览式”的方法，通过一个普通茶馆与出入该茶馆各种人物的沉浮际遇，用“坐标式”结构，以三幕戏反映了三个可诅咒的时代，深刻展示了从清朝末年到抗战胜利后五十年社会的沧桑变化，“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957年反右后，出现一批优秀历史剧，如郭沫若的《蔡文姬》、田汉的《关汉卿》、曹禺等的《胆剑篇》。陈其通的话剧《万水千山》，第一次成功地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搬上舞台。60年代初，文艺政策调整，话剧创作出现转机。沈西蒙（执笔）、漠雁、吕兴臣合作的《霓虹灯下的哨兵》，描写解放初期上海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戏剧冲突跌宕起伏，塑造了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
传统戏曲的整理和戏曲的创作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整理出京剧《将相和》、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黄梅戏《天仙配》、豫剧《花木兰》，昆剧《十五贯》等优秀剧目。田汉创作的京剧与孟超创作的昆曲蜚声剧坛。1962年以后，京剧现代戏创作成果丰硕，有《红灯记》（翁偶虹、阿甲改编）、《芦荡火种》（汪曾祺等改编）、《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等。
新歌剧创作成绩斐然，《王贵与李香香》、《小二黑结婚》、《刘胡兰》、《洪湖赤卫队》、《江姐》、《刘三姐》等优秀歌剧中的优美唱段，至今还广为传唱。
五、新时期文学
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新时期文学拉开序幕。1978年5月，全国文联、作协、剧协等组织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复刊。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文艺界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工作迅速、深入地进行，文艺开始复苏与繁荣。1979年10月底，第四届全国文代会召开，邓小平致词。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社论，进一步使文学从“工具论”束缚中解放出来。文艺思想的讨论异常活跃，先后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现实主义，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歌颂与暴露的关系，借鉴西方现代派艺术，文艺批评的标准与新方法，文学的主体性，创作自由，文学多元化，“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等问题等进行讨论；积极探讨文艺的新观念、新方法，促进了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的发展。
新时期出现了多种文**流:“伤痕文学”最先出现，它用艺术形象再现了“文革”及它在人们心灵上留下的沉重内伤。之后的“反思文学”所反映的生活向前推移，对建国以来的历史道路进行回顾思考。“改革文学”以社会改革为主要内容，触及时弊，及时反映了人民的情绪、愿望和理想。这些文**流适应了社会心理，提出了人们关注的社会问题，突显了文学的社会作用。80年代中期开始，与时代的急速变化紧密联系，文学观念发生了深刻变革，文学创作不再追求和现实生活发展的同步性，打破了单一的社会性主题，相继出现了“新诗潮”、“寻根文学’、“乡土文学”、“探索文学”、“纪实文学”、“通俗文学”等多种文**流。这些潮流交错奔涌，起伏更迭，呈现多元发展的繁荣局面。
（一）小说
“文化大革命”时期，“四人帮”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文艺成了阴谋的工具，小说几无优秀之作。
“新时期文学”小说创作成就最大，如题材领域深入开拓、表现方式的新变丰富等方面，都可从创作潮流的不断更迭与演进中窥见一斑：
伤痕小说——“新时期”小说最早涌现的潮流。粉碎“四人帮”后，十年劫难引起全社会的历史反思。1977年11月，刘心武的《班主任》在《人民文学》发表，揭露极“左”路线下青少年灵魂被毒害的社会问题，发出了救救的孩子的呼声。是新时期文学的开山之作。次年，卢新华的《伤痕》发表。于是，引发了“伤痕小说”创作潮。大批作品涌现，如《最宝贵的》（王蒙）、《弦上的梦》（宗璞）、《大墙下的红玉兰》（从维熙）、《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等。它们恢复现实主义精神，直面人生苦难，揭露控诉“四人帮”给无数人造成生活和心理创伤，反映了对专制主义的斗争，也提出了很多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对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启蒙作用。
反思小说——在时间上前推至解放以来特别是50年代中期，内容上进一步扩展和深化，试图站在历史的高度对以往的教训进行深刻的批判与反思，求得对历史的再认识、再评价，带有更强的理性色彩。显示了新时期小说现实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1979年2月，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标志着“反思小说”的起步。代表作有《天云山传奇》（鲁彦周）、《李顺大造屋》（高晓声）、《芙蓉镇》（古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张弦）、《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张一弓）、《西望茅草地》（韩少功）、《月食》（李国文）《人到中年》（谌容）、《蝴蝶》（王蒙）、《灵与肉》（张贤亮）作家以更为深邃的目光，触及到各方面的问题。改革小说——随着社会重心转移，作家更加关注当下各个领域改革进程。1979年7月，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开了“改革文学”的先河。大批改革题材的小说相继出现，如《改革者》（张锲）、《祸起萧墙》（水运宪）、《沉重的翅膀》（张洁）、《花园街五号》（李国文）、《男人的风格》（张贤亮）、《三千万》、《新星》（柯云路）、《腊月·正月》、《浮躁》（贾平凹）、《秋天的愤怒》（张炜）等。表达了人民渴望变革的愿望及引起的心理震荡，揭示了改革面临的困难、阻力，塑造了一批开拓者形象。
寻根小说——1985年前后，一批年轻的作家提出要构建中国当代小说的“民族品格”。他们的作品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进而探寻民族灵魂重建的可能。“文化寻根小说”的主要作家作品有韩少功的《爸爸爸》、《归去来》、《女女女》，阿城的《棋王》、《树王》、《孩子王》，郑万隆的《异乡异闻》，郑义的《老井》、《远村》，李杭育的《沙灶遗风》，王安忆的《小鲍庄》等。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郑万隆的“异乡异闻系列”，则侧重从特定的地域色彩进行文化寻根。表现形式上将传统的写实和现代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段交错使用，以对题材所蕴涵的深层的历史文化信息进行艺术传达。
现代派小说——70年代末，宗璞、茹志鹃和王蒙的《春之声》等“意识流”小说就已借鉴了西方现代主义的艺术表现方法，但被视为第一篇“真正有了现代派小说的味”的作品是80年代中期出现的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小说以零乱的组合展示了音乐学院作曲系一群学生杂乱无章的生活，表现了当代一部分青年人的复杂心态。另有徐星的《无主题变奏》，残雪的《苍老的浮云》、《黄泥街》，莫言的《球状闪电》、《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系列等作品，体现了意识流、荒诞、黑色幽默、魔幻等现代派创作思想和手法的影响。
先锋小说——又称“实验小说”，80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以马原的《拉萨河女神》、《冈底斯的诱惑》为肇始。主要作家作品有洪峰的《极地之侧》，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平静如水》，余华的《现实一种》、《一九八六年》、《古典爱情》、《鲜血梅花》、叶兆言的《枣树的故事》，格非的《迷舟》、《褐色鸟群》和孙甘露的《信使之函》、《访问梦境》等。他们在文化内涵上对意识形态回避、反叛和消解，在文学观念上颠覆传统的真实观，在文本特征上体现为叙述游戏化，有激进的反叛色彩和实验品格。新写实小说——80年代末90年代初出现，虽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仍是主导，但注重对生活原生态的还原，大多采用客观化的“冷漠叙述”，表现现实的荒诞、丑恶、灰暗及叙述者的无奈与认同，作者“零度介入”，不作明确的价值判断。代表作有刘震云的《单位》、《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不谈爱情》、《太阳出世》，方方的《风景》、《随意表白》等。王朔的小说《空中小姐》、《千万别把我当人》反叛主流话语，调侃美好神圣，一般也被看作新写实小说。
新生代小说——又称“新状态作家”、“晚生代作家”。是对80年代当代先锋文学的接续，是90年代边缘化文学语境的产物，个体性风格更为强烈。代表作有陈然的《私人生活》、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张旻的《校园情结》、邱华栋的《环境戏剧人》、何顿的《无所谓》等。
90年代是当代文学的长篇小说继60年代的之后的第二个繁荣期。除了探索创新的之外，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要方法的作家创作了许多“史诗性”作品，如张承志的《心灵史》、陈忠实的《白鹿原》、张炜的《九月寓言》等。
（二）诗歌
文革十年的诗歌多是假大空的颂歌和火药味浓重的战歌。新时期诗歌以表现了人民真实情感、愿望的1976年“四五”天安门诗歌运动为起点。最初的发展特点为悲歌与欢歌的交织，首先涌现出一批批判极左思想，批判封建主义的诗歌，新时期第一个诗潮——现实主义诗歌潮流应运而生。诗作有《一月的哀思》（李瑛）、《周总理，你在哪里？》（柯岩）、《中国的十月》（贺敬之）、《小草在歌唱》（雷抒雁）、《光的赞歌》（艾青）、《祖国，我对你说》（张志民）、《现代化和我们自己》（张学梦）等。70年代后期，一大批“复出的诗人”重返诗坛，唱出“归来”的歌，代表作有《鱼化石》、《盆景》（艾青），《重读〈圣经〉》（绿原），《哎，大森林》（公刘）,《假如生活重新开头》（邵燕祥），《故园六咏》（流沙河），《玉华洞》（蔡其矫），《悬崖边的树》（曾卓）等，有着以历史反思为核心的理性思辨色彩。
70年代末80年代初，食指、芒克、北岛、顾城、舒婷、江河、杨炼等“文革”中成长的一代在诗坛崛起。他们不满足于旧的诗歌程式，“文革”时就开始了诗的探索，创作了一批具有新的审美特征的诗。代表作有《回答》（北岛），《致橡树》（舒婷），《一代人》（顾城），《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梁小斌），《纪念碑》（江河），《老虎》（王燕生），《我感到了阳光》（王小妮）等。这些诗，内容上揭示了时代给人造成的精神创伤，体现出强烈的社会批判意识与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倾向；艺术上寻求新的诗美原则，借鉴西方现代诗艺，力避感情的直接表达，运用象征、暗示及隐喻等手段表达复杂的感情与独特的个性，诗歌内涵的丰富性、多义性、哲理性，语言有“强烈的陌生化”化效果，因而被称为“朦胧诗”。这一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在1979年至1984年间曾引起诗坛广泛的论争。1984年后，朦胧诗发生变化，理性的激情减退，转向历史文化寻根和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代表作有杨炼和江河的《诺日朗》、《天问》、《大雁塔》、《与死亡对称》等。
80年代中期，朦胧诗衰微，更年轻的“新生代诗人”走上历史舞台。“新生代”又称“第三代诗人”、“先锋诗歌”、“实验诗”、“后新诗潮”等。这一群体构成复杂，代表群体有“他们”，“非非主义”，“新传统主义”，“整体主义”等60余家。诗人多为“文革”后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多受西方“黑色幽默”、“存在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反英雄、反崇高、平民化，有意反叛和超越“朦胧诗”，露出反讽、调侃、戏谑的个性，抛弃意象，试图重新营构语体。代表作有《第二道假门》（周伦佑）、《三原色》（车前子）、《天鹅之死》（欧阳江河）、韩东《大雁塔》等。
与“新诗潮”、后新诗潮”同时，一些年轻诗人主张诗歌“乡土化、民族化、大众化”，又借鉴西方现代派的某些表现手段，形成风格独特的“新乡土诗”。代表作有丁庆友的组诗《忆念那一片泥土》、丁可的组诗《南方，田野的风》，胡鹏的《大地上生长出我的一组短歌》、李瑛的组诗《山草青长青》等。
（三）散文
新时期散文的复兴由挽悼性散文发端。作家们愤怒揭露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带来的巨大伤痛，代表作有巴金的《怀念萧珊》，楼适夷的《痛悼傅雷》，丁宁的《幽燕诗魂》，陶斯亮的《一封终于发出的信》，与其他文体的作品汇成一股声势浩大的“伤痕文学”的思潮。接着有老作家的回忆性散文，家事国事，追记个人坎坷旅程，内省自剖，总结反思人生历史，如孙犁的《耕堂读书记》、《青春余梦》，陈白尘的《云梦断忆》、《寂寞的童年》，萧乾的《一本褪色的像册》、《未带地图的旅人》，杨绛的《干校六记》，丁玲的《牛棚小记》等。特别是巴金的《随想录》（1978年至1986年）五集，其批判和自我批判精神震撼人心，被誉为“情透纸背、热透纸背、力透纸背”的一本“讲真话的大书”，“一部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散文作品”。
作家摒弃陈旧的散文观念，进行各自的艺术探索。同时各种美文传统也相继复活，游记、抒写心灵的和知识性、哲理性的散文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赵丽宏的《小鸟，你飞向何方》，张抗抗的《地下森林断想》，张洁的《拣麦穗》，王友勤的《未名湖，你听我说》，曹明华的《一个女大学生的手记》，贾平凹的《一棵小桃树》、《丑石》、《商州三录》，唐敏的《怀念黄昏》，刘成章的《高跟鞋响过绥德街头》，夏衍的《甲子谈鼠》，忆明珠的《鱼的闲话》等，皆情感真挚、意境深邃、新颖别致、文采动人。
80年代中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文学进入多元化时代。散文文体变革潮起。刘烨园、赵玫等主张散文“文体革命”。散文创作成绩更加突出，苏叶、王英琦、斯妤、周佩红、叶梦、王蒙、陆文夫、周涛等皆卓有建树，本期散文主要类型有：文人散文，代表作家作品有汪曾祺的《蒲桥集》，使人领略传统与文人的魅力；张中行的《负暄琐话》，说文人的性情，文人的人格。文化散文，有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在自然、历史、人生的交融之中进行思考，以开放广博的视野、丰富多采的文思，理性思维的闪光及强烈的主体精神超越了当代散文的审美规范。在散文热的大氛围下，一方面大众散文呈泛滥之势，另一方面张承志、张炜、韩少功等人提出了“抵抗投降”，反对散文迎合低级庸俗的大众趣味的口号，并创作了一批突出人文关怀的散文，有张承志的《荒芜英雄路》等。另有学者散文，以季羡林、金克木为代表。小女人散文，以素素、黄爱东西为代表。史铁生的长篇散文《我与地坛》写出了他对人生、世界的感悟，厚重沉实，是不可多得的佳作。
新时期报告文学曾一再引起轰动。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报告了陈景润为科学献身的忘我精神，之后，一大批有关科学家经历与科研事迹的报告文学蜂拥而出，赞颂了知识分子的崇高品质，及时提出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重要问题。随后，报告文学向更广、更深的生活领域突进，《三门李轶闻》（乔迈）等，敢于正视现实中的矛盾和阴暗面，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思索和警醒，有力发挥了报告文学干预现实的作用。80年代上半期，写人的报告文学成为热点，文学性增强，呈现“小说化”、“散文化”的趋势。80年代中期以后，热点转向写问题写事件，由文学化”转向“学术化”、“思辨型”，出现了“宏观全景式”报告文学，融入了多种思维方式。代表作有《唐山大地震》（钱钢）、《中国农民大趋势》（李延国）等，具有较大的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穿透力。
（四）戏剧
新时期话剧创作以揭批“四人帮”的讽刺喜剧《枫叶红了的时候》（金振家、王景愚）和反映党内斗争的《曙光》（白桦）为开端，引领《于无声处》（宗福先、贺国甫）、《丹心谱》（苏叔阳）等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些作品勇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的现实生活进行干预，及时地在舞台上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恢复和发扬了我国戏剧艺术的现实主义传统。各种面对现实的“社会问题剧”和以改革为题材的剧作应运而生，如《报春花》（崔德志），《未来在召唤》（赵梓雄），《血，总是热的》（宗福先、贺国甫）等。
剧作题材空前拓展，突破了以往的禁区，无论是反映历史与现实，表现社会政治的重大题材，还是描写婚姻恋爱的题材，都得到了生动的艺术体现。塑造的人物形象数量和品种不断增加，注意多侧面多层次表现人物，开掘人物丰满而又复杂的内心世界。歌颂革命领袖的如《秋收霹雳》（赵寰）、《报童》（邵冲飞等）、《西安事变》（程士荣等）、《东进！东进！》（所云平）、《陈毅出山》(丁一三)、《陈毅市长》(沙叶新)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始以“人”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除了塑造英雄人物外，还浓墨重彩地塑造了普通人的形象，如《宋指导员的日记》(漠雁、肖玉泽)、《天山深处》(李斌奎)、《快乐的单身汉》（梁星明）等。历史剧创作也空前活跃，《秦王李世民》（颜海平）、《王昭君）（曹禺）、《大风歌》（陈白尘）等，在表现角度上发掘了新意。
随着社会热点的转移和多种艺术形式的迅猛发展，旧的戏剧艺术形式与演出方式已不适应观众的欣赏要求。1981年下半年始，开展了“戏剧观”问题和“戏曲现代化”等问题的讨论，剧作家大胆借鉴西方舞台有艺术手法，并积极进行舞台实践，创作了一批带有探索性的剧作，如《绝对信号》、《车站》（高行健》，《WM（我们）》（王培公），《十五桩离婚案的调查剖析》、《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刘树纲》，《魔方》（陶骏），《街上流行红裙子》（贾鸿源、马中骏）,《寻找男子汉》（沙叶新），《狗儿爷涅槃》（锦云），《桑树坪纪事》（陈子展、杨建、朱晓平）等令人耳目一新。另一些作家则执著于在坚持传统形式的基础上有所突破，苏叔阳的《家庭大事》《左邻右舍》，李龙云的《小井胡同》、《有这样一个小院》等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戏剧性，使戏剧生活化。标志着当代戏剧进人了一个探索创新、多元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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