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文化发展的百年历程五篇

第一篇：精英文化发展的百年历程

精英文化发展的百年历程

李婷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黑龙江，哈尔滨，16S016002）

[摘要] 精英文化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化的风向标，是文化发展的主心骨；精英文化包含的精英群体、精英价值、精英逻辑以及精英文化成果，是一个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凝聚物。探讨精英文化的发展对总结前人、前时代的文化价值取向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启发着未来精英文化的走向问题。本文主要论述了辛亥革命以来精英文化发展的百年历程，旨在寻求当下社会精英文化发展的突破口，这对当下知识分子的科研精神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精英文化；发展历程；二级精英文化

自从辛亥革命以来，百年间中国知识分子地位起起落落，从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其间与之并存的精英文化也遭遇了跌宕的发展历程。精英文化的发展离不开经济、思想、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共同作用，建国前后可分成两部分，前一部分的繁荣景象，后一部分江河日下；建国前和建国后又可以分别分为两个部分，前者以延安文艺座谈会为界限，后者以文化大革命为界限，以及当下新兴的新媒体条件下的另一番景象。各个阶段下的文人知识分子所表现出来的领域内的精英文化组成了一条集变化性与稳定性于一体的时代链条。

一、精英文化现代化历程——学派昌盛，学术昌明

精英文化在上世纪初年获得长足发展，是一个现代性的长期、复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种思想的、政治的、世界的、本土的、现实的、历史的力量都对精英文化的现代化发生着影响。这些外因影响着它的萌芽、兴起，影响着文学运动、文艺争论、文学创作，形成种种迅速、纷纭的变化。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1917年的大张旗鼓的文学革命兴起前的近20年，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后受到来自西方的现代文化的激烈撞击，社会发生了巨大的震荡，中华民族被震惊而奋起，开始现代化的蜕变，这是中国精英文化现代化的发生期，有了这个现代化的发生基础，才有了五四后30年现代化道路上的迅速发展。现代精英文化机制逐步建立，具有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保持独立审美价值的意识，前所未有地进入了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系，成了推动社会进步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涌现了一大批文人墨客、自由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郭沫若、矛盾、巴金、老舍、曹禺等，这些人的共性就是站在时代的前沿，超越时代的局限，以冷峻现实的笔调勾勒出社会的弊端，并给予猛烈抨击，或抒发内心澎湃的激情，在当时文坛拥有广泛的赞誉，成为一代精英知识分子。还有一些文学流派，如新月派、湖畔诗人、七月诗派、九叶诗派、左联、文学研究会、中国诗歌会、剧联等等，这些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不仅是各个领域内的精英代表，促使本领域内的文化朝向更精尖的方向发展，而且一并繁荣了整个文化界，文化界呈现一派昌盛的景象。当时的大学教授，如陈独秀、周作人等月薪三五百大洋，而普通图书馆员只有八块钱，生活优裕的精英知识分子为了某种精神追求和社会责任，集资办刊物，且不取编辑费和稿费，这才可能真正做到“拿自己的钱，说自己的话”，文化精英的这种独立姿态，既指向政治权威，也指向通俗文化。不仅是在文学界，其他领域也进行了一些发展，科学技术领域内先后引进了西方的机器设备，利用工业革命的成果努力推动半殖半封中国的工业现代化进程；并且，此时西方思想也大量引入中国，关于民主的、科学的、思辨的、激进的这些先进的，进入现代化必不可少的思想也深深影响着知识分子精英群体。

二、精英文化的转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于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称《讲话》）由毛泽东作出，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论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提出了评价文学的标准是政治第一性，艺术第二性，《讲话》被视为对五四以来新文化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是马克思文艺理论的发展。此时精英文化的发展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因素：其一，政党对对革命文艺的要求，同作家作品的实际成绩之间存在着差距，五四以来的文艺运动对革命的进展反映得很不够，对精英文化的现代化追求超过了对民族化、大众化的认同；其二，来自城市的知识分子精英群体难以与没有文化背景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工人农民相结合；其三，战时的政治军事体制迫切需要宣传式的作品，而文人知识分子则对高雅的艺术更感兴趣；其四，精英群体习惯采用暴露、讽刺的手法抨击时政，这种思维定式在解放区难以转变，与革命阵营产生矛盾。虽然知识分子群体受到外部世界的影响，但其自身也存在不少不足，比如一些人对工农兵认识不足，对群众缺乏了解和感情，轻视实践；一些人有较严重的唯心论、教条主义，满足于空想和空谈；一些人主张艺术脱离政治，宗派主义等。

在此基础上，精英文化受到了打击和削减。这样政治压力下得知识分子被套上了紧箍咒，文艺的人性好人独立性被抹杀掉了，把本来自由艺术的创作格式化、公式化，严重制约了文化的创作和发展。文学艺术作品变成宣传工具，机械图解政治概念，毫无精英价值可言。精英群体失去创作自由，无法拿出像样的作品，偶尔拿出带点独创精神的东西，被整肃、被杀或被逼自杀。这一时期如文学青年王实味，因写了一篇“有点暴露延安暗面”的作品，被批斗折磨，最后惨死，还有丁玲女士因一篇《在医院中》而受到政治批斗。面对文艺革命高压线，精英群体纷纷恐惧、绝望、沉默，从而集体失声。这是解放区的状况，另外还有国统区、“孤岛”和沦陷区的文学与之相比，这些地方的文学反而茁壮成长，以抗战题材反映抗战现实的文学，以社会剖析和世情讽刺为主要内容的作品，侧重人生探索的等等，例如钱钟书和他的《围城》，老舍和他的《四世同堂》，张爱玲等一批实力作家。这些作家以社会的使命和责任承担者的身份立足于世，营造了容纳终极关怀、价值理想、形而上超越、人文关怀的精神家园，即使没有刻意认清社会现实并与之抗争，但在其精神领域已然形成了精英知识分子那种超然独立、睥睨苍生的精英意识。所以这一时期精英文化的发展，需分为两个区域来看，因着后来新中国建立是基于解放区，所以主线索也归于解放区的精英文化发展历程。

三、精英文化一波三折——1949~1976文学思潮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精英文化伴随着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而律动，大体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期十七年（1949~1966）、“文革”十年（1966~1976）和新时期（1976~今），此小节则主要论述前两个时期。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大会确定了以《讲话》为新中国文艺事业的总方针，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文艺必须为人民服务，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总方向。为了“彻底打破少数人对于文艺的垄断，使文艺为最广大的工农群体所接受和运用”，文艺战线开展了一系列斗争，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经过对《红楼梦研究》的批判，对胡适、胡风思想的批判和胡风反革命的揭露，到1957年又进行了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及其他右派分子的斗争，接着，进行了对修正主义文艺思潮的批判。这些并不温文尔雅的“批判”，关注的并非“普及与提高”之类的枝节问题，而是政治权威不能容忍“文化贵族”们可能有的怀疑精神、批判眼光以及“主观战斗精神”。这种没完没了的“思想改造”不能说毫无效果，起码限制了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也大大削弱了一般民众对“精英”的崇拜与信任。精英已经不是当年的精英，民众也不是当年的民众，政治权威对精英文化施加“暴力”所造成的严重创伤，恐怕不是短时间内就能治愈的。这一时期，精英知识分子角色缺失，原来的精英群体集体失声，或成为政治的代名词。如郭沫若，早起的郭沫若是一个极具浓烈感情色彩人物，对文学的激情热爱到亲吻土地的地步，写出气势磅礴的《女神》，可是这样的一个血性的青年人，在建国后却成为一个溜须拍马、阿谀奉承、抛弃妻子的伪君子，并再也没有过学术上的辉煌。话剧上，由于江青的插手和政治的介入，京剧现代戏迅速样板化并一统天下，这不仅违反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改方针，也使京剧现代戏在文革中沿着“三突出”的荒谬原则走向极端化和僵化，最终成为江青等人阴谋政治的炮弹，从而造成重大挫折。

然而，即使在这样高压的境遇下，精英知识分子所受的摧残之下，荒野夹缝里仍然生长出了精英文化的幼苗，代表了这一时期精英文化的走向问题和艰难的发展历程。例如“三红一创，青山保林”（《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保卫延安》《林海雪原》），代表这一时期以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潮的精英文化，反映民主革命，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各个历史阶段。即使它们迎合政治所需，但也磨灭不了其作为精英文化的真实性、正确性和美的特性，一方面它们是基于正在的或已有的社会现实来进行创作的，符合精英文化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它更是一部文学作品，拥有符合文学的审美价值体验和精英主体对于美的价值感受以及自身的价值观、思想感情的抒发。所以，从这几点看来，这一时期的精英文化虽然举步维艰，但好在并未断层。

四、精英文化的复兴与困境——改革开放至今 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的结束，在专制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人民怀着再生的喜悦和强烈的义愤，投入到新的生活当中，精英知识分子也开启了新的精英文化模式。1978年，党得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原来的抓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仅经济市场上改革开放，连文化思想上也开放了。80年代中国文坛受西方哲学、美学影响最大、最广、最深的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尼采、弗洛伊德、萨特是对80年代中国文学影响最大的西方思想家。经过文革的伤痛之后，精英知识分子痛定思痛，形成一批“伤痕文学”，接着是“寻根文学”，“后现实主义”，“新现实”“新生代”等等，这些都是精英群体超越社会政治层面，突入历史深处而对中国的民间生存和民族性格进行文化学和人类学的思考。

即使如此，在全球化商业的浪潮之下，历经磨难的精英文化的生存境遇令人堪忧。当市场经济大潮袭来时，精英价值面对市场价值的挑战，仅仅能发现其倪端并感到危机，却并没有做出相应的实质的行动来抵御，原有的精英文化体制在市场价值规律的面前无所适从。作为商业市场向文化界蔓延的结果——大众文化的出现，给中国文化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普及”，当大众文化在中国如火如荼地发展时，精英文化没落、凋敝、无所依仗，无所前进等症状出现，此时社会受西方浪潮的影响，快餐文化盛行，人们渐渐浮躁，社会也浮气起来，而传统的精英文化的高雅、沉静、积淀的性格则与此格格不入。

总览这一时期精英群体的状况，精英文化陷入困境的原因有：精英角色的弱化、精英成果的削减、精英中心的边缘。精英角色的弱化，当商品经济物质效益从沿海蔓延达到内陆满足无数人物质需求时，人们再也坐不住了，一头扎进商品经济的海洋中，热衷于捞金，而非学问，知识分子亦是如此，一方面，知识分子保留着高贵的头衔，享受民众带来的赞许时，另一方面又与金钱为伍，甘于臣服，甚至将自己已有的成果当做献祭献给这茫茫的商海潮流之中。也正因为民众受教育率普遍提高，人们对精英群体的模式已窥探一二，原有的新奇与崇拜心理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消减，于是相应的，精英群体的优越感也逐渐降低，便愈发地不可治愈，一些精英知识分子甚至否定自身作为一个群体的必然性，这也是精英角色弱化的一个重要原因。精英成果的削减，相比较建国前后，建国前的知识分子明显产出更多，不管是质量上还是数量上，而之后的知识分子，在经过建国初期的政治高压，明显成果锐减，不仅如此，他们在对待自己领域内的事情学术学问，也表现出来消极怠慢和不作为、不敢为，刻意疏远政治，或刻意迎逢政治，在功利和实用面前降低了原有的对真理和人文精神的诉求，这些就造成了精英成果的削减。精英中心的边缘，举个例子，在国外的知名高校中，很多都是教授治校，意思是教授，这个精英群体，是作为学校的核心人物并拥有话语权的，学校的各项程序受教授影响，而不是听任别的任何的声音，所以这样的学校才是精英以及精英文化的发展平台。反观国内，我们的高校是受政府拨款，知名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所以高校为政治服务，这样的情形下是不允许出现任何异样的声音的，这也就导致了精英群体都是同一个声音，或者真正的精英知识分子集体沉默，进而越来越边缘化。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精英文化所面临的挑战愈加严峻，表现在与大众文化的对抗上。遇上互联网加大众文化，精英文化的概念变得模糊了，以往的精英文化指，由少数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所创造、传播且主要是由他们欣赏的高雅、严肃的文化，与社会生活中其它形态文化形式相比较，精英文化主要以观念的形式向社会展开和表现自己，并通过观念对人们的行为进而对社会生活起作用。然而新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样少数的界限，精英文化的传播和欣赏不再是少数知识分子的特权，而是大众下的东西，人人都可以接触到的，反而它的创造仍然是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这样一来，就限制了它的发展速度，大众需求愈来愈多，可精英文化的创造赶不上这样的需求，于是涌现越来越多的“二级精英”，之所以称之为“二级”，是因为一方面这些“二级精英文化”确实对人们的观念产生了影响，对人们的生活起到了作用，但“二级精英群体”是不被正统精英知识分子所认可的，所以就造成了精英文化的困境，精英概念对于传统来说变得模糊了。然而，新媒体发展是大势所趋，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抗衡仍然在持续，精英文化战胜大众文化，或者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边界模糊，最终形成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新概念，这些是正在进行的和未来所需商榷的事情，不可否认的是，精英文化在历史进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五、结语

关于“二级精英文化”的简要涉及实属文思而下的拙见，但是精英文化走到今天日趋衰微确实事实。我们现在的研究生群体实在很难和辉煌时代的大师们相比，不管是在精神上还是在成果上。这不仅是我们自身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但是不管怎样，面对这样的趋势，我们需要努力使自己变得更好，变成精英中的一份子，使我们配得上研究生这个称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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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明，陈成涛.大众文化的冲击与精英文化的命运.[J].湖北：郧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5,1期 [4]陈平原.近百年中国精英文化的失落.[J].北京：社会科学报，2014,6期

第二篇：中国石油工程百年发展历程

中国石油工程百年发展历程

王树勇

按我国石油生产的专业和管理的门类划分，石油工程领域覆盖了油藏工程、钻井工程、采油工程和储运工程四个相互独立又相互衔接的工程领域。石油工程覆盖了石油开发生产的全过程，是石油生产的主体部分。

我国的石油生产可以分为五个阶段。

一、探索时期（建国前的历史时期）

近代世界石油工业的发展是从1859年开始的。作为动力资源，石油受到了各国的普遍重视。1867年美国开始向我国出口“洋油”。随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开始大量向中国倾销“洋油”。在列强向我国输入的商品中，石油产品量列为鸦片、棉纱之后第三位的大宗商品。“洋油”的倾销垄断了中国市场，阻碍了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为抵制倾销，中国逐渐发展起了自己的石油工业。在台湾苗栗（1878年钻成，这是中国第一口用近代钻机钻成的油井）、陕西延长（1907年钻成“延1井”，我国大陆第一口近代油井）、新疆独山子钻成了近代油井。这些油井都是采用机械设备钻成的，标志着中国古代以来的手工操作和以畜力为动力的石油开发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中国古代石油事业因此发展到近代石油工业阶段。

中国近代石油工业萌芽于19世纪后半叶，经过了多年的艰苦历程，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夕，基础仍然极其薄弱。1949年年产天然石油不到7万吨。在1904～1948年的45年中，旧中国的累计生产原油只有278.5万吨，而同期进口“洋油”2800万吨。中国是外国油品的倾销市场。

二、恢复和发展时期（1949～1960年）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共中央决定以有一定工作基础和已发现油田的陕、甘地区为勘探重点，在甘肃河西走廊和陕西、四川、新疆的部分地区开展地质调查、地球物理勘探和钻探工作。解放后，玉门油矿军代表康世恩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刚刚获得解放的石油工人以主人翁的姿态努力工作，为新中国的石油工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经过三年恢复，到1952年底，全国原油产量达到43.5万吨，为1949年的3.6倍，为旧中国最高年产量的1.3倍。其中，天然油19.54 万吨，占原油总产量的45%，人造油24万吨，占55%。到1959年，玉门油矿已建成一个包括地质﹑钻井﹑开发﹑炼油﹑机械﹑科研﹑教育等在内的初具规模的石油天然气工业基地。当年生产原油140.5万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 50.9%。玉门油田在开发建设中取得的丰富经验，为当时和以后全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经验。玉门油矿立足发展自己，放眼全国，哪里有石油就到哪里去战斗，形成了著名的“玉门风格”，为发展中国石油工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建设，有力地支援了建国初期的经济建设。1958年，青海石油勘探局在地质部发现冷湖构造带的基础上，在冷湖5号构造上打出了日产800吨的高产油井，并相继探明了冷湖5号﹑4号﹑3号油田。在四川，发现了东起重庆，西至自贡，南达叙水的天然气区。1958年石油部组织川中会战，发现南充﹑桂花等7个油田，结束了西南地区不产石油的历史。

到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已初步形成玉门、新疆、青海、四川4个石油天然气基地。1959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373.3万吨。其中，4个基地共产原油276.3万吨，占全国原油总产量的 73.9%，四川天然气产量从1957年的6000多万立方米提高到2.5亿立方米。

三、高速发展时期（1960～1978年）

根据中央批示，1960年3月，一场关系石油工业命运的大规模的石油会战在大庆揭开了序幕。会战领导层认真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明确了石油工作者的岗位在地下，对象是油层。在各项工作中，以“两论”为指针，坚持高度的革命精神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反对浮夸和脱离实际的瞎指挥，着力把人们的革命干劲引导到掌握油田第一性资料，探索油田地下客观规律上去。为此，一是要求在勘探、开发的整个过程中，必须取全取准20项资料，72项数据；二是狠抓科学实验，开辟开发实验区，进行10种开发方法的试验；三是抓综合研究和技术攻关，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课题。从而编制了科学的油田开发方案，独创了符合大庆特点的原油集输工艺流程。

1963年，全国原油产量达到648万吨。同年12月，周总理在第二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庄严宣布，中国需要的石油，现在已经可以基本自给，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

在大庆石油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为继续加强我国东部地区的勘探，石油勘探队伍开始进入渤海湾地区。1964年，经中央批准在天津以南，山东东营以北的沿海地带，开展了华北石油会战。到1965年，在山东探明了胜利油田，拿下了83.8万吨的原油年产量。在天津拿下了大港油田。随后，石油人顶着各种压力与干扰，克服重重困难，不断探索，积极进取，开发建设了这两个新的石油基地。到1978年，大港油田原油年产量达到315万吨。胜利油田到20世纪70年代达到原油产量增长最快的高峰期，年产量从1966年的130多万吨，提高到1978年的近2000万吨，成为我国仅次于大庆的第二大油田。在渤海湾北缘的盘锦沼泽地区，石油大军三上辽河油田。20世纪70 年代以来，在复杂的地质条件下，勘探开发了兴隆台油田、曙光油田和欢喜岭油田，总结出一套勘探开发复杂油气藏的工艺技术和方法。1978年，辽河油田原油产量达到355万吨。

1970年4月，大庆油田进行了开发调整工作。至1973年，年产量形势恶化的情况得到扭转，原油产量比1970年增长了50%以上。1976年，大庆油田年产量突破5000万吨，为全国原油年产量上亿吨打下了基础。我国在1966～1978年的13年间，原油年产量以每年递增18.6% 的速度增长，年产量突破1亿吨，原油加工能力增长5倍多，保证了国家的需要，缓和了能源供应的紧张局面。1973年，我国开始对日本等国出口原油，为国家换取了大量外汇。

四、稳定发展时期（1978～1998年）

1978年12月，我国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条条战线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石油战线的广大职工经过艰苦努力，战胜“十年**”带来的严重困难，石油工业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石油工业生产发展迅速，到1978年突破了1亿吨。此后，原油产量一度下滑。针对这种情况，为了解决石油勘探、开发资金不足的困难，中央决定首先在石油全行业实施开放搞活的措施，实行1亿吨原由产量包干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迅速收到效果，全国原油产量从1982年起逐年增长，到1985年达到1.25亿吨，原油年产量居世界第六位。

由于原油产量的持续增长，我国石油自给有余，在满足和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对能源需求的基础上，有部分出口，也为国家创汇做出了贡献。20世纪80年代中期石油创汇曾是国家外汇的主要来源。1985年创汇最高，占全国出口创汇总额的26.9%。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连续高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急剧增加。石油产量每年有所增长，但是仍不能满足市场需求。自1993年开始，原油加成品油进口总量大于出口总量。我国又开始成为石油产品净进口国。

为了多元发展我国的石油工业，我国于1982年成立了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1983年7月，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中国第三家国有石油公司——中国新星石油有限责任公司也于1997年1月成立。1998年将石油部改组为“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至此，我国石油石化工业形成了四家公司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八五”期间，为了适应国民经济快速发展对能源的新的、更高的要求，国家决定，石油工业实施“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发展战略。1989年开始了塔里木会战，1992年中国石油总公司组织了吐哈石油会战。1997年塔里木产油420.3万吨，吐哈的石油产量达到300.1万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产油870.2万吨。西部已经成为中国石油的重要基地。

五、石油工业新时期（1998年至今）

按国务院统一部署，1998年7月中国石油与石化企业重组。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基础上，成立以上游为主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基础上，成立了以下游为主的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两大公司都是上下游、内外贸、产销一体化的集团公司。中国海洋总公司仍保留原体制和海洋石油勘探与开发业务。

2000年和2001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国家石油公司纷纷上市，成功进入海外资本市场，预示着我国石油石化工业对外开放进入了产权融合的新的历史时期。

进入新世纪，我国的油、气年产量都产生了可喜的变化。

①石油产量稳步增长。2000年石油年产量1.62亿吨，2006年石油年产量已稳步增加到1.84亿吨。②天然气产量快速增长。2000年天然气年产量265亿立方米，2006年已快速增长到586亿立方米。这些成绩的取得，饱含着科学家的心血和汗水。在相关领域的每一位科学院院士的背后，都有一段蕴含着促使中国石油工业腾飞的艰辛故事。

第三篇：中国兰大百年发展历程

兰大历经风雨沧桑，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０日，国家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兰州大学（简称兰大）将迎来百年华诞。

回首兰大的百年办学历程，可谓是充满艰辛、曲折而又不断进取、不服输的一百年；是不断开拓进取、积极探索的一百年；是广聚贤能、呕心沥血、英才辈出的一百年；是超越自己、自强不息、海纳百川的一百年！

初秋的兰大，绿树成荫、生机盎然，整点时分不远处传来的悠扬钟声，久久地回旋在静谧的校园里，仿佛在向到访的人们讲述着它自己的故事，分享着它自己的传奇。这就是兰州大学——一所位于中国西北一个欠发达省份的著名大学；一所网络版的“中国最受委屈的大学”中的一员；一所“居一隅而雄天下”的大学；一所即将步入百岁华诞的大学。

地理环境的恶劣并没有阻碍兰大的崛起，反而成就了她独特的精神品质。百年来，滔滔黄河孕育了她的博大胸襟，漫漫黄沙铸就了她的自强不息。

百年中，任时光流逝，历史沉浮，兰大巍然屹立。

百年浮影大肇始于１９０９年创建的甘肃法政学堂，曾一度因经费短缺停办。稍晚更名为甘肃学院，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一直都是甘青宁三省唯一的高等院校，也是整个西北地区仅有的几所高校之一。

１９５５年，高等教育部根据中央有关精神，确定兰州大学为重点建设的综合大学。

１９５９年初，江隆基被调任兰大党委书记兼校长。

１９６０年，兰大被确定为全国重点大学之一，成为西北唯一的一所全国重点综合性大学。上世纪６０年代前期，兰大进入了历史上的“黄金时期”。

到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兰大在世界权威杂志上发表论文共１１１篇，在中国（含台湾）２０所理科大学中排序第十一位。

１９８９年，兰大参与发起“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３年，兰大被ＳＣＩ收录的论文均居全国高校第三位，１９９４年则居第六位。１９９５年７月，《科技日报》首次对“兰大现象”进行了探讨，引起了普遍关注。

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美国《科学》杂志评出中国１３所最杰出的大学，兰大名列第六位。１９９６年以来，兰州大学又先后被确立为国家“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重点建设高校。

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４年，原甘肃省草原生态研究所、兰州医学院相继并入。２００４年以来，尤其是近两年，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下，兰州大学朝着更高的目标不断努力着。

在新的形势下，随着国家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相继实施，兰大确立了“做西部文章，创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和“立足西部、面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办学方针。依托“２１１工程”和“９８５工程”，实施一系列重大举措，为新的跨越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兰大通过“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调整了自己的办学重点和方向，铸就了以“自强不息、独树一帜”为核心的精神品质，探索出了一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创办高水平大学的道路。兰大大气学院院长黄建平正是在此时作为海外优秀人才引进的。也正是因为兰大做西部文章，发展特色学科，积极参与一些国家重点项目的建设，使得也一度出现了“孔雀往回飞”的现象。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学科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已经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同时还有一个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一个一级博士点、五个二级博士点。

据介绍，截止到目前，兰大校园面积达到３８２８亩，建有６个校区，有３所附属医院。现有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２８０００人，有专任教师１６００人，其中博士生导师２８０人，两院院士１０人（含双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７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１０人，有８个国家重点学科，２个国家重点学科培育学科，２７个省级重点学科，３３个省医疗卫生重点学科。有１个国家重点实验室，５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有８４个本科专业，１８７个硕士学位授权专业，５６个博士学位授权专业，７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６个专业学位授权点，１２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有６个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８个部省级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有５篇论文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学校始终是中国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最多、引用率最高的大学之一。２００７年、２００８年，学校共获得７项国家科学技术二等奖。

兰大校长周绪红从八个方面阐释了兰大精神：“自强不息、争创一流”的奋斗精神； “崇尚学术、追求真理”的治学风范； “勤奋、求实、进取”的优良学风； “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博大胸怀；

“直面清贫、乐于奉献、淡泊名利、严谨治学”的人格风范；

“勇于创新、独树一帜”的时代精神； “扎根西部、心忧天下”的社会抱负； “知行合一、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

一百年以来，在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染下，数代兰大人为了共同的梦想，为了中国西部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默默地耕耘着，他们秉承兰大“自强不息，争创一流”的奋斗精神，培育造就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同时又不断地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骄人成绩，同时在祖国的各行各业涌现出了许多踏实、朴素、奋进的兰大人。如中国徒步横跨南极第一人、原中国气象局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原暨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刘人怀，南开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葛墨林，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詹文龙，冰川环境与全球变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姚檀栋等。他们都在自己的岗位彰显着兰大精神，践行着艰苦朴素、爱岗敬业的兰大魂。

２００８年３月，中国校友会网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本（专）科就读院校进行了统计和排行，本科就读兰州大学的有４６人，兰大因此而高居该排行榜第九位。

百年华章独树一帜，创一流大学自强不息”的实践载体，

第四篇：玉文化发展历程

玉 文 化 发 展 史

翡翠是玉文化的一种代表：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玉的民族，我们的祖先认为玉是一种充满魅力的美石，和大自然、宇宙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因美而敬，因爱而惧。当先民们把那些色泽晶莹的美石，经过耐心细致的打磨，制成带有一定意味的形状用于各种用途，说明了人类独具的想象力和对美的追求，意味着人们思想中的信仰、寄托和审美。一件玉器或饰物，表达了最原始的审美意识，最早的信念和虔诚，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意，发生着新的作用。经过历史岁月的浸染，逐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玉文化。

翡翠是山川大地之精华，玉文化是民族智慧与山川大地精华完美结合的产物。翡翠文化，是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继承而来，是玉文化高层次的发展。它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宗教、政治、经济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在对翡翠这种玉石的不断认识和发展过程中，翡翠把中国传统玉文化推向顶峰。翡翠的绿色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个性，那就是和平、奋发、自强不息的精神；翡翠的绿色又是大自然的主色调，代表着年轻、旺盛及向上，热爱生命，很好地表现中华民族的勤劳，勇往直前的精神；翡翠的绿是那样神秘深邃，含蓄端庄，纯洁柔和，它代表着一种向往，一种自然之边，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和美学。翡翠以绿为主，各色相容，合而不同，代表着我国众多民族的团结，可以说玉是华夏之魂，翡翠是中华之瑰宝。

我们远古以来就有一个神秘而美丽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我们知道女娲补天用的是五彩石，为什么用五彩石而不是一块随便的石头呢？我们从神话中可以看出人类的主观意识也是一种美学的追求。

早期的玉器和现代的玉器的定义也有所不同，早期认为美石为玉，也就是我们从物质上获得精神上的一种满足。

古人用“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来形容人的精神高洁；形容男人英俊潇洒用“玉树临风”；形容女人的则更多，如“冰清玉洁”、“婷婷玉立”、“如花似玉”„„

其实玉器的发展在全世界各地也都有出现，古玛雅人玉面具的制作与中国的红山文化时期接近，但随玛雅人的消亡玉器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新西兰毛利人 1

制玉始终停留在装饰品的层次，而中国的玉文化延续8000年的历史从未间断。

一、神玉文化：

1、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的产生过程—玉和石头的分离

（1）红山文化：大约公元前4000-6000年，位于内蒙赤峰一带。主要代表产品有：C形龙（华夏银行的LOGO）、玉猪龙、鸟类等动物造形图案。

（2）良渚文化：大约公元前4000年，位于浙江良渚一带。主要代表产品有：玉璧、玉琮等。

2、夏代：夏代出土的玉器不多，代表产品七孔刀。

3、商代：商代妇好墓中出土750多件玉器，其中500多件是佩玉。其主要功能有：祭祀、礼仪、佩饰、陈设、生产、殉葬等。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有玉人体现出当时奴隶社会严格的地位分级，也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的关注和身份的关注；还有一件黑背白腿俏雕的甲鱼，打破了俏色巧雕始于明清时代的说法。

二、礼玉文化：政治统治神秘化

西周：从西周开始，玉器被规定佩戴。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又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立体雕的产品，如玉马。此时还出现了组佩，佩戴胸前随人的移动发出清脆有节奏的声音，主要用于限制自己的行动和仪表并追求视觉和听觉美。

三、德玉文化：

东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这个时期诞生了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孔子的出现带来了他的思想给中国人或者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定的行为准则。孔子关于玉有德的学说奠定了玉的后来的理论基础，成为了玉器发展的一个精神支柱。也因为孔子认为玉有德，而使玉得到发扬光大。

随和之宝：随侯之珠（曾侯乙）、和氏璧（楚厉王—楚武王—楚文王）《礼记》中孔子：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道、德

管子：玉有九德

荀子：玉有七德

到汉朝的时候在《说文解字》归纳为五德：仁、义、智、勇、洁。

玉由此从王室普及至上流社会，走下神坛进入民间。

秦：

秦享国时间只有14年，未发现有出土玉器的报告。可能将来在秦始皇陵被开采后会有所发现„

汉：

项羽鸿门宴请刘邦，范增举玦示意的故事。

汉朝出现了大量的葬玉：觉得玉可以使人不朽

玉唅：蝉形，（1）高洁：只饮露水，叫声鸣亮（2）重生：蝉蜕变重生，从爬虫变成飞虫。

玉握：猪形，豕„

中山靖王墓，最早的金缕玉衣；江苏狮子山楚王墓，最大的金缕玉衣；广州南越王墓，最早的丝缕玉衣。

金缕玉衣 > 银缕玉衣 > 丝缕玉衣

西汉仙人骑马玉雕件、东汉马踏飞燕都是动态的马，表明玉器写实越来越多。隋、唐：

隋朝和秦朝相似，享国时间非常的短。有史料记载的是最早的玉钗、玉簪出现在隋朝。

唐代是封建王朝的顶盛，最有名的玉器是玉代（蟒袍玉带），从高祖李渊时候就有规定的佩戴了。玉带 > 金带 > 银带

唐朝时期金银器的出现和唐三彩的流行都在很大程度上对玉器有所冲击。虽然如此，唐朝仍是玉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1）丝绸之路进一步开通：打通了中国和中亚、西亚、欧洲地区的通道，提高了和他们的文化交流，反映在玉器上的有羚羊兽首杯（波斯文化）。

（2）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佛教文化得以进一步的发场和普及，飞天、观音、佛等雕件出现。

四、饰玉文化：

宋、辽、金：

宋代帝王寻求和平，甚至以土地换和平，人口一度增殖，人民暨求平安多生子女„

开始出现玉坠（立体的把玩件）

玉佩（平面的佩戴件）

玉坠抓在手中有一惊安心的感觉，增加安定的感受。

宋代出现了第一次摹古收藏热：（摹商、周到汉）

1、政治原因：帝王提倡，宋徽宗酷爱艺术。

2、文化原因：宋朝兴起最早一次的文物考古热。

3、经济原因：富裕使士大夫有钱来收藏。

宋代玉鸭、执莲童子等反映了生活现实。

辽：交颈鸳鸯、玉臂鞲

金：春水玉、秋山玉

宋辽金玉器主题多以务实、收敛为主，与唐代务虚类不同。

元代：渎山大玉海（忽必烈时期制造的碧玉酒器）反映了当时元代蒙古人豪放的性格„

像元青花瓷器都是比较大件的明代：明代玉器发展相对较为缓慢，而同时期的家具和紫砂壶却相对发达。明代与西域地区被隔断，玉器来源不畅，所以治玉追求数量而不追求质量。明代的玉器也被收藏者们称为“粗大明”，但是明代诞生了一位被称为“治玉第一大家”的陆子冈。

清代：玉器的颠峰时期，也是传统玉器和翡翠更替时期

（1）颠峰时代：

1759年乾隆平定准噶尔回部，打通了玉器的运输通道，因此玉量丰富。凡说玉必说乾隆玉，说工必说乾隆工，乾隆时期治玉达到颠峰。乾隆喜爱玉器超过任何人，咏玉的诗超过800首，他的14个儿子全部以玉命名。

中国最大的玉器作品“大禹治水图”，从山上开采出来到最后完工运回北京耗时超过10年，可以想像当时国力之强盛。

另外一件国宝玉器“桐荫仕女图”，是一位玉匠用一个残料制作而成的，开创了就玉石就形而创作的先河。

（2）白玉与翡翠更替：

① 嘉庆四年的时候嘉庆帝下旨停止河田地区进贡玉料，白玉数量由此大幅减少。

② 慈禧太后痴迷翡翠。

由于白玉数量的骤减和统治阶层痴迷翡翠，引领了一场绿色时尚潮流，从此翡翠开始在国内上层社会流行。

9、近、现代

近代：宋美龄引领的另一次时尚潮流

现代：（1）上世纪90年代后，翡翠开始流行并走翘，价格迅速上涨，短短的10年间价格上涨超过40倍。（2）08奥运会对中国玉文化的宣扬使翡翠、白玉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如今，翡翠已经不再是达官贵人、皇亲贵胄的专属奢侈品。作为吉祥如意之物，翡翠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首饰消费、收藏的一大热点。近年来，国内翡翠市场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消费者购买翡翠首饰的经济能力日益强劲，对翡翠饰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亲密接轨，玉石文化得以进一步推广。翡翠、玉石创作也进一步国际化，中西方工艺相结合，传统的翡翠玉石与国际先进的镶嵌工艺结合迸发出令无数消费者惊叹的火花。翡翠工艺、题材的西方化、潮流化使我们既可以消费时尚又可以品味文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目前，翡翠的价格上涨何止40倍。尤其是高档翡翠的价格更是居高不下，即便是在金融风暴之下也不曾下滑。外行看色内行看种，随着消费者对玉文化的了解，翡翠专业知识的掌握，翡翠的购买倾向将会越来越趋向高端产品，种质好的产品。

美丽的石头会唱歌，在新的世纪里翡翠这美丽的石头将会唱得更加响亮。

第五篇：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6月30日 10:52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方面，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都是对文化建设所做的深刻论证。通过对新中国文化历程的回顾，可以总结文化建设60年来所发挥的解放思想、动员人民、引领时代风尚的作用，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文化建设 “双百”方针 “二为”方向 文代会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0；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5-011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今天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和回顾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将其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会后，立即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又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如何对待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的传统戏曲，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整理和改革。此举使许多濒『J缶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绽放出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还是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革旧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放上映执照方能上演；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在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二，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会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很有生气的优秀作品。

李准1953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及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绍。1955年赵树理发表的《三里湾》以他惯常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刘澍德的《桥》、康濯的小说集《春种秋收》、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峻青1954年发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写了交通员小陈带领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最后连同母亲、弟弟壮烈牺牲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愿坚1954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作品《党费》，主人公黄新那种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鹏程发表的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大画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鸿篇，当时被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保卫延安的几次著名战役，而且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彭德怀的领袖人物形象。高玉宝1955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宣讲和阐述“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请中宣部长陆定一举行了报告会。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在1957年发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年主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剧目，昆曲《十五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作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工作十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获新生。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诗歌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还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活动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还创办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文化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标志着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描写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品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生动描写，深刻揭示了“四人帮”的罪恶不仅在于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更在于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通过描写一个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与其“叛徒”身份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8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明白了真相，但为时已晚，母亲已与世长辞的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这以后揭批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类是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情颂扬。前者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永远是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等；后者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刘绍棠的《峨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诉，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梁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等。这一波创作浪潮后期的优秀作品，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于无声处》、《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帮”，昧着良心出卖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举了《于无声处》为例。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则有1977年发表的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中国的十月》是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它热情讴歌了中国史诗般的十月，放声歌唱粉碎了“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一月的哀思》抒写周恩来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悲痛和怀念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欢欣。涛人善于选择典型的细节和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达昂扬奋发的激情。《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询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艺术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乡场上》，像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他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赵本夫的《卖驴》、路遥的《人生》、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这些作品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门明确提出改革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结构；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扩大自主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繁荣艺术创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实行“双轨制”改革思路，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大体遵循了经济领域“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难于取得突破时，艺术院团改革转上了“双轨制”发展的道路，转轨并催生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和社办院团，改变了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强调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1年，江泽民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0年，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建设上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来认识，对于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剧团体制，集中力量办好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平的剧团”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一是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二是搞活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由此开始，文化部连续三年对中直院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三项基本内容的宏观思路。以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为重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对推进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发展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投资对象，以现代管理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把文化艺术事业、旅游、教育、科技事业等一并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的90年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关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文化系统由“以文补文”、“以文养文”逐步转入产业发展轨道。1998年政府机构体制改革逐步推开，文化部在机构大精简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产业司，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产业”问题，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意见还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转到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尤其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为重点，在落实加大财政投入、合理布局结构、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和建立文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时，重点突出了院团内部运行机制的建设和调整，院团生产和演出的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逐渐由机关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产业化经营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进一步提出：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决定还要求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基本思路，有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生深刻变化。

2006年3月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9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单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释放了文化生产力。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描绘了一幅壮美蓝图。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将文化建设推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稳定明确，文艺创作环境宽松和谐，文艺队伍团结向上，广大文艺家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空前繁荣，规模、数量持续增长，内容、形式不断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历史重任，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总结60年文化建设，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辉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文化事业把握机遇，开拓进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我们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5]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