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扎浅谈桌椅文化发展历程

第一篇：从马扎浅谈桌椅文化发展历程

从马扎浅谈桌椅文化发展历程

摘 要：本文抓住了桌椅这个从国外传来的舶来品在中国本土经过数千年历史的沉淀，与本土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着笔，刻画桌椅文化在不同时期的气质特点，折射出中华民族“兼容并包，与时俱进”的人文情怀。

关键词：马扎 桌椅 文化 家具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文化史研究成为国内史学界的一个热点。大致与此同时，西方史学界也掀起一股“新文化史热”。所谓“新文化史”，说白了就是“俗”文化史。与以往严肃刻板的传统历史课题相比，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大多视角独特，从普通人的喜怒哀乐、身体发肤，到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可以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象征展开历史的演绎。

一、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马扎”传入中国与本土“床、榻”融合

据史料记载：我国的家具，包括桌椅文化历史已经很悠久了，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据有文字可考和形象可证大约有三千多年。从刀耕火种、蛮荒的远古到商周，人们都在地面上铺上草席或坐、或躺、或睡觉，这些统称为“床具”。自战国到汉代，出现了床、或者榻的低矮家具，这个时期的所谓“床”，就是人上去躺卧或坐的台子。规模矮小者称其为“榻”，安有四条腿。

到了汉代晚期，出现了高脚家具。当时称为“胡床”，就是带有折叠的凳子，就是今天所说的“马扎”。它是西北马背民族传入中原地区的，从而床和榻的腿变高，为了上床的需要，尚需要预备脚蹬台。经三国时代到晋代，这期间坐具或床具无多大变化。

南北朝以后坐具发生较大变化。即北方的北魏建立北朝，坐具被正式化。到了统一南北朝的隋代，坐具的普及率得到进一步发展，进入唐代，坐具得以广泛应用，出现规格化的家具。桌子也出现了高档次的，即出现了圆桌。宴会用的长条餐桌。椅子也出现了扶手椅、靠背椅、椭圆形凳和绣墩等。

二、隋唐――“胡床”以座椅的概念取替了床的属性

前面提到的“胡床”，典型属于桌椅家具的一种，它的由来前面已经简单的说明了，就是今天人们所说的“马扎”或“折叠凳”。我们在公园常常见到老爷爷、老奶奶手拎的那种凳子。

1.唐诗中的“胡床”的诗句

谈到“胡床”，多年来，人们为诗人李白一首《静夜思》中的“床”而争论不休。在《唐诗鉴赏辞典》中解释是：“客中深夜，不能成眠，短梦初回的情景。这时的庭院是寂寥的，透过窗户的皎洁月光射到“床”前，带来了冷森森的秋宵寒意… …”。在诸多专家学者中，马未都先生已作详细而精辟地分析：首先诗人躺在“床”上，不可能抬头望明月，也谈不到能低头思故乡。这是一般人的动作习惯所达不到的，只能说坐“床”而望月。所谓“坐”，按中华民族的习惯，则用“席地而坐”和“垂足而坐”形容。两千年来，亚洲地区基本上是“席地而坐”。比如日本、朝鲜、印度、尼泊尔一些东亚人，尤其是蒙古人和我国西北各民族。这一点与气候湿冷的欧洲地区不同，欧洲人受气候制约，迫使他们垂足而坐。而亚洲，特别是我国民族发源地――黄河流域，环境比较干燥，人们坐在地上完全可以忍受。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国西北各民族仍保留席地而坐的习惯。我们常在电视上见到无论哈萨克人或是蒙古人都是如此。

当今，无论在沿海还是内地，在街旁、公园、广场… …人们在遛弯，或晒太阳、或乘凉，总是拎着一只马扎聊天、侃大山等，最方便不过了。其次，李白诗中“床”之所以不是现代所说的床，也可以从唐代建筑说起：唐代建筑门窗特别小，门是板门不透光，这一点从现今仅存的唐代四座建筑物便可知晓。月光几乎是进不到室内的，因此，诗人不可能在又闷又黑的屋子赏月的，而是坐在“胡床”上在外面赏月的。

我们以前对《静夜思》中的“床”的误解为今天睡觉的床，是因为我们起居方式的彻底改变。千年之后，我们大多数人知道我们民族已经彻底告别了席地而坐。古代很多名词是一词多用的，而今天很少有这种现象了。今天由于文化的进步，各词都尽可能分类，一个事物就是一个名词，说的很清楚，不清楚的就用上附加词。古代一个名词可能代表多种事物。我们再举一首李白的小诗《寄上吴王三首》中：“去时无一物，东壁挂胡床”。意思就是把马扎折叠起来，挂在墙上。

2.史书中有关“胡床”的政令

其实，早在隋朝，胡床的名字早就发生了变化。《贞观政要》有这样一段记载：唐二祖说：“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谓胡床为交床，胡瓜谓黄瓜，筑长城以避胡”。隋炀帝有鲜卑人血统，反而特别忌讳胡人，他下令把“胡床”改为“交床”因为“胡床”的腿部交叉，所以改为“交床”。同时也下令改“胡桃”为“核桃”、“胡豆”为“蚕豆”、“胡羊”为“绵羊”等等。

但是，政府下令以后，能适用于民间则需要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由此可见，若是要把一个习惯词汇改过来，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所以到了唐代，甚至更晚一些时间，虽然政府已将马扎的学名改成了“交床”了，但老百姓一直还习惯叫作“胡床”。比如今天在山西、河北一带的小凳子、小马扎还保留了这种古老的称谓，称之为“小床”。

3.工具书中有关“胡床”的解释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概念：“床“在早期是坐具，不是卧具。《说文》中解释：“床，安身之坐者”。说得非常清楚，“床”以坐为它的重要功能。至于胡床如何演变成交椅，我们还可以从明代人程大昌在《演繁露》中得知：“交床以木交午为足… …足交午处复为圆穿，贯之以铁，敛之以挟，放之可坐；以其足交，故曰交床。” “交午”，这里的“午”指中午，交午指中间交叉，那么“交午处”是指胡床腿部中间的位置。

唐代是中国人的起居习惯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时期。从东汉开始，“胡床”就有文字记载了。从东汉一直到唐朝，是完成中国起居变化的一个漫长过程。唐代加快了变化的速度。为什么呢？作为魏晋南北朝后再一次大统一的隋唐时期，民族的大融合导致汉族文化的多源性，随着经济的大发展，开放包容的政治环境也加速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这就导致了“胡床”在中国漫长的演进过程中呈现加速发展。

三、宋代――中国座椅文化定型的时期

因此胡床到了宋代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坐的马扎是临时性坐具。它有一个缺点就是不能靠、不能倚。但是到了宋代以后，宋代人把它改造了。据历史记载，宋代人非常贪图安逸，他们希望胡床能更舒服一些，这时的胡床吸收了圈椅上半部的特征，增加了靠背和扶手，这在《清明上河图》可以见到。由于可以有倚靠了，所以这时代的名字又改作“交椅”。所以称为椅，就必须有倚靠。

现在不妨对比一下唐代和宋代的诗词作品，就可以看出胡床功能上的变化。比如刘禹锡的《洛中逢白监同话游梁之乐因寄宣武令狐相公》：借问风前兼月下，不知何客对胡床。李颀的《赠张旭》：露顶踞胡床，长吟三五声。这其中的“对”和“踞”就是盘踞之意。宋人秦观在诗《纳凉》中说：携杖来追柳外凉，画桥南畔倚胡床。这里请注意：这时开始有“倚”这个动作了。有倚必然得有靠。那么此时的胡床可以称之为椅子了。

还有一位同杨万里同时期的非常著名的诗人范成大，其诗《北窗偶书》：胡床憩午暑，窗影久徘徊。其中“憩”是小憩；“憩午暑”就是睡午觉。既然能在其上睡午觉，就肯定能依靠。诗歌中这种细微表现，能够明显看出来胡床改作交床，交床改作交椅在功能性上的进化。

宋代的桌椅文化已经相当发达，从此中国的椅子设计基础形成规模。作为宋代时期的代表性的椅子“拷椅”（用柳条或竹篾编制而成的坐具），是用一根带有棱角弯曲木棒连接靠背和扶手，日本人称之为“曲录”。因为这种椅子，大量出口日本，广受日本青睐，伴随靠背椅的普及同时，又生产出材料高级、装饰精巧的奢侈豪华的椅子。在古代《东京梦华录》、《东巡礼记》等书中可以看到有金交椅、银交椅、白木御椅、竹椅、黄罗珠蹙椅、朱髹金饰的椅子，以及檀香椅等等名目繁多的椅子。桌子除高腿桌外还有长条桌、短腿桌等。由此可见，宋代是中国家具史上空前发达时期，也是家具空前普及时期。一些桌椅板凳已经进入市井黎民家中，说明坐具之形式从此被固定下来。当然从《清明上河图》中可以看到不同场所有不同型的桌椅，这里不再重复叙述。总之，这个时期家具品种有床、榻、桌、椅、案、凳、墩等等。其形状也是多种多样的。仅桌子一项就有：正方形、长方形、半圆形、长条桌、圆桌、还有较矮的炕桌、炕案等。凳子有方形、长方形、长条凳、月牙凳等形式。椅子有靠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等。这个时期还发明的“燕几”，曾轰动一时。这些家具不同规格，用于不同阶层人士。

四、明清――中国座椅文化由鼎盛走向衰弱的时期

从家具发展史来看，明朝初乃至接近明朝中期是趋于鼎盛时代，之所以如此，用一位学者的话说就是：没有宋代家具艺术的发展水平，就不会出现完美、精湛的明式家具。换言之，对于明式家具来说，则是在宋代家具发展的基础上扬长避短、去粗取精，因而家具事业进入了科学化的阶段。

家具艺术在明代初期到中期也有很大发展。总结各种工艺技术经验专门书籍，也逐渐增多。这里举一本《鲁班经匠家境》为例，其详细分类对明代家具的发展和形成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然而，明代中期过后，由于社会腐败的出现，大小统治阶级层层兼?v土地，农民流亡，暴发起义。明王朝陷入内忧外患，家具行业受到强烈的冲击。虽然，清代中期雍正、乾隆、嘉庆三朝政治稳定、社会富庶，家具制造出现短暂的兴旺局面。但是到了晚期，自道光至清末，中国的家具业开始走向衰落。从传世实物可见，大约自嘉庆后期开始，家具制造虽近似乾隆盛世时的风格，但其工料已经不够精良。进入道光年间，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日趋腐败，国力空虚、材料匮乏。这一时期家具的做工粗陋、上乘之作少见。中华传统家具朴实典雅或庄重富丽的格调渐趋消失。

中华民族曾经的唐宗宋祖、曾经的一代天骄辉煌于世的繁荣壮景见不到了。创造了世界上先进文明和灿烂文化，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华夏，到清末八国联军瓜分中华几乎濒临亡国的地步。

五、清末民初――近代西方座椅文化的代表“沙发”舶入中国

而恰恰在这个时期，世界上另一个文明古国所在地――欧洲却从中世纪的委顿中重新崛起，走到文明前面去了。他们各行各业迅猛发展，先进的生产技术、精湛的产品取代我们落后产品，并且更上了一个档次。现举一个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例子――沙发。千余年的马扎未在中国演变成沙发，其专利权却在西洋。这一点好像同火箭、火药的发明后走向同样命运，令人深感遗憾。

沙发，是一个外来词。其实物也是舶来品。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本人未做过调查。它坐起来的确优于硬板凳，并且有躺、睡的功能。所谓沙发：据有关工具书介绍，它是西洋家具，有背靠和左右扶手的长椅子。靠背和扶手都是用布或者皮革类物品包裹着一些填充物。一般可做2――3人，也有向后倾倒作为床用之功能。沙发的演变历程是这样的：现今的沙发并非由长椅和带扶手的长椅演变而来。它是鉴于十七世纪后半业（1690年）在法国一种用于休息的床，和土耳其宫殿座椅的启迪，历经多年逐渐将形状与应用相结合形成的一种家具。它的一侧直立或是斜立，有靠背，一侧或双侧有扶手。这种亦床亦椅的家具当时在法国很盛行。后来用沙发这词代替了这种两用功能的家具。这时期已经到了十八世纪初，正式臻于完备。其实当时这种两用椅与今天的沙发就是同义词。但是有单侧扶手的，应当称两用椅，不能称沙发。由于沙发这词语源自阿拉伯语。从这角度来看，无背靠的长椅也称沙发。国外人士认为这可以便于今后在创造新家具上自由发挥设计。据资料记载，从十七世纪有沙发以来，沙发床就同时出现了。我想如果我国家具业按明初鼎盛时期延续发展，那么这个专利权肯定属于中国的。也就顺理成章的由“马扎”演变成“沙发”了。那么包括其它行业在内，我们落后于欧洲是什么原因呢？

除了社会腐败带来经济衰退外，另外一个原因，应当与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国人固有的纵向承袭惯性思维，即制约着工艺发展。首先，我们向前人看齐，不习惯超过前人。就其马扎、桌椅、木制品来说，至少有千余年的历史。在这漫长过程中，从形式到风格，都只是单一发展，没有发生质的改变，真可谓千年一贯制、千年一张脸。而此时的欧洲想到的是：在长椅上做文章、如何坐卧舒适、坐躺随意。有时，科学就如同一张纸，捅破了很简单，就如牛顿发现万有定律就在一瞬间。这就是我们习惯于承袭思维。总以合乎前人的水平为坐标点，一味地以前人的成就为荣耀、为自满。鲁迅先生当年曾概括：我们中国人总习惯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则善于“探未知”。另外一个原因是创造意识淡薄，鲜见图变求新。人们的审美意识是不断创新的，发展也是无限的，工艺方法也是无穷的。因此，工艺创作（包括设计）已经合乎逻辑，便会走向多样性，从而意味着匠师们进入各显其能的时代。应当说在美学里，美是不可能重复的。因为原创性的东西是无法复制的。凡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艺术家、工艺家、匠师都以重复为耻，应追求独创。如今，世界呈现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地球村”已经进入“多声部”的时代，只是我们需要的是和谐的乐音。

参考文献：

[1]清明上河图.研究文献汇编，万卷出版公司，2007，7.[2]清前历史文化.辽大出版社，1998，11.[3]马未都说收藏.中华书局，2008，3.

第二篇：玉文化发展历程

玉 文 化 发 展 史

翡翠是玉文化的一种代表：

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玉的民族，我们的祖先认为玉是一种充满魅力的美石，和大自然、宇宙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因美而敬，因爱而惧。当先民们把那些色泽晶莹的美石，经过耐心细致的打磨，制成带有一定意味的形状用于各种用途，说明了人类独具的想象力和对美的追求，意味着人们思想中的信仰、寄托和审美。一件玉器或饰物，表达了最原始的审美意识，最早的信念和虔诚，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地被赋予新的含意，发生着新的作用。经过历史岁月的浸染，逐步形成了我国特有的玉文化。

翡翠是山川大地之精华，玉文化是民族智慧与山川大地精华完美结合的产物。翡翠文化，是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继承而来，是玉文化高层次的发展。它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宗教、政治、经济于一体，充分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在对翡翠这种玉石的不断认识和发展过程中，翡翠把中国传统玉文化推向顶峰。翡翠的绿色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的个性，那就是和平、奋发、自强不息的精神；翡翠的绿色又是大自然的主色调，代表着年轻、旺盛及向上，热爱生命，很好地表现中华民族的勤劳，勇往直前的精神；翡翠的绿是那样神秘深邃，含蓄端庄，纯洁柔和，它代表着一种向往，一种自然之边，一种中国传统文化哲学和美学。翡翠以绿为主，各色相容，合而不同，代表着我国众多民族的团结，可以说玉是华夏之魂，翡翠是中华之瑰宝。

我们远古以来就有一个神秘而美丽的神话传说—女娲补天。我们知道女娲补天用的是五彩石，为什么用五彩石而不是一块随便的石头呢？我们从神话中可以看出人类的主观意识也是一种美学的追求。

早期的玉器和现代的玉器的定义也有所不同，早期认为美石为玉，也就是我们从物质上获得精神上的一种满足。

古人用“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大丈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等来形容人的精神高洁；形容男人英俊潇洒用“玉树临风”；形容女人的则更多，如“冰清玉洁”、“婷婷玉立”、“如花似玉”„„

其实玉器的发展在全世界各地也都有出现，古玛雅人玉面具的制作与中国的红山文化时期接近，但随玛雅人的消亡玉器也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新西兰毛利人 1

制玉始终停留在装饰品的层次，而中国的玉文化延续8000年的历史从未间断。

一、神玉文化：

1、新石器时代：玉文化的产生过程—玉和石头的分离

（1）红山文化：大约公元前4000-6000年，位于内蒙赤峰一带。主要代表产品有：C形龙（华夏银行的LOGO）、玉猪龙、鸟类等动物造形图案。

（2）良渚文化：大约公元前4000年，位于浙江良渚一带。主要代表产品有：玉璧、玉琮等。

2、夏代：夏代出土的玉器不多，代表产品七孔刀。

3、商代：商代妇好墓中出土750多件玉器，其中500多件是佩玉。其主要功能有：祭祀、礼仪、佩饰、陈设、生产、殉葬等。妇好墓出土的玉器中有玉人体现出当时奴隶社会严格的地位分级，也体现了人类对自身的关注和身份的关注；还有一件黑背白腿俏雕的甲鱼，打破了俏色巧雕始于明清时代的说法。

二、礼玉文化：政治统治神秘化

西周：从西周开始，玉器被规定佩戴。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

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又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这个时期开始出现了立体雕的产品，如玉马。此时还出现了组佩，佩戴胸前随人的移动发出清脆有节奏的声音，主要用于限制自己的行动和仪表并追求视觉和听觉美。

三、德玉文化：

东周：春秋五霸、战国七雄

这个时期诞生了我国最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孔子的出现带来了他的思想给中国人或者说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定的行为准则。孔子关于玉有德的学说奠定了玉的后来的理论基础，成为了玉器发展的一个精神支柱。也因为孔子认为玉有德，而使玉得到发扬光大。

随和之宝：随侯之珠（曾侯乙）、和氏璧（楚厉王—楚武王—楚文王）《礼记》中孔子：仁、智、义、礼、乐、忠、信、天、地、道、德

管子：玉有九德

荀子：玉有七德

到汉朝的时候在《说文解字》归纳为五德：仁、义、智、勇、洁。

玉由此从王室普及至上流社会，走下神坛进入民间。

秦：

秦享国时间只有14年，未发现有出土玉器的报告。可能将来在秦始皇陵被开采后会有所发现„

汉：

项羽鸿门宴请刘邦，范增举玦示意的故事。

汉朝出现了大量的葬玉：觉得玉可以使人不朽

玉唅：蝉形，（1）高洁：只饮露水，叫声鸣亮（2）重生：蝉蜕变重生，从爬虫变成飞虫。

玉握：猪形，豕„

中山靖王墓，最早的金缕玉衣；江苏狮子山楚王墓，最大的金缕玉衣；广州南越王墓，最早的丝缕玉衣。

金缕玉衣 > 银缕玉衣 > 丝缕玉衣

西汉仙人骑马玉雕件、东汉马踏飞燕都是动态的马，表明玉器写实越来越多。隋、唐：

隋朝和秦朝相似，享国时间非常的短。有史料记载的是最早的玉钗、玉簪出现在隋朝。

唐代是封建王朝的顶盛，最有名的玉器是玉代（蟒袍玉带），从高祖李渊时候就有规定的佩戴了。玉带 > 金带 > 银带

唐朝时期金银器的出现和唐三彩的流行都在很大程度上对玉器有所冲击。虽然如此，唐朝仍是玉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1）丝绸之路进一步开通：打通了中国和中亚、西亚、欧洲地区的通道，提高了和他们的文化交流，反映在玉器上的有羚羊兽首杯（波斯文化）。

（2）文成公主下嫁吐蕃：佛教文化得以进一步的发场和普及，飞天、观音、佛等雕件出现。

四、饰玉文化：

宋、辽、金：

宋代帝王寻求和平，甚至以土地换和平，人口一度增殖，人民暨求平安多生子女„

开始出现玉坠（立体的把玩件）

玉佩（平面的佩戴件）

玉坠抓在手中有一惊安心的感觉，增加安定的感受。

宋代出现了第一次摹古收藏热：（摹商、周到汉）

1、政治原因：帝王提倡，宋徽宗酷爱艺术。

2、文化原因：宋朝兴起最早一次的文物考古热。

3、经济原因：富裕使士大夫有钱来收藏。

宋代玉鸭、执莲童子等反映了生活现实。

辽：交颈鸳鸯、玉臂鞲

金：春水玉、秋山玉

宋辽金玉器主题多以务实、收敛为主，与唐代务虚类不同。

元代：渎山大玉海（忽必烈时期制造的碧玉酒器）反映了当时元代蒙古人豪放的性格„

像元青花瓷器都是比较大件的明代：明代玉器发展相对较为缓慢，而同时期的家具和紫砂壶却相对发达。明代与西域地区被隔断，玉器来源不畅，所以治玉追求数量而不追求质量。明代的玉器也被收藏者们称为“粗大明”，但是明代诞生了一位被称为“治玉第一大家”的陆子冈。

清代：玉器的颠峰时期，也是传统玉器和翡翠更替时期

（1）颠峰时代：

1759年乾隆平定准噶尔回部，打通了玉器的运输通道，因此玉量丰富。凡说玉必说乾隆玉，说工必说乾隆工，乾隆时期治玉达到颠峰。乾隆喜爱玉器超过任何人，咏玉的诗超过800首，他的14个儿子全部以玉命名。

中国最大的玉器作品“大禹治水图”，从山上开采出来到最后完工运回北京耗时超过10年，可以想像当时国力之强盛。

另外一件国宝玉器“桐荫仕女图”，是一位玉匠用一个残料制作而成的，开创了就玉石就形而创作的先河。

（2）白玉与翡翠更替：

① 嘉庆四年的时候嘉庆帝下旨停止河田地区进贡玉料，白玉数量由此大幅减少。

② 慈禧太后痴迷翡翠。

由于白玉数量的骤减和统治阶层痴迷翡翠，引领了一场绿色时尚潮流，从此翡翠开始在国内上层社会流行。

9、近、现代

近代：宋美龄引领的另一次时尚潮流

现代：（1）上世纪90年代后，翡翠开始流行并走翘，价格迅速上涨，短短的10年间价格上涨超过40倍。（2）08奥运会对中国玉文化的宣扬使翡翠、白玉得到进一步的推广。

如今，翡翠已经不再是达官贵人、皇亲贵胄的专属奢侈品。作为吉祥如意之物，翡翠早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首饰消费、收藏的一大热点。近年来，国内翡翠市场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消费者购买翡翠首饰的经济能力日益强劲，对翡翠饰品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随着中国经济与世界的亲密接轨，玉石文化得以进一步推广。翡翠、玉石创作也进一步国际化，中西方工艺相结合，传统的翡翠玉石与国际先进的镶嵌工艺结合迸发出令无数消费者惊叹的火花。翡翠工艺、题材的西方化、潮流化使我们既可以消费时尚又可以品味文化。

从上世纪90年代到目前，翡翠的价格上涨何止40倍。尤其是高档翡翠的价格更是居高不下，即便是在金融风暴之下也不曾下滑。外行看色内行看种，随着消费者对玉文化的了解，翡翠专业知识的掌握，翡翠的购买倾向将会越来越趋向高端产品，种质好的产品。

美丽的石头会唱歌，在新的世纪里翡翠这美丽的石头将会唱得更加响亮。

第三篇：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新中国文化发展历程回顾

http://www.xiexiebang.com 2010年06月30日 10:52 来源： 当代中国史研究

摘要：文化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重要方面，从毛泽东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与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到邓小平“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代替的重要责任”；从江泽民“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起巨大促进作用”，到胡锦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精神上的旗帜，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显著标志”，都是对文化建设所做的深刻论证。通过对新中国文化历程的回顾，可以总结文化建设60年来所发挥的解放思想、动员人民、引领时代风尚的作用，促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

关键词：文化建设 “双百”方针 “二为”方向 文代会文化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0；K2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9)05-011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20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件之一，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年的历史也是人类文明史中最辉煌的篇章之一。一个四分五裂、积贫积弱的旧中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奋斗，今天大踏步地赶上时代潮流，稳步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文化建设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辉煌成就。总结和回顾历史，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全面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文化发展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7年为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49年7月在北平召开的第一次文代会揭开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第一页。中共中央给大会的贺电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我们的任务主要地就是发展生产和发展文化教育。人民革命的胜利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给人民的文化教育和人民的文学艺术开辟了发展的道路。”这次大会实现了老解放区与新解放区两路文艺大军的会师，明确了文艺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并将其作为发展新中国的人民文艺的基本方针，大会号召文学艺术工作者以最大的努力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更进一步地与广大人民、与工农兵相结合。大会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文学艺术界组织——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一次文代会后陆续成立了美术、舞蹈、曲艺、文学、音乐、戏剧、电影等专业文艺工作者协会组织。

第一次文代会上提出了改革旧戏剧的任务。会后，立即成立了以欧阳予倩为主任的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会，毛泽东为该会题写了“推陈出新”的题词。1950年7月，文化部又组成戏曲改进委员会。如何对待京剧和各种地方戏中的传统戏曲，不但涉及广大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且是关系到成千上万艺人就业的社会问题。1951年5月，政务院发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提出“改戏、改人、改制”的号召。明确规定保留与发展旧戏曲的优良传统部分而去掉其不合理的、由长期封建社会所造成的反现实的落后部分，使其成为以新民主主义及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民的戏曲艺术。提出依靠用新戏曲逐渐代替旧戏曲，按照有益、无害和有害的三类标准，和戏曲艺人一道，对传统剧目和传统的表演艺术进行整理和改革。此举使许多濒『J缶灭亡的剧种获得了新生。大批传统剧目经过去芜存菁，剧本、唱腔和表演都绽放出新的光彩。无论在剧目的创作和改编方面、在表演技巧和舞台艺术的革新方面，还是在培养青年演员方面，都取得了很太的成绩，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国家将所有的民间文艺团体、戏班子、艺人和国有文艺团体组成国家、省、地区三级设置的国营文艺团体，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为了改革旧电影事业，人民政府于1950年7月公布《电影旧片清理暂行办法》、《国外影片输入暂行办法》和《电影新片颁发上演执照暂行办法》等，规定旧片映演必须送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后发放上映执照方能上演；旧片内容如有妨碍新社会秩序的，视其情节轻重，要删剪或禁止上映。

1953年随着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布，全国范围内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了适应形势确定文学艺术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新任务，9月在北京召开第二次文代会。第二次文代会主要讨论和解决的问题有：第一，在新的建设时期，文艺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以抓创作为主。第二，确定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艺创作和批评的最高准则，周恩来在会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理想主义结合起来，就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三，对建国以来文艺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及其他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对文艺批评上的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和文艺领导上的行政命令等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初步的清理。第四，提出如何运用社会方式领导文艺工作，以克服违背艺术规律的行政方式和不恰当的干涉。

第二次文代会对促进文学艺术的繁荣发展、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文化生活的需求、促进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实现产生了积极作用。文学创作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增长，质量上也有显著提高，涌现出一批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很有生气的优秀作品。

李准1953年11月发表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通过翻身贫农宋老定想买地的故事，对土改后农村两极分化及广大农民要求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愿望作了介绍。1955年赵树理发表的《三里湾》以他惯常的为群众喜闻乐见的风趣幽默的表现手法，描绘了合作化时期农村的复杂斗争和各个阶层人物的内心世界。欧阳山的《前途似锦》、王希坚的《迎春曲》、刘澍德的《桥》、康濯的小说集《春种秋收》、刘绍棠的《运河的桨声》等都是展示农业合作化历程的作品。

用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人们，塑造英雄人物典型形象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也开始达到一个新的艺术水准。峻青1954年发表的《黎明前的黑暗》，描写了交通员小陈带领武工队负责人通过敌人封锁区时，把革命同志和革命任务看得高于一切，最后连同母亲、弟弟壮烈牺牲的故事，具有强烈的感染力。王愿坚1954年发表的第一个短篇作品《党费》，主人公黄新那种无畏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牺牲的正气，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同年，杜鹏程发表的优秀长篇小说《保卫延安》，是第一部大画面描写解放战争的鸿篇，当时被评论界称为“具有古典文学中的英雄史诗的精神”，小说不仅成功地塑造了一批解放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再现了保卫延安的几次著名战役，而且第一次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描绘了彭德怀的领袖人物形象。高玉宝1955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高玉宝》也受到普遍欢迎。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即将完成，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日益成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大问题是调动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他代表中共中央郑重宣布：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就奠定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正确政策的基础。1956年四五月间，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家主席的身份分别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和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为进一步宣讲和阐述“双百方针”，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郭沫若请中宣部长陆定一举行了报告会。

“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鼓舞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一大批优秀的中长篇小说相继问世，其中在1957年发表的主要有梁斌的《红旗谱》、吴强的《红日》、曲波的《林海雪原》、艾芜的《百炼成钢》，1958年主要有杨沫的《青春之歌》和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第一卷)。1956年6月，文化部召开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决定实行剧目开放。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各地整理挖掘出的剧目有5万多个，上演了百余出久不演出的剧目，昆曲《十五贯》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年秋天的北京，还自解放后第一次上演了莎翁著名悲剧《柔密欧与幽丽叶》(当时的译名)，由田华饰演的幽丽叶受到英国《工人日报》来华记者阿兰·魏宁顿的高度赞扬。7月，首都文艺界集会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奥地利作曲家莫扎特诞生200周年、荷兰画家伦勃朗诞辰350周年、爱尔兰作家萧伯纳诞生100周年和挪威剧作家易卜生逝世50周年等，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所少见的。“双百”方针的提出和贯彻使文化艺术界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景象，形成了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使大批有才华的文艺工作者被错划成“右派分子”，一大批优秀作品受到批判。1958年开展“大跃进”运动，以高标准、瞎指挥、浮夸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泛滥起来，正如周恩来指出的：“一九五九年，尤其是一九六０年以后，由于执行总路线在具体工作上发生偏差，这不能不影响到各个方面，其中也包括文艺方面。”由于忽视客观规律，片面强调主观能动作用，提出要像生产1070万吨钢那样，在文学、电影、戏剧、音乐、美术、理论研究等方面都要争取“大跃进”，群众文化活动要做到人人能读书、人人能写诗、人人看电影、人人能唱歌、人人能画画、人人能舞蹈、人人能表演、人人能创作，还要求文化创作要行行放卫星、处处放卫星、层层放卫星。像搞政治运动一样发动文艺“大跃进”，严重违背了艺术生产的规律。

为了纠正精神生产领域内的种种偏差，调整文化政策，自1961年下半年到1962年上半年，召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以及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座谈会，周恩来、陈毅等中央领导人在会议上发表讲话，总结经验教训，阐述精神生产的规律，批评文化思想领域的一些错误作法，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与此同时，先后制定了《文化部党组、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党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简称“文艺八条”)、《文化部关于剧院(团)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剧院(团)工作十条”)、《文化部关于加强电影艺术片创作和生产领导的意见(草案)》(简称“电影工作三十二条”)等，提出了加强文艺建设、改进文艺工作的意见。文艺工作经过调整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音乐创作中涌现出《我们走在大路上》、《我为祖国献石油》、《唱支山歌给党听》、《马儿啊，你慢些走》等一大批优秀歌曲。电影音乐取得令世人瞩目的进展，《刘三姐》、《英雄儿女》、《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的音乐家喻户晓。革命历史题材的大型作品《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和史诗《东方红》应运而生，成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佳作。歌剧代表着音乐文化的最高水平，也折射出文化底蕴的厚重程度。中国歌剧曾经拥有一批影响深远的作品，唱腔家喻户晓，剧情耳熟能详，强烈吸引了几代观众。如《洪湖赤卫队》、《刘三姐》、《红珊瑚》等对歌剧艺术进行了成功探索，形成第一次歌剧高潮，其中《江姐》一剧堪称中国歌剧艺术史上的经典华彩乐章。

总起来看，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缺点和不足，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

开创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处于拨乱反正、走向历史转折的进程中，首先遇到的最大障碍是“两个凡是’’的指导方针。这一方针维护了毛泽东晚年的“左”倾错误，也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党和国家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带领广大干部和群众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文艺界落实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获新生。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短短几年里，通过清算林彪、“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出现了许多优秀的小说、诗歌、戏剧、电影、曲艺、报告文学以及音乐、舞蹈、摄影、美术等作品。这些作品对于打破林彪、“四人帮”的精神枷锁，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对于解放思想，振奋精神，鼓舞人民同心同德、向四个现代化进军，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1977年11月，文艺界开始批判“文艺黑线专政”论。漫画、相声脱颖而出，成为猛刺林彪、“四人帮”的“匕首”。诗歌打破长期沉寂，抒发了人民群众的战斗激情。特别应当提到的是传诵一时的《天安门诗抄》，以及《团泊洼的秋天》、《中国的十月》、《革命人民的盛大节日》、《在浪尖上》、《周总理，你在哪里?》、《一月的哀思》等，在广大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新闻纪录片《敬爱的周总理永垂不朽》，表达了千百万人民的哀思和怀念。许多长期以来文艺界不敢触及的问题，现在敢于突破、敢于议论、敢于探讨了，不仅打破了“四人帮”套在文艺工作者身上的重重枷锁，冲破了他们设置的许多禁区，而且还冲破了在前17年中的不少清规戒律。1978年1月，中央批准成立筹备小组，恢复被迫停止了12年活动的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各协会普遍进行了会员重新登记，并发展了一批新会员。同时，相继恢复《人民文学》、《诗刊》、《文艺报》，还创办了一批新刊。

1978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我们党和国家历史上的伟大转折。1979年lO月第四次文代会是在大转折的关头召开的一次解放思想、总结经验、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繁荣文化建设的重要会议，邓小平亲临大会并发表《祝辞》。他在讲话中提出了新时期文学艺术的任务，进一步解决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党如何领导文艺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问题。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在艺术上精益求精，力戒粗制滥造，认真严肃地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这些论断根据新时期的特点对文化政策作了新的调整和理论概括，为新时期中国文化的发展确立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不仅比较完整地反映了社会主义时代对文化的历史要求，而且更体现了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化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强烈文化要求和广大文化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与使命感，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文化建设的根本方针，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化时代。新的历史时期党的文化发展方针深入人心，文化创作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作家、艺术家和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文化精品杰作，文化园地展现出一派勃勃生机。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文艺创作开始进入以揭露和反思极“左”危害为主题的创作阶段，文艺工作者以战斗的姿态和无畏的精神率先从文学角度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拨乱反正中起到了引领作用。

《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发表的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标志着揭批“四人帮”的作品在现实主义描写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作品通过对中学生宋宝琦、谢惠敏两个不同形象的生动描写，深刻揭示了“四人帮”的罪恶不仅在于造成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而且更在于给广大青少年带来的精神上的伤害。它所发出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吁，在全国引起强烈的反响。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发表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小说通过描写一个16岁的小姑娘王晓华与其“叛徒”身份的母亲彻底“划清界限”，8年后母亲的冤案得到平反，王晓华明白了真相，但为时已晚，母亲已与世长辞的经历，揭露了极“左”路线给中国社会特别是青年人造成的悲剧和灾难，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的共鸣。

这以后揭批极“左”路线的文学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些作品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面对“四人帮”的淫威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类是对人民遭遇的深切同情和对美好情操的热情颂扬。前者有王亚平的《神圣的使命》、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中杰英的《罗浮山血泪祭》、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谌容的《永远是春天》、莫应丰的《将军吟》等；后者有张洁的《森林里来的孩子》、宗璞的《弦上的梦》、张贤亮的《土牢情话》、刘绍棠的《峨眉》、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叶辛的《蹉跎岁月》、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

接下来发表的作品已不再满足于一般性的揭露和控诉，作家开始把笔触伸向历史纵深，主要有鲁彦周的《天云山传奇》、茹志鹊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刘真的《黑旗》、梁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古华的《芙蓉镇》、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叶文玲的《心香》、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和《张铁匠的罗曼史》、韩少功的《西望茅草地》、李国文的《月食》等。这一波创作浪潮后期的优秀作品，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陈建功的《辘轳把胡同9号》、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和《今夜有暴风雪》、孔捷生的《大林莽》、阿城的《棋王》、李存葆的《山中，那十九座坟茔》、张贤亮的《绿化树》等，都曾在社会上产生较大的反响。

话剧发挥了它介入现实短、平、快的特点，率先创作了一批及时反映政治潮流和重大社会主题的作品，如《于无声处》、《丹心谱》、《枫叶红了的时候》。1978年初，宗福先创作的四幕话剧《于无声处》再现了1976年中国人充满风险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老干部梅林是何是非的恩人，但何是非投靠“四人帮”，昧着良心出卖了梅林一家人。作品有力地揭示了天安门事件前后尖锐、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这出话剧在围绕天安门事件要不要平反的激烈斗争中公演，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陈云在1978年12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是人民的意愿，就举了《于无声处》为例。苏叔阳创作的五幕话剧《丹心谱》被称为“对恢复发展革命现实主义传统带有标志性意义的作品”，它表现了以方凌轩为代表的医务工作者，为执行周总理的指示研制治疗冠心病新药，与“四人帮”亲信爪牙展开的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

诗歌的代表则有1977年发表的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李瑛的《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等。《中国的十月》是一首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它热情讴歌了中国史诗般的十月，放声歌唱粉碎了“四人帮”的伟大历史性胜利。《一月的哀思》抒写周恩来光辉的一生，表达了全国人民在周恩来逝世后的悲痛和怀念以及对粉碎“四人帮”的无比欢欣。涛人善于选择典型的细节和运用大量的排比句式，表达昂扬奋发的激情。《周总理，你在哪里?》是一首现代抒情诗，是为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而创作。诗人运用“询问——呼唤——寻找——应答”的独特构思来展现主题，用54个“周总理，你在哪里”对周总理的英灵急切地反复呼唤，反复询问，反复倾诉，表达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怀念的深情，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

上述文学作品，主题鲜明，紧扣时代脉搏，有力地推动了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促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吹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号角，文化艺术界以敏锐的洞察力及时地推出一批以改革为题材的力作，逐渐取代伤痕文学和反思小说而成为文学创作主流。《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上发表了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就题材、思想、人物而言均不同以往。作者把眼光从车间、工厂放大到社会，揭示改革的困难、斗争和已经出现的变革与转机，着力塑造了改革家乔光朴的正面形象，写他的坚毅刚强和困惑苦恼，写他感情世界的波涛起伏和对待爱情的果敢态度，性格鲜明突出，有棱有角。这正好应和了变革时代的人们渴望雷厉风行的“英雄”的社会心理，一时间引起了读者和评论家们的盛情赞扬，被评论家们赞美为“改革文学”的代表作。载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8期的何士光的《乡场上》，像一阵潮润的清风卷起了乡间芬芳的泥土气息。它深刻反映了当时广大农村在实行新的经济政策以后农民的新风貌，他们不仅逐渐摆脱长久的贫困，而且敢于挺直腰板抵制官僚特权作风，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其他还有高晓声的《陈奂生进城》、赵本夫的《卖驴》、路遥的《人生》、水运宪的《祸起萧墙》、谭谈的《山道弯弯》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这些作品已经不仅限于为改革鼓与呼，而是朝向改革所带来的社会关系以及人们心态变化的深层写作。

伴随着改革开放从农村转向城市的深入发展，文化建设中的一系列体制性、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管理部门明确提出改革体制和管理制度方面的问题。1983年国务院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部署文化体制改革。1985年4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明确提出合理调整艺术表演团体的布局结构；确定编制，精简人员；改革领导体制和内部管理体制，扩大自主权；加速培养艺术人才，繁荣艺术创作等改革思路。1988年，国务院批转文化部《关于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意见》。1989年，中共中央下发《关于进一步繁荣文艺的若干意见》，提出了实行“双轨制”改革思路，即一轨为国家扶持的少数全民所有制院团，另一轨为多种所有制的艺术团体。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大体遵循了经济领域“增量改革”的战略，在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特别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改革难于取得突破时，艺术院团改革转上了“双轨制”发展的道路，转轨并催生了一批民间职业剧团和社办院团，改变了艺术表演团体由政府单一投资的体制。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文化功能日趋多样化和丰富，文化的产业属性逐步显现出来。1987年，文化部、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了《关于改进舞会管理的通知》，正式认可营业性舞会等文化娱乐经营性活动。1988年文化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发布《关于加强文化市场管理工作的通知》，正式提出文化市场的概念，同时明确了文化市场的管理范围、任务、原则和方针。这标志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地位正式得到承认。1989年国务院批准在文化部设置文化市场管理局，全国文化市场管理体系开始建立。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全面提升文化建设的地位和作用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要求，强调要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1991年，江泽民把“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整个文化建设的方向，指出：“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94年，他进一步指出，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倡导一切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和精神，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是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的具体体现。1997年党的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全党必须从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和民族振兴的高度，充分认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2000年，根据时代发展的要求，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先进文化建设上升到立党之本、执政之基的高度来认识，对于提升文化建设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整体布局中的地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为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文化体制改革逐渐向纵深发展。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对文化体制改革提出了“改革剧团体制，集中力量办好代表国家级艺术水平的剧团”的要求。1993年9月，文化部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和深化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通知》，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提出了新的改革意见：一是调整布局结构。国家重点扶持少量的在国内外、省内外有重大影响，或具有实验性、示范性和民族代表性，或具有历史保留价值的艺术表演团体；办好地、县级艺术表演团体；提倡和鼓励社会办团。二是搞活内部经营机制。1994年2月，文化部又颁布《关于继续做好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进一步明确国有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由此开始，文化部连续三年对中直院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遵循建立科学合理的布局结构、建立充满活力的运行机制、建立长期稳定的经费来源为三项基本内容的宏观思路。以建立完善的运转机制为重点，整体推进，分步实施，对推进全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产生了积极的示范作用。

1996年，党的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和一系列方针，指出“改革文化体制是文化事业繁荣和发展的根本出路”，“改革的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事业的活力，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多出优秀作品，多出优秀人才”。强调改革要符合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遵循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改革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理顺国家、单位、个人之间的关系，逐步形成国家保证重点、鼓励社会兴办文化事业的发展格局。

发展文化产业是改革开放以后文化建设的重大举措。文化产业是以文化资源为投资对象，以现代管理机制为手段，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向社会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并获得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一种新型产业。1985年，国务院转发国家统计局《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报告》，把文化艺术事业、旅游、教育、科技事业等一并列入第三产业。在市场意识、竞争意识不断增强的90年代，文化产业的发展越发引起中央及有关部门的关注。1993年11月文化部提出“发展文化产业”的命题，文化系统由“以文补文”、“以文养文”逐步转入产业发展轨道。1998年政府机构体制改革逐步推开，文化部在机构大精简的背景下成立了一个新的机构——文化产业司，为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打下了基础。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中提出了“文化产业”问题，这是在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这一概念，标志着我国对于文化产业的承认和对其地位的认可，这对于文化体制改革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文件要求完善文化产业政策，加强文化市场建设和管理，推动有关文化产业发展。200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中宣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关于深化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若干意见》，提出文化体制改革要以发展为主题，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集团化建设为重点和突破口，着重在宏观管理体制、微观运行机制、政策法律体系、市场环境、开放格局等5个方面积极进行探索创新，进一步壮大实力，增强活力，提高竞争力。意见还强调要加强党对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改革的领导，始终掌握对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对资产配置的控制权、对宣传业务的审核权、对主要领导干部的任免权。

这一阶段文化体制改革主要围绕以下几个重点进行了探索：一是艺术表演团体体制改革转到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尤其是省级和中央艺术表演团体为重点，在落实加大财政投入、合理布局结构、规范演出市场秩序和建立文化经济政策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同时，重点突出了院团内部运行机制的建设和调整，院团生产和演出的市场化导向得到明显加强，逐渐由机关化管理模式开始向企业化管理模式转变，产业化经营得到提倡；二是培育社会主义文化市场，规范市场行为，完善运行机制，促进文化市场繁荣健康、活跃有序地发展，初步建立起了包括文艺演出市场、电影电视市场、音像市场、文化娱乐市场、文化旅游市场在内的文化市场体系；三是文化管理部门加大自身改革的力度，转变职能，提高效率，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事业的宏观管理；四是进一步完善文化经济政策，逐步建立了有利于文化单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的保障机制。

2002年党的十六大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做出全面部署，并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确立了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和战略地位，第一次将文化分成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明确了整个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2003年6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按照党的十六大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要求，专门研究部署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国有包括北京、重庆、广东、深圳、沈阳、西安、丽江在内的九个省市和39个宣传文化单位作为改革试点。开展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就是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探索，为制定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做准备。同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把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强文化建设纳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布局加以强调，进一步提出：对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要深化劳动人事、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加大国家投入，增强活力，改善服务；对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要创新体制，转换机制，面向市场，壮大实力；要健全文化市场体系，建立富有活力的文化产品生产经营机制；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鼓励多渠道资金投入，促进各类文化产业共同发展，形成一批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增强文化产业的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要依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并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本要求。决定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这一重要命题，这也是中央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出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提法。决定还要求抓紧制定文化发展纲要和文化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确定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抓好的一项重大任务。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这是指导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目标任务、基本思路，有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发生深刻变化。

2006年3月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决定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从9个省市扩展至全国有条件的地区，试点单位也逐步增加。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出台，极大地释放了文化生产力。9月，《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出台，这个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国家制定的第一个专门部署文化建设的规划纲要，为我国文化建设描绘了一幅壮美蓝图。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发展战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将文化建设推向科学发展、和谐发展之路。

总之，党的十六大以来，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和谐、民族团结，各项事业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对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受到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高度重视，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文艺方针政策稳定明确，文艺创作环境宽松和谐，文艺队伍团结向上，广大文艺家心情舒畅、精神焕发，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艺作品和表演艺术空前繁荣，规模、数量持续增长，内容、形式不断创新。

2007年党的十七大进一步强调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的重要性，提出“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的历史重任，发出“推动文化建设大发展大繁荣”、“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的时代号召，积极探索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的有效途径，既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又有力抵制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的影响。着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大力推进文化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发展、文化市场更加繁荣，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

总结60年文化建设，尽管道路是曲折的，但成就是辉煌的，前途是光明的。中国的文化事业把握机遇，开拓进取，以改革的精神破解发展难题，以开放的姿态迎接挑战，成功地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形成了一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亮丽的中国文化风景线。我们将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参引文献]

[1]《中共中央委员会电贺文代大会开幕》，《人民日报》1949年7月2日。

[2]《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32页。

[3]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1979年10月30日)》，《人民日报》1979年10月31日。

[4]《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4页。

[5]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23页。

[6]《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8页。

[7]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34页。

[8]《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2，33页。

第四篇：历史 文化发展历程(必修三)

历史 文化发展历程（必修三）

第一单元 中国古代思想宝库

第1课 孔子与老子

一 孔子

1地位：春秋时期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和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2主张：（1）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和“礼”。主要内容是仁者爱人和克己复礼。

（2）提倡“为政以德”，用德教化百姓。

（3）主张对鬼神敬而远之。

（4）教育方面孔子主张有教无类.因材施教，要求学生“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当仁不让于师”。

3著作：《诗》《书》《礼》《易》《乐》《春秋》。

4影响：（1）当时未受重视经过历代学者的发扬和统治者的改造，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2）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

5评价孔子思想：（1）“仁”：对于缓和阶级矛盾，调整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有积极作用，对现在所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理念也有借鉴作用，其改良政治的主张，也体现了与时代同步的精神。（2）“礼”：带有承认等级和阶级剥削.压制人民斗争的消极性，统治者把它当作阶级统治的工具。

6现实意义：（1）孔子思想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2）有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3）孔子的教育方法和教育思想对今天也有着借鉴意义。（4）孔子思想的积极因素对于新文化建设有重要影响。

二老子

1地位：春秋时期的重要的思想家，道家学派的创始人。

2著作：《道德经》 内容（1）“道”是凌驾于天之上的天地万物的本原。（2）提出“天发道，道法自然”，剔除了“天命”的绝对权威。

3主张：（1）道是天地万物的本原。（2）包含着辩证法思想，即矛盾对立。（3）政治上无为而治。

4影响：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探讨宇宙本原的哲学家。他的思想体系博大精深，对中国文化，包括哲学.伦理学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道德人格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五篇：发展历程

关于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法规：

1986年,审计署制定并颁布《关于开展厂长离任经济责任审计工作几个问题的通知》，推动了离任审计的发展。

199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县级以下党政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规定》和《国有企业及其国有控股企业领导干部任期经济责任审计暂行条例》，经济责任审计开始得到全面发展，审计范围从企业扩展到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审计对象从县级以下领导干部逐步扩大到地厅级，并积极稳妥地开展了省级领导干部审计试点。2004年国务院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率新的《审计法》。

2006年国务院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实施条例》。

2007年财政部、监察部、人事部、审计署、中央组织部以及中央纪委于2007年联合发布《关于2007年经济责任审计工作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内部管理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指导意见》。

2008年国务院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工作的通知》。2008年审计署起草了《经济责任审计条例（征求意见稿）》以及于2008年编制的《审计署2008年至2012年审计工作发展规划》。

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历程：

2006年2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的决定》，并以第48号主席予以发布，自2006年6月1日起实施。修订后的《审计法》首次明确了经济责任审计的法律地位，为全国各级单位、组织开展经济责任审计提供了法律依据。【蔡】

蔡春，受托经济责任--现代会计、审计之魂，《会计之友》，2000年 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