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晋玄学思潮中寄生的“齐家”儒学（小编推荐）

第一篇：在东晋玄学思潮中寄生的“齐家”儒学（小编推荐）

在东晋玄学思潮中寄生的“齐家”儒学

摘要：本文先论述了东晋玄学思潮与其他时期相比较的独特之处――“齐家”儒学与“修身”玄学并存，继而阐述了东晋玄学这一特征存在的必然性，最后阐发了东晋“齐家”儒学由理论到实践的具体表现。

关键词：东晋玄学思潮 “齐家”儒学玄与礼

在中国学术思想上有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还有魏晋时期的玄学。魏晋玄学包括三个阶段：正始玄学、西晋玄学和东晋玄学，而东晋的玄学又有自身的特点。

玄学在“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刘师培《左?Q外集》卷九〈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治之关系〉）方面，准确地道出了玄学的本旨。刘师培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周易正义》中云：

《易》本卜筮之书，故末派??流于?纬，王弼乘其极弊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

《晋书》卷五十四《陆云传》：

初，云常行，逗宿故人家，夜暗迷路，莫知所从。忽望草中有火光，于是趣之。至一家，便急宿，见一年少，美风姿，共谈《老子》，辞致深远。向晓辞去，行十许里，至故人家，云此数十里中无人居，云意始悟。却寻昨宿处，乃王弼冢。云本无“玄学”，自此谈老殊进。

两则材料王弼一谈《易》与《老子》，可见王弼思想的趋向：玄学不仅发挥老庄，而且是儒学的蜕变。王弼尚道之学，并未因此而脱离经学，是儒道互补之一例证。又：

学者汤用彤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提出：

留儒家孔子圣人之位，而内容则充以老、庄之学说。学术宗尚，已趋新意；而人物评价，则仍旧说。向秀、郭象继承王、何之旨，发明外王内圣之论。内圣亦外王，而名教乃合于自然。外王必内圣，而老庄乃为本，儒家为末矣。

《晋书?郭象传》卷五载：

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庄，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听象语如悬河泻水，注而不竭。”州郡辟召，不就，常闲居，以文论自娱。后辟司徒掾（yùan），稍至黄门侍郎。东海王越引为太傅主簿，甚见亲委，遂任职当权，熏灼内外。

《世说新语笺疏》载：

郭子玄有俊才，能言老庄。庾?玻è?i）尝称之，每曰：“郭子玄何必灭庾子嵩！刘孝标注引《名士传》曰：“郭象字子玄，自黄门侍郎为太傅主簿，任事用势，倾动一府。?参较笤唬骸?倾自为当世大材，我畴昔之意，都已尽矣！’”

这两则材料说明郭象热衷于权势的追逐，任事用权，对于现实抱有迎合的态度，同时又尚老庄玄学，实现了“儒道互补”在人格上实现其二元对立发展之价值观。

而东晋的玄学思潮在风云政治的变化中，“儒道互补”又有其二元对立发展之价值观，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

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

《世说新语?言语》曰：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荆?宜人人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之宜。”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耶？

可见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古旧刻板，安贫乐道的传统孔孟儒学已经完全让位于老释二家之学。王论治国之儒学，说明东晋“齐家、治国”儒学亦有其存在的特定内涵。

首先，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战乱的时期，尤其是西晋与东晋。世人苦于崩命，齐家儒学有其内在发展的必然性中：

晋怀帝元嘉五年（公元311年），西晋王朝走到了它的尽头。石勒率大军围歼司马范、王衍的朝廷大军近10万人，晋王朝主力丧失。几个月后，洛阳被匈奴贵族刘暇与王弥、石勒联军攻陷，晋怀帝被掳走，西晋灭亡。国家不复存在，民族被辱，王衍等大批王亲贵族、名人志士被戮，有幸免而南渡江左者，也是历尽艰难困苦，惨不堪言。残酷的事实使名士们深刻地认识到，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社会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如果国家灭亡，有可能导致民族、家庭的毁灭，个人的超越则无从谈起。只有在国家稳定强盛的条件下，才有可能追求个人的超越与逍遥。公元317年，晋王司马奋于建康创建东晋王朝。东晋之初，战乱暂息，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个人与社会、自然与名教、内在精神的超越和外在功名的追求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定的统一与和谐，他们在历史实践的基础上明白了：玄学止乎修身，“齐家”还需要儒学作为支撑，确立了“齐家”儒学的内在必然性。

其次，东晋门阀政治取代了皇权政治，维系的纽带是家族制度，所以需要齐家儒学巩固。

进入封建统治以来，“士”一族逐渐崛起，在政治上发挥着自己的作用。曹魏时期，士族在曹马之间各属一方，以自己独有的学术和政治攻略为自己所依附的统治者服务。司马氏代魏，他们都归顺了晋朝。“西晋时期，士族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的作用，比过去显著，但还不足以超越皇权和司马宗室之权。直到八王之乱士族名士仍然只能算是西晋诸王的附庸。甚至王与马的结合，起先只是士族名士王衍依附于西晋的东海王司马越，助司马越经营洛阳朝廷。王与马的结合发展到江左，权力结构才发生变化，门阀士族势力得以平行于皇权或超越于皇权。皇权政治从此演变为门阀政治，竟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P327。）。这时世家大族逐渐演变为氏族阶层。为了躲避胡族的入侵，大批士族名士家族南渡，集结在东晋政权的周围，发挥着自己的作用。

魏晋以来，玄学逐渐取代了儒学的统治地位。士族名士崇尚清谈，以“义理”为论。在门阀政治的大背景下，士族们要获得自己的一席之位，就必须入仕而得以逐步发展家族势力，以至于跻身上层。所以只是空谈义理，崇尚虚无，但求放达，不谙世事，奉行“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是不可以完成充实家族实力的众任的，长此以往，在门阀政治中会失去其历史地位而逐渐消沉下去。这时在现实功用的面前，儒学不得不被士族名士们利用，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准则之儒学在东晋人物思想风度的潮流下，“齐家”之儒学有其实际需要的必然性。例如：《三国志?魏志?王昶传》中王昶诫子侄“遵儒者之教，履道家之言”。

余英时先生论玄儒问题时曰：

魏晋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综者，则其人大抵为遵群体之纲纪而无妨于自我之逍遥，或重个体之自由而不危及人伦之秩序也。

又曰：

汉代以后，宋明理学以前，儒家性命之学未弘，故士大夫正心修身之资，老释二家亦夺孔孟之席。唯独齐家之儒学，自两汉下迄近世，纲维吾国社会者越两千年，故未尝中断也。而魏晋南北朝则尤可视为家族本位之儒学之光大时代，盖应门第社会之实际需要而然耳！

齐家儒学内在的社会政治公用在门阀政治、家族制度（“家族本位”）中有其存在的内在必然性。所以，在东晋玄学思潮下的“齐家”儒学理论有其发展的现实条件。

早在西晋时期，裴?Q对于虚无的歪风已有矫正，提出《崇有论》：

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形象著分，有生之体也。化感错综，理迹之原也。

群本就是探求万物存在的根源，宗极之道就是总括万物的最高道理。这两句话说明总括万有的本身就是道，道在万有之中，不在万有之外。这与标举以“无”为天地万物之本显然不同。

裴?Q极力拥护名教，一再强调礼法的正当性：

贤人君子知欲不可绝而交物有会，观乎往复，稽中定务，惟夫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躬其力，任劳而后飨；居以仁顺，守以恭检，率以忠信，行以敬让，志无营求，事无过用，乃可剂乎！……?之从上，犹水之积器也。故兆庶之情，信于所习，习者心服其业，业服则谓之理然。是以君子必慎所教，班其政刑一切之务，分宅百姓，各授四职，能令?A命之者不肃而安，忽然忘异，莫有迁志，况于据在三分之尊，怀所隆之情，敦以为训者哉！

裴氏站在治国的角度，强调为政者必须以身作则，重视教化，使人民安居乐业。

但是裴氏的理论却碍于名教的弊端与西晋王朝的暂时稳定而收效甚微。

《庄子?外篇??l箧》载：“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郭象注说：

千人聚不以天下以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

信哉斯言。斯言虽信，而尤不可亡圣者，尤天下之知未能都亡，故须圣道以镇之也。群知不亡而独王圣知，则天下之害又多于有圣矣。然则有圣之害虽多，犹愈于亡圣之无治也。

郭象“无贤不可以无君”、“犹愈于亡圣之无治也”，显然主张有君，但是他所提倡的君道是无为的，是可以适合士大夫适应逍遥的一种局面。名教所谓的治国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在西晋与东晋之际并没有承认，反而是适应时代需要的“齐家”儒学有了实际性的操作。西晋国家的暂时稳定使得西晋的“齐家”儒学与“治国”儒学是相分离的。

而在东晋玄学思潮下的“齐家”儒学理论（家庭伦理）实际上有与“治国”儒学的一致性。

王坦之是王氏家族在东晋时期的一个代表人物，在东晋政坛上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他在《废庄论》中说：

天下之善人少，不善人多；庄子之利天下也少，害天下也多。故曰：鲁酒薄而邯郸围，庄生作而风俗颓，礼与浮云俱征，伪与利荡并肆，人以克己为耻，士以无措为通。时无履德之誉，俗有蹈誉之愆，骤语赏罚，不可以造次；履称无为，不可与适变。

此议论说明老庄东晋发展到极致的流弊，要割除这些流弊，就必须用“齐家”之儒学。但是并没有说行为礼节正身方面的弊端，推测可能当时仍然崇尚玄学，只不过在“齐家”、“治国”方面，儒学的实际功用要大一些。

《晋书》卷七十《应詹传》载詹上疏元帝曰：

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永嘉之弊，未必不由此。

同书同卷《卞壶传》：

阮孚每谓之曰：卿恒无闲泰，常如含瓦石，不亦劳乎？壶曰：诸君以道德恢弘，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壶而谁！时贵游子弟多慕王澄、谢鲲为达，壶厉色于朝曰：悖礼伤教，罪莫斯甚！中朝倾覆。实由于此。欲奏推之。王导、庾亮不从乃止，然而闻者莫不折节。

应、卞二人思想都十分倾向儒家，他们都以西晋灭亡之罪归于道家放达之风。当时丞相王导与权倾一时的庾亮不从二人之议，大概是当时此风太盛，如果细细纠察下去，牵连的家族实在难以控制。

由此看来，东晋士族通常十分关心伦理秩序的维护，无论其思想为儒家还是道家，都以纠矫任诞之风为当务之急，以维护家族伦理秩序。

《晋书》卷七五《韩伯传》载：

陈郡周勰为谢安主簿，居丧废礼，崇尚老庄，脱落名教。伯领中正，不通勰，议曰：拜下之敬，犹违众从礼。情理之极，不宜以多比为通。时人惮焉。识者谓伯可谓澄世所不能澄，而裁世所不能裁者矣，与夫容己顺众者，岂得同时而共称哉！

史言简文帝居藩，引韩伯为谈客，则他自是崇尚玄言，但对于家族名教的维护可见一斑。

清代学者沈圭曾指出的礼学是因维系门第而兴（见《落砜楼文集》卷八《与张渊甫书》）是被学者普遍承认的。礼学的维护主要是解决当时门第社会中存在的许多实际问题。所以，士族通常不废礼学，以维持家族的稳固。东晋名士庾亮，一方面崇尚老庄之学，另一方面据《晋书?卷七三〈庾亮传〉》：

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

说明庾亮在正心修身崇庄又遵循礼节，表明了士族齐家遵循儒之礼学。

《晋书》卷七十九《谢尚传》载：

时有遭父母乖离，议者或以进仕理王事，婚姻继百世，于理非嫌。尚议曰：典礼之兴，皆因循情理，开通弘胜。如运有屯夷，要当断之以大义。夫无后之罪，三千所不过，今婚姻将以继百世，崇宗绪，此固不可塞也。然至于天属生离之哀，父子乖绝之痛，痛之深者，莫深于兹。……方寸既乱，岂能综理时务哉！有心之人，决不冒荣苟进。……或有执志丘园，守心不革者，犹当崇其操业以弘风尚，而况含艰履感之人勉之以荣贵耶？

谢尚的父亲就是以方达著名的谢鲲。本传说他“脱略细行，不为流俗之事”，所以他与孔衍、贺循恰好相反，乃是玄学世家，但是他现在也转而论礼。

东晋世家大族不仅通过礼学巩固家族内部的稳定，而且通过礼学干预朝政。东晋时期，司马氏政权建立伊始，制定相应的朝廷“规章制度”，士族文士凭借他们的文化优势，直接参加朝章礼仪的制定“宗庙始建，旧仪多胭”，会稽贺循参与制定礼仪，因其“答义深备”，而被采纲，“朝廷疑滞皆谙之于循，循辄依经而对，为当世儒宗”（《晋书》卷68《贺循传》）。

又《南史》卷24《王准之传》载：

博闻多识，练习朝仪，自是家世相传，并谙江左旧事，缄之青箱，世人谓之王氏青箱学。

因为王氏因有朝章礼仪方面的知识和学问，家世以礼学相传，就为涉足政治创造了条件。

《晋书》卷76《王彪之传》载：

时废立之仪既绝于旷代，朝臣莫有识其典故者。彪之神彩毅然，朝服当阶，文武仪准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

当植温废海西公之际，王彪之为朝廷制定礼仪，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桓温的不臣之心。

刘宋建立的第二年（421年），琅邪王氏王准之凭借其礼学方面的渊博知识，上奏朝廷修正丧礼。《宋书》卷60《王准之》载其上表云：“郑玄注《礼》，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潭共月，故十五而除，遂以为制。江左以来，唯晋朝施用；缪绅之士，多遵玄义。夫先王制礼，以大顺群心。丧也宁戚。著自前训，今大宋开泰，品物遂理。愚谓宜同即物情，以玄义为制，朝野一礼，则家无殊俗。”据王准之的奏议，我们可知士族文人即所谓“绪绅之士”所遵行的礼制与朝廷确立的礼制不尽一致，就“三年之丧”这一礼制来说，两晋之时，朝廷采用王肃议，而士族文人则遵循郑玄义。

东晋玄学思潮与其他时期相比较的独特之处――“齐家”儒学与“修身”玄学并存，东晋玄学这一特征存在有其特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所以有其发展的必然性。东晋“齐家”儒学由理论到实践都具体表现出“玄”与“礼”。

参考文献：

[l]葛晓音.八代诗史[M].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第1版.[2]陈寅格.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M].中华书局，1963，新一版.[3]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中华学术论文集[M].中华书局，1983，第1版.[4]张天来.江东陆氏家风与陆机的文学创作[J].东南大学学报.[5]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古籍出版社，1版：302.[6]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M].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989.1993

第二篇：在凝聚共识中引领社会思潮

在凝聚共识中引领社会思潮

邓卓明

《人民日报》（2014年07月23日07 版）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凝聚社会共识。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应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引领，凝聚社会各界对形成主流思想舆论的共识、对坚持正确价值取向的共识、对服务国家大局的共识、对整合社会思潮的共识，引领社会思潮朝着正确、健康的方向发展。凝聚对形成主流思想舆论的共识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是党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最鲜明特色。新形势下，我们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大限度地凝聚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识，引领社会思潮发展方向，促进社会思潮健康发展，使社会思潮更好地适应和服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主动地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宣传普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性、真理性和先进性，决定了它内在地蕴含引领社会思潮的特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我 1

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居于支配地位，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要充分认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社会思潮的导向作用，排除“等值论”“淡化论”“中立论”等不正确观点的干扰，积极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社会形成崇德向善的强大力量。在此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的先锋模范作用。党员干部做到理论上清醒坚定、实践上求真务实，将会产生强大的感召力，更好地引领社会思潮的发展方向。

凝聚对坚持正确价值取向的共识

大力宣传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对于全体社会成员形成良好道德素养和思想品质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在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发展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当前，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仍然存在，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挑战和冲击，削弱了人们在价值取向上的正确共识。为此，应大力倡导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使真善美的价值取向得到确立和弘扬，使假恶丑的现象遭到贬斥和抨击，让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和精神更加深入人心，从而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使人们在多样化社会思潮中坚守正确的价值取向。

大力宣传弘扬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习近平同志指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也是幸福的源泉。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能铸就。”大力宣传弘扬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有助于在全社会树立鲜明的价值标尺，让用诚实劳动争取美好生活的思想和精神成为社会主流，从而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以良好的社会风气强化对社

会思潮的引领。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当代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为激烈，社会思潮多元多样多变。在全社会树立崇尚劳动的思想和精神，切实营造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良好氛围，有助于在多样中求共识、在多元中立主导。

凝聚对服务国家大局的共识

增强人们对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识。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全党全国工作的大局，当前各项工作都要为这一大局服务。应引导人们从这个大局出发思考问题，着眼大事、把握大势，识大体、顾大局，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形成以国家、民族、人民为重的共识。全体社会成员有了这样的共识，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就会自觉选择那些有助于服务大局的社会思潮，主动远离或摒弃那些不利于大局的社会思潮。增强人们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共识。只有社会持续发展、和谐稳定，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在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共识下，人们就能理直气壮地对错误社会思潮进行抵制和批驳，在排除杂音噪音中坚持正确前进方向，自觉与种种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社会思潮做斗争，促使多样化社会思潮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应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正确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按照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创新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筑牢全社会安全稳定的精神防线，以良好舆论氛围与社会风尚促进改革发展稳定。凝聚对整合社会思潮的共识

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寻求社会思潮的最大公约数。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是我们党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后确立的重要原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思想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一个新境界。应把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原则融入和谐文化建设中，融入对作为重要文化现象的社会思潮的引领中，一方面把全民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来；另一方面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使多元多样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彼此交流互动，主动吸取和广泛聚合社会思潮中一切具有科学价值和人文精神的积极因素。

发挥党委政府凝心聚力的政治优势，有效整合社会思潮。各级党委、政府是领导科学发展的核心力量，也是引领社会思潮的核心力量，具有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政治优势。各级党委、政府都承担着加强意识形态领域引导和管理，牢牢掌握相关工作领导权、话语权的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承担着根据社会思潮的动向掌握不同群体的思想状况，科学组织群众、宣传群众、引导群众、教育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职责；承担着不断提升正确引导社会思潮能力和水平的重要职责。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各级党委、政府要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把宣传、教育群众与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维护群众正当权益结合起来，真正发挥凝心聚力、整合多样化社会思潮的核心作用。

发挥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多样化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和人民团体，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和联系群众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对于思想舆论走向和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应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众组织和人民团体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的桥梁和纽带作用，最大限度地凝

聚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人们，促进多样化社会思潮的交流交融，在此基础上形成共识。

（作者为重庆师范大学党委书记、教授）

第三篇：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凡是存在的即为合理的。”正是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期存在和广泛的影响，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与合情合理性文化。“中国人不得不树立一种道德律，即提高„仁‟，亦即公正、慈爱的行为地位，把它作为一种绝对标准，以仁为标准，一切有缺点的人或行为，就能被发现其所不足。”这或许便是儒学所要达到的高度，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要传承的文化宗旨，正如张纯如所阐释的“文化影响力”（Power of cultural forces）“这种力量既可以剥削去使人成为人的那一单薄的社会约束—这样我们所有人都会变成魔鬼，也可以增加这一约束。”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第四篇：儒学在素质教育中的现实意义

儒学在素质教育中的现实意义

中华民族历经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优秀文化。近代，我们民族经历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当代，冷战结束后，世界向多级化发展，为了抢经济的制高点，全球的竞争日趋激烈。这种竞争又是以合作为前提，民族经济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相互补充，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日益取决于他国和他地区的经济发展。这种经济全球化国际趋势的出现，对我们人才素质教育提出了挑战。此外，科技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和人文精神、失落以及文化时代的到来，都迫使素质教育成为新时期教育领域的主流。这是适应当今国际变化，培养当今时代需要的人才的需要，也是摆脱当前愈演愈烈的“应试教育”束缚的需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国外各种教育思想不断涌入中国，从凯洛夫到马卡连柯，从杜威到皮亚杰、布鲁纳。形成中西文化之间的激烈冲突，异质文化之间的错综相交。中国的素质教育应该向何处去，应该构建怎样的格局，这是时刻萦绕在每一个教育者脑际的沉重思考。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中国的文明传统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理想追求，乃至中国的发展方向。因此，儒学这一在中国文明史上独领风骚数百年的传统文化，在当今的素质教育中，应该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素质教育的本质 1 素质教育的提出。

在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党中央将科教兴国定为国策。十四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又重申在走向21世纪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们在思考：兴国靠科教，兴科教靠什么？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快科教兴国战略作出的重点决策。当今，“素质教育”问题已成为教育领域最受关注的问题，它关系到我国教育在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及人才规格等诸多方面的重要问题，这是在21世纪我们国家、民族迅速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2什么是素质教育。

从其本质上说，素质教育是以提高全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是为实现教育方针规定的目标，着眼于受教育者群体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目的，以注重开发受教育者的潜能，促进受教育者德、智、体诸方面生动活泼的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素质教育要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和学会审美，为培养他们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奠定基础。

建立和完善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目标的课程体系，优化教学过程，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3 素质教育的特点。

素质教育既是一种教育思想，又是一种教育模式。为了社会和人的需要而促进学生素质全面、和谐发展，这是素质教育的功能观和价值追求，也是它与“应试教育”、功利主义教育以及其他教育模式的区别和对立所在。素质教育从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相统一的价值观出发，着眼于促进学生基本素质的全面、和谐的发展，从而为提高国民素质打好基础。因此，素质教育是国民基础教育。着眼于素质，着眼于发展，这就是素质教育最本质的特征。

素质教育要促进学生素质的发展，促进改革学生素质发展的过程就是教师帮助学生将教育内容化为自己的素质的过程，而内化的实现离不开学生的自觉参与。同时，素质教育不是一般的发展学生的素质，它要使学生的个性得到良好的发展，而个性的形成和发展是以自主性为前提和特征的。在这里，学生有着客体和主体双重身份：一方面，它是教育对象，是客体；另一方面，她又是教育活动的参与者，是自己发展方向的决定者，是教育信息的主动接受者，因而又是主体。素质教育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课堂上，不只是教师讲学生听，而是尽可能让学生自主地动脑、动口、动手。师生之间是一种融洽的关系、合作的关系。素质教育的过程，就是教师运用各种启发性和诱导性的方法启迪学生的主体意识的过程；就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自觉参与教育活动，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自主地学习和发展，遵循教育方针规定的总目标不断提高和完善自己的素质的过程。

素质教育更加接近于教育的本质，更加符合教育发展和培养人才的客观规律。然而这一教育思想并非自今日始，更不是教育学上的新发现。素质教育是千百年来人类教育发展和改革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二、传统儒学与素质教育的联系

1、本质理念的联系。

所谓“素质”，大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指个人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点；二是后天经过环境、教育获得的基本品质。这也就是儒学创始人孔子讲的“性”与“习”的问题。孔子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是说，人的性情本是相近的，只因为习染不同，便渐渐地相差很远了。孔子说的“性”，是人们的本性，即先天的素质，先天具有的生理、心理特征；“习”就是习染，指的是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所获得的基本品质。“性相近”强调的是每一个人都有相近的本质，因而都有达到理想人格的可能；“习相远”强调的是每一个人究竟能不能成就理想人格，最终取决于他后天的经验活动和受教育的程度。

由此可见，早在孔子时代，就已经对人的素质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与当今的素质教育可谓一脉相通。

2、基本要义的相通

“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主动发展。”是素质教育的基本要义。而这些似乎又都能在儒家教育传统中找到渊源。孔子曰：“有教无类。”马融注曰：“言人所在见教，无有种类。”皇侃疏曰：“人乃有贵贱，宜同资教，不可以其种类鄙而不教之也；教之则善，本无类也。”所谓“类”，即指按政治地位的贵、贱、尊、卑等种类。西周的学校为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所垄断，不仅奴隶主贵族与平民、奴隶之间有严格的阶级界限，就是奴隶主阶级的内部也等级森严，有贵贱尊卑之分。孔子这句话的意思是：任何人我都可给他以教育，不分贵、贱、尊、卑等界限，使教育及于平民。孔子以前的教育是有“类”的，教育大权是把持在少数贵族手里，那时叫“学在官府”。孔子的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有教无类”，即打破了“学在宫府”的垄断局面，适应了“士”阶层的兴起及文化学术下移的历史潮流，其实质是要求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把学校由“官府”移到“民间”，这是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

据载，孔子有弟子三千，这一点未必属实，但孔子弟子的来源是非常广泛的，这确是事实。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束修”是一种腊肉干，是当时贽见老师的礼物，只要有愿行束修之礼的，也就是愿意在孔子门下接受教育的，孔子是不会拒绝的。

可见，所谓孔孟的精神，就是仁爱兼爱，有教无类，面向全体，为了一切孩子，人人有得。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士”，而“士”的标准是“君子”或“君子儒”。孔子对“君子”的要求是：“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养自己，保持恭敬谦逊的态度；修养自己，使一般人安乐，使老百姓都得到安乐。

修己，讲的是“德”。孔子尤注意把握仁者爱人的忠恕之道。用肯定的方式说，便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也就是关心人帮助人，认真为社会做事，这便是忠。用否定的方式说，便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就是要宽待人，体谅人，尊重人，不损害人，这便是恕。假如你不能自觉帮助他人，至少你不要有意去损害他人，这个“他人”既指个人，也指群体，包括民族和国家。道德行为都是相互的，普遍伦理必须普遍适用，忠恕之道便是可以普遍适用的道德原则。而且恕道比忠道更具基础性和普遍性，是人类社会维持正常秩序的起码准则，被称为黄金规则。孔子说：“君子学以致其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就是说，君子应该有坚定的信仰和好学的精神，应该用生命去追求真理，实现理想，捍卫正义。孔子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其意为：品德没有培养，学问不去讲习，听到道义在那里却不能以身赴之，自己有缺点却不能立即改正，这些都是我所忧虑的呀!

安人，讲的是“才”。孔子强调君子应有的治国安民之术，治国安邦的才于，具有一定的才智和从政的能力，能治“千乘之国”，能长“千室之邑”，“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如季康子想在孔子三个学生中挑选人才。孔子说：“由也果”（子路果断），“赐也达”（子贡通达），“求也艺”（冉求多才多艺），均可在政位上独当一面。盂武伯曾问孔子其弟子情况。孔子说：“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孔子还说，君子应有“智、仁、勇”三方面的修养：“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

此外，孔子还注意美育陶冶，他提出君子要追求“尽善尽美”。“美”指声音，就艺术形式而言；“善”指内容，就艺术实质而言。还提出君子应“文质彬彬”；“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其意为：朴实多于文采，就未免粗野；文采多于朴实，又未免虚浮。文采和朴实，内容和形式，配合适当，这才是君子之修养。

由此可见，孔子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提出要使受教育者在“仁”（德）、“知”（智）、“勇”（体）、“美”（乐）、“才”等几方面都得到全面修养和发展这一教育目标的“先师”。

孔子教学的基本方法是启发诱导。他认定掌握知识、形成道德观念，应该是一个主动探索领会的过程，因此在教学中他特别重视学习的主动性。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只读书而不思考，就容易上当受骗，只思考而不读书，问题仍疑惑不解。这说明学习不能脱离思考，不思考就不能将学来的知识消化吸收，那样学了也无用处。如果只思考而不学习，会流于空想，那也是有害的。

孔子有句名言：“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启发”一词由此而来，“举一反三”成语亦由此而来。朱熹注曰：“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开甚意。发，谓达其辞。”

孔子还认为思考的主动性具体表现在遇到问题时就问“怎么办”，这意味着学生动脑筋思考问题。孔子说过：“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子通过长期的私人讲学的实践，创造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他把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结合起来，即从学生的个人实际出发，运用启发诱导的方法，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以保证培养目标的实现。

孔子深深体会到教育的主体是学习的学生，学生的学习远比老师的教学更重要，所以他对学生的指点与启发也有很深入的看法。《论语·述而》篇有一句“不愤不启，不饰不发”，这句话告诉我们，如果学生自己不想努力学习，那么灌输他知识也许没多大用处。每一个人因为个别条件不同，学习的方式不同，对事物的感受也很不一样。如果不了解学生，不分析学生的客观条件，不注意学生的成长背景与学生的性向与学习努力，只用同一方式，一厢情愿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对很多学生的培养往往收效不大。教与学的阐述

儒家经典《学记》中有这样一段阐述：“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兑命》曰：‘学学半’，其此之谓乎!”

教学过程是教师传授知识的过程，又是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是这两方面辩证的统一的互动过程，是教与学辩证统一的过程。从教师方面说，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教即是学。教与学是互相促进、提高。从学生方面说，学生从教师的教中获得知识，但仍需要自己学习的努力，才能有所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学记》还明确地指出了“教”与“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教与学是不断深入、不断发展的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学相长”不只意味着“教”与“学”两方面的关系，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平等的相互促进的关系。特别在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更应提倡“教学相长”的精神。

《学记》认为教学是学生主体与教师主导互动的过程，非拔苗助长一蹭而就。教育如同制造可塑性极强的材料，而不是做现成的器具。不能把学生看成是植物或动物甚至是容器，把教育教学理解成盛装东西或育苗的工具，是随意或机械加工原料出产品的工厂模式。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不仅是传授知识，而且引导学生并促进素质发展提高的一种活动，这是我们的教育目的观；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认为学生有自己发展的方向、可能性，有无限丰富的个性，教师要积极启发，因势利导，这是我们的学生观。《学记》很多可贵的教育思想都有助于我们建立“素质教育”的教育目的观和学生观。

此外，儒学中还对师德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孔子根据自己的教育实践体会，对教师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如：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爱护学生，无隐无私；讲究教法，循循善诱等等。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实施素质教育的教师来说仍有启发借鉴意义。

三、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发展素质教育

当代著名的科学家、美籍华人李政道先生说：“一个只依赖过去的民族是没有发展的，但是一个抛弃祖先的民族也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国的真正崛起和为世人所瞩目，应该建立在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包括儒学优秀教育遗产在内）的再发现与再认识的基础之上，忽视了这一点我们将要犯极大的错误。

儒家思想，虽然产生于两千五百年前，但是直到今天，它仍然是充满活力的。儒学教育及其价值系统，精深而博大，凝聚着一种强力磁场，散发着诱人的魅力。而且，对它富有生命力的部分，我们不是认识清楚了，而是还没有真正认识清楚。对当代人来说，应该用当代人的眼光来挖掘儒家思想，挖掘它和当代社会接轨的部分，为我们所用，来改变我们今天的教育，改变我们今天的社会。

儒学教育遗产中有许多好的东西应当去发掘和整理，那是一个无限丰富的宝藏。可以设想，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理论体系，很有可能是兼有中国儒学传统教育精华的崭新教育理论体系，它必将在世界教育史上放出异彩。

所以，我们今天深入挖掘儒学传统教育中有价值的观念和成功的经验，这对于当前加强和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过分负担、培养创新人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与参考价值。

第五篇：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

一、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总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趋势，并且时刻影响着中国人的精神与道德取向，成为中国人的信仰。

二、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这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是以和谐民族的性格、精神而影响和传承的，而现代社会综合国力的构成中，民族凝聚力作为国家的软实力，为社会发展、改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中华民族是宗族融合而形成的，融合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合的动力是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合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中国全体国民都有他“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崇高伦理观念，与博大的仁爱精神，共同构建和谐之

社会。儒学对中国社会之民族性格、民族精神、理性和谐社会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文化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社会的人文之化，中国传统文化突出儒家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传播者。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治世”

“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的这种特殊的社会功用。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一直在官方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着正统地位，对中国官学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社会充满了亚普罗式的精神，是个按生态循环及继续下去的社会，继承的是老祖宗的传统，还要代代传下去”。传统就是权威，满足于守，追求静，害怕变。

自儒学被汉武帝君臣定为正统正宗以后，以地主经济为基础，土地得相当自由买卖，农民得相当自由转动，而原本不能造成世卿世官那样的贵族身份的社会，却藉着知识的统制和长期独占，而无形中帮同把士大夫的身份更加的特殊化或贵族化了。

“以儒治世”，中国传统文化更加牢靠的在政治中得以发挥。“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结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目的，人要改变文化”，师儒和政权的关系，在中国封建士大夫身上，得到了极其充分的体现，而“以儒治世”是历代统治者及传统士大夫所选择的，“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言行能被社会所接受，主要是因为他们反映了社会上的一般观点，他们不过是把已经客观的社会事实所造成的观点，用比较明白和肯定的言行表达出来。”从孔孟到西汉董仲舒“君权神授”到魏晋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玄学到唐韩愈的天命论到宋朱熹的理学到王阳明的心学到明清各种儒学思想见解，都体现了把儒学进行合理改造，从而为统治阶级所利用，以达到“治世”，维护统治的目的。以儒学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能够经历五千年的发展而没有中断的原因就在于其核心价值具有先进文化特性，在于其人性化、人情化倾向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在于它所具有的永恒的普世价值，相信在世人共同的努力下，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将会在未来闪耀出更加灿烂的希望之光、和谐之光、精神之光。

四、总结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