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读本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统一体（范文模版）

第一篇：习近平读本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统一体（范文模版）

习近平读本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统一体

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总方略

——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立足中国发展实际，坚持问题导向，逐步形成并积极推进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确立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 措，是我们党在新形势下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事关党和国家长远发展的总战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重要保 障。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统一体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言简意赅、精辟深刻，既有战略目标又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蕴含着重大战略意义，相互之间密切联系、有机统一，具 有紧密的内在逻辑，是一个整体战略部署的有序展开，共同支撑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推进“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一定要紧紧扭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战略目标不动摇，紧紧扭住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三个战略举措不放松，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重大战略目标，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居于引领地位。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党确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步。总书记指出：“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国家的发 展水平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所有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必 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建设改革发展成果真正惠及人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全面发展的小康社会，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障。在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深化改革，着 眼解决我们面临的深层次矛盾和体制机制弊端，是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活力、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着眼促进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法治 化制度化规范化，是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犹如鸟之两翼、车之双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动力源泉和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着眼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锻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强领导核心，是我们党提高执政能力、完成执政使命的迫切要求，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提供根本保证。

要深刻认识“四个全面”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其作为具有内在理论和实践逻辑关系的统一体来把握和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 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运行，就难以实现社 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

本文来源于《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

第二篇：读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内在逻辑关系

2014年年底，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提出，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首次提出的“四个全面”，是其治国理政方略的顶层设计，是中国复兴伟业的战略路线图。“四个全面”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有着很强的学理支持和经验支撑。理解“四个全面”，是读懂中国故事，读懂中国复兴的重要窗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现代国家转型的必要前提

由习近平担任起草组组长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确定了时间表，即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中国古籍上就有“小康”的说法，古代思想家孟子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今天，中国执政党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对中国未来社会长治久安的重要战略考量。

“小康社会”，有学者认为，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特色的“中产社会”。在国际上，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已成为共识。无论是历史学家巴林顿·摩尔，还是政治学家李普赛特，都强调中产阶层的壮大对于社会民主、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中产阶层最讲究“理性”，而“理性”则是现代社会的最重要特征。无论英美等西方国家，还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是中产社会，这种社会呈现出更加稳定的形态。从社会结构上说，与其说美国等西方社会的稳定源于民主，不如说源自中产阶层的崛起。反观中东和南亚、拉美的一些国家，中产阶层弱小、穷人众多，不仅社会不稳、经济不稳，还会出现政治危机和政治失序状态。这些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稳定的民主社会，首先是一个中产社会。有中产的民主才是好民主、优质社会，没有中产的民主往往是坏民主、劣质社会。

因此，“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首先是一个“小康”之国，即中产之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是要使中产阶层普遍化，成为社会阶层的主流。

比较政治学研究表明，中产阶层是最维护现行体制的因素和力量，是现代国家转型的重要润滑剂。

值得一提的是，在西方，中产阶层与民主政治相关联。但是，如果西方寄望中国出现挑战中共执政权威和导向西式民主的中产阶层，则会贻笑大方。《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作者巴林顿·摩尔依据大量历史事实，严重质疑资本主义和西方民主是进入现代工业社会的唯一通道和最终归宿，认为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结出的果实，而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的。也就是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即建立中国的中产社会，只会支撑中国执政党的正当性，提升中国复兴的进程，而不是其他。

2“全面深化改革”：

破除分利集团的有力武器

在中共党史上，十一大以来的历次三中全会均被赋予了改革色彩。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决议，正是在向外界宣示，习近平引领下的中国将是一个空前改革的时代，一个负起历史担当的时代。中共的成功、中国道路的成功，最大的密钥便是保持改革的常态。

30多年来，改革开放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旋律。改革是我们党、国家和人民的面貌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根本原因。习近平用言简意赅的两个“关键一招”加以概括：“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最强音，那么全面深化改革就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鲜明的特征。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对国家衰落的原因作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一般性解释，即大量分利集团、分利联盟的存在。他认为，在边界不变的稳定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大量的集体行动组织或集团。这种特殊的利益组织或集团，不仅降低经济效率，而且加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更为严重的是，分利集团一旦大到一定程度，就会成为排他性组织，尽力限制或分散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和价值。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政治经济系统里形成了一些分利集团，寻租腐败、贫富分化、缺乏正义都与此相关。然而，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阻止分利集团的蚕食，必须打破体制机制的羁绊，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需要指出的是，分利集团在很多个国家都是存在的，包括英美等发达国家。破除利益集团需要一场革命，然而这样的革命在西方是举步维艰的。西方政党政治内耗严重，日益沦为“否决政治”，并且政党竞争严重依赖分利集团，公共政策被挟持现象严重。中国的全面深改，却是一场全方位的革命。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揽子改革举措，在世界改革史上都是罕见的。中国执政党内部相继成立多个工作小组，并由高层领导人担任组长，便是保持国家的相对自主性，使公共决策既不受分利集团的影响，也不为非理性选民所左右。美国经济学家布赖恩·卡普兰在《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里提出，美国人引以为豪的民主制度其实纵容了选民的胡闹，导致不良政策大行其道。可见，中共党内成立多个议事协调小组的做法是多么的睿智。此举可以保持中央决策的相对自主性，不受利益集团和非理性选民的干扰。

改革必然触及利益，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改革的动力来自哪里？无疑，来自人民的力量，来自实现中国复兴的力量。突破既得利益，让改革落地，需要有决心、有担当。无论是十八大以来的铁腕反腐，还是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的利益再分配，都显出中国执政党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坚定决心，以及最高领导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个人担当。

3“全面依法治国”：

良治社会的应有之义

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是中共党史上第一个关于加强法治建设的专门决定。“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纵观人类政治文明史，法治和人治问题是每个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都要面对和解决的一个问题。

“历史终结论”的提出者弗朗西斯·福山最近提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三个构成要素：强政府、法治和民主负责制。而且，三者之间有着严格的时间顺序。民主并不是第一位，强政府才是。尚未获得实施有效统治的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地都会遭受失败。纵观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后发展国家，国家的良政善治无不依赖于法治。例如同样深受儒家影响的新加坡，国家治理的最大特征便是推崇法治精神。反观之，那些忽视法治、法治松弛的国家或地区，却常常与国乱民怨联系在一起。

事实上，中国正是在这样的渐进顺序上走着自己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曾经是开发国家制度的先行者，是创造韦伯式现代国家的第一个世界文明。然而，中国历史上缺乏法治传统，现代法治进程也是充满坎坷。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实现执政党长期执政，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法治。

四中全会以法治为主题，渗透着习近平等领导人对国家治理的深入思考。亲身经历了“文革”劫难的习近平等领导人，深知如果国家没有法治，人人都无安全感。

当今中国问题的最大症结便是法治权威不足。群体性事件、信访不信法、“塔西佗陷阱”等无不是由于法律权威不足所致。要想解决中国“成长中的烦恼”，依靠法治权威无疑是最现代、最文明、最有效的手段。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180多项重要法治改革举措，许多都是涉及利益关系调整的“硬骨头”。法治领域的改革与政治改革密切相连，改革难度大，社会关注度高，特别需要自我革新的勇气。法治改革关涉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关涉良治社会能否顺利实现，关涉中国复兴能否到来，意义非凡。

在我看来，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大棋局中来考察，要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紧密联系。只有这样才能体会这一战略部署的重大现实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无不以法治为框架、用法治作支撑、由法治来贯穿。从简政放权不断深入，到民生事业逐渐完善；从经济改革纵深推进，到反腐倡廉抓铁有痕，法治都提供了制度保障。如果把治国理政比喻成书写一篇大文章，那么写好依法治国就是其中的精彩篇章。治理体系中，法治体系是关键环节；治理能力中，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是最重要内容。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如同奔向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鸟之双翼。

4“全面从严治党”：

中国复兴的政党力量保证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去年10月在总结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讲话时正式提出的。中央政治局第十六次集体学习曾专门安排了党建内容，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要营造一个良好从政环境”、“要有一个好的政治生态”。党内潜规则盛行，政治生态受到污染，从政环境不够纯洁，根源在于没有做到全面从严治党。在习近平的认知里，中国要出问题主要出在中共党内，苏联亡党的最大教训便是治党不力。只要把这个党管好、治好，中国的现代化就有了强有力的政党力量保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就大有希望。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历史比较的基础上得出结论，在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国家，一党制度较之多元政党体制更趋向于稳定，多党制是脆弱的政党体制；就政治发展而言，重要的不是政党的数量而是政党制度的力量和适应性。处于现代化转型的中国，目前的政党制度是合适的，是符合国家演进一般规律的。这与福山认为良好秩序的首要条件便是强国家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坚持从严治党、制度治党，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是有序稳定的，就是可以实现的。从现实来看，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民族复兴，除了中国共产党无任何其他政党能够担当。一个管理严格、制度执行力强的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中国复兴的重要保证。如果党内不纯洁，缺乏正气，被团团伙伙、利益集团充斥，制度和规矩成为软约束，是不可能引领国家走向复兴的。这也是为什么习近平多次强调“三严三实”要求、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党建是最大政绩”的重要原因。

当前，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在理想信念、廉洁从政、制度执行等方面存在着问题。这说明，全面从严治党是非常必要的、非常紧迫的。在中国的政治体系里，如果没有政党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就不可能有国家治理的制度化、现代化。因此，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说，能否从严治党，关系到能否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系到能否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关系到能否使依法治国落到实处。

对于这“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间存在的内在逻辑关系,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对此做了简明而透彻的分析。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3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盖彰。”这就是说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到2020年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国家的发展水平就会迈上一个大台阶，我们所有奋斗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一个都不能缺。不全面深化改革，发展就缺少动力，社会就没有活力。不全面依法治国，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就不能有序进行，就难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不全面从严治党，党就做不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也就难以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

从习近平的这段重要论述，可以看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目标与举措的辩证统一，全局与重点的有机结合，“四个全面”之间具有内在逻辑关系。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全面深化改革是进一步推动我国社会前进的根本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必然要求。四者不是简单并列关系，而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相互贯通的顶层设计。建成全面小康、焕发改革精神、增强法治观念、落实从严治党，这“四个全面”不仅勾画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且也勾画出了“第二个一百年”目标中的中国未来蓝图。

第三篇：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

总书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使党和国家事业的战略方向、重点领域、主攻目标更加清晰，内在逻辑更加严密。“四个全面”既是重大的战略布局，也体现治国理政的重要战略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近日，由人民日报社评论部编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四个全面”学习读本》隆重推出，该书首次全面、完整地解读“四个全面”的内涵和精髓，告诉读者这个战略布局为什么对于当下的中国如此重要。以下是内容摘录：

21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向何处去？对于世界来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远比100年前重要得多。在中国国内，1992年的市场化浪潮、1997年的香港回归、2001年的加入WTO、2003年的抗击“非典”、2008年的奥运盛典，这一连串里程碑式的事件，刻画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迈向复兴的轨迹，也将那个不曾消失的疑问一次次推上前台：中国将走一条怎样的发展道路？

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这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陆续得到清晰的解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此构建成型。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基础，又对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要求。

【“四个全面”之思想脉络 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特征和历史变化，科学分析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生动描绘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极大鼓舞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奋斗激情。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一个逐步提出和成型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重申这一奋斗目标，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提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2014年12月，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

强调“四个全面”协调推进，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深刻表明我们党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自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勇于开拓创新的理论品质，必将开辟中国道路新境界，成为当代中国新航标，书写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篇章。

【“四个全面”之现实逻辑 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

中国人历来重战略。在中央看来，21世纪的头二十年是难得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达到总体小康的目标之后，中国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个判断并未改变，但是其内涵和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种新变化集中体现为，在更高的发展起点上，发展机遇前所未有，风险挑战前所未有。

“四个全面”在这个时候提出，从坚定中国自信、立足中国实际、总结中国经验、针对中国难题的高度，廓清了治国理政的全貌，抓住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拎起了中国发展的总纲，确立了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主要矛盾、重点领域、主攻方向。

全面建成小康在本质上是发展的问题，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这个发展的主要内涵，是提质增效、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民主不断扩大，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从“奔小康”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描绘出全面小康社会的清晰图景。小康梦的升级版，为中国梦注入更多实实在在、鼓舞人心的内容。“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与“大家好，民族好，国家才会好”相互激荡，从最贴近民心的角度激发起全面小康的无尽动力。

全面深化改革，开启了生产力、创造力和社会活力迸发的闸门，如何让这喷薄的洪流奔涌在既定的河道？正如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所介绍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就开始着手研究和考虑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的议题。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制定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蓝图，成为中共党史上第一次专门研究法治建设的中央全会。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要推动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就必须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从法治上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制度化方案。

从严治党始终是我们党的自身要求，总书记在我党90多年历史上首次提出“全面从严治党”，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八项规定为肇始，以作风建设为突破口，以教育实践活动为深入拓展，以重拳反腐为强劲动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思想在实践中不断成熟。总书记强调，新形势下坚持从严治党，就是要落实从严治党责任，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从严管理干部，持续深入改进作风，严明党的纪律，发挥人民监督作用，深入把握从严治党规律。全面从严治党，核心问题是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重点是从严治吏、正风反腐、严明党纪，目标是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四个全面”之重要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飞跃】

通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改革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时代潮流，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依托，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要求。

总书记第一次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定位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第一次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标定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第一次将全面依法治国这一战略举措，论述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姊妹篇”，形成“鸟之两翼、车之双轮”；第一次为全面从严治党标定清晰路径，“增强从严治党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实效性，使从严治党的一切努力都集中到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上来，集中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上来”。这些创见，清晰地标定了“四个全面”之间的逻辑关系。

从“摸石头过河”到顶层设计，从单兵突进到全面统筹，从“四个现代化”到“第五个现代化”和“五位一体”„„在当代中国的伟大实践中，沿着“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思想脉络，我们党对民族复兴道路上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认识不断深入。“四个全面”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最新科学社会主义观一系列基本理论观点的总概括，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信仰、继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优良传统的必然成果，是我们实现中国梦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我们从胜利走向新胜利的行动指南。它统一于党治国理政的伟大实践，统一于中国与世界的深刻互动，兼顾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它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次重大突破。今天的中国，“四个全面”正是我们党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回应时代关切、实现人民福祉、建设现代中国的基本方略。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把伟大梦想、伟大事业、伟大工程统一于造福人民的伟大实践，中华民族的光荣与梦想一定能够实现。

第四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逻辑关系，引发媒体和社会各界关注热议。就此，记者采访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许耀桐。许耀桐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首次在正式讲话场合集中阐述四者关系，宣示了“四个全面”已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全新布局。

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习近平在开班仪式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提出并形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他谈到，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习近平在论述四者之间的关系时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第五篇：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参考标准答案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也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2014年12月，总书记在江苏调研时，第一次明确提出“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习近平“四个全面”战略思想的提出，在理论界及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反响。如何全面理解“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辛鸣认为，不妨从“4、3、2、1”的角度来把握，“四个全面”的战略凸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三种意识，基于两大战略判断，彰显了一种强烈的政治自信。

“四个全面”让中国梦实现路径更加清晰

“大国的复兴关键靠战略，大国之间的较量说到底也是在拼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们中国最伟大的梦想。要想实现这个梦想，它必须得有战略的建构。战略好，这个事情就能成；战略优，这个竞争就能胜。”辛鸣认为，“四个全面”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伟大梦想的历史进程中所做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他认为，一个目标、三大战略举措，用个形象的说法，就好比是“三足鼎立”，上面架起了目标，“一体三足”构建起了中国未来美好的蓝图。从这个角度来讲，“四个全面”这个战略布局的提出，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最伟大梦想的路径更加清晰，步伐也更加稳健了。

凸显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三种意识”

“要想真正全面地理解‘四个全面’，恐怕还要再往前讲，就是仅仅明白了一体三足的战略建构之外，还要明白这一体三足的战略建构凸显了什么样的意识。”辛鸣认为，“四个全面”背后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或者今日中国社会三种意识的强烈凸显。

第一，使命意识。今日中国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应该做一些什么工作？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一历史进程中应该肩负起什么样的责任？承担什么样的使命？这种强烈的使命意识，贯穿了“四个全面”这个战略布局的始终。使命意识其实就是大目标的意识、大愿景的意识，战略说到根本上是实现目标与应用手段之间的战略的规划。在这个意义上讲，大目标是什么，中国共产党人应该如何带领中国社会、带领中国人民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样一种使命意识时时强烈地萦绕在“四个全面”战略始终。

第二，强烈的问题意识。“四个全面”战略的提出是为了破解今日中国社会，在走向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所遇到的问题、所面对的问题、所不可回避的问题，比如，要想实现民族复兴，全面小康是关键的一步，这一步我们应该怎么走，会遇到哪些问题，我们要认认真真研究破解之法。要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会遇到哪些障碍，我们如何通过改革破解这些障碍，如何通过依法治国确定规矩，如何通过从严治党锻造核心，所有这些方面存在什么问题，紧紧围绕问题进行战略构建。

第三，担当意识。中国共产党人有这样一种崇高的使命，同时，我们也很清楚在完成这个使命的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遇到这些问题怎么办？我们是绕着走、视而不见，还是迎头而上，去破解问题、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做这些工作要什么？需要一种担当。没有这种担当意识，我们做不出这样一种战略构想，没有这样一种担当意识，也许我们就会捡好的做，捡容易的做，捡能马上见效的做，而不会在“全面”上大做文章。

建立在“两个重大判断”基础之上

“‘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基于今日中国社会的两个重大判断。”辛鸣向记者谈到，第一个重大判断是我们对国内发展态势的重大判断。就是今日中国国内形势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所谓发展的新常态，他谈到，今日中国社会和过去60年来，甚至过去30多年来发展状况、发展要求都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或者借用现在网友说的比较多的一句话，已经有了相当大的不同。所有这些不同意味着我们过去一些习以为常的、用得好、用得惯的一些办法、一些措施，甚至包括一些思维，在今日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不管用，越来越不能用，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也不敢用。那么怎么办？我们要顺应新常态，认识新常态，培育新常态。需要有新的战略，需要有新的战略筹划和战略建构。

第二个重大判断，今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出一种新格局。辛鸣认为，所谓新格局，就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了。30多年前，中国和世界基本上是保持着相对独立。随着世界潮流的发展，我们发现，当今世界的发展，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中国必须开放。过去30多年来，中国对外开放，走向世界。我们在既有的国际格局和既有的国际规则框架下如何更好地与世界合作，如何去发展自己。应该说，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做得也很好。但是随着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随着中国在世界格局中这种地位的变化，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应该出现一种新的构建。

辛鸣指出，无论我们的制度文明发展，还是整个综合国力的发展，都让今天的中国社会有能力，也有必要向世界提出一种新的“世界观”、新的世界格局。十八大以来，我们和美国要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和俄罗斯现在是战略伙伴合作关系，周边国家建构“一路一带”，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今天的国际格局已经有了中国的声音、中国的意识，我们用一种和而不同的模式重新塑造世界的新格局。我们的“四个全面”也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新的国际格局背景下提出来的。

彰显出了一种“政治自信”

“‘四个全面’凸显了三种意识，又基于两大判断，最后归结于一条，是彰显出了一种强烈的政治自信。”辛鸣指出，今天的中国能提出“四个全面”战略，说到底是一种“政治自信”的体现。因为能不能提出一个好战略，敢不敢提出一个好战略，是需要有资本、有底气的、有智慧的。如果没有资本，没有底气，就算构建了好的战略，这个战略也可能会是空的，或者这个战略只能挂在墙上，写在纸上，变不成现实的实践指南。为什么“四个全面”提出来之后能迅速赢得中国社会的认同，就是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成绩”赢得了中国社会的支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同，甚至还得到了不服气人的低头。

“人民群众对政党、政治领袖的认同，不看你说什么，关键看你做什么。”辛鸣谈到，十八大之后的这短短两年时间之内，我们的政治领袖得到社会公众如此高度的认同，是基于我们雷厉风行的反腐败，基于卓有成效的经济发展和政治建设。所有这一切，让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赢得了中国社会的支持。面对国际社会，新一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方略拿出来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表示认同与佩服，这一点也是很难得的，因为我们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他们理解了中国社会已经有了自己新的思路、新的发展、新的状态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来尊重我们中国的现状。这种尊重是不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雷霆万钧反腐败，这一点赢得了人民的支持，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所有这一切铸造了中国共产党这种政治自信。有了这个政治自信，我们的“四个全面”战略也就水到渠成了、基础扎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