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案例（5篇范例）

第一篇：行政法案例

行政法案例（2013年3.6）

案例1 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不能对外部相对人实施行政行为。[案情]为庆祝某自治州建州20周年,该州政府所在地的市政府要求市政府办公室做好有关工作。为此,市政府办公室以自己的名义发布了有关市容卫生、文明礼貌和清理、整顿秩序的通告,要求全市各行各业各单位和全市市民切实遵守执行。[问题]该通告行为合法吗?为什么?

[答案与分析]该通告行为是不合法的。因为: 1.该市政府办公室只是其所在市政府的内部机构或办事机构,不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没有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行政行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不能针对外部相对人实施行政行为。因此,以自己的名义发布的要求全市各行各业各单位和全体市民遵守执行通告的行为是主体不合法的行政行为。

2.该通告行为是针对外部相对人的,并为其设定了义务,其合法主体应当是该市人民政府。当然，市政府可委托其办公室实施该行为,但该市政府办公室在实施该行为时应以市政府的名义而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该市政府办公室的通告行为,即使有市政府的委托，因未以市政府的名义进行，也是不合法的。作为内部机构的市政府办公室，如果有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授权，也可以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实施行政行为，但在这里没有这种授权。因此，从这一角度看，市政府办公室的通告行为也是不合法的。

[小结]行政机构是构成国家行政机关的内部各单位，是为行政机关行使行政权服务的，不能以自的名义独立对外行使行政权。但是行政机构可以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成为行政主体。

案例2.行政处罚应依法定程序进行。

[案情]郭甲是运煤司机,一日运煤经过309国道某交通检查站时,执勤人员宋丙(身着交通警察制服,佩带执勤袖章)向郭甲走过来,递给了郭甲一张处罚决定书,说:“交20块钱再走。”郭甲接过处罚决定书, 见上面印的全部内容是:根据有关规定,罚款20元。决定书印着某省某市交通大队的印章。郭甲对宋丙说:“为什么要罚我?”宋丙说:“你超载。郭甲辩称: ”我只拉半车煤,怎么就超载?“宋丙不耐烦地说:”让你交你就交,罗嗦什么。“郭甲说:”不说清楚,我就不交。“这时,宋丙又递过一张处罚决定书,并说:”就你这态度,再罚20块。“郭甲怕争辩下去,又要罚款,只好交了40块钱离去,宋丙未出具收据。

[问题].本案中的行政处罚行为哪些地方违反行政处罚法的规定?

[答案与分析]本案中交通检查站执勤人员宋丙对司机郭甲所实施的罚款的行政处罚违反了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罚款决定没有事实根据。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是以当事人确实存在违法行为为前提的,违法行为的构成又以存在违法事实为条件。因此,作出行政处罚,必须首先查明当事人是否有违法事实。《行政处罚法》第30条明确规定,对于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机关必须查明事实;违法事实不清,不得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中宋丙对郭甲所实施的罚款行为,没有对事实进行查实,是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作出的处罚。

2.未向当事人郭甲说明理由和告知权利,直接给予处罚。《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所事有的权利。本案中宋丙未对郭甲说明任何事项,就直接交付了罚款决定书。3.不听取郭甲的陈述和申辩。根据《行政处罚法》第6条和第32条的规定,当事人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行政机关必须充分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对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和证据, 应当进行复核;当事人提出的事实、理由或者证据成立的,行政机关应当采纳;行政机关不得因为当事人申辩而加重处罚。本案中宋丙不仅不听取郭甲的申辩,反而因郭甲的申辩对其加罚20元。

4.处罚决定书的内容不符合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处罚法》第34条第2款对当场处罚的处罚如书应载明的事项作了具体规定,当场处 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 章。本案是适用简易程序,即当场处罚程序进行的罚款,其处罚决定书只有罚款数额和行政机关印章两项,其他事项没有载明；决定书中”根据有关规定“字样不能作为处罚依据,处罚依据 应明确具体,写明根据哪部法律、法规的哪一条款。

5.实施处罚没有告知当事人复议与诉讼的权和对行政处罚不服,当事人有权申请复议或 者起诉。在处罚过程中,执法人员应告知当事人申请复议和起诉的权利,以及申请复议或者提 起诉讼的期限。《行政处罚法》第39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应载明有服行政处罚决定,申 请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本案中行政处罚决定书中没有载明此项内容,宋丙 也未口头告知郭甲。

6.当场收缴罚款未向当事人郭甲出具收据。《行政处罚法》第49条规定,行政机关及其 执法人员场收缴罚款的,必须向当事人出具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罚款收 据;不出具财政部门一制发的罚款收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缴纳罚款。本案中宋丙收缴了郭甲 当场缴纳的40元罚款后,未向郭甲出具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制发的收据。

[小结] 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并依法定程序进行。事实不清或者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

案例3 某村农民多年以种植粮棉为主，但收益不大。该乡人民政府为让农民尽快富裕起来，解放思想，动脑筋。经多次到外地考察，乡政府认为种植花木比种植粮棉赚钱，便向全乡农民发出《倡议书》，号召农民改种花木；还在某村作试点，某村66户农民强制性推广种花木。可经营一年后，他们不仅没有赢利，反尔亏损。于是，该村66户农民不断上访，要求乡政府赔偿损失。上访无果后，最后66户农民便以乡政府为被告，向当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一审人民法院以被告的行为属于行政指导，不属于具体行政行为为 由，裁定‚不予受理‛。原告不服，上诉至上一级人民法院。请问，本案中乡政府做出的‚倡议‛行为是否属于行政指导?一审法院的裁定是否正确？为什么？

本案66户农民是否有权对乡政府弃粮种花的‚倡议‛行为提起诉讼，首要的关键是政府的‚倡议‛行为属于‚行政指导‛，还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1999年1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088次会议通过，法释[2000]8号)第1条规定，‚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不属于行政诉讼范围。

所谓行政指导，系指国家行政机关在其所管辖事务的范围内，对于特定的行政相对人运用非强制性手段，获得相对人的同意或协助，指导行政相对人采取或不采取某种行为，以实现一定行政目的的行为。行政指导的最大特征是：它是一种规劝性、引导性行为，不具有强制性。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中把它表述为‚不具有强制力的行政指导行为‛。这一表述，只是表明：行政指导是不具有强制力的；而不意味着：行政指导有两类，一类是不具有强制力的，另一类是具有强制力的。如果某种‚行政指导‛具有‚强制力‛，那只能说：这是一种名为‚行政指导‛，实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为。

行政指导行为一般通过‚建议‛、‚倡议‛、‚指导‛等形式表达出来，但最重要的是看它的实质内容。如果实质内容上该行为具有强制力，那不管其冠之什么名称，都按具体行政行为，而不是行政指导认定。

在本案中，乡政府的《倡议书》，从形式上看，不具有强制力，显然属于‚行政指导‛的范畴。但从实际操作来看，乡政府强制在一个村试点，显然不具有‚指导性‛，而具有‚强制性‛，所以，这是一种名为‚行政指导‛实为强制性的‚具体行政行为‛，人民法院对66户农民的起诉理应受理。

【中国〃长沙人乳宴案】

2003年1月，长沙某餐馆利用6位哺乳期妇女的人乳，开发出60多个人乳菜品。这一行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争议，其中争论的焦点 在于此举是否合法。

该餐馆在推出”人乳宴“之前，曾向当地卫生监督所打过申请报告，区级卫生监督所认为很难把握，于是建议其上报省卫生监督所。湖南省卫生监督所认为，对”人乳宴“目前国家有关食品卫生管理法规未作任何规定，只能责成当地卫生监督所先调查，拿出处理意见。事实上，在此之前，卫生部卫生法制与监督司2000年5月19日曾签发‚关于人体母乳不能作为商品经营的批复‛，其内容是‚上海市卫生局：你局《关于人体母乳能否视为普通食品管理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现批复如下：人体母乳不是一般的食品资源，不能作为商品进行生产经营‛。因为该文件当时只是针对上海市卫生局有关人乳食品管理请示作出的批复，所以该批复此前只下发到了上海市卫生局。

长沙”人乳宴“推出前，并无就此举是否合法请示卫生部有关部门，当地卫生监督部门一直以为目前国家有关法规对”人乳宴"未作任何规定。但卫生部有关负责人指出，该批复虽然不具有法规、规章级的法律效力，但是是规范性文件，可以作为执法依据。

现在出现‚人乳宴‛问题的长沙卫生部门也已经拿到了该批复，因此，对于违反该文件的行为将按照《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定做出处理。该法第九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用非食品原料加工食品；第四十二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的，责令停止生产经营，立即公告收回已售出的食品，并销毁该食品，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以1000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卫生许可证。思考：作为一种行政规定，卫生部的批复是否具有法源创造力？

案例：比例原则

汇丰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案

哈尔滨市规划局为汇丰公司颁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同意其将临长江大街的2层楼房翻建为4层楼房。其后，汇丰公司又申请增建4层，但末获批准。1年后汇丰公司建成8层楼房一栋。规划局下达行政处罚决定，认定:汇丰公司超出批准范围属违法建设;大厦所在长江大街是历史名街，沿街建设要‚从整体环境出发，使新旧建筑互相 协调，保证完美的风貌‛，而该大厦5一8层遮挡了长江大街的典型景观天主堂尖顶，严重影响长江大街景观。

限汇丰公司60日内拆除大厦5一8层。汇丰公司请求规划局减少拆除面积，遭到拒绝后诉至法院。法院经现场勘察确认:凤凰大厦5一8层只有一小部分遮挡天主堂尖顶。

法院认为，大厦5一8层是违法建设，规划局有权责令汇丰公司采取补救措施，但应将拆除部分限于大厦5一8 层遮挡天主堂尖顶部分，其要求拆除5一8层整 体明显超出遮挡范围，额外增加了原告的损失，处罚决定显失公正。根据《行政诉讼法》第54条《城市规划法》第40条规定，法院判决将处罚决定变更为:拆除大厦5一8层一小部分，对违法建设其余部分罚款若干。

案例1：孙志刚案件

３月１８日，孙被作为三无人员送往收容遣送站。当晚，孙因‚身体不适‛被转往广州市收容人员救护站。２０日凌晨１时多，孙遭同病房的８名被收治人员两度轮番殴打，于当日上午１０时２０分死亡。救护站死亡证明书上称其死因是‚心脏病‛。４月１８日，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法医鉴定中心出具尸检检验鉴定书，结果表明，孙死前７２小时曾遭毒打。４月２５日，《南方都市报》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为题，首次披露了孙志刚惨死事件。次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转载此文，并开始追踪报道。６月５日上午，孙案开庭。６月９日孙案一审判决：主犯乔燕琴被判死刑，李海婴被判死缓，钟辽国被判无期。其他９名被告人也分别被判处３年至１５年有期徒刑。同日，孙案涉及的民警、救治站负责人、医生及护士一共６人，因玩忽职守罪，被分别判处２年至３年的有期徒刑。

孙志刚案件有关法律问题

1、该案涉及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1982.5国务院）违背了宪法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等保障人权的有关规定，并与《立法法》关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只能由法律规定的规定相抵触，应予改变或撤销，但是2000年立法法通过后，这一与国家法律相抵触的行政法规确一直沿用，直到孙志刚事件发生后到2003年7月才废止该办法，新出台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相应地‚收容管理‛所改成了‚救助管理站‛。2004年宪法修正案也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规定。2006年3月1日实施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取消了原《治安管理条例》关于劳动教养的规定。

2、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审查应纳入司法审查或建立违宪审查制度。孙志刚案件的快速处理和《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救助管理办法》的迅速出台，与舆论的监督和领导的多次批示有关，而不是按照法律程序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我国急需借鉴国外的司法审查制度或违宪审查制度，避免类似事件的发生。在我国，待改革的不仅包括户籍制度、劳动教养制度，还有进城务工人员的‚三证‛（务工证、计生证、暂住证）等制度。

3、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户籍制度不仅不利于人口的流动，而且成了少数部门通过暂住证的发放、管理、收容遣送等滥用职权和敛财的途径，本案应当追究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法律责任而没有或无法追究，我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任重道远。

案例一：某市农业局对贾某使用不干胶固定种子标签处罚被撤销案

【案例概述】

2003年2月18日，某市农业局发现贾某的种子经营门市部经营的农作物种子中，有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等3个品种的种子标签涉嫌违反《种子法》规定，执法人员现场进行了抽样取证，并查明：2003年1月，贾某从外地调进‚优838‛杂交水稻90公斤，‚农大138‛杂交玉米种子135公斤，‚单玉31‛杂交玉米种子45公斤，该批种子标签均用单一的不干胶印刷品固定于种子包装袋表面。某市农业局认为，贾某经营的3个品种的农作物种子标签不符合《种子法》第35条和农业部《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第15条第1款的规定，根据《种子法》第62条第（2）款项规定，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农业局于2月18日，向当事人贾某送达了《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告 知了农业局拟给予罚款8000元的处罚决定，当事人贾某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要求。农业局于2月26日向当事人贾某送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贾某不服农业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向某省农业厅申请行政复议。理由是：申请人经营的3个品种农作物种子标签分别标注了种子类别、品种名称、产地、质量指标、检疫证明编号、种子生产和经营许可证编号等事项。其中，作物种类、品种名称、生产商、质量指标、净含量、生产日期等采用不干胶印刷品固定粘贴在种子包装袋外，标注的内容、事项都符合《种子法》第35条和《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规定。法律也没有禁止使用不干胶印刷品制作种子标签的规定。申请人经营的种子没有违反种子标签规定。因此，请求撤销市农业局的行政处罚决定。

某省农业厅对被申请人的处罚决定进行了全面审查，并就‚能否用不干胶固定种子标签‛问题请示农业部。农业部对此作了答复：《种子法》第74条第5项规定，标签是指固定在种子包装物表面及内外的特定图案及文字说明。据此，只要相应图案或文字固定于种子包装物表面或内外，不易脱落，种子标签内容可以以不干胶图案或文字标示。

省农业厅复议后，撤销了某市农业局的行政处罚决定。【案例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问题。

行政处罚直接影响被处罚人的人身、财产权利，因此，对行政相对人实施处罚必须有明确具体的法定依据。《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没有法定依据的，行政处罚无效。这就要求农业行政机关必须正确理解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准确掌握应受处罚的行为范围，防止以推定、臆测的方式执法。

农业执法实践中，一些行政相对人在生产、经营中有所创新，一些行为与约定俗成的习惯或实践不同，但并没有明显违反法律、法规或规章的规定。多这种情况，大多数农业行政机关能够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和依法行政的角度出发。采取保护和鼓励的态度对待；但也有一些农业行政机关不能正确看待，不能正确理解法律的内容和精 神，基于各种考虑对相对人的创新行为进行制止，从而导致了‚不能处罚创造条件也要处罚‛的违法处罚法定原则的现象。本案就是这一现象的典型反映。

本案中，某市农业局能否对贾某以不干胶图案或文字标示种子内容的行为进行处罚，关键是看这一行为是否违法了《种子法》和《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的规定。《种子法》第74条第5项规定，标签是指固定在种子包装物表面及内外的特定图案及文字说明。农业部《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第15条规定，标签标注内容可直接印刷在包装物表面，也可制成印刷品固定在包装物外或放在包装物内。据此，看标签形式是否合法，关键看其是否固定于包装物外或放于包装物内。不干胶标签具有粘结性，粘贴于包装物外不易脱落，当然属于‚固定‛的一种情形，因此，其形式是符合《种子法》和《农作物种子标签管理办法》规定的。

判定不干胶种子标签是否合法，还要正确理解法律设臵种子标签制度的精神。种子标签的目的在于使购买者了解种子类别、品种名称、产地、质量指标、种子生产经营者等信息，选购适合自己购买的种子，本身并没有判定假劣种子的功能。因此，只要在购买时种子包装物上固定有关标签内容即可。不干胶种子标签当然符合这一要求，因而从这一角度考虑也是合法的。如果种子生产、经营者伪造、涂改标签，则构成独立的违法行为，或者构成生产经营假劣种子的行为，应适用其他条款进行处罚，但并不能以不干胶标签本身为由进行处罚。

除没有正确理解法律和规章的规定外，本案中某市农业局使用的直接处罚依据也是错误的。对于种子标签，《种子法》第62条只规定了两种应受处罚的行为：一是经营者的种子没有标签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本法规定的，二是伪造、涂改标签的行为，对标签形式并没有处罚规定。从这个角度来说，某市农业局的处罚也是于法无据的。

综上，由于某市农业局没有正确理解法律规定，对贾某的处罚没有法律依据，违反了处罚法定原则，因此省农业厅撤销了其处罚决定。

案例二：某县农业局对某镇农技站销售违规水稻种子处罚案 【案例概述】

2002年2月13日，某县农业局执法大队接到举报，称某 镇农技站涉嫌销售假种子。执法人员立即到现场进行检查，初步收集了相关证据，并依法立案调查。执法人员依法对涉 嫌未经审定的水稻种子进行异地登记保存，向当事人胡某出 具了《证据登记保存清单》，并依法制作了询问笔录，调取了当事人经销种子的证据。经查，某镇农技站于2月5日从某市一家种子公司购进XXX水稻种子150公斤。购货发票显示，该批种子货值金额为2,000元。

经查证核实，当事人违反了《种子法》第17条第1款之规定，经营的种子确属未经审定的水稻种子。根据《种子法》第64条的规定，拟对当事人经营未经审定种子的行为给予没收 XXX水稻种子，并给予1万元的罚款。某县农业局于2002年2月17日向当事人发出《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当事人胡某对拟作出的处罚决定提出了陈述和申辩。某县农业局根据当事人违法事实的情节和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了减轻其行政处罚的决定。执法人员制作了《行政处罚决定书》，主要内容如下：

受处罚单位名称：某县XX镇农技站，地址某县XX镇，法定代表人胡XX；

受处罚人姓名：胡XX，性别男，年龄57岁，工作单位某县XX镇农技站，地址某县XX镇。

经查，你(单位)经营的XXX未经审定，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第64条之规定。根据以上之规定，本执法大队决定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1、没收XXX种子；罚款3,000元(叁千元)。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当事人必须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缴纳罚款……

执法人员签名，单位盖章处为某县农业局。【案例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农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制作问题。

《行政处罚决定书》是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行政行为具备法律效力的表现形式。行政机关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行政处罚决定书这一法律形式，确定行政机关实施行 政处罚的法律效力，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全面反映案件的基本情况，应当写明下列事项：

1、当事人的姓名或者名称、地址；

2、违反法律法规的事实和证据；

3、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

4、行政处罚的履行方式和期限；

5、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6、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名称和作出决定日期。《行政处罚决定书》直接反映行政机关的办案水平和办案质量，应当按照《行政处罚法》的要求和《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的格式，规范制作。但在具体的执法实践中，有的行政机关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极不规范，或者漏写，或者多写；或者啰嗦，或者过于简单。以此案为例，在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

一、受处罚的主体单位或者个人不能混淆。此案农业局制作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填写的受处罚主体有两个，受处罚单位填写的是某农技站，受处罚个人填写的是胡XX。农业局处罚的对象到底是农技站，还是胡xx个人，搞不清。按照《行政处罚法》规定，受处罚对象可以是公民，也可以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但在接受行政处罚时，只能以一个主体出现。受处罚对象是个人行为的，就应当处罚个人，是单位行为的，就应当处罚单位。在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中不应该出现两个不同类的受处罚主体。有的案件可能涉及多人或者多个单位，但在处罚时，应当分别处罚，分别制作《行政处罚决定书》。

二、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部分的问题。这部分内容是 《行政处罚决定书》的核心，是对当事人违法行为的定性，是行政 处罚的基础。常见的问题有：

1、对当事人违法事实认定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表 述，或者表述不准确。有的执法人员随意给违法行为定性，甚至在法律上都找不到这个违法行为；有的表述不完整，掐头去尾或添枝，加叶；有的事实认定与处罚部分联系不紧密，甚至毫不相干。本案某县农业局决定对当事人在法定处罚幅度以下给予减轻处罚，但《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部分末写明减轻处罚的理由，造成事实与处罚脱节。

2、行政处罚的依据问题。行政处罚依据包括认定当事人行为违法的依据和给予行政处罚的依据两种。行政处罚依据应当写明法律名 称，具体引用条、款、项、目；有的当事人有两个以上违法行为，分别违反了不同的法律规范或者不同的条款，应当分别按照不同的法律规范私法律条款，对其违法事实、理由和依据分别表述，不能搅在一起。常见的问题是：有的引用法律条文时，只引条，没有具体到款、项；有的只写处罚依据不写违法依据，或者将处罚依据作为违法依据引用。如本案当事人经营未经审定种子的行为应当是违反了《种子法》第17条第1款关于品种审定的规定，但该行政处罚决定书》在认定当事人违反法律规定一栏，却引用了《种子法》第64条，而《种子法》第64条是违法第17条时的给予处罚的依据。本案《行政处罚决定书》在处罚依据一栏没有写明 法律规定条款，只简单填写根据‚以上‛规定，这种写法都是不正确的。

3、处罚决定机关和处罚内容部分的问题。

(1)决定处罚机关应当是农业局，表述和盖章都应当是农业局。本案的执法人员将决定处罚机关写成执法大队，下面执法机关盖章为县农业局。有的农业行政处罚文书中，调查取证盖执法大队或者其他公章，处罚决定盖农业局章，混淆了执法大队和行政机关的关系。在农业行政执法活动中，执法大队是农业行政机关的办事机构，对外执法必须以农业行政机关的名义进行，如以执法大队名义开展执法活动和实施行政处罚，就属于执法主体错误，主体错误作出的行政处罚，应当被撤销。

(2)处罚内容常见的问题：一是没有完全执行法律规定的种类处罚，如法律没有规定给予警告或者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行政机关却给予当事人警告或者没收违法所得等；二是没收的物品没有具体品种、规格、数量，有的写成‚没收违规经营的兽药(种子)‛等。如本案对当事人经营未经审定的种子依法应当予以没收，此处应当写明没收的未经审定的种子品种、规格、数量；三是罚款金额没有执行法律规定。如行政机关认定当事人有违法所得，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应当根据违法所得倍数给予罚款，但行政机关只写罚款XXX元，却不知罚款金额是如何确定的。

4、告知部分的问题。告知部分是固定的表述，行政机关只需要在空白处填上复议机关或者指定缴款的银行就可以了，不能随意变更 或者改变告知的时间和内容。本案中执法人员将法律规定的缴纳罚款的期限由15日改为60日的做法，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案例三：某县农业局对某供销社销售假农药处罚案 【案例概述】

1998年8月29日，某县农业局行政执法人员到某供销社门市部检查农药经营情况时，发现该门市部销售的‚瘟克星‛与某生物化工厂生产的‚瘟克星‛外包装等不一致，初步认定属于销售假农药的行为。执法人员当即开具保存通知，该门市部负责人钟某在保存通知的正副本上签字。保存通知书中载明保存物品为‚瘟克星‛85包，每包60克。农业局执法人员用纸箱装好将保存物运走，一直保存至开庭。9月28日，某县农业局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该门市部经营假农药‚瘟克星‛，违反《农药管理条例》第31条之规定，依据《农药管理条例》第42条，决定：(1)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2)没收‚瘟克星‛农药85包；(3)没收违法所得345元，并处罚款3,105元。该供销社不服，向某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某县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庭审中，县农业局出示了1998年8月29日封存的85包‚瘟克星‛农药，经当庭检验，纸箱上贴有加盖农业局印章的封条，完整未启封。原告当即指出8月29被保存的‚瘟克星‛纸箱上未贴封条，且也不是这种纸箱。经当庭清点，纸箱内装‚瘟克星‛农药86包。此外，农业局还出示了某生物化工厂的传真件和三份没有原告签字的笔录。其中，1998午8月29日的‚农药管理现场检查笔录‚载明：‚经检查查获该供销社门市有经营假‛瘟克星‚农药的行为，并查封收缴了85包；9月14日‚农药质 量监督行政相对人陈述申辩笔录‛记录的陈述申辩主要内容为：‚我只从某县购进一件(200)包假‚瘟克星‛农药，如要罚款，只要罚单开来，我就会交钱给你，没什么可申辩的。‛1998年9月28日，农业局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在送达回证备考栏记载‚送达时，受送达人拒绝签名时说，就出了一件假‘瘟克星’，你们处理这么重，我就不签名。‛但该门市部对上述三份未签名的笔录不予认可，并认为这些笔录是县农业局事后单方制作的。某县人民法院认为，县农业局对其封存的‚瘟克星‛农药是否为该门市部所销售的‚瘟克星‛农药及是否为假冒的‚瘟克星‚，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予以证明，且对认定的违法所得数额亦未提供计算依据。另外，在执法程序上也有不当之处。据此，县农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1款第2项之规定，撤销县农业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县农业局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

二审诉讼期间，县农业局向法庭提交某农药检定机构1999年5月5日出具的证明传真件。二审法院经审理后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被上诉人在二审前提交的证据违反行政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不予采纳。依法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农业行政机关作出行政处罚时，必须做到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的问题。

本案中，某县农业局败诉的直接原因是其作出的行政处罚的依据不足且严重违反了法定程序，具体表现在：

一、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首先，根据《农药管理条例》第31条规定，假农药是指以非农药冒充农药，以此种农药冒充他种农药，或者所含有效成分的种类、名称与产品标签或说明书上注明的农药有效成分的种类、名称不符。该门市部销售的‚瘟克星‛农药是否是假农药，不能仅凭农药外包装存在不同即作出认定。《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26条规定，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在调查案件时，对专门性问题，交由法定鉴定部门进行鉴定。某县农业局没有将封存的农药送有关部门鉴定，致使其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的违法事实的主要证据不足，被人民法院认定为事实不清。

其次，执法人员现场封存‚瘟克星‛农药时没有让门市部负责人在封条上签字或者加盖门市部印章。另外，封存通知上登记的封存物品数量与庭审启封实际数量也不符。因此，原告在庭审时否认了该物证的法律效力。再次，农业行政执法人员制作的三份笔录均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门市部负责人承认其经销假农药的事实，但均无门市部负责人的签字。因此，在庭审时原告予以否认，致使该书证没有被法院采信。

第四，二审期间，县农业局向法庭提交的证据是在行政处罚后取得的，违反了行政诉讼法‚先取证、后裁决‛的原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30条关于‚被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后自行收集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根据‛的规定。因此，二审法院对该证据没有采纳。

二、程序问题

《行政处罚法》第31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农业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32条也规定，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对案件处理意见书审核后，认为应给予行政处罚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制作违法行为处罚通知书，送达当事人；告知拟给予的行政处罚内容及其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可以在三日内，进行陈述和申辩。本案县农业局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没有制作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送达门市部，其行为违反了上述规定，被人民法院认定法定程序违法。

综上，某县农业局对该供销社门市部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主要证据不足，程序不合法，一、二审判决撤销该行政处罚决定是正确的。

第二篇：行政法案例分析

本科生课程作业

作业题目 案例分析：“上访妈妈被教养”—由“唐慧案”分析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

学生姓名 梁栋学号1040450324 专 业 公共管理 年级大三 指导教师常亮 老师

学院 人文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教务处制

2013 年 7月

案例描述

笔者7月14日晚翻阅微博时得知自2006年以来备受人们关注的“唐慧案”---上诉永州市劳教委二审将于7月15日上午九点开庭审理，想必每一个对这件案件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会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情和湖南省最高人民法院将作出惩恶扬善公平宣判的期待。15号中午，宣判已出：唐慧“胜诉”，获赔2641.65元人民币，同时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唐慧被劳教”始于7年前轰动一时的“湖南永州幼女乐乐(化名)被逼卖淫案”。2006年10月，乐乐被秦星、陈刚等人诱骗，强奸并卖入色情场所，此后被逼卖淫100多次，2012年6月，在历经两次发回重审，前后4次判决后, 乐乐母亲唐慧终于等来终审判决:色情场所老板秦星、周军辉两被告被判死刑，4人被判无期徒刑，另有1人获刑15年。唐慧认为当初包庇秦星等被告人的涉案民警仍逍遥法外，于是不断上访，要求惩处她所指称的包庇被告人的执法人员。然而2012年8月1日，唐慧却突然被永州市公安局以其在上访过程中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行为”为由，处以劳教一年半。

案例现象中反映出的问题描述

该案件带给我们感性意义上的直观感受便是法律的惩恶扬善公平公正原则被严重亵渎，暂且不去论本次二审的结果之是否够公平、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所秉承的正义性，单就唐慧提出二审上诉的动机和源头---永州市劳教委以不成立证据和缘由判处唐慧接受劳教一年半这一现象，便可觉得有失公正、其合法性仿佛全然得不到踪迹。

那么我提出的问题便是，劳教制度在当代已越来越成为行政权扩大化、集中化、随意化的反映；结论便是，改革劳教制度势在必行。

案例中所蕴含的学术性问题和相关行政法学知识

接下来笔者便从案例所反映现象背后的内涵和法理知识来探索行政法意义上劳教制度的详细内容和劳教制度之所以为舆论所诟病的深层原因。（注：观点来源于笔者的个人看法并结合课程中的理论观点，参考了文献张兴华《法治视角下的现代劳动教养制度》以及文献《改革劳动教养如箭在弦》佚名）

（一）劳教制度其存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处罚

我们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中已经学习到劳教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处罚，而行政处罚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那么这一行为便涉及到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概念和范畴。具体到唐慧案件中来，行政主体即是永州市劳教所和永州市公安局，行政相对人即是唐慧本人。

展开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行政处罚的概念和劳动教养的实施之条件和范围。所谓行政处罚，是指行政处罚是指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尚未构成犯罪给予法律制裁的行政行为。劳动教养作为行政处罚中“人身罚”中的一种，有其实施条件和范围。劳动教养的适用法律有《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法律。劳动教养一般是由劳动教养机关实施并针对以下行为（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但凡稍微懂法的人一看便知，唐慧的任何行为均未满足上述六项基本条框的任何一个方面；相反，唐慧的行为是为了行使其合法权益，而在此情况下行政机关非但未按照其合法程序给予唐慧应当所取得帮助，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唐慧下达了实施劳动教养的处理决定。可以说这次处罚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三款第一项的规定，劳教所的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明显是不适当的。劳教机关或公安机关在作出决定甚至处罚之前应当清晰劳动教养的性质，劳动教养的根本目的是为教育改正违法未犯罪人员的行为的，而非为处罚而处罚。劳动教养虽然是有法律根据的行政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的行政案件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这一点却相当困难，很多情况下行政主体都会歪曲或改变行为的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贸然做出决定，而且这种决定在多数情况下在相对人的后期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往往会被驳回、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行政主体不是在实施一种有法可依的执法行为，而是在将行政权给予扩大化。扩大行政权必然带来行政主体和普通公众利益的对立，权力和地方资本的结合便会发生效力----直接效果表现为对公众利益的剥夺和地位的压制。唐慧案件就是对这一解释的最有力再现。

（二）多数情况下劳教制度违反《立法法》而成为打击报复的工具

笔者关注于建嵘实名认证新浪微博很久，于建嵘曾公开发布了许多劳教警察的来信：称其所在的劳教所称其所在的劳教所曾因年龄大身体不适合拒收一名多次上访者，地方政府为了不让他再上访，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迫，使我们接收。对多次非正常上访行为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符合劳教条件的，将予以劳教，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规定和要求。“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两次劳教,，三次判刑”。劳动教养是为劳动的方式达到教育改正的目的而非为了处罚而劳教，有的地方政府部门甚至给出了4年甚至更多的拘役年份处罚，这显然比对应的刑事处罚还要严重。所以此举往往会在无形之中违反《立法法》的精神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意志。《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立法法》也规定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劳教所之所以会针对唐慧下达一年6个月的劳动教养处罚，笔者推测多数是因为唐慧在逐次上诉案件中看穿了权力关系的腐败而提出了有关威胁其利益的上诉请求，权力关系人在此情况下运用劳动教养的方式实施打击报复。

（三）程序不公开成为拉动教养的致命死结

唐慧事件暴露了这个程序性的问题，在很短的时内用内部的方式就可以限制一个人的自由。这主要是由于劳教的审批权转给了公安机关，完全是封闭式的汇报审批，不公开，也不能保护，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时，劳教制度的初衷是针对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惩治，但是现在劳教的处罚力度却高于刑事处罚。对于未来的劳教制度的存废，我认为国家可以对现行的劳教制度做一些改革，尤其是程序性的改革。同时，关于劳教决定书公开的问题，现在法院的判决书都要在网上公开，行政处罚也要公开，这样就方便了社会更好的监督，从而减少劳教的错案发生率。我认为从法律上讲，行政主体应当在作出处罚的时候告知或提醒相关利害人有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在他们申请的前提下担任主持并按合法程序召开听证会，保证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权。邀请多方相关利害人参与听证可以明显增强决定的透明度和公正客观性。

（四）唐慧案揭露了国家司法制度捉襟见肘

唐慧案始于上访的无人受理、延误受理和怠慢受理，一些地方信访部门为了息事宁人，对一些事件的处理无原则无底限。地方长官对信访系统的工作思路表现出的结果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有句话说，有刁官才会有刁民，这是很有道理的。在权力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绝对弱势。每一个需要通过公权力办事的人，唯有主动地遵循权力潜规则，才最有可能遂意。弱势群体为了实现目的就得审时度势，是闹是笑，是刁是贿全凭形式需要。从法治的精神和规律来讲，社会纠纷要有多元化化解机制且必须由司法终局解决。也就是说，这类问题最终要由法院说了算，不应当再有其他途径推翻司法裁判，其他各权力部门不应该乱插手。唐慧案中，本来一审湖南最高院已作出相对比较公正的判决，后来却因为其他部门的介入在二审被驳回。这既是权力关系的相互勾结也是司法终局制的缺失。

结论

唐慧案件及其所反映的问题绝非特例，具有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性。网络搜索关键字“劳教制度”，关于对劳教制度的吐槽和废除或改革的建议以及观点甚嚣尘上，此起彼伏。现象具有特殊性，但是道理却具有同一性。通过对唐慧案件的分析我总结如下：

短时间内废除劳教制度是不可能的，它已渗入到国家制度的各个层面，作为权力组织的特有工具和统治阶级的代表相融合。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尝试：

1、劳动教养在由公安机关决定的时候要确保有效监督，在审批过程中，由于劳动教养并不是作为一种司法程序被设计，并没有考虑抗辩双方的平衡，被处理对象的意见也没有机会充分表达。这就表明在作出行政处罚的时候，保证相对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必须要提上日程。

2、公务人员的为民服务意识、人民公仆意识要时刻武装头脑，杜绝权力关系的非法性相互作用，不要让权力成为公务人员和公务系统打击报复的工具。维稳应当采取疏通、教育、救济等有效合法的方式切忌不要动用公权力来非法维稳，牺牲公众利益的做法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一种选择。

3、确保听证制度在行政处罚中的使用频率，听证制度不是一种必需却很有必要。

4、有法学背景的专家学者建议要出台《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必要，现有法律能够做到对违法犯罪行为、轻微违法行为的有效调整：对普通的治安行政违法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涉嫌刑事犯罪行为则依《刑法》进行处置，即便出现新的问题，也完全可以在《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内寻求解决途径。因此，应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定程序废止劳动教养的相关规范，彻底终结劳动教养制度。

第三篇：行政法案例10

【案例标题】丰祥公司诉上海市盐务局行政强制措施案

【终审日期】2002.05.2

4【调解日期】 打印大 中 小

【全文】

丰祥公司诉上海市盐务局行政强制措施案

原告：上海丰祥贸易有限公司，住所地：上海市奉贤区柘林镇。

法定代表人：金雪才，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上海市盐务管理局，住所地：上海市石门二路。

法定代表人：唐清华，该局局长。

上海市盐务管理局(以下简称盐务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扣押强制措施，认定：上海丰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丰祥公司)违反《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在不具有经营工业盐资格的情况下，从外省市调入工业盐至本市。根据《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丰祥公司作出了扣押工业盐共计300吨的行政强制措施。丰祥公司不服，向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我公司经工商登记，具有工业盐的经营资格，于2001年5月11日从山东调入工业盐300吨。因运输在途时间，该批盐于5月16日抵沪。盐务局却以我公司违反尚未生效的《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为由进行扣押。因该规定没有溯及力，盐务局的行政扣押行为没有法律依据，故要求撤销盐务局作出的暂扣行为。

被告辩称：《上海市盐务管理若干规定》于2001年3月26日发布，5月15日施行。丰祥公司明知该规定的内容，却违反规定，在该规定施行后将工业盐调入上海。况且，丰祥公司已不具有工业盐的经营资格。我局对丰祥公司违法调入的工业盐采取扣押措施，有执法依据，请求维持该扣押行政行为。被告盐务局向法庭提供以下事实证据：

1．济南铁路局货物运单三份，证明从潍坊市寒亭区央子镇第一盐厂发往丰祥公司的工业盐重量总计为180吨，到站为上海金山卫西站，到达日期为5月16日。

2．上海铁路局货物运单两份，证明从安徽省定远县盐矿发往丰祥公司的工业盐重量总计为122吨，到站为上海金山卫西站，到达日期为5月16日。

盐务局以上述五份货物运单证明丰祥公司将工业盐从外地调入本市的违法行为。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原告丰祥公司分别从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央子镇第一盐厂、安徽省定远县盐矿调入工业盐共计302吨，于2001年5月16日到达上海铁路局金山卫西站。被告盐务局认定丰祥公司在不具备经营工业盐资格的情况下，擅自从外省市调入工业盐至本市，违反了《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遂于2001年5月21日对丰祥公司作出盐业违法物品扣押强制措施，并将(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封存、扣押通知书》送达丰祥公司。丰祥公司对该强制措施不服，向上海市商业委员会提起行政复议，上海市商业委员会于2001年8月21日作出沪商复决字(2001)第1号行政复议决定，维持了盐务局的扣押行为。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认为：

盐务局作为政府主管部门，依法具有查处盐业违法案件的职权。盐务局认定丰祥公司从外省市调入工业盐至本市，有货物运单为证，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丰祥公司认为其调盐行为发生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施行之前，不适用该规定的理由不足：因为丰祥公司将盐由外省调入本市，是一种持续行为，该行为应以货物运至本市后为完成。由于该行为完成时，《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已施行，盐务局适用该规定及《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的有关规定，对丰祥公司调入本市的工业盐予以扣押，并将扣押通知书送达丰祥公司，适用法律正确，执法程序亦符合规定，并无不当。

据此，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于2001年12月29日作出判决：

维持上海市盐务管理局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宣判后，丰祥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丰祥公司上诉理由是：一审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不当。《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

第一款与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相抵触；上诉人不是盐业违法案件当事人，不能

适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案不适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本案购盐合同的成立时间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实施之前，故该规定对本案没有溯及力，即便有溯及力，按照该规定盐务局也不具有查处工业盐违法案件的职权。故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撤销盐务局的行政扣押行为。

盐务局辩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我局具有查处工业盐违法案件的职权；丰祥公司将工业盐非法调入本市，是一种持续的行为，该行为的完成发生在《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实施之后，故该规定对上诉人的违法行为具有效力。请求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丰祥公司对一审法院认定其由外省市将工业盐计302吨调入本市的事实无异议。

庭审中，盐务局就其具有扣押违法经营工业盐的职权，向法院提供了以下法律依据：

1．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规定：“轻工业部是国务院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盐业工作。省及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盐业工作。”

2．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各级盐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立盐政执法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的盐政执法工作。”

3．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上海市盐务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据《食盐专营办法》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管理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食盐专营工作，组织本规定的实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领导。”

丰祥公司在质证意见中认为：《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定盐务局只负责“食盐专营工作”，盐务局对工业盐经营没有执法主体资格；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只是部门规章，没有授权执法主体资格的权力。

盐务局则认为，《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中规定了盐务局是市政府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盐务局对食盐、工业盐的专营工作均有权管理。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轻工业部是国务院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全国盐业工作。省及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盐业行政主管部门，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盐业工作。”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七条规定：“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设

立盐政执法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的盐政执法工作。”根据以上国务院、轻工业部的法规、规章的规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制定了《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其中第四条规定：“上海市商业委员会是本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上海市盐务局是市人民政府依据《食盐专营办法》授权的盐业主管机构，负责管理本市行政区域内的食盐专营工作，组织本规定的实施，并接受市商委的领导。”因此，本市盐业行政主管部门是市商委，而非盐务局。盐务局只能负责管理食盐专营工作，并无对本市工业盐的经营、运输进行查处的职权，不具有作出封存、扣押违法经营工业盐行政强制措施的执法主体资格。

庭审中，盐务局就其作出具体行政行为提供以下法律依据：

1．轻工业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盐业违法案件当事人有隐匿、销毁证据可能的情况下，对违法物品，盐政执法机构可予以先行封存、扣押，并向当事人出具封存、扣押通知书。”

2．《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第一、二款的规定：“食盐和纯碱、烧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用盐由市盐业公司统一经营”，“根据方便供应的原则，市盐业公司可以委托取得食盐批发许可证的企业销售食盐和纯碱、烧碱工业用盐以外的其他用盐；未受委托的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销售”。二审庭审中，盐务局未能提供丰祥公司有“隐匿、销毁证据可能的情况”的事实证据。

丰祥公司认为，其有权经营工业盐，并且既非盐业违法案件的当事人，也没有隐匿、销毁证据的情况，《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的情况不适用于该公司。根据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未设盐业公司的地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单位统一组织经营。《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与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的规定相抵触。

盐务局则认为，《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与《盐业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并不抵触，根据国家轻工业局盐业管理办公室中盐政[2000]109号《关于对上海市盐务管理局＜关于请求解释“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的请示＞函复函》的答复内容，市盐业公司统一经营包括工业盐在内的盐业产品，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统一经营盐产品的采购和经销。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盐务局未能提供丰祥公司有“隐匿、销毁证据可能的情况”的事实证据，故盐务局适用《盐业行政执法办法》第二十四条对丰祥公司作出扣押工业盐的强制措施，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不当。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食用盐，国家储备盐和国家指令性计划的纯碱、烧碱

用盐，由国家统一分配调拨。”本案涉及的是工业盐，不属上述条文规定的由国家实行统一分配调拨的盐类范畴。《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规定：“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未设盐业公司的地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单位统一组织经营。”根据丰祥公司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丰祥公司具有经营工业盐的经营范围，属可经营工业盐的公司，有权经营工业盐。故盐务局根据《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第十四条的规定作出具体行政行为，属于适用法律、法规不当。依据《盐业管理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本条例由轻工业部负责解释，盐务局提供的中盐政[2000]109号《关于对上海市盐务管理局＜关于请求解释“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经营”的请示＞函复函》系国家轻工业局内设机构盐业管理办公室的文件，国家轻工业局盐业管理办公室无权对《盐业管理条例》作出解释，且该复函亦未对外公布，故对外不具有法律效力。

综上，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中盐务局未能提供丰祥公司有违反相关食盐管理的事实证据，且对工业盐不具有封存、扣押的执法主体资格。盐务局作出扣押丰祥公司工业盐的行政强制措施，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该具体行政行为不合法。原审法院判决维持具体行政行为，属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法规错误。丰祥公司的上诉请求，应予支持。据此，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第2目和第六十一条第(三)项的规定，于2002年5月24日判决：

一、撤销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2001)静行初字第71号行政判决；

二、撤销上海市盐务管理局于2001年5月21日作出的(沪)盐政[2001]第9号盐业违法物品扣押行政强制措施。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共计人民币200元，由上海市盐务管理局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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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案例分析(行政法2010)

1.行政主体是警察所在公安机关2.行政相对人海归女硕士3.警察行使得行政职权是行政处罚4.海归女硕士被治安拘留妨碍警察执行公务

关某是运煤司机，一日运煤经过309国道某省地区路段设立的交通检查站时，交通站执勤人员宋某„„1.宋某没有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者身份2.宋某没有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根据3.实施处罚时没有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4.实施处罚没有告知当事人申请复议和诉讼的权利5.没有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6.实施“态度罚”，滥用自由裁量权7.收取罚款却没有向当事人出具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 某电子公司违法经营，某市某区工伤分局决定由工作人员王阿根、钱三毛„1.没有当事人的请求，不能主动举行听证会

2.因涉及商业秘密，当事人又提出申请，听证会不应当公开举行3.主持人王阿根是本案的调查人员，应当回避4.听证会上主持人不能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应在会后由行政机关根据听证会的具体情况作出5.听证不能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 团土地使用权„1.宋某行为违法 2.镇政府处罚违法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明确了处罚这类违法行为的有权行政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上述案例中，镇政府可向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举报或建议予以处理，但其本身并不享有对该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镇政府的行为明显超越自己职权因而是不合法的。李某到山林中捉野兔，被某县林业局所设立的护林防火检查站的工作人员„1.行政主体县林业局2.行政相对方李某

3.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县林业局、李某4.护林防火检查站不属于派出机关，它行使的行政职权的性质是行政处罚权 生育法规为由，将孙某、蔡某夫妇家的一台„1案中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孙某、蔡某夫妇和镇政府2.镇政府行为违法，按照法律规定，镇政府没有权力扣押相对人财产、限制相对人人身自由

办理驾驶执政被拒„1.所涉及到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深圳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樵某2.深圳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行使行政职权性质属于行政许可3.粤公、通字【2006】376号性质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其他规范性文件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理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了驾驶执照申领的条件是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广东省公安厅、交通厅联合下发文件对颁发驾驶执照的行政许可增设了条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理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因而是违法的。

深圳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拒绝给樵某申领驾驶执照行为，依据为违法的地方其他规范性文件，因而是违法的，适用法律错误，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王某生于1990年5月，自幼父母离异，跟随母亲一起生活。1999年，王某母亲改嫁后„1.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当事人王某聚友 下列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王某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王某出生于1990年5月，至行政机关对他处以行政处罚的2006年9月时，王某才16周岁，符合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规定。王某是受他人胁迫才有违法行为的，因此也应从轻或减轻对他的行政处罚。王某有立功表现。王某协助公安机关将违法人员马某抓获，配合了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的活动，也是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况之一2.考虑违法行为人违法不同情节给予具体裁量，进行从轻会减轻处罚，体现了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的原则。

第五篇：行政法典型案例（范文）

某市通讯器材厂于2009.8.15向该市城市管理监察大队申请装修该厂门面，结果同意它在厂房外墙0.3米内进行装修，但该厂超出了这一范围，该市规划管理局的执法机构——规划管理处发现后，认为该厂装修门面虽经城管部门审批同意，但未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属违章建筑，且已超出了城管部门的审核范围，影响了人行道的使用，便于

9.16、9.22和10.15三次向该厂送达了违法建筑通知书，但该厂不予理睬，继续施工。10.21市规划管理局向该厂送达了某规处字（2009）第13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加盖了城市规划管理处的印章，内容是①限通讯器材厂接到处罚决定书15日内拆除非法建筑②罚款3000元。

问：市城市规划处的这一行为是否合法，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