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法案例分析重点

第一篇：行政法案例分析重点

行政不作为：就是指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有积极实施行政行为的职责和义务，应当履行而未履行或拖延履行其法定职责的状态。认为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未履行具体的法定作为义务，并且在程序上没有明确意思表示的行政行为。所谓行政中的“不作为”行为，是基于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符合条件的申请，行政机关依法应该实施某种行为或履行某种法 定职责，而行政机关无正当理由却拒绝作为的行政违法行为，亦称“不作为违法”或“消极违法”行为。行政不作为定义：违法的行政不作为可以构成行政侵权。违法的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有积极实施法定行政作为的义务，并且能够履行而未履行的状态。此定义主要有以下两层含义：为义务，不是其他义务。行政作为的义务来源于法律的明确规定，根据中国的行政组织法，各行政机关都有法定职责，同时，也有要求行政机关的履行法定职责时遵守法定程序的义务。在实体上的行政义务，主要是要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人应尽到保护的职责；在程序上的义务，由于中国行政程序法典尚未出台，行政程序的法定义务主要散见于各单行法律、行政法规及行政规章中，如行政处罚法中规定的行政机关在实施行政处罚过程中的表明身份的义务，告知的义务，听取申辩和陈述的义务等。

其次，行政不作为违法以行政主体没有履行法定作为义务为必要条件。行政主体的不履行法定义务表现为，行政主体没有作出任何意思表示，或不予接受、迟延办理。如在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面临人身权、财产权遭受侵害时，具有相应法定职责的行政机关予以拒绝或不予答复。再如行政机关对行政相对方提出的保护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申请明确表示不履行或虽然未明确表示不履行但超过法定期限仍不履行，即在法定期限内，既不表示履行也不表示不履行。这里的“不履行”不是行政主体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是有履行能力却故意未履行、延迟履行。

表现形式：行政“不作为”：其表现形式大致有拒绝履行、不予答复、拖 延履行，它与行政中“乱作为”一样，都将可能侵犯或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如何界定：理论界大体有四种主张：程序说主张，应从行政程序方面区分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只要行政主体作出了一系列的实质性程序行为，即表现出积极的作为状态，无论该行为在实质内容上反映的是„为‟或„不为‟，都应该是行政作为，反之就是不作为。因此，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主体负有作为的法定义务，并有作为的可能性而在程序上逾期有所不为的行为。（黄志强《行政不作为相关法律问题探析》）；实质说主张，行政不作为是行政主体消极地不做出一定的动作，但要分方式的不为和内容的不为。方式有„为‟，但反映的内容是不为，则是形式上有„为‟而实质上„不为‟，也是不作为。“（陈小君、方世荣《具体行政行为的几个疑难问题识别研析》）；违法说主张，在行政违法理论中，没有合法的不作为。行政不作为就是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指行政机关、其他行政公务组织或公务人员负有法定的作为义务却违反该规定而不履行作为义务的行为。（杨解君《行政违法论纲》）；评价说主张，讨论行政不作为以及对其提起诉讼的前提是不作为存在着违法的可能性，而非 现实性，行政不作为违法只能是审查后的结果，而非提起审查前的结论。构成要件：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问题，当前学术界通行两种主张。一种主张是，行政不作为由“行政主体具有作为义务、行政主体具有作为的可能性、行政主体在程序上表现为有所不为”三个要件构成（匿名《行政不作为相关法律问题探析》）；一种主张是，行政不作为的违法要件除了需要具备行政违法行为的一般构成要件，如学者言及的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件以外，行政不作为行为还有自身的特有要件。行政不作为的特有要件包括必备构成要件（“法定的作为义务、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履行义务的必要性”三要件）和选择构成要件-相对人的合法申请（匿名《试论行政不作为之诉中的原告主体资格》）。本人认为，上述两种主张都值得商榷。就两种主张的共同不足看，一是“行政主体具有作为（履行义务）的可能性”成为构成要件，既缺少法理（法律）依据，也易让行政主体找到行政不作为的堂皇理由，使真正的行政不作为逃离司法监督或行政监督。二是从程序上看，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行政不作为成熟与否的分界点在于，是否在一定期限内有所作为。期限问题当属构成要件之一。另外，在后一主张下，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不仅过多过滥、逻辑层次复杂，而且部分要件难以成为“要件”，如主观要件，认定行政不作为是否成立时，并不需要考查行政主体有无故意或过失。从学理探究与立法实践相结合、相统一的角度出发，本人认为，行政不作为的构成要件有三个：申请要件、职权要件、期限要件。

行政赔偿概念行政赔偿的概念：

行政赔偿是指行政主体违法实施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由国家承担的一种赔偿责任。它具有下列特征：

第一，行政赔偿因行政主体而引起。只有行政主体才享有行政权，才能实施行政行为，才能构成行政赔偿。当然行政主体是由行政人员组成，行政行为是经行政人员作出。因此，行政主体往往具体化为有关的行政人员。没有行政主体，就不能构成行政赔偿。司法机关作为司法权主体，行政机关作为机关法人、行政人员作为公民等而引起的赔偿，都不是行政赔偿。

第二，行政赔偿因行政行为而引起。只有行政行为，即行政主体行使行政权、执行公务的行为，才能构成行政赔偿。非行政行为，如立法机关的立法行为、司法机关的司法行为，行政机关的民事行为及行政人员的个人行为等，均不能构成行政赔偿。

第三，行政赔偿因行政行为违法而引起，只有违法行政行为才能构成行政赔偿，合法行政行为不能构成行政赔偿。行政赔偿仅以客观上行政行为违法为要件，而不以行政主体主观上是否有过错为要件。

第四，行政赔偿因行政主体违法行政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而引起。首先，违法行政行为侵犯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违法行政行为只有在侵犯了相对人合法权益即属于行政侵权行为时，才能构成行政赔偿。如果侵犯的不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则不能构成行政赔偿；如果没有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如有利于相对人的违法减免税，就不能构成行政赔偿；如果剥夺的是相对人的非法利益，也不能构成行政赔偿。其次，行政 侵权造成了实际损害，如果违法行政行为未造成实际损害，如不举行听证但未影响相对人实体权利义务的行政行为，或者该行政损害不是由该行政行为造成，如由于相对人本人过错造成，则不能构成行政赔偿。

最后，行政赔偿责任由国家承担。行政主体由国家设立，其职能属国家职能，行政权也属国家权力，行政主体及其行政工作人员行使职权所实施的职务活动，是代表国家进行的，本质上是一种国家活动，因此，行政主体违法实施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并造成损害的，应由国家承担赔偿责任，并不是由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承担赔偿责任。但正如行政主体代表国家行政职权一样，行政主体也是国家向受害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代表即赔偿义务人。、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与构成要件 行政赔偿的归责原则，为从法律上判断国家应否承担法律责任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与标准，它对于确定行政赔偿的构成要件及免责条件、举证责任等都具有重大意义。1994年《国家赔偿法》颁布以前，我国法律界对这一问题一直争论纷纷，分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意见：

1、过错原则。这种意见认为，判断行政主体的行为是否合法及要不要赔偿，应以该行政主体做出该行为时主观上有无过错为标准。有过错，就要赔偿；无过错，就不赔偿。这种意见考虑了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行为时主观上的不同状态，区分了合法履行职务与违法侵权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无疑是有意义的，且符合普通群众的心理习惯，容易为人接受。但这种观点实施起来却较困难。因为要认定一个行政机关这样一个组织体有无过错是很困难的，它不象认定一个人有无过错那样容易，这样在实践中可能导致大部分受到侵害的公民事实上得不到赔偿，悖离了过错原则的本意，也不符合国家建立行政赔偿制度的初衷。

2、无过错原则。这种意见主张不论行政机关行为时主观上有无过错，只要结果上给公民造成损害，就要承担赔偿责任。无过错原则的好处在于克服了过错原则要考察机关主观过错的困难，简便易行，也利于受害人取得赔偿。但无过错原则无法区分国家机关的合法行为与违法行为，把赔偿与补偿混为一谈，这是不可取的。

3、违法原则。所谓违法原则，是指行政机关的行为要不要赔偿，以行为是否违反法律为唯一标准。它不细究行政机关主观状态如何，只考察行政机关的行为是否与法律的规定一致，是否违反了现行法律的规定。这一原则既避免了过错原则操作不易的弊病，又克服了无过错原则赔偿过宽的缺点，具有操作方便、认定精确、易于接受的特点，因而是一个比较合适的原则，为我国颁布的《国家赔偿法》所接受。该法第二条规定：“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受害人有依照本法取得国家赔偿的权利”，就是对违法原则作为行政赔偿基本归责原则在立法中的明文规定。

因此，无论行政机关在作出职权行为时有无过错，只要其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且因此给相对人造成损失，就应承担赔偿责任，而不管其主观上有无过错。受害人也无须证明作出行为的行政机关或其工作人员有故意或过失，只要行政机关无法证明其实施的行为合法就要无条件地予以赔偿。

归责原则虽然是判断责任构成的“最后界点”，但 是，单凭归责原则，还是无法合理、全面地判断出行政主体实施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责任的。这就需要有较之于归责原则更加具体和明确的责任构成要件。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的规定，行政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由行政主体、行政违法行为、损害后果和因果关系四个部分构成。

2、职务违法行为。所谓职务违法行为是指违法执行职务的行为。它是行政赔偿责任中最根本的构成要件。在这个概念中，需要说明的是：

（一）什么是违法；

（二）什么是“执行职务”。对此，我国国家赔偿法未作规定，理论界认识也不一，但从行政赔偿的立法精神看，“违法”应包括违反宪法、法律、行政法规与规章、地方性法规与规章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我国承认与参加的国际公约等。“执行职务”的范围应既包括职务行为本身的行为（如工商管理部门违法吊销许可证和执照），亦包括与职务有关连而不可分的行为（如讯问案件时，警察刑讯逼供、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在执行公务途中违反交通规则将他人撞伤）。

3、损害后果。确立行政赔偿责任的目的在于对受害人受到的损害进行赔偿。因此，损害的发生是行政赔偿责任产生的前提。损害包括人身损害与财产损害、物质损害与精神损害、直接损害与间接损害。需要指出的是，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损害仅指物质损害与直接损害，而不含精神损害与间接损害。

4、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联接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的纽带，是责任主体对损害后果承担赔偿责任的基础与前提。如果缺少这种因果关系，则行为人就无义务对损害后果负责。因果关系的苛严程度会直接影响到相对人一方合法权益救济的范围，我国行政赔偿责任构成要件中的的因果关系应采取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呢？理论上歧见纷纷，但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采用直接因果关系，即指行为与结果间存在着逻辑上的直接关系，其中行为并不要求是结果的必然的或根本原因，但应是导致结果发生的一个较近的原因，至于其关联性紧密程度，则完全要依据案情来决定。

行政赔偿的当事人、范围、方式及程序

（一）行政赔偿的当事人。行政赔偿的当事人包括赔偿请求人和赔偿义务机关。

1、赔偿请求人，这是指有权要求赔偿的受行政行为侵害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受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公民死亡，其继承人和其他有抚养关系的亲属有权要求赔偿。受害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有权要求赔偿。、赔偿义务机关。这是指实施行政行为侵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有义务代表国家承担赔偿责任的行政主体。我国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主体行使职权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该行政主体为赔偿义务机关。两个以上行政主体共同行使职权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共同行使职权的行政主体是共同赔偿义务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在行使授予的行政权力时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被授权的组织是赔偿义务机关。受行政主体委托的组织或者个人在行使受委托的行政权力时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委托的行政主体是赔偿义务机关。赔偿义务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主体是赔偿义务机关；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主体的，撤 销该赔偿义务机关的行政主体是赔偿义务机关。经复议机关复议的，最初造成侵权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赔偿义务机关，但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加重损害的，复议机关对加重的部分履行赔偿义务，是共同赔偿义务机关。

（二）行政赔偿的范围及方式

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四条的规定。行政赔偿的范围包括侵犯人身权的违法行政行为和侵犯财产权的违法行政行为两类。其中对人身权的侵犯仅限于公民，侵犯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行政行为目前不承担赔偿责任。

（三）行政赔偿程序

1、确认赔偿程序。确认赔偿是指在非复议和诉讼的行政救济中，经有权机关审查认定行政行为侵犯相对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时，由赔偿义务机关所给的赔偿。我国国家赔偿法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赔偿义务机关对依法确认有本法第三条、第四条规定的情形之一的，应当给予赔偿”。因此，确认赔偿是一种不以赔偿请求人提出赔偿请求为前提的赔偿。确认赔偿程序实际上就是非复议和诉讼的行政救济程序。目前，我国国家赔偿法和有关法律、法规对这种行政救济的程序未作具体规定。

行政处罚：行政处罚的概念： 行政处罚是指行政机关或其他行政主体依法定职权和程序对违反行政法规尚未构成犯罪的相对人给予行政制裁的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的特征

1、行政处罚是以对违法行为人的惩戒为目的，而不是以实现义务为目的。这一点将它与行政强制执行区别开来。行政强制执行的目的在于促使义务人履行义务。

2、行政处罚的适用主体是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这一点使它与刑罚区别开来。刑罚的适用主体是人民法院。

3、行政处罚的适用对象是作为行政相对方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属于外部行政行为。这一点将它与行政处分区别开来。行政处分只能适用于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或其他由行政机关任命或管理的人员。行政处罚与刑罚、行政处分的异同

1、行政处罚与刑罚的区别：制裁的性质不同；适用的违法行为不同；惩罚程度及适用的程序不同；制裁机关不同；处罚形式不同。

2、行政处罚与行政处分的区别：制裁的对象不同；制裁的行为性质不同；制裁的原则不同；惩罚的范围和程度不同；采取的形式不同；两者的救济途径不同。行政处罚的原则：处罚法定原则、处罚公正公开原则、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的原则、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不免除民事责任、不取代刑事责任原则、救济原则、处罚追究时效原则。行政处罚的种类：人身罚、行为罚、财产罚、申诫罚

第二篇：行政法案例分析

本科生课程作业

作业题目 案例分析：“上访妈妈被教养”—由“唐慧案”分析中国劳动教养制度的必要性

学生姓名 梁栋学号1040450324 专 业 公共管理 年级大三 指导教师常亮 老师

学院 人文学院

中国农业大学（烟台）教务处制

2013 年 7月

案例描述

笔者7月14日晚翻阅微博时得知自2006年以来备受人们关注的“唐慧案”---上诉永州市劳教委二审将于7月15日上午九点开庭审理，想必每一个对这件案件多少有些了解的人都会怀着无比好奇的心情和湖南省最高人民法院将作出惩恶扬善公平宣判的期待。15号中午，宣判已出：唐慧“胜诉”，获赔2641.65元人民币，同时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唐慧被劳教”始于7年前轰动一时的“湖南永州幼女乐乐(化名)被逼卖淫案”。2006年10月，乐乐被秦星、陈刚等人诱骗，强奸并卖入色情场所，此后被逼卖淫100多次，2012年6月，在历经两次发回重审，前后4次判决后, 乐乐母亲唐慧终于等来终审判决:色情场所老板秦星、周军辉两被告被判死刑，4人被判无期徒刑，另有1人获刑15年。唐慧认为当初包庇秦星等被告人的涉案民警仍逍遥法外，于是不断上访，要求惩处她所指称的包庇被告人的执法人员。然而2012年8月1日，唐慧却突然被永州市公安局以其在上访过程中以“严重扰乱社会秩序行为”为由，处以劳教一年半。

案例现象中反映出的问题描述

该案件带给我们感性意义上的直观感受便是法律的惩恶扬善公平公正原则被严重亵渎，暂且不去论本次二审的结果之是否够公平、是否符合宪法和法律所秉承的正义性，单就唐慧提出二审上诉的动机和源头---永州市劳教委以不成立证据和缘由判处唐慧接受劳教一年半这一现象，便可觉得有失公正、其合法性仿佛全然得不到踪迹。

那么我提出的问题便是，劳教制度在当代已越来越成为行政权扩大化、集中化、随意化的反映；结论便是，改革劳教制度势在必行。

案例中所蕴含的学术性问题和相关行政法学知识

接下来笔者便从案例所反映现象背后的内涵和法理知识来探索行政法意义上劳教制度的详细内容和劳教制度之所以为舆论所诟病的深层原因。（注：观点来源于笔者的个人看法并结合课程中的理论观点，参考了文献张兴华《法治视角下的现代劳动教养制度》以及文献《改革劳动教养如箭在弦》佚名）

（一）劳教制度其存在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处罚

我们在《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课程中已经学习到劳教制度本质上是一种行政处罚，而行政处罚作为具体行政行为的一种，那么这一行为便涉及到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的概念和范畴。具体到唐慧案件中来，行政主体即是永州市劳教所和永州市公安局，行政相对人即是唐慧本人。

展开分析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楚行政处罚的概念和劳动教养的实施之条件和范围。所谓行政处罚，是指行政处罚是指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主体为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依法对行政相对人违反行政法律法规而尚未构成犯罪给予法律制裁的行政行为。劳动教养作为行政处罚中“人身罚”中的一种，有其实施条件和范围。劳动教养的适用法律有《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法律。劳动教养一般是由劳动教养机关实施并针对以下行为（1）罪行轻微、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2）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不够刑事处分的；（3）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屡教不改，不够刑事处分的；（4）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5）有工作岗位，长期拒绝劳动，破坏劳动纪律，而又不断无理取闹，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妨碍公务，不听劝告和制止的；（6）教唆他人违法犯罪，不够刑事处分的。

但凡稍微懂法的人一看便知，唐慧的任何行为均未满足上述六项基本条框的任何一个方面；相反，唐慧的行为是为了行使其合法权益，而在此情况下行政机关非但未按照其合法程序给予唐慧应当所取得帮助，却反其道而行之：对唐慧下达了实施劳动教养的处理决定。可以说这次处罚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根据《行政复议法》第28条第三款第一项的规定，劳教所的这种具体行政行为明显是不适当的。劳教机关或公安机关在作出决定甚至处罚之前应当清晰劳动教养的性质，劳动教养的根本目的是为教育改正违法未犯罪人员的行为的，而非为处罚而处罚。劳动教养虽然是有法律根据的行政行为，但是在处理具体的行政案件中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这一点却相当困难，很多情况下行政主体都会歪曲或改变行为的方向。

在这种情况下行政机关贸然做出决定，而且这种决定在多数情况下在相对人的后期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中往往会被驳回、这一现象本身就说明了行政主体不是在实施一种有法可依的执法行为，而是在将行政权给予扩大化。扩大行政权必然带来行政主体和普通公众利益的对立，权力和地方资本的结合便会发生效力----直接效果表现为对公众利益的剥夺和地位的压制。唐慧案件就是对这一解释的最有力再现。

（二）多数情况下劳教制度违反《立法法》而成为打击报复的工具

笔者关注于建嵘实名认证新浪微博很久，于建嵘曾公开发布了许多劳教警察的来信：称其所在的劳教所称其所在的劳教所曾因年龄大身体不适合拒收一名多次上访者，地方政府为了不让他再上访，通过各种渠道施压迫，使我们接收。对多次非正常上访行为人，除予以行政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符合劳教条件的，将予以劳教，许多地方都有类似的规定和要求。“非法上访，一次拘留，两次劳教,，三次判刑”。劳动教养是为劳动的方式达到教育改正的目的而非为了处罚而劳教，有的地方政府部门甚至给出了4年甚至更多的拘役年份处罚，这显然比对应的刑事处罚还要严重。所以此举往往会在无形之中违反《立法法》的精神和《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的意志。《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立法法》也规定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劳教所之所以会针对唐慧下达一年6个月的劳动教养处罚，笔者推测多数是因为唐慧在逐次上诉案件中看穿了权力关系的腐败而提出了有关威胁其利益的上诉请求，权力关系人在此情况下运用劳动教养的方式实施打击报复。

（三）程序不公开成为拉动教养的致命死结

唐慧事件暴露了这个程序性的问题，在很短的时内用内部的方式就可以限制一个人的自由。这主要是由于劳教的审批权转给了公安机关，完全是封闭式的汇报审批，不公开，也不能保护，公安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同时，劳教制度的初衷是针对不够刑事处罚的行为惩治，但是现在劳教的处罚力度却高于刑事处罚。对于未来的劳教制度的存废，我认为国家可以对现行的劳教制度做一些改革，尤其是程序性的改革。同时，关于劳教决定书公开的问题，现在法院的判决书都要在网上公开，行政处罚也要公开，这样就方便了社会更好的监督，从而减少劳教的错案发生率。我认为从法律上讲，行政主体应当在作出处罚的时候告知或提醒相关利害人有享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并在他们申请的前提下担任主持并按合法程序召开听证会，保证行政相对人的陈述和申辩权。邀请多方相关利害人参与听证可以明显增强决定的透明度和公正客观性。

（四）唐慧案揭露了国家司法制度捉襟见肘

唐慧案始于上访的无人受理、延误受理和怠慢受理，一些地方信访部门为了息事宁人，对一些事件的处理无原则无底限。地方长官对信访系统的工作思路表现出的结果是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有句话说，有刁官才会有刁民，这是很有道理的。在权力面前，每一个人都是绝对弱势。每一个需要通过公权力办事的人，唯有主动地遵循权力潜规则，才最有可能遂意。弱势群体为了实现目的就得审时度势，是闹是笑，是刁是贿全凭形式需要。从法治的精神和规律来讲，社会纠纷要有多元化化解机制且必须由司法终局解决。也就是说，这类问题最终要由法院说了算，不应当再有其他途径推翻司法裁判，其他各权力部门不应该乱插手。唐慧案中，本来一审湖南最高院已作出相对比较公正的判决，后来却因为其他部门的介入在二审被驳回。这既是权力关系的相互勾结也是司法终局制的缺失。

结论

唐慧案件及其所反映的问题绝非特例，具有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性。网络搜索关键字“劳教制度”，关于对劳教制度的吐槽和废除或改革的建议以及观点甚嚣尘上，此起彼伏。现象具有特殊性，但是道理却具有同一性。通过对唐慧案件的分析我总结如下：

短时间内废除劳教制度是不可能的，它已渗入到国家制度的各个层面，作为权力组织的特有工具和统治阶级的代表相融合。但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尝试：

1、劳动教养在由公安机关决定的时候要确保有效监督，在审批过程中，由于劳动教养并不是作为一种司法程序被设计，并没有考虑抗辩双方的平衡，被处理对象的意见也没有机会充分表达。这就表明在作出行政处罚的时候，保证相对人的陈述权和申辩权必须要提上日程。

2、公务人员的为民服务意识、人民公仆意识要时刻武装头脑，杜绝权力关系的非法性相互作用，不要让权力成为公务人员和公务系统打击报复的工具。维稳应当采取疏通、教育、救济等有效合法的方式切忌不要动用公权力来非法维稳，牺牲公众利益的做法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成为一种选择。

3、确保听证制度在行政处罚中的使用频率，听证制度不是一种必需却很有必要。

4、有法学背景的专家学者建议要出台《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必要，现有法律能够做到对违法犯罪行为、轻微违法行为的有效调整：对普通的治安行政违法行为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对涉嫌刑事犯罪行为则依《刑法》进行处置，即便出现新的问题，也完全可以在《刑法》与《治安管理处罚法》内寻求解决途径。因此，应有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定程序废止劳动教养的相关规范，彻底终结劳动教养制度。

第三篇：案例分析(行政法2010)

1.行政主体是警察所在公安机关2.行政相对人海归女硕士3.警察行使得行政职权是行政处罚4.海归女硕士被治安拘留妨碍警察执行公务

关某是运煤司机，一日运煤经过309国道某省地区路段设立的交通检查站时，交通站执勤人员宋某„„1.宋某没有出示执法证件，表明执法者身份2.宋某没有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根据3.实施处罚时没有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4.实施处罚没有告知当事人申请复议和诉讼的权利5.没有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6.实施“态度罚”，滥用自由裁量权7.收取罚款却没有向当事人出具省级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罚款收据 某电子公司违法经营，某市某区工伤分局决定由工作人员王阿根、钱三毛„1.没有当事人的请求，不能主动举行听证会

2.因涉及商业秘密，当事人又提出申请，听证会不应当公开举行3.主持人王阿根是本案的调查人员，应当回避4.听证会上主持人不能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应在会后由行政机关根据听证会的具体情况作出5.听证不能向当事人收取任何费用 团土地使用权„1.宋某行为违法 2.镇政府处罚违法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七十六条明确了处罚这类违法行为的有权行政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上述案例中，镇政府可向县国土资源管理部门举报或建议予以处理，但其本身并不享有对该违法行为的行政处罚权，镇政府的行为明显超越自己职权因而是不合法的。李某到山林中捉野兔，被某县林业局所设立的护林防火检查站的工作人员„1.行政主体县林业局2.行政相对方李某

3.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县林业局、李某4.护林防火检查站不属于派出机关，它行使的行政职权的性质是行政处罚权 生育法规为由，将孙某、蔡某夫妇家的一台„1案中行政法律关系的主体是孙某、蔡某夫妇和镇政府2.镇政府行为违法，按照法律规定，镇政府没有权力扣押相对人财产、限制相对人人身自由

办理驾驶执政被拒„1.所涉及到的行政法律关系主体深圳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樵某2.深圳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行使行政职权性质属于行政许可3.粤公、通字【2006】376号性质属于抽象行政行为、其他规范性文件4.《中华人民共和国道理交通安全法》第十九条明确规定了驾驶执照申领的条件是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的，广东省公安厅、交通厅联合下发文件对颁发驾驶执照的行政许可增设了条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理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因而是违法的。

深圳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拒绝给樵某申领驾驶执照行为，依据为违法的地方其他规范性文件，因而是违法的，适用法律错误，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

王某生于1990年5月，自幼父母离异，跟随母亲一起生活。1999年，王某母亲改嫁后„1.根据《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本案当事人王某聚友 下列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情节：王某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王某出生于1990年5月，至行政机关对他处以行政处罚的2006年9月时，王某才16周岁，符合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规定。王某是受他人胁迫才有违法行为的，因此也应从轻或减轻对他的行政处罚。王某有立功表现。王某协助公安机关将违法人员马某抓获，配合了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的活动，也是应当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况之一2.考虑违法行为人违法不同情节给予具体裁量，进行从轻会减轻处罚，体现了处罚与违法行为相适应的原则。

第四篇：行政法案例分析（模版）

行政法案例分析

一、基本案情：

江苏省盐城市地税稽查局于2001年7月对某实业公司作出税务处理决定，认为该公司少缴税款及滞纳金1296万元。该公司不服，向市地税局递交行政复议申请书和财产担保书。9月21日，市地税局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书，理由是根据《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规定，该实业公司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进行完税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然后才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实业公司则认为市地税稽查局曾于99年12月1日将该公司121.95亩土地进行了查封，现其以被采取强制措施的土地作为担保财产，事实上已成就了复议的前提条件。因此实业公司对市地税局不予受理的决定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经审查认为，市地税局对实业公司申请复议的条件未进行实质性审查，即裁定不予受理显属不当，故撤销了地税局的不予受理决定。

2003年2月，实业公司向地税局重新提起复议申请，市地税局于2月13日作出了受理复议决定书，并对实业公司被查封的土地进行了估价。后市地税局向实业公司发出通知，告知实业公司被查封的土地价值不足缴纳相应税款，要求其另行解缴或提供担保。实业公司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税款已经解缴是经过法院认定的。5月9日，市地税局以实业公司的复议申请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作出行政复议终止通知书。实业公司再次诉至法院，要求市地税稽查局撤销原税务处理决定。法院经审查后，以实业公司复议程序未前置，不符合提起行政诉讼的条件为由，判决驳回原告的起诉。

二、案例评析：

本案的案情较为复杂，实业公司先后经过2次复议，4次诉讼。本案的焦点问题有二：一是该实业公司以税务机关已采取强制措施的财产作为担保，行政复议机关应否受理复议申请？二是该实业公司是否已具备提起行政诉讼的前提条件即行政复议程序是否已经前置？

第一个问题，市地税局是否应当受理实业公司的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法》第17条规定：行政复议机关收到复议申请后，应当在五日内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受理复议申请。《税收征收管理法》第88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纳税担保人同税务机关在纳税上发生争议时，必须先依照税务机关的纳税决定缴纳或者解缴税款及滞纳金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然后才可以依法申请复议。现实业公司以被查封的土地作为担保，向市地税局申请行政复议，市地税局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该财产价值不足以抵充需征收的税款的情况下，就直接以担保不具备法定形式要件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实质上是剥夺限制了实业公司行政救济权的行使。因此，当复议机关在5日内无法确定申请人的复议申请是否符合复议的前提条件的，为保障复议申请人的权利，应当对复议申请先行受理。

第二个问题，实业公司是否已将复议程序前置？本案中市地税局为了保障申请人的权利，对实业公司的行政复议申请进行先行受理。在受理后，复议机关对复议条件进行实质性审查，发现担保财产不能保证税收安全，且申请人拒绝补足，根据《税收征管法》第88条，申请行政复议的前提条件并未成就，复议机关不能再对复议申请继续

进行实质性审查，而应当在程序上对复议行为进行终止。因此由于复议机关未对原税务处理决定作实质性审查，行政复议未能前置，实业公司无权对原税务处理决定提起诉讼，而只能对复议机关的终止复议决定提起行政诉讼。

通过本案，我们发现行政复议法对行政复议的受理和决定形式在立法上有不完备之处。目前《行政复议法》对“先行受理”未作规定；对行政复议决定的形式，在实体上有维持、撤销或变更的规定，在程序上仅有申请人主动要求撤回申请，可终止复议决定的规定，而对本案中所表现的在先行受理行政复议后发现不符合受理条件这一情形未作出规定。在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对北京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的复函中（国法函【2002】3号）规定：行政复议机关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后，发现该行政复议申请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规定的，可以决定终止行政复议。这就类似于法院在受理案件后作出的驳回起诉的裁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于是否符合受理条件暂时拿不准的，可以先行受理，受理后经审查确实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再行驳回起诉。故建议《行政复议法》对此加以完善，拟定以下条文：“对于是否符合行政复议受理条件暂时拿不准的，可以先行受理，受理后经审查确实不符合受理条件的，可以决定终止行政复议”。

行政法案例分析

系 别：政法系

专 业：政治学与行政学班 级：0905班姓 名：张云波

学 号：2009017128

第五篇：行政法案例分析

案例一

张某为某村村民，为了给儿子娶媳妇于2005年8月未经任何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便在自家住宅旁的空地上又建了一座新房，且占用了部分耕地。2007年5月经该村村群众向乡政府举报，乡政府派相关的农村建房用地管理人员对张某的建房进行勘察，认定 张某未经过农村土地管理机关的批准擅自建房，属于违法建筑行为，并根据有关规定限令张某七天内自行拆除上述违法建筑物。期满后，张某没有向县农村土地管理机关申请复议，也没有向人民法院起诉，于是乡政府提请人民法院对周某的建房进行了强制拆除。但周某在此期间并没有收到任何有关行政处罚的告知书和决定书。

在强制拆除的过程中，邻居李某发现上个月刚刚丢失自行车就放在张某的违法建房中，但在拆除的过程中被损坏。李某于是要求张某予以赔偿，张某说，自行车不是他损坏的，应该找拆除部门索要赔偿。于是，张某以乡政府的行政处罚违法为由提起行政诉讼，并要求对房屋，以及在拆除过程中所损害的自行车、电视机等财物给予行政赔偿。•

1.此案中，对乡政府的行政处罚行为，人民法院应该如何判决？

• 答：人民法院应该撤销乡政府的行政处罚。

根据行政法，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时，不仅要实体上合法，程序上也要合法，在案例中，乡政府没有以书面的形式告知张某，即张某在接受行政处罚之前没有收到乡政府的行政处罚告知书，也没有告知周某可以陈述意见和要求公开听证，因此乡政府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违法，人民法院应撤销其行政处罚。

2.参考《物权法》和《国家赔偿法》的相关条例，分析张某的行政赔偿请求是否可以得到满足？

• 答：房屋，电视机可以得到行政赔偿，但是自行车不能。

首先乡政府的行政行为在程序上违法，根据《国家赔偿法》第四条规定违法对行政当事人进行行政处罚的，行政当事人应获得赔偿，即房屋、电视机应该获得赔偿；而自行车根据《物权法》规定，自行车是张某偷来的，所以张某不具有所有权，所以张某不能获得自行车的行政赔偿，而应该是李某获得自行车的赔偿。

案例二

李某在某公司从事后勤服务管理工作，与单位未签订劳动协议。2004年8月10日，早上6点30分在上班的途中发生车祸，致使右腿被撞残。9月5日李某向某区劳动保障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某区劳动保障局于10月25日作出《工伤认定结论通知书》，并送达给李某及其所在的公司。该公司不服诉至一审法院称，一是未与李某签订劳动协议，只是试用期；二是李某发生车祸的时间是早上6点30分，而其上班的时间应该是早上6点45分，其案发的地点到公司最少需要半个小时，按照公司的《考勤管理规定》即使没有车祸也是迟到的；三是车上载着其妻子，因此无法判断李某是在上班的途中，很有可能是送其妻子到某处。故诉请法院撤销该《工伤认定结论书》。

1.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分析，此案中某公司是否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 答：该公司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 根据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行政诉讼的条件是：(1)原告必须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被告只能是行政机关，而不是企业、团体或者别的法人，更不是个人。(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4)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5)要在法定的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对应以上条件我们分析，原告该公司属于法人，法人认为劳保局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他的权利。被告是劳保局是行政主体。诉讼也是在法定期限内。所以该公司有权提起行政诉讼。

2.结合《工伤保险条例》和《工伤认定办法》，从区劳动保障局的角度针对某公司提出的理由，确认李某是否属于工伤？

• 答：是工伤.•（1）首先要确定公司与李某的关系。根据劳保规定，两者虽然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但是李某在公司的后勤工作，工作时间、地点都是由公司规定的，而且受公司的领导，二者不是平等的关系，二者形成的是事实上的劳动关系。

•（2）公司认为发生车祸时间不是上班时间。根据《工伤认定法》，所谓工伤，是指的劳动者在从事职业活动或者与职业活动有关的活动所遭受的事故伤害，即是一是在工作时间内或者职业性相关。同时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在上下班的路上受到机动车伤害的属于工伤。所以确认李某是属于工伤。

案例三

钱某于2002年1月参加北京某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经笔试、面试等环节的考察，成绩优异，2002年6月收到北京某大学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同年9月到北京某大学报到，开始了该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学习。但2002年11月钱某忽然接到取消其研究生入学资格的通知书。因为，在该学校对入学的研究生资格进行审查时发现，钱某隐瞒了其在本科学习阶段曾经受到严重违纪的处罚，根据《北京某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决定，取消了钱某的研究生入学资格。钱某在得知北京某大学作出上述的决定后，于2002年12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分析，钱某是否可以以北京某大学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 答：可以。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行政诉讼的条件之一：被告是行政主体，本案例就要明确学校是不是行政主体。正常情况下学校是事业单位，不是行政主体，但是教育局授权高等学校可以进行学位授予，此时学校属于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并且现在有些学校滥用开除，在学生无故被开除时，可以以学校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2、以钱某代理律师的身份起草一份诉讼代理词。

代理词

尊敬的各位法官：

我依法接受原告钱**的委托，现在担任其与北京*大学违法开除学生的行政诉讼案件的代理人。现在就本案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发表一下代理意见。

本律师认为，被告的行政行为属于滥用行政职权。被告侵犯了原告的受教育权。属于侵权行为。

一 被告“北京*大学”是本案的适合主体。

大学作为一个事业单位，在我国虽然不是正式的国家行政机关，但是他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权，比如在法律，法规的范围内制定自己的校规，对于严重违反纪律的同学给予记过处分，开除的处罚权，对于学生的学籍管理权等等，可以说学校在我国是一个准行政机关，或者是授权的组织，所以说本案中学校具有行政主体资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二条规定，行政诉讼应当符合以下条件：(1)原告必须是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自己合法权益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2)有明确的被告。被告只能是行政机关，而不是企业、团体或者别的法人，更不是个人。(3)有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4)属于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和受诉人民法院管辖。(5)要在法定的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以上五条本案例均符合条件。

二 本案的基本事实是：钱某经过笔试、面试获得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资格，并且获得了此大学的入学通知书，钱某也进入该大学开始了为时两个月的学习，之后接到学校取消他入学的通知。学校侵害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原告钱某，是严格按照大学入学规定，经过笔试、面试才获得了北京*大学的入学资格，程序上合法，没有做任何作弊手段，并且经过考核之后该生获得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学生在学校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学习，之后学校以研究生资格审查发现该生过去有过严重违纪为由取消学生的入学资格。按照中华人民高等教育法规定，该生获得了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即是该生已经是该校的学生，之后学校的行为可以视之为开除行为。该校侵害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三 学校取消钱某在该校学习的资格，程序上不合法。

学校对入学研究生进行资格审核应该是在未发放通知书之前，而不应该在学生已经进入学校之后。钱某已经进入了该校，并且开始了学习，学校又对之进行审核而且取消入学资格，因此学校的行为在程序上不合法。

原告再次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撤销被告的行为，依法保护原告的受教育权。

原告代理律师：张卫东 2011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