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冤案始末》读书报告

第一篇：《刘少奇冤案始末》读书报告

《刘少奇冤案始末》读书报告

《刘少奇冤案始末》这本书是从20世纪60年代写起，一直到1980年的正式平反结束。

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后，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在左倾错误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下，开展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一场规模大、涉及面广的群众运动，全国下去搞“四清”运动的有150多万干部。城市叫“五反”，农村叫“四清”(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后来统称“四清”运动时．内容扩展为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是想解决在经济困难时期出现的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腐化堕落等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缓解紧张的干群关系，并铲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防止“修正主义”．刘少奇开始也是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说这是一个尖锐的阶级斗争．对党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说这是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运动．1964年5月15－6月17日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作出更加严重的估计。毛泽东说基层单位的领导权有2／3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刘接受毛的判断，井提出查基层干部的“四不清”问题时，要注意追上面的“根子”。因此，1954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更向“左’发展。8月问，中央决定“四清”“五反”成立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他要各级领导干部下去蹲点，并经毛同意，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提出反对四清运动的右倾。他又带领田家英到广州修改“后十条”，毛泽东同意发下的第二个“后十条。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更加严重。这中间中央又批发了用阶级斗争观点估量一切的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和陈伯达的“小站地区夺权经验”，更加重了越来越“左”的倾向。1964年12月15—1965年1月14的中央工作会议中，在20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刘发生意见分歧：刘提出当前农村的主要矛盾是“四清与四不搞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认为运动的性质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不同意毛的整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但刘一贯是尊重和服从毛的，会后刘就不再坚持自己意见，由陈伯达起草成纪要(十七条经毛审看作为中央文件印发)。但28日毛继续主持会议讨论时，手拿八大文件和宪法两书。先是重提运动的性质问题．说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较好．他还联系1962年的“包产到户”和‘单干风”，告诫大家“要搞阶级斗争，要搞社会主义，不要搞那个资本主义”，还提出“中央出不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又拿着那两本书．叫翻着多少页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说我们这些人算不算公民?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同你们讲儿句话?他讲时十分严肃，在座的许多人都摸不着头脑。实际是这次会前，邓小平曾向他说如有事可不参加，在一次会上刘少奇讲话时他插话，刘没有意识到他的话比较长，他还未讲完刘就继续讲下去了。他对这两件事非常不满．所以拿着这两本书来，发了脾气。还对刘说：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I965年I月3日中央常委扩大会上(那天刘再度当选国家主席)，毛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批评了刘少奇．在听河北省汇报时，他批评集中学习是繁琐哲学；批评只依靠工作队不依靠全县几十万人；批评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怎么搞得开?在谈到工作队集中学习时，刘解释是为了反右倾。毛严厉地说：“越学越蠢！反人家的右倾．结果自己右倾。”这次会上，把原来的《十七条》改成了《二十三条》。对运动的性质．特别指出四清四不清等矛盾的说法“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会后，周恩来、贺龙找刘少奇谈心，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接受大家意见，主动找毛作了自我批评；又在自己家里召开了请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井委托陈伯达把生活会情况向毛汇报．但毛对刘说，这不是尊重不尊重的问题，而是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的问题。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来不让步的。

1970．12毛接受埃德加·斯诺采访时，说他就是这时候决定打倒刘的。“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中共八大以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第一线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领导工作．毛泽东说是退居二线，重大决策仍由他提出或经他同意。毛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根本未同刘、周、邓等商量，是采用极不正常的方式开展的．这就无所谓意见分歧，刘等都处于极其为难的被动境地，然后莫名其妙地被打倒，被整死。

在党的历史上，左倾错误连续不断，给党造成的损失是推迟了革命的成功。但那都发生在党的幼年时期，党的不成熟时期。最令人惋惜的，是在所谓党成熟了，革命成功了，自己都掌握政权了，还自认为找到了自己成熟的领袖的时候，却重演了更长期、更严重的左倾．使革命走了更为曲折的道路。在这漫长曲折的行程中．刘少奇的足迹显得特别突出。那就是他多是和左倾作斗争，多是被错误的领导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者。这可能是毛主席说他没有失败过的根本原因。但他哪会想到当毛泽东一左再左的时候，他竟又一次两次地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这回却真正失败了。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怎样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两人的见解也有很大的不同。这个分歧未听说有直接的碰撞，但从留下的文字中可以看出来。毛泽东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并且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是资产阶级，所以始终不承认他们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毛泽东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他过早地要让资产阶级绝种。刘少奇则认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并认为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来处理（2001年第9期《党史研究资料》上王松《新的开拓 新的思想》一文也有此观点）。在处理同资产阶级的矛盾问题上，毛泽东偏向于斗争，刘少奇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阶段，应以团结合作为主。

我同意胡绳认为毛泽东的伟业是在建国以前的观点。我不同意认为我们建国后左倾路线是从1957年才开始的。我认为毛泽东从建国后就开始了左倾思想：土改后他过早地批判个体农民发家致富，急急忙忙搞互助合作运动；过早地抛弃了他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批判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他过激过快过粗地搞社会主义革命；他不顾其他领导成员的意见，独断专行地反“反冒进”。实践说明，这些都是左的思想。还有，他建国后确实有骄傲自满情绪，民主作风少了，一言堂多了。

其实，在历史的长河中，刘少奇也有过左的时候。在党的领导者中，他长期分管土改工作，他十分慎重十分注意实际情况，我们不动富农的土地和财产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土改的一大特色：他根据老区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做法，顺利完成了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大变革。但他在领导土改中也有过三度犯了左的错误：一次是因急于解决部分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过多地肯定了群众运动的自发性，他说不要怕群众犯错误，只要是90%的人主张这样办，那就这样办(这就是贫雇农坐天下，贫雇农说怎样就怎样)；一次是肯定了把地主土地财产搞干净后再留生活出路的经验，有的地方学习后，出现把地主扫地出门和乱打乱杀现象（这就是曾经有过的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一次是认为县以上领导机关内地富出身的党员占了优势，或占半数以上，或半数少一点，因此提出结合土改进行整党．提出的办法也左得激烈。但他发现出了问题后，很快就纠正了。

“大跃进”初期，他也是头脑发热的，他也向群众讲过赶上英国不用十几年了，有二、三年就行了，赶上美国也用不上15年，七、八年就行了；他也赞扬过高产的浮夸风；对大炼钢铁、大办公共食堂、大办人民公社，提前过渡到共产主义等，他也鼓吹过。他曾向刘宁一提过工会应该消亡，有人向他提出，国家先消亡，工会的消亡在后，他才不坚持了。在他下农村、回老家调查时，家乡穷困极了。看到工作搞成这个样子，他就改口了，他说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刻石立碑，要子子孙孙传下去，表示再不能这样搞下去了。“四清”时他对形势的估计也是看得过于严重了，只是坚持有人民内部矛盾，不同意提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的左还赶不上毛泽东，他想左得好一点，就被批评是右倾了。“四清”运动时的意见分歧，刘虽没有坚持已见，但却惹得毛发了最大的脾气。

文革初八届十一中全会中的一次常委会上，毛泽东曾讲前清、北洋军阀、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现在共产党也镇压学生运动。说得轻一些，是方向性问题，路线问题，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刘少奇插话；“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刘说：怎么能叫专政呢?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当毛讲道，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说：革命几十年，死都不怕，还怕群众?无非是下台，有五条不怕(即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事后刘也作了检讨认了错。毛泽东在整彭德怀时说过“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回真算刘少奇犯了毛泽东了，作制宪报告的主席也无法无天地被打倒了。

其实在刘少奇离开工作岗位后，毛泽东还是很相信他的，但是耐不住江青团伙的不停吹风，才让刘少奇含冤而死、

第二篇：1945年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论党》

1945年中共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刘少奇）

（一九四五年五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

刘少奇

一

引言

同志们！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于目前国际、国内形势，作了一个深刻的英明的分析，对于八年来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以及我们党在抗战中所坚持奋斗的路线，作了一个全面的总结，对于如何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力量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及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以后，如何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制订了全国人民和一切民主党派共同奋斗的伟大的纲领。

毛泽东同志的报告，是中国人民战斗的胜利的号召，是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大宪章。

我们的党和中国人民一起，在过去二十四年的英勇奋斗中，特别在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中，经过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迂回曲折的道路，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终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为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打出了无限的光明。我们的党以及我们党所领导的中国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现在已经成为全国抗日救国的重心。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在于我们的党从最初建立时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而在最坚固的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党。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规定了彻底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革命纲领与革命政策，不但和中华民族与人民的敌人及一切违反中华民族与人民利益的反动政治派别作了不调和的斗争，并且粉碎了党内各种各色的机会主义。我们党正是在这种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指导之下，集合了中国工人阶级与劳动人民中最忠实、最勇敢、最觉悟与最守纪律的代表，从而使它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使它在和民族与人民的敌人斗争时十分坚决、十分勇敢，并且知道如何去打击敌人与如何避免敌人的打击。

我们党之所以获得伟大的成就，又在于坚持地实行了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基本组织原则，使它成为建立在人民群众中、保证它和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而且有严格纪律的党。它有严格的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有自觉的铁的纪律，有严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内不容许有小组织和派别活动，慎重地接收党员，每个党员都要直接参加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等等。所有这些组织原则，都是为着领导人民达到彻底解放的目的。这些组织原则，从第一次代表大会制订党章起，就体现在我们的党章内，经过二十四年的伟大的实践斗争，证明我们党的这些组织原则，是完全正确的。由于我们的党是按照这些原则组织起来的党，就保证着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在斗争中的行动一致，以及各种艰难困苦的克服，并领导人民获得伟大的胜利。

广大的革命的中国人民，是热烈欢迎与信赖我们这样性质的党，因为它不只是有彻底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革命的纲领和政策，而且有严密的组织和铁的纪律，在严重的艰苦的战斗中，经得起锻炼，并表示了自己坚强的组织力量。灾难深重的、具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中华民族，在强大、狡猾而野蛮的敌人面前，它的解放斗争，是十分严重的。只有我们这样性质的党，才能也才敢于率领全国人民战胜这样的敌人，获得解放。因此，我们今天来修改党章，并不是要改变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修改我们党的基本组织原则，相反，而是要根据我们党的新的经验，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三个大革命时期中所更加丰富起来的建党学说，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和这些原则。很明显，为了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伟大事变，为了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为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了极大地增强我们党的战斗能力及与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那末，进一步地发展与加强我们党的这种性质与这些原则，乃是完全必要的。

然而，党章，党的法规，不仅是要规定党的基本原则，而且要根据这些原则规定党的组织之实际行动的方法，规定党的建造的组织形式与党的内部生活的规则。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是依据党所处的内外环境和党的政治任务来决定的，必须具有一定限度的灵活性。如果环境变更，工作条件改变，党提出了新的政治任务，那末，党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也必须有所改变；否则，旧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就要障碍我们党的工作内容的发展与政治任务的执行。我们党之所以是创造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就是我们不仅在思想上、政治上从来不受任何死的公式所束缚，而且从来不把党的组织形式以至任何组织形式，看成是不可改变的死的公式，我们能够根据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具体条件和新的政治任务以及我们在组织上积累起来的新的经验，来经常改进我们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因此，在我们党的一定基本组织原则下，依据新的环境和条件以及我们党内的新的情况来修改党章，也是完全必要的。

党坚持基本的组织原则之不可破坏性，但应规定适合于环境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以促进党的工作的发展，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执行与行动的统一。

我们向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提议对我们的党章作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为什么要作这许多重要的修改和补充呢？乃是由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我们的党章，从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修改以后，到现在已有十七年了，党内党外的情况，与十七年前比较，都有了极大的变动，党在今天又有了需要动员全党去执行的完全新的政治任务。

第二，我们党在最近十七年指导中国革命斗争中所积累起来的经验，是极端丰富与极端重要的，必须总结性地用这些经验来充实我们的党章和加强我们党的建设。

第三，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由于情况的特殊，许多部分不能适用，这就造成许多党员对于党章重视不够、实行不力的习惯，因此，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必须制订完全适合于今天现实情况的党章。

完全明白，现在我们党的情况，与它在历史上任何时期比较，都有了极大的特点。我们党现在已经是这样一个党：

第一，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党，是一个全国人民集中仰望的党。它已有一百二十一万党员，它的组织与党员遍布全国各地，它已被全国人民认为是他们唯一的救星。

第二，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锻炼过来，并已完全熟练了领导革命战争艺术的党。在它领导之下所组织起来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已成为目前抗日战争中的主力军，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依靠这支人民军队长期抵抗着日本侵略者，并将依靠它使战后的中国，成为民主的统一的新中国。

第三，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领导着敌后九千五百万人民建立了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在这里，实行了各种民主改革，并进行了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建设，因而使这里的生产提高，民生改善，社会安定，人民文化与觉悟提高，因而动员与团结了这里的全体人民有力地抗击了日寇，并鼓舞着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里是新中国的模型，是全国人民争取革命胜利的保障。

第四，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经过整风，使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空前团结和统一的党。我们党在历史上的机会主义路线，业已被彻底清算，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业已在整风运动中被大量克服，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与路线，则在全党获得了从来未有的巩固的胜利。暗藏在党内的民族破坏分子和奸细，也业已有许多被清出。因此，我们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业已空前地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这在中国全部解放事业中所起的作用，将是不可衡量的。

最后，第五，这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我们的毛泽东同志，是我国英勇无产阶级的杰出代表，是我们伟大民族的优秀传统的杰出代表。他是天才的创造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将人类这一最高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把我国民族的思想提到了从来未有的合理的高度，并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指出了达到彻底解放的唯一正确的完整的明确的道路－－毛泽东道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跟从这条道路，在一九二七年前，发动了空前伟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革命的组织者；在苏维埃土地革命时，创造了伟大的红色区域和红军，毛泽东同志是红色区域和红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在抗日战争中，创造了伟大的解放区和人民的军队－－八路军与新四军，毛泽东同志又是解放区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创造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是我们党的领袖，但他又是我们党的一个普通党员，他是在党的支配之下，并以最谨慎的态度来遵守党的一切纪律的。他是人民群众的领袖，但他的一切都根据人民群众的意志，他在人民面前是最忠实的勤务员和最恭谨的小学生。由于毛泽东同志是这样从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人物，并在伟大的中国革命斗争中经过了三十余年的历史考验，他已为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熟悉，他之成为我们党和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领袖，正是我们全党和全国广大人民所审慎选择的结果。我们党不只是有了自己的伟大的领袖，而且有了大批久经锻炼的、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并围绕在毛泽东同志周围的中坚干部，他们在长期斗争中被证明是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人物，是我们民族的精华，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各方面的最上乘的干才。我们党和我们民族有了这样的伟大的领袖，又有了大批这样的干部，我们是不可被战胜的，并将战胜民族的和人民的一切敌人。

同志们！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并有了自己领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它在今天，就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决定因素了。

这就是我们党的目前情况的主要特点。

这就是我们党业已得到的伟大的成功。这是全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伟大胜利。这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和领导的胜利。

然而，在我们党内，并不是完全没有缺点和弱点了，也不是在我们前面就没有困难了，我们还有缺点和弱点，我们已做的事业，距离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我们前面还有许多困难需要克服。我们党的绝大部分，还是处在农村中，我们的党员，绝大部分是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他们虽已经过严重革命斗争的锻炼，但他们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一般还不高。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在一些同志中还没有完全克服，并且在一些同志中，还存在着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等脱离群众的倾向，以及妨害全党团结和统一的盲目山头主义倾向。我们党的这些缺点和弱点，还需要我们有更重大的努力和更艰苦的教育工作，才能克服。

我们党和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了长期的英勇斗争，特别经过了最近八年的英勇抗战，现在是接近胜利了。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与准备胜利，就是要动员与团结全中国人民一切力量配合同盟国最后地驱逐日本侵略者，收复沦陷了的城市和乡村，并克服中国一切反民主势力，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为了这个目的，就要百倍地加强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工作，提高我们党在一切人民群众中的组织作用与领导作用，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人民，去迎接历史上空前伟大的斗争和空前伟大的胜利。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的政治上和组织上的任务。

目前我们党的这些情况和我们党的这些任务，就是今天我们重新修改党章的出发点。

二

关于党章的总纲

我们现在制订了党的总纲，加在党章前面。这就是我们党的基本纲领。这也是党章的组成部分，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因此，凡是党员，都必须承认这个总钢，并以这个总纲作为自己一切活动的准则。我们党有了这个总纲，将更加促进全党的团结与统一。

这个总纲，是概括我们党二十四年斗争的经验，并吸收了世界工人运动中最好的经验，也即是概括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而制订的。它在简单的文字中，说明了我们党的性质与理论；说明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和特点，以及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基本方针和我们党所必需具备的条件；还说到了在我们党内不能容许机会主义存在；说到了党内的自我批评，党的群众路线和党的组织原则等。所有这些，在党章的总纲内都已提到。我只在以下几个问题上作一些解释。

第一，是关于我们党的性质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首先就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我们党的这种性质是不是还有疑问呢？我以为没有疑问了。

还在我们党成立以前，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在其优秀人物的领导之下，就进行了八十年的、前仆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的革命斗争，直到一九二一年，由于当时的国际条件（主要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国内条件（越来越凶的帝国主义侵略、封建军阀的压迫、人民的革命斗争与‚五四‛运动后工人运动的兴起），使中国的革命者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第一批从急进的革命民主主义转到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因而产生了中国共产党。我们党从它产生时起，就有明确的阶级自觉，就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领导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工人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政党的各种优良作风，因而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到现在，它已经过了二十四年艰苦、曲折而极端复杂的伟大革命斗争的实际锻炼，它不只是创造了中国革命的新的胜利局面，而且积蓄了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集中与创造，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达到了高度的完备的发展。这就是说，我们党从来就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完全新式的政党。

虽然，现在我们党的主要部分，是处在农村中，党员的绝大多数，是出身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工人成份很少，但是将出身于无产者和贫农半无产者的党员合起来算，就占了大多数。我们党今天的这种情形，以及其他的情形，自然在我们党内引起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这就是在党内反映了大量的小生产者的思想意识，甚至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思想，也时常经过党内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传达到党内来，这就是党内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及政治上、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社会来源。然而，这种情形还不能改变我们党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

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性质，是由以下一些条件来决定的：

（一）我们党是在伟大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接受了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中最优良的传统，从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及革命以前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与发展起来的，并与中国工人运动有不断的联系；

（二）党是一贯地遵循毛泽东同志创造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及其所制订的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违反这个路线的都受到了历史的惩罚），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及其无限威信，和大批久经锻炼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其中并有许多是直接从工人运动中产生的干部，足以担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所指导的事业；

（三）我们党的无产阶级的纲领与政策，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并以这种纲领和政策独立地组织和领导了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最大限度地实现了中国无产阶级在目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任务，实现了无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革命的领导权，并以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为自己的最终目的；

（四）党的无产阶级的铁的纪律，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不得逾越。每个党员都必须遵守党纲党章，并成为党的一个组织内的工作者。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无产阶级的统一，是一直保持着与加强着的。党清除了自己队伍中的异己分子及不可救药、不可改造的机会主义分子出党；

（五）二十余年的国内战争与民族战争对于我们党的锻炼，几十万党员长期脱离了他们原来的社会职业，转入革命的军事集体生活与生死斗争中，使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受到了严格的教育与锻炼，这样，就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与集体的意志，加强了他们的组织性与纪律性，使他们懂得在敌人面前形成全党利害的一致，而要求全体党员无条件地服从党的集中领导，并使动摇分子在严重的革命斗争中从党内不断地自然淘汰出去；

（六）经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使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实行思想上的彻底改造，改变其原来小资产阶级的本质，使他们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战士的性格。经过这样产生、又经过这样锻炼与教育出来的党，与任何资本主义国度内的无产阶级政党比较，至少是毫无愧色的。

仅仅是党员的社会出身，还不能决定一切，决定的东西，是我们党的政治斗争与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思想教育、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而我们党的总纲及党的组织原则，则保障了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路线在党内占居统治地位。小资产阶级思想，不论它是怎样大量地反映在党内，但它在党内是不合法的，并在党的教育和整风中被不断纠正，在严重的实践斗争中被不断证明它是不适合人民利益的，因而使它不断破产。我们党员的社会出身不能决定我们党的性质，亦如欧洲某些国家工党中党员的社会成份不能决定工党的性质一样，在那些工党内的党员，虽然大多数是工人出身，然而它们并不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它们不能执行工人阶级在这些国家的任务。

在中国有大批的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加进我们党内来，这也是很好的现象。我们党不应该拒绝他们。我们党应该十分注意吸收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入党；但还必须大量吸收一切劳动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入党，才能使我们党成为一个广大群众性的、强有力的党。无产阶级要从小资产阶级中不断补充自己的队伍，乃是一个必然的历史法则。

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都是过渡的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它们是要分化的，除开极少数的分子走向资产阶级而外，一般地要走向破产，加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中来。当它们还是作为过渡阶级而存在时，它们在政治上可以跟自由资产阶级走，也可以跟无产阶级走，它们在思想上可以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也可以接受无产阶级的影响。因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分子可以大量地加入到无产阶级的政党中来，接受无产阶级的教育，而无产阶级的政党－－我们党是能够教育和改造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经验证明：在他们接受我们党的条件加入我党以后，极大多数都能认真学习，接受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接受党的纪律，参加群众的实际革命斗争，因而改变了他们原来的性格，使他们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其中并有许多人为了我们党的事业，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了他们的性命。然而，也还有极少数的人，在他们入党以后，不能认真地正确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改变他们原来的观点与作风，有时甚至顽强地对抗无产阶级的观点与作风，企图按照他们小资产阶级的面貌和兴趣来改造我们党和建立我们党内的生活，这就自然不独不能使他们成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战士，而且要在党内引起各种错误与分歧。这也是被党的历史经验所多次证明了的。

因此，一切加入我们党的人，必须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在入党以前和以后，更须学习，并进行思想上的改造，必须抛弃他们原来的阶级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克服他们的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宗派主义等倾向。没有这种改造，就不能成为很好的党员。而这种改造，又常是一种长期的艰苦工作，对于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来说，当其还不完全自觉时，并且是一种痛苦的过程。这就是我们党的建设上特别重大的问题和重大的特点。

在我们党内，最本质的矛盾，就是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无产阶级思想与农民、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只有这个矛盾的逐渐解决，只有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科学思想的教育与锻炼，不断克服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阶级反映在党内的思想，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才能进步，才能发展。相反，如果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自由泛滥起来，甚至侵夺党的领导，压抑无产阶级思想的发展，我们党的建设和党的事业，就要后退，就要缩小。因此，我们党的建设中最主要的问题，首先就是思想建设问题，就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去教育与改造我们的党员、特别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的问题，就是和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进行斗争并加以克服的问题。

由于中国社会上小资产阶级的广大，和我们党内从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之众多，由于中国的无产阶级和我们党以前还是处在幼稚的缺少经验的时期，此外，还由于我们党在创立以前没有足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上的准备，在创立以后又立即全部投入轰轰烈烈的实际革命斗争中，没有很多时间来进行理论宣传工作，因而使我们党在很长时期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建设不够。这种情形，就给了党内没有经过改造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可能：利用许多党员思想上的盲目性及党内小资产阶级的情绪，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来宣传实质上的机会主义。这就是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获取了某些时期的暂时优势的原因。

当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居优势时，他们不只是在政治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而且也在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实行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路线。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就是党内某些同志的自由主义路线。这些同志企图使我们党变成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党，反对与废弃党在思想上、组织上的严肃性，破坏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与党内铁的纪律，集体地无分别地接收党员，听任各种错误思想在党内发展而不加以纠正，对党的敌人及暗害分子丧失警戒，提倡党内的风头主义，拥护党内的散漫性和小团体倾向及自发性等。很明白，这将影响我们党不能完成任何事业，并将瓦解我们的党。

党的建设和党的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表现在某些同志无视中国的特点，机械地搬运外国党的建设的经验，并把它当作教条而加以绝对化；片面地强调党内的集中制与党内斗争，强调一切不妥协，强调机械的纪律，而废弃党内民主、党内和睦与对于问题的认真讨论和批评以及党员的自觉性自动性等。他们在党内实行命令主义，遇事武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实行‚愚民政策‛，提倡党员的盲目服从，实行无情打击的党内斗争与惩办主义，大批处罚、开除与清洗党员，造成党内机械的纪律与封建的秩序，使党内生活死气沉沉。他们这样，虽然也可能造成党内某种一时的统一现象，但这种统一，是虚伪的、表面形式的、机械的统一，一旦这种虚伪形式被揭破，就要产生党内极端民主的无政府状态。很明白，这种路线要毁灭我们党，要使我们党变成狭隘的无生气的宗派主义的小团体。

这两种偏向，就是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宗派主义与急性病在组织问题上的反映。

除开上述两种偏向外，还有一些同志因为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的软弱与盲目性，他们不知道着重从思想上、政治上建党，而只是单纯地着重从组织上建党，因而使党的建设流于形式主义。他们喜爱与奖励那些只知盲目服从的所谓‚老实人‛，而惧怕与责备那些有思想、有能力但不盲目服从的人。他们只是琐碎地从生活上去注意人家的小节，而不注意一件极端重要的工作，这就是必须从思想上、政治上去启发与提高党员群众的觉悟，从而巩固党的组织和纪律。更不了解为了达此目的，首先必须启发与提高高级干部与中级干部的觉悟。他们只是注意党内的工农成份，而惧怕有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忙于所谓组织上的‚领导‛，忙于开会，忙于奔跑，忙于各种琐事，但是不用思想，不能将组织上的领导提到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的水平上来，而是党的组织工作脱离党的思想领导与政治领导。这就是在党的建设工作中的盲目性。很明白，照这种做法，也同样不能建设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无产阶级的党，并可能被党内机会主义者所利用。

我们党对于上述各种错误路线，不断地进行了不调和的斗争并加以克服，而一致地拥护与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正确的建党路线，和上述各种错误路线相反，他首先着重在思想上、政治上进行建设，同时也在组织上进行建设。他经常指示我们：要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在党的领导的第一位。他为我们党制订了详尽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他在一九二九年古田会议的决议中，就着重提出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意识的各种不正确倾向，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加以纠正。毛泽东同志还采取了整风这种创造性的教育方法，去改造一切反映在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方法、组织方法与千篇一律的滥调）。他把我们党的发展过程，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他把党的建设过程，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同党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及党与武装斗争的关系密切联系着。毛泽东同志的《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论新阶段》的下半部，《〈共产党人〉发刊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三年四月三日《中央关于继续整风运动的决定》，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等著作以及其他著作，就是毛泽东同志建党路线的集中表现，就是毛泽东同志针对我们党的特点而提出来的正确的建党路线。我们党实行了这条路线，因而克服了各种机会主义和各种错误的建党路线，因而使党得到了极大的进步与成功。

很明白，如果我们党采取了上述错误的建党路线，即使我们党内的工人成份再多些，也不能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而我们党采取了毛泽东同志的建党路线，即使工人成份还不占大多数，也能够建成并已经建成一个工人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

我们党的主要部分之所以长期处在农村中，这是由于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有最广大的农民作为目前革命中的主力军，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城市中受压迫，长时期内无法自由进行革命活动，乃派遣自己的先锋队到农村去，组织自己广大的农村同盟军，以便在适当时机配合这个同盟军解放城市。这就是我们党长期在农村中工作的实际意义。在现今中国的特殊情况下，只有当我们党是这样作了之后，我们党才是代表了中国的工人阶级，执行了中国工人阶级在目前时期的任务。如果我们党没有这样作，那我们党就决不能代表中国的工人阶级；因为中国现在的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目前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基本上就是解放中国的农民。伟大的中国农民战争，如果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之下，就与历史上一切农民战争不同，是完全能够胜利的。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我们的党，要长期在农村中用最大力量来组织与领导这个农民革命，乃是必然的道理。

党章的总纲指出了我们党代表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当然，这是我们党与毛泽东思想根本的东西。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在各个时期都是一致的。我们党现在所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只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是中国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中国共产党只有当它是站在全体人民的利益上，而不仅是站在本阶级当前部分的利益上，只有当它是组织与团结整个民族与全体人民，而不仅是组织与团结本阶级来进行奋斗，它才能胜利。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体人民，它自己也就不能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只有中国工人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才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只有他们的利益，才构成民族利益与人民利益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目前为实现独立、自由、民主、统一与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也是代表全体民族和全体人民的利益，在将来为实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制度而奋斗，也同样是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因为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即是全人类的最后解放。

第二，是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问题。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与经验主义的偏向。对于中国的与外国的历史遗产，我们既不是笼统地一概反对，也不是笼统地一概接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批判地接受其优良的与适用的东西，反对其错误的与不适用的东西。这些都非常清楚。

现在要加以说明的，就是关于毛泽东思想。

党章的总纲上确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我党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章的条文上又规定：努力地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我们这次修改的党章一个最大的历史特点。我想：我们的大会以至全党是会热烈拥护这种确定的。

百余年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而流血斗争，积有无数丰富的经验，这些实际斗争及其经验，不可避免地要形成自己的伟大的理论，使中国这个民族，不但是能够战斗的民族，而且是一个有近代科学的革命理论的民族。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及其与人民联系的缺乏和思想眼界的有限性，他们的代表者，纵也能提出一种革命的纲领和一定的民主思想（这些好东西已由我们当成一种遗产接受下来），却不能形成一种有系统的革命理论，更说不上能形成关于整个中国历史与中国革命的全部有系统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

我们的大会应该热烈庆祝：在中国共产党产生以来，产生了、发展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出的、完整的关于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的正确理论。这个理论，已经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极大的胜利，并将继续指导我们党与我国人民得到了最后的、彻底的胜利和解放。这是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最大的收获与最大的光荣，它将造福于我国民族至遥远的后代。这个理论，就是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历史、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目前时代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民主革命中之继续发展，就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优秀典型。它是从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中，在中国伟大的三次革命战争－－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中国的东西，又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它是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社会观－－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即在坚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这个民族的特点，依靠近代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极端丰富的经验，经过科学的缜密的分析，而建设起来的。它是站在无产阶级利益因而又正是站在全体人民利益的立场上，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概括中国历史、社会及全部革命斗争经验而创造出来，用以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的理论与政策。它是中国无产阶级与全体劳动人民用以解放自己的唯一正确的理论与政策。

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不只是在和国内国外各种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同时又是在和党内各种错误的机会主义思想－－和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投降路线、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等进行原则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它是我们党的唯一正确的指导思想，唯一正确的总路线。

毛泽东思想的生长、发展与成熟，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长期历史，在无数次的千百万人民的剧烈斗争中反复考验过来了，证明它是客观的真理，是唯一正确的救中国的理论与政策。过去有无数历史事实证明：当着革命是在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之下，革命就胜利，就发展；而当着革命是脱离了毛泽东同志及其思想的指导时，革命就失败，就后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及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曾经产生了俄国的布尔什维主义，列宁－斯大林主义；而列宁－斯大林主义，不但曾经指导俄国人民获得了彻底的解放，而且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世界人民去获得解放。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学生，毛泽东同志所作的，也正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便产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毛泽东思想；而毛泽东思想，也指导了与正在指导着中国人民去获得彻底的解放，并对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特别是东方各民族的解放事业，作了重大的有益的贡献。

毛泽东思想，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这些理论，表现在毛泽东同志的各种著作以及党的许多文献上。这就是毛泽东同志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及中国国情的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这些理论与政策，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又完全是中国的。这是中华民族智慧的最高表现和理论上的最高标准。

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极大的特殊性，以及中国的科学还不发达等条件，要使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中国化，要使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形式，就是说，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来解决现代中国革命中的各种问题，－－其中有许多是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者面前从来没有提出过与解决过的问题，在这里是以农民为主要群众（而不是以工人为主要群众），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中世纪残余（而不是反对本国资本主义）－－这乃是一件特殊的、困难的事业。这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的，只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加以熟读、背诵和摘引，就可成功的。这必须有高度的科学精神与高度的革命精神相结合。这不但需要丰富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及指导革命斗争的经验，善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而且对于无产阶级的事业、人民的事业要具有百折不挠、移山填海的无限忠心，信任群众的力量，信任群众的创造和群众的将来，善于把群众的经验、意志、思想集中起来，又应用到群众中去，因此，才能依据历史进程每个特殊时期和中国具体的经济、政治环境及条件，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毛泽东同志，出色地成功地进行了这件特殊困难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这在世界马克思主义运动的历史中，是最伟大的功绩之一，是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在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口的民族中空前的推广。这是特别值得感谢的。

我们的毛泽东同志，不只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理论家和科学家，他不但敢于率领全党和全体人民进行翻天覆地的战斗，而且具有最高的理论上的修养和最大的理论上的勇气，他在理论上敢于进行大胆的创造，抛弃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某些已经过时的、不适合于中国具体环境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而代之以适合于新的中国历史环境的新原理和新结论，所以他能成功地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件艰巨的事业。

我们党和许多党员，曾经因为理论上的准备不够，因而在工作中吃了不少的徘徊摸索的苦头，走了不少的不必要的弯路。但现在已经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艰巨工作和天才创造，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在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这就要极大地增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的信心和战斗力量，极大地加速中国革命胜利的进程。因此，现在的重要任务，就是动员全党来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革命的人民，使毛泽东思想变为实际的不可抗御的力量。为此目的，一切党校和训练班，必须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作为基本教材；一切干部，必须系统地研究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一切党报，必须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为了适应一般党员的水准，党的宣传部门，应将毛泽东同志的重要著作，编为通俗读物。

在闭塞头脑的党内的教条主义被克服之后，还须继续努力去克服经验主义的阻碍，并在党内发动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那我们就可以预期：党内将会有一个很大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高涨。这就从思想上准备着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

毛泽东思想，就是这次被修改了的党章及其总纲的基础。学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泽东思想，遵循毛泽东思想的指示去进行工作，乃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第三，是关于中国革命的特点问题。在党章的总纲上，指出了目前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现在具有近一万万人口的解放区则已经是新民主主义的性质了。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指明了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不平衡性、复杂性等等。

由于中国的这种社会性质，又由于中国革命的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力的人民大众，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存在和现时的国际条件，便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既不是旧式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也不是最新式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新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在这个革命中，基本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但还有别的阶级可以参加革命，还有其国内外的广泛的同盟军。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目前阶段的任务，就是联合所有一切能够参加这个革命的阶级、阶层、民族和个人，为彻底肃清外国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为建立各革命阶级联盟与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国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而奋斗。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的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这些问题，过去在党内曾经是混淆不清、发生过许多争论的，但现在已是非常清楚而确定的了。

此外，在党章的总纲上还指出了中国革命的其他许多特点，如革命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斗争的复杂性、在一定时期内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所有这些，今天也已经是很清楚了。

关于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问题，过去在党内争论是最多的，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差不多都对于这些问题有过错误的了解，毛泽东思想，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和各种机会主义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完备的发展。因此，这些特点，必须在党章的总纲上加以肯定的说明。每个党员彻底了解这些特点，乃是必要的。

我们党的全部历史，最好地说明了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我们党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小组，发展成为今天领导强大革命根据地的党，是经过了光荣的特殊的历史道路的。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在认识与利用中国这些特点中发展起来的。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工人运动的基础上，在中国人民大众力争解放的基础上，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华民族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在反对本国封建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大众压迫的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向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大众一切敌人进行革命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中国工人阶级团结与领导中国人民大众、向压迫中华民族的外国帝国主义、向压迫人民大众的国内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和暗害者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三次伟大革命战争中，即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发展起来和锻炼出来的。是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发展和锻炼出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时间的历史，乃是三次革命战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与中国广大的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是在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对敌，又与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反动性进行各方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与中国广大农民以及与城市小资产阶级群众密切联合的历史，乃是与中国资产阶级联合、又与它斗争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在建设伟大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并在这些根据地上进行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种改革和建设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我们党过去很长期间的历史，乃是建设中国近代革命根据地特别是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历史，各种新民主主义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在这种根据地上试验成功，借以教育我们党与全国人民的历史。

最后，中国共产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反对党内无视或者误解中国革命这些特点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反对教条主义、经验主义、陈独秀主义、李立三路线以及后来的‚左‛倾路线与投降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是在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互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和巩固起来的。我们党的历史，乃是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并将其粉碎的历史，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而不断结合的历史。

这些，就是我们党已经走过的具体的历史道路。

我们党的这种历史道路，最好地说明了目前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以及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和由此而来的革命的长期性、革命斗争的复杂性、武装斗争与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等，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有它自己独特的特点，说明了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这个革命中的决定的作用。

我们党的历史道路，就是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革命特点所早已阐明的历史道路。毛泽东同志的道路，是最正确最完全地代表了我们党的历史，代表了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近代革命的历史。不管毛泽东同志在某几个历史时期，不能在形式上、组织上决定全党的行动，然而也正在这种时期，就愈加明白表示：真正的我们党的历史，中国无产阶级与中国人民的正确的革命方向，是在毛泽东同志那里，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为中心而继续着，存在着，发展着；而不是在任何其他的地方，也不是以任何其他的人为中心而存在，而发展。

我们的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长远道路上，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发展了与锻炼了自己。我们的党，在今后的长时期中，还要在继续深入地认识与利用中国革命的这些特点中，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去为达到自己的目标而战斗，并继续发展自己与锻炼自己。所以我们在党章的总纲上特别强调地说到了这些特点。在中国新民主义的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彻底胜利时，这些特点，是会继续存在的；因此，每一个党员，在自己的工作中，必须经常记住这些特点，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否则，过去的许多错误还是会要重复的。比如，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在目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性质，因而在政策上犯了偏右的或者偏左的各种错误。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极大的不平衡性以及由此而来的革命斗争的复杂性，因而在工作中犯了过分的集中与不适当的正规化以及工作中的简单化、一般化、缺乏充分的灵活性等。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在精神上没有充分的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因而犯了各种形式的急性病，或在困难时悲观颓丧。由于不了解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重视军队工作，不学习军事知识的错误。由于不了解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因而犯了不适当地在农村环境中强调城市观点和不重视农村工作的错误。又由于不了解在某种时期城市工作的重要性，因而又可能犯忽视城市工作、拘守农村的保守主义错误。由于不了解在一切人民群众中进行长期忍耐工作的必要性，因而采取盲动冒险及命令主义的办法等。如果我们同志只就一般的意义上来了解这些特点，那还是完全不够的，必须在一切工作中，在处理每一个具体问题时，都能具体地照顾到这些特点，才能不犯或少犯错误。所以这些特点，应该成为我们党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至少是目前阶段中的基本纲领的一部分。

第四，是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

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特别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这也是这次修改党章的一个特点；因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这就是说，我们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必须密切地与群众相结合。

毛泽东同志屡次指示我们：在一切工作中要采取群众路线。他在向这次大会的报告中，又以极恳切的词句指示我们：要根据群众路线去进行工作。他说：我们共产党人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是我们区别于任何其他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臶。他要我们：‚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他要我们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要我们同志明了：‚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就是不可战胜的。他说：‚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超过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害了急性病。‛又说：‚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义也是错误的，因为它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害了慢性病。‛所有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指示，都是极端重要的，每个同志都必须细心领会和切实执行。

我们的这种群众路线，是只有无产阶级的政党才能具有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就是阶级路线，就是无产阶级的群众路线。我们对人民群众的这种观点，我们与人民群众的这种关系，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

我们完全懂得：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人民群众解放斗争的全部过程中所起的决定的作用。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先锋队，而且必须有如我们党这种性质的先锋队，人民群众的彻底解放，才是可能的。人民群众如果没有自己的这种性质的先锋队，就将使人民群众没有革命的领导，而如果没有这种领导，就将使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遭受失败。中国人民只有在我们党的坚强而正确的领导之下，只有依照我们党所指出的政治方向奋斗，才能获得自己的彻底解放。

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必须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的密切的关系，它必须在各方面，首先在政治上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用正确的态度去对待人民群众，必须用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然后先锋队才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否则，先锋队是完全可能脱离人民群众的。而先锋队如果脱离人民群众，就不能成其为人民的先锋队，就不独不能实现它解放人民群众的任务，而且有直接被敌人消灭的危险。这就是说，人民群众的先锋队在一切工作中必须有彻底的明确的联系群众的路线。

在一些什么重要情形下，先锋队就要脱离人民群众呢？

首先，就是先锋队如果不能履行自己当作人民先锋队的应有职责，不能在一切时期和一切情况下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不能及时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不能坚持真理，不能在有错误时及时修正错误，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尾巴主义、自流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公开的自发论，公开主张追随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主义‚理论‛，公开主张不要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理论‛，是还没有的。但是一九二四年－－一九二七年革命后期的陈独秀主义和抗战初期的投降主义，就是一种尾巴主义，它们远远落在当时人民群众革命运动的后面，不能提出代表人民群众并鼓励人民群众前进的正确的任务、政策及工作作风，因而脱离人民群众，使革命受到损失或失败。此外，还有些同志在各种工作中有尾巴主义这类性质的错误。比如，有些同志在实际工作中，不把党看作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而把党看作是军队的、政府党团的或职工会的附属品。另有些同志在工作中疲蹋，老一套，安于现状，任其自流，丧失上进之心，而不根据当时当地群众的情况，提出正确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率领群众力求前进，违反领导群众前进一步的原则，迁就群众中落后的意见，把自己降到普通工人、农民甚至落后分子的水平，失去先锋队的作用。有时又迁就群众中错误的意见，而跟随在群众自发运动的尾巴后面跑，不能对群众实行正确的有远见的领导。这种倾向，是要使我们脱离广大人民群众的，因为人民群众并不需要这样的人来领导自己。

其次，就是先锋队如果不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不设法使群众在自己的亲身经验中来体会党的口号的正确，因而在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或者提出了过高的口号、过左的政策，或者提出了当时情况所不能允许的与群众所不能接受的过高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那就要脱离人民群众。这就是说，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是要脱离人民群众的。

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是犯过命令主义、冒险主义与关门主义的错误的。比如，有些同志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对人民群众负责，不相信群众是自己解放自己，而站在人民群众之上，去代替群众斗争，恩赐群众解放，命令群众行动。他们犯了急性病，表面上积极，然而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把党的口号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怎样才能把党所提出的任务变为群众自己的任务。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去启发群众的觉悟并适当地等候群众的觉悟，不知道采取许多步骤去使群众自然而然的革命化，而企图用简单的、生硬的、命令的办法强制群众接受党的口号和任务，并强制群众起来行动。他们违反了群众的自愿原则。特别在提出了过高的口号与过左的政策，引起群众的怀疑与不满之时，他们更用强迫命令甚至惩办主义的办法，去推动其工作。其中最恶劣的作法，就是他们每到一地，就去找那里的错误、缺点和坏典型，加以批评、斗争和处罚，以此去吓唬人民和干部，去推进工作；而不去找那里的优点和好典型，加以研究、补充和系统化，奖励那里的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传布好的经验，以鼓励党员和人民前进，同时即可以克服那里的错误、缺点。他们到处打击人，简单地用命令解决一切，不向人民群众学习，不吸收群众中的新发明与新创造，而强迫别人依照他们的办法行动。这种倾向，是要严重地脱离人民群众的，并要引起群众对于他们、以至对于党发生怨恨。

除开上述两种倾向外，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的倾向也在我们党内有些同志中发生了。这也是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

官僚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没有为人民服务的观点以及对党对人民不负责任的观点。其典型的表现就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只知发号施令，而自己则既不调查，又不研究，也不向群众学习，拒绝群众的批评，抹煞人民的权利，甚至要求人民为他们服务，为了自己的享受，而不惜牺牲群众的利益，劳民伤财，贪污腐化，在群众面前称王称霸等。

军阀主义的倾向，表现在有些同志不了解：我们的军队，乃是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武力，乃是人民用以战胜敌人解放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工具，而把军队看成是超出人民之外，或是站在人民之上的一种特殊势力，甚至把军队看成是可以造成少数个人势力、个人地位的工具，因而他们就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作风使用在人民的军队工作中。其特点，首先表现在官兵关系、上下级关系上，用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的办法来统率自己的士兵与部下，而不依靠士兵与部下的自觉与自动。其次，表现在军民关系上，不注意严整部属的群众纪律，不热爱人民，而强迫、打骂人民群众，使军队脱离人民群众。再其次，表现为单纯军事观点，表现在革命军队与革命政府的关系上，企图照军阀那样把军队摆在政府之上，企图以军治政。很明白，这种倾向，与人民军队是根本不相容的。

上述这些脱离群众的错误倾向之所以在我们党内产生，是由于劳动人民的文化程度不够和旧社会剥削阶级的影响，我们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以及脱离社会生产甚久的成分，常常容易接受这种影响而形成各种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些倾向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以至在我们党章的总纲上也提到了它们。将来革命愈扩展，工作愈繁重，我们内部的这些倾向也愈有可能生长。因此，我们应经常和这些倾向作斗争，才能经常保持和巩固我们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应该经常扫地和洗脸，以免这些政治的灰尘、政治的微生物来蒙蔽与侵蚀我们同志的思想和我们党的肌体。

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因此，我们党－－中国人民的先锋队，必须经常清除上述各种脱离人民群众的倾向，而实行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所谓密切联系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与人民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用正确的态度与正确的方法去领导人民群众的路线，就是要使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与被领导的群众建立正确关系的路线。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党的政策和工作方法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不但我们党的政治路线，而且我们党的组织路线，都应该是正确地从群众中来的路线，又正确地到群众中去的路线。我们党的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与正确的组织路线分不开的。虽然政治路线与组织路线之间，可能发生某些部分的暂时的不调和现象，但不能设想，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组织路线却是不正确；反之，组织路线正确了，政治路线却是不正确；要把二者互相孤立起来是不可能的。所谓正确的组织路线，就是党的群众路线，就是我们党的领导骨干和党内党外广大群众密切结合的路线，就是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就是指导方法上的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路线。

为了贯彻我们党和毛泽东同志的群众路线，在党章的总纲上和条文上都强调地指出了以下几个群众观点，这几个观点，必须在每一个党员的思想中牢固地建设起来。

第一，就是一切为人民群众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我们党从最初起，就是为了服务于人民而建立的，我们一切党员的一切牺牲、努力和斗争，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和解放，而不是为了别的。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最大的光荣和最值得骄傲的地方。因此，凡是为了个人利益或小集团利益而损害人民利益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的一切党员，以及参加我们队伍中的一切人员，只要是忠于职务并多少著有成绩的，也就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人民的勤务员，不管他们意识到了这一点与否，也不管他们担负的是重要的领导职务，或是普通的战斗员和炊事员、饲养员等职务，他们都是在不同的岗位上，直接或间接为人民服务的；因此，他们都是平等的、光荣的。我们要在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中，提高自觉性，使我们一切党员和一切人员都在高度自觉的基础上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第二，就是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我们为人民服务，就要对人民负责，就要在客观上使人民因为我们的服务而获得益处，获得解放；就要力求不犯或少犯错误，免得害了人民，引起人民的损失。凡属是我们提出的任务、政策与工作作风，都应该是正确的，这样才于人民有利；如不正确，即要损害人民的利益，那就要诚恳地进行自我批评，迅速求得改正。就是说，我们要善于为人民服务，要服务得很好，而不要服务得很坏。因此，我们在人民面前，一切都不应采取轻率态度，而应采取严肃的负责的态度。

还必须了解：向人民负责与向自己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即是说，我们党员受了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命令去进行工作，他们在工作中是要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负责的；但如果把这种对领导机关负责与对人民负责分开来看，那是错误的。必须对人民群众负责，才算是尽了最后与最大的责任。要理解党的利益与人民的利益的一致性，凡对人民有利的事业，即是对党有利的事业，每个赏都必须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尽力去作。凡对人民不利的事业，即是对党不利的事业，每个党员都必须反对，必须避免。人民的利益，即是党的利益。除了人民的利益之外，党再无自己的特殊利益。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即是真理的最高标准，即是我们党员一切行动的最高标准。每个党员对人民负责，即是对党负责，对人民不负责，即是对党不负责。要理解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要使二者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如果发现自己领导机关与领导人所指示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有缺点、错误时，即应以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向领导机关与领导人建议改正，要弄清是非，不应马虎敷衍。否则，就是对人民没有负起责任，也就是对党没有负起责任。党的纪律是必须遵守的，党的统一是必须保持的，因为保持我们党的统一与纪律，即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能借口对人民负责而破坏党的纪律与统一；但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任何缺点、错误，都必须纠正，每一个党员都有责任，也有权利，去帮助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纠正任何缺点与错误。因为任何缺点与错误，都是对人民不利的，因此也就对党不利。我们党员忠诚的自我批评精神，对自己及对领导机关的错误所采取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态度，以及遵守党的纪律的精神，都是对人民负责的精神。

第三，就是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同志经常说：人民群众是真正伟大的，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只有依靠了人民群众，才是不可战胜的，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真正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历史。马克思早就说过：劳动者是自己解放自己。国际歌上说：不是皇帝，不是神仙，也不是英雄豪杰，全靠自己救自己。这就是说，人民群众自己的解放，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斗争，自己起来争取，才能获得，才能保持与巩固；而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所能恩赐、所能给予的，也不是任何群众之外的人能够代替群众去争取的。所以恩赐的观点，代替群众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

人民群众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的解放，必须由群众的自觉与自愿，并且举出自己的先锋队，在先锋队的指导下，自己组织起来，自己去斗争，自己去争取，然后群众才能自觉地去获得斗争的果实，并保持与巩固这种果实。人民群众的敌人，只有人民群众自己起来才能打倒，否则，人民的敌人是不能被打倒的。没有人民群众的真正自觉与真正发动，仅有先锋队的奋斗，人民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历史是不会前进的，任何事业都是不能成功的。甚至就是如减租减息、变工队、合作社这样有关人民直接利益的事，没有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即使有什么人‚恩赐‛了减租减息，代替群众把变工队、合作社组织起来，群众还是‚明减暗不减‛，变工队、合作社也只能是形式的空洞的东西。

我们共产党人的一切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我们的一切纲领与政策，不论是怎样正确，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直接的拥护和坚持到底的斗争，都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我们的一切，都依靠于、决定于人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不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我们将一事无成，费力不讨好。但只要我们依靠于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要群众有了真正的自觉与真正的发动，又有我们党的正确领导，我们党的一切伟大事业，都一定要获得最后的胜利与成功。因此我们共产党人－－人民群众的先锋队，不论去进行任何工作，当着群众还没有自觉时，我们的责任，就是用一切有效的适当的方法去启发群众的自觉，不论如何艰苦，需要如何长久的时间，这首先的第一步的工作，是必须作好的；因为只有作好了这第一步，才能进入第二步，即是当着群众已经有了某种必要的自觉以后，我们的责任，就是去指导群众的行动，指导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在群众组织起来，斗争起来以后，我们再从群众的行动中去启发群众的再自觉。这样，一步一步地引导群众去为党提出的人民群众的基本口号而斗争。我们共产党人，以及一切任何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和伟大人物，在一切人民群众事业中所起的全部作用，就只有这些。除开这些以外，不能再多一点。如果有人企图在这里再多起一点作用，一切错误都可能由此产生。英雄主义、命令主义、包办代替、恩赐观点等，都可能产生。

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中，应该到处是、也只能是人民群众的引导者和向导，而不应该是、也不可能是代替人民群众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人民群众在革命斗争中迫切需要有远见的坚强的引导者与向导，因为这样的引导者和向导，是人民群众争取胜利的必要条件；但是人民群众并不需要代替他们包打天下的‚英雄好汉‛，因为这种脱离群众的‚英雄好汉‛不能完成任何人民群众的解放事业。

第四，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我们要很好地为群众服务，要去启发群众的自觉，要去指导群众的行动，那我们共产党人必须首先具备一定的条件，必须有预见，对于各种问题必须有预先的计算。就是说，必须是先觉者。只有先觉者，才能觉后觉。我们同志除开完全忠实于人民解放事业，具有充分的热情和牺牲精神之外，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还必须是十分有经验和十分机警，才能很好地去启发群众自觉和指导群众行动，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为了要使我们有知识、有经验和有预见，我们就必须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学习历史，学习外国人民斗争的经验，可以增加我们的知识。向敌人学习，也可以增加知识。而最重要的，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因为群众的知识，群众的经验，是最丰富最实际的，群众的创造能力，是最伟大的，所以毛泽东同志常常教导我们：必须首先向群众学习，然后教育群众。只有我们同志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把群众的知识和经验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更高的知识，才能够具体地去启发群众的自觉，指导群众的行动。如果不向群众学习，而自作聪明地从脑子中想出一套东西，或生硬地从历史经验与外国经验中搬运一套东西，来启发群众与指导群众，那是一定无用的。为了能够不断地向群众学习，所以我们一刻也不要脱离群众。如果我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那我们的知识就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我们就决不能是聪明的，决不能是有知识有本事的，我们就决不能领导群众。

‚……平常的人有时候竟比某些高级机关更接近于真理得多。‛

‚……要领导我们的事业，只靠我们的经验、领导者底经验，是远不够的。要正确地领导，就必须以党员群众底经验、工人阶级底经验、劳动群众底经验、所谓‘小人物’底经验来补充领导者底经验。‛

为要做到这一步，只有在‚领导者与群众有极密切的联系，领导者与党的群众、与工人阶级、与农民、与劳动知识分子有极密切的联系时才有可能。‛

‚与群众联系，巩固这种联系，决心倾听群众底意见，－－这就是布尔什维克领导力量之所在及其不可战胜的原因。‛（斯大林：《论党的工作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派及其他两面派的办法》）

这是斯大林告诫苏联共产党人的话。这是一条普遍真理。

领导者与领导机关的职责，就是要实行正确的领导，就是要正确地了解情况，正确地抓住中心，提出任务，决定问题，正确地动员与组织群众来实行自己的决定，正确地组织群众来审查自己决定之实行的情形。而为要使这些事情都做得好，就必须向群众学习，必须实行从群众中来，又到群众中去的路线。否则，任何一件领导工作都是做不好的。

这就是向群众学习的观点。

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这一切，就是我们的群众观点，就是人民群众的先进部队对人民群众的观点。我们同志有了这些观点，有了坚固的明确的这些群众观点，才能有明确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才能实行正确的领导。

有些同志只把工会、农会等群众团体的工作，看成是群众工作，但不把其他工作也看成是群众工作，这是错误的。我们党的及我们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各种事业，都是人民群众的事业，并都是（无一项不是）经过人民群众去进行的工作，都应该有群众观点、走群众路线去进行。一切工作都要走群众路线，都要有群众观点。我们党内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党的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党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我们在军队中的工作，也是群众工作，也要走群众路线；因为军队本身，也是人民群众的一部分，军队又只是为人民群众服务的。

自然，各种工作，各有其特殊的工作方式，不可混同，如工会、农会的工作方式，和党的、军队的工作方式，应该有所区别。但各种工作，都是群众工作。

自然，人民群众不是划一的，各种工作是复杂的。我们同志应从各种工作的岗位上，直接地去为部分的、具体的人民服务（如为一个工厂的工人、一个农村的农民、一个机关的职员、一个部队的士兵服务，以至只为几个人服务等），而汇合于为全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个共同目标上。因此，我们同志必须正确理解部分与全体的关系，直接进行部分工作与为部分人民服务，间接推进与加强整个革命工作与为全体人民服务。我们同志必须同时具有部分观点与全局观点，只照顾部分不照顾全体，是不对的，只照顾全体不照顾部分，也是不对的。应使部分与全体统一起来。在人民群众部分的暂时的利益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使部分的暂时的利益服从全体的长远的利益。这就是说，小道理应该服从大道理，小原则应该服从大原则。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然而，只有当我们同志善于思想，善于在一切具体情况下，正确地区别与配合人民群众的部分利益与根本利益时，才能有彻底的群众路线；否则，就可能自觉与不自觉地只站在部分人民的暂时的利益上，反对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而从多数人民的长远的利益上脱离人民群众。

在一切群众中，通常总有比较积极的部分及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部分，在最初时期，积极分子总是比较占少数，中间与落后状态的人总是组成为广大的群众。按照群众路线，必须照顾多数，即是必须照顾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否则先进部分就会孤立起来，什么事情也办不好。我们在群众中提出的行动口号以及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等，都必须是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能够接受的，所谓启发群众的自觉与自动，主要地就是要去注意启发那些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的自觉与自动。只有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有了觉悟，有了热情，起来行动的时候，才能有群众运动。我们必须特别注意教育、团结与组织积极分子，使积极分子成为群众中的领导核心。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为了组织积极分子而去组织积极分子的，绝对不能使积极分子从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中孤立起来，而是为了要经过积极分子去吸引与推动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即是为了最广大的群众而去组织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如果中间与落后状态的群众还未自觉，我们就要善于去启发他们，并要善于等待他们；如果我们不愿意等待，而冒冒失失地率领少数积极分子前进，我们就会脱离群众，我们就要失败。

中国的农民占全人口百分之八十，就全国范围来说，所谓照顾人民群众的多数，主要地就是照顾农民。我们的群众观点与农村观点，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国的工人阶级在目前情况下，如果看不见中国的农民，如果不着眼于中国农村的解放，是一定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的。中国农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很低，其他群众的文化水平（除知识分子外）也很低，因此，在我们的工作中采取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采取突破一点，推动全局的方法，就更有必要。指导文化水平很低的群众，仅用一般号召，是决定地不能成功的。因为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总是从亲自看到的、亲自体验到的事情上去理解问题，而不是从我们一般的宣传和口号上去理解问题的。我们必须在工作中突破一点，做出模范，让群众亲自看到、体验到，给群众以典型示范，才能鼓励群众特别是给中间状态与落后状态的群众以理解问题的可能与方便，给他们以信心和勇气在我们党的口号之下行动起来，成为群众的热潮。近来各地部队工作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之所以发生很大的作用，成为群众中最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就是因为他们是以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的人物、范例和经验，使群众理解了问题，提高了群众的自觉与自信。中国革命根据地的革命建设事业对于全国人民的教育启发作用，对于提高全国人民的自觉与自信，也是这样。至于领导方面在突破一点的过程中取得具体经验，以加强自己的一般号召，也是这个道理。因为对于群众，如果没有群众所熟悉的具体经验来做一般号召的内容，群众是很难理解的。我们要照顾全体，照顾多数，不要关门主义与宗派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不要官僚主义与军阀主义。

我们要领导群众前进，但是不要命令主义。我们要密切联系群众，但是不要尾巴主义。我们要从群众原来的水准出发，去提高群众的觉悟，率领群众前进。我们要在自己的工作中，把最高的原则性和与群众最大限度的联系相配合。这就是我们的群众路线。这当然是不容易作到的，但只有如此，才够得上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才配称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关于总纲的解释，就是这样。

三 关于党员

党章规定：年满十八岁者，方得被接收为党员。因为一个人一般地要到十八岁以后，才可能有自己的比较确定的政治上的判断力。

在修改党章以前，已经接收入党的十八岁以下的党员，仍应保留有效。

如有在政治上发育得甚早的青年，即是说，未满十八岁的青年已经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并且认为如果不接收入党就有所损失，那末，特殊地接收其为候补党员，是可以的。但必须在满十八岁以后，方能转为正式党员。

接收入党，除年龄的规定外，还依据被接收入党者的社会地位在党章上规定分为四类。这种分别，在中国今天的社会情况下是必要的。

第一类，是工人、苦力、雇农、贫农、城市贫民、革命士兵入党，其介绍人与候补期的规定均较宽。就是说，对无产者与半无产者入党，没有特殊的限制。对于从幼就在我们革命队伍中生长的人，也应归入这一类。

所谓城市贫民，是指的破产了的手工业者、小贩、到城市找职业而不得的农民、依靠不定劳动维持生活的苦力等。

第二类，是接收小资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入党，则须比较有经验的党员来作介绍人，并须有一年的候补期。因为从这个阶层出身的人们的思想，常常是比较复杂，对于我们党的纪律及参加严重革命斗争的顾虑，也比较多，因此，须有较长的候补期，并须比较有经验的人来作介绍。

在这第二类中党章上所指的职员，是不包括旧政权中的高级官吏在内的。

由于中国革命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由于我党在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在地下状态，那里有大批的革命者要求加入我党而找不到门径，因此，党章规定在革命新发展地区，接收第一、第二类人入党，可以临时将介绍人的资格及新党员候补期限放宽。不过这种临时办法，须由省委或边区党委规定。

第三类，就是社会上中层与高层剥削阶级中出身的革命者，他们的思想更加复杂，对于我们党的纲领和纪律，是更难接受的，所以他们要求入党时，党章规定必须找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比较高级的党委批准，并须有二年的候补期。

第四类，就是曾经有过其他的政治信仰，并曾经加入过其他政党或政治团体的人，他们中有些人要求入党，党章规定需要更有经验的党员介绍，经过更高级的党委审查、批准之后，才能入党。不过其中又有其他政党的普通党员、比较负责的人员和重要负责人员的区别。至于还有一些曾被国民党强迫入党或集体入党的人，在加入该党时，既是违反或没有自己的志愿，在加入该党后，又未参加该党的政治活动，那末，这种人只要有了这些证明，在接收加入我党时，就应按照他们不同的社会地位履行手续，而不当作有党派关系者待遇。

一切其他政党的党员，一般地只有当其脱离其他政党以后，才能接收加入本党。凡为某种社会团体（如工会、农会、文化团体等）的成员，并未参加其他政党政派者，即按其社会地位的不同接收入党。

凡曾加入我党，后来退出，要求再入党者，照第四类人履行手续入党：因为这种人经过政治上的动摇，须有经验的党员来作介绍，并须有比较高级党委的审查。但其候补期一般可以缩短。

凡曾被迫失去我党的关系，请求恢复党籍者，在经过省委或边区党委以上之党委审查确实后，即恢复党籍，无须重新履行入党手续。

党章规定：凡新党员入党，均须个别履行入党手续，即须有本人的请求并在入党志愿书上签字，有介绍人的负责介绍书，经过支部大会的讨论与决定及一定上级党委的批准。成批地集体地入党，是不能认为有效的。至于新党员入党的仪式，如有需要，各地可采取不同的方式。

在党章上，规定了介绍人及决定和批准新党员入党之党委的工作和应负的责任。这种规定，是很重要的，各级党委必须注意执行；因有某些党委过去关于接收党员的工作，是做得不甚好的。

在抗战之后，我们党有了很大的发展，共接收了一百多万党员，建立了近千个县委、几万个支部，因而组织与领导了解放区九千五百万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战，并领导了沦陷区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很大的成绩。但是有些党委在发展党员与巩固党的组织的工作中，也有过一些缺点和错误。

有些党委，特别是比较高级的省委、边区党委、地委和县委，对于接收党员，缺少负责的领导，缺少具体的工作和具体的指导，缺少经验的总结，他们把发展党员这样一件对于党的建设起着基本作用的严肃的工作，只是委托给支部和区委去办理，或者只规定要发展党员的数目字给区委和支部去限期完成，因而就使发展党员的工作形成自流的没有领导的现象。甚至委托一些没有经过审查的、在政治上不可靠的、在品质上不好的、对于党的建设毫无经验的人，去主持发展党员和建立下层党的组织的工作，因而大大损害了党的组织的纯洁性与严肃性。在这种情况下，不独是各种不可靠的和品质上很坏的人可以因此而得混入我党，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成份不好的支部。很明显，在我们的支部中发生这种现象，是由于党的上级组织对于党务工作缺乏领导的结果。为了根绝这类现象，并使这类现象以后再不发生，为了建设工人阶级的先进的党，各级党委，尤其是高级党委，必须把接收党员的工作，提到应有的重要地位上来，必须总结过去的经验，使接收党员的工作走上完全正确的道路。

在农村中，应该接收什么样的人入党呢？应该接收在对敌斗争中，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在生产运动中，在其他各种革命斗争中，表现了积极性的、思想纯正的分子入党。如果当地的上述各种运动还没有发展，因而也没有上述各种积极分子出现时，那末，在这里除开接收个别觉悟分子入党外，就不要大量的发展党员。只有在各种运动已经开展，并有了大量积极分子之后，经过相当时期的宣传和考察之后，才能从这些积极分子中比较更多地接收党员。在农村中，各种运动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积极分子的产生与成长也极不一致，因此，发展党员的工作，也应该是分别地进行，不可在同一时期在一切地区普遍地号召发展党员，而必须具体考察与具体指导。

在部队、工厂、机关和学校中接收党员，也必须是在战斗中，在各种工作中表现了积极性的分子，并须经过宣传和教育之后，才能接收。

在发展党员之前，必须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宣传党的纲领与政策，宣传党章。

最重要的，是要将发展党员的工作，委托给一些完全可靠的、在党的建设上有经验的、思想与作风都是纯正的工作人员去主持。这些人是要经过了考验的。某些地方如果缺少这种人，就应该培养与训练这样一批人，然后委托他们以主持发展党员的任务，并在工作中经常具体指导与教育他们。这就是我们党的组织员。每一个区党委、地委、县委以至区委，都应该有这样一些经过考验与训练的组织员，进行经常工作。在决定和批准接收新党员时，各级党委就应该依靠他们去进行详细的谈话及参加审查与介绍等。这样就可以经常接收新党员，又不致使这种工作失去党的领导与控制。

接收新党员，是党的支部的经常任务之一。不可因为有了上述一批组织员，就不动员一切支部去发展党员。发展党员必须由支部进行，但还必须有上级党委的密切领导，而上级党委则依靠这样一批经过考验的组织员去指导工作。

党章规定：介绍人对被介绍人，须作真实的负责的介绍。上级党委批准新党员入党，更须负责的进行，决不应该只是形式上的批准。

总之，要进行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并要使这种工作是很正确的进行，因而能够真正接收群众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这就不只是要有支部和党员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要有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

现在各解放区党员的数量虽已很大，但还有一半以上的乡村没有党的支部，很多的乡村没有党员，只在几个边区，有支部的乡村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在另外几个边区，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乡村没有一个党员。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在每一个乡村建立一个几个人至几十个人的党的支部，是必要的。因此，在解放区还须发展党员，建立新的支部。就是在已有支部的乡村，因为年来的对敌斗争、减租减息、生产运动、整风审干等，已有很大的进步，在这些运动中产生了大批的积极分子，也需要从他们中接收党员。在新解放的地区，则更须进行发展党员的工作。因此，发展党员，还是党在解放区的重要组织任务之一。而这种发展党员的工作，应根据上述方法，很正确地去进行。过去的缺点，不应再重复。

发展党员和巩固党的组织，都不能和其他的工作、和群众的各种斗争分开来孤立的进行。党员是从群众斗争与各种工作的积极分子中接收的，党的支部以及区与县之党的组织的巩固，也只能在群众斗争以及各种工作的过程中达到。比如说，农村党的组织，只有当它领导群众彻底完成了减租减息，又普遍地发展了生产，因而使群众的阶级觉悟提高，生活水准提高；又组织了很好的民兵，因而在对敌斗争中保卫了群众；经过了人民的选举运动，因而使群众懂得掌握政权的重要；并进行了有效的合作社与文化卫生工作等。那末，这些地方党的组织，就会巩固起来；因为它在这些工作中已与群众联系起来，群众的觉悟提高，并已有了经验，它的内部团结也在这些工作中巩固起来，并在这些工作中体会了党的政策和取得了工作的经验。

关于新党员的候补期，在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章上没有规定，在过去的实际工作中，有规定为两个月至一年者，各地亦不一致。经验证明：在农村中两三个月的候补期，是等于没有的。在机关、学校和部队中的作用，也不大。过去对于候补党员很少进行必要的教育工作。

在新的党章上规定：新党员候补期为半年、一年、两年三种。但所属党委均得延长或缩短。并指出候补期的作用是使候补人接受初步的党的教育，并保证党的组织考察候补人的政治品质。就是说，对于候补党员的教育与审查，是党的组织一项必须注意进行的工作，否则候补期的作用，将仍会很少。对于候补党员，教育他们认识党章和党的纲领与政策，并使他们确立共产党人的基本观点，如组织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实事求是的唯物观点等，是非常重要的。

党员有退出党的自由。党章规定在他申请退党，交出党的一切证件之后，即可由支部除名。这表示退党是自由的，入党则是有条件的、不能自由的。

党章上有开除党员的规定。如果被开除者是各级党委的委员，须经各该级党委之全体会议决定，并经上级党委批准。

四 关于党员的义务与权利

在这次修改的党章上，规定了党员的义务与权利。我想，这些义务与权利的规定，将要保证我们党内的生活更加在正常情况中发展，将要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并保证党的行动的统一。

关于党员的义务，党章首先规定：党员必须努力地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和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因为这是每一个党员能否正确地为人民事业而奋斗的基本关节。如果党员的觉悟程度不高，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不能领会，那他就不能作一个好的党员，不能自觉地很好地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党的组织上的统一，首先是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所造成的党员在思想上的一致为其前提的，如果没有这种思想上的一致，党在组织上行动上的统一，就没有基础，党的纪律，就不能建立在自觉的基础上，各种分歧，就可能产生，党为人民事业而奋斗，就不能胜利。我们在党内，是强调党员的自觉性，党的一切工作，主要地都是依靠党员的自觉性与积极性去进行，党也采用一切办法去提高党员的觉悟，但是每一个党员必须自己努力，自己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弄通自己的思想。因此，这就规定为党员义务的第一项。

党章要把这一项规定为党员的义务，这就是说，党员必须是为人民的事业而去学习，而不是为了任何别的目的；这就是说，不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提高自己的觉悟程度，弄通自己的思想，是每一个党员对党对人民不可推诿的一种职责；这就是说，没有强烈的学习精神与正确的学习态度，骄傲自满，不求进步，就是对人民事业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其次，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都要严格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党员的这些义务，是大家历来所公认的。

在这里我们强调了党员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的必要性，而不只是强调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因为一个党员，是必须在政治上来关心党的一切，在政治上对党负责的。党的选举与党的会议以及党的决议之成立等，每个党员都应以负责态度来积极参加。每一个党员，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危害党，不得有损害党的利益的行为，并且还必须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

党章规定：为人民群众服务，了解并及时反映人民群众的需要，向人民群众解释党的政策，从而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是每一个党员的职责。

党章规定：每一个党员，不只是应该遵守党的纪律，而且应该模范地遵守革命政府的一切法纪和一切其他革命组织－－如革命的军队、革命的群众团体和革命的事业机关的纪律。每一个党员在各种革命事业中应起模范作用。应该把遵守党纪与遵守革命政府和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统一起来，而不可把二者对立起来。党就是要自己的每一个党员模范地遵守人民的革命纪律，遵守革命政府与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而每一个党员如果不遵守革命政府和一切革命组织的纪律，也就是不遵守党纪。有些同志把二者对立起来，应该切实纠正。

我们的党，早已是而现在尤其是一个大党，而且是已经在解放区执政的党，除开少数的革命职业家而外，绝大多数的党员，都必须有一件社会职业；因此，每一个党员都应该精通自己的业务。如果我们的党员，只有革命的热情，而无熟练的业务本领，那我们就不能领导人民的事业，就不能建设强盛的国家。

党章规定一切党员都有下列各项权利：

（一）在党的会议上或党的刊物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实施问题之自由的切实的讨论；

（二）党内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三）向党的任何机关直至中央提出建议和声明；

（四）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无疑的，在党章上规定党员的这些权利，会要提高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责任心，保障党员群众对于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并且给党以武器有效地来反对高傲自大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来改善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并因此而来改善党的各种工作。

所有党员的这些权利，应该完全被尊重。但在实际工作中不尊重党员这些权利的现象，是常常发生的。例如，有些同志在会议上想种种方法禁止关于反对自己意见的发言，在党内的选举与被选举中加以各种限制，禁止党员向上级机关提出建议和声明，或在中途稽留党员的申诉书，在党的会议上不允许党员对党的负责人提出批评，甚至有些党员因为批评与自我批评而受到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分子的报复与打击。这些现象，必须彻底肃清。

在我们党内，少数服从多数，是绝对地必须遵守的。但少数人的正当权利，亦必须被尊重。少数人在声明服从多数决定的条件之下，有权在会议上发表他们与多数相反的意见和在表决时举反对之手，党的组织必须保证这少数人不致因此而遭到多数人任何不应有的打击与不幸。少数人的意见，如果他们自己不放弃，在服从多数决定的条件下，是有权保留的。保障少数人的这些基本权利，是党内民主所要求的，并且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在某些情形下，真理并不一定在多数方面，而可能在少数方面。在通常情形下，多数人是对的，少数人是错了，我们给少数人以这种权利，就是给少数人以回旋余地，好让他们恰当地改正其不正确的意见。

党章规定：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工作人员，包括任何负责的党员在内，是每一个党员不可被剥夺的权利。这个规定是和现在某些地方不许在党的会议上批评负责人员的习惯相反的。应该说，这种习惯原来就不好，流弊甚多，它助长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发展，窒息党员群众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因此，应该纠正这种习惯。如果大会通过这一项规定，这种习惯从此即成为非法的，只要是在党的会议上，禁止任何党员对于任何党的工作人员的批评，即成为违反党章的非法举动。

应该明白，只有实行‚言者无罪‛，才能收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效果，并从而达到和加强党内的团结与纪律。

一切党员都有权按照党章参加可能的应有的选举及被选举到党的领导机关中去，除党章规定者外，不得加以限制。一切党员对党的领导机关的建议、声明及控诉书等，各级党委均必须迅速转达，不得稽留。

只有充分保证党员这些民主权利，才会减少党内某些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批评、言论和行动，减少小广播，并将引导党员群众的批评、言论、行动走上负责的、正确的轨道，走上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方向。

自然，反党分子及暗藏在党内的奸细分子，是可能利用党内民主来进行破坏活动的，但我们的党员群众，是不会允许这些分子活动的，是会和党的领导机关一起清除这些分子的。

党内的各种缺点，必须清除。然而只有发扬全体党员的积极性与责任心，才能清除这些缺点并保持和发扬党内一切生动活泼的力量至最高限度。党章给予党员这些权利，保障全体党员积极性与责任心的发扬，我相信全体党员将利用党章所给予的这些权利，负责地来清除党内的一切缺点，发扬党内的一切优良作风，推进党的各种工作，并将我们党放在从来未有的健全的强有力的基础上。这就是我们的希望。

五 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的党，不是许多党员简单的数目字的总和，而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而是党的领导者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这种规律，就是党内的民主的集中制。

在一个工厂或一个农村中，仅有三个党员在一起，这还不是党的组织，还必须按民主的集中制组织起来。在通常的情况下，这三个党员中必须有一个是组长，其余两个是组员，即是在各种活动中有一个领导者，两个被领导者，才能成为党的组织。有了这种组织，就产生出新的力量。无产阶级的力量，就在于组织。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照党章规定，即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它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

为什么说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呢？这就是说，党的领导机关是在民主基础上由党员群众所选举出来并给予信任的，党的指导方针与决议，是在民主基础上由群众中集中起来的，并且是由党员群众或者是党员的代表们所决定、然后又由领导机关协同党员群众坚持下去与执行的。党的领导机关的权力，是由党员群众所授予的，因此，它能代表党员群众行使它的集中领导的权力，处理党的一切事务，并为党的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所服从。党内的秩序，是由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的原则来建立的。这就是说，党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不是离开民主的，不是个人专制主义。

为什么说，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呢？这就是说，党的一切会议是由领导机关召集的，一切会议的进行是有领导的，一切决议和法规的制订，是经过充分准备和仔细考虑的，一切选举是有审慎考虑过的候选名单的，全党是有一切党员都要履行的统一的党章和统一的纪律的，并有一切党员都要服从的统一的领导机关的，这就是说，党内民主制，不是没有领导的民主，不是极端民主化，不是党内的无政府状态。

党内民主的集中制，即是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党员群众相结合的制度，即是从党员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党员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制度。即是反映党内的群众路线。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集中制是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如是就使自己的领导脱离党内的民主，脱离党员群众，并把此种状态名之曰‚集中‛。他们认为自己的领导上的权力，无须由党员群众授予，而是可以自己攫取的。他们的领导地位，也无须经过选举，无须取得党员和下级组织的信任，而是可以自封的。他们的指导方针与决议，也无须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并经过群众去决定，而是可以独断的。他们是站在党员群众之上，而不是结合于党员群众之中，他们是站在党的组织之上来命令党，支配党，而不是站在党的组织之内来服从党，受党的支配。他们对于上级，则利用党内的民主制向上级闹独立性，对于下级和党员，则利用党内的集中制来压制下级和党员的民主权利。他们既不民主（对下级），又不集中（对上级）。多数通过的决议和党的纪律，别人都得服从与遵守，但他们领导人自己觉得是可以不服从不遵守的。所有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这些党的基本组织原则，他们都不遵守。他们认为党的法规和决议，是为那些普通人写的，而不是为他们这些特殊的领导人写的。这是党内一种反民主的个人专制主义倾向，是社会上特权阶级的思想在党内的反映。这与我们党的集中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偏向，在我们党的组织中是存在着的，应该完全肃清它。

有些同志，不了解党的民主制是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制，如是他们就使自己的行动脱离党的集中领导，脱离党的整体。他们不顾大局，不顾整体的长远的利益，按照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自己的见解在党内任意的自由的行动，他们不严格地遵守党纪，不执行党的领导机关的决议，在党内发展各种非组织的、非政治的、非原则的言论和行动，或者故意夸大事实，在党内播弄是非，或者在党内实行无限制的空谈与争论，不顾环境的严重与紧急情况，甚至利用党员群众一时在思想上没有准备的盲目状态，来表决自己的要求，利用‚多数‛的名义来实现自己的企图等。这些就是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与我们党的民主制没有丝毫相同之点。这种思想的危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这种思想的来源：‚在于小资产阶级的自由散漫性。这种自由散漫性带到党内，就成了政治上的和组织上的极端民主化的思想。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而极端民主化的现象，又常常当作专制主义倾向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凡是专制主义倾向较严重的地方，那里就可能出现极端民主化的现象。这两种倾向都是错误的，都极大地妨害与破坏党内的真正统一与团结，全党必须警惕，严防这些现象的发生。

现在必须放手地扩大我们党内的民主生活，必须实行高度的党内民主，同时，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实行党的领导上的高度集中。

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说：‚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又在全国范围内至今还没有民主生活，这种情况反映到我们党内，就产生了民主生活不足的现象。这种现象，妨碍着全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同时，也就影响到统一战线中、民众运动中民主生活的不足。‛从六届六中全会以来，情形是有了一些变化，不独中国解放区的民主运动有了极大的发展，就是党内的民主生活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在整风运动中，在检查工作的运动中，党内的民主已有极大的发挥。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干部中对于党的历史、党的路线的深入的自由的检讨，是党内民主的切实发挥，因而充分地准备了我们这次大会。然而，就全党来说，就各个地方来说，党内民主生活至今还是不足的，还应该继续发展。因此，党章上有许多扩大党内民主的规定。

目前我们党虽然是处在战争中，但我们的战争，是一种长期战争，在我们的技术条件和敌军的情况没有改变以前，基本上还是一种游击战争。因此，凡在游击战争中可以进行的会议和选举，都必须进行，不应借口战争环境，不必要地缩小党内民主。

在解放区，在一切可以召集大会进行选举的地方，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及党员大会，必须依照党章的规定来召集，并由大会来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

党章规定：在选举党的领导机关时，除大会主席团有权提出候选人名单外，必须保证各代表团及所有代表都有权提出候选人，并保证选举人有批评与调换每一个候选人的权利。候选人名单，须经过充分的讨论。选举时须按名单进行无记名投票或表决。

党章规定：各地方党的代表大会每二年召集一次，即是说每二年改选党的各级地方领导机关一次，那末在两次代表大会之间，再召集代表会议若干次，来讨论并决定当前的各种工作问题，乃是必要的与可能的。在过去是召集各种大小干部会议来检讨与决定工作问题，而无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在今后则应召集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选举只能每二年进行一次，过多的选举，没有必要，并将妨害工作，因此，除代表大会外还须召集代表会议来检讨与布臵工作，这种代表会议，每年可按各地工作需要召集一次至二次，其代表即由下级党的委员会选派。它有权撤换与补选委员会的部分委员，但它的决议和撤换与补选的委员，须经过各该委员会批准，因它比过去的干部会虽有较大的权力，但它还是各该级委员会的下级机关。

省或边区、地方、县、区的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可以轮番召集。比如，今年召集省或边区、县的代表大会，地方与区则召集代表会议；明年召集地方与区的代表大会，省或边区与县，则召集代表会议。

各级党的委员会，应较过去扩大，应将各方面负责的与人民群众有很好联系的干部包括在内，党章规定：在委员会中再组织常委，进行日常工作。在常委委员中，亦须包括各方面负责的干部，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经常的总的领导核心。在各级委员会中，除有一个正书记外，可以按工作需要再设一个至两个副书记，以便没有缺陷地照顾全般工作。各级党的委员会，决不是仅仅进行党内的组织工作，而是应该成为当地各种工作的领导集团，党内的组织工作只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而且应由党委的组织部门去作专门的管理；因此，凡是各级委员会比较带普遍性的工作决定和工作计划，应召集全体会议来集体的讨论和决定。集体决定之后，就应分途去执行。

扩大党内民主的中心一环，在于启发党员和干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报告中已着重地说到了自我批评，他说：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我们和其他政党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要启发党员和干部对党的政策与工作的积极负责精神，要使他们考虑问题，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为此，各级领导机关的负责人，对于自己领导下的工作之中的缺点与错误，必须首先进行充分的自我批评，在党员和干部中以身作则，必须有充分的接受别人批评的精神准备，万不可在遇到别人批评时，即冲动暴躁，或采取压制打击等办法。只有如此，党内民主才可顺利发扬，否则，即使按期召集各种大会和会议，仍然可能是死气沉沉的、人云亦云的、照例听报告和举手的、没有生气、没有民主的大会与会议。我们有许多同志，甚至有些负责人，至今还不能很好地领导开会，使会议开好，因此，有许多会议是失败的，或是开得不好的，有时甚至变为党员和群众的严重负担。可见单是多开会，还不是民主。还必须把会开好，必须发扬民主精神，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为此，必须执行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关于‚怎样使党员到会有兴趣‛的指示。

经验证明：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在党员群众和人民群众中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与必要的自我批评，那里党员和人民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就会开展，积极性也就会提高，内部团结也就会达到，工作也就会改进，缺点也就会克服，而且负责人的威信不独没有损失，反而会提高。这在我们党内及人民中已有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相反，凡是那个地方的负责人没有自我批评精神，不肯或惧怕批评自己的缺点与揭露自己的错误，企图掩盖与隐藏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或在别人批评后不表示感谢别人，不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而是面红耳赤，反口相讥，或寻隙报复，那末，那里的党员和人民中的民主与自我批评，就不会开展，积极性就不会提高，内部团结就不能达到，缺点不能克服，工作不能进步，负责人的威信也就会丧失。因此，开展与扩大党内民主，各地党的负责人所负责任是非常之大的。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应该定期地向选举自己的党员和下级组织报告自己的工作。在这种报告中，不只应该说到当前的情况和工作的成绩，而且应该说到缺点和弱点以及工作中的错误，请求自己的选举人和下级组织提出意见和批评。经验证明：许多下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工作中所发生的错误与缺点，其责任并不能由下级组织及党员与干部来担负，而应该由上级领导机关来担负。因为这些错误和缺点的造成，许多是因为上级领导机关没有及时的提出任务、指示政策，或者虽然提出了任务，指示了政策，但是没有系统地彻底地解决问题，或者提出的任务，指示的政策本身就有错误。在这种情况下，过多地责备下级组织和党员与干部，把责任向下面推卸的现象，是很不好的，是最能使下级丧失信心和积极性的。当然，下级党委，被领导的党员与干部，如果有错误、缺点，也应一样有自我批评精神。

党内民主的实质，就是要发扬党员的自动性与积极性，提高党员对党的事业的责任心，发动党员或党员的代表在党章规定的范围内尽量发表意见，以积极参加党对于人民事业的领导工作，并以此来巩固党的纪律和统一。只有认真地扩大党内民主，才能巩固党内的自觉的纪律，才能建立与巩固党内的集中制，才能使领导机关的领导工作臻于正确。为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必须遵照党内民主的原则进行工作。

要在党内放手实行高度的民主，决不是要削弱党内的集中制，相反，要在实行高度民主的基础上，同时实行高度的集中。要使高度的民主与高度的集中统一起来，不要使二者对立起来。只有实行高度的民主，才能达到领导上的高度集中；只有在以民主为基础的高度集中领导之下，才能实行高度的民主。认为实行高度的民主就要削弱领导上的集中，是错误的。因此，党章规定：党的各级领导机关遵照党内民主原则进行工作时，不能妨害党内的集中原则，不能使正当的有利于集中行动的党内民主被误解为无政府倾向（向党闹独立性和极端民主化）。

党内民主，必须保证是按照有利于党的事业（即人民的事业）的方向进行，不能松懈党内的战斗意志与战斗团结，不能被暗害分子、反党分子和党内的分裂主义者与投机家、野心家所利用。因此，党章规定：凡关于全党的或地方范围的党的政策与路线问题之彻底检讨与辩论，必须是有领导的，必须是在时间上允许即客观情况不紧急的条件下，并须有中央或地方领导机关的决议。下级组织有过半数以上的提议，或有上级组织的提议，也可以进行这种检讨。

党内的民主应该扩大，但党的决议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全党各个部分组织统一服从中央，党章规定的这些原则，必须无条件的执行。

有些同志在执行这些原则时，是提出条件的，他们或者以同意决议、指示的正确性作为服从的条件，或者以人事上的能力之强弱、地位之高低、党龄之长短、文化程度之高低以及某些历史的恩怨与山头亲疏等关系，来作为服从的条件。应该说：所有这些条件，都是不应该有的。一个共产党员是否有高度的纪律性和遵守纪律的精神，只有在他处于危险的情况下，或者在他与党的组织发生了严重的原则分歧和人事上的分歧之时，才能表现出来。只有当他处在少数地位时，仍然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党的组织原则，他才是一个有高度纪律性和原则性的党员，才能表示他是顾大局的，是懂得局部服从全体、小道理服从大道理的，懂得个别的原则分歧与人事上的分歧，是应该服从于党的统一与党的纪律之最高原则的。

我们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提倡盲目的服从性。由于我们现在还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各个地区的内外情况，常有极大的悬殊，因此，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采取‚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政策。采取过分集中经营的政策与平均主义的政策，都是错误的。但分散经营（即各个地区独立地进行工作和具有独立工作的能力，不是闹独立性），不是脱离集中领导，而必须有领导上的集中。在这里，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常常不能照顾到一切区域的一切情况，而只能是带着一般性的。因此，决议与指示，就常有在一般地区行得通，而在某些特殊地区行不通的情形。领导机关的决议与指示中有错误，在实际上行不通的事情，也常有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就不是提倡盲目的执行与服从，而提倡自觉的认真的执行。这就是说，要认真地研究情况与研究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如果发现决议、指示有错误，或者与本地情况不合，就应勇于提出意见，请求上级收回或修改；而不是闭着眼睛，硬要去实行，以至劳民伤财，脱离群众。下级这样做，并不是反抗上级，也不是闹独立性，而正是以认真的精神去执行决议与指示。只有这样的党员，才是最好的党员，他不只是能够独立思考问题，而且能够帮助上级纠正错误、缺点。这是应该特别奖励的。关于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可以有三种态度：第一，上级的决议、指示，合口味的就执行，不合的就不执行。这叫闹独立性。不管他用什么话来敷衍搪塞，这总是闹独立性。这是要不得的；第二，不问行得通与否，既不研究决议、指示，又不研究情况，盲目地机械地执行。这是一种盲目性。这不是在认真地执行上级的决议、指示，而是在盲目地执行。这也是要不得的；第三，既研究决议、指示，又研究情况，行得通的就坚决执行，行不通的就向上级提出，详尽地报告为什么行不通的理由，请求改变决议、指示。这叫做自觉地认真地执行决议、指示。只有这第三种态度，才是正确的。共产党员的这种创造性与自动性，我们不独不反对，而且应该大大提倡。党反对没有纪律性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倾向，但提倡与奖励每个党员在党的方针下独立思考问题、独立进行工作的创造精神。

领导机关的决议、指示，应该允许下级和党员提出意见，提出怀疑，提出修改。如果是决议、指示真有缺点和错误，应该接受下级意见加以修正，如果是下级的意见不对，也应很好解释，把思想弄通，而决不可对下级加以错误的打击。对任何指示、决议，在请求修改后，上级仍然决定要执行者，均必须执行，不可坚持自己的意见、反抗上级的决定。

共产党的纪律，是建筑在自觉基础上的，不可以把党的纪律变成机械的纪律，变成限制党员自动性与创造精神的所谓‚纪律‛。应该使党员的纪律性与创造精神结合起来。

党章规定：各级党的组织，必须保证在自己指导下的报纸，宣传中央机关与上级组织的决议与所定的政策。这是我们党的统一性与全国性所必需的。中央与上级组织的决议和政策，必须在各地宣传，而与这些决议和政策相反的一切思想，则不应宣传。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不得宣传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关于这一点，某些地方党的组织的执行情形并不是很好的，有些报纸，对中央决议与政策宣传不够，并且有过抵触中央决议与政策的文字发生。为此，各级党的组

第三篇：读书报告

盛世危言——若有所思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报告

12历史学 2012211292 余茜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中国爆发。愚夫愚妇们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对这一妖术的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著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这是本书立足的背景，作者通过分析解释“叫魂”这一妖术传言的来历，以及地方政府和后来中央皇帝对于这种妖术恐惧的处理，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警醒我们切勿走向清帝国曾经走过的悲催老路。

三个层面

以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联性为前提，全书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第二个层面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这样地方官员也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第三个层面是专制君主乾隆。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对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

本世纪的似曾相识

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帝国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旧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映射出清帝国即将走上的悲催的道路。在讲完了三个层面的故事后，作者又进一步讨论了叫魂故事背后的历史意蕴，通过分析叫魂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他将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同时提出“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

读《叫魂》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 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自己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这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的真实写照。值得悲叹的是，这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相信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读到这里都会有似曾相似之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把此书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第四篇：读书报告

本书的作者收录了四个村庄的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对农村教育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讨论，分别从对农村教育的质性思考，农村教育的外向性，精英教育的历史渊源和平民教育的兴起，农村教育和人观，宗教信仰，社会性格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这四点宏观的分析了农村教育出现的问题及问题的源起。

城市导向的农村教育，即农村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目前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源起。从精英的教育历史探究，自春秋末期起，教育就有着外向性的性质，“学而优则仕”成为我国古代教育的最重要的表述。直到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教育还是始终是外向性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打破原有的制度，并推向了极端，导致了教育的落后。70年代被纠正后，外导向的精英型的教育又成为主流。在此，作者特别指出，“科举下论“乡学”和“国学”都没有和乡村疏离“[1]，乡土社会恰恰是科举制度的基础，也就是那时候的私塾一部分是建立在乡土社会基础上，比如刘云杉对黔西南的一个民族村寨的研究发现，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们，对乡村文化比较熟知，成为乡村文化的精英。这些大都受私塾和党政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在农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中，诸多学者对乡村教育的发展对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出”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目的的平民主义教育“。乡村教育，几经破折和改革，如今，却完全了以”入学率，辍学率，完学率“的硬性指标来衡量。而在原本的就不公平的背景下，乡村教育始终被贴上落后的标志，极少数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而大部分未”走出去“的学生为”种田不如老爸，养猪不如大嫂，肩不能/员扛，手不能提/愿提“的”废人“。在城市二元制度下，城乡经济、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农村教育的课堂上为学生们灌输着遥不可及的城市生活，学生们向往着城市生活，却不能走出农村，最后只能处于农村与城市的流离状态。

本文第一篇是李小敏的《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滇西北永宁拖支村田野调查》，首先笔者对拖支村的做了基本的描述，看得出作者在进入田野的时候，首先会对自己所调查的田野点做一全面，宏观的观察，比如，作者对学校铁门，高墙的描述和对村庄篱笆矮墙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以国家意志的学校和村落的强烈反差与不协调。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对村小愿校长的个人生活史看地方教育和乡村教育的沿革，是往往一个人的历史映射出可以出一个村庄的历史。通过这种个人生活史反应出的村落变迁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从对个人生活史的叙述折射出他所处的文化场域中多重力量的互动。

在第二节，村落知识与文化权利空间，首先作者提出两个主要概念“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力空间”。“因文化的疆界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中形成的”故作者将文化结构与空间概念结合到一起进行描述和研究，并在描述知识资源的产生与发展时，引入了空间理论方法。对于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利空间的关系作者提到“国家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与地方性知识资源所能占的文化权力空间息息相关”“通过本地人的缓解和译解，国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会肌体之中”（P49）

其次，作者通过对摩梭社会的阅读和观察，看到了摩梭文化与外来主流文化的碰撞，指出，“空间压缩和文化渗透可能会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进行“（P58）。作者对摩梭女子当家，却登记户主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得出，“男主外女主内，是家屋本位导位下所做出的劳力配置，其表现不是公众领域对家户领域的侵入和宰制，反而是家户领域以柔性的方式渗透于公众领域，适应本土文化的需求”（P63）。这也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中，无论主流文化多么的强势，却还是退位了适应乡土文化的文化模式。制度虽然会变化，但是，”民族的、本土的文化意义体系却仍然可以经由符码和日常生活的空间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下一代“。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在家户领域和公众领域既分隔又相互渗透的条件下，知识资源的分配与传承也呈现多重空间的模式“通过对拖枝村不同民族文化经济差异的调查，发现不但在摩梭民族中，在拖支村中不同族群文化的互动中也存在中心与边缘。”“在社区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反应着外部世界的影响和渗透。（P64）“

第三节，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之间，作者分析了乡土文化被主流文化的冲击，同样这种现象在乡村教育中也尤为突出，作者参与了拖支村完小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学校生活，及教学中的语言使用，看到了，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通过对教育的“失败者”和游走于体制边缘的人的访谈与观察，更体现出了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国家教育和本土文化的脱离所出现的问题。

本文选取文化的传承和知识资源的分配作为切入点，而重点是通过国家教育之于乡土社会的作用，考察国家力量对于村落社会的渗入，城市化、工业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间内的表现。并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去国家强势文化的中心化，恢复和增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能产性，重构民族认同和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思考：本文从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力切入，对拖支村进行了考察。文章利用空间的概念用来分析，把文化环境放在一个空间中去考察。借用“内”“外”两个概念，描述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小到家户，大到社区，族群之间，最后延伸到教育。本文，形散而神不散，紧扣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利空间，对拖支村不同空间互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从研究方法上看，作者应用了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个人生活史，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初次进入田野的时候对村庄就进行了大概的了解，在初入村庄的初次影响作者就看了，树立在村庄里代表国家意志的村小与村庄形成的鲜明对比，作者并没有描述太多的现象，但却对村庄的观察细致入微。包括代表国家意志的标语“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却没有带给太多的力量。从而提出了本文要讨论的重点问题，即，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对立，脱离本土，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被教育者对本土的不适应。本文提到了地方知识精英的作用，“通过本地知识人的缓冲和译解，国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会肌体中”（P49），但是，本文没有过多的提到地方知识精英，也没有阐述地方知识精英对外来文化如何的缓解与译解。阅读本文，本人受益匪浅，无论从首先作者采用对的研究方法和村庄的进入方式，作者虽然研究村落的教育，却并没有只是从学校去分析教育，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出发来进而分析教育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类学着，需要知道最底层的声音，而不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学校。其次，作者的行文貌似比较零散，实质却富有逻辑，以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利空间切入点，从各个方面考察了国家力量对于村落社会的渗入，城市化、工业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间内的表现。

第二篇 村落社会文化与国家教育——川西南泸沽湖镇一村小及其所在村落的田野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以泸沽镇的一所村小——南山小学为调查对象，并以他为切入点，了解他所在国家教育的整体情况。笔者分两个阶段进行了田野调查，第一个阶段，在暑假期间，作者首先对南山小学所在的村落做了一个调查，了解社区的情况，人们的受教育水和国家教育的态度等。在调查的后一个阶段，学校开学后，作者主要在学校进行田野调查，和同学们一起听课，一起交流，在基层实践者那里了解他们所受教育和他们想要的教育之间的差距。作者不但对该村的山南小学做一调查，因山南小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和其他学校是有着联系的，作者还对泸沽湖中心小学和泸沽镇的中学。作者首先对摩梭人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村落的经济生活，远嫁他乡和打工等人口流动状况，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其次，作者针对该村出现的教育受教育低，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教育男女不公平的现象，从教育被实施方、国家、学校进行了分析，作者从家长和学生的角度探讨教育问题的发现有三个主要原因：经济贫困，经济生产方式对低龄劳力的需求，家庭对教育的现实，选择有关。从教育实施方来看，即学校和各级主管部门，学生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低的原因是教育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的落后、农村教育资金严重不足、现行的农村教育内容和导向。最后一部分，作者对农村教育进行的新举措的实践情况和村民的反应做了调查，提出了对农村教育的思考和建议。即：第一，加大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第二，因地、因时制宜的改革农村教育。第三，尊重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解决好宗教信仰自由和义务教育的关系。

思考：首先，本文作者更多从主位的视角去考察，并与民族间进行了比较。作者对摩梭人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经济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摩梭文化的时候，作者基于摩梭的母系文化的对走婚制和宗教信仰进行调查和描述，提到了走婚制。提到了子女花费中父母双方的承担情况，映射出文化和教育的关系。对宗教的调查发现，喇嘛教在摩梭文化的重要地位。作者在对山南、舍垮、直普三村进行了的经济情况也进行了调查，他们经济来源的单一，促使人们远嫁他乡和外出打工。作者对该村的文化，宗教、经济的调查和了解，不只是简单的调查，而是通过调查摩梭文化、宗教、经济去探究该村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和他们乡村教育之间的关系互动。从中我们看出，作者把乡村教育放村庄里进行探讨，并不就教育论教育，或者只在学校里谈教育。作为一个民族学研究者，就是要将教育的放在村落中探究，才会得出乡村教育的真正问题所在。

第三篇 贫困乡村教育的文化嵌入——黔西北石门坎的田野调查

作者沈红在在引言部分首先总结了大家都石门坎教育落后的几种观点，在对这些观点的分析，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作者以老师的角色进入田野，这种职业更容易让人亲近，得到别人的尊重，也给调查带来了很多便利。作者应用了在田野当中，根据调查的深度和情况，采用了不同的田野调查方法，参与观察和非结构性访谈通常用于初步进入社区。深入调查，作者通过拟定访谈提纲而进行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访谈。作者也会对见多识广的村民进行个案研究，不过这需要长时间的深入社区。第二部分，作者介绍了所调查的社区石门坎的经济和地理做了一个宏观的调查和介绍。第三部分，作者对村民的教育程度进行了了解，从性格，民族差异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及教育出现受教育程度男女比例不协调，民族之间的差异等问题。第三部分，作者对村寨中年丰小学、云炉小学、石门民族学校的调查，发现学校教育和学生教育的困境。第四部分，从乡村教育的历史来看乡村教育发展的问题。作者通过之前苗族办学和求学的故事进行的白描，那时候的教育落后却“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使教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现在西部比比皆是人才却出现了困境。引发，作者想用以苗教苗的系统来，吸引本土人才回归。

第五部分，一个村庄两种教育，作者对村寨中的国家教育和民间教育做一调查，并发现这两种教育对苗族的影响和，和这两种教育之间的互动。最后作者，从国家角度，少数民族的心声和保护文化资源三个方面，揭示了现代教育在贫困地区的嵌入所引发的问题，并对石门坎教育的走向做了总结。

思考：本文作者巧妙的应用了不同的田野调查办法，对村落及三所学校作了调查和比较，这三个学校从不同的方法反应出来教育的普遍问题：教师资源不稳定，各种原因引起的学生的流失，高年级升学率和玩学率低。笔者在德昂族的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情况，这也教育的问题在其中都存在某些普遍性。这说明这些教育问题不只是存在于一个村寨，一个民族，而是存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尤其存在于中西部，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后文，作者提到的基督教的传人，基督教对教义比较适合，在不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基督教的所引导的乡村教育也之得笔者去关注。乡村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无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更是对个人来说有着深刻的影响。作者将村落教育历史用过老人的陈述做一调查，更可以让我们看到教育发展的变化，借鉴历史，找出解决教育问题的有效方法。笔者是历史科班出身，更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

第四篇 村庄与教育—黔西南一个民族混居村庄的田野研究

作者在考察教育，依然把他放入村庄的大背景下。进入具体的村庄，具体的性别，具体的经济阶层，具体的亲戚关系、活动空间、信息空间之中，来看村庄的人，他们的生计操持、文化表达与教育诉求，来考察教育之于村庄的的意义。（P230）。作者通过村民对作者自己这个外来人的看法和表现，暗示出了村庄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与幻想，但还是过着自己的平静的乡村生活。在写到村庄的人口和政府的管理中，计划生育代表着这种政府管理与村民有着冲突和矛盾。作者分别在政府人员和村民的立场了对此执行计划生育的看法。在此，作者以一个冲突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叙述了整个事件中，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本文应用大部分的篇幅写到了村庄的人们如何走出去，和走出去的困惑及无奈走出去又回来之后对乡村生活的不适应。既然以打工方式的走出去终究还是回到村庄，那么是不是教育才是真正走出去的通道。作者通过对四个村庄年限的调查，其居住地的开放程度而呈现的教育年限不同。作者对海庄村五代人的年限并加上性格变量，每个村庄都有着男女受年限虽有不同，但每个村庄的男性受教育的年限都比较高。问题又回到原点，如何走出去，作者分析出四个可以走出去的路，其一，参加革命；其二，招工（打工）；其三，参军；其四，升学。在当今和平时期，革命和当兵已经不能成为走出去的理由，而且目前招兵学历要求是高中以上。作者最后得出升学的是走出去的唯一出路。接下来作者将通过要教育走出去的青年分别以个案的方式进行了调查，可以看出教育走出去不是不可能，却只是少数，而且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也指出一些农村学生的局限和懒散的缺点。作者应用在课堂中青蛙和小鸟的例子，指出了乡村受教育者的观念的局限性，只仅仅跳出。最后一部分，作者陈述了乡村世界的变化及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的冲击下，村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朴实，也会因为赚钱做些危害身体的食物。而这大多取于教育低下眼光的短浅，也正是因为教育的缺失。结尾，作者对乡村教育提出自己的思考，针对“教育如何更贴近乡村生活”，提出以下建议，乡村教育的规范化与多元化，乡村教育质量与师资准入机制的建立，民族文化的保护。

思考：作者刘云彬对海庄村的四个小组做了比较调查，对其四个教育年限进行量的比较，又进行质的研究。数据更可以清楚的展现，从中也明了的看到四个村庄年限变化和男女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在对村庄的调查中，作者这一方法值得笔者的借鉴。作者在村庄的调查中大量的使用个案研究，虽然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但是不一定是全部。作者每个案例说明每个一个教育问题，这是值得借鉴的。但对于本村民的评价中，难免于主观。作者提到乡村孩子比城市的孩子懒散，沉迷于电视等虚化中，但作者并没有深究原因。他们之所以这样，是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无法走出去，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他又有什么动力去学习。而城市的孩子，有目标，而且知道努力可以得到。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就像小说中的孙少平大家都想走出去，走向城市，而不得与平凡一生。只是站在外来角度看待乡村教育，有失片面性。那么有没有想过，不管是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其实都想走出去的，都想去更好的地方，这不仅仅是乡村教育的局限性，这只能说是人的本性。其实，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少人也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教育可以看作是人们一个觉悟的过程，他可以不知觉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当乡村教育中，受教育者改变自己的观念，让教育变成一种对自己本身的长期的投资，教育出现的本质问题才会得到解决。当然，乡村教育的多元化，比如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也会促使乡村教育有着良好的发展。

第五篇：读书报告

读《反对本本主义》有感

最近读了毛主席的《反对本本主义》，确实颇有感触。这是毛主席的经典著作，也是我们党的理论的伟大的光辉点之一。《反对本本主义》是毛主席的心得体现，不仅仅是在1930年的革命年代对我们党的工作和革命有着指导性的作用，对党内作风起了很重要的塑造作用，同时，在今天的我们党看来，它依旧是实用的，是有着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的。我们今天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一起为将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和谐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努力，行动也当然是要理论指导的。毛主席的心得是他的智慧结晶，也是我们党的智慧结晶。

这本书作为毛主席的经典之作，几乎是我们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了。这其中的很多理论和话语是我们听了和看了都有醍醐灌顶之感觉的。在《反对本本主义》这本书中，毛主席用最易懂的话语，直截了当的，一针见血的指明我们在建设，在行动的过程中没有注意到的方面和应该注意到的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书中反复被提及的只有在深入调查，自己亲身经历之后才具有发言权。在一开始，毛主席就很明白的用简短的话语，铿锵有力的指出我们应该做到的方面，以及我们的行动已经出现和很可能出现的误区和瓶颈。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你对于某个问题没有调查，就停止你对于某个问题的发言权”就是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这犹如一声断喝，矛头直指那些不深入实际调查就针对某个问题胡乱发言的人。就是在七十五年后的今天，读到这里，如果我们对某个问题没有深入实际调查就胡乱发言、随便决策，依然犹如芒刺在背。接着文章用了14个字，4个感叹号，分四个自然段，近乎深恶痛绝的指出了对有些共产党员不深入实际调查的愤慨：“要不得！要不得！注重调查！反对瞎说！”这一句话就让我们将先调查再发言的重要性铭记在心。毛主席交给了我们不能只听信教条主义，即他所指的本本主义。我个人是这么理解的，本本主义和教条主义在很多方面是很相近的。教条主义是指不对具体事物进行调查研究，只是生搬硬套现成原则、概念来处理问题的思想作风。所以教条主义亦称“本本主义”。主观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主要特点是把书本、理论当教条，思想僵化，一切从定义、公式出发，不从实际出发，反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教条主义轻视实践、割裂理论与实践、主观与客观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教条主义不懂得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必须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曾给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危害。所以，我想，这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要这么大声告诉我们一定要调查，要调查之后再进行发言和行动。

一切只是生搬现有原则，或者说是墨守陈规，是我们党乃至我们所有人行动的可以说是致命的误区之一。这将会导致我们的行动的僵化，不能跟进时代的步伐。因为毕竟书本上的很多定义，公式之类的是在当时有着符合当时时代的特点和情况的。而社会和时代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就像历史的车轮一样是永远不可能停歇的，发展和变化是绝对的。毛主席深刻意识到这一点，在我们党内乃至全国提倡对本本主义的反对和对深入研究事实的赞同以及认可。就譬如说，在选择我们革命道路的时候，毛主席就是根据我们中国自己的国情，坚决而又明智的选择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结果也证明了这确实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是带领我们走向光明的道路。而试想，如果不知变通的人，只会生搬苏联的革命道路模式，不知道对我们自己国家真正的国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没有开展过调查，而采取城市包围农村的道路的话，不知道将会是怎样的结果了。这就是实践出真知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也是反对本本主义的一大成功之处。我们今后不管在采取任何行动时，必然要先调查，再发言，最后依据理论成果再深入实践，这样才能够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前进。

《反对本本主义》对我们今天的建设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就拿深入调查实践来说，我们党在制定任何政策的时候，都全面考虑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提出“三个代表”：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的伟大的思想。在建设的过程中，我们党把人民的需求真正放在第一位，号召全党来实践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实现党的性质所在。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党提出的“四位一体”建设布局，也正是在调查社会的基础上提出的伟大而正确的政策。将社会建设纳入我们建设的内容中，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正是与时俱进的一大表现。随着我们前进步伐的越来越快，我们在各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与此同时，一些社会问题着实开始出现，这是必然的。每个社会发展必然会有社会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党积极贯彻了在调查基础上的政策的提出和制定。经济建设是很重要的，是中心建设，而社会建设也要成为建设需要考虑的因素了。要建设和谐社会，社会和谐了，国家方可长治久安，百姓方可真正的安居乐业，换句话说，我们的经济也可以在一个更加稳定的环境下更加蓬勃的发展。这将成为一个良性循环。

《反对本本主义》对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我们作为新青年的一代，肩负着祖国未来的建设和发展的重大责任，更要与时俱进，不被教条主义僵化了思想，要在不断地开拓中前进，不断深入调查，不瞎说，明白人民真正的需求，从而真正做到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