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第一篇：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意思是”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无痛苦的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

在我国对安乐死的定义为：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

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国家就有人要求在法律上允许安乐死，由此引发了应否合法化的大论战。

荷兰是对安乐死实行合法化的先行国家，在荷兰每年有4000人死于所谓“合法化死亡”。但是现在有许多老年人担心他们在医院会被医生“杀死”.荷兰法律规定，实施安乐死有3个前提条件：医生必须首先确认病人正在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持续痛苦”，且当代医疗手段根本无法解除这种痛苦；医生必须采取过一切可能的治疗方法，但均宣告无效；医生必须向患者本人求证其自愿实施安乐死，而不得有任何胁迫及威逼的情况发生。只有在这3个前提均满足时，安乐死才算合法。但是，据从医27年之久的凡·沙朗医生估计，目前荷兰仍至少有一半医生秘密为病人实施安乐死。他分析说，由于报告病例的手续太过繁琐，一些医生宁愿违规操作，在不满足法定前提的情况下为病人实施安乐死。

不少反对者称，即使能满足法律规定的上述3个条件，考虑到重症患者的神智往往并不清醒，他们的亲属可能会出于减轻病人痛苦的角度，催促医生实施安乐死，结果一些完全有可能被救治的病人因此而“非意愿死亡”。另外，医生也可能给未能救活病人找到“合法解释”。他们还称，按照现有法律，只要现行技术无力回天，医生就可以劝说病人放弃治疗、自动“走上绝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使医疗技术发展停滞不前。正如一位反对者所言：“杀死一个生命并不等于治疗。”

法理：公民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伦理：“安乐死”有悖生存权利

从伦理方面讲，公民在遭遇非常的不可逆的身体疾病痛苦，自愿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条件下实施“安乐死”，本身也是合乎道德的。宋功德认为，在这方面法律应该体现人性化。但是，“安乐死”没有被确认事出有因。首先，在现有的法律条件下，“安乐死”可能引致“故意杀人”。患者自杀不会影响别人，但是，如果他本人想结束生命，医护人员及家属协助满足其请求，在《刑法》中是“帮助自杀”行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其二，“安乐死”如果以法律形式确认下来，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用以非法剥夺他人的生命。另外，在人类对疾病的认识还十分有限的情况下，未经法律许可而结束他人生命，有悖于生存权利的道德准则。

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人士则认为，安乐死是违反生老病死自然规律的反自然行为，削弱了人类战胜灾难的力量和勇气。同时，确定患者是否真正愿意安乐死很困难，安乐死有被滥用的危险。

我国一些学者在承认安乐死的人道性、正义性的同时，提出我国的社会文明，特别是精神文明、道德素质、人道意识水平尚不足以为安乐死提供社会伦理保障；医疗卫生与福利保障体系不足以为安乐死提供可*的社会保障；医界从业人员的道德状况不足以为实施安乐死提供医疗救治上的技术保障；我国的整体社会法制状况不足以为安乐死的正确与适当适用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因而，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人身权法论》作者杨立新：安乐死是变相侵害生命权 : 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

第二篇：我认为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范文）

我认为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首先，现今阶段我国将安乐死转换为法定权利不合时宜。

第一，我国实施安乐死合法化将受到社会客观因素的限制。安乐死合法化必须和具体国情同步发展。对比第一个安乐死合法化的荷兰，我国的临终关怀和社会援助起步不久、医疗保障制度还不健全。而对于医学上濒死者的确认，需要具备相当的医疗条件和水平，而且我国民族众多，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风俗习惯差别很大，文明的发展水平不同，对安乐死的要求和接受程度也就不同。在现在客观因素还很不完善的情况下，将“安乐死”转化为合法权利的可行性不高。

第二，人们的道德素质尚不能为安乐死提供伦理保障。在我国医疗保障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许多病人的治疗费用及护理工作都由子女承担，但多数人的承受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在病人成为子女严重拖累的情况下，一些不孝子女可能作出某种暗示让病人自己提出安乐死。当病人的治疗费用及护理依靠子女的时候，他还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吗；如果安乐死立法，岂不是给某些人提供了可乘之机?姑且不论安乐死的具体实施程序如何得以保障，就是合法化引发出的更多、更复杂的社会问题就足以将安乐死毁得面目全非。所以邱仁宗教授说：“安乐死立法，非其时也 ”。

其次，安乐死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第一，病人主动要求安乐死是处于极度痛苦，感觉生不如死时提出的，而当他神志清醒时，就会更加感到生的可贵。调查显示，90%的人经医生劝说都放弃了安乐死的想法。试问，把病人在极度痛苦时的想法作为判断依据，是否有失偏颇呢？或者他们不是出于痛苦，而是出于其他考虑：报告显示患者要求安乐死的主要动机只是“担心失去尊严和控制能力，担心不能独立生活而成为负担。” 那么，我们要做的是否应该是消除患者的担忧，而非剥夺他们的生存权？

第二，医生对“不治之症”的判断有一定局限性。我国医疗技术和设施与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差距，各个地区医疗水平也参差不齐，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关键裁定者的医生无法保证其判断的绝对准确性。据调查，我国目前临床误诊率在30%左右，疑难病例的误诊率甚至达到40%以上。如果现在就匆忙为安乐死立法，很难避免误诊带来的安乐死失误。

综上所述，安乐死不应该合法化。

第三篇：辩论-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 正方

谢谢主席，大家好：

探讨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的问题之前，让我们先明确两个概念。首先，什么是安乐死？安乐死分为两种，即直接安乐死与延续性安乐死。直接安乐死是指通过药物解除其痛苦，结束其生命。延续性安乐死是指中止维持病人生命的措施，但通过药物缓解其痛苦直至病人自行死亡，但是会随时征询病人意愿，病人可以随时选择继续接受治疗。这两种方式针对的都是处于极大痛苦中的濒死病人，因此安乐死与其说是对生与死的选择，不如说是对死亡方式的选择。其次，什么是合法化？这里的合法化应当是一种授权性规范，即对于公民的正当权益在法律上给予认可和保护，而并非倡导。

下面我方将从情理、法理和程序三个层面论证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从情理上看。安乐死实质上是一种患者和家属在特殊条件下做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对于患者来说，安乐死是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继续生存则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延续生命的长度。所以安乐死对患者实际是一种对安乐的死去还是痛苦的活着的判断和选择。对于家属来说，是否同意患者安乐死实际上是以自身情感为出发点做出的一种抉择。如果患者和家属在判断和选择上达成了统一，安乐死对于利益相关者就没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种正当的权益。据调查，安乐死最主要群体是晚期癌症病人。我国每年有160万人患癌症，近130万人死于癌症，癌症死亡率已占死亡人口的1/5。临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如肺癌患者，肺逐渐被癌细胞代替，肺就失去了肺原本的功能。这种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的活着。

从法理上看。法律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公民越来越多的合理诉求予以认可和保护，使其成为正当的权利。安乐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属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之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并且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义，是一种正当合理的诉求。安乐死合法化体现的是法律对公民意愿的尊重，这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证明。

从程序上看。为了防止无意愿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彼特·辛格曾提议到：建立一套以登记制度为主的严格程序制度，使得不想被安乐死的病人意愿能被记载，有效遏制无意愿安乐死决定权的滥用。荷兰、澳大利亚等国据此制定出了严谨的程序，规定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基于患者真实的、明确的意思要求，而且要经过医疗与司法机构的严格认证与审查。它需要经过：1.申请程序，安乐死的申请应对患者进行医学鉴定，只有在神智清醒的时候以书面形式直接向主治医师提出。2.审查程序，包括专业审查与司法审查两道程序。3.操作程序，要求专职医护人员，近亲属代表和司法机关在场见证4.备案程序。这些程序为安乐死合法化的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安乐死在情理和法理上有其正当性，在实施过程中又有一定的程序能够予以保障。我们没有理由无视在绝症中苦苦煎熬的病患对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的诉求，而将安乐死拒绝在合法化的门槛之外。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第四篇：浅议安乐死合法化

浅议安乐死合法化

内容摘要

安乐死问题涉及法学、社会学、医学等多个领域，安乐死非犯罪化以及合法化的争议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司法界，至今仍没有统一结论。在国际范围，安乐死立法的进程早已开始，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于自己的个人价值和权利自由的认知程度越来越深，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是安乐死立法的最大障碍，虽然目前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但从国际上看，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安乐死立法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阐释了安乐死及合法化的含义和特征，简要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对于安乐死问题的看法和安乐死立法的进程，并提出了安乐死合法化的个人价值、道德价值及社会价值。

关键词：安乐死；非犯罪化；合法化；国外趋势；国内现状；价值

今年4月，新华社报道，“因涉嫌7起谋杀案而被媒体称为‘死亡天使’的荷兰女护士露西·德贝克，在度过6年半的监狱生涯后近日重获自由。荷兰最高法院判决说，因相关证据不足，德贝克得以无罪释放。”[1]

8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重庆一个助人自杀的案件：重庆开县的曾婆婆，年近八旬，长期瘫痪在床，她不想拖累家人只求一死了之。隔壁一位七旬老翁宋某深表同情，在曾婆婆的多次请求下助其购买了毒药，曾婆婆服毒后被家人送医院但抢救无效身亡。随后，帮助他人自杀的宋某被控故意杀人罪，一审被重庆市开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一审宣判后，宋某没有上诉，目前，该

[2]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以上两个案件均涉及的一个重要话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那就是“安乐死”。安乐死非犯罪化甚至合法化的争议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司法界，至今仍没有统一结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自己的个人价值和权利自由的认知程度越来越深，对于生命质量的追求逐渐超过了生命的存续时间，从世界范围来看，安乐死非犯罪化和合法化的趋势是不容忽视的。

一、安乐死的概念和特征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指“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通常指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濒死的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同意认可，采取人为、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广义上的安乐死还包括其他为缓解痛苦而提前结束生命的情形[3]，例如，“在事故中身受重伤的人请路人致其死亡以消除痛苦”，现代医学仍使用狭义的概念。

对于安乐死的定义存在不同的意见，目前，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安乐死作以下分类[4]： 根据实施方式，可以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指“使用医术干预手段，提早结束处于终极状态的患者之生命”；消极安乐死是指“对处于终极状态而饱受痛苦的患者，终止毫无意义的维生医疗，以免遭受抢救措施的无谓痛苦，使其具有‘人性尊严’的自然死去，也有人称之为‘尊严死’。”虽然安乐死在中国尚未合法化，但实际上，消极安乐死的情况较为常见。

根据病人是否有主观意思表示，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自己提出安乐死的要求和愿望，或者他人提出而本人同意”；非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无行为能力，无法正确表示自己的要求、愿望，为了使他们免受痛苦而实施安乐死”。

根据行为目的是否直接导致病患死亡，分为直接安乐死和间接安乐死，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以直接致人死亡为目的”；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能够减轻痛苦，但具有终结人生命的风险与可能”。

由此可见，安乐死的目的在于减轻生理和心理的痛苦，尊重人的自主选择和人格尊严，并提高个人生活的质量。首先，安乐死的实施对象是特定的，只有垂危的、承受极端痛苦的人才能实施安乐死；其次，只能由本人或其相关人才能提出申请；再次，实施安乐死的人必须是为患者治病的医生；最后，医生所选择的方式必须符合人道和伦理，并在实际中能够减轻患者的痛苦。

二、非犯罪化与合法化

非犯罪化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5]；合法化，是指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把过去认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给予正式的法律认可或法律保障，合法性的客观基础被质疑的时候达成关于合法性的某种共识的努

[6]力，也指使某些事物符合法律规范。欧洲委员会出台的《非犯罪化报告》认为，非犯罪化可以通过立法活动进行，也可以经由司法机关解释立法的途径来实现，因此，非犯罪化可以被区分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法律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罚制度拥有的作为对特定行为的正式反应的制裁范围收缩的过程，亦即改变现行法律的规定，将特定行为从刑法干预范围中排除出去的立法过程”；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尽管刑罚制度的正式能力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对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逐渐）减少其反应活动的现[7]象”。

张明楷教授在《外国刑法纲要》中提出了“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概念，“意

[8]指排除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的违法性的事由。”即在一般情况下，某种行为符合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侵害或危及了实质法益，那么该行为具有违法性；但由于某种特殊的理由或根据，否定了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这种特殊的理由或根据就是违法性阻却事由，或称“正当化事由”。对于安乐死行为而言，如果安乐死立法通过，与其说医生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合法，不如说是一种阻却违法更合理。

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或者非犯罪化，一方面并不是指安乐死这一行为完全被法律鼓励或者合乎情理，只是并不具有恶性的违法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而不构成犯罪；另一方面，只有严格满足非违法性的构成要件才能够作为非犯罪化处理，否则，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三、关于安乐死问题的争议

（一）国际趋势

目前国际上允许安乐死的国家有十二个，荷兰和比利时认定安乐死全面合法，而奥利奇、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挪威、瑞典、瑞士、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允许消极安乐死。从安乐死立法的角度上来看，最早提出立法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1936年，英国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并向英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安乐死法案，同年，美国也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遭到了民众的反对。然而，1938年希特勒建立安乐死中心，以“安乐死”为借口肆意屠杀，使安乐死蒙上了纳粹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蓬勃发展。[9]之后几十年，西方学者频频提出安乐死的相关法案，但都未获得通过，支持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争议愈演愈烈，直到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安乐死立法的进程在荷兰首先正式起步，这一法案的通过极大地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并认可安乐死。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政府通过了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2001年荷兰上下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2002年比利时议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严格按照规定对病人实行安乐死，比利时成为继荷兰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以法律形式准许实行安乐死的国家。

有赞成就有反对，英国、意大利和葡萄牙三国对安乐死问题存在激辩，而希腊和波兰两国则明令禁止安乐死，美国也对此持保守态度。然而，国际上对于实施安乐死的条件要求十分严苛，从提出申请到整个操作程序到相应的保障措施，法案都进行了细致严格的规定：“首先，病人必须是成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愿，而且必须是病人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其次，病人必须在无法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须要经过两名医生的诊断，慎重的确定安乐死的方式。”[10]“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是病人的病情已经无法挽回，他们遭受着‘持续的和难以忍受的生理和心理痛苦’；实施安乐死的要求必须是由‘成年和意识正常’的病人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自己提出来的。”法案同时规定，“病人有权选择使用止痛药进行治疗，以免贫困或无依无靠的病人因为无力负担治疗费用而寻死。”[11]谨慎立法、严格执法，从而保证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初衷，避免安乐死成为恶意杀人的借口。

（二）国内现状 安乐死涉及医学、社会伦理学与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中国的刑事立法中，从未提及过安乐死，真正广泛关注安乐死，是从1987年陕西省汉中市发生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开始。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住院部肝炎科医生蒲某在重症患者夏某的儿子王某的多次要求下，为其开了两次复方冬眠灵，夏某在第二次用药后14小时死亡，冬眠灵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但对其死亡起到了促进作用。1987年9月，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将蒲某、王某逮捕，1990年3月，汉中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在其母夏某病危濒死的情况下，再三要求医生蒲某为夏某注射药物，让夏某无痛苦死去，虽属故意剥夺夏某的生命权利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而蒲某“在王某多次请求下，亲自开处方并指示他人给垂危病人注射促进死亡的药物，行为亦属故意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利，但用药量属于正常范围，不是造成夏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亦不构成犯罪。”经被告人上诉和检察院抗诉，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汉中市人民法院的判决，蒲某、王某无罪。[12]

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后对于这一案件的讨论也日趋深刻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蒲某和王某的行为确实存在剥夺生命权利的故意，但是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主观上既非出于恶意，也不是为了摆脱经济、精神负担或出于其他个人目的而追求夏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蒲某、王某的行为与故意杀人有本质区别，“不可说没有社会危害性，但不具有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然而，并非所有“安乐死”的实施人都和蒲某、王某一样规避了刑法处罚，除了上述重庆“曾婆婆案”之外，2001年上海的一起“安乐死”“杀母”案中，被告人梁某最终被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多数涉及“安乐死”或协助杀人的案件，最终都以刑法处罚结束。

在现实中，我国涉及“安乐死”的案件已经不在少数，而在医疗系统，为了减轻重症患者的痛苦，经患者及其家属同意签字，医生为病人注射镇定剂使之陷入昏迷，最终由家属签字决定“拔管”来停止无谓延续生命的治疗这一现象也已非常普遍，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消极的安乐死。而司法机关对于这类案件并没有进行主动干预，基本上处于不告不理的状态；对于诉诸法院的案件，要么认定“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不以犯罪论处”，要么以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但“考虑安乐死的特殊情形给予从轻处罚。”无论结果如何，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彻底完整的结论，每个案件都是结合其特殊情况而作出判决，但是可以明确感受到，安乐死的合法化在以儒家文化为传统，注重伦理道德的中国仍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尽管安乐死合法化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应然性，并且是大势所趋，但其与人伦道德显著违背的部分将会严重阻碍安乐死立法在中国的步伐。

传统伦理道德观是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最大障碍，首先，对于“由病人或其亲友提出要求”这一点，显著违背我国的“孝道”，从传统道德观的角度来看，没有晚辈“可以”或者“能够”同意长辈放弃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主动“要求”，若实施这一行为，该亲友必然受到自己和他人的谴责；其次，救死扶伤才是医生的职责，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使病人病情好转，无论何时，医生都不应该提早结束病人的生命，实施安乐死违背了现有的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再次，在中国的传统道德理念中，勇敢地向病魔挑战才是正确的做法，而主动放弃生命，则是一种与自杀类似的逃避行为，并不是主流思想道德的主张；最后，由亲友提出申请的作法运作十分复杂，安乐死涉及继承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申请人的主观目的很难确认界定。除此之外，就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情况、人们的整体素质和认知水平而言，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尚未成熟。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价值

虽然目前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但从国际上看，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安乐死立法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一）安乐死合法化的个人价值

个人意识觉醒，人们越来越强调自主选择和自由权利，在现代社会，个人价值的构成包括作为人的尊严、自主、隐私以及自我发展；从法理的角度看，人的尊严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基本人权。人们主张的生命权利范围扩大，生的自由和死的权利都成为确认和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在承认生的权利同时，也应当承认在特定情况下选择死的权利。人之所以为人，因为生活和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类是有意识有思想的高等生物，人类不仅关注生命时间的延续，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更注重生存的价值，法的精神并不包括强制人类毫无意义而痛苦的生存。

“优死权”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而提出，人抉择的呼声日益强烈，但优死权并未完全摆脱群的生存规则的痕迹。目前生命权并不完全归个人所有，只有国家可以依法处分，“限制个体通过法律禁止的方式处分其自身的生命权，或在追究和处罚犯罪人时可以依法适用剥夺其生命的死刑”，因此，安乐死必须通过国家的认可才得以合法化。

（二）安乐死的道德价值

安乐死是一种人道的行为，病痛的折磨来自于自然生理，与一般情况下人道主义所对抗的残忍待遇来源显著不同，这并不意味着避免自然生理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痛苦并不属于人道主义所对抗的范围。人道主义的行为方式所规避的痛苦应该是广义的，既包括人为的也包括非人为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关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现实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学说。”

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

[13]时使他安逸的死去。”使患者减轻痛苦，得以“善终”，符合现代伦理道德观。

（三）安乐死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情况越来越严重，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推动安乐死合法化有利于实现资源公平分配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救治绝症病人，病情越严重，所需要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越大，消耗的社会资源越多，结果确实可以相对延长生命，但不能改变其死亡的结果亦不能改善其生命质量。[14]然而，将这一部分资源用于救治可能康复的患者，更能有效利用医疗资源，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因此，安乐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和应然性，明确实施要件、对象和整体程序，并对其适用和操作进行严格监督，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减轻患者的痛苦，对于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保障适用患者的基本人权，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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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安乐死合法化

试论安乐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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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关注。国外已有很多国家承认安乐死合法化并加以立法完善，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对安乐死在法律上进行规制，本文将国内外对安乐死的态度加以比较，并从犯罪构成方面解释安乐死并非构成犯罪，我国应当紧跟世界潮流，尽快将安乐死纳入合法行为的范畴。

关键词：安乐死 犯罪构成 合法化

一、安乐死概述

（一）概念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安乐死的解释是：

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病人，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病人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病人的生命。

一般来讲，对安乐死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方面进行理解：广义的理解包括一切“健康”的原因致死，任其死亡和自杀；狭义的安乐死是指主动安乐死或积极的安乐死，即采取某种措施主动结束现代医学无法挽救的濒临死亡、并伴有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病人的生命或加速其死亡的过程。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是指狭义的安乐死。这种安乐死，不仅仅是一个是否选择死的问题，更是一个在死亡迫近的时候如何选择死亡方式的措施。从本质上说，安乐死是一种死亡的方式，是公民和社会对死亡方式的一种理性选择，是在“死”这个环节和领域实现的社会文明。安乐死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其本质只是遵从死亡的规律，在面临死亡的情形下选择“安乐”方式离开，是生命终结的新方式，是文明的死亡。

（二）特征

第一，安乐死的适用对象是身患现代医学上的绝症、濒临死亡的病人，并且病人肉体的痛苦已经达到不堪忍受的程度；由于安乐死毕竟最终剥夺了他人的生命，对其适用对象必须做出明确的规定，否则可能会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利用。至于此处为何是肉体痛苦，笔者下面会提到。

第二，为患者实施安乐死的主观动机是好的，即实施者必须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者同情或怜悯的目的为患者实施的安乐死。如果出于其他的目的而实施，安乐死则会因其目的的非正当性而失去存在的基础。

第三，患者本人应有真诚的请求或嘱托，即以口头或书面申请的形式事先明确表达了本人自愿死亡的意愿。“自愿”真实性的认定，后面笔者也会涉及到。

第四，实施安乐死的主体须是医生或其他的取得医疗资格的医护人员。这样限制的目的也是防止安乐死的滥用。

第五，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的手段要人道，致患者死亡的方法妥善并且得当。

二、国外关于安乐死的态度

对于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国外的发展比我国完善很多。现在国外大多数国家虽然不允许安乐死。但法律对医生帮助病人自愿安乐死，大都采取宽容态度。

1.日本是世界上第一个有条件承认安乐死的国家。1976年，日本东京举行了“安乐死国际会议”。在宣言中强调：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之死”。

2.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给安乐死立法的国家。荷兰议会于2001年11月29日通过安乐死法令．并从2002年4月1日起正式生效。但是与此同时它对安乐死作出了严格的条件限制，如必须由患者仔细考虑后提出申请、确认患者病情根本无可能好转以及正经受令人无法忍受的折磨等等。

3.比利时议会众议院于2002年5月16日通过一项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行安乐死。从而成为继荷兰之后第二个使安乐死合法的国家。

4.瑞士：安乐死在个别城市合法。瑞士禁止积极、直接的安乐死。不过，在个别城市。医生可以给重病且自愿结束生命的病人一些致命药品．再由病人自己服药。这种被动协助自杀，是合法的。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市政府通过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故一些绝症患者专程到瑞士去享受安乐死。

一般而言，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都是在一定的特殊条件下允许医生对病人实施安乐死。

三、安乐死是否构成刑法上的犯罪

安乐死是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亲友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也就是现在学理上分类中的积极安乐死一类。我认为，消极安乐死一定意义上不能算是安乐死，而积极安乐死，如果经过患者申请并确认无药可医的情况下，不构成犯罪。理由如下：

根据我国《刑法》第13条的规定以及刑法理论的通说，犯罪是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与应受刑罚处罚性的行为。而安乐死三者都不具备。

（一）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二）安乐死不具有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生命而不断用药，而患者的病痛不能减轻却还要变本加厉。这就是我们刑法所谓的合法权利得到应有的保护吗？笔者认为，这是更深层次的残害，如果说这种方式对于刑法保护合法权益的目的的实现是种帮助，那也只可能是畸形的帮助，使法与道德之间出现断层。

（三）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 应受刑罚处罚性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国家对于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的行为的应有的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社会危害性和刑事违法性，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处罚了。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对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因此此处刑罚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所以，安乐死也没有刑罚处罚性。

以上均是基于刑法层面来阐述的，安乐死不符合犯罪本身各方面的特征，以及犯罪要件方面也同样存在欠缺，因此安乐死应当属于合法的行为。

四、安乐死应当合法化

安乐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表现，体现了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人并不是仅仅是一个生物人，更重要的是他是社会人。生命既是神圣的，同时生命更是有质量和价值的。人类生命的尊严就体现在生命的质量和价值上。因身患绝症而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且处于巨大的身心痛苦之中的病患，其生命已无质量可言，对他们来说，维护其生命意味着承受无尽的痛苦，病人的生命尊严在无尽的痛苦中丧失殆尽，更不用说生命的价值了。死亡对于这些病患来说已不是正常人所感受的可怕和悲哀，而是一种快乐和解脱，此时，允许病患以安乐死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有利于从精神和生理上解除患者的痛苦，维护其生命的尊严，符合人类道德的要求，也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必然选择。生命权作为人的一种最基本权利，不仅包括维持生命存续，排除他人侵害的权利还应包括生命自决权。

自然人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支配自己的生命，作出放弃生命利益，选择死亡的决定。现代社会人们的生命的理解，不再局限于生命过程的长短，而是更加注重生命的质量及其存在的意义。一个人由于外界条件而无法选择生命的情况下，他应当享有选择死亡的权利。身患绝症，病痛难忍的患者所作出的安乐死选择，并非来自情绪冲击下的茫然行为，而是希望通过安乐死来摆脱痛苦的理性行为，是真实意思的表达。从这层意义上说，允许患者选择安乐死是对他个人权利的尊重，也是对其生命权的一种保护。我国法理学著名学者刘海年同志认为，从理论上说，安乐死应当作为我国公民基本权利的一项内容。安乐死权属于人权概念。

我相信随着人们对生命意义与价值认识的不断提高，面对安乐死的现实意义及其社会效益, 安乐死的合法化进程指日可待, 这是大势所趋,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然结果。

参考文献： 1.赵秉志主编：《刑法新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2.王政勋著：《正当行为论》，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3.马克昌主编：《犯罪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