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第一篇：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从语义上分析，“安乐死”是希腊文 “Enthansia” 的中译，其愿意为“美好的死亡”。韦氏词典（Webster„s Dictionary）将其定义为：“安静而容易的死亡”或“引致安静容易死亡的举动”。从中文的字面意义上来看，也体现了中译者宽厚仁慈的内心本质。（1）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汉中发生了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从此安乐死成为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但近期以来，由于对安乐死的许多问题仍争执不下，加之法律对其没有进行应有的关注，使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注逐渐冷淡下来，研究陷入了一种停滞的局面。在实践中，或许人们已经将安乐死作为一个事实，已经将其作为一种私权来对待，但由于仍未得到法律的认可，它还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应该体现一种人文精神。对于安乐死问题，法也应该体现其应有的人文关怀。

一、安乐死概念的界定

对于一切问题的探讨，概念是其基础。仅有字面而无内在的界定，会造成人们对具体问题理解的混乱。人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问题，从而形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局面。因而，概念的界定是必要的，安乐死亦是如此。关于安乐死的概念，中外学者都曾企图给以科学的界定，综观学者们见仁见智的观点，（2）可以看出安乐死的讨论范围十分广泛，它至少包含了以下几种行为：（1）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其死前的痛苦而主动采取积极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2）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其临死前的痛苦，应患者的要求而采取积极的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3）对患有绝症，濒临死亡的患者，为减轻治疗给其带来的痛苦，放弃治疗，不再人为地延长其生命。这几种行为中，最后一种也被称为消极的安乐死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在实践中也极少对这种行为人追究其法律责任。因此，这种消极的安乐死已经合理存在，因而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对于第一种行为，由于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他人的生命，也由于这种行为容易产生流弊，极容易被犯罪分子或者丧心病狂的政客所利用，借安乐死之名，行杀人或种族灭绝之实，而且这种行为本身也是极不人道的。（3）因此，这种行为不应包括在通常所说的安乐死之列，因而也就丧失了讨论其存在的基础的必要性。通过上述排除，本文所论及的安乐死是指对患有无治愈希望的绝症的病人，为减轻其临死前的无法忍受的痛苦，应病人真实、自愿的要求而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提前结束其生命的行为。这个概念是本文存在的基础，笔者在下文将从历史趋势的角度、个人权利自由选择的角度和法律人文精神的角度，围绕这一概念，展开对其合法化的理论基础的探讨。

二、历史的必然趋势

正如陈兴良教授所说：“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在先前文化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没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4）因此，对安乐死的追根朔源，可以加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安乐死最早可以追朔到原始社会的加速死亡措施，他们在迁移时往往将病人和老人留下，任其自生自灭，或者以原始的方法加速他们的死亡。在古希腊、古罗马，人们有权处死有缺陷的儿童，甚至形成了“畸形儿不是人”的法律格言。到了中世纪，这种原始的习惯仍在一些地方流行着。古代的这些习惯虽然与现代所说的安乐死有着非常大的差距，但我们也不能排除它们相通的一面，其中所体现的功利主义和私权理念对于现代安乐死的理解，无疑具有一种启蒙的作用。

中世纪以后，尤其是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一些思想家从理论上阐释了安乐死的内涵，蒙田、培根、科罗纳罗、莫尔、休谟等都曾对这一问题直接或间接的作过理论阐释。如培根认为：“医生的职责不仅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的健康和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的死去。”这些思想家的经典论述，影响了人们对于生命的看法，使人们不但追求高质量的生存，而且追求高质量的死亡。这些论述也成为安乐死出现的催化剂，成为人们为安乐死辩护的理由。

在法律上提出允许安乐死合法化的要求始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当时欧美一些国家的人们开始积极倡导安乐死。如1936年，英国民间出现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上议院提出了法案，率先开始开展安乐死立法运动；1838年，美国牧师波特尔建立了美国安乐死协会等等。虽然这些努力由于这一时期安乐死已经被纳粹分子作为种族屠杀的借口而遭受挫折，但是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合法化仍未丧失信心，仍有不少学者、医生为安乐死的合法化而努力。

二战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安乐死又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立法的呼吁也再度出现，这正式拉开了理论探讨和实践摸索的序幕。在美国，1969年爱华达州的立法机关讨论了安乐死的法案，1973年俄勒冈州讨论了安乐死法案，1975年发生在新泽西州的昆

兰案直接促使了“自然死亡法”的问世，1976年加利福利亚州州长签署了第一个自然死亡法。在司法实践中，美国不承认对安乐死可以进行合法辩护，但实际上仍然将其不同于一般的杀人罪来看待；在英国，虽然议会对安乐死法案迟迟不能通过，但是其中的努力仍是有目共睹的，从1936年到1970年，英国议会曾多次对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进行辩论。人们对安乐死的态度越来越倾向于支持，1998年英国进行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有72％的人认为安乐死在特定条件下是可行的；在法国，1986年有76％的人希望把安乐死从违法行为中排除掉，而刑事法院也大多对实行安乐死的行为人宣告附缓刑的最低刑；在日本，虽然法律还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但1960年的一个著名的安乐死案件的判决确定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条件，成为后来日本审理安乐死案件的基础；荷兰是世界上第一个让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2000年11月，荷兰议会下议院通过了安乐死法案，2001年4月，荷兰议会上议院通过该法案，并定于7月生效；比利时参议院也于2001年3月由参议院的司法及社会事务委员会通过关于安乐死的一项法律提案；在我国，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安乐死问题还没有受到注意，从1987年发生了首例安乐死案件后，这一问题受到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案件发生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组织的关于安乐死问题的讨论收到了350多封观众来信，其中90％的人明确表示赞成安乐死。有学者曾对某医学院的172名学生就安乐死问题进行了民意测验，其中持赞同态度的占77％。可见在我国，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占绝大多数。（5）

可以说，安乐死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谨小慎微到大胆突破，从医学实践到立法确认，可谓经历了一个曲折漫长的过程。从发展趋势上来看，安乐死合法化的观点和呼声在全世界成为一股潮流，支持安乐死合法化的人数越来越多；安乐死协会也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起来，其会员人数呈不断的上升趋势；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也已越来越多。1976年，安乐死的支持者们甚至在日本举行了一次“安乐死国际会议”，其在宣言中明确强调应当尊重人“生的意义”和“庄严的死”。可见，历史已经在向我们展示：安乐死合法化已经成为一个必然的趋势。

三、个人的自由选择

个人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单元。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个人可以分为本人和他人，他们由社会关系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在社会中和平共处、团结友爱的生活。社会是个人的上位概念，社会由个人所构成，但社会绝不受个人所控制，它影响着个人的生活，促使人们又是为着他的利益进行选择或者放弃。个人的自由选择无疑会引起他人的利益变化，并对其进行价值判断，也会造成社会对个人的这种选择的整体评价。因此，对安乐死的个人选择的合理性问题的讨论，我们可以从本人、他人、社会这三个角度展开。

亚里士多德曾说：“人的功能，绝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乃是人持有的功能，因为生长养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牛及一切动物也都具有，人的特殊功能是根据理性原则而且具有理性的生活。”（6）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强调了人的生命意义在于根据理性原则进行理性的生活，也就是强调了人应该按照其自主的意志符合规律的生活。帕斯卡尔在其著作中论证了人的全部尊严在于思想的观点，从他的论述中不难看出，人因为有了思想才伟大，人的思想是人的尊严的源泉。而对于生命垂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自愿选择安乐死，既是其思想的表现，也是其尊严应有的内容。相反，使一个人违背自己的意志，活在他人的利益权衡之下，既失去了理性，又失去了思想，这就是生活的异化，背离了人生活的真谛。进一步说，人的生命在于“生活”而不是“生存”，“生活”是有意义的生命创造活动，“生存”则是无意义的生命适应活动，“生活”是人应有的内容，尤其是现代社会，人作为有理性的生物，只有当他能够自己拿主意，并按照自己的信念行动时，才可能存在。（7）否则真正意义上的人将会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就安乐死而言，它是患者出于自主意志的自愿选择，是其应有的权利，而且法治社会的政府有责任为公民更好的生活创造条件，而没有权力强迫其公民为适应他人而痛苦的活着。选择“体面的死亡”既是每一个公民的内在自由，又是其道德权利，谁干扰了人的这一内在自由，谁就侵犯了他的内在尊严，因为从根本上来说，“任何形式的显著限制他的选择自由的强制，都是对他的人格尊严的冒犯，选择自由是人道的核心要素之一。”（8）因此，从本人的角度来说，应该给与个人以安乐死的权利，此为其一。

其二，从他人的角度来说，本人的这种权利的行使并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个人自由只有在不侵犯他人自由的前提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任何社会都不会允许其成员享有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个人自由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中，孤立的个人自由是不存在的。“自由意味着平等。”（9）个人自由必然永远与平等结合在一起，以使社会中的所有的人都平等的拥有这样的自由，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只能由个人单独享有的自由是不存在的。就安乐死而言，由于这是一种个人权利的处分，它并不会对他人的权利造成任何侵害。从他人的角度来说，这种个人权利的形式也不会侵犯其利益，也即其私人利益并不会因为此权利的行使而减少。并且由于这种自由权利在社会上是平等的，任何社会上的人都可以平等的行使这一自由权利，它在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种平衡，而且这种平衡永远都不会因为一

个人行使了这一权利而被打破。因此，从他人的角度来看，安乐死权利的普遍化并不会给他人带来损失，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安乐死存在的合理性。更进一步来说，当一个人处于危难中无法自我救助而需要帮助时，他人应该给与必要的帮助，这是人道主义的要求，是善的道德应有的体现。

其三，从社会的角度来说，我们也得不出对其限制的充分理由。个人的自由不仅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而且不能侵犯整个社会的自由才是合理的。如果将人基于内在自由选择而请求实施安乐死的社会代价与社会利益、集体利益进行比较，结果对安乐死进行限制是不必要的。因为患者请求对其实施安乐死，结束的是自己的生命，是人格尊严的排他性处置，不会对社会造成直接损害。仅以“将安乐死作为杀人工具”有害于社会是难以使人信服的，因为它仅可以作为杀人的手段而不能成为杀人的目的和动机。私人小汽车可能会肇事杀人，但我们不能因而停止生产小汽车或者禁止私人使用小汽车，这会是十分荒谬的。更何况“这既没有赋予集体以完全不顾个人价值的权利，也没有赋予集体为了整体而戮害个人价值的权利。”（10）换句话说，“社会普遍利益不能成为剥夺权利的正当理由，即使讨论中的利益是对法律的高度尊重。”（11）从功利的角度来看，个人的这种权利的行使，还会给社会节约大量的资源，从而将这些资源运用到最需要它的人的身上去，做到社会资源的最合理的配置。另外，主张对安乐死进行限制的种种理由，也经不起社会正义的检验。亚里士多德将正义区分为交换正义和分配正义，其中分配正义是指对待不同人之间的相对平等，它至少需要三人，其中一人高于其他二人之上，向他们授予利益或者设定负担。（12）罗尔斯则认为“正义主要是社会的正义，也即社会制度的正义。”（13）就限制患者请求实施安乐死而言，社会分配给他的负担是难以忍受的痛苦，得到的利益是痛苦的活着，这种分配的正义显然是不平等的，它不应该为社会所赞扬。需要强调的是，患者基于自由意志选择安乐死，并没有妨碍社会的共同幸福，请求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也没有违背社会的善良风俗，没有被指责的理由。就社会制度正义而言，被禁止实施安乐死者并没有因此而带来补偿利益，所以，基于健康状况不同的这种禁止也是不符合罗尔斯关于不平等情况下衡量社会正义的原则的。（14）从这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对这种患者的请求的支持或维护是应该的。

四、法律的人文关怀

既然从个人的权利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既可以证成安乐死可以合法化也不能证伪安乐死不能合法化，那么法律就应该体现其固有的人文关怀精神，关注这种权利，将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予以保护。

现代法治社会，法应该体现一种人文精神，它是一套观念体系，也是一种崇高的理念，其要义是：一切从人出发，以人为中心，把人作为观念、行为和制度的主体；人的解放和自由，人的尊严、幸福和全面发展，应放成为个人、群体、社会和政府的终极关怀；作为主体的个人和团体，应当有公平、宽容、诚信、自主、自强和自律的自觉意识和观念。人文精神以弘扬人的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人的权利的平等尊重和关怀为特质。现代法律和人文精神密不可分，人文精神是近现代法律产生和不断改革的强大动因，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以及以“自然法”、“自然权利”观念为核心的人权理念，都是人文精神的伟大体现。人文精神在法律中的含量是法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因此，法必须以人文精神为基调，并不断的充实这种精神要素的含量。（15）就安乐死而言，患者最为迫切的需要就是结束自身的痛苦，而自愿选择死亡来实现解除难以忍受的痛苦是无危害性的，更是基于尊严和现实需要而不容置疑的应有权利。法应该尊重和确保人的这种选择权利，对人的这种应有权利进行认可和维护。病人也是现实生活中“活生生的人”，而非抽象的人，法律同样也应该以他们为出发点，以他们的需要为中心，把他们作为制度的主体，弘扬其主体性和价值性，对他们的权利同样的予以尊重和关怀。反之，如果法律对人的这种应有权利选择漠视的态度，则辜负了其应有的使命；如对其进行限制，对相关无过错者处罚，就表现出残暴，就辜负了其应有的人道。所以，为了切实对请求安乐死的患者予以关怀，我们必须弘扬法应有的人文精神，对其选择予以尊重，对相关者给与宽容。

正如上文所述，法的人文精神首先体现为：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允许的。综观我国各个部门法，找不出哪一门法律明确禁止个人在这种身患绝症，濒临死亡且极端痛苦的情况下，选择终结自己生命的权利，因而这种权利应当是被允许的，法律不应该因此而追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个人的自由如果没有受到不必要的限制的法便是良法，便体现了其应有的人文关怀精神。

法的人文精神的另一体现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这主要是针对刑法而言。刑法是强制性法律，其条文都是一种否定性规定，它所规定的行为都是不允许去做的行为，一旦人们做了这种行为，违反了刑法的规定，则会受到刑法的否定性评价。因而刑法是对人的自由的限制，对其范围的规定应该慎之又慎。对安乐死也是如此，一旦安乐死被列为刑法的禁止性行为，则当现实生活中发生这种情况时，就会遭到来自国家的强制。值得欣慰的是，刑法并没有这样的规定，即使是帮助实施安乐死的医生的行为，也不能充分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在其合理的主观意志支配下的行为不具社会危害性而不能以犯罪论处。反之，如果惩罚这种行为，则将导致客观归罪，有违罪刑法定原则，有违法的人文关怀精神。而且，就帮助实施安乐死行为而言，它内在的反映了该医生的内心善良和对患者的关爱，惩罚这种行为也有背现代刑法的人道性。（16）

但是在这种不能证伪的合理性下，权利还是无法得到充分的保障，只有当法律对权利给与足够的关注时，它才能为人们所重视，才能为人们毫无顾忌的行使。因此，对安乐死进行立法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当务之急。对安乐死的立法应该早日提上日程。

第二篇：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观众，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讨论的辩题是安乐死应不应该合法化。我方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开宗明义，概念先行。让我们先明确两个概念。首先，什么是安乐死？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安乐死是指医生应无法救治而又极为痛苦的病人的主动要求，停止主动治疗或使用药物，让病人无痛苦地死去。它针对的都是处于极大痛苦中的濒死病人，因此安乐死与其说是对生与死的选择，不如说是对死亡方式的选择。其次，什么是合法化？合法化是指合法性的客观基础被质疑的时候达成关于合法性的某种共识的努力。

基于以上对概念的分析，我方将从以下三点进行论述。

第一，从情理上看。安乐死实质上是一种患者和家属在特殊条件下做出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对于患者来说，安乐死是以缩短自己的寿命为代价消除或减轻死亡时的痛苦；继续生存则是以忍受剧烈的肉体疼痛为代价延续生命的长度。所以安乐死对患者实际是一种对安乐的死去还是痛苦的活着的判断和选择。对于家属来说，是否同意患者安乐死实际上是以自身情感为出发点做出的一种抉择。如果患者和家属在判断和选择上达成了统一，安乐死对于利益相关者就没有危害性，因而是患者本人一种正当的权益。据调查，安乐死最主要群体是晚期癌症病人。我国每年有近130万人死于癌症，癌症死亡率已占死亡人口的1/5。临床上，中晚期的患者往往要忍受巨大的痛苦。如肺癌患者，肺逐渐被癌细胞代替，肺就失去了肺原本的功能。这种病人常常是被活活憋死，生不如死。在这种情况下，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法律没有理由强制人痛苦的活着。

第二，从法理上看。法律在其发展过程中对公民越来越多的合理诉求予以认可和保护，使其成为正当的权利。安乐死建立在包括患者和家属在内的各利益相关方共同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之上，没有社会危害性，并且从人道主义角度看有其重要的存在意义，是一种正当合理的诉求。安乐死合法化体现的是法律对公民意愿的尊重，这也是一种社会进步的证明。

第三，从程序上看。为了防止无意愿安乐死被滥用的可能，彼特·辛格曾提议到：建立一套以登记制度为主的严格程序制度，使得不想被安乐死的病人意愿能被记载，有效遏制无意愿安乐死决定权的滥用。荷兰、澳大利亚等国据此制定出了严谨的程序，规定安乐死的实施必须基于患者真实的、明确的意思要求，而且要经过医疗与司法机构的严格认证与审查。它需要经过多项程序，这些程序为安乐死合法化的操作性提供了有力保障。

由此可见，安乐死在情理和法理上有其正当性，在实施过程中又有一定的程序能够予以保障。我们没有理由无视在绝症中苦苦煎熬的病患对选择死亡方式的权利的诉求，而将安乐死拒绝在合法化的门槛之外。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第三篇：《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

如果是我们生命垂危、意识模糊，医生要对我们进行安乐死，我们的亲人会愿意吗？将心比心，只要还有一线生机，谁都不能放弃！

17岁的少年子尤，胸腔穿刺数次，大小手术无数，承受着极大痛苦的他没有选择安乐死，而是笑着离开。子尤从未放弃微笑，那我们呢？

坚持下去就有希望！很多人选择安乐死，就是因为感到现实的绝望。然而，只要我心不死，生命就终会有所转机。

4很少听说有人在战场上自杀，也许正是因为战士们见多了生命的毁灭，比谁都更懂得珍惜。在选择安乐死之前，请想想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否真的比战场还残酷！

父母给了我们生命，谁忍心让白发苍苍的他们看着自己的孩子逝去？即使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投入全部力量努力活下来，为了咱爸咱妈。

植物人也好，绝症加身也好，只要还有一丝呼吸，就让身边的人感到希望的存在，就像黑暗中微弱的烛光一样。别熄灭我们心中的烛光。

街上有多少乞丐连四肢都没有！有多少人和癌症抗争了大半生！我不言败，不去想如何死亡，只想如何走好漫漫人生路。

张国荣的纵身一跳和安乐死带给周围人的心灵之痛是一样的。人们可以接受自然的裁判，却无法忍受自我的了断。

比死亡更可怕的，是放弃生存的权利。哀莫大于心死，一个心灵死亡的人，才是最可悲的。

选择安乐死，是死亡战胜了勇气；选择坚强面对，是勇气战胜了死亡。在人类文明漫长的发展史中，人类对死亡的观念在不断地发展演变着。从最初盲目畏惧死亡发展到消极平静地接受死亡，最后发展到积极主动地规范死亡，人类对死亡这一自然法则的心理轨迹，反映了人类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升华和对生命保护力度的加强。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要做的不是是否接受死亡，而是如何接受。“安乐死”这一社会问题正是顺应时代发展而出现的。然而安乐死毕竟是一个涉及到医学、伦理、道德、法律、社会学、哲学等诸多领域的复杂的综合性社会问题。从它一出现，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议。这场争议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历史，而且已进入了我国并日益引起社会关注。安乐死问题在我国作为一个新生的社会问题，其本身还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妥善解决，才能推动其合法化。本文以此为宗旨，对安乐死的实质、安乐死的立法理由及立法步聚、内容进行论述，以期促进安乐死在我国早日立法。

一、安乐死问题的实质

2、我国对生命保护法律体系欠佳的现实

法律作为一种规范社会的工具，是应社会的要求产生的。就死亡过程而言，只要社会提出了明确要求，则法律就应该认真对待，尊重社会的要求。而安乐死之所以在我国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就在于它已成为社会需求的强烈表现。但是，出于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来对其进行规范，从而导致了对生命保护的不力。尽管在目前司法实践中将安乐死作为犯罪来处理，以此防止因实施安乐死而导致的各种弊端。但是这种“一杆打死”的做法并不符合社会要求，从而也不能使人们自觉遵守，而只是导致人们对其规避。

在现实生活中，各种半公开的或隐蔽的对病人采用类似安乐死的做法虽然比比皆是，但法律由于自身的不完善，各种制度还没有建立，故对此却显得无能为力。例如，我国大多数医院公开规定拒收晚期癌症病人，放弃对其救治，这实际就是一种不作为的安乐死方式。我国卫生部关于对晚期癌症病人一再放宽使用麻醉药物限度的规定也是在一定范围内对安乐死变相的认可。另外，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经济不发达地区，医院因缺乏必要的昂贵医用器械或药品而停止对病人积极地救治而导致其死亡，或者病人家属因费用太高而根本不送病人入院治疗而放任其死亡的情况也时常发生。这些现象虽然普遍存在，但是由于社会关注不够，法律规范和监督不力，人们往往对此习以为常，很少有人对此提出疑议，至于追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就更不用提了。这种因立法空白导致的社会实际操作上对生命处置的放任不利于对人们生命的保护。因此，在我国制定一部有关安乐死的法律，完善对生命保护的法律体系，加大对生命保护的力度，不但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也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安乐死在中国合法化的可能性

安乐死问题研究尽管在我国起步较晚，是在80年代中期因一起医疗纠纷案件引发的。但随着社会对其越来越关注，国内理论界对安乐死的研究也在一步步深入。这有利于人们真正认识安乐死的社会价值，并推动安乐死立法运动在我国的发展。笔者认为，目钱我国要将安乐死合法化，理论上要先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必须论证安乐死非罪化；第二是须证明安乐死合理化，即符合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与人道主义原则。这两个问题奠定了安乐死立法的道德基础。

1、安乐死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 安乐死非罪化是安乐死合法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先解决它，才能帮助司法机关正确断案，不被形式上的假象所蒙蔽，以避免公民（主要是医生）因对病人实施人道的安乐死而被错误追究刑事责任，从而有利于实现对公民人权的保护。

首先，我国现行刑法将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受罚”。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或类似行为是犯罪，因此将其作为犯罪处理缺乏法律依据。

其次，根据我国刑法理论对犯罪本质的规定，任何一种犯罪都必须具备三个特征：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及应受刑罚性。这三个特征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

这种思想在我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因此有人不同意让绝症患者选择死亡方式，不同意他们借助安乐死寻求解脱。这种观念以现代人的眼光去看待合理吗？不！因为现代人的道德观念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现象，一个人不但有生的权利，也应当有死的权利。人们渴望“优生”，也需要“优死”。当一个身患绝症不久于人世的病人在病痛难忍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时，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为其缓解痛苦。我们必须从病人利益出发，不应该为所谓的“社会公益和医学进步”而把病人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发现救命良方，从而忽视病人万分痛苦的客观现实。当一个理智的绝症患者为了不再忍受病痛折磨，选择了以安静方式离开人世，从而保持其人格尊严时，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反对这样做呢？毕竟，这种做法比那种靠人工方式维持生命从而延长病人痛苦的历程更符合现代的道德规范和人道主义啊。其次，受传统封建道德思想束缚，许多病人的子女迫于社会压力，在眼看着自己父母倍受病痛折磨时也不支持父母实施安乐死。因为怕被社会视为“大逆不道”或“不肖子孙”。他们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毫无效果的救治，在给自己带来巨大精神痛苦和经济负担的同时，也在浪费有限的社会医疗资源。这种做法符合现代伦理道德吗？显然不！现代的道德观念认为生与死的社会价值也是道德评价的标准之一。具有社会价值的死亡是符合道德，反之则否。将有限的资源耗费在不能治好的人身上，从而使其他更多的能够被挽救的人失去治疗的机会，这不但违背了公正原则，也不符合社会价值观。因此，我们应当支持安乐死，从而一方面可以减轻病人家属的负担；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宝贵的医疗资源尽可能合理地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种做法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道德规范。最后，传统的医德认为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对垂危病人要想方设法抢救，这样医生才尽到职责。然而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忽视了患者本身的需要，忽视了患者倍受病痛折磨的现实，这真是合乎医德吗？笔者不以为然。笔者认为医生“救死扶伤”时不但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同时也要重视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的概念是指尽可能挽救可以挽救的生命，而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倍受痛苦折磨而在现阶段又拿不出有效救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绝症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及当前利益。道德的做法是在病人同意的前提下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去增加病人的痛苦。传统的医德只讲义务，而现代医德则更注重价值，注重尊重病人的尊严和权利。综上所述，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建立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当我们以逐步形成的新的道德规范去审视安乐死问题时，不难发现，安乐死并不违背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和人道主义原则。因此安乐死合法化有其自身的道德基础，也能够为现实生活中的人们所普通接受。

三、安乐死在中国立法的几项建议

（一）进行安乐死的宣传教育

实施安乐死因为涉及人命，必须慎重行事免出偏差。在我国现阶段，应该在立法前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从而为立法打下坚实的社会基础。宣传的内容包括：

1、安乐死本质的宣传

安乐死不是对生命的处置，并不解决生死问题，它实质是对生命终结的处置行为，是对死亡方式进行优化的行为。它是死亡过程的文明化。

2、安乐死目的的宣传

是人民的意志，对安乐死立法，才能更好的体现社会主义民主，更多的让人民参与到立法中来

北京大学法学博士徐景和认为，《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是有特定含义的。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安乐死”是一种在特殊情况下，在不违背国家、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情况下所采取的一种对生命的特殊处分方式，这种处分是有严格的条件与程序的。现在欧洲一些国家所实行的“安乐死”立法都是在传统道德与现代法律之间所作的选择。因此，认为“安乐死”有背宪法，缺乏基本的构成要件。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博士宋功德提出，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但是，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看，做到这点有点不现实。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就说明了这一点。也有专家认为：宪法这一条款，仅仅体现了国家有帮助公民延续生命的责任，但这一点既不意味着国家可以强制公民延续自己的生命，也不意味着国家不能帮助公民结束自己的生命

（一）安乐死在法律上非犯罪性

1、安乐死不具有社会危害性

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是我国刑法否定犯罪的社会政治评价，而安乐死只是改变了患者继续遭受因患病产生的无法忍受而又无谓的痛苦的命运，人为地将濒危的病人无法挽回的，由疾病导致的必死的结局，稍稍提前一点，而并未改变患者将死的命运。因而是一种仁慈的行为，是对患者选择死亡方式和时间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对病人本身来说，有利无害；对病人家属来说，能从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经济负担中解脱出来；对医生来说，可以将有限的精力放在更有生命意义和生存可能的病人身上；对社会来说，还能减少不必要的人力药物消耗，将其用于急需的地方，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因此，安乐死不具备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这是安乐死区别于故意杀人行为的最本质的特征。

2、安乐死不具有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

应受刑罚处罚的刑事违法性是犯罪的法律特征，是犯罪必不可少的特征之一，首先，我国刑法并未对安乐死作出明确规定，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安乐死不具备刑事违法性。而应受刑罚处罚是犯罪的法律后果，它表明了国家对于具备刑事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的行为的应有立场和态度。既然安乐死没有刑事违法性，也当然谈不上应受刑罚惩罚性。而且我国刑罚适用的目的是为了预防犯罪，从特殊预防的角度讲，适用刑罚的目的在于教育改造罪犯，从一般预防角度来讲，适用刑罚的意义在于教育他人，防止类似主观恶性的滋生乃至犯罪，因此，要适用刑罚，必须有需要改造的主观恶性。而医护人员实施安乐死，是基于痛苦难忍的患者的同情，怜悯，主观上并无害人及危害社会的恶性，不具有预防性的威慑力。[3]相反，如果对施予安乐死的医护人员定罪量刑，事实上也就是对于医护人员这种对于患者的同情与怜悯进行惩罚，这是与道义背道而驰的，它所导致的结果只会是医护人员对于患者的疾苦不予理会，只是为了延续患者充斥着疼痛的

看到和感受到的也只是这种无尽的痛苦与煎熬，也是“欲罢而不能”，而我们早期唯物主义者培根曾说过：“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会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时使他安逸地死去。”而安乐死正是帮助解除病患痛苦的最佳方法，也是医生职责的所在之处，不对安乐死予以肯定和认可，这对于患者和家属是多大的一种残忍。

患者在忍受自身痛苦的同时，还要花费昂贵的医疗费用，对于患者家属来说，在承受精神痛苦的同时，将背上沉重的经济包袱，“家属对家庭成员有照料的义务，但是为了一个无意义的生命去消耗有意义的生命，是过分的要求，对于上述种类的病人（指脑死或不可逆昏迷或死亡不可避免的病人）家属已承受极大的感情和经济压力，他们处于十分为难的处境。安乐死或把他们从这种压力和为难境下解脱出来。”[7]

3、安乐死对于社会的价值

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今天可供人类利用的资源正一天天减少，而维持人类社会的可待续发展，因此，将有限的资源利用到有挽救价值的病人身上才合适且合理，对本应适用安乐死的病人却不惜一切代价去赌资源，这首先就违背了社会发展必须合理分配和合理使用的原则。何所谓资源的有效性，不是我们所能看到的起到了暂时的效用。有限的资源在绝症患者身上的效用也只是延续一段并不长久的却充斥着痛苦的生命。然而，在中国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缺医少药，常常有人因病得不到良好的治疗而死亡或者造成残疾，这些有限的资源，对于这样地区的人们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因而，从社会效益角度而言，将大量的医学资源用来勉强延长一个生命意义丧失，不可避免要死亡的患者的生命，是不利于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

因此，无论是从刑法本身出发，还是从我们社会的仁义道德出发，从情理出发，安乐死本身都在不违法的同时又能对病人本身以及其家属，以及社会资源配置各方面都具有极大的积极性和必要性。

四、结语

有学者认为我国将安乐死合法化还不具备基础和条件，认为“我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医疗卫生与福利保健体系不健全”“医疗科技水平和研究能力有限，死亡标准和安乐死判断难以确定”“传统伦理道德和价值观念的束缚，民众观念需要转变”[8]等一系列的问题，然而，问题的发现和解决都是通过实践本身，只有在实践中去发现问题的真正所在，再配以相对应的解决方案。

介于我国医疗科技的发展也为安乐死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我们应尽快将其安乐死合法化，笔者认为可以将安乐死放置在排除犯罪事由的被害人承诺部分，再完善与之相配套的制度，使其进一步完善化。

安乐死是个久盛不衰的问题，它只所以不衰是因为久久不将其合法化，而致使争论双方经久不息的辩驳。然而，理论上再长久的争论也只是停留于理论层面，而我们立法者则应该密切审视一下，希望尽快给予安乐死一个定论，让安乐死在法律上能够真正的安乐！

第四篇：一辩稿 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一辩稿 正方

安乐死在我国的定义是指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认可，用人道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关于在现今中国安乐死是否应该合法化的问题，我方持肯定态度，接下来我方将已三个方面阐述这一观点。

1.安乐死合法化更能维护病人的人身自由，体现了人道主义精神。《宪法》规定公民人身自由与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个人有权选择生存的方式，在特定条件下也有权选择死亡的方式。”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其精神和身体都在忍受极端痛苦，当他不愿忍受折磨，拒绝苟延残喘的活着，而选择有尊严的死去时，我们难道不应尊重其选则，使其通过安乐死达成夙愿吗？况且部分身患绝症的病人，其生命按照自然规律，本应走向尽头，可我们明知病人已行将就木之时，却仍一厢情愿使用各种仪器延长其生命，也就是延长其临死之前的痛苦，使其生不如死，这是极不人道的。

2当没有切实可行的既减缓病人病痛又无法有效延长其生命的的情况下，.安乐能保证病人的生命质量，维护其生命意义。

人具有社会属性，必须保证最低限度的生命质量才有必要继续存活，当病人处于极度痛苦中，并且没有救治成功的希望时，其精神和身体往往承受着双重折磨。其生命质量已无法得到保障，若病人选择安乐死而遭拒，不得不被迫忍受更大更持久的折磨时，这对于其生活质量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当我们的生命只剩下苟延残喘和巨大的痛苦时，敢问他的价值何在，珍贵性又何在。正如著名作家史铁生在《安乐死》一文中所说：与其让他们（植物人）无辜地，在无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无从行使自己的权利的状态下屈辱地呼吸，不如帮他们凛然并庄严地结束生命。这才是对他们以往人格的尊重，才是人道。因此我方认为安乐死应当合法化。

3.社会的人财物等资源十分有限，将大量资源用于救治那些患有不治之症，常年忍受痛苦且已自愿放弃自己生存权利的人，实质上是一种对医疗资源的浪费，破坏了社会公正，而允许他们安乐死不仅能结束其痛苦，满足其意愿，更则能使一部分医疗资源被节省下来，从而用于更需要医疗救助的人，完就更多的生命。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现今中国，安乐死应该合法化。

第五篇：浅议安乐死合法化

浅议安乐死合法化

内容摘要

安乐死问题涉及法学、社会学、医学等多个领域，安乐死非犯罪化以及合法化的争议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司法界，至今仍没有统一结论。在国际范围，安乐死立法的进程早已开始，随着社会进步，人们对于自己的个人价值和权利自由的认知程度越来越深，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而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观是安乐死立法的最大障碍，虽然目前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但从国际上看，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安乐死立法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文章阐释了安乐死及合法化的含义和特征，简要分析了目前国内外对于安乐死问题的看法和安乐死立法的进程，并提出了安乐死合法化的个人价值、道德价值及社会价值。

关键词：安乐死；非犯罪化；合法化；国外趋势；国内现状；价值

今年4月，新华社报道，“因涉嫌7起谋杀案而被媒体称为‘死亡天使’的荷兰女护士露西·德贝克，在度过6年半的监狱生涯后近日重获自由。荷兰最高法院判决说，因相关证据不足，德贝克得以无罪释放。”[1]

8月《中国青年报》报道了重庆一个助人自杀的案件：重庆开县的曾婆婆，年近八旬，长期瘫痪在床，她不想拖累家人只求一死了之。隔壁一位七旬老翁宋某深表同情，在曾婆婆的多次请求下助其购买了毒药，曾婆婆服毒后被家人送医院但抢救无效身亡。随后，帮助他人自杀的宋某被控故意杀人罪，一审被重庆市开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一审宣判后，宋某没有上诉，目前，该

[2]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以上两个案件均涉及的一个重要话题，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那就是“安乐死”。安乐死非犯罪化甚至合法化的争议一直困扰着学术界和司法界，至今仍没有统一结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们对于自己的个人价值和权利自由的认知程度越来越深，对于生命质量的追求逐渐超过了生命的存续时间，从世界范围来看，安乐死非犯罪化和合法化的趋势是不容忽视的。

一、安乐死的概念和特征

“安乐死”一词源于希腊文euthanasia，原意指“幸福的死亡”，它包括两层含义，一是安乐的无痛苦死亡；二是无痛致死术；现代意义上的安乐死通常指身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濒死的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躯体的极端痛苦，在病人及其亲友的要求下，经医生同意认可，采取人为、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中结束生命过程。广义上的安乐死还包括其他为缓解痛苦而提前结束生命的情形[3]，例如，“在事故中身受重伤的人请路人致其死亡以消除痛苦”，现代医学仍使用狭义的概念。

对于安乐死的定义存在不同的意见，目前，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安乐死作以下分类[4]： 根据实施方式，可以分为积极安乐死和消极安乐死。积极安乐死是指“使用医术干预手段，提早结束处于终极状态的患者之生命”；消极安乐死是指“对处于终极状态而饱受痛苦的患者，终止毫无意义的维生医疗，以免遭受抢救措施的无谓痛苦，使其具有‘人性尊严’的自然死去，也有人称之为‘尊严死’。”虽然安乐死在中国尚未合法化，但实际上，消极安乐死的情况较为常见。

根据病人是否有主观意思表示，分为自愿安乐死和非自愿安乐死。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自己提出安乐死的要求和愿望，或者他人提出而本人同意”；非自愿安乐死是指“病人无行为能力，无法正确表示自己的要求、愿望，为了使他们免受痛苦而实施安乐死”。

根据行为目的是否直接导致病患死亡，分为直接安乐死和间接安乐死，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以直接致人死亡为目的”；间接安乐死是指“医生的行为能够减轻痛苦，但具有终结人生命的风险与可能”。

由此可见，安乐死的目的在于减轻生理和心理的痛苦，尊重人的自主选择和人格尊严，并提高个人生活的质量。首先，安乐死的实施对象是特定的，只有垂危的、承受极端痛苦的人才能实施安乐死；其次，只能由本人或其相关人才能提出申请；再次，实施安乐死的人必须是为患者治病的医生；最后，医生所选择的方式必须符合人道和伦理，并在实际中能够减轻患者的痛苦。

二、非犯罪化与合法化

非犯罪化是指“将迄今为止作为犯罪处理的行为，不再以犯罪论处”[5]；合法化，是指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把过去认为是违法犯罪的行为给予正式的法律认可或法律保障，合法性的客观基础被质疑的时候达成关于合法性的某种共识的努

[6]力，也指使某些事物符合法律规范。欧洲委员会出台的《非犯罪化报告》认为，非犯罪化可以通过立法活动进行，也可以经由司法机关解释立法的途径来实现，因此，非犯罪化可以被区分为“法律上的非犯罪化”和“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法律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刑罚制度拥有的作为对特定行为的正式反应的制裁范围收缩的过程，亦即改变现行法律的规定，将特定行为从刑法干预范围中排除出去的立法过程”；事实上的非犯罪化是指“尽管刑罚制度的正式能力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但刑事司法制度对特定情况下特定行为（逐渐）减少其反应活动的现[7]象”。

张明楷教授在《外国刑法纲要》中提出了“违法性阻却事由”的概念，“意

[8]指排除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的违法性的事由。”即在一般情况下，某种行为符合违法行为的构成要件，侵害或危及了实质法益，那么该行为具有违法性；但由于某种特殊的理由或根据，否定了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这种特殊的理由或根据就是违法性阻却事由，或称“正当化事由”。对于安乐死行为而言，如果安乐死立法通过，与其说医生剥夺他人生命权利的行为合法，不如说是一种阻却违法更合理。

因此，安乐死的合法化或者非犯罪化，一方面并不是指安乐死这一行为完全被法律鼓励或者合乎情理，只是并不具有恶性的违法性和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从而不构成犯罪；另一方面，只有严格满足非违法性的构成要件才能够作为非犯罪化处理，否则，仍然构成故意杀人罪。

三、关于安乐死问题的争议

（一）国际趋势

目前国际上允许安乐死的国家有十二个，荷兰和比利时认定安乐死全面合法，而奥利奇、丹麦、法国、德国、匈牙利、挪威、瑞典、瑞士、斯洛伐克和西班牙允许消极安乐死。从安乐死立法的角度上来看，最早提出立法的是1906年美国俄亥俄州的安乐死法案；1936年，英国成立自愿安乐死协会，并向英国国会提交了一份安乐死法案，同年，美国也成立了自愿安乐死协会，但遭到了民众的反对。然而，1938年希特勒建立安乐死中心，以“安乐死”为借口肆意屠杀，使安乐死蒙上了纳粹恐怖的阴影，阻碍了安乐死的蓬勃发展。[9]之后几十年，西方学者频频提出安乐死的相关法案，但都未获得通过，支持和反对安乐死合法化的争议愈演愈烈，直到1993年2月9日荷兰参议院通过了关于“没有希望治愈的病人有权要求结束自己生命”的法案，成为世界上第一个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国家，安乐死立法的进程在荷兰首先正式起步，这一法案的通过极大地推动了安乐死合法化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接触并认可安乐死。2000年10月26日，瑞士苏黎世政府通过了决定：自2001年1月1日起允许为养老院中选择以“安乐死”方式自行结束生命的老人提供协助。2001年荷兰上下两院以绝对优势通过了安乐死合法化的法案，2002年比利时议会众议院通过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严格按照规定对病人实行安乐死，比利时成为继荷兰之后，世界上第二个以法律形式准许实行安乐死的国家。

有赞成就有反对，英国、意大利和葡萄牙三国对安乐死问题存在激辩，而希腊和波兰两国则明令禁止安乐死，美国也对此持保守态度。然而，国际上对于实施安乐死的条件要求十分严苛，从提出申请到整个操作程序到相应的保障措施，法案都进行了细致严格的规定：“首先，病人必须是成人，申请安乐死的病人必须自愿，而且必须是病人深思熟虑之后所作出的坚定不移的决定；其次，病人必须在无法忍受病痛的情况下才能申请安乐死；再次，病人所患疾病必须要经过两名医生的诊断，慎重的确定安乐死的方式。”[10]“实施安乐死的前提是病人的病情已经无法挽回，他们遭受着‘持续的和难以忍受的生理和心理痛苦’；实施安乐死的要求必须是由‘成年和意识正常’的病人在没有外界压力的情况下经过深思熟虑后自己提出来的。”法案同时规定，“病人有权选择使用止痛药进行治疗，以免贫困或无依无靠的病人因为无力负担治疗费用而寻死。”[11]谨慎立法、严格执法，从而保证实现安乐死合法化的初衷，避免安乐死成为恶意杀人的借口。

（二）国内现状 安乐死涉及医学、社会伦理学与法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在中国的刑事立法中，从未提及过安乐死，真正广泛关注安乐死，是从1987年陕西省汉中市发生的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开始。汉中市传染病医院住院部肝炎科医生蒲某在重症患者夏某的儿子王某的多次要求下，为其开了两次复方冬眠灵，夏某在第二次用药后14小时死亡，冬眠灵加深了患者的昏迷程度，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但对其死亡起到了促进作用。1987年9月，检察机关以故意杀人罪将蒲某、王某逮捕，1990年3月，汉中市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案。法院认为，“被告人王某在其母夏某病危濒死的情况下，再三要求医生蒲某为夏某注射药物，让夏某无痛苦死去，虽属故意剥夺夏某的生命权利行为，但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而蒲某“在王某多次请求下，亲自开处方并指示他人给垂危病人注射促进死亡的药物，行为亦属故意剥夺公民的生命权利，但用药量属于正常范围，不是造成夏某死亡的直接原因，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亦不构成犯罪。”经被告人上诉和检察院抗诉，汉中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裁定：维持汉中市人民法院的判决，蒲某、王某无罪。[12]

我国首例安乐死案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后对于这一案件的讨论也日趋深刻并形成了较为统一的意见。蒲某和王某的行为确实存在剥夺生命权利的故意，但是其目的是为了减轻患者的痛苦，“主观上既非出于恶意，也不是为了摆脱经济、精神负担或出于其他个人目的而追求夏某死亡结果的发生”，因此蒲某、王某的行为与故意杀人有本质区别，“不可说没有社会危害性，但不具有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然而，并非所有“安乐死”的实施人都和蒲某、王某一样规避了刑法处罚，除了上述重庆“曾婆婆案”之外，2001年上海的一起“安乐死”“杀母”案中，被告人梁某最终被人民法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多数涉及“安乐死”或协助杀人的案件，最终都以刑法处罚结束。

在现实中，我国涉及“安乐死”的案件已经不在少数，而在医疗系统，为了减轻重症患者的痛苦，经患者及其家属同意签字，医生为病人注射镇定剂使之陷入昏迷，最终由家属签字决定“拔管”来停止无谓延续生命的治疗这一现象也已非常普遍，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就是一种变相的、消极的安乐死。而司法机关对于这类案件并没有进行主动干预，基本上处于不告不理的状态；对于诉诸法院的案件，要么认定“情节显著轻微，社会危害性不大，不以犯罪论处”，要么以故意杀人罪定罪量刑，但“考虑安乐死的特殊情形给予从轻处罚。”无论结果如何，在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始终没有一个明确彻底完整的结论，每个案件都是结合其特殊情况而作出判决，但是可以明确感受到，安乐死的合法化在以儒家文化为传统，注重伦理道德的中国仍然“路漫漫其修远兮”。尽管安乐死合法化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应然性，并且是大势所趋，但其与人伦道德显著违背的部分将会严重阻碍安乐死立法在中国的步伐。

传统伦理道德观是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最大障碍，首先，对于“由病人或其亲友提出要求”这一点，显著违背我国的“孝道”，从传统道德观的角度来看，没有晚辈“可以”或者“能够”同意长辈放弃自己的生命，更不用说主动“要求”，若实施这一行为，该亲友必然受到自己和他人的谴责；其次，救死扶伤才是医生的职责，医疗行为的目的是尽其所能使病人病情好转，无论何时，医生都不应该提早结束病人的生命，实施安乐死违背了现有的医务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操守；再次，在中国的传统道德理念中，勇敢地向病魔挑战才是正确的做法，而主动放弃生命，则是一种与自杀类似的逃避行为，并不是主流思想道德的主张；最后，由亲友提出申请的作法运作十分复杂，安乐死涉及继承问题，在现实生活中对于申请人的主观目的很难确认界定。除此之外，就我国法律体系的建设情况、人们的整体素质和认知水平而言，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尚未成熟。

四、安乐死合法化的价值

虽然目前我国安乐死立法的条件尚不成熟，但从国际上看，安乐死合法化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安乐死立法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

（一）安乐死合法化的个人价值

个人意识觉醒，人们越来越强调自主选择和自由权利，在现代社会，个人价值的构成包括作为人的尊严、自主、隐私以及自我发展；从法理的角度看，人的尊严是人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项基本人权。人们主张的生命权利范围扩大，生的自由和死的权利都成为确认和追求的价值目标，法律在承认生的权利同时，也应当承认在特定情况下选择死的权利。人之所以为人，因为生活和生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人类是有意识有思想的高等生物，人类不仅关注生命时间的延续，更注重生活质量的提高，更注重生存的价值，法的精神并不包括强制人类毫无意义而痛苦的生存。

“优死权”随着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提升而提出，人抉择的呼声日益强烈，但优死权并未完全摆脱群的生存规则的痕迹。目前生命权并不完全归个人所有，只有国家可以依法处分，“限制个体通过法律禁止的方式处分其自身的生命权，或在追究和处罚犯罪人时可以依法适用剥夺其生命的死刑”，因此，安乐死必须通过国家的认可才得以合法化。

（二）安乐死的道德价值

安乐死是一种人道的行为，病痛的折磨来自于自然生理，与一般情况下人道主义所对抗的残忍待遇来源显著不同，这并不意味着避免自然生理带来的身体和精神痛苦并不属于人道主义所对抗的范围。人道主义的行为方式所规避的痛苦应该是广义的，既包括人为的也包括非人为的，“人道主义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和目的，关于人性、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现实生活和幸福、人的解放的学说。”

培根在《新大西洋》一文中说：“医生的职责是不但要治愈病人，而且还要减轻他的痛苦和悲伤。这样做，不但有利于他健康的恢复，而且也可能当他需要

[13]时使他安逸的死去。”使患者减轻痛苦，得以“善终”，符合现代伦理道德观。

（三）安乐死的社会价值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老龄化情况越来越严重，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推动安乐死合法化有利于实现资源公平分配和社会效益最大化。救治绝症病人，病情越严重，所需要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越大，消耗的社会资源越多，结果确实可以相对延长生命，但不能改变其死亡的结果亦不能改善其生命质量。[14]然而，将这一部分资源用于救治可能康复的患者，更能有效利用医疗资源，实现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

因此，安乐死合法化具有合理性和应然性，明确实施要件、对象和整体程序，并对其适用和操作进行严格监督，从而在真正意义上减轻患者的痛苦，对于维护病人的人格尊严、保障适用患者的基本人权，维护整个社会的利益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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