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贤淼-福利经济学及其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第一篇：张贤淼-福利经济学及其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第十一章 福利经济学的社会福利思想

福利一直都是人类社会关心的基本问题，而个人需要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则构成了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核心关怀。自古典经济学创立的、以功利主义价值观为基础的个体经济学思想以来，从数理逻辑的角度探讨最大幸福或最大化福利就成为福利经济学的专门研究对象。同时，在古典经济学的范畴内，福利经济学和其他经济学分支并不存在明显的界限。福利经济学自20世纪20年代创立迄今已有80多年的发展历史，它经历了从旧福利经济学到新福利经济学的转变。

本章的目的就是要介绍福利经济学的发展轨迹及其主要内容，探讨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之间的内在联系。本章的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福利经济学的内涵和基本特征。二；旧福利经济学的内涵和基本内容。三；新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和基本内容。四；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第一节 福利经济学的内涵和基本概念

作为经济学的分支学科之一，福利经济学以效用或功用(Utility)理论为出发点，探讨并研究有关人类社会福利最大化的问题。福利经济学分为旧福利经济学和新福利经济学两派，前者以英国经济学家阿瑟·庇古所建立的福利经济学为基础，而后者则是以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阿罗的“不可能定理”为标志。虽然新福利经济学和旧福利经济学在效用理论上存在重大差异，但是二者在内容上还是有很强的内在联系的。实际上，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福利经济学，二者都关注两个最基本的问题：第一，福利的界定；第二，效用的定义。与一般的经济学分支不同的是，福利经济学与社会选择或公共选择的道德判断 紧密联系在一起，它对人类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的伦理学探索，因此它隐含着明显的价值判断，比如，好的或坏的选择以及最优的或最差的社会福利计划等。

一、福利和效用的基本内涵

在经济学中，“福利”意指个人或群体的利益所得，它包括收入获得和心理满足两方面给消费者带来的种种好处。而“社会福利”则是在一个特定的制度安排下，公众在社会利益分配方面达成的社会选择所实现的结果，它代表着一种集体或群体利益。“效用”(或功用)是指消费者在心理方面获得的瞒足，它被经济学家用来说明商品的价值或消费者获得的满足水平。同时，“效用”经常和“(消费者)偏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福利经济学通过“福利”和“效用”两个最基本的概念，来试图解释并说明个人动机和社会选择之间可能实现的利益均衡。

(一)福利的经济学内涵

简单言之，福利是一种利益或好处，它可以是有形的物质或财富，也可以是无形的、精神心理层面的正面反应。福利不仅是客观的，它也是主观的。同时，福利具有某种相对性，在资源有限或分配规则既定的前提下，一个人(或一群人)的福利对另一个人(或另一群人)来说，则很可能是一种挫败或剥夺。

1．个人福利

在福利经济学领域内，个人福利是基于经济因素的个人需要的满足水平，它是正负效用的总和。个人福利既可以是收入和财富的客观量度，也可以是效用的主观评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效用”水平不仅和个人拥有的收入和财富总量有紧密关系，它也和个人的心理状况联系在一起，它最终是个体对“满足感”客观和主观评价综合的结果。一个人的福利水平，除了首先要受到收入和财富因素的影响(这一影响又不完全由个人控制)，它还受到影响收入和财富水平的政治经济制度环境的制约。所以，个人福利最大化不仅取决于个人的目标驱动所付出的努力，即对追求个人私利的种种努力，也取决于个人决策及其之外的制度条件和外部环境因素。个人福利最大化是以理性的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以下是个人福利最大化的目标函数的数学表达：

U=U(q1，q2，q3„qm。；a1)

其中，u代表个人主观效用，qm代表个人所消费的m个商品和劳务；a1代表个人工作努力程度

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个人福利最大化是个人主观效用的总和，它是由个人消费所带来的满足程度和工作努力程度决定的，个人消费满足程度越大，正效用也越大；而与此同时，个人工作越努力，付出的时间与精力越多，也就越可能获得更多的金钱或物质。但是，同时由于个人工作越辛苦，越容易在身体和 精神方面产生损耗，个人享受幸福的时间和机会也就越少，所以负效用也就越多。二者综合起来就是个人所获得的总效用。从这个意义上理解，个人福利的最大化，不仅取决于收入所得，也取决于个人消费的满足程度，同时还受 到个人在工作上的付出的影响，即闲暇与工作之间的平衡也会影响到一个人的福利水平。

如何对个人福利进行度量，取决予对目标函数的进一步探讨。判定个人福利，基本上可以从意向与后果两个层面来观察，它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来实现。一个方法是通过访谈询问法，了解个人的目标；另一个方法是通过对人们真实选择的研究来揭示个人的偏好，从而来推断目标。由于在福利经济学范围内，福利与个人偏好联系在一起，因此，对个人偏好的度量是测量个人福利的重要前提。测量个人偏好有两种基本方法，即序数方法和基数方法的使用。前者是以主观评价为基础的对个人偏好的排序，重要的是次序，而非数值本身；后者是采用比率基准来测量和比较效用，它采用一定的数值来使得不同物品的效用可以进行比较。

2．社会福利

虽然一般情形下，人们可以将“社会福利”界定为一个社会中所有个体福利的总和。但是，由于不同的社会里文化和价值观念等都存在差异，要清晰地定义“社会福利”其实并不容易。因为，社会福利在特定的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不再简单是一个总量的问题，而是一种制度安排的结果。社会福利的形式及其内容可以鲜明地反映出一个社会的道德判断，在“最大化”、“一致性”、“最优化”等问题背后都含有深刻的规范认识。

如果我们试图将效用同福利联系起来，那么，社会福利则可以被定义为所有人共同的效用满足之和，它是指在一个特定的社会制度下资源配置和个人效用实现的结果。我们知道，社会福利的水平不仅取决于经济发展程度，也受政治制度的制约。社会福利的测量：经济学家采用个人的福利评价和效用的人际评价来描述社会福利函数。社会福利目标的改进不仅同少数处境最差的人的福利改进有关．也同所有人的福利改进联系在一起．

(二)效用的内涵和测量

在19世纪的功利主义思想里，最核心的观念是幸福和效用，而在经济学领域，效用是消费者行为理论讨论的最基本的概念之一。从本质上讲，效用是一种人对自我感觉的主观认识和评价。经济学家们将效用量化，赋予一定的值，从而使得人们可以测量心理满足的感觉。所以，效用的基本内涵就是指人(消费者)从物品(或服务)中获得的一种心理满足，满足程度越高，效用也就越大。效用和幸福是一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概念，萨缪尔逊曾提出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从这个方程中可以看出，幸福与效用是成正比，而同欲望成反比。由于效用完全取决于个人的心理感觉，而不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因此，如何测量和评价不同人的效用水平并将它们进行类比，是福利经济学中最关键也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主题。新旧福利经济学就这一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而基于此，经济学家对效用的测量采取了两种不同的理论，一是基数效用理论，另一个就是序数效用理论。

基数效用理论认为，效用是客观的、可以进行计量并加总的概念，效用的大小可以按照一定的赋值来进行比较。在消费者行为理论里，个人消费不同物品(或服务)得到的心理满足都可以用标准化的效用单位来进行加总。例如，一个人喝一瓶啤酒的心理满足程度是5个效用单位，看一场意大利甲级足球联赛转播得到的心理满足是20个效用单位，如果此人在看球赛过程中一共喝了三瓶啤酒，则获得的心理满足就可以用35个效用单位来表示。因此，基数效用理论的两个基本论点就是，一是效用可以测量并赋值，二是人际之间的效用水平可以进行比较。就分析方法而言，基数效用理论采用了边际效用分析方法。在消费者行为理论中，边际效用是指消费者对某物品(或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消费量所增加的心理满足程度。根据边际效用递减规律，随着消费者不断追加对某物品(或服务)的消费，他从连续增加的消费单位中获得的边际效用呈递减趋势。当消费者在消费某物品到一定数量时，其获得的心理满足程度最高，也就是说此时消费者获得的总效用为最大，再增加消费量，效用就是负值了。

而序数效用理论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效用本身是一种心理上的感觉，根本不存在一个客观标准，人们也无法用客观的数值来测量并显示。但是，就心理满足程度而言，可以根据满足程度的高低和偏好顺序来进行排序。因此，经济学家提出来应该用序数效用论来替代基数效用论。根据前面的例子，一个人喝啤酒和看足球赛获得的效用是无法来衡量的，更无法进行加总，因为此人从喝啤酒和看足球赛获得的心理满足很可能是两种不同的感觉，所以很难来测量这两种心理感觉并进行加总。但是，人们却可以比较这两种不同的效用，比较的前提是取决于消费者的偏好。例如，此人认为看足球赛带来的心理满足大于喝啤酒，那就可以认定看足球赛的效用是第一，而喝啤酒的效用是第二，排序的结果也就自然出来了。就分析方法而言，序数效用理论采用的是无差异曲线分析法，无差异曲线由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斯提出并得到推广使用，它也是经济学分析中一个常用工具。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受英国经济学家埃奇沃斯提出的“合同曲线概念”的启发，引申出“无差异曲线”这一分析工具，在对效用进行分析时，提出了用“偏好顺序”来替代传统的效用计量方法。而根据这一点，在消费行为理论里，可以对不同人在既定价格和收入水平下不同商品用进行分析时，提出J，用“偏好顺序”采替代传统的效用计量方法。而根据这一点，在消费行为理论里，可以对不同人在既定价格和收入水平下不同商品(或服务)的消费组合来确定一个最大的偏好状态，即最大偏好状态。

人们通常认为，序数效用理论是一种比基数效用理论得到更广泛认同与应用的分析方法，它已经被大多数新福利经济学家们所接受。序数效用理论通过不同的无差异曲线能直观地反映出处于不同福利水平的消费组合(或偏好选择)，但是却无法比较不同人之间的效用或心理满足，很大程度上由于存在这个缺陷，福利经济学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出现了基数效用理论回潮的趋势。(三)消费者剩余

“消费者剩余是经济学领域消费者行为理论的一个关键概念，它的普及应归功于马歇尔的著作《经济学原理》的问世。对消费者剩余的分析被很多人视作马歇尔最重要的贡献，但是仍有一些经济学家(比如萨缪尔逊)认为这一概念并不重要。1941年，由于希克斯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消费者剩余的复兴”按照马歇尔的说法，消费者剩余是指一个人为了不失去（或为了拥有）某种东西，而愿意支付的价格高于实际支付的价格，二者之间的差额就构成了消费者剩余。消费者剩余本质是一种心理感觉，是个人对消费行为的一种判断，具有明显的主观色彩。

三、福利最大化和帕累托最优

福利经济学的最终目标之一是为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促进资源配置的效率最高。然而，由于资源的稀缺性和制度本身的限制，人们必须在给定的条件下实现促成社会选择的最优化和效率的最大化。(一)福利最大化

在福利经济学里，福利最大化就是效用实现的最大值，也就是收益一成本比率的最大值。对功利主义经济学而言，福利最大化意味着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也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利益选择。在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思想里，福利最大化是指国民收入或物质财富的最大值。而在新福利经济学的体系里，福利最大化则意味着在资源有限的前提下，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个人福利的最优值取决于私人物品消费者剩余的最大化；而社会福利的最优值则取决于公共物品消费者剩余值的最大化。前者主要受个人的效用评价影响，而后者更多受政治过程影响。

对个人而言，福利最大化意味着个人获得最大的幸福感或满足感；而对一个社会来说，福利最大化意味着福利资源分配效率或效益的最佳状态或最理想状态，人们在这种分配中不仅没有出现利益受损的情况，反而利益或处境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改善。福利最大化目标在本质上涉及福利的内涵以及资源配置的方式，通常遇到的一个挑战性问题是效率原则在多大程度上没有损害社会的公平。对许多政府决策者来说，克服市场体制的缺陷从而获得福利最大化是当前公共经济政策追求的核心目标。

(二)帕累托最优l Pareto Optimum)帕累托在19世纪末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讲义》中，在基数效用理论的基础上对社会效用最大化问题进行了探讨，他提出了生产资源最优配置的问题。在理解帕累托最优的概念前，我们有必要先介绍帕累托改进的概念。什么是“帕累托改进”呢?它是指这样一种情形：当群体中一个或更多成员的处境被改善而没有一个成员的处境被恶化时，社会福利就被增进了。在这一情形下，发生了“帕累托改进”。根据这一标准，在不降低一个或更多人的效用的前提下，如果一旦无法提高一个或更多人的效用水平，那么社会福利就处于最优状态。也就是说，如果不能进一步实现帕累托改进，社会福利就达到了“帕累托最优”。

帕累托最优的实现不仅同资源配置紧密联系在一起，也同社会的价值观及其冲突息息相关。而在实际生活中，通常发生的是一些人境况的改善同时伴随着另一些人境况的恶化，此时社会福利的变化并不总是符合预期的标准。基于帕累托最优的概念，传统福利经济学中提出两大基本定理，即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和福利经济学的第二定理。福利经济学的第一定理是指，在特定条件下，市场经济导致社会稀缺资源的帕累托最优(帕累托效率)配置。在这里定理假设市场可以完全充分地发挥其作用，市场失灵是不存在的，而政府的干预是十分有限的。福利经济学的第二定理是指，在特定条件下，如果从恰当的资源分配开始，那么市场经济可以取得每一个帕累托最优。这一定理的假设同上。

第二节 早期的福利经济学

福利经济学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也是一门主要研究财富和幸福的应用社会科学。在经济学领域内，尽管学者们对福利经济学有不同的界定，但是人们一般认为英国经济学家庇古创立了福利经济学这门学科。庇古将财富或国民收入同福利联系起来，认为一个国家内部经济福利是最重要的。同时，他还将计量的方法用于对经济福利的测量，并坚持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效用理论。庇古认为效用可以计量并可以加总，主张基数效用论。因此，基于同后来福利经济学发展方向和内容上的差异，后人将庇古所创立的福利经济学归类为旧的福利经济学。

一、福利经济学的起源

作为一门学科，福利经济学诞生于20世纪早期。但是，作为一种系统的学说，福利经济学不可避免地受到早期经济学说史发展的影响。就庇古所创立的福利经济学体系而言，它一方面受到19世纪影响深远的功利主义思潮的洗礼，另一方面也同早期既已建立的经济学思想体系密切联系在一起。

(一)道德哲学起源

早期的经济学总称为政治经济学，它在英国大学教育体系内多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毫无疑问，从学科发展历史来看，经济学一开始就和道德哲学(或伦理学)保持了密切的关联。同当代流行的、强调数量分析的经济学风格迥异，早期的政治经济学更多的是从规范理论(Normative theory)的角度来探讨经济学问题。边沁(Jeremy Bentham)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bn Stuart Mill)等发展起来的功利主义学说不仅成为19世纪英国社会流行的社会思潮，也是福利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基础。功利主义认为，人是利己的动物，个体的行为选择都是出于趋利避害的动机，每个人都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而一个社会最大的效用或幸福就是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同时，需要说明的是，庇古本人在道德科学方面的训练深受与他同时代的英国著名哲学家、伦理学家亨利·西季维克(Henry Sidgwiek)伦理学思想体系的影响，这些在其《福利经济学》这一部经典著作中表现得很明显。西季维克在其最重要的著作《伦理学方法》一书中对伦理学方法作了清晰的分类，即直觉主义、利己的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三种。功利主义认为，“每个个人应当追求现在和将来所有众生的幸福的最大净值，如果必要的话，假如普遍幸福能够有一点点的提高，他也应当牺牲自己的任何数量的幸福”(布劳德，2002，PP．122～123)。就三种方法之间的关系，西季维克认为它们都会对普通人的El常生活实践产生影响。毫无疑问，在传统福利经济学中，功利主义成为了它的核心哲学判断基础。阿马蒂亚·森在《伦理学与经济学》一书中指出，功利主义作为一种道德准则，它是福利主义、总和排序与结果主义三个基本条件的结合，三者中“福利主义”隐含了个体对事物状态的伦理判断，基于此评价的效用具有一定的内在性。(二)早期经济学学说的影响

尽管人们都认为，英国经济学家庇古(A．C．Pigou)创立了福利经济学。但是，有学者指出，霍布森(J．A．Hobsen)是福利经济学的先驱，而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古典经济学家的集大成者——亚当·斯密。作为20世纪初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庇古深受马歇尔经济学思想的影响，在其教学和研究生涯中，他也极力不遗余力地宣扬马歇尔的经济学理论并维护其理论的正统性。可以说，经过庇古的努力和贡献，剑桥学派的思想和理论体系被他发扬光大。就庇古所创立的旧福利经济学而言，早期功利主义经济学的元素对其影响深远。在福利的界定和测量方式上，旧福利经济学都表现出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

二、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及其发展

庇古是“福利经济学之父”，他的学说为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直至今天，仍然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坚持沿袭庇古对“福利”的界定，同时也坚持采纳序数效用论的方法论基础。(一)庇古和他的福利经济学思想

庇古1912年出版的《财富与福利》一书，在1920年扩展为《福利经济学》，创造了福利经济学的完整理论体系，从而标志着旧福利经济学的诞生。此书从出版到20世纪30年代在经济学世界尤其是在剑桥有着广泛的影响，它也在以后的岁月里激起了经济学家就福利经济学的核心问题的广泛的讨论与争议 庇古所建立的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对福利的分类，庇古认为福利包括广义和狭义两方面，一类是指“社会福利”，另一类是指“经济福利”。在他看来，经济福利对社会福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福利难以计量，而经济福利可通过货币来计量。

第二，庇古认为个人的福利是可以计量的，主张基数效用论。人们追求的最大限度的满足是物的效用，而效用可以通过单位商品的价格进行计量。

第三，把经济福利同国民收入等同起来。

第四，坚持正义的原则，强调收入的均等化，认为并主张富人的一部分货币应该转移给穷人，这样将会增加效用，从而增加国民收入量，因为他认为实际收人的边际效用是递减的。

第五，主张最适度的配置生产资源，使生产出来的国民收入达到最大值。庇古认为，经济最大化的条件是“边际私人纯产品”与“边际社会纯产品”相等，而这两个概念来源于马歇尔的“外部理论”，如果两者不相等，政府可以通过征税或财政补贴的方式来使二者相等，从而实现国民收入的最大值。庇古的经济学思想除了受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影响之外，还明显受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家马歇尔所建立的一般经济理论的影响。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英国社会背景和政治经济发展的格局，它具有的明显特征也是那个时代的烙印。在庇古看来，经济学的目的是解决物质福利的问题，而效用可以通过物质福利来表示，一个人的效用满足可以通过数字来度量，不同人的效用满足县可以比轮的。可以看出，庇古的福利经济学中最核心的问题，即效用的内涵与性质都多少同主观感受联系在一起。同时，在经济分析中，庇古也将个人的价值判断纳入到问题分析当中去了。正是这两点，引发了20世纪30年代有关经济学科学性质和分析方法等的大讨论，它也促成了福利经济学本身的发展。

由于庇古坚持基数效用理论和以货币计量的经济福利的重要性，他的后继者在其思想基础上发展了一种一般性的社会福利函数，也被称为“庇古学派社会福利函数”，它的数学表达是：

W=W(U1+U2+„+U。)

其中W代表福利，u代表效用，此函数的意义就是福利是各种效用加总的结果。这一函数充分反映了庇古及追随者的旧福利经济学的主导思想。针对庇古的福利经济学理论，当时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疑义，他们认为庇古所主张的基数效用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效用从本质上是一种个人的主观感受，是不能计量的。而且，不同的人对效用的评价(如对消费的满足感)不同，加上对事物的偏好顺序存在差异，人际之间的效用更不可能进行比较。最后，在效用测量时，要找出一种普遍适用的基数效用的度量单位是困难的。这些疑问直接促成了福利经济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发展，也推动了新福利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新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如前所述，庇古的福利经济学明显受到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盛行的道德哲学及其社会价值观的影响，他推崇基数效用论并积极主张将规范分析应用于经济分析中。这两点成为新福利经济学产生与发展的契机。20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在批判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的基础上形成了新福利经济学。

1932年英国经济学家莱昂、内尔·罗宾斯出版了《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一书，在书中罗宾斯明显表达了他对庇古的批评。首先，罗宾斯不同意庇古和其他学者给经济学下的定义，他在书中写到“现代英国经济学家习惯把经济学说成是研究物质物理的学问，只要想到他们一致给‘生产性’下了非物质的定义，就对他们的这种习惯感到更奇怪了”(罗宾斯，2001，P．13)。在他看来，庇古的定义只是一种分类性定义，而非他所坚持的分析性定义。罗宾斯认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稀缺性导致人类的行为选择问题。同时，罗宾斯在经济学的目的与手段关系问题的立场上，也表现出同庇古论点的差异。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并不关心目的问题，只关心手段(即稀缺性下人的行为方式)，在实现目的过程中如何在稀缺性的限制下进行资源配置。罗宾斯的理论观点和学说不仅引发了对旧福利经济学的大讨论，也直接促成了经济学界对福利问题研究方面的新的飞跃。在20世纪30年代针对福利经济学的争论中，就经济学这一学科是否应该加入价值判断，是否要引入规范分析等成为这场争论的核心焦点。最后，罗宾斯的观点占了上风。罗宾斯认为，经济学和伦理学的结合是困难的，经济学不应涉及伦理或价值判断问题，经济学中具有规范性质。

第三节 新福利经济学

一、新福利经济学的早期发展

20世纪30年代后，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遭受了重大挑战，人们对其理论的重要基础，即基数效用论和人际效用可比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经济学家们开始转向寻求新的效用理论和分析方法，用序数效用论和无差异曲线分析代替了旧福利经济学的基数效用论与边际分析。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看法，帕累托被看作是新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他首先提出序数效用论，同时借用无差异曲线分析法并使之得到广泛应用。后来的经济学家在“帕累托最优”的理论基础上对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非常明显的贡献，比如说，希克斯、勒纳、卡尔多、柏格森、西托夫斯基等极大地推动了福利经济学的发展。

（一）希克斯（1904-1989）的贡献

希克斯1904年出生在英格兰，192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然后继续深造，1926年赴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由于希克斯在经济增长理论和现代经济分析工具方面富有创建性的成就他和肯尼斯·阿罗共同获得了197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希克斯早期在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成就，后来又因其在福利经济学上的创见而获得了普遍的认同，今天人们熟知的“希克斯-卡尔多补偿检验"就是他在这一领域重要贡献的显示。1939年希克斯出版其名著《价值与资本》，该书极大推广了现代经济学中对无差异曲线和一般均很理论的运用。1939年希克斯发表了《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的论文，在论文中希克斯发展了不同社会状态福利比较的新思想，并重新表述成我们今天熟知的帕累托标准。1940年希克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社会收入的价值化》的论文再次阐述他的福利经济学思想，奠定了其在新福利经济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

（二）柏格森（1914-2003）的贡献

亚伯拉姆·柏格森是二十世纪新福利经济学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柏格森1914年4月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19岁大学毕业同时进入哈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后果促使他一生都致力于人类福利和经济制度相关里理论和实践问题。1956年进入哈弗大学，一直任经济学教授，直到去世。

1938年柏格森发表题为《对福利经济学若干方面的重新阐述》在这篇论文里，柏格森首先阐述了他称之为“社会福利函数”的理论，也是经济学家通常所说的“社会福利”的精确公式，今天人们熟悉的“柏格森—萨缪尔逊函数”其中就有柏格森显著的贡献。伯格森提出将社会福利函数的建构作为一种对不同帕累托优化配置的排序方法。

柏格森认为，社会是通过其政治代言人来表达其利益的。在实际中它并不比较不同个体之间的效用，而社会福利函数是通过安排经济状态的社会登记来总结个人的偏好。如果经济学家掌握了这一函数，就可以评价一个帕累托改进政策中的给定的变化，然后就可以考虑是否根据社会福利函数来决定是否应该对经济变化中的受害者给予补偿的问题。

（三）保罗·萨缪尔逊（1915—）的贡献

萨缪尔逊1915年出生于美国的印第安纳州加里市，16岁进入芝加哥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哈佛大学读研究生，不到二十岁就获得硕士学位，其撰写的题为《经济分析基础》的博士论文获得哈佛大学戴维·韦尔斯奖。1947年《经济分析基础》正式出版，推动了经济学家对数学方法的应用。1953年当选为美国计量学会会长，1961年当选为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萨缪尔逊出版了多部著作来阐述他对福利经济学的看法，也谈到了他对福利经济学的基本认识和充满调侃式的评论。就方法论而言，显然他不同意罗宾斯关于经济学应该排除价值判断的说法，同时也坚信福利经济学在经济学中应有的地位。他指出，“严格地说，体现在福利函数中的实际判断必须是关于众多不同商品的判断”。在书中，他还对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差别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新福利经济学的假设较为一般而且争论较少，其给出的是不完全的必要条件。对他来说，将动态分析引入福利经济学分析是探索生产要素及其他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有利途径。

二、新旧福利经济学的对比

同庇古的旧福利经济学相比，新放了经济学家认为福利经济学应该研究效率而不是水平，只有经济效率问题才是福利的最大内容。同旧福利经济学强调经济（或物质）福利不同，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更多使用偏好来表述效用概念，因此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而且，新福利经济学中，帕累托标准及相关的边际条件得到普遍使用。

新福利经济学的明显改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使用“序数效用论”、“无差异曲线”等方法，在微观经济学中对福利经济学进行深入讨论，丰富了旧福利经济学中对福利和效用的解释；第二，发展了“最适度原理”，认为交换的最适度的条件就是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交易双方通过交换而是彼此得到满足的条件；而生产的最适度条件实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生产要素最有效进行配置，从而使产品最有效地生产出来所必须的条件；第三，提出了“社会福利函数理论”，主张把福利最大化放在最适度条件的选择上，不赞成补偿原理，认为福利最大化应该以个人自由为前提；第四，突出福利的主观和相对色彩，认为个人收入与福利并无直接联系，而人的福利欲望也是无法满足的，否定收入均等化措施。

三、当代福利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 20世纪50年代，随着肯尼思·阿罗发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70年代阿玛蒂亚·森发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福利经济学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肯尼思·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

肯尼思·阿罗（美）的“不可能性定理”，深刻地揭示出经济与政治体制中存在的核心问题，既社会中每个人对各种事物都有其自身的偏好，由于获取信息的差异和利益的矛盾，每个人的偏好显然是不同的，因此，如何把有差异的个人偏好汇集成一个最终的（或整合的）社会偏好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社会选择问题了。

（二）阿玛蒂亚·森的贡献

1.向功利主义和基数效用论回归

1970年森发表题为《帕累托自由的不可能性》的论文，在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森不可能定理”，该定理认为：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的帕累托准则是与帕累托准则所主张的自由主义原则相冲突的。然而，从现实的道德准则出发，帕累托准则和自由主义准则都是正确的。因此，唯一出现问题的地方是新福利经济学的价值论基础—序数效用论。

在《集体选择与社会福利》一书的开篇森就明确指出，他在书中研究关注的对象是社会政策的目标与社会中成员的偏好和意向之间的关系，也即研究社会选择和公共政策的判断对社会成员偏好的依赖关系。

森提出以能力为中心的幸福观念，个人的幸福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个人能力及参与的影响，能力是效用的重要来源。森认为，测量幸福的概念应该考虑到幸福的不同含义和水平，这也为进一步测量社会福利的水平提供了更多的参考信息。

2.《贫困与饥荒》

就贫困的本质这个问题，森一针见血的指出，贫困的概念在本质上就是不平等，也就是今天学者们所广泛讨论的“相对剥夺”概念。在现实社会中，测量贫困状况的核心指标——贫困线，其本身就反映了不同阶层或阶级的不平等。森认为，对贫困的分析不仅仅要注重要注重社会中的收入水平分布及其国家收入分配机制，还要注意分析同贫困相关联的价值判断。森进一步强调了饥荒的原因并不一定是粮食短缺的观点，而从权利角度出发，认识到穷人不仅仅存在收入不足的情形，还存在自身不能有效地控制与支配资源。

概括起来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权利方法为饥荒分析提供了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而它本身并不是一个有关饥荒原因的特殊假说；第二，饥荒不仅出现在经济衰退期，也同样出现在经济繁荣期，由此可见，饥荒并不一定是粮食本身的问题；第三，粮食供给与对粮食的直接权利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这对政策的实践尤其重要；第四，对权力的强调有利于对合法权利后果的维护，透过法律体系可以是权利得到正常运作。

3.福利经济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987年森出版题为《伦理学与经济学》的著作，在著作中，森重新将伦理学的议题带入到主流经济学学说中，并对经济行为与道德哲学以及自由与结果等重要问题进行了阐述。此外，森还进一步阐述了在发展过程中个人福祉同自由与能力之间的关系。第四节 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

具体来说，福利经济学对现代社会福利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福利经济学对政府公共政策的决策，尤其是在社会福利领域的制度安排有明显的影响；第二，福利经济学对民主制度和政治过程的相关研究拓宽了人们对社会福利的认识；第三，福利经济学的发展推动了政府和学界对公平和效率关系的深入认识；第四，福利经济学的发展使得人们更日益重视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公平问题，认识到不同经济政策中存在的伦理难题。

一、福利经济学对公共选择理论的影响

福利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是福利经济学在选择与福利函数理论方面取得的成果大大推动公共选择理论的发展，这些理论本身又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福利政策的决策与推行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通过社会计划在不同人群的利益之间实现均衡

在社会福利领域，政府往往要考虑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补偿，而不仅仅是社会公众的一般利益，这是公共决策中经常面临的抉择。

（二）政策推行过程中采用投票的方式来实现公平

这就是说在公共选择过程中，选民代表着不同目标的利益，他们也以不同方式影响着政策的最终结果。

（三）对集体决策进行必要的评估

在对社会福利相关的公共政策的决策时，决策者将考虑对不同决策方式和后果进行评估，以减少单一决策方式带来的不利后果，从而将决策的风险降到最低。

二、福利经济学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

概括而言，福利经济学对福利国家社会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福利经济学对社会政策理念的影响；第二，福利经济学对社会福利服务提供效率的认识；第三，福利经济学对社会保障政策与实践的启发。

三、福利经济学对当代福利道德观念与实践的影响

福利经济学的近期发展，推动了经济学家和政府对社会问题与公共政策的关注，尤其是有关分配的正义与伦理问题，对当代社会福利的政策实践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一）福利经济学对当代福利道德观念的影响

福利经济学除了强调研究个人福利可比较的信息外，还注重对社会选择中个人权利的保护或对个人选择偏好的尊重。在新福利经济学家看来，在判定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发展水平时，除了测量福利总量的值外，收入差异水平也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同时，新福利经济学家的发展促使了人们对贫困问题和穷人的研究，并将贫困与能力的关系联系起来。对贫困的道德判断不应再是简单的一种价值归类，更应看做是社会发展中机会分配不足带来的后果。

（二）福利经济学对当代社会福利实践的影响

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福利资源的配置不再仅仅是国家的活动，个人还可以从就业市场、私营福利资源、非政府组织等方面获得，因此，福利多元主义不仅成为一种有关发展福利的理念，也成为一个政策实施的具体纲领；第二，福利服务的提供也不再仅仅是国家的行为，多元化的服务提供者成为发展的必然趋势；第三，在促进宏观与微观效率同时尽量保护就业者动机的前提下，国家应创造一个积极的维护公民生活水准的制度，包括通过税收的收入垂直分配政策、为贫困者提供救助的政策和其他特定的政策，从而实现在垂直和水平两个层面的公平。

第二篇：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代管理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在管理学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例

摘 要：管理学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分析其内涵，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以及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经典思想，儒家思想，管理学

在古代中国，早就存在着一门关于管理的学问，它专门研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自先秦至明清，历代历朝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几乎无不关心和高度重视并悉心探讨这个问题，虽然这门学问在当时并没有被冠以“管理学”之名，而是被称作“内圣外王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之类，单从名称上看，确实很难一下子把它同管理学、特别是以企业管理为其主课题的现代西方管理学联系到一起，但是，从其研究对象和实际内容来看，根据现代学科分类的一般标准，它则无疑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门介于政治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性、综合性的学问。

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因此，受儒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一、儒家思想在管理人性观上的认识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管理学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现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重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人在管理资源中占首席之位。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管理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

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一般地说，人本观念它具有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的特点。在思维方法上，与西方文化重分析、重规范、重个人不同，东方文化更重 综合、重整体、重亲情、重集体。从管理角度看，东西方管理理念两者互有长短，但并无优 劣之分。当前，西方人本管理兴起，说明了我们提倡学习应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学习代表西方文化精神的科学管理精髓，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正如袁宝华同志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在学习运用中国古代 管理思想与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及时总结提高我们当代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作出不懈的努力。

二、儒学中“礼治”的管理思想

“礼”是儒家学说的标志性范畴。主张使国家“立于礼”，力主推行“礼治”于国家管理过程，是儒家管理学说的本质特征。儒家主张以“礼治”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管理，其实质也就是把管理本质地理解为组织；所谓“礼治”，就是按照“礼”的要求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和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儒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组织理论。

1，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首先是在于用“礼”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为此，孔子和荀子先后都提出了“正名”学说，其实质乃是在人群关系体系即社会组织结构秩序混乱的情况之下，要求依据“礼”来实行对社会组织的重建或重构。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意味着要通过“礼治”，使社会组织中相互差异的人们都按“礼”所规定的名位或名分，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从而保证社会组织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荀子所谓“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都说明了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以此恢复或提高其组织的整体功能。

2，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在于用“礼”来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就此而言，“礼”具有组织行为规范的意义。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这就是说，一个不懂得依礼行事的人，就不能自立于社会组织之中，亦即无以在其组织系统中占有特定的位置从而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发挥其独特的和整体性的功能。这意味着，“礼”不仅是社会组织赖以产生其整体功能的客观依据，也是社会组织中各个成员赖以发挥其特殊功能的客观依据。但是，怎样才能使社会组织中的人都能自觉地遵守“礼”呢？孔子认为，唯有使“天下归仁”，“礼”才能真正成为人人都自觉遵守的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否则，“人而不仁，如礼何？”换言之，孔子在组织关系的协调上所特别重视的是人际间的感情交流，他主张通过人情这个调节器来协调社会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以“仁爱”（人际感情融洽）来求得“人和”（人际关系和谐）的带有浓重人情味的组织行为管理模式。

三、儒学中“安人”、“修己”的管理思想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安人”和“修己”，如果用现代管理理论来诠

释，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2，“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

四、古代经典思想与现代管理存在的差差异

“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现代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现代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

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吕巧凤.儒家的人本思想及其与现代管理理念的契合[J].理论探讨

[3]刘华伟: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中外企业文化, 2007,(02)

[4]李启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J].文教资料,2007,(06)

[5]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6]论语·为政

第三篇：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广告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广告的影响

摘要: 从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入手, 分析了传统思想与现代广告的关系, 着重讨论了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家思想的境界与崇尚自然、禅宗思想的以心传心的思维方式对现代广告的深刻影响。认为, 把握住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 可以作出格调高雅具有传神效果的现代广告。

关键词: 儒家思想;禅宗;道家;现代广告

现代广告是运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科学知识, 塑造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 指导消费者的消费活动, 培育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天生具有浓郁的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价值观特征, 同时,广告存在于社会之中, 其语言及内容不可避免地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正如曹志耘指出,每个民族都拥有一些深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 也制约着人们的语言活动 [ 1]。中国传统文化源源流长、底蕴深厚, 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道德情感都至今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有着很大影响, 必然会对现代广告产生一 定的作用。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传统价值观是极其广博渊深的。从宏观上看, 持续影响民族文化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主要是儒、释、道三大哲学思想, 三者互相融合补充, 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基础。其次, 墨、法、名、阴阳、纵横、诸家思想也对民族文化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有以上哲学思想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都对现代广告内容与表现形式产生不同深度的影响。O'Guinn, T.C.认为广告必须与一个民族传统价值观相吻合, 否则会遭到摈弃[ 2]。所以, 反映社会文化的广告不仅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还可大大促进广告的功能。许多企业都力图把中国传统中的某些价值观念运用于广告, 增加广告 的文化底蕴与后劲, 消费者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广告, 从而更好地达到运用广告宣传产品与企业的目的。研究反映传统文化的现代广告, 有利于中国现代广告业的发展, 尤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传统文化不但是中国广告走向世界的精神财富, 而且也是国际广告的文化基础之一。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观表现,包含”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内容, 注重”助人君顺阴阳, 明教化者也”。它对现代广告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其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整套道德伦理方面的传统价值观。

(一)“仁”的精神 “仁者, 二人”, 体现人与人之间关心、关爱, 体现一种博爱的精神, 这种理念是现代广告经久不衰的主题。

捧出一片爱心, 献给千万老人, 这是云南制药厂的奉献。(云南制药)这则广告中的”药”已不是普通的东西, 而是和人的情感融为一体, 表达人与人之间, 尤其对老人的关爱, 这是儒家文化”仁”的思想, 反映了以己达人、民胞物与的观念。

爱立信公司的形象广告《父子篇》, 讲述的是:一位儿子周末例行公事地回家探望父母, 然后对父亲说要出去应酬, 父亲捧着报纸默默点头, 当儿子走到楼下无意抬头, 却见父亲正站在窗前注视他的离去。当父亲叹一口气, 准备戴上老花镜重新读报时, 儿子推门进来, 对父亲说: “爸, 今天我哪儿也不去, 在家陪您”。最后推出结语”沟通就是关怀”。这条广告最打动人之处就在于它所体现出的关怀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关系。再加上其他两条广告所体现的主题——”沟通就是爱”、”沟通就是理解”, 组成了爱立信现象的完整主题。这个讲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题就是儒家传统价值观中所倡导的”仁”的精神。

公益广告《别人的孩子》的文案没有使用华丽的文字, 不去刻意说服, 而是让广告受众去联想、领悟, 去感觉、感动。

别人的孩子供给你一日三餐, 别人的孩子为你铺平道路, 别人的孩子会送你上班下班, 别人的孩子保护你远离危险, 别人的孩子救你于危难间,别人的孩子甚至为你把生命贡献。他只要一个机会长大成人, 就像你的孩子。

该广告创意的精彩之处, 就是用”只要一个机会”的主题体现了儒家中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生价值观, 用儒家倡导的博爱、奉献来体现人生价值, 用”仁”的精神塑造出一种真实的感动, 让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爱和希望升华。

(二)“孝”的思想

所谓“孝”, 对儒家学说而言, 是指 “善事父母”。即尊敬父母, 侍从父母。受儒家伦理观中“爱由亲始”的影响, 中国人历来重视亲情关系, 讲究“血浓于水”, 这不仅包含着父母对儿女的爱, 更是儿女对父母的孝心。“孝”的情感, 是“仁”的精神的最原始基点。“孝道”是确定家庭伦理观的一个不朽的因素, 也是中国广告不朽的的主题。

妈妈, 我梦见了村边的小溪, 梦见了您, 梦见了奶奶。妈妈, 我给您捎去一样东西...威力洗衣机, 献给母亲的爱。(威力洗衣机)……

这则广告以“孝顺母亲”为主题, 不但表现了远离家乡的游子献给母亲的爱, 而且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 孝心。广告语看似平淡,实则清新隽永, 蕴含着融融的亲情和幽幽的意境,自然能引起消费者的感情共鸣。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如今, 轮到晚辈来显示他们的孝心了, 你有没有想到太阳神口服液呢?(太阳神口服液)这则太阳神口服液的广告语引用唐诗, 从晚辈对长者的孝心入手, 从感情上劝说消费者购买其产品, 很容易打动人的心。

“孩子孝爸爸笑”(飞利浦电须刀在台湾的广告语)该广告利用同音” 孝 和” 笑 相照应, 语言朴实, 含义深刻, 孩子的孝心换来父亲欣慰的微笑。

(三)“忠”的思想

“忠”在古代表现为盲目的“忠君”思想, 而在现代社会具有崭新的爱国主义意义。传递爱国主义思想的广告尤其能得到广大国人的理解与认同。儒家学说中的有为主义的价值观使得中华民族历来把国家、家庭的稳定、安定看得高于一切,追求美的历史形式, 把个人对社会、对民族的贡献作为人生的价值理想,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把“施于民”、“能济众”的社会贡献当作行为的评判标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 大一统 的传统价值观。现代广告如果能艺术地体现中华民族” 大一统 这一根本的价值观, 其影响力度与影响范围将是不可估量的。

中国彩电大王四川长虹集团几代广告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3]。20 世纪80 年代, “长虹”的广告语为“天上彩虹, 人间长虹”。“彩虹长虹”, 使人产生丰富想象, 优美贴切, 体现了彩电的特点, 但缺少彩电大王的企业形象特征。20 世纪90 年代初, “长虹”进军中央电视台, 广告语为“太阳最红, 长虹更新”, 语言气势有所增加, 但国有大企业的风范还是未得到体现。1994 年“长虹”将广告语改为“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 既展 现了国有企业的勃勃雄心和民族责任感, 又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而且还引起广大受众的心理共鸣。

在当今的广告作品中, 恰当地使用“中国”这个民族品牌, 不但能够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而且能达到使国人认同其商品的目的,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以下广告均以“中国”为诉求点, 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黑头发, 中国货(奥妮首乌洗发露);中华永在我心中(中华牙膏);中国人自己的中草药牙膏-中华牙膏(中华牙膏);中国人改变中国人的生活(美的空调);TCL-着想每一个中国家庭(TCL彩电);海尔, 中国造(海儿空调);非常可乐, 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非常可乐)。

(四)“礼”的观念

除了对国、对民族、对家有特殊的情感之外,中国人自古尚“礼”。中华民族素来有” 礼仪之邦的美称, 礼尚往来, 是中国人之间的交际准则, 尤其是逢年过节, 相互之间更是要送上一份礼品, 以融洽关系, 增进感情。

礼重情更重, TANG 果珍。礼重, 新春之际,1 000 克果珍精装礼盒面市, 礼尚往来, 一个新的选择“情重”, 情意浓浓, 爱心片片, 果珍精美礼盒,一份浓缩的祝福。(TANG 果珍)该广告语巧妙地抓住了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这样一个时机, 把产品塑造成为协助消费者了却心愿的情感帮衬, 切合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中秋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 也是合家团聚的日子。每逢八月十五这一天, 家人聚在一起, 同吃象征团圆的月饼。一些国际著名品牌进入中国后也善于在广告中表现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成功地将其广告本土化。肯德基2005 年中秋节前在《楚天都市报》中推出的葡式蛋挞广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月到中秋分外甜, 让香酥酥的肯德基葡式蛋挞为团圆更添一份浓浓甜蜜。(肯德基)中秋之夜,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 想象着“嫦娥奔月”的传说, 是多么幸福！肯德基深知中国人重团圆的传统, 以此为诉求点, 打动中国人。

二、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的无为哲学以老庄为代表。“道”在老子眼中是一种广大无边的客观存在, 是一种自然状态, 恒久不变。庄子的“道”是自然发则, 是离不开自然万物而无处不在的。他们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反璞归真”、“天人合一”等。在日益注重“回归自然”和“人性回归”的今天, 道家思想逐渐由潜伏的社 会思想状态而显现出来, 影响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包括广告文化的形式与内容[ 4]。

(一)“天人和一”的境界

道家传统” 天人和一 思想, 表达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崇高的理想人生境界。天高云淡, 一品黄山(黄山牌香烟)鹤舞白沙, 我心飞翔(白沙牌香烟)这是两则优秀的香烟广告。由于香烟广告直白表述受到广告法规限制, 广告主题只有通过艺术化景物描述, 通过描述一种人景交融、天人合一境界, 来传达一种优美的意境, 从而深刻地意会所要传递的广告主题信息, 即该种香烟品牌, 这是人境相融意会式广告代表之作。恰当地运用好人境相融意境描述, 可以创作出高格调的广告作品。

(二)“回归自然”的理念

道家“无为回归”的思想一段时间以来被当作“保守落后”的代名词, 随着科学进步、环境负荷日益加重, 人类不得不面临资源、环境和人口的种种压力。道家“顺应自然”, “回归自然”的哲学理念逐渐被国人重新认识, 并在现代广告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4 ]。

“保护环境、保护资源、防止人口过度增长”,成为国家倡导的公益广告的最大的主题。内容从计划生育的宣传口号到节约用水;从动物保护到禁止砍伐森林等, 各种形式的公益广告时时唤起人们“顺应自然, 回归自然”的价值心态。顺应自然是道家理想人格的一部分, 这一内容在现代文明提倡的爱护自然, 增强环保意识的背景下, 带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影响了广告的创意[ 5]。

绿, 来自您的手。(植树造林广告)绿, 象征着生命, 象征着青春的活力;绿, 使空气更新鲜, 使环境更美好。然而, 这美好的绿都是人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那么, 大家都去植树, 都去造林吧” 水是生命的源泉, 节约用水, 人人有责。(节约用水广告)这则广告语从水与人的生命维持的角度来强调节约用水的重要性。“节约用水, 人人有责”已成为一句至理名言。

三、佛教禅宗文化的影响历史上, 文化精英士大夫们的思想深受佛教禅宗影响。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 因而发展出一套禅的象征式语言来体验禅。“佛主拈花, 迦叶一笑”就是禅的象征式语言体现[ 6]。许多优秀广告作品采用了这种意会式禅宗语言的表 达方式。

标题: 拈花微笑, 画面: 一个中国少女和一个韩国少女, 两人面带清纯微笑, 广告词: 毋须任何言辞沟通, 只须微笑即可

这是韩国大宇公司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广告, 该广告巧妙应用禅宗案例, 巧妙地把一种商业行为提升到一个精神交流的层面, 从而提升了品牌的文化品格, 甚至蕴含了中韩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 经济合作美好的前景。

中国申办2008 年奥运会的申奥广告片, 简单到就是“微笑”, 各阶层中国人无言的微笑, 传递着何等丰富的情感内涵, 热情、真诚、创造、激越、梦想、智慧……, 一个” 微笑 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真正做到了“以心传心”。

寒冷夜晚, 古老街景, 大红灯笼高挂, 身穿民族服装的小男孩, 呵着热气, 伸出舌头舔完碗边最后一圈黑芝麻糊, 伴随小贩一声“黑芝麻糊咧”。(南方黑芝麻糊广告)这则广告让人们一下找回童年的记忆, 获得童年乐趣, 达到高度情感共融。中国大多数人一向长于触类旁通的领悟, 而对抽象的逻辑思辨则兴趣不大。这样在设计广告主题表现时, 灵活借鉴和运用典型化、标志性、形象型、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哲理名言、艺术形象、文化典故、人文思想、田园风光、建筑格调等民族文化内容, 类比、衬托和强化广告主题, 形成与消费者良好的沟通意境, 促进消费者对广告主题的加深理解和记忆。

四、结

论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现代广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中国现代广告也从多方面反映出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通过探讨分析中国现代广告, 本文论证了一个道理: 中国现代广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 它折射出本民族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体现中华民族思想的广告易为国人所理解和接受, 往往引起受众对商品的好感与青睐, 促使广告走向成功。

[ 参考文献]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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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经典广告语创作技巧[ M].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 6]

柯云路.显现的灵光# # # 柯云路谈禅与现代人生[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f luence of China's t radit io nal thoug hts on the co ntemporary culture,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 sis o n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 radit io nal thought s and modern advert ising.T hen it pro bes largely into the pr ofo und impact s of Confucianism's Lunli, T aoist School's tho ug ht s and it s love fo r the nature, and the Chan sect s's thinking modes on modern advert ising.A conclusio n if f inally reached that adhering to the po sit ive sides o f china's t radit ional tho ug ht s, modern ads w ith elegance and vividness can be done.Key words: Co nfucianism;Taoist School;the Chan sect;mo dern adv ert ising

第四篇：浅谈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企业管理论文

《企业管理》 结业课程论文

2011年11月30日

浅谈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摘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迸发出勃勃生机。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来影响现代企业管理，并将之与现代企管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现代的企业管理将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意义重大。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想，现代企业管理，影响

引言

管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自觉由无序到有序的一种活动。人类的管理活动从原始的氏族管理到封建的传统管理、近代的科学管理，走过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历程。在人类管理思想和学说的浩瀚烟海中，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中，萌发、创造出许多卓异的管理思想，如：西周时期量入以为出的财政思想，秦汉初年的集权、限田管理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放任主张，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政策，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思想等等。他们无论是治国之道（宏观），还是治

生之道（微观），都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

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墨、法、农、道之说的反映和体现。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于如何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众说纷纭，学派沉浮。它们与当代某些科学管理思想十分相近。但同时它也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许多封建的、落后与陈腐的观念与当代科学管理相悖逆，从而对我国当代经济转轨中的企业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正面影响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人的劳动主体性表现为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现代社会的新型劳动方式使人的劳动主体性大大提升，自由自觉地发挥其创造能力已成为其主要需求。所以现代企业必须充分尊重员工的这种需求，在满足员工需要的同时达到员工和企业的双重发展。以人为本管理是适应人的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由于以人为本管理产生于经济高度发展，又有民主、自由和科学主义传统社会，中国虽然有人本思想传统，但由于经济水平和劳动方式较为落后，又受历史上“人治”思想的影响，制度意识和自由意识不强烈，所以我国企业应结合实际慎重借鉴。2.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发展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之所以长久，就在于能够让人生存，无私奉献。企业要协调、持续发展，也需要具备天地的“不自生”品德，希望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贡献能源，为股东谋取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并寻求这四方的和谐与平衡。尤其推崇“和谐”的企业发展观，认为和谐是一种稳定状态，是人类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企业与社会、股东、客户与员工的和谐发展是现代企业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构建和谐企业需要良好的精神文化，企业精神文化的形成在于和谐企业全体员工价值观念的转变、精神境界和理想目标的追求，企业精神文化需要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培养，企业精神文化强，企业和谐氛围就好，则形成企业团队班子有正气，队伍有士气，员工有志气，单位有名气，因此说，企业精神文化是构建和谐企业的灵魂。

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的“入世精神”

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迥异，有西方模式、欧美模式、也有东亚模式、南亚模式、南美模式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其现代化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的一个文化资源和智力资源。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21世纪竞争的根本力量。但是，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现代科学却又表现出与中国古代科学的某种相似性。人们比较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结论与古代中国哲学，发现二者在时空观、本体论、宇宙起源、主客观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相似。如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所指山：“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都更符合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科学对于现代科学发展，对于人类新的科学革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

二、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专制统治，使传统的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具体表现在：

1.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2.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古代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3.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4.古代整体思维的笼统性对现代管理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整体思维见长，但由于它长期停留在混沌的整体阶段，且没有经过分析阶段，因而具有笼统性。表现在管理上，特别是企业管理中，缺乏精确思维，结果是成本核算讲大概，产品质量讲可以，市场分析讲可能，经营决策讲随便‘这样常常导致成本核算漏洞大、产品质量波动大、市场预测变化大、经营决策失误大的现象。结果是企业效益低下。

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科学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再注入马克思主义管理观的生命血液，才能创造出新的科学管理思想。

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以道为核心。“无为”即“无违”，管理应遵循“道”的终极法则。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无为管理模式，放手让员工发挥各自才能，只根据客观规律，积极引导组织自然发展，最后到达水到渠成的目的，从而实现企业“无为而无不为”的战略目标。孔子说，“君子”使人也“器

之”，即量才录用；而“小人”使人也“求备焉”，即求全责备。儒家思想更适合于中层管理者，量才而用，各尽其才。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利和威势，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和君主权利，用严酷的刑罚来镇 压人们的反抗，以维护国家统治。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法”思想——制度建设之道，“术”思想——制度执行之道，“势”思想——领导风格的借鉴）、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法家思想适合于基层管理者，赏罚分明，调动基层劳动员工的积极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要振兴，都离不开探索和形成相应的管理之道，这一规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结论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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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古代德治思想对现代的影响和意义

古代德治思想对现代的影响和意义

内容提要：

“德治”思想贯穿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史，无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治国模式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中国古代德治理论，有着其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作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德治思想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起到更加独到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保驾护航。关键词：古代德治思想 以德治国 社会主义新道德

正文：

一、古代德治思想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里生长起来的德治理论，也随着其赖以产生的土壤变化而不断变迁。早在夏、商、周之前，德治思想就已开始萌芽。及至商、周之后，德治的雏形“礼治”渐成时尚，至西周周公旦初步提出“德治”，而集德治思想之大成，最早系统论述以德治国理念的是孔孟。儒家德治思想被统治阶级采用和改造后，定型于西汉董仲舒，完善于包括了韩愈、朱熹在内的唐宋一来诸多思想家，作为主导治国理论历经时代洗礼而日臻完善。

(一)古代德治思想的演变 1.德治思想的起源

先王崇拜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无论是统治者、思想家还是普通百姓，都将先王视作完美无缺的人格象征。而中国最初的国家是由血缘家庭脱胎而来的，这使国家一开始就具有伦理意义。维系宗族成员的伦理道德规范，成了政治的核心问题。在此条件下，每个人依据自己在一定血缘或政治关系中所担任的不同角色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而理想的统治者应靠自己完美道德的示范作用，靠对子民的道德教化，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德治。由于先王崇拜的普遍存在和深远影响，先王被圣化为道德的先觉者和德治的楷模，“法先王”也就是要像先王一样实行德治。2.德治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开端

德治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时代，应该是殷周之际。商周之交，殷商的统治接近崩溃的边缘，人们开始反思天命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怀疑天命对于统治权的必然的绝对性，而在政治事务中融入道德的理性原则。周公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夏、商虽然曾经受命于天，其结果之所以“不其延”的原因，正在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意思是：因为他们不敬重德行，才早早地丧失了从上天那里接受的大命。因此，尽管周公没有摆脱“神”的观念，但是他已经把政治得失点从“天”开始向“人”转移。强调不一味依靠“天命”而是依靠“人为”。认为只有施“德政”才能把民众治理好，才能巩固政权。在周公那里，“德”已经开始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大力宣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告诫统治者要以自身的道德品格来证明自己是“天”的合格代表，是天命的合法承载者。3.春秋战国大变革下的德治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奴隶制走向衰落、灭亡，而封建制正在萌芽、崛起的时代。在这种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诸侯割据，为争霸诸侯连年混战不休，社会政局动荡不安。人们在反思现实生活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天命神学进一步动摇，出现了重民轻神的思想。在思想领域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对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道德规范等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在德治思想方面也有了新的认识，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发展为较成熟的形态。孔子所处的时代，礼乐崩坏，为了医治千疮百孔的社会，孔子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开出了自己的救世良方——以“克己复礼”为主导思想的德治方案。

秦朝，秦王朝的统治者注重法家思想，焚书坑儒，儒家的德治思想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

4.两汉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鼎盛繁荣

因为秦朝的亲法家，苛政、暴政，不施仁政，导致秦朝很快灭亡，汉朝建立。汉朝建立后，刚刚目睹了秦朝“法治”统治的实践和结果，于是如何保持其政权的稳固便成了一个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初期为了恢复生产，采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但是，不讲德治的统治是不能长久存在的，离开了道德的制约，社会不能稳定发展。在广大儒生不懈努力下，德治学说终于被汉武帝推上了国家指导思想的宝座。至此，儒家学说正式成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其德治思想也随之正统化，神圣化。5.汉代以后德治思想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由于佛、道两教的兴起和普遍流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释、道三家在斗争中融合吸收各家思想，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为主，儒、释、道三家结合的格局。唐太宗曾经对前代实行德治与法治进行过比较和总结，他说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宋明理学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进一步发展时期。在理学家们的推崇下，封建纲常发展到顶点，德治思想被充分应用于政治中。

物质决定意识，人处于什么样的现实生活中，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由上面的德治思想发展脉络可知，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中国早期的社会、自然条件与政治形态决定的。是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政治实践中，德治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经过不同的统治者、政治家、思想家的加工改造，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二、古代对现代德治思想的影响

(一)现代德治思想 1.毛泽东德治思想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其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毛泽东德治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条基本道德标准来教育干部和党员。坚持以德建党，开展思想建党和作风建党。重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做到思想道德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以德育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2.邓小平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邓小平德治思想关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治国方略问题。它深刻反映了邓小平立足国情、面向世界、用于开拓进取的理论创新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宝贵思想财富和精神动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中国的德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正如党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二)影响和意义

经过近代以来西学的冲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儒家思想包括其德治思想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在不自觉的，隐性或显性的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同时中国现今法治建设起步很晚,在很多方面都不健全,这就更需要用道德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这些都使得传统的德治思想在现代中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首先，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认为君主和各级官吏应该是以德治国的基础和前提，是全民道德的楷模。而当今中国，官场道德沦丧，法制的不健全使得腐败和官员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这就急需加强全民的道德建设，让官员从自身做起，减少荒淫无度，弘扬道德正气，才能得到人民拥戴。

其次，德治法律思想蕴含了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深刻内涵，古代统治者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推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法律总是难免有漏洞的，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就需要道德的补充，只有不断加强道德建设，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不断走向前进。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必须配以以德治国,否则依法治国是无法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应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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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议：

85,语言精炼，观点鲜明，表达充分具体，较系统的阐述了德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及对当代的影响。缺点，有些地方欠通顺，思维欠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