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对中国现代法律的影响（推荐阅读）

第一篇：法家思想对中国现代法律的影响

法家思想对中国现代法律的影响

201306061081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李荣乐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法家的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重要作用。

第二篇：浅谈法家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浅谈法家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法家思想 现代法治 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

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

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

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

段。

1.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

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

进行现代反思。、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

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结语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 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 期第12

页。

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5.杨鹤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论集[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6.屈永华《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关系的在考察》载于《法学研究》2007年第5 期

第140 页。

第三篇：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

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 正文：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韩非子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韩非子的思想理论对于现代领导科学产生着影响，也给领导者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与值得参考的思想理论，但是要明确的是，法家思想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参考，凡事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法家重视法律，这是众所周知的，法家思想中的“法治”是针对国家而言，等同于制度对于企业，“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韩非也已经不止一次的提起。谈到用人和管人，首先就要有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别人就会问了：你是凭什么管我啊？为什么我就要按你说的去做呢？这就需要用制度作为用人者管理的依据。这个制度未必就是经过所有人的同意，它只是一个依据，一旦有了制度，大部分人都是会遵守的，有极少部分人反对也是无效的。制度制定好后不能当成一个摆设，一定要好好维护以及运用，否则如同当今的社会，法律一直在完善，但是违法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来维护权益。

对企业管理来说，制度设计合理、运作有效，企业高效运作，员工士气高昂，企业蒸蒸日上。反之，内部协作困难，相互间矛盾重重，员工士气低落，企业每况愈下。许多企业在创业的时候，拼命抓机会，开阔业务，但忽略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结果发展到一定时候，公司业务反而停滞不前。所以对于在创业期或成长期的企业，及早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至关重要。

法律的制定与维护，在这个方面，法家运用的统治思想，这个并不能说它的消极与专政。法律是为所有人制定的，但是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

但是法家过重地看中“法”，它轻罪重刑的主张，轻罪与重罪同罚，这个有失法律的正义性。其实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这个当中也考量着领导者的尺度拿捏以及自身的能力。就好比有事迟到，却因为严格按照考勤制度而重罚该人，这种做法就欠妥当，领导者也是人，也是有思想的，不能因为有了制度而完全由制度去判断事物，否则这样既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又不能以法服人。

有位著名的用人者曾经说过：“哪怕拥有一个坏制度，也比没有制度强”。但是“德”是一个用人者首先要具备的资本，不管是对待事业、对待下属，没有德的领导就好像没有驾照的司机一样，即使你再怎么的熟练，也不能期望警察同志能对你高抬贵手。韩非子在《说林》上中曾提及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而不美。”对于用人艺术来说，美丑其实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韩非子提醒用人者需要注意的是：“行贤而去自贤之心”。你要用人，首先就是要别人服你，征服了下属，那么以后的命令也能得到更好地贯彻。一个领导者的关键在于修炼内功，而修炼最有效的手段便是“以德服人”。

牛根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因为“德”是制服人心地最佳武器。牛根生当初被迫离开伊利，卖掉伊利股票成立蒙牛时，原来

跟随牛根生的兄弟便一起投奔到了他的公司，这些人里不乏有伊利的重要人物。牛根生在外表上做出默默无闻的贡献，却在内心层面征服了自己所用活着将要用的人，这样成功的保证正式体现了韩非用人思想的精髓：首先就是要“行贤”，行为贤德。

领导者是组织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一般的成员。这就决定领导者的品德和才能要高于一般的组织成员，而不能混同于群众。这就要管理者在行为上做组织成员的榜样。一个组织中，人们往往模仿领导者的工作习惯和修养，领导者的行为有利于组织，群众会仿效；领导者的行为有损于组织，群众也会效仿。这种普遍存在的“向官”效应，决定了领导者必须牢固树立榜样意识，严于自律，在行动上为群众做出好的表率。最有效的领导方法是身体力行，而不是发号施令。

与其向你的下属呼来喝去，不如搬出一套严密的制度更有说服力。制度是一个团队所向无敌的保证，人治总没有法治让管理均具有神圣性。韩非在《饰邪》中提及：“明法者强，慢法者弱”，意思就是彰明法制的，国家就强盛；怠慢法制的，国家就会衰弱。制度和执行制度，是成功用人者管理团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建立了科学的制度，并严格依照制度办事，才能谈得上科学的管理，而且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必须力求完整全面。

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好的人才，安邦兴国，兴盛企业，作用不可估量；如果错用了人才，不仅会使办事效能大打折扣，还会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和上进心，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韩非子提及：“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祁黄羊任人唯贤的故事也一直被后人称赞着。其中也不得不提及一个问题，怎样来判断“名副其实”，韩非主张“循名责实”，也就是说考核一个人是不适合这个职位，是不是个人才，必须要在实践检查他们的工作成果。

有人反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化，但是换种思维想，物极必反，这个不单单是针对法家的思想而言，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经历了历史的洗礼，思想也再不断的改变进取，我们可以站在伟人的肩膀上，很好地运用他们的知识理论财富来贯穿与我们的现代领导中，而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它的弊端，这样不是更好吗？

人无完人，德兴兼备的人才毕竟是少数，所以就要靠资源来完善一个组织，包括它的制度，它的人才，以及领导者的领导，相信法家的思想对现在领导能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第四篇：法家的法律思想

秦王朝的法律思想,主要是继承秦国时期法律思想的传统,即其基础主要是自商鞅变法后法家思想在秦国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而形成的具有秦国特色的法律思想,其直接思想模式源自韩非的“法治”理论。

法家的法律思想研究

徐祥民

【摘要】： 一，法家没有久远的谱系，法家的法律思想也难以在战国前找到其理论的前身。这种在战国时 期盛极一时的思想体系不是春秋或春秋以前已经存在的某种学说的发展的结果，而是伴随 着中国法的成文化，在制定法律、使用法律的摸索中，在对成文法及其应用的讨论中产生 的。战国前的中国法制没有进入成文法时代。不仅“禹刑”、“汤刑”、“九刑”不能证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经成文化，《吕刑》不是周代成文法，而且郑国“铸刑书”、晋国“铸刑鼎” 也没有从根本上把周天下的法制从非成文法改变为成文法。春秋时期的私有化运动，春秋 战国时期社会结构、政治结构等的变化，推动中国法走向成文化。法家的法律思想是在战 国时期各国纷纷制定、实施成文法的实践中与成文法一起走来的。二，儒家、法家等称号是汉代人在总结先秦学术时加给其前人的“谥号”，并非先秦时期本来就 形成了界限分明的“百家”。按照司马谈等人设定的法家标准，结合今人对法家的认识，可 以在春秋时期找到若干法家先驱。除管仲、子产之外，范宣子、邓析、赵鞅、越王勾践等 都各有与法家法律思想接近的政治或法制实践，或者发表过与法家类似的言论。法家学派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

（一）前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形成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和吴起。他们的 主要贡献是推动法律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

（二）中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成熟时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商鞅、慎到和申不害。他们不仅创立了系统法家学说，而且把这些学说用来指导当时的法制建设。

（三）后期是法家法律思想的综合期和变异期。这个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子和李斯。韩非子总结了前期和中期法家的法律思想，对完善法家理论，充实法家法律思想的 内容做出了贡献，但也有过分迷信“术”以至于降低法治的理论价值的过误。李斯 对法家法律思想在秦的法制建设中的应用起了很大作用，但对秦王朝立法、用法实 践中的致命失误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秦王朝建立后用国家权力树立法家之学的统治地位，用法家思想去统一社会舆论，使法家 之学丧失了学术自身应有的生命力。汉兴之初，痛斥秦朝严刑峻罚之声不绝，但法家之学仍然是汉朝初年的基本统治思想。黄 老之学是在汉惠帝即位以后才取代了法家之学的地位。三，法家对法的起源，法的规范性、公共性、强制性、公开性等特征，对法的效用等法的基本 问题，有比较明确的认识。这些认识不仅指导了当时的法制建设，而且影响了后来的整个 中国法制的历史。在后来两千年的古代中国历史中，人们对法的基本理解即来自法家。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法治思想，也就是以法治国的思想。为了克服商、周以来形成 的传统以及儒、墨显学对法治的障碍，法家对法治的合理性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证，他们的 变法论、性恶论、用众论、中君论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在当时实行法治的合理。法家的基本法治理论主要包括：

（一）法治目的论。法家主张实行法治的主要目的是“王天下”。

（二）明法论。法家不仅要求法律公开，而且希望“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他们要求人人必 知法律是为了让百姓“自治”，即主动地趋法定奖赏之利，避法定刑罚之害。

（三）重刑论。法家主张用重刑严惩罪犯，以求止罪，也就是“以刑去刑”。

（四）行法论。法家主张信赏必罚，且要求赏不僧、刑不滥。四，在汉武帝以后的儒学独霸的时代，洁家洁律思想的影晌还在。其影晌方式主要有三。一是 某些思想观点已被社会广泛接受，构成了中国民众的一般法律意识的组成部分。二是在诸 如三国时期这样的分裂战乱时期，特殊的政治需要使法家之学得以部分复兴。三是窝于法 律制度之中，通过法律制度对社会产生影响。在儒学独霸的时代，人们也常常使用一些创自法家的思想观点，如法度适时更革、重刑止 奸等。五，秦之强盛得益于洁家思想的指导，但不能因此便简单地把秦朝的短命而亡归结为法家的错 误。商勒、韩非思想有异，其对实践产生的影响也不一样。前者促使秦盛，后者加速秦亡。韩非子不与臣“共”的独断使秦国家失去臣的支持：他的“术”论导致对洁治的破坏和君 王对权力的滥用；他对君臣矛盾的过分的渲染引导国家偏离了增强国力的航道，导致了民 穷财尽。商敦的法律思想有兴秦之功，也有理论不完务的缺失。主要是：

（一）功利主义的法律工具论难以避免对法律的铬误使用；

（二）强国弱民的制民论有走向君王与臣民对立的可能性；

（三）只见人不见社会的人性论无法培植政权的道德基础：

（四）以奸止为度的重刑论种下了走向极端重刑的基因，从而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导 火索。六，法家的法治是一种治国方略，其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具有相同的意义。以往的研究者不原 【关键词】：

【学位授予单位】：中国政法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1 【分类号】：D909.2 【DOI】：CNKI:CDMD:1.2001.012597 【目录】：

          前言13-20 第一章 法的成文化与法家法律思想的产生20-47 第一节 战国前的中国法制没有进入成文法时代20-33

一、“禹刑”、“汤刑”、“九刑”不能证明夏、商、西周的法已经成文化21-23

二、《吕刑》不是周代成文法23-25

三、众多法律形式的存在使成文法无立足之地25-30

四、战国前条文化的规范尚未取得反复适用的强行性效力30-32

五、郑铸刑书、晋铸刑鼎不能根本改变周天下的法制状况32-33 第二节 社会变革推动法的成文化33-44

一、春秋时期的私有化运动33-38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社会结构的变化38-40

三、政治结构的变化40-44 第三节 法家法律思想与成文法一起走来44-47

一、战国时期各国法的成文化44-45

二、法家法律思想是关于成文法的认识成果45-47 第二章 法家学派47-75 第一节 法家学派的由来47-52

一、战国时期无“法家”之名47-49

二、法家学派出自于汉代的学术总结49-50

三、对法家的界定50-52 第二节 法家先驱52-62

一、管仲53-56

二、子产56-58

三、范宣子58-60

四、邓析60-61

五、赵鞅61-62

六、越王勾践62 第三节 法家学派的产生发展及其主要代表人物62-75

一、前期法家63-65

二、中期法家65-71

三、后期法家71-75 第三章 法家对法律的基本认识75-85 第一节 对法律起源的认识75-79

一、人类社会早期没有法律75-76

二、法律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76-77

三、法律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物质财富77-79 第二节 对法律特征的认识79-82

一、规范性79-80

二、公共性80-81

三、强制性81-82

四、公开性82 第三节 对法律效用的认识82-85

一、定分止争83

二、禁奸止邪83

三、生力生强83-84

四、制臣服虎84-85 第四章 法家对法治合理性的论证85-94 第一节 法家鼓吹法治的文化环境85-8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商周以来形成的传统是推行法治的障碍85-86

二、儒墨显学各有治国之术86 第二节 法家实行法治的理论86-94

一、变法论86-88

二、性恶论88-90

三、用众论90-92

四、中君论92-94 第五章 法家的基本法治理论94-107 第一节 法治目的论94-97

一、“工具”的一般效能94-95

二、商鞅的“治——富——强——王”方略95-97 第二节 明法论97-98

一、立法明白易知97

二、“治国贵不断”97-98 第三节 重刑论98-103

一、以刑去刑98-100

二、刑重而必100-102

三、行刑重其轻者102-103

四、刑用于将过103 第四节 行法论103-107

一、信赏必罚103-105

二、赏不僭，刑不滥105-107 第六章 韩非子对法家法律思想的发展107-119 第一节 对法家理论的完善107-115

一、赏誉同轨，非诛俱行108-111

二、保持法的稳定、划一111-112

三、明主治吏不治民112-115 第二节 对儒、道等家观点的吸收和运用115-119

一、对道家观点的运用115-116

二、儒术步入法治理论殿堂116-119 第七章 齐法家法律思想的特点119-127 第一节 齐法家形成发展的文化环境119-121

一、齐文化传统对齐法家的影响120-121

二、稷下学风对齐法家的影响121 第二节 齐法家法律思想的特点121-127

一、“以民为本”，“令顺民心”121-122

二、君执本，相执要，大夫执法122-124

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124-12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仓廪实而囹圄虚125-127 第八章 秦王朝的建立与法家学说的命运127-134 第一节 统一王朝的建立对法家学说的挑战127-130

一、商鞅虑所未及的问题127-128

二、吕不韦为统一所做的理论准备128-130 第二节 法家学说发展的终结130-134

一、秦王朝对法家学说的毫无保留的选择130

二、政府造学术则无学术130-132

三、腐败的权力与腐败的学术132-134 第九章 法家思想对汉初统治集团的影响134-141 第一节 汉朝初年的统治思想不是黄老之学134-136

一、“约法三章”与黄老思想无关134

二、萧何不信黄老之学134-135

三、刘邦及其诸大臣不得“无为”135-136 第二节 汉初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法家思想136-139

一、刘邦对“水德”情有独衷137

二、汉承秦制的法制建设实践137-139 第三节 黄老“无为”“因”于汉高君臣的“有为”139-141

一、黄老之学的精髓是“因”139

二、刘邦君臣的“有为”为黄老之学立所“因”139-141 第十章 法家法律思想在儒术独尊时代的影响141-147 第一节 汉后法家学说的存在方式141-145

一、法家的思想观点被社会广泛接受141-143

二、法家之学在特定时期得以“复兴”143-144

三、法家的法律思想融进法律制度之中144-145 第二节 儒术独尊时代常见的法家法律观点145-147

一、法度适时更革论145

二、重刑止奸论145-147 第十一章 秦朝灭亡与法家学说的关系147-162 第一节 “集大成”的韩非子之学是亡秦祸首148-154

一、“独断”不“共”与天下之士“箝口而不言”148-150

二、术与滥罚150-152

三、罕言生力与大兴土木152-154 第二节 商鞅法治理论的缺失154-162

一、功利主义的法律工具论154-156

二、强国弱民的制民论156-158

三、只见人不见社会的人性论158-160

四、以奸止为度的重刑论160-162                 第十二章 法家的法治与亚里士多德的法治162-180 第一节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观162-167

一、亚里士多德法治的构成性要件162-166

二、“良法”对法治的意义166-167 第二节 法家法治的基本含义167-169

一、施治以法为据，不法外断事167-168

二、政事决于法不决于智168

三、行法不从私168-169 第三节 “西方法治论”者的观点不能成立169-174

一、法家也追求法的完善169-171

二、中、希法治理论都不以民主为基础171-173

三、法家的法治要求君王守法173-174 第四节 中、希法治观及其存在条件的区别174-180

一、中、希法治观产生的不同条件174-177

二、中、希法治观的区别177-180 结论180-183

第五篇：法家的法律思想

法家的法律思想

内容摘要：法家主张依法治国，最为重视法律的作用。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同时其对法律的论述已涉及法律本质起源及作用等方面，其论述之深刻，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这对后世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法律观 重刑

法术势

影响

正文 一 法家的法律观

（一）法的本质

法家对法律本质有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法是民众的行为准则。法家在解释“法律”时总是将它与民、天下、百姓联系在一起。慎到指出“法”是“齐天下之动”，即规范和统一天下民众的一种制度。“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至也。”①商鞅认为法令是治理民众的准则。管子认为，“法者，天下之仪也”。②法要规范民众的外部行为。

（2）法是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命令。商鞅说：“法者，国之权衡也”。法度是人主为了治理天下而设置的，韩非子明确指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③强调法是一种成文制度，由君主设定，国家机关掌握，同时必须公布于百姓。

（3）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在法家的著作中，法与刑赏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他们将法称之为赏诛之法和赏罚之法。在两者中，法家偏重于罚，认为赏依附于刑，是刑罚的辅助，因此法家又将刑罚作为法的中心内容，认为法是刑罚的系统化、固定化。

（4）法具有强制力和制裁力。法的表现不是引导式的教育，而是惩罚性的禁令，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经常将“法”与“令”结合使用。法与令都具有禁止性，从消极的方面进行强制，而儒家则偏重于“礼”，从正面进行引导。法令的强制性在法家理论中表现为强制的制裁，这种制裁不是良心或道德的谴责，而是残酷的刑罚和赤裸裸的暴力。

(5)法律要公正、客观。他们认为法律应该像量长短的尺寸等度量衡一样，作为人们的准则，并且对任何人一样客观公正。在春秋战国时代，宗法等级制度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再加上儒家的引导，礼治依旧是主要社会控制手段。而法家从“道”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对世间万物是平等的，因此法律应顺从道德要求。

（二）法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的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 ①② 《慎子·佚文》

《管子·禁藏》 ③ 《韩非子·难三》

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可见法律的作用是以定分的方式来保护财产所有权，制止纷争。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禁暴是指以法律为手段镇压民众的反抗。

“君尊主尊，独制四海”。即法能保证君主的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韩非子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权制独断于君则威”④的思想。明确指出法能保证君主的专制，防止臣民反抗。

（三）法的起源 法家认为，法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人类社会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靠自然生成的习俗保持社会的秩序。正如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描述的：“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者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都调整好了。”即然这样，法律又是在何时出现的呢？按照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识到法出自“下世”，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生产生活资料占有的不平衡性也必然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占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少部分人就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财富，法律就来到了人间。

二法家的重刑主义

法家重刑思想是法家法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其理论价值彰显了法家思想家们思想争鸣的本意：长久的保持君主专制统治，实现富国强兵。法家的重刑思想源于春秋时期子产“宽猛并用，以猛为主”的思想。以重刑打击守旧势力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是法家经常推行的政策。法家人物当中，商鞅和韩非在其各自著作中都不吝其辞、极力赞美重刑主义，并提出系统的重刑主义理论。

法家的重刑主义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基础的。商鞅既是第一个系统提出人性“好利恶害”观点的人，又是最早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重刑论的思想家。韩非继承商鞅的“重刑论”和“好利恶害”的人性论，系统分析了使用重刑的必要性。韩非《韩非子·六反》解释说：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 ④ 《商君术·修权》

之所加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重与轻不只是以刑罚的外部形式为标准，而是以能否止奸为标准。足以使臣民畏其罪而不敢犯的刑就是重刑，不足以使臣民惧怕，民知其刑仍旧犯法谋私的刑就是轻刑。

法家使用重刑的基本的思路是:“以刑去刑”。法家重刑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确保让犯罪人必然遭受重刑。这也就是商鞅在《商君书·赏刑》所要求的“刑重而必得”，韩非在《韩非子·奸劫轼臣》所说的“诛重而必”。为什么一定要“必”得、“必”诛呢?因为是否必罚是刑罚能否发挥禁奸止过作用的重要条件，是使臣民选择不犯罪道路的重要条件。韩非认为，“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犯罪而不'必得'，就会出现像《商君书·算地》“小人辟淫而不苦刑”，从而助长小人的“侥幸”心理。既然犯罪不一定受罚，却一定得利，按照权衡利弊的逻辑，人们自然会为得利而去犯罪。诚如《韩非子·八说》中：“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人们权衡的结果才是为犯罪害大于利，才会做出不犯罪的选择，重刑才能真正发挥禁奸止过的作用法家使用重刑的方法是“告奸连作”。告奸连坐。告奸连坐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赏告奸，另一方面是连其罪。商鞅在《商君书·开塞》中提出:“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夫”，他主张赏告奸，用投之以利的方法诱使百姓告发违法犯罪的行为。他把这种方法称作“以奸民治良民”。“合而复者”为“善”民，“别而窥者”为“奸”民。用奖赏鼓励人们相互监伺，调动国家机器之外的百姓举告他人的奸恶，就能使国家更及时、更无遗漏地发现犯罪者。所以，他在《商君书·开塞》篇里自信“任奸则罪诛”，《商君书·说民》“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商鞅不仅在理论上认为赏告奸是可行的，而且实际地采用了这种办法。韩非说商鞅在秦行“赏告奸”之法，《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的变法之令有“告奸者与斩秘首同赏”的记述。赏是诱使人们告奸，但赏不能使所有的人对所有的犯罪都去告发。商鞅在主张赏告奸的同时，也提出了迫使人们不得不告奸的办法，即连坐。他在《商君书·赏刑》不仅说：“重刑而迁其罪，则民不敢试”，而且还提到连坐的三种情况：一是职务连坐。“守法守职之吏”有犯罪行为时，“周官之人”不告发者连坐。二是家庭连坐。家庭成员有人犯罪，其他人不告发的，也要连坐受刑。商鞅认为，“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的“至治”'就是用这种连坐之法换来的。三是邻里连坐。其办法是把民按什伍编成小的单位，让同伍同什的人相互监督。《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曾“令民为什伍，而相牧伺连坐。”《索隐》曰:“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按《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商鞅不仅设计了而且也实行了连坐制度。其基本要求是：“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韩非对商鞅的告奸连坐之法做了总结。在他看来，知奸之术的核心是“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实行这种办法主要是想让百姓为自己的不受连坐而举告他人之罪，因恐于耳目众多，犯罪难逃而检点自己的行为，抑制犯罪的欲望。

三“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

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四法治与人治的对立

儒家的“人治”主张认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人”起决定性作用。而法家则强调“法”而不是“人”，他们抨击人治其实是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心治”和“身治”，以个人的感情为基础，必然随心而定，也必然随心而变，没有客观的标准。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法家“法治”的含义：反对“礼治”，追求法的平等性；反对“德治”，追求法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反对“人治”，追求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法家的“法治”与西方的“法治”有很大差异。首先，法家所主张的法律是君主制定的，君主掌握着立法的全部大权，如《管子·任法》中说“法生于君”，因而这些法律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和利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西方法治则强调法律要从公众利益出发，考虑大多数人的意志。其次，在法家的法治理论中，权力和法律是二元并立的，而且法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权力，法律是权力的从属物，没有约束力，进而导致将法治变为暴政。在西方法律与权力是相互对立的，法律的产生就是为了约束权力，防止其过度膨胀。

最后，法家推行法治的目的是“以刑去刑”，用严酷的刑罚使民众不敢犯法，最终达到消灭刑法的目的。而西方的法治却是通过法律来约束国家和民众的行为，最终确立法律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

由于上述主张，法家法律思想的特点有：法家主张变法，反对因循守旧。主张“以法治国”、“一断于法”；倡导富国强兵的政策；实行君主专制，法、术、势相结合；提倡性恶论和进化史观；使用了统一的概念，范畴。

五对后世的影响

法家提倡的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以及主张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这对后来2000多年的皇朝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后世的统治者根据法家的君主专制思想建，立了一套统治秩序，国君高高在上，其统治地位不可动摇。同时又建立了庞大的官僚队伍，为国家的统治服务，君主则运用法、术、势进行监督。

法家的“一断以律”、“法不阿贵”的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的许多官吏秉公执法、直言不讳，为了国家的统治利益，敢于同权贵斗争，敢于冒死相谏。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可以说与法家思想一脉相承。

法家思想特别重视法律和法学一般理论的研究，许多法家的代表人物对法学理论有着自己的见解。这使法学得到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法和法律思想。同时法家还重视法制建设，在立法、司法的实践活动方面成就颇高。

法家主张法律稳定和统一,公开颁布法律,反对议事以制,所以他们主张法治的前提是必须有成文法,要求制定准确、规范且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法典。促进了中国成文法的确立和发展。

形成了依法断罪的传统

古代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最早施行的是议事以制,即以合适的判例来断案,而不公开颁布成文法。经过先秦时期法家的大力主张成文法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为了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西晋时期刘颂主张律法断罪,皆当以律令正文为主。《唐律疏议·断狱》“诸断罪具引律令格式正文”条规定:“诸断罪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杖八十。”《大清律例·断狱》“断罪引律令”条律文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其特旨断罪,临时处治不为定律者,不得引比为律。若辙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可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要求官员在断罪时都要引用成文法。依法断罪要求官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遵守预先公布的国家法律,在无律可引的情况下,才能依照判例来进行判决。这实际上是要求官员必须要服从君主个人意志,维护封建统治。由于成文法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规范,所以成文法具有其僵硬的一面。案件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又会导致以类推比附的手段来断案。总之,依法断罪一方面维护着法律的稳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古代官员自由裁量的权力,它维护了君主的个人意志。

先秦时期就形成了法律公平的思想,后世的思想家把法律视为布大信于天下,法律是公和信的象征。保证刑当其罪,维护法律的稳定。法家思想推动了法律公平的实现。

从古代刑罚体系的发展和演变的历程来看,中国古代法律具有残酷性的特点。这与法家所主张的重刑的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法治”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暴力统治的工具。法家把刑罚看做是对犯罪之人的报复,刑罚也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秩序的目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里刑罚是比较残酷的。对后世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它使后世统治者实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历史进步。我认为，总体而言法家思想利大于弊。

参考文献：《百子全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法家》，新华出版社。

《诸子百家》，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