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思想对现代法制建设的积极zuo用（大全）

第一篇：法家思想对现代法制建设的积极zuo用（大全）

法家思想对现代法制建设的积极作用

一、法家思想及历代对其评价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它形成于战国中期，先秦法家，一般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所谓前期法家，是指战国初期和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候国内进行改革的法家，其代表人物是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所谓后期法家是指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内进一步巩固政权，并争取实现统一的法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李斯等战国初期的李悝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撰成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较集中地反映了一些根本的封建立法思想。战国中期的商鞅，对变法和任法重势和重术作了理论上的论证，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他是法家思想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同时，主张“势治”的慎到和主张“本治”的申不害都对法家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国末期的韩非，继承和发展了李悝，商鞅等人的思想，形成了更完整的“法治”理论，成为先秦法家说的集大成者。韩非的同学李斯也属先秦法家，又是先秦法家理论在秦的实践者，人们称他为法家事业的集大成者。

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人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并不一致，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汉人司马淡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日：“严而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率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法家的缺点：“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到了宋代，苏轼说：“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然秦韩之治行于一时，而其害见之久运使韩非不幸获用于世，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清代卢文召认为：“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当圣道大明之日，其说之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于禁绝，若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但是，近现代以来，为法家伸冤平反之事，此起彼落，不绝于耳。这种现象的背景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之路。儒家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和宪政则提醒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我们“古已有之”的相类物，于是我们发现曾有过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严复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章太炎说：“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鸣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章太炎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他们的历史功债，并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批判人治，像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梁君超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自今以往，实我国法第一大革新时代也，新文化运动后，不少学者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认为法家思想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建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具有进步和革新的意义，台湾学者戴东雄则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指出“法家之法治学说，对于法的平等与安定性，提倡甚力”中国继受近代殴陆法，并非毫无历史的背景和理论上的渊源“甚至”应功于法家之法律成文化的法律观，他还认为“尽管中国法家与西洋的法实证主义起源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但二者皆有共同理论基础和相同学说”。

但是，并非所有近现代的论者都对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表示同情，肯定或者愿意放弃历代以来积累的否定评价。著名法学家梅仲协就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评论说：“我国二千余年来，政治之所以来纳正轨者，揆其原因，半误于儒家，半惑于韩非，”本不知法律为何物，而妄以法治为名而行其人治之实。著名思想家余英时也严历批评法家思想的“反智论”包括其思想专制，愚民政策和对于知识与学问的排斥。在《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一书中，法律史学者马作武说：“后世论者大都认为法家主张法治，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法治'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乃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法家所谓的法治尚末得法治真谛的皮毛。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马作武补充说：“所谓法家的„法治‟充其量不过是整套构建君主个人集权专制的手段，是最大最典型，也是最极端的人治，其法治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专制理论的基石。”

以上算是对法家思想做一简单介绍，并罗列历代思想家对其评价，可谓见仁见智，总的来说持肯定态度的不多，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古代思想特别是法家思想是否有意义、有价值，这种传统文化资源是否值得重读。正如有些法学家提出的“本士资源论”那样，我们从法家提出的诸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等朴素的法律观点中能不能发现，有利于当前法制建设的积极因素，或者说是正面价值加以阐发和吸取，从而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为当今会社会服务，笔者认为是完全有必要。

二、法家思想中的积极方面

（一）法的客观性：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认识到，法是用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公证准则，并因此把法比作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今者，吏民规矩渑墨也，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商君书》说：“法者，国之权衡也，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韩非更一步指出法不单是行为的标准，更是纠正不当行为的一种建设性力量。

（二）法的强制性：法家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备或“礼”等行为规范的重要特征，就是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后盾的，违法的结果，会遭到国家刑罚的处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会著于管府，尚罚必于民心。赏存乎奸慎法，而罚加乎令者也。”《管子》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弗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新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三）法与财产权确定：法家常提到法律的“定分止争”动能，用当代的话来说，便是界定产权，平息纷争等。《管子》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商君书》中有一典型例子：“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皆如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法家关于国家和法律的起源的学说，指出国家和法律的出现乃是针对原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中出现的问题，《商君书》详细论述，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生众而别险有务，则有乱，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多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证则莫得其性也。……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物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韩非子》在《五蠹》中把国家和法律的兴起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联系起来，说明人多物少是导致“乱”的原因，最早提出控制人口论。

（四）法与人民的利益：法家人虽然是“法术之士”但所提倡的法并非只是反映君主利益，在理想情况下，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管子》提出，立法应考虑民情好恶，以求“令顺民心”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正，《韩非子》进一步指出，圣人之治民，度其本不从其欲，其中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正如《商君书》中所指出法家追求的是“以刑去刑，刑去事成”法家思想的逐步实现韩非归纳了三个阶段，1、明主之国

2、至治之国

3、至安之世。

（五）法的平等适用：法家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主张，是与原有的别亲疏殊贵贱，“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秩序针锋相对的，《商君书》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病况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虽然过于极端，但法家关于法律公平等的思想作为思想本身，仍有其超越其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和价值。

（六）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法家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代表法家先驱人物的管仲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甚至提出“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类似现在的制度第一，总经理第二）”梁启超评论道：“就此点论，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商君书》也认为君主应受到法的制约，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故人君者，不可不慎也，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仪，此国之所以乱也，是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商君书》又指出“夫释权衡而断国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推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吸分，中程者赏之，欲公者诛之。《韩非子》说像尧舜这样的圣王是罕有的，而“以法治国，都是中等中能的治者成功治国之道：“且夫舜付，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坚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是千世乱而一乱也，抱法处势而待纣，千世治而一乱也，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韩非的另一段话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今上下之接，无父子之译，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社，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故法之为道，前苦而后乐，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

（七）法应公布、清晰、易明：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春秋时郑国的子产把刑书铸在铜鼎上并把它公开展示的方法，在于向人民保证法律定将贯彻执行，其运作将有高度的可预见性，再不会被官员恣意运用。《商君书》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故圣人立，而天下无死刑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是法官，史之为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商鞅认为，当人民掌握法律知识后，不但人民会懂得守法，连官员也会受到制约，不敢对人民作出违法的行为，这确实是法家对法律的公开性的意义的难得卓见。《韩非子》对于法的公开性则有以下的经典论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故法莫如显。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官不敢枉法，更不敢为私。”

（八）法的可遵守性：如上所述，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控，导引人们的行为，但如果法律要求人们做的事是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做到的，属于他们能力范围外的，那么这条法律便是注定要失败的。法家对此有一定的认识，《管子》指出立法时，须量民力，毋强不能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便于人所能为则事成，令于人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因此，统治者不能贪得无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统治者应，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韩非子》也有类似见解：“明主立可为之赏，没可避之罚。”

（九）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讯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韩非子》指出：“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治大国而所变法，则民苦之，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韩非又把法律比喻为镜子或者度量衡，故镜执法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他批评申不害在韩国制定新法时，没有废除原来的故法，造成故新相反，前后相悖的问题，证明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法家反对法律频频变更，但是不主张法可以不顾社会变化而一成不变，而是主张“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十）法不应溯及既往：如果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引导人们作出应作的行为和阻吓人们作出不应作出的行为，那么赋于法律溯及力便是值得质疑的，法家早期对此早有认识，《管子》说：“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于之也”，“令未布而罪及之，则是上妄诛也”，后来的法家对此也有论述，在此不再举例。

（十一）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强调必须保证如有人作出了法律规定应予以奖赏的行为，他一定真的得到规定的奖赏，如有人作出了法律规定应予以惩罚的行为，他一定要得到规定的处罚，这样便能取信于民，法律指导人们行为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人们可以清楚地预见到他们或别人的行为的实际后果。《商君书》指出：“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韩非子》曾讲过一个故事，旨在说明使人民相信犯法者必受惩罚是多么重要，“董阏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盲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三、结论

除了第二部分谈到的法家思想中积极因素外，法家思想中，还存在愚民政策，压制议论，文化专政，极端君权，片面法律观等缺陷或不足，那以我们面对法家和其思想对时，我们该做出怎样的评价，然后我们更好地利用这些文化遗产，还是不顾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对他们责备求全，法家思想自萌芽产生到发展并成为一个思想体系，历时数百年，至今已有二千多年，虽然有关的概念和原则是用二千多年前的古文表述出来的，但今天看来并不陌生，在今日世界，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国的国民可以看到并看懂自己祖先在二千多年前写下的，在当代仍有价值和意义的关于法的观念的文字？为此，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是应该感到振奋和自豪。

二十世纪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法律的道法》一书中指出，法的事业是以规则来控制人们的行为，而如果法要达到这个目标，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以下八项要求：

1、法须是有普遍选用性的规则；

2、法须公布；

3、法不应有溯及力；

4、法须能为人明白；

5、法不应有内在矛盾；

6、法不应要求人们作其能力范围以外的事；

7、法不应朝令夕改；

8、法必须贯彻实施。这个由一位二十一世纪西方法学顶尖人物提出来的理论与我国二千多年前法家人物对于法的认识，有惊人地不谋而合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富勒提到的八点，都可以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法家学说中找到。

基于本文第二部的分析，我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有些法学家所谓的形式上，浅度证法论观的。它对我们现代的法制建设应该是有着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指导作用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法系萌芽的关键时期，当时法家对于法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和多方面的思考，由此产生的对比性质，功能特点和逻辑的认识，是有普遍意义的，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甚至是值得后人骄傲的，今天，当我们在中国建设现代法治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先人在中国的法治道路上曾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能从中得精神上的鼓励，对于法家思想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原自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值得凉解，总之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对法家思想甄别，吸收，充分有效地利用好这个民族文化宝库中的明珠，达到故会今用的目的。

第二篇：法律论文：法家思想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借鉴

法家思想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借鉴

概述：1.法家思想的起源

2.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 3.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4.法家思想对当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

一、法家思想的起源

1.万物皆有其法，万变不离其宗。画有画法，书有书法，琴有指法，做人亦有做人之法。法，即法则，在法的思想的萌芽阶段，法指的是自然之法，因为当时之人对于自然的崇拜依然很重，即使是指导人们言行举止的法则也依旧被称为“天理”，天凌驾于一切，这里天即自然。在梁启超看来，法治主义，起原甚早，管仲子产时确已萌芽，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先导。儒家思想核心为仁、礼，认为是阶级社会所应遵循的法则；道家思想强调无为，任性随天，认为“天理”自会妥善一切；墨家思想则强调实用主义，故各种器物材具运用之精，同代人难与匹敌。

而此处所说的儒道墨思想，儒则礼法，道则天法，墨则用法，各自指代范围皆有不同，但都同属于法。这就是法家思想的滥觞。

法家思想的正式开端，在于法的效力扩展至整个社会时，一般认为是在先秦时期，经过商鞅、韩非、李斯等人的推广，逐渐趋于完善。由于先秦时期，社会动荡多端，人民困苦不堪，人们开始将视角转移到个人幸福上来，对于安稳社会的渴望空前强烈，一些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开始居危思安，规划一套治国平天下之法，这里的法，引出了后来影响整个社会的法家思想。

二、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1）商鞅

a.个人所有权思想：“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这里所谓的“名分已定”，显然是归属已定，即所有权已经明确。

b.“法”与“律”的区别：商鞅在变法时，改“法”为“律”，这并不单单是名称上的改变，他认为“法”主要指的是明文规定上的人人平等，而“律”则强调了在法的执行上的人人平等，意思又进步了一层。

c.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反对“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否定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强调在行赏施罚时要做到“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他在关于法律面前贵贱平等的观点，表述得很明确。（2）韩非

a.立法：*立法是为了防止坏人 “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趾也；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众人不相谩也。”（《韩非子〃守道》）

*立法必须明确

“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诉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事。”（《韩非子〃八说》）

*法必须可行

法律必须可行，否则将成为空话，必须通俗易懂。“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韩非子〃五蠹》）

*法律只能有一种解释。“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 b.明法： c.守法： * *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二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辨》）

者也……故法莫以显。”（《韩非子•难三》）他主张对民众要上法律常识课，从这一点看，法家也不赞成“不教而诛”，只是主张刑罚要重到使人畏惧。通过将法令公开宣传和统一解释，防止官吏玩文弄法，这一设想放到当代也是可取的。

君主应遵循的法：说君主要遵法，主要是一个如何

依法统治的问题，因为君主本身并不受刑和法的约束。但为了巩固统治，韩非告诫君主对某些法是不应违背的。

臣下应遵循的法：韩非坚决主张臣下应不折不扣地

按照君主所设立的法了执行的，不准超越，也不准不足，有规定的必须做到，没有规定的不允许擅自行动。如真能做到这一点，君主对于这个国家就真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样指挥如意。

民众应遵循的法：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是立法者，臣是执法者，民则是执法的对象，因此民众应当遵“法者，编著之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守一切法令。

d．执法：*执法必须坚决 *执法必须公平 *禁令必须严厉

*保护和嘉奖执法严明的官吏（3）李斯

相比于韩非，李斯更多的是一位法家思想的实践家，位高权重使他得以在较大的范围内使用强制手段推行他的思想，从而更直面地反映出他所理解的法家思想的正确性与可行性的大小。李斯是法家思想上最为重要的一环，正是李斯的出现，使得法家思想真正开始走上统治地位；李斯是战国末期秦国的思想家，他原是吕不韦的门人，在吕氏的帮助下，渐渐走到了秦国国君秦赢政的面前，成为宰相，在他的影响下，秦始皇更加推崇法家思想，并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体系，最后，秦始皇终于完全了秦国吞灭六国的壮举。

三、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核心内容：

首先，我们应确定法家思想的理论前提，在这里，我认为是“性恶论”。儒家的孟子主张“性善”，荀子反之，主张“性恶”，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虽然后来脱离儒家自创法家，但也继承了儒家的部分思想，“性恶”便是典例。可荀子认为的性恶，是可以通过教化，通过“人为”来更正的，而韩非认为的性恶，是人的恒久素质，伴随着人的一生。人人都为私利，如果不通过外在的强力手段规范社会行为，必将臵社会于动荡不安。

于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法家的核心思想便是：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世袭制，强调奖励耕战，减轻赋税。

四、法家思想对当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

去粗取精：（1）取精：

一部法律，即是一个和谐社会的蓝图，一座建筑的蓝图需要建筑者严格依据其规范谨慎构造，社会的蓝图则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严格依据其规范谨慎行事。而个体的意识造成群体的无意识，于是需要一个强制执行其规范的工具以确保规范的有序运行。这就产生了法律，产生了法律的执行工具：暴力机构。

法的精神体现在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法的不断完善必将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成熟，而社会最终成熟的标志，我认为是暴力机构的剔除。

法治”是法家提出的口号，并成为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即所谓“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或“缘法而治”。在这里，我们通过法家的立法原则、执法原则、赏罚原则和法、势、术结合这四点来评价法家思想。a.执法原则：明法：即宣传法律，做到让人民懂法、知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这是法治建设的前提；

任法：选贤智，即秉公执法的工作人员，以确保法律工作的正常运行；

壹法：统一立法权，统一法令的内容，统一人们的思想。后两者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但统一立法权则有其消极的一面。

从法:要求使法令具有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办事。这一点与现在经常提及的树立法的权威的观点不谋而合。

b.赏罚原则: ．“信赏必罚”。指按照法令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厚赏重罚”。商鞅认为，只有“ 重厚”和“刑重”才能使民众相信君主和法令。

“赏功罚罪”、“赏勇罚法”与“赏富刑贫”。商鞅认为“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

“赏誉同轨，非诛俱行”。指思想观念、社会舆论要与法律赏罚相一致。法家主张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统一到法令上来，所以商鞅强调“壹赏，壹刑，壹教” 少赏多罚和轻罪重罚。商鞅公开宣称：“禁奸止过，莫若重刑。”(2)去粗：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古时的法家含有浓厚的君主思想，其所制之法令也是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与民主专制政体下的法律精神背道而驰，我们要谨慎对待。现举例如下： a.立法原则：法家主张立法大权应该由君主集中掌握，所谓“生法者，君也”。他们提出了循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量可能、务明易等具有普遍性的立法原则。

1．循天道。即法令的制定要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环境的要求。

2．因民情。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

3．随时变。指立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而变化。

4．量可能。指立法时要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

5．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行。b.“法、势、术”结合

“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法家对于处理三者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以法为本。法家认为法、势、术都是君主不可离开的工具，没有权势，就无法推行法、术；没有权术，虽有政权和法令也制止不了“奸臣”；而没有法令，便无从督察、管理和制裁。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

2．法与势的结合。慎到提出权势是君主制服民众的根本条件，是“令行禁止”的有效保证。在处理法与势的关系上，法家提出了三种方法：第一，法、势结合，第二，“势”由君主“独制”，而法由“群臣共操”。第三，以法令加强权势。

3．法与术的结合。法家之术，专指君主驾驭官吏的权术，法家认为，权术与法令一样，都是君主治国的工具，是专制权力的保障。

结语：法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要时时审视先祖留下的珍贵遗产，有选择性地加以应用，不让它蒙尘。对于法律的学习，追根溯源地吸收法的思想开端，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法制建设的理解，从而加快我们建设健全法制社会的步伐。

参考文献：《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讨论》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刘达 国贸学院国贸6班 学好2009220263 2010年6月13日

第三篇：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

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 正文：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韩非子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韩非子的思想理论对于现代领导科学产生着影响，也给领导者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与值得参考的思想理论，但是要明确的是，法家思想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参考，凡事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法家重视法律，这是众所周知的，法家思想中的“法治”是针对国家而言，等同于制度对于企业，“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韩非也已经不止一次的提起。谈到用人和管人，首先就要有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别人就会问了：你是凭什么管我啊？为什么我就要按你说的去做呢？这就需要用制度作为用人者管理的依据。这个制度未必就是经过所有人的同意，它只是一个依据，一旦有了制度，大部分人都是会遵守的，有极少部分人反对也是无效的。制度制定好后不能当成一个摆设，一定要好好维护以及运用，否则如同当今的社会，法律一直在完善，但是违法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来维护权益。

对企业管理来说，制度设计合理、运作有效，企业高效运作，员工士气高昂，企业蒸蒸日上。反之，内部协作困难，相互间矛盾重重，员工士气低落，企业每况愈下。许多企业在创业的时候，拼命抓机会，开阔业务，但忽略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结果发展到一定时候，公司业务反而停滞不前。所以对于在创业期或成长期的企业，及早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至关重要。

法律的制定与维护，在这个方面，法家运用的统治思想，这个并不能说它的消极与专政。法律是为所有人制定的，但是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

但是法家过重地看中“法”，它轻罪重刑的主张，轻罪与重罪同罚，这个有失法律的正义性。其实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这个当中也考量着领导者的尺度拿捏以及自身的能力。就好比有事迟到，却因为严格按照考勤制度而重罚该人，这种做法就欠妥当，领导者也是人，也是有思想的，不能因为有了制度而完全由制度去判断事物，否则这样既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又不能以法服人。

有位著名的用人者曾经说过：“哪怕拥有一个坏制度，也比没有制度强”。但是“德”是一个用人者首先要具备的资本，不管是对待事业、对待下属，没有德的领导就好像没有驾照的司机一样，即使你再怎么的熟练，也不能期望警察同志能对你高抬贵手。韩非子在《说林》上中曾提及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而不美。”对于用人艺术来说，美丑其实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韩非子提醒用人者需要注意的是：“行贤而去自贤之心”。你要用人，首先就是要别人服你，征服了下属，那么以后的命令也能得到更好地贯彻。一个领导者的关键在于修炼内功，而修炼最有效的手段便是“以德服人”。

牛根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因为“德”是制服人心地最佳武器。牛根生当初被迫离开伊利，卖掉伊利股票成立蒙牛时，原来

跟随牛根生的兄弟便一起投奔到了他的公司，这些人里不乏有伊利的重要人物。牛根生在外表上做出默默无闻的贡献，却在内心层面征服了自己所用活着将要用的人，这样成功的保证正式体现了韩非用人思想的精髓：首先就是要“行贤”，行为贤德。

领导者是组织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一般的成员。这就决定领导者的品德和才能要高于一般的组织成员，而不能混同于群众。这就要管理者在行为上做组织成员的榜样。一个组织中，人们往往模仿领导者的工作习惯和修养，领导者的行为有利于组织，群众会仿效；领导者的行为有损于组织，群众也会效仿。这种普遍存在的“向官”效应，决定了领导者必须牢固树立榜样意识，严于自律，在行动上为群众做出好的表率。最有效的领导方法是身体力行，而不是发号施令。

与其向你的下属呼来喝去，不如搬出一套严密的制度更有说服力。制度是一个团队所向无敌的保证，人治总没有法治让管理均具有神圣性。韩非在《饰邪》中提及：“明法者强，慢法者弱”，意思就是彰明法制的，国家就强盛；怠慢法制的，国家就会衰弱。制度和执行制度，是成功用人者管理团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建立了科学的制度，并严格依照制度办事，才能谈得上科学的管理，而且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必须力求完整全面。

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好的人才，安邦兴国，兴盛企业，作用不可估量；如果错用了人才，不仅会使办事效能大打折扣，还会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和上进心，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韩非子提及：“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祁黄羊任人唯贤的故事也一直被后人称赞着。其中也不得不提及一个问题，怎样来判断“名副其实”，韩非主张“循名责实”，也就是说考核一个人是不适合这个职位，是不是个人才，必须要在实践检查他们的工作成果。

有人反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化，但是换种思维想，物极必反，这个不单单是针对法家的思想而言，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经历了历史的洗礼，思想也再不断的改变进取，我们可以站在伟人的肩膀上，很好地运用他们的知识理论财富来贯穿与我们的现代领导中，而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它的弊端，这样不是更好吗？

人无完人，德兴兼备的人才毕竟是少数，所以就要靠资源来完善一个组织，包括它的制度，它的人才，以及领导者的领导，相信法家的思想对现在领导能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第四篇：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浅谈法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关键字：法家 企业管理 传统文化

摘要：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本文研究了法家的古典管理思想，从中寻找企业从内部管理上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外部面临激烈市场竞争，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内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极易产生严重的内耗，甚至拖垮一个企业。为解决这些问题，各种管理思想层出不穷，多如过江之鲫，让人无所适从。

这些复杂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侯国争相称霸，国家间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行着多方位的较量；诸侯国内部，随着井田制的解体，社会阶层的流动，原有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满足要求，然而元老贵族阶层不愿意放弃特权，竭力反对新政，各阶层之间相互角力，甚至相互掣肘。这些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面临的难题，与当今企业遇到的问题何其相似。最终，秦国借助法家思想，实行彻底的变法，富国强兵，最终统一了天下。因此，研究法家思想，或许会为我们解决当今企业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一、法家思想简介

在西周的奴隶制社会中，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是分封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士大夫，以维系贵族集团的稳定。在这

种情况下，对贵族和对民众的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贵族的关系主要靠“礼”来协调，民众的治理主要靠“刑”来约束，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此时，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各诸侯国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学派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这一基础出发，强调君主在掌握权力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完备的法律，奖赏有功，惩罚有过，重赏厚罚，从而使人奋勇耕战，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二、法家的核心思想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的作用，即主张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控制臣下的权术最为重要；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认为法律与规章制度是法治重点。

韩非子将这三派的思想融合起来，认为这三者缺一不可。势是法治的基础，君主只有拥有了权势和权威，才能令行禁止，法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法是法治的核心，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制定出严格的、赏罚分明的法律，并且法律对所有人必须一视同仁，才能使人民对法

律有应有的敬畏；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技巧，既要充分发挥下属的才能，推进法的实施，又要防止下属谋权篡位，保证势的权威。

三、“法”与制度化管理

“法”，就是法律制度，就是用法律制度来进行管理。对于当今的企业，就是制度化管理。法家认为，用儒家鼓吹的仁政、墨家的兼爱非攻都不能强国，只有使用法律治理国家，才能实现“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韩非子 有度》）。

法能强国，是因为人们都喜欢奖赏，害怕惩罚，因此法治能起到防范作恶，鼓励先进的作用。韩非子举了个例子：几尺的布，一般人都会去拿；融化的黄金，就算有几百两，盗跖（传说中盗贼的祖先）也不会动手。一般人会拿几尺布，是因为肯定没有坏处；没人会碰融化的几百两黄金，是因为一定伤害手。（“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韩非子〃五蠹》）。用法治去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他们做了错事的惩罚远高于得到的好处，人们就不会作恶。同时，法治也能起到奖励先进的作用。在赏罚分明的前提下，“有功无功相事也”（《韩非子 初见秦》），有功和无功有大的差别，就能“听说打仗，就跺脚赤膊，迎着利刃，踏着炭火，上前拼死的大有人在”（“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韩非子 初见秦》）。

在说明了“法”的作用之后，法家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几

个要点：

1.制度要公之于众。要让所有人都能知道并了解制度的内容。“宪令著于官府”，然后才能“刑罚必于民心”，使奖惩措施深入人心，使人们时刻谨记，制度才可能发挥作用。(《韩非子.定法》)2.制度规定的目标要能够达到，不能达到的标准不但没有激励作用，如果“立难为而罪不及”，以此为依据来惩罚下属，还容易造成“私怨生”，影响整体目标。(《韩非子 用人》)3.制度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号令数下者，可亡也。”（《韩非子 亡徵》）。但是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制度也要随势而动，不能一成不变。“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八经》），用以前的制度来应对变化了的形势，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4.制度要厚赏重罚，同时要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是因为，只有立功的人有获得奖赏的预期，知道必然得到奖赏，并且奖赏够多，人们才会争相理工。只有犯错的人知道必然得到惩罚，并且处罚非常重，人们才会对犯错有足够的害怕，制度才会起作用。（“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韩非.八经》）。

四、“术”与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企业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对人力资源的获取

（选人）、开发（育人）、保持（留人）和利用（用人）等方面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等一系列活动，最终达到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行为。法家思想中，将人力资源管理归于“术”的范畴，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考核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对于人才的选拔，法家认为，领导者不可能亲自发现和选拔人才，“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时间、精力都不够，而且很可能受蒙蔽。而如果靠下属的举荐，”则臣离上而下比周”,容易造成下属结党营私。因此，法家提出，“有贤不肖而无爱恶，有愚智而无非誉”，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要依靠制度选拔人才，尽量减少选拔中的主观因素。（《韩非子 有度》）

对于人才的使用，法家承袭了道家的管理思想。作为管理者，应该“无为而无不为”。“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作为管理者，应该让下属去做其职责范围内的事，任命聪明的下属去考虑，任命贤能的下属去发挥才能，管理者只需要起到监督考核的作用，不用直接干涉下属的事务。（《韩非子 主道》）

对于人才的考核，法家认为，管理者首先要根据下属的言论判断其应该达到的目标，然后考核其实际是否达到该目标。“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根据考核的结果，对其进行奖赏或惩罚。

这样，下属就不敢言过其实，立下不切实际的目标，而立下目标后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完成。（《韩非子 主道》）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在考核的过程中，管理者本身要保持中立。“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辐凑，上不与构。”臵身事外，不参与争论，冷静观察，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韩非子 扬榷》）

五、“势”与领导艺术

法家思想的“势”，是指权势，权力。法家推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对于一个组织来讲，法家推崇的是直线制或直线职能制结构，强调身处中央的领导者要强势控制组织的运行。作为领导者本身来讲，要有足够的权威，要让下属对自己有足够的敬畏。法家认为，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强力推行法治，才能达到法治应有的效果。（《韩非子 扬榷》）

六、法家思想的偏颇之处

法家思想推动秦国统一了华夏，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被历代帝王奉为密不外传的御民之术。但是，由于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其思想也有一定局限性。在研究法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作用时，我们既要看到法家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1.遏制人的创造力

法家强调法治，为维护法律（最终是维护君主）的权威，法家不准平民私自议论国事，进而禁止除法家外的诸子百家的存在，发展到极致就是后来的“焚书坑儒”。在刚从奴隶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国家只有耕种和作战两件大事，不需要平民思考太多，这种法律对秦国集中全国力量迅速壮大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在秦统一中国后，这种防民之口的法律阻碍了信息的流动，造成了矛盾的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

在现代企业中，人才是最大的资源，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企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再采取这种压抑人性的做法，势必影响员工的积极性，造成消极怠工、不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等情况出现，对企业发展是很不利的。2.忽略了人性的多样性

以现代管理学理论来看，法家看到了人性中经济人的一面，从而强调利益和惩罚对人的推动作用。但是，现代管理学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将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法家思想强调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没有看到其他层次的需求。这一方面容易造成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更高层次的需求无法满足，从而降低激励的作用；另一方面容易压抑其他层次的需求，进而导致人的逆反心理，起到相反的效果。这是在管理中应该极力避免的。

总的来说，法家思想秉承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性，从哲学

层面到实际操作层面为我们揭示了管理的许多核心问题，为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有很大借鉴意义。

第五篇：韩非子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王 颖：《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008-12-05 12:39:37| 分类： 本科论文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王

颖

【内容提要】 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 键 词】 韩非子

法治

法

术

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非子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年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即将形成的形势下提出的，他的核心理论是通过加强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具体而言，韩非子的法治理论就是为封建帝王提供统治方法的。韩非子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法由君制定，法代表君的意志，法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韩非理想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的形式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121，“要在中央”是指立法大权归统一的中央政府掌握，这表明诸侯分权的政治局面即将结束，郡县制将完全取代分封制。“圣人执要”是说中央政府的权力，最后决定在皇帝手中，即实行君主专制。这种加强统治权的主张，是适合即将出现封建大一统的要求的，战国末期，诸侯争霸的局面已定，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已成为当务之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标志是君权，君权的削弱乃是中央集权的衰落，韩非认为君主应该“独断”，“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1]736君权不能相分，也不能下放，国君一旦下放一点权力，臣下就会得寸进尺，最终会连君位都失掉，因此，包括制定法律在内的一切大权都应牢牢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臣下应该依法办事，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种绝对的君权，成为我国历史上封建中央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在封建社会维护了国家的统治，因而韩非子的主张就自然而然受到秦始皇以及历代君主的青睐。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不单单是对前期法家思想的继承，更重要的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为“法治”思想赋予了新的特点。首先是“法治”思想的成文性和公开性，韩非子在《难三》篇中说：“法者，编着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1]868 “编着之图籍”是说法的成文性，“布之于百姓者”指的是法的公开性，因此看来韩非子所说的法是一种公开的成文法典。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老百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以成文的形式出现，韩非子主张“法莫如显”，要尽量让人们知道，以免不知法而触犯法律，做到家喻户晓。它是臣民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积极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制裁手段，这些都是法治进步化的表现。

其次，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和稳重性并重的特点。法是全国人们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随意解释，使法矛盾，前后不一致。保持法律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并不是意味着法律是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时期和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韩非子强调实事求是，法应该有其实用的现实性，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最终使国家达到富强的境界。进而，韩非子说提倡的法又是“着于官府”，“行于臣民”的“宪令”。可见它是一种君主的统治工具，是一种专制法。君主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权力但绝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阶级法反映了贵族与平民女之间不平等关系，而专制法则进一步提高了君主的地位，使他凌驾于群臣万民之上了。同时，韩非子所论述的法治中，并没有系统地拟定具体的法律条文，他只论述了法律的原则与基本内容，而这也是专制法的另一种体现。《二柄》说：“明主所导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1]111《定法》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如乎奸令者。”[1]906可见，法作为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落到实处，不过是德赏和刑罚两大方面，德赏用来奖励守法有功的人，刑罚用来惩罚犯法之人。

韩非子主张加强法制教育，彰明法令，使法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五蠹》中说：“明主之国，无国之文，以法为教；无先主之话，以吏为师。”[1]1067他想要全国人们都知法，懂法，不触犯法律，总体目标是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同时，韩非子主张执法时对臣民一视同仁，信赏必罚，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也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避大臣，善赏不遗匹夫。”[1]88可见，除了君主拥有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之外，所有的臣民一旦触犯了法律，都必须惩处，不管是君主的宠臣，还是达观贵士，都不得幸免，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1]88。而小民如果有功，照样得赏。韩非子所说的法，虽然在适用对象上有所局限，没有包括君主在内，但在执行上，则主张法权代替君权。它一方面比封建礼制更为独裁，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带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韩非子的法治的思想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后世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后世用法律约束行为，推动国家的发展，都是对韩非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韩非子思想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颗明珠，对现代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与时俱进，制备完整的法律体系

韩非子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虽然我们我处的时代背景与韩非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时代却在同样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方略，依法治国，首先有法，要立法，使法律在全国具有最高权威，将立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升为法治民主建设的主要任务。

2、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整个民族的法律意识的状况，对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韩非子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形式出现，“布之于众”，争取做到“家喻户晓”；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要学习法律。这种知法守法的思想，有助于国家秩序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今天我们仍应该将普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使人人都能自觉遵纪守法，不做违法的事情。

3、法不阿贵，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韩非子提出，执法过程要公正平等，赏罚及时，这对我们的现在法制建设有值得借鉴的一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执行法律取决于司法机关的活动，只有司法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取消凌驾于法律至上的各种特权，对干扰司法公正的一切势力绳之以法，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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