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代管理学的影响

第一篇：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代管理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在管理学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例

摘 要：管理学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分析其内涵，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以及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经典思想，儒家思想，管理学

在古代中国，早就存在着一门关于管理的学问，它专门研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自先秦至明清，历代历朝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几乎无不关心和高度重视并悉心探讨这个问题，虽然这门学问在当时并没有被冠以“管理学”之名，而是被称作“内圣外王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之类，单从名称上看，确实很难一下子把它同管理学、特别是以企业管理为其主课题的现代西方管理学联系到一起，但是，从其研究对象和实际内容来看，根据现代学科分类的一般标准，它则无疑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门介于政治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性、综合性的学问。

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因此，受儒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一、儒家思想在管理人性观上的认识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管理学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现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重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人在管理资源中占首席之位。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管理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

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一般地说，人本观念它具有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的特点。在思维方法上，与西方文化重分析、重规范、重个人不同，东方文化更重 综合、重整体、重亲情、重集体。从管理角度看，东西方管理理念两者互有长短，但并无优 劣之分。当前，西方人本管理兴起，说明了我们提倡学习应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学习代表西方文化精神的科学管理精髓，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正如袁宝华同志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在学习运用中国古代 管理思想与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及时总结提高我们当代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作出不懈的努力。

二、儒学中“礼治”的管理思想

“礼”是儒家学说的标志性范畴。主张使国家“立于礼”，力主推行“礼治”于国家管理过程，是儒家管理学说的本质特征。儒家主张以“礼治”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管理，其实质也就是把管理本质地理解为组织；所谓“礼治”，就是按照“礼”的要求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和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儒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组织理论。

1，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首先是在于用“礼”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为此，孔子和荀子先后都提出了“正名”学说，其实质乃是在人群关系体系即社会组织结构秩序混乱的情况之下，要求依据“礼”来实行对社会组织的重建或重构。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意味着要通过“礼治”，使社会组织中相互差异的人们都按“礼”所规定的名位或名分，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从而保证社会组织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荀子所谓“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都说明了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以此恢复或提高其组织的整体功能。

2，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在于用“礼”来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就此而言，“礼”具有组织行为规范的意义。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这就是说，一个不懂得依礼行事的人，就不能自立于社会组织之中，亦即无以在其组织系统中占有特定的位置从而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发挥其独特的和整体性的功能。这意味着，“礼”不仅是社会组织赖以产生其整体功能的客观依据，也是社会组织中各个成员赖以发挥其特殊功能的客观依据。但是，怎样才能使社会组织中的人都能自觉地遵守“礼”呢？孔子认为，唯有使“天下归仁”，“礼”才能真正成为人人都自觉遵守的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否则，“人而不仁，如礼何？”换言之，孔子在组织关系的协调上所特别重视的是人际间的感情交流，他主张通过人情这个调节器来协调社会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以“仁爱”（人际感情融洽）来求得“人和”（人际关系和谐）的带有浓重人情味的组织行为管理模式。

三、儒学中“安人”、“修己”的管理思想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安人”和“修己”，如果用现代管理理论来诠

释，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2，“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

四、古代经典思想与现代管理存在的差差异

“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现代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现代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

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杨先举.孔子管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吕巧凤.儒家的人本思想及其与现代管理理念的契合[J].理论探讨

[3]刘华伟:儒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J].中外企业文化, 2007,(02)

[4]李启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J].文教资料,2007,(06)

[5]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6]论语·为政

第二篇：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中国是世界著名的文明古国，至少在公元前21世纪左右的夏朝已经建立了国家，形成了法制。中华法制不仅起源早，而且经过四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一直没有中断过，这是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所仅有的。因此中国法制的历史沿革非常清晰，无论是某一部法典，还是某一项制度，都有清楚的源流关系，形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完整系统。

一． 法制的起源

法制萌生于春秋时期。夏、商、周三代实行的是一种封建制度。国家是在家族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当时的国家的体制是一种家国一体的体制，在社会上是一种宗法制，国家的人际关系都按礼的原则来建立。进入春秋时代以后，封建制开始解体。体现在国家方面就是直接导致了天子、国王力量衰微，诸侯崛起；体现在诸侯国中就是国家内部卿大夫的势力强大起来，开始控制了诸侯国的权力，接下来开始篡夺君位；体现在封邑层面上，就是家臣凌主；在社会这个层面上，从前维系社会关系的这一套纲纪逐渐失效，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表现在国家方面是诸侯力征，同时大国兼并小国，一方面大国要侵占更多的土地，侵略小国，小国要自卫，天下混战，国与国之间没有基本的规则，无论大国、小国都希望富国强兵。法家适应这一时代的需要，提出了法治的主张，法治的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扩张君权，以法治国。公元前536年，郑国“铸刑书于鼎”（刑即为法），后来，晋国也“作刑书”。郑国与晋国先后采取了把刑法铸在鼎上，制定刑法，公布刑法，推行法治。这在当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具体体现在：开辟了公布法先河，向民众公布法律，使得民众也可按照这种明示的法律来解决社会争端。而在这以前，法律都有一种随意性和神秘性。在此之后，法律开始具有公开性。

二． 法家的法治思想

韩非提出了以法治为中心，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法,就是统治者公布的政策、法令、制度，前期法家代表商鞅首先提出“法”治的主张。韩非子强调治国要有法治，赏罚都要以“法”为标准。法是整个社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法外。韩非子说：“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也就是说，在“法”面前，不存在贵族和平民之分。“术”就是国君驾御群臣的权术，由国君秘密掌握，使得大臣们摸不清国君的心理，不敢轻举妄动，背后搞鬼。“术”最先由申不害提出。但韩非子认为，申不害重术不讲法，往往造成新旧法令相互抵触、前后矛盾；商鞅重法不讲术，则难于对官吏察辨“忠”和“奸”，导致国君的大权旁落于大臣之手。所以韩非主张“法”和“术”必须结合，二者缺一不可。同时,韩非子还认为，“势”就是国君占据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也是统治者实行统治的必要手段之一。“势”的理论最终是由慎到提出的。韩非子吸取了这一理论，他认为，要推行法令和使用权术,必须依靠权势；没有权势，既使是尧这样的贤明君主，连三户人家也管理不了。因此,韩非子提出“抱法而处势”的主张，认为只有稳固地掌握了权势，才能有效地推行法和术。

法家主张审时度势，“法后王”，“法今圣”，而不“法先王”。商鞅明确提出：“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前世不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坚信“当时而言法，因事而制礼”，从而主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①。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历史进化，提出“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②，认为历史是不断变化、不断进步的。所以，“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而“明据先王，必定尧、舜者，非愚则诬也”③。那些根本不了解古今治乱变化的人，反而竭力讴歌先王之法，颂扬先王之书，这只会加剧今世的**，绝不会带来任何益处。因此，“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④，而是仔细分析研究当代面临的问题，根据现实来制定各项措施。

法家崛起于战国时代。这个时候，“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西周分封制已经崩溃。到战国初年，周王室早已是形同虚设，其地位与一般小国无异。春秋时代的一百余国，这时也仅存十余国，整个中国为战国七雄所主宰。而七雄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也正在推动着中国从封建割据走向封建统一，在这种不可逆转的形势下，维护周制、重建分封，不但没有任何可能，而且从根本上说，乃是历史的倒退。法家顺乎潮流，力倡建立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体，力主普遍推行郡县制度。商鞅说过：“百县之治一形，则从；迂者不饰，代者不敢更其制，过而废者不能匿其举。”⑤众多的县，都实行统一的政治制度，就可使人人遵从，奸官就不敢饰非，替代者就不敢更易制度，因过而贬黜的官吏就不能掩饰其错误。推行县制，由中央任免地方官员，把县变成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而不再是独立、半独立的王国，这样就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集中到了中央，从而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有利于从劫乱走向安定，从割据走向统一。韩非又进一步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⑥进一步发展了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

法家主张“一断于法”，而不论亲疏、贵贱、上下、尊卑。《商君书·赏刑》说道：“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败于后，不为亏法。”从这里可以看出，法家主张的“刑无等级”有两大特征：第一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君主不在次列），第二是废除贵族（不论旧贵族还是新贵族）的赦免和赎刑特权。这两点都是对西周以来“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彻底否定。由于破除了贵族人治，代之以国家法治，因而加强了君主集权，不但大大有助于军令、政令的统一，而且为后来战胜山东六国，实现全国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使天下之吏民无不知法者”，又别置“法官”作为主管吏民法律的顾问，以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这种法律观念，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于巩固国家的统一，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 廉吏执法与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的记载。清明的吏治是实施法制的必要条件，也是法制建设的内在要求，它反映了社会政治生活的健康程度。

中国古代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深深地认识到治吏对推行“法治”的重要意义。先秦时，法家提出“名主治吏不治民”的论断，其实质不在于轻视和否定治民，而在于强调吏治的重要性。孔子“为政在人”的观点突出强调了君主与官吏在国家治乱和“法治”兴衰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荀子的“有治人，无治法”，更明确地阐述了“法”与“人”的关系。他认为作为统治者的“人”决定着作为国家制度的“法”，法律能有效执行和适应变化，都离不开“人”的灵活、廉洁和清明。荀子重视人治，并非不要“法治”，“法者，治之端也”，但发挥法的作用与功能要靠人，官吏守法和秉公执法是治国之关键。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是与唐初官吏的清正廉洁，带头守法分不开的。

法制历史深刻地告诉我们：徒法不足以为治，繁法也不足以为治，制定严密完备的法令是容易的，而真正要使之付诸实施并深入人心则并非易事，它要通过执法者公平的执法和广大民众自觉的守法来实现。因此，我们说，良法与廉吏是实现法治必不可少的两个环节，它们相互联系，承前接后，内在要求是一致的。在法制建设中，立法要从实际出发，结合社会现实，根据社会要求，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生活，指导并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立法只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前提，只有依靠秉公执法的官员才能够使国家立法走向现实，如仅有善法而不循法，立法则无异于虚设之条文。

四． 法治的现代意义

中国古代史上曾经出现过几次盛世局面，如成康之治、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等。盛世所表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社会秩序稳定，吏治清明，人民生活安定，阶级矛盾相对缓和，封建法制相对健全和完善。良好的法律秩序成为盛世最明显的标志。法盛则政兴，古代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

封建“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封建法律的服务对象是地主阶级，其着力维护的是专制主义统治，法律是皇帝的御用工具，法自君出，皇帝可一言立法，也可一言废法，权大于法。尽管如此，封建盛世的出现，内在地需要“法治”的支持，封建法制中许多内在规律成为法盛政兴的必要条件。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制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制建设的有益借鉴。

在法自君出的封建社会里，皇帝一方面凌驾于法律之上，另一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也遵循法律的规范。汉文帝以身作则，奉公守法，才有了张释之的执法公平；唐太宗有“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的思想，才有了功臣屈法而下诏治罪之举。在保证法令顺利实施方面，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法制中最有特色并且历史悠久，其主要职能是监察百官，纠举失职，监督司法，以使官吏执法不阿。中国古代的监察机关在维护皇权的前提下，独立地行使监察权，自成体系，不受行政系统的干涉。为充分发挥其职能，历代都由皇帝掌握监察御史的任用权。监察御史虽品级不高，权力却非常大。也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监察机关确实起到了应有的法律监督作用，为封建法制的推行起到了极大的保证作用。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既有特色，也很有显示借鉴意义。

依法约束权力，法制就能得以维持，盛世就有出现的可能；权力超越了法律，社会秩就会混乱，衰世就必然出现。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法制推动社会的发展，调整社会关系，保证国家的政治制度，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它对人们的生产、生活有巨大的影响。历史证明，重视法制就会推动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昌盛富强；破坏或淡视法制就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导致政权的衰败。可以说，“法治”是盛世的标志之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认识到了法治对一个国家盛衰的作用，开始逐步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制，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这就使得民主法制环境大有改观，司法执法队伍不断扩充，纠正了以往不讲法制，强调人治的作法，司法和执法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司法执法状况与法治的内在要求仍相距甚远，长期以来形成的人治观念仍然没有根本消除，权大于法的现象仍很突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贪赃枉法的现象仍很普遍。我们知道，失去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也必然损害法制，影响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立法定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实施法律取决于司法执法机关的活动。依法治国的关键之一就是司法和执法的公正，只有司法机关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与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技术的顺利进行。

注释：

①《商君书·更法》

②《韩非子·五蠹》

③《韩非子·显学》

④《韩非子·五蠹》

⑤《商君书·垦令》

⑥《韩非子·扬权》

第三篇：古代德治思想对现代的影响和意义

古代德治思想对现代的影响和意义

内容提要：

“德治”思想贯穿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史，无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治国模式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中国古代德治理论，有着其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作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德治思想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起到更加独到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保驾护航。关键词：古代德治思想 以德治国 社会主义新道德

正文：

一、古代德治思想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里生长起来的德治理论，也随着其赖以产生的土壤变化而不断变迁。早在夏、商、周之前，德治思想就已开始萌芽。及至商、周之后，德治的雏形“礼治”渐成时尚，至西周周公旦初步提出“德治”，而集德治思想之大成，最早系统论述以德治国理念的是孔孟。儒家德治思想被统治阶级采用和改造后，定型于西汉董仲舒，完善于包括了韩愈、朱熹在内的唐宋一来诸多思想家，作为主导治国理论历经时代洗礼而日臻完善。

(一)古代德治思想的演变 1.德治思想的起源

先王崇拜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无论是统治者、思想家还是普通百姓，都将先王视作完美无缺的人格象征。而中国最初的国家是由血缘家庭脱胎而来的，这使国家一开始就具有伦理意义。维系宗族成员的伦理道德规范，成了政治的核心问题。在此条件下，每个人依据自己在一定血缘或政治关系中所担任的不同角色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而理想的统治者应靠自己完美道德的示范作用，靠对子民的道德教化，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德治。由于先王崇拜的普遍存在和深远影响，先王被圣化为道德的先觉者和德治的楷模，“法先王”也就是要像先王一样实行德治。2.德治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开端

德治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时代，应该是殷周之际。商周之交，殷商的统治接近崩溃的边缘，人们开始反思天命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怀疑天命对于统治权的必然的绝对性，而在政治事务中融入道德的理性原则。周公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夏、商虽然曾经受命于天，其结果之所以“不其延”的原因，正在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意思是：因为他们不敬重德行，才早早地丧失了从上天那里接受的大命。因此，尽管周公没有摆脱“神”的观念，但是他已经把政治得失点从“天”开始向“人”转移。强调不一味依靠“天命”而是依靠“人为”。认为只有施“德政”才能把民众治理好，才能巩固政权。在周公那里，“德”已经开始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大力宣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告诫统治者要以自身的道德品格来证明自己是“天”的合格代表，是天命的合法承载者。3.春秋战国大变革下的德治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奴隶制走向衰落、灭亡，而封建制正在萌芽、崛起的时代。在这种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诸侯割据，为争霸诸侯连年混战不休，社会政局动荡不安。人们在反思现实生活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天命神学进一步动摇，出现了重民轻神的思想。在思想领域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对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道德规范等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在德治思想方面也有了新的认识，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发展为较成熟的形态。孔子所处的时代，礼乐崩坏，为了医治千疮百孔的社会，孔子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开出了自己的救世良方——以“克己复礼”为主导思想的德治方案。

秦朝，秦王朝的统治者注重法家思想，焚书坑儒，儒家的德治思想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

4.两汉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鼎盛繁荣

因为秦朝的亲法家，苛政、暴政，不施仁政，导致秦朝很快灭亡，汉朝建立。汉朝建立后，刚刚目睹了秦朝“法治”统治的实践和结果，于是如何保持其政权的稳固便成了一个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初期为了恢复生产，采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但是，不讲德治的统治是不能长久存在的，离开了道德的制约，社会不能稳定发展。在广大儒生不懈努力下，德治学说终于被汉武帝推上了国家指导思想的宝座。至此，儒家学说正式成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其德治思想也随之正统化，神圣化。5.汉代以后德治思想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由于佛、道两教的兴起和普遍流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释、道三家在斗争中融合吸收各家思想，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为主，儒、释、道三家结合的格局。唐太宗曾经对前代实行德治与法治进行过比较和总结，他说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宋明理学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进一步发展时期。在理学家们的推崇下，封建纲常发展到顶点，德治思想被充分应用于政治中。

物质决定意识，人处于什么样的现实生活中，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由上面的德治思想发展脉络可知，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中国早期的社会、自然条件与政治形态决定的。是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政治实践中，德治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经过不同的统治者、政治家、思想家的加工改造，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二、古代对现代德治思想的影响

(一)现代德治思想 1.毛泽东德治思想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其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毛泽东德治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条基本道德标准来教育干部和党员。坚持以德建党，开展思想建党和作风建党。重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做到思想道德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以德育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2.邓小平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邓小平德治思想关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治国方略问题。它深刻反映了邓小平立足国情、面向世界、用于开拓进取的理论创新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宝贵思想财富和精神动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中国的德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正如党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二)影响和意义

经过近代以来西学的冲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儒家思想包括其德治思想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在不自觉的，隐性或显性的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同时中国现今法治建设起步很晚,在很多方面都不健全,这就更需要用道德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这些都使得传统的德治思想在现代中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首先，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认为君主和各级官吏应该是以德治国的基础和前提，是全民道德的楷模。而当今中国，官场道德沦丧，法制的不健全使得腐败和官员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这就急需加强全民的道德建设，让官员从自身做起，减少荒淫无度，弘扬道德正气，才能得到人民拥戴。

其次，德治法律思想蕴含了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深刻内涵，古代统治者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推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法律总是难免有漏洞的，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就需要道德的补充，只有不断加强道德建设，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不断走向前进。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必须配以以德治国,否则依法治国是无法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应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参考文献：

任福全等.中国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杨文霞.古代儒家德治论[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6 史富祥.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当代价值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肖杰.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与实践[J].石油大学学报，2005 陈宏.儒家德治思想的当代转型论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

自我评议：

85,语言精炼，观点鲜明，表达充分具体，较系统的阐述了德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及对当代的影响。缺点，有些地方欠通顺，思维欠清晰。

第四篇：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广告的影响

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广告的影响

摘要: 从中国传统思想对当代文化的影响入手, 分析了传统思想与现代广告的关系, 着重讨论了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家思想的境界与崇尚自然、禅宗思想的以心传心的思维方式对现代广告的深刻影响。认为, 把握住中国传统思想的精髓, 可以作出格调高雅具有传神效果的现代广告。

关键词: 儒家思想;禅宗;道家;现代广告

现代广告是运用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等科学知识, 塑造产品形象和企业形象, 指导消费者的消费活动, 培育新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的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这种社会文化现象天生具有浓郁的现代商品经济社会的价值观特征, 同时,广告存在于社会之中, 其语言及内容不可避免地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影响和制约。正如曹志耘指出,每个民族都拥有一些深植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 也制约着人们的语言活动 [ 1]。中国传统文化源源流长、底蕴深厚, 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理想人格、道德情感都至今对人们的实践活动有着很大影响, 必然会对现代广告产生一 定的作用。

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传统价值观是极其广博渊深的。从宏观上看, 持续影响民族文化并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主要是儒、释、道三大哲学思想, 三者互相融合补充, 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形态基础。其次, 墨、法、名、阴阳、纵横、诸家思想也对民族文化思想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所有以上哲学思想所包含的价值观念都对现代广告内容与表现形式产生不同深度的影响。O'Guinn, T.C.认为广告必须与一个民族传统价值观相吻合, 否则会遭到摈弃[ 2]。所以, 反映社会文化的广告不仅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接受,还可大大促进广告的功能。许多企业都力图把中国传统中的某些价值观念运用于广告, 增加广告 的文化底蕴与后劲, 消费者也乐于接受这样的广告, 从而更好地达到运用广告宣传产品与企业的目的。研究反映传统文化的现代广告, 有利于中国现代广告业的发展, 尤其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传统文化不但是中国广告走向世界的精神财富, 而且也是国际广告的文化基础之一。

一、儒家思想的影响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外观表现,包含”忠、孝、仁、义、礼、智、信”等内容, 注重”助人君顺阴阳, 明教化者也”。它对现代广告的影响更多地表现在其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一整套道德伦理方面的传统价值观。

(一)“仁”的精神 “仁者, 二人”, 体现人与人之间关心、关爱, 体现一种博爱的精神, 这种理念是现代广告经久不衰的主题。

捧出一片爱心, 献给千万老人, 这是云南制药厂的奉献。(云南制药)这则广告中的”药”已不是普通的东西, 而是和人的情感融为一体, 表达人与人之间, 尤其对老人的关爱, 这是儒家文化”仁”的思想, 反映了以己达人、民胞物与的观念。

爱立信公司的形象广告《父子篇》, 讲述的是:一位儿子周末例行公事地回家探望父母, 然后对父亲说要出去应酬, 父亲捧着报纸默默点头, 当儿子走到楼下无意抬头, 却见父亲正站在窗前注视他的离去。当父亲叹一口气, 准备戴上老花镜重新读报时, 儿子推门进来, 对父亲说: “爸, 今天我哪儿也不去, 在家陪您”。最后推出结语”沟通就是关怀”。这条广告最打动人之处就在于它所体现出的关怀触动了人们内心深处血浓于水的父子亲情关系。再加上其他两条广告所体现的主题——”沟通就是爱”、”沟通就是理解”, 组成了爱立信现象的完整主题。这个讲述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主题就是儒家传统价值观中所倡导的”仁”的精神。

公益广告《别人的孩子》的文案没有使用华丽的文字, 不去刻意说服, 而是让广告受众去联想、领悟, 去感觉、感动。

别人的孩子供给你一日三餐, 别人的孩子为你铺平道路, 别人的孩子会送你上班下班, 别人的孩子保护你远离危险, 别人的孩子救你于危难间,别人的孩子甚至为你把生命贡献。他只要一个机会长大成人, 就像你的孩子。

该广告创意的精彩之处, 就是用”只要一个机会”的主题体现了儒家中孟子”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生价值观, 用儒家倡导的博爱、奉献来体现人生价值, 用”仁”的精神塑造出一种真实的感动, 让藏于人们内心深处的爱和希望升华。

(二)“孝”的思想

所谓“孝”, 对儒家学说而言, 是指 “善事父母”。即尊敬父母, 侍从父母。受儒家伦理观中“爱由亲始”的影响, 中国人历来重视亲情关系, 讲究“血浓于水”, 这不仅包含着父母对儿女的爱, 更是儿女对父母的孝心。“孝”的情感, 是“仁”的精神的最原始基点。“孝道”是确定家庭伦理观的一个不朽的因素, 也是中国广告不朽的的主题。

妈妈, 我梦见了村边的小溪, 梦见了您, 梦见了奶奶。妈妈, 我给您捎去一样东西...威力洗衣机, 献给母亲的爱。(威力洗衣机)……

这则广告以“孝顺母亲”为主题, 不但表现了远离家乡的游子献给母亲的爱, 而且颂扬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美德” 孝心。广告语看似平淡,实则清新隽永, 蕴含着融融的亲情和幽幽的意境,自然能引起消费者的感情共鸣。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晖”, 如今, 轮到晚辈来显示他们的孝心了, 你有没有想到太阳神口服液呢?(太阳神口服液)这则太阳神口服液的广告语引用唐诗, 从晚辈对长者的孝心入手, 从感情上劝说消费者购买其产品, 很容易打动人的心。

“孩子孝爸爸笑”(飞利浦电须刀在台湾的广告语)该广告利用同音” 孝 和” 笑 相照应, 语言朴实, 含义深刻, 孩子的孝心换来父亲欣慰的微笑。

(三)“忠”的思想

“忠”在古代表现为盲目的“忠君”思想, 而在现代社会具有崭新的爱国主义意义。传递爱国主义思想的广告尤其能得到广大国人的理解与认同。儒家学说中的有为主义的价值观使得中华民族历来把国家、家庭的稳定、安定看得高于一切,追求美的历史形式, 把个人对社会、对民族的贡献作为人生的价值理想, 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高于一切, 把“施于民”、“能济众”的社会贡献当作行为的评判标准。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华民族传承几千年的” 大一统 的传统价值观。现代广告如果能艺术地体现中华民族” 大一统 这一根本的价值观, 其影响力度与影响范围将是不可估量的。

中国彩电大王四川长虹集团几代广告的发展状况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3]。20 世纪80 年代, “长虹”的广告语为“天上彩虹, 人间长虹”。“彩虹长虹”, 使人产生丰富想象, 优美贴切, 体现了彩电的特点, 但缺少彩电大王的企业形象特征。20 世纪90 年代初, “长虹”进军中央电视台, 广告语为“太阳最红, 长虹更新”, 语言气势有所增加, 但国有大企业的风范还是未得到体现。1994 年“长虹”将广告语改为“以产业报国民族昌盛为己任”, 既展 现了国有企业的勃勃雄心和民族责任感, 又展示了自己的实力, 而且还引起广大受众的心理共鸣。

在当今的广告作品中, 恰当地使用“中国”这个民族品牌, 不但能够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热情, 而且能达到使国人认同其商品的目的,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如以下广告均以“中国”为诉求点, 从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黑头发, 中国货(奥妮首乌洗发露);中华永在我心中(中华牙膏);中国人自己的中草药牙膏-中华牙膏(中华牙膏);中国人改变中国人的生活(美的空调);TCL-着想每一个中国家庭(TCL彩电);海尔, 中国造(海儿空调);非常可乐, 中国人自己的可乐(非常可乐)。

(四)“礼”的观念

除了对国、对民族、对家有特殊的情感之外,中国人自古尚“礼”。中华民族素来有” 礼仪之邦的美称, 礼尚往来, 是中国人之间的交际准则, 尤其是逢年过节, 相互之间更是要送上一份礼品, 以融洽关系, 增进感情。

礼重情更重, TANG 果珍。礼重, 新春之际,1 000 克果珍精装礼盒面市, 礼尚往来, 一个新的选择“情重”, 情意浓浓, 爱心片片, 果珍精美礼盒,一份浓缩的祝福。(TANG 果珍)该广告语巧妙地抓住了中国人最重视的传统节日——春节这样一个时机, 把产品塑造成为协助消费者了却心愿的情感帮衬, 切合了中国消费者的心理需求。

中秋节是我们的传统节日, 也是合家团聚的日子。每逢八月十五这一天, 家人聚在一起, 同吃象征团圆的月饼。一些国际著名品牌进入中国后也善于在广告中表现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成功地将其广告本土化。肯德基2005 年中秋节前在《楚天都市报》中推出的葡式蛋挞广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月到中秋分外甜, 让香酥酥的肯德基葡式蛋挞为团圆更添一份浓浓甜蜜。(肯德基)中秋之夜, 一家人团聚在一起, 一边吃月饼,一边赏月, 想象着“嫦娥奔月”的传说, 是多么幸福！肯德基深知中国人重团圆的传统, 以此为诉求点, 打动中国人。

二、道家思想的影响

道家的无为哲学以老庄为代表。“道”在老子眼中是一种广大无边的客观存在, 是一种自然状态, 恒久不变。庄子的“道”是自然发则, 是离不开自然万物而无处不在的。他们主张“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主张“无为而无不为”、“反璞归真”、“天人合一”等。在日益注重“回归自然”和“人性回归”的今天, 道家思想逐渐由潜伏的社 会思想状态而显现出来, 影响当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包括广告文化的形式与内容[ 4]。

(一)“天人和一”的境界

道家传统” 天人和一 思想, 表达了中国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崇高的理想人生境界。天高云淡, 一品黄山(黄山牌香烟)鹤舞白沙, 我心飞翔(白沙牌香烟)这是两则优秀的香烟广告。由于香烟广告直白表述受到广告法规限制, 广告主题只有通过艺术化景物描述, 通过描述一种人景交融、天人合一境界, 来传达一种优美的意境, 从而深刻地意会所要传递的广告主题信息, 即该种香烟品牌, 这是人境相融意会式广告代表之作。恰当地运用好人境相融意境描述, 可以创作出高格调的广告作品。

(二)“回归自然”的理念

道家“无为回归”的思想一段时间以来被当作“保守落后”的代名词, 随着科学进步、环境负荷日益加重, 人类不得不面临资源、环境和人口的种种压力。道家“顺应自然”, “回归自然”的哲学理念逐渐被国人重新认识, 并在现代广告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4 ]。

“保护环境、保护资源、防止人口过度增长”,成为国家倡导的公益广告的最大的主题。内容从计划生育的宣传口号到节约用水;从动物保护到禁止砍伐森林等, 各种形式的公益广告时时唤起人们“顺应自然, 回归自然”的价值心态。顺应自然是道家理想人格的一部分, 这一内容在现代文明提倡的爱护自然, 增强环保意识的背景下, 带着强烈的时代气息影响了广告的创意[ 5]。

绿, 来自您的手。(植树造林广告)绿, 象征着生命, 象征着青春的活力;绿, 使空气更新鲜, 使环境更美好。然而, 这美好的绿都是人们用双手创造出来的。那么, 大家都去植树, 都去造林吧” 水是生命的源泉, 节约用水, 人人有责。(节约用水广告)这则广告语从水与人的生命维持的角度来强调节约用水的重要性。“节约用水, 人人有责”已成为一句至理名言。

三、佛教禅宗文化的影响历史上, 文化精英士大夫们的思想深受佛教禅宗影响。禅宗主张“不立文字”、“以心传心”, 因而发展出一套禅的象征式语言来体验禅。“佛主拈花, 迦叶一笑”就是禅的象征式语言体现[ 6]。许多优秀广告作品采用了这种意会式禅宗语言的表 达方式。

标题: 拈花微笑, 画面: 一个中国少女和一个韩国少女, 两人面带清纯微笑, 广告词: 毋须任何言辞沟通, 只须微笑即可

这是韩国大宇公司在《人民日报》的一个广告, 该广告巧妙应用禅宗案例, 巧妙地把一种商业行为提升到一个精神交流的层面, 从而提升了品牌的文化品格, 甚至蕴含了中韩两国源远流长的友谊, 经济合作美好的前景。

中国申办2008 年奥运会的申奥广告片, 简单到就是“微笑”, 各阶层中国人无言的微笑, 传递着何等丰富的情感内涵, 热情、真诚、创造、激越、梦想、智慧……, 一个” 微笑 胜过千言万语的说教,真正做到了“以心传心”。

寒冷夜晚, 古老街景, 大红灯笼高挂, 身穿民族服装的小男孩, 呵着热气, 伸出舌头舔完碗边最后一圈黑芝麻糊, 伴随小贩一声“黑芝麻糊咧”。(南方黑芝麻糊广告)这则广告让人们一下找回童年的记忆, 获得童年乐趣, 达到高度情感共融。中国大多数人一向长于触类旁通的领悟, 而对抽象的逻辑思辨则兴趣不大。这样在设计广告主题表现时, 灵活借鉴和运用典型化、标志性、形象型、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哲理名言、艺术形象、文化典故、人文思想、田园风光、建筑格调等民族文化内容, 类比、衬托和强化广告主题, 形成与消费者良好的沟通意境, 促进消费者对广告主题的加深理解和记忆。

四、结

论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对现代广告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中国现代广告也从多方面反映出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通过探讨分析中国现代广告, 本文论证了一个道理: 中国现代广告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 它折射出本民族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体现中华民族思想的广告易为国人所理解和接受, 往往引起受众对商品的好感与青睐, 促使广告走向成功。

[ 参考文献] [ 1]

曹志耘.广告语言艺术[M].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 2]

O' Guinn T C.Adver tising [ M ].California: SouthWester n Co lleg e Publishing , 1998.[ 3]

李金波.长虹调整广告战略[ N].华西都市报, 19981124(6).[ 4]

肖建春等.现代广告与传统文化[ M].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2.[ 5]

白

光.经典广告语创作技巧[ M].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4.[ 6]

柯云路.显现的灵光# # # 柯云路谈禅与现代人生[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Abstract: Based on the inf luence of China's t radit io nal thoug hts on the co ntemporary culture, the paper makes an analy sis o n the relationship betw een t radit io nal thought s and modern advert ising.T hen it pro bes largely into the pr ofo und impact s of Confucianism's Lunli, T aoist School's tho ug ht s and it s love fo r the nature, and the Chan sect s's thinking modes on modern advert ising.A conclusio n if f inally reached that adhering to the po sit ive sides o f china's t radit ional tho ug ht s, modern ads w ith elegance and vividness can be done.Key words: Co nfucianism;Taoist School;the Chan sect;mo dern adv ert ising

第五篇：浅谈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企业管理论文

《企业管理》 结业课程论文

2011年11月30日

浅谈中国传统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影响

摘要：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体现出的管理思想，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和国际化的浪潮中不仅没有过时，反而迸发出勃勃生机。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管理思想来影响现代企业管理，并将之与现代企管的理论和方法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现代的企业管理将会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意义重大。

关键词：中国传统思想，现代企业管理，影响

引言

管理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自觉由无序到有序的一种活动。人类的管理活动从原始的氏族管理到封建的传统管理、近代的科学管理，走过了一个漫长的社会历程。在人类管理思想和学说的浩瀚烟海中，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千百年来，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辛勤劳动中，萌发、创造出许多卓异的管理思想，如：西周时期量入以为出的财政思想，秦汉初年的集权、限田管理思想，司马迁的经济放任主张，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王安石的经济改革政策，张居正的经济改革思想等等。他们无论是治国之道（宏观），还是治

生之道（微观），都内容丰富，脉络清晰，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结晶。

综观中国古代诸家的管理思想及理论不外乎是儒、墨、法、农、道之说的反映和体现。在社会历史进程中，对于如何管理和组织社会经济生活，它们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众说纷纭，学派沉浮。它们与当代某些科学管理思想十分相近。但同时它也有不少的缺陷和不足，许多封建的、落后与陈腐的观念与当代科学管理相悖逆，从而对我国当代经济转轨中的企业管理工作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一、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正面影响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古代思想家认为：“天地之性人为贵”、“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宣扬的就是朴素的人本哲学思想。把人视为现代企业最为核心和宝贵的资源，重视“仁”与“义”在企业管理中的运用，通过实施人才战略、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一专多能的复合型人才，让企业成为员工生活与工作的希望之“家”。随着知识经济的极大发展，企业的经营管理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知识经济所倡导的人本主义管理，其政策的出发点和目标都在于“人”，企业中“人”的地位不断提高。企业开始要求员工更广泛、更积极地投入企业运作，并通过员工不断的学习和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来达到企业繁荣和发展的目标。这种模式正在为越来越多国家的企业所采纳。

人的劳动主体性表现为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和自为性。现代社会的新型劳动方式使人的劳动主体性大大提升，自由自觉地发挥其创造能力已成为其主要需求。所以现代企业必须充分尊重员工的这种需求，在满足员工需要的同时达到员工和企业的双重发展。以人为本管理是适应人的这种变化的必然结果。由于以人为本管理产生于经济高度发展，又有民主、自由和科学主义传统社会，中国虽然有人本思想传统，但由于经济水平和劳动方式较为落后，又受历史上“人治”思想的影响，制度意识和自由意识不强烈，所以我国企业应结合实际慎重借鉴。2.人类社会协调的和谐发展观。《道德经》上说：“天地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说的是天地之所以长久，就在于能够让人生存，无私奉献。企业要协调、持续发展，也需要具备天地的“不自生”品德，希望能够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客户贡献能源，为股东谋取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并寻求这四方的和谐与平衡。尤其推崇“和谐”的企业发展观，认为和谐是一种稳定状态，是人类社会协调、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实现企业与社会、股东、客户与员工的和谐发展是现代企业最高的使命和追求。

构建和谐企业需要良好的精神文化，企业精神文化的形成在于和谐企业全体员工价值观念的转变、精神境界和理想目标的追求，企业精神文化需要企业在长期生产经营过程中逐步培养，企业精神文化强，企业和谐氛围就好，则形成企业团队班子有正气，队伍有士气，员工有志气，单位有名气，因此说，企业精神文化是构建和谐企业的灵魂。

3.“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的“入世精神”

现代化的管理模式迥异，有西方模式、欧美模式、也有东亚模式、南亚模式、南美模式等。各自的文化传统在其现代化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的现代化管理应该有自己的特色，儒家思想完全可以成为中国现代的一个文化资源和智力资源。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为21世纪竞争的根本力量。但是，科学家们惊奇地发现，现代科学却又表现出与中国古代科学的某种相似性。人们比较相对论、量子力学的结论与古代中国哲学，发现二者在时空观、本体论、宇宙起源、主客观关系等一系列问题上相似。如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所指山：“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是着重于研究整体性和自发性，研究协调和协和，现代新科学的发展，„„都更符合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科学对于现代科学发展，对于人类新的科学革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有生命力”。

二、古代管理思想对企业管理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或经济行为，它是一定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产物。由于历史上我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处于统治地位，加上封建社会多年的宗法专制统治，使传统的思想至今还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意识和行为，具体表现在：

1.重生产而轻流通的偏向

在中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影响下，中国的管理思想长期以来重农轻商，在管理上明确提出了农本工商末、“工商众则国贫”的口号，这种管理思想对中国社会发展和经济繁荣障碍极大，影响极深。它使中国历史上的流通领域长期处于闭塞和萎缩状态，无法对生产产生促进作用。

2.重伦理而轻科学的偏向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是以政治伦理为本的。因而历来不重视科学技术的研究。它们认为人是最根本的东西，精神世界的仁义修养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忽视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在古代管理思想中有一个基本概念，即主体人格的确立比知识的获得更为重要。管理伦理为质，管理知识为量，这种重道轻艺的倾向，使科学技术多高明也只是粗迹，不懂不为耻。这种儒家管理思想和行为的畸形状态，阻碍了寻求科学真理，改造世界的雄心和锐气。

3.重传统而轻变革的偏向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其根本原因是：首先，当维新者在管理意识上起来反传统时，却又常无意识地停留在传统之内，传统意识潜移默化地决定着他们的思考方向和界限。如：康有为从反孔到尊孔，章太炎从反儒到护儒。其次，历史上多次革新实践，革新者承担的风险远远大于继承传统者。商鞅、王安石、谭嗣同等许多著名改革家的结局告诉人们，宁求稳健而不务革新，可能是较明智的选择。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当代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从反到护，反则必险护则相安的历史教训和结局仍在一些企业的改革实践中重演。4.古代整体思维的笼统性对现代管理的负面影响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以整体思维见长，但由于它长期停留在混沌的整体阶段，且没有经过分析阶段，因而具有笼统性。表现在管理上，特别是企业管理中，缺乏精确思维，结果是成本核算讲大概，产品质量讲可以，市场分析讲可能，经营决策讲随便‘这样常常导致成本核算漏洞大、产品质量波动大、市场预测变化大、经营决策失误大的现象。结果是企业效益低下。

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科学管理是现代企业管理的必由之路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企业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现代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将其合理成分和西方现代管理思想的科学精神相融汇，再注入马克思主义管理观的生命血液，才能创造出新的科学管理思想。

老子的“无为而治”就是以道为核心。“无为”即“无违”，管理应遵循“道”的终极法则。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无为管理模式，放手让员工发挥各自才能，只根据客观规律，积极引导组织自然发展，最后到达水到渠成的目的，从而实现企业“无为而无不为”的战略目标。孔子说，“君子”使人也“器

之”，即量才录用；而“小人”使人也“求备焉”，即求全责备。儒家思想更适合于中层管理者，量才而用，各尽其才。战国末期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认为，君主应凭借权利和威势，保证法令的贯彻执行，以巩固君主的地位。他还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和君主权利，用严酷的刑罚来镇 压人们的反抗，以维护国家统治。法家管理以“法”即管理制度为核心，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法”思想——制度建设之道，“术”思想——制度执行之道，“势”思想——领导风格的借鉴）、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守法律的规定。法家思想适合于基层管理者，赏罚分明，调动基层劳动员工的积极性。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企业要振兴，都离不开探索和形成相应的管理之道，这一规律中外古今概莫能外。

结论

究天人之际，察古今之变，明存亡之道，晓兴衰之理。中国五千年历史给予了我们不竭的管理思想宝库。“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面对跨国集团的强势登陆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如何推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保持企业良性持久发展，成为颇受学界和企业界共同关注的课题。古代管理思想作为精神价值上的一种导向性趋势，在企业经营领域的价值效应正在日益凸显。把现代西方管理理念与古代中国管理思想有机结合起来，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之路，对于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具有不言而喻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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