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古代德治思想对现代的影响和意义
古代德治思想对现代的影响和意义
内容提要:
“德治”思想贯穿了中国历朝历代的执政史,无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治国模式始终焕发着勃勃生机。中国古代德治理论,有着其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的工具,作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让德治思想在新时代新形势下起到更加独到的作用,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保驾护航。关键词:古代德治思想 以德治国 社会主义新道德
正文:
一、古代德治思想
在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里生长起来的德治理论,也随着其赖以产生的土壤变化而不断变迁。早在夏、商、周之前,德治思想就已开始萌芽。及至商、周之后,德治的雏形“礼治”渐成时尚,至西周周公旦初步提出“德治”,而集德治思想之大成,最早系统论述以德治国理念的是孔孟。儒家德治思想被统治阶级采用和改造后,定型于西汉董仲舒,完善于包括了韩愈、朱熹在内的唐宋一来诸多思想家,作为主导治国理论历经时代洗礼而日臻完善。
(一)古代德治思想的演变 1.德治思想的起源
先王崇拜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现象,无论是统治者、思想家还是普通百姓,都将先王视作完美无缺的人格象征。而中国最初的国家是由血缘家庭脱胎而来的,这使国家一开始就具有伦理意义。维系宗族成员的伦理道德规范,成了政治的核心问题。在此条件下,每个人依据自己在一定血缘或政治关系中所担任的不同角色承担相应的道德义务;而理想的统治者应靠自己完美道德的示范作用,靠对子民的道德教化,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从而实现德治。由于先王崇拜的普遍存在和深远影响,先王被圣化为道德的先觉者和德治的楷模,“法先王”也就是要像先王一样实行德治。2.德治思想系统化、理论化开端
德治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的时代,应该是殷周之际。商周之交,殷商的统治接近崩溃的边缘,人们开始反思天命与政权之间的关系,怀疑天命对于统治权的必然的绝对性,而在政治事务中融入道德的理性原则。周公总结历史经验,指出:夏、商虽然曾经受命于天,其结果之所以“不其延”的原因,正在于“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意思是:因为他们不敬重德行,才早早地丧失了从上天那里接受的大命。因此,尽管周公没有摆脱“神”的观念,但是他已经把政治得失点从“天”开始向“人”转移。强调不一味依靠“天命”而是依靠“人为”。认为只有施“德政”才能把民众治理好,才能巩固政权。在周公那里,“德”已经开始被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大力宣扬“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德治思想,告诫统治者要以自身的道德品格来证明自己是“天”的合格代表,是天命的合法承载者。3.春秋战国大变革下的德治
春秋战国时期,正是中国奴隶制走向衰落、灭亡,而封建制正在萌芽、崛起的时代。在这种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诸侯割据,为争霸诸侯连年混战不休,社会政局动荡不安。人们在反思现实生活和政治实践的过程中,天命神学进一步动摇,出现了重民轻神的思想。在思想领域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人们对于道德的起源、道德的本质、道德规范等问题都有不同的观点和见解,在德治思想方面也有了新的认识,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德治思想发展为较成熟的形态。孔子所处的时代,礼乐崩坏,为了医治千疮百孔的社会,孔子在回顾历史的过程中开出了自己的救世良方——以“克己复礼”为主导思想的德治方案。
秦朝,秦王朝的统治者注重法家思想,焚书坑儒,儒家的德治思想进入了最黑暗的时代。
4.两汉时期儒家德治思想的鼎盛繁荣
因为秦朝的亲法家,苛政、暴政,不施仁政,导致秦朝很快灭亡,汉朝建立。汉朝建立后,刚刚目睹了秦朝“法治”统治的实践和结果,于是如何保持其政权的稳固便成了一个需要重新考虑的问题,初期为了恢复生产,采取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统治策略。但是,不讲德治的统治是不能长久存在的,离开了道德的制约,社会不能稳定发展。在广大儒生不懈努力下,德治学说终于被汉武帝推上了国家指导思想的宝座。至此,儒家学说正式成为封建社会官方意识形态,其德治思想也随之正统化,神圣化。5.汉代以后德治思想发展
在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由于佛、道两教的兴起和普遍流行,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儒、释、道三家在斗争中融合吸收各家思想,最后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以儒为主,儒、释、道三家结合的格局。唐太宗曾经对前代实行德治与法治进行过比较和总结,他说到:“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既见前王成事,足是元龟,今欲专以仁义诚信为治,望革近代之浇薄也。”宋明理学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进一步发展时期,也是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进一步发展时期。在理学家们的推崇下,封建纲常发展到顶点,德治思想被充分应用于政治中。
物质决定意识,人处于什么样的现实生活中,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观念。由上面的德治思想发展脉络可知,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中国早期的社会、自然条件与政治形态决定的。是中国古代地理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等综合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在中国两千多年漫长的政治实践中,德治思想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在不同时期、不同朝代,经过不同的统治者、政治家、思想家的加工改造,不断地变化和发展。
二、古代对现代德治思想的影响
(一)现代德治思想 1.毛泽东德治思想
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批判的继承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德治思想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途径和方法。其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毛泽东德治思想的核心。毛泽东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条基本道德标准来教育干部和党员。坚持以德建党,开展思想建党和作风建党。重视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做到思想道德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以德育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2.邓小平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
邓小平德治思想关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治国方略问题。它深刻反映了邓小平立足国情、面向世界、用于开拓进取的理论创新精神,是全党、全国人民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宝贵思想财富和精神动力。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对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科学扬弃。中国的德治思想是中国政治文化的根基。正如党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富资源。”(二)影响和意义
经过近代以来西学的冲击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判,儒家思想包括其德治思想早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在不自觉的,隐性或显性的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同时中国现今法治建设起步很晚,在很多方面都不健全,这就更需要用道德来调节人们的行为,这些都使得传统的德治思想在现代中国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首先,中国传统德治思想认为君主和各级官吏应该是以德治国的基础和前提,是全民道德的楷模。而当今中国,官场道德沦丧,法制的不健全使得腐败和官员不作为现象时有发生。这就急需加强全民的道德建设,让官员从自身做起,减少荒淫无度,弘扬道德正气,才能得到人民拥戴。
其次,德治法律思想蕴含了德治和法治相辅相成紧密结合的深刻内涵,古代统治者也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推动国家机器有效运转的。法律总是难免有漏洞的,在法律的灰色地带就需要道德的补充,只有不断加强道德建设,才能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事业不断走向前进。
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必须配以以德治国,否则依法治国是无法扎根于中国社会的。因此,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同时,还应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
参考文献:
任福全等.中国德治思想与政治实践[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 杨文霞.古代儒家德治论[D].中共中央党校博士论文,2006 史富祥.中国古代德治思想当代价值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10 肖杰.中国古代的德治思想与实践[J].石油大学学报,2005 陈宏.儒家德治思想的当代转型论析[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9
自我评议:
85,语言精炼,观点鲜明,表达充分具体,较系统的阐述了德治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及对当代的影响。缺点,有些地方欠通顺,思维欠清晰。
第二篇: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
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 正文: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韩非子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韩非子的思想理论对于现代领导科学产生着影响,也给领导者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与值得参考的思想理论,但是要明确的是,法家思想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参考,凡事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法家重视法律,这是众所周知的,法家思想中的“法治”是针对国家而言,等同于制度对于企业,“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韩非也已经不止一次的提起。谈到用人和管人,首先就要有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别人就会问了:你是凭什么管我啊?为什么我就要按你说的去做呢?这就需要用制度作为用人者管理的依据。这个制度未必就是经过所有人的同意,它只是一个依据,一旦有了制度,大部分人都是会遵守的,有极少部分人反对也是无效的。制度制定好后不能当成一个摆设,一定要好好维护以及运用,否则如同当今的社会,法律一直在完善,但是违法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来维护权益。
对企业管理来说,制度设计合理、运作有效,企业高效运作,员工士气高昂,企业蒸蒸日上。反之,内部协作困难,相互间矛盾重重,员工士气低落,企业每况愈下。许多企业在创业的时候,拼命抓机会,开阔业务,但忽略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结果发展到一定时候,公司业务反而停滞不前。所以对于在创业期或成长期的企业,及早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至关重要。
法律的制定与维护,在这个方面,法家运用的统治思想,这个并不能说它的消极与专政。法律是为所有人制定的,但是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
但是法家过重地看中“法”,它轻罪重刑的主张,轻罪与重罪同罚,这个有失法律的正义性。其实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这个当中也考量着领导者的尺度拿捏以及自身的能力。就好比有事迟到,却因为严格按照考勤制度而重罚该人,这种做法就欠妥当,领导者也是人,也是有思想的,不能因为有了制度而完全由制度去判断事物,否则这样既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又不能以法服人。
有位著名的用人者曾经说过:“哪怕拥有一个坏制度,也比没有制度强”。但是“德”是一个用人者首先要具备的资本,不管是对待事业、对待下属,没有德的领导就好像没有驾照的司机一样,即使你再怎么的熟练,也不能期望警察同志能对你高抬贵手。韩非子在《说林》上中曾提及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而不美。”对于用人艺术来说,美丑其实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韩非子提醒用人者需要注意的是:“行贤而去自贤之心”。你要用人,首先就是要别人服你,征服了下属,那么以后的命令也能得到更好地贯彻。一个领导者的关键在于修炼内功,而修炼最有效的手段便是“以德服人”。
牛根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因为“德”是制服人心地最佳武器。牛根生当初被迫离开伊利,卖掉伊利股票成立蒙牛时,原来
跟随牛根生的兄弟便一起投奔到了他的公司,这些人里不乏有伊利的重要人物。牛根生在外表上做出默默无闻的贡献,却在内心层面征服了自己所用活着将要用的人,这样成功的保证正式体现了韩非用人思想的精髓:首先就是要“行贤”,行为贤德。
领导者是组织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一般的成员。这就决定领导者的品德和才能要高于一般的组织成员,而不能混同于群众。这就要管理者在行为上做组织成员的榜样。一个组织中,人们往往模仿领导者的工作习惯和修养,领导者的行为有利于组织,群众会仿效;领导者的行为有损于组织,群众也会效仿。这种普遍存在的“向官”效应,决定了领导者必须牢固树立榜样意识,严于自律,在行动上为群众做出好的表率。最有效的领导方法是身体力行,而不是发号施令。
与其向你的下属呼来喝去,不如搬出一套严密的制度更有说服力。制度是一个团队所向无敌的保证,人治总没有法治让管理均具有神圣性。韩非在《饰邪》中提及:“明法者强,慢法者弱”,意思就是彰明法制的,国家就强盛;怠慢法制的,国家就会衰弱。制度和执行制度,是成功用人者管理团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建立了科学的制度,并严格依照制度办事,才能谈得上科学的管理,而且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必须力求完整全面。
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好的人才,安邦兴国,兴盛企业,作用不可估量;如果错用了人才,不仅会使办事效能大打折扣,还会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和上进心,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韩非子提及:“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祁黄羊任人唯贤的故事也一直被后人称赞着。其中也不得不提及一个问题,怎样来判断“名副其实”,韩非主张“循名责实”,也就是说考核一个人是不适合这个职位,是不是个人才,必须要在实践检查他们的工作成果。
有人反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化,但是换种思维想,物极必反,这个不单单是针对法家的思想而言,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经历了历史的洗礼,思想也再不断的改变进取,我们可以站在伟人的肩膀上,很好地运用他们的知识理论财富来贯穿与我们的现代领导中,而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它的弊端,这样不是更好吗?
人无完人,德兴兼备的人才毕竟是少数,所以就要靠资源来完善一个组织,包括它的制度,它的人才,以及领导者的领导,相信法家的思想对现在领导能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第三篇:老子教育思想对现代的意义
老子的教育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 中文5142何宁迪
摘要:人们从字面意义上理解《道德经》,故认为老子无教育思想,甚至认为老子思想具有反教育的倾向。事实上,老子的“自然”、“无为”、“行不言之教”、“常善救人故无弃人”等主张皆蕴含了值得珍视的教育思想。关键词:老子;教育;六步教学法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对老子思想的产生背景进行深入的了解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内容,更容易产生情感上的共鸣,更深切感悟思想。
一、老子思想产生的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急剧转型,动荡不堪,曾经皇权至上、王室独大的局面逐渐没落,取而代之的是“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以及“周室衰而王道废”的社会局面,“礼乐伐自天子出”的局面被“礼乐伐自诸侯出”所代替。井田制的瓦解,土地私有制经济的建立,百家争鸣的文化繁荣态势形成,对老子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春秋战国时期的经济发展状况
铁器的发明及推广。春秋初期,我国在冶铁技术上有了突破,制造出了适用于各类用途的铁器,至春秋后期,制铁技术进一步提高,铁器的质量大幅度提升,逐步被用于制造各种农具和手工用具,到了战国后期,铁器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推广和应用,铁器的应用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牛耕技术在农作中的应用。同样极大地提高了农耕效率。
农业生产效的提高,同时也带动了商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这使得当时社会的各类经济活动呈现一片繁荣之景,商品经济空前活跃,被井田制牢牢束缚着的各种力量被逐渐释放出来,个人获得了自我生产的机会,经济发展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社会大动荡、大转型时期随之到来。
(二)、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发展状况
第一,地主阶级的兴起及迅速发展壮大,将权利的要求进一步扩展到政治层面。
第二,社会环境黑暗,对政治清明的期盼呼声高涨。(《史记·秦本纪》亦载其事:“缪(穆)公卒,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舆(车)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针虎,亦在从死之中。秦人哀之,为作歌《黄鸟》之诗。”)第三,各诸侯国霸主逐渐意识到:要想使自身的统治基础得以巩固,只有得民心、顺民意才能完成。(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神赐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左传·庄公三十二年》)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发展状况
社会环境开放,为文化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春秋战国后期便呈现出了“百家争鸣”现象。加之边境文化和中原文化相互交流,文化不再为官府所控制。
二、老子教育思想概述
(一)、“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
老子崇尚“自然无为”,在教育上也同样如此。在老子看来,教育的目的或着力点是“辅”而不是“教”。老子指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六十四章)。教育的重点或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辅”,“辅万物之自然”。教育者的工作就是帮助受教育者开阔视野活跃思想、从而追求创新,也就是让受教育者的本性和潜能得到充分展现,帮助受教育者理想与追求得到实现,而即使是受教育者未来有所成就,教育者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的功劳。在这里,老子对教育之主体和客体的作用关系进行了界定,所提倡的是受教育者占主体地位的一种教育方式,以充分发挥受教育者之主体性和自然性。
(二)、“行不言之教”
老子崇尚平等、博爱、宽容的教育思想,倡导轻松、自由的学习环境和氛围,这些教育理念又促使老子提倡启发式教育,反对权威主义教育。老子提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道德经》第二章)。在这里,“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是老子教育思想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行不言之教”并不是不教育,而是要求教育者对被教育者不能有思想上的掌控,希望教育者不要以教师或知识的权威者自居,而是要帮助受教育者开阔视野、活跃思想,并培养受教育者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思想上,老子希望教育者不应直接地把“思想成衣”交给学生,而需让他们自己学会“思想服装”的裁剪,使学生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得以发展。老子启发式教育与苏格拉底的启发教育是一致的,即都认为“教师的功能在于帮助学生助产知识,导引知识。教师的任务,并不是要臆造和传播知识,而是做一个新生思想的‘产婆’。真理存在每个人的心灵中,但并不是每一个人能在自己身上发现真理,老师的目的就在于帮助他们发现真理。”
(三)、“为学日益,为道日损”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思想,也是老子哲学的中心概念。他的整个哲学系统都是由他所预设的“道”而展开的。“道”所展现出来的特性既是人类行为的准则,也是人类遵循的价值观。因此,“道”既是老子哲学体系中最本质的概念,也是老子要求人们去效仿和建立的一种价值观。然而,由于人的欲望等因素,人们的价值观容易出现异化,会出现背“道”而驰的现象,即使是教育也不例外。所以,老子指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道德经》第四十八章)。在老子看来,受人的欲望或物质主义冲击等因素的影响,教育容易产生异化——走上功利主义,成为人们获取利益、功名的工具或手段。老子认为,教育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历程,而不是实现物质利益的手段,它对于人就是一种充满意义的生活,而不仅仅是使人获得生存的工具或手段。在老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不在于其有肉体的生命,而在于其肉体的生命中蕴涵着具有无限超越性的精神。所以,教育一方面是当下的、可感的、具体的,适应现实的需要是其存在和发展的重要依据;然而,另一方面,教育作为满足人类自身需要的工具性存在,教育又必然具有超越性。所以,在老子那里,教育的目的和意义在于教育要超越知识异化,促进精神性本质的发展,这才是老子所强调的教育之本质。
三、老子教育思想的实践 我国著名教育改革家,全国特级劳动模范魏书生老师在教改实践中,在新的教育思想指导下以培养学生自学能力为中心,重观科学与民主,创造出一系列新的教学方法。六步教学法就是其中之一。六步教学法的基本内容包括以下六点。
(一)、定向。就是确定这一课的学习重点。例如讲《桃花源记》一课,生字有哪几个;词,虚词“焉”的用法,“妻子”“阡陌交通”古今词意的不同;句,这一课的省略句式比较突出,列为重点;译,哪一段是重点。还要理解作者在这篇文章里所表达的政治理想以及这种思想的局限性。
(二)、自学。学生把课文通读一遍,逐段翻译。不懂的地方,留待下一步解决。
(三)、讨论。前后左右每四人为一组,把自学中不懂的地方提出来,互相讨论;讨论也不能解决的问题,留待答题去解决。
(四)、答题。也是立足于由学生自己去解答疑难问题。由每个学习小组承担回答一部分问题,如第一组回答第一段中的疑难问题,第二组回答第二段。这样,疑难之处越来越少。然后由教师回答解决剩下的疑难问题。
(五)、自测。根据定向指出的重点、难点,以及学习后的自我理解,由学生拟出一组十分钟的自测题,由全班学生回答,自己拿出红笔来评分,自己检查学习效果。
(六)、日结。下课前,每个学生在自己座位上口头总结一下这节课的学习过程和主要收获,再不同类型的学生中选一两名单独总结,使学生接受的信息得到及时的反馈。
六步教学法以知、情、行、恒相互作用的规律为依据,重点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
知,就是使学生认识求知的重要,唤起求知的欲望。
情,就是让学生体验获得知识的欢乐和幸福。
行,是让学生了解自身学习活动的方向和规则,提高效率。魏书生同志总结出的“四遍八步读书法”包括:第一遍,跳读。第一步记梗概,第二步记主要人、事、物或观点。这一遍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1500字。第二遍,速读。第三步复述内容,第四步理清结构。这一遍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1000字。第三遍,细读。要完成理解和掌握字词句,圈点摘要,归纳中心这样三步任务。这一遍的阅读速度是每分钟200字左右。第四遍,精读。完成第八步分析写作特点的任务,速度不限。四遍八步读书法,旨在培养初中学生的阅读和思维能力。
这些教育经验,用现代的教育理论解释就是:变学生客体为主体,变教师主导为辅导,其实,都不如用老子的思想去解释更为精到:即“为无为,事无事”,“上无为,下自化”,“无为而无不为”,“太上,下知有之”,“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虽然老子思想已离我们久远,但老子的教育思想似乎没有因为时间的原因而失去其现代意义。用客观、公正的态度来对待道家的教育思想,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进而做出新的诠释和发展,这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将有很大益处。
参考文献
[1]专著——毛礼税,沈灌群.中国教育通史(第一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424.[2]学位论文——张娟芳.二十世纪西方《老子》研究.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5 [3]期刊论文——沈明明.“无为”,恰是老子的“作为”之道[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 7期.[4]期刊论文——陈静.道家思想的当代启示[J].世纪桥,2012 年第 3 期.
第四篇: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代管理学的影响
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对现在管理学的影响
——以儒家思想为例
摘 要:管理学是在西方文化基础上产生的,它不仅是一门纯粹的技术科学,更是一种文化,尽管中国古代学者并没有正式提出过管理这一概念,但其思想却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研究中国古代经典思想,分析其内涵,探究其优劣,古为今用,这对于探索建立完整的管理学的理论体系和带有鲜明民族个性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以及在现代管理中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古代经典思想,儒家思想,管理学
在古代中国,早就存在着一门关于管理的学问,它专门研究如何治国平天下的问题,自先秦至明清,历代历朝的学者、思想家、哲学家,几乎无不关心和高度重视并悉心探讨这个问题,虽然这门学问在当时并没有被冠以“管理学”之名,而是被称作“内圣外王之学”或“修己治人之学”之类,单从名称上看,确实很难一下子把它同管理学、特别是以企业管理为其主课题的现代西方管理学联系到一起,但是,从其研究对象和实际内容来看,根据现代学科分类的一般标准,它则无疑可以也应当被理解为是一门介于政治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边缘性、综合性的学问。
绵延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管理文化的基干。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准则,以和为目标,以德治国的思想是其管理思想的精髓,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儒家主张“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在个人的追求上,提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在认知和个人修为上主张“格物、致知和正心、诚意”,在个人和家国的协调发展上强调个人奋斗和家国利益的趋同一致,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追求的终极结果是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和谐统一,崇尚内圣外王和天下大同思想。因此,受儒家影响,中国古代的管理思想中既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积极入世追求,也有辄遇困难挫折就退隐山林、避于桃源自娱的消极遁世思想,这给古代的中国人提供了很大的通达权变的空间,因而也使得中国人无论在什么样的生存状态下都能活得适得其所。
一、儒家思想在管理人性观上的认识
儒家管理思想中的“以人为本”与现代管理学中的“人本管理”理念是相通的,二者都看到了作为主体的人的作用,并把人看作第一要素。儒学的人本思想,不仅与现代社会的精神并行不悖,而且对于现代管理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重人”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重人心向背,二是重人才归离,要夺取天下,治好国家,办成事业,人是第一位,故我国历来讲究得人之道,用人之道。人在管理资源中占首席之位。现代管理中,人是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是管理活动的客体,是一切管理活动的中心。任何管理活动的开展,最核心的都是管理好人。正因为如此,人本思想成为中西方管理思想发展的趋势所在,以人为本,尊重个人也成为一种优秀的管理文化。儒家思想中诸如“民惟邦本”,“仁者爱人”,“富民养民”的闪光思想,和现代人本管理形成一种契合,对现代管理有着深远的启迪意义。
对人性的认识是管理思想形成的重要理论依据。西方行为科学和中国传统人性理论对于人性的探讨大都是从人的自然属性展开的。西方行为科学先后提出四种人性假设:经济人、社会人、自动人和复杂人。并据此产生三种人性管理理论:X理论、Y理论和超Y理论。中国传统人性理论有儒家的人性可塑说(其中包括荀子性恶论和孟子性善论)、道家的人性自然
说、法家的人性好利说等。儒家的开山祖孔子最早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荀子和孟子都承继了这一“人性可塑”思想,荀子认为人性是好利多欲的,他指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里的“伪”并不是虚伪的意思,而是指性善是人为的。他又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若放纵人的本性,依顺人的情欲,就一定会出现争夺。因此,必须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才能使人们遵守礼法,从而最终趋于安定太平。
一般地说,人本观念它具有强调和谐、稳定与团体意识的特点。在思维方法上,与西方文化重分析、重规范、重个人不同,东方文化更重 综合、重整体、重亲情、重集体。从管理角度看,东西方管理理念两者互有长短,但并无优 劣之分。当前,西方人本管理兴起,说明了我们提倡学习应用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合理性。但同时我们也应学习代表西方文化精神的科学管理精髓,并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理论和方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历史任务。正如袁宝华同志所提出的:“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的原则,在学习运用中国古代 管理思想与国外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及时总结提高我们当代企业管理的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为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作出不懈的努力。
二、儒学中“礼治”的管理思想
“礼”是儒家学说的标志性范畴。主张使国家“立于礼”,力主推行“礼治”于国家管理过程,是儒家管理学说的本质特征。儒家主张以“礼治”的方式来实现国家管理,其实质也就是把管理本质地理解为组织;所谓“礼治”,就是按照“礼”的要求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和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儒家的管理学说,本质上是一种组织理论。
1,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首先是在于用“礼”来建构人群关系体系。为此,孔子和荀子先后都提出了“正名”学说,其实质乃是在人群关系体系即社会组织结构秩序混乱的情况之下,要求依据“礼”来实行对社会组织的重建或重构。所谓“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即意味着要通过“礼治”,使社会组织中相互差异的人们都按“礼”所规定的名位或名分,各就其位,各安其分,做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从而保证社会组织内部结构的有序性。孔子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荀子所谓“贵贱不明,同异不别,如是,则志必有不喻之患,事必有困废之祸。故知者为之分别制名以指实,上以明贵贱,下以辨同异。贵贱明,同异别,如是,则志无不喻之患,事无困废之祸,此所为有名也”,都说明了其“正名”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组织结构的有序化,以此恢复或提高其组织的整体功能。
2,以礼为治的组织管理模式,是在于用“礼”来规定人群活动模式。就此而言,“礼”具有组织行为规范的意义。孔子曰:“不学礼,无以立。”这就是说,一个不懂得依礼行事的人,就不能自立于社会组织之中,亦即无以在其组织系统中占有特定的位置从而作为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发挥其独特的和整体性的功能。这意味着,“礼”不仅是社会组织赖以产生其整体功能的客观依据,也是社会组织中各个成员赖以发挥其特殊功能的客观依据。但是,怎样才能使社会组织中的人都能自觉地遵守“礼”呢?孔子认为,唯有使“天下归仁”,“礼”才能真正成为人人都自觉遵守的社会组织行为规范,否则,“人而不仁,如礼何?”换言之,孔子在组织关系的协调上所特别重视的是人际间的感情交流,他主张通过人情这个调节器来协调社会成员之间以及成员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以“仁爱”(人际感情融洽)来求得“人和”(人际关系和谐)的带有浓重人情味的组织行为管理模式。
三、儒学中“安人”、“修己”的管理思想
以儒学为代表的伦理型管理思想可概括为“安人”和“修己”,如果用现代管理理论来诠
释,即以自我管理为起点,以社会管理为过程,最终实现“平天下”之目标。
1,“天地之性人为贵”、“以人为本”的思想。以人为本”思想在我国最早是由政治家管仲提出的,其本意是只有解决好人的问题,才能达到“本理国固”的目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基本上就是沿此传承下来的。我国古代思想家对人的行为进行了深入研究。如关于人的行为规律。孔武提出“人情之理,不可不察”。在管理中,要重视研究人的规律,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去满足人的欲望,办事情才能符合客观实际。关于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荀况提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的观点,强调人有掌握天时、使用地利的办法,如果放弃人的努力,期望天地的恩赐,那就太糊涂了。关于奖励和惩罚问题。认为要用赏赐去鼓励人们不怕牺牲,为国立功的精神和行为,用刑罚使干坏事的人害怕,并得到约束。关于群体行为和组织行为的思想,荀子指出:“人之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这里,荀子提倡的就是集体行为,他认为群体性是人类本性之一,人的生存不能离开群体。总之,我国古代十分强调以人为核心的各种群体关系,包括家庭邻里、社会、国家乃至自然界,它倡导的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对更大实体的责任。
2,“正人必先正己”的管理思想。中国古代管理非常强调领导者道德素质的重要性,崇尚“道德教化”和“正己正人”的管理方式。“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意思是端正自己与他人,成就物业为自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就是最佳的管理行为都应是以双向约束为基本要求的,不仅约束他人行为使之端正,同时也使自己的行为得以规范。先哲们认为,“正己”为“正人”的前提,如果连自己都不能“正”,岂能奢言正人。
四、古代经典思想与现代管理存在的差差异
“以人为本”“贵和尚中”理念等,管理者应将这些积极思想应用于现代生产管理过程中,当然,传统文化中也必然有不适合现代管理的思想,比如平均主义思想,重传统轻创新等管理者需要避免或尽力消除这些消极影响。我国的企业管理还处于不成熟阶段,需要学习西方先进理念,更需要将这些先进理念与传统文化的精华相结合,以便为将来形成我国自己的企业管理理论打好根基。
1.儒家传统管理重专制,现代管理重民主
在封建社会严重的宗法等级观念影响下,长期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专制型管理方式。现代管理主张让员工参与决策,通过员工积极地在决策、营销、管理、科研等方面参与活动,使每一名员工的潜能得以展示,能量得以释放,与企业同舟共济,将“藏之于民”的知识充分地发挥和运用起来,最终实现组织的目标。
2.儒家传统思想重保守,现代管理重变革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的自然经济管理一直占主导地位。一面是家长专制式的管理关系和纲常礼教,另一面则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守旧思想。这种因循守旧,知足长乐,处事退缩,不思进取的倾向至今仍深深影响着企业的管理思想和行为。现代管理则能够快速适应市场的变化,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事实求是,解放思想,不拘泥于条条框框,奉行机动灵活的经营方式。
3.儒家传统管理重义轻利,现代管理义利统一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提倡“利”,必然会危及“义”,从而导致乱天下的恶果。我们曾大力批判企业中“利润第一”的管理思想,排斥“物质奖励”的管理方式,这就从根本上压制了个人和企业对物质利益的追求。现代管理并不否认“利”的合法性。当然,当代企业重“利”,也提倡“义”。这个“义”,广义讲是精神文明建设问题,狭义说是社会主义企业管理主体伦理意识的建设问题。企业只有提倡合理的“义”和“利”,才能正确地解决好国家、集
体和个人的三者关系。现代企业应该把“义利统一”作为企业文化,传承下去,在获得企业利润的同时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4.儒家传统管理重均同,现代管理重个性
中国儒家思想是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但与柔性管理思想相比,恰恰又缺乏对个体地位的认同,它真正重视的是人所属的团体。柔性管理的职能之一就是协调,协调关系主要是从个体开始。我们应该承认个体的特殊性——他们有不同的志向、爱好和需要,有不同的性格、追求和态度,有不同的知识、技能和潜力。
五、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许多要素在现代管理中仍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包含着许多被国人认为不能违背的人生价值、处世态度、理念追求等等。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已渗透、扎根于中华民族文化之身。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的管理思想能独霸历史的领先地位直到永远。当历史站在工业管理文明大门的时候,使人们越来越渴望用一种科学的管理思想和观念来解决当代经济发展中企业管理体制、结构、经营方式等各种新问题,中国传统的管理思想中的一些负面影响已成为我国管理现代化的障碍,革除它们是当代企业管理者管理者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因此,只有通过对我国古代管理思想的解析、组合和选择,扬弃、革新其中陈旧、落后的部分,才能创造出新的适合中国特色的科学管理思想。每一个民族文化都有它积极的、合理的因素,都是世界文化财富的组成部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不是肯定某一文化或否定某一文化,而是应该站在一个高处,兼收并蓄,从现代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管理要求出发,博采众家之长,在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来丰富现代管理理论,推进东方管理科学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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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唐药隐.儒家语录.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43-50
[6]论语·为政
第五篇:我国古代的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的借鉴和指导意义
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对现代管理有什么借鉴和指导意义
信息工程系10级通信二班 姓名:付刚 学号:1041303058
我国古代相继出现了“兵家”、“儒家”、“道家”、“法家”等多种管理思想。管理是一种方法,从远古的“结绳而治”,到现代的工程控制,皆因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的需要而起。管理是一种文化,无论“图腾崇拜”、“行业禁忌”、还是“组织制度”、“品牌标识”,都同时具有工具属性和文化观念属性。管理与文化密不可分,管理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法家思想是我国古代众多管理思想里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支。它是先秦的一个重要学派,起源于春秋时的管仲和子产,形成于战国时期,衰落于西汉。因其强调“ 法治”,西汉以后被称为法家。
经过2500多年的荣辱兴衰,法家思想依然一起持久的生命力影响着后人,它在国家管理,公司经营,企业管理等方面依然有着巨大的应用价值。并和我国古代其它学派的管理思想一起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时至今日,它依然对我们的企业管理研究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先秦法家管理思想体系以价值论,历史论,人性论,知识论这四大支点为基石。法家治道以道为本。以强国为目标以法为行为标准,以势为运行力量,以术为操控方法,法、势、术亦相结合、三者互补,构成了法家思想的管理观。他们主张使用客观的,具体的,强制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罚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法家的管理核心是:以奖惩的强制性来求得公平并以此来实现其社会理想。法家治道的管理内涵是:具备把握管理对象客观化基础和执掌事物规则,来实施组织目标。
法家管理注重“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法家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法家通常较少理会人的道德修养和社会伦理准则,往往有“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之嫌,但其管理技巧却比其他各家都要丰富。在组织机构的建立、职位的设置、人员的选拔、授权、监督、考查等方面,法家提供了中国古代管理从理论走向实践的极佳范例。(历史上,法家代表人物大多有丰富的执政和管理经验。虽然这些人物所获毁誉各异,但法家理论却从未被遗忘过。)即便在今天,我们也仍能从中不断寻求启示。
人们在认识问题时,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状况,要看它的发展和将来;管理还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管理要像水一样,水普利万物而不争利,它虽然柔弱,可是其力量却强大无比。法家的管理思想强调法治,强调他律,强调法律的强制作用,强调集权的权威,强调管理手段的运用,强调尚贤。法家的管理思想追求效益,充满着强力、竞争、严密控制的倾向。
法家主张用客观的、具体的、铁定的法律,通过铁面无私的奖惩制度,进一步强化司法的威严和检查的力量,确保每个人在各自的工作位置都必须达到最高和最大限度的工作效率,同时对没有达到甚至是消极怠工、腐败浪费等现象进行最严厉的惩罚。管理的核心:以奖惩赏罚的强制手段来求得公平这一社会理想,赏罚的公正来源于可观的可靠的资料。法家管理思想存在的问题:远古时代信息的不发达,难以获得可靠的资料;在高压作用下,没有任何的人情味。长期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法家严格的法令制度无论是对古代的军事管理,人事管理还是现代的企业管理都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法家管理所注重的“法”、“势”、“术”,即管理制度、管理权威与管理技巧的完美结合,同时,它明确赞同“法治”而反对“人治”,主张时时事事都必须严格遵循既定的法令、规则,而绝对不能只依赖管理者的主观判断或个人好恶。以严格的奖惩制度来治理,避免了贪污腐败的误区。然而,它所注重的高压政策,没有任何的人情味。人们渴望被重视的心里的不到满足。长期执行这种制度必然会对人的心理和身体都可能产生麻木不仁的结果。
因此,要想让法家思想在现代企业管理中发挥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就要以公司实际为出发点,将法家思想与其它管理思想有机结合,最终找出适用于本公司的发展方略。
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吸收借鉴国外管理办法,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新的人文管理模式,这对于建设创新型国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传统的法家管理思想有着其自身独特的特点,将中国古代思想家的的管理思想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加以开发利用,使其再次焕发生机。这样,它将再一次向世人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魅力和不朽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