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对现代的法制建设的作用（推荐阅读）

第一篇：韩非子的法制思想对现代的法制建设的作用

浅议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对我国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摘要：“喜刑名法术之学”的韩非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有选择地继承、发展了先贤商鞅、慎到、申不害的治国理论，提出了以“法”为中心、“势”“术”为辅翼、三者结合的封建君主统治方略，以自己独特的理论方式干预和参与现实的政治运作，结下了硕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法治思想不仅在事实上为秦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韩非子法治思想价值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起源

(一)社会发展进化规律的要求

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喜谈道德、忌讳刑法。君主推行仁政会赢得仁德的美誉，推行法治则换来残暴的恶名。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韩非强调时代和社会历史的变迁性，呼吁因时制宜，随着时代和社会历史的改变及时更换统治策略，强调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旨在维护以地主阶级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更好地统治国家，因时变法、实行法治的主张建立在人口增长较快而经济增长相对缓慢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基础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变人治(仁治)为法治，推动依法治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建立

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人性论基础上的，对儒家、墨家、道家等思想进行批判、吸收的同时，又对前期法家“法”、“术”“势”思想进行系统整理才形成他的法治理。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核心：守法

“法”归根结底要体现君主意志和利益。其一，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利益；其二，法要体现和维护君主的权利；其三，法要由君主制定。法家坚持国家法律 的绝对权威韩非则强调守法的绝对性，不允许人们对法律的任何叛逆。他认为，法无论善恶，人们都要遵守，“法虽不善，犹善于无法”。在法家看来，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体现公利、公义的法是至高无上的。任何利益都要服从公利，任何行为都要接受法律评判，任何是非功过都要受法律赏罚。法高于人，守法是最高的道德。

(二).韩非子法治主张的实质

韩非认为，法是治理国家的一种公开的客观尺度。他极力提倡“法不阿贵”(《有度》)，“法行所爱”(《外储说右上》)，也就是臣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重视法在生活中的地位，主张“任法不任智”

(《大体》)。这是韩非法治思想的精华，值得我们汲取。但是，韩非的法治主张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有根本的不同。韩非的法治主张，实际上是维护君主专制的一人之治，缺乏必要的权力制衡思想和组织机制，因而徒具法治之名，而没有法治之实。因此，韩非所说的法治根本不能和现代所说的法治相提并论，它实质上仍是一种人治，或者准确地说是一种人治下的法治。韩非是一个主张法治的思想家，他并没有进入权力的核心，不具备制作法律的资格。但是他的主张却对君主的统治具有借鉴意义。其法治思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比较严肃的法制精神，但仍属专制制度的思想意识形态。(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境界

韩非子的法治境界即禁心、禁言、禁事，他公开排斥百家之学，防止其他思想观念妨碍人们

对法家思想的接纳和认同。在此，他企图通过法律的普及达到人们不仅要知法懂法，而且要执法服法的目的。韩非把知法懂法视为教育的唯一内容和动机，使普及法律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所以韩非的教育其实是法教，而德教被忽视了。法律从禁止的角度规定了做人的最低点，那就是不要做什么，然后才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力。因为道德所感召的恰恰是那些安纪守法、循规蹈矩的人。在阶级社会中，法律比道德更具有普适性。法律则规定了为人的时空限度，使人变得实际和真实。法家思想与儒家相比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和批判性。用带强制性的法律规定比用建议性的道德引导要现实和迫切得多。法律不仅可以杜绝君主以自己的好恶强加于国，而且可以使群臣为官廉洁、防止腐败。

三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评价

韩非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反映了战国后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愿望，适应了由诸候割据向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渡的历史要求，虽然仍带有阶级局限性和形而上学的错误，但是他的法治思想不仅在事实上为秦帝国的建立提供了理论准备，而且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于我国正在实行的依法治国方略仍具有借鉴意义。韩非的法治思想是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分不开的。当然，韩非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固然有利于法律的普及，但以法律为唯一的教育内容，显然不利于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的发展，不利于思想文化的繁荣。“播诗书而明法令”更是一种极端的高压政策，对思想的禁锢带有愚民政策的意味，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文化传播的倒退，应引以为戒。在韩非看来，大多数人不可能有自律，必须依赖他律，韩非根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并结合李惺、吴起、商靴等前辈法家的学说，在“慎赏”的同时，比商靴更系统地提出“以刑去刑”，以重刑止轻罪的学说，但是，这似乎从来只是一种理论上的理想境界，实际上很难达到。在“谁来操这个赏罚之柄呢？”这个问题上，在韩非的经验世界中，自然只能是君王一人而己。造法的权在什么人，变法废法的权自然也在那人。君主承认的便算法律，他感觉不便时，不承认他，当然失去了法律的资格。他们主张法律万能，结果成了君主万能。

四韩非子法治思想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借鉴意义

“明主治吏不治民”一一依法治理腐败，预防全民性腐败治吏思想是韩非子治国方略的一个重要内容，包含着丰富而深邃的思想。首先，以法治吏是治国的关键。其次，治国用能人，而不用贤人。再次，治国要以人性为基础。当下，官员的贪腐问题已成为百姓心目中的最大问题，已经严重损害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和声誉，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造成损害。根据统计，每年因官员贪腐给国家和人民财产造成的经济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党和政府将反腐败确定为一场决定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斗争，采取了许多措施坚决治理腐败。韩非子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以法治吏”的思想，并设计了一系列选拔任免、考察考核、奖功罚过、防奸止奸以加强君主对官吏控制的措施和策略。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以法选拔和任用干部，循名责实，按职责考核政绩，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杜绝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赏当其功，罚当其过，实行赏罚分明的公务员奖惩制度；以法治吏，依法治权，从根源上预防和惩治腐败等方面，均有很强的指导作用。

第二篇：韩非子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王 颖：《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008-12-05 12:39:37| 分类： 本科论文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王

颖

【内容提要】 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 键 词】 韩非子

法治

法

术

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非子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年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即将形成的形势下提出的，他的核心理论是通过加强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具体而言，韩非子的法治理论就是为封建帝王提供统治方法的。韩非子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法由君制定，法代表君的意志，法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韩非理想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的形式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121，“要在中央”是指立法大权归统一的中央政府掌握，这表明诸侯分权的政治局面即将结束，郡县制将完全取代分封制。“圣人执要”是说中央政府的权力，最后决定在皇帝手中，即实行君主专制。这种加强统治权的主张，是适合即将出现封建大一统的要求的，战国末期，诸侯争霸的局面已定，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已成为当务之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标志是君权，君权的削弱乃是中央集权的衰落，韩非认为君主应该“独断”，“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1]736君权不能相分，也不能下放，国君一旦下放一点权力，臣下就会得寸进尺，最终会连君位都失掉，因此，包括制定法律在内的一切大权都应牢牢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臣下应该依法办事，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种绝对的君权，成为我国历史上封建中央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在封建社会维护了国家的统治，因而韩非子的主张就自然而然受到秦始皇以及历代君主的青睐。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不单单是对前期法家思想的继承，更重要的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为“法治”思想赋予了新的特点。首先是“法治”思想的成文性和公开性，韩非子在《难三》篇中说：“法者，编着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1]868 “编着之图籍”是说法的成文性，“布之于百姓者”指的是法的公开性，因此看来韩非子所说的法是一种公开的成文法典。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老百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以成文的形式出现，韩非子主张“法莫如显”，要尽量让人们知道，以免不知法而触犯法律，做到家喻户晓。它是臣民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积极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制裁手段，这些都是法治进步化的表现。

其次，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和稳重性并重的特点。法是全国人们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随意解释，使法矛盾，前后不一致。保持法律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并不是意味着法律是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时期和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韩非子强调实事求是，法应该有其实用的现实性，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最终使国家达到富强的境界。进而，韩非子说提倡的法又是“着于官府”，“行于臣民”的“宪令”。可见它是一种君主的统治工具，是一种专制法。君主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权力但绝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阶级法反映了贵族与平民女之间不平等关系，而专制法则进一步提高了君主的地位，使他凌驾于群臣万民之上了。同时，韩非子所论述的法治中，并没有系统地拟定具体的法律条文，他只论述了法律的原则与基本内容，而这也是专制法的另一种体现。《二柄》说：“明主所导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1]111《定法》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如乎奸令者。”[1]906可见，法作为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落到实处，不过是德赏和刑罚两大方面，德赏用来奖励守法有功的人，刑罚用来惩罚犯法之人。

韩非子主张加强法制教育，彰明法令，使法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五蠹》中说：“明主之国，无国之文，以法为教；无先主之话，以吏为师。”[1]1067他想要全国人们都知法，懂法，不触犯法律，总体目标是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同时，韩非子主张执法时对臣民一视同仁，信赏必罚，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也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避大臣，善赏不遗匹夫。”[1]88可见，除了君主拥有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之外，所有的臣民一旦触犯了法律，都必须惩处，不管是君主的宠臣，还是达观贵士，都不得幸免，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1]88。而小民如果有功，照样得赏。韩非子所说的法，虽然在适用对象上有所局限，没有包括君主在内，但在执行上，则主张法权代替君权。它一方面比封建礼制更为独裁，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带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韩非子的法治的思想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后世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后世用法律约束行为，推动国家的发展，都是对韩非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韩非子思想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颗明珠，对现代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与时俱进，制备完整的法律体系

韩非子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虽然我们我处的时代背景与韩非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时代却在同样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方略，依法治国，首先有法，要立法，使法律在全国具有最高权威，将立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升为法治民主建设的主要任务。

2、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整个民族的法律意识的状况，对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韩非子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形式出现，“布之于众”，争取做到“家喻户晓”；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要学习法律。这种知法守法的思想，有助于国家秩序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今天我们仍应该将普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使人人都能自觉遵纪守法，不做违法的事情。

3、法不阿贵，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韩非子提出，执法过程要公正平等，赏罚及时，这对我们的现在法制建设有值得借鉴的一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执行法律取决于司法机关的活动，只有司法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取消凌驾于法律至上的各种特权，对干扰司法公正的一切势力绳之以法，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 陈奇猷，张觉.韩非子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0.[3] 郭丹，陈节.中国古代文学史专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4] 戴黍.“法”、“势”、“术”——略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8(5).[5] 王吉梅.韩非子法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7（4）.

第三篇：法家思想对现代法制建设的积极zuo用

法家思想对现代法制建设的积极作用

一、法家思想及历代对其评价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它形成于战国中期，先秦法家，一般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所谓前期法家，是指战国初期和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候国内进行改革的法家，其代表人物是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所谓后期法家是指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内进一步巩固政权，并争取实现统一的法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李斯等战国初期的李悝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撰成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较集中地反映了一些根本的封建立法思想。战国中期的商鞅，对变法和任法重势和重术作了理论上的论证，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他是法家思想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同时，主张“势治”的慎到和主张“本治”的申不害都对法家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国末期的韩非，继承和发展了李悝，商鞅等人的思想，形成了更完整的“法治”理论，成为先秦法家说的集大成者。韩非的同学李斯也属先秦法家，又是先秦法家理论在秦的实践者，人们称他为法家事业的集大成者。

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人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并不一致，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汉人司马淡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日：“严而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率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法家的缺点：“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到了宋代，苏轼说：“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然秦韩之治行于一时，而其害见之久运使韩非不幸获用于世，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清代卢文召认为：“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当圣道大明之日，其说之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于禁绝，若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但是，近现代以来，为法家伸冤平反之事，此起彼落，不绝于耳。这种现象的背景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之路。儒家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和宪政则提醒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我们“古已有之”的相类物，于是我们发现曾有过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严复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章太炎说：“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鸣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章太炎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他们的历史功债，并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批判人治，像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梁君超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自今以往，实我国法第一大革新时代也，新文化运动后，不少学者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认为法家思想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建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具有进步和革新的意义，台湾学者戴东雄则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指出“法家之法治学说，对于法的平等与安定性，提倡甚力”中国继受近代殴陆法，并非毫无历史的背景和理论上的渊源“甚至”应功于法家之法律成文化的法律观，他还认为“尽管中国法家与西洋的法实证主义起源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但二者皆有共同理论基础和相同学说”。

但是，并非所有近现代的论者都对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表示同情，肯定或者愿意放弃历代以来积累的否定评价。著名法学家梅仲协就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评论说：“我国二千余年来，政治之所以来纳正轨者，揆其原因，半误于儒家，半惑于韩非，”本不知法律为何物，而妄以法治为名而行其人治之实。著名思想家余英时也严历批评法家思想的“反智论”包括其思想专制，愚民政策和对于知识与学问的排斥。在《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一书中，法律史学者马作武说：“后世论者大都认为法家主张法治，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法治'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乃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法家所谓的法治尚末得法治真谛的皮毛。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马作武补充说：“所谓法家的„法治‟充其量不过是整套构建君主个人集权专制的手段，是最大最典型，也是最极端的人治，其法治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专制理论的基石。”

以上算是对法家思想做一简单介绍，并罗列历代思想家对其评价，可谓见仁见智，总的来说持肯定态度的不多，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古代思想特别是法家思想是否有意义、有价值，这种传统文化资源是否值得重读。正如有些法学家提出的“本士资源论”那样，我们从法家提出的诸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等朴素的法律观点中能不能发现，有利于当前法制建设的积极因素，或者说是正面价值加以阐发和吸取，从而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为当今会社会服务，笔者认为是完全有必要。

二、法家思想中的积极方面

（一）法的客观性：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认识到，法是用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公证准则，并因此把法比作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今者，吏民规矩渑墨也，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商君书》说：“法者，国之权衡也，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韩非更一步指出法不单是行为的标准，更是纠正不当行为的一种建设性力量。

（二）法的强制性：法家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备或“礼”等行为规范的重要特征，就是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后盾的，违法的结果，会遭到国家刑罚的处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会著于管府，尚罚必于民心。赏存乎奸慎法，而罚加乎令者也。”《管子》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弗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新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三）法与财产权确定：法家常提到法律的“定分止争”动能，用当代的话来说，便是界定产权，平息纷争等。《管子》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商君书》中有一典型例子：“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皆如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法家关于国家和法律的起源的学说，指出国家和法律的出现乃是针对原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中出现的问题，《商君书》详细论述，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生众而别险有务，则有乱，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多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证则莫得其性也。……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物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韩非子》在《五蠹》中把国家和法律的兴起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联系起来，说明人多物少是导致“乱”的原因，最早提出控制人口论。

（四）法与人民的利益：法家人虽然是“法术之士”但所提倡的法并非只是反映君主利益，在理想情况下，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管子》提出，立法应考虑民情好恶，以求“令顺民心”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正，《韩非子》进一步指出，圣人之治民，度其本不从其欲，其中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正如《商君书》中所指出法家追求的是“以刑去刑，刑去事成”法家思想的逐步实现韩非归纳了三个阶段，1、明主之国

2、至治之国

3、至安之世。

（五）法的平等适用：法家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主张，是与原有的别亲疏殊贵贱，“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秩序针锋相对的，《商君书》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病况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虽然过于极端，但法家关于法律公平等的思想作为思想本身，仍有其超越其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和价值。

（六）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法家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代表法家先驱人物的管仲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甚至提出“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类似现在的制度第一，总经理第二）”梁启超评论道：“就此点论，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商君书》也认为君主应受到法的制约，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故人君者，不可不慎也，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仪，此国之所以乱也，是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商君书》又指出“夫释权衡而断国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推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吸分，中程者赏之，欲公者诛之。《韩非子》说像尧舜这样的圣王是罕有的，而“以法治国，都是中等中能的治者成功治国之道：“且夫舜付，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坚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是千世乱而一乱也，抱法处势而待纣，千世治而一乱也，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韩非的另一段话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今上下之接，无父子之译，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社，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故法之为道，前苦而后乐，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

（七）法应公布、清晰、易明：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春秋时郑国的子产把刑书铸在铜鼎上并把它公开展示的方法，在于向人民保证法律定将贯彻执行，其运作将有高度的可预见性，再不会被官员恣意运用。《商君书》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故圣人立，而天下无死刑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是法官，史之为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商鞅认为，当人民掌握法律知识后，不但人民会懂得守法，连官员也会受到制约，不敢对人民作出违法的行为，这确实是法家对法律的公开性的意义的难得卓见。《韩非子》对于法的公开性则有以下的经典论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故法莫如显。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官不敢枉法，更不敢为私。”

（八）法的可遵守性：如上所述，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控，导引人们的行为，但如果法律要求人们做的事是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做到的，属于他们能力范围外的，那么这条法律便是注定要失败的。法家对此有一定的认识，《管子》指出立法时，须量民力，毋强不能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便于人所能为则事成，令于人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因此，统治者不能贪得无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统治者应，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韩非子》也有类似见解：“明主立可为之赏，没可避之罚。”

（九）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讯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韩非子》指出：“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治大国而所变法，则民苦之，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韩非又把法律比喻为镜子或者度量衡，故镜执法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他批评申不害在韩国制定新法时，没有废除原来的故法，造成故新相反，前后相悖的问题，证明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法家反对法律频频变更，但是不主张法可以不顾社会变化而一成不变，而是主张“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十）法不应溯及既往：如果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引导人们作出应作的行为和阻吓人们作出不应作出的行为，那么赋于法律溯及力便是值得质疑的，法家早期对此早有认识，《管子》说：“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于之也”，“令未布而罪及之，则是上妄诛也”，后来的法家对此也有论述，在此不再举例。

（十一）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强调必须保证如有人作出了法律规定应予以奖赏的行为，他一定真的得到规定的奖赏，如有人作出了法律规定应予以惩罚的行为，他一定要得到规定的处罚，这样便能取信于民，法律指导人们行为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人们可以清楚地预见到他们或别人的行为的实际后果。《商君书》指出：“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韩非子》曾讲过一个故事，旨在说明使人民相信犯法者必受惩罚是多么重要，“董阏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盲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三、结论

除了第二部分谈到的法家思想中积极因素外，法家思想中，还存在愚民政策，压制议论，文化专政，极端君权，片面法律观等缺陷或不足，那以我们面对法家和其思想对时，我们该做出怎样的评价，然后我们更好地利用这些文化遗产，还是不顾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对他们责备求全，法家思想自萌芽产生到发展并成为一个思想体系，历时数百年，至今已有二千多年，虽然有关的概念和原则是用二千多年前的古文表述出来的，但今天看来并不陌生，在今日世界，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国的国民可以看到并看懂自己祖先在二千多年前写下的，在当代仍有价值和意义的关于法的观念的文字？为此，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是应该感到振奋和自豪。

二十世纪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法律的道法》一书中指出，法的事业是以规则来控制人们的行为，而如果法要达到这个目标，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以下八项要求：

1、法须是有普遍选用性的规则；

2、法须公布；

3、法不应有溯及力；

4、法须能为人明白；

5、法不应有内在矛盾；

6、法不应要求人们作其能力范围以外的事；

7、法不应朝令夕改；

8、法必须贯彻实施。这个由一位二十一世纪西方法学顶尖人物提出来的理论与我国二千多年前法家人物对于法的认识，有惊人地不谋而合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富勒提到的八点，都可以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法家学说中找到。

基于本文第二部的分析，我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有些法学家所谓的形式上，浅度证法论观的。它对我们现代的法制建设应该是有着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指导作用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法系萌芽的关键时期，当时法家对于法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和多方面的思考，由此产生的对比性质，功能特点和逻辑的认识，是有普遍意义的，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甚至是值得后人骄傲的，今天，当我们在中国建设现代法治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先人在中国的法治道路上曾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能从中得精神上的鼓励，对于法家思想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原自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值得凉解，总之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对法家思想甄别，吸收，充分有效地利用好这个民族文化宝库中的明珠，达到故会今用的目的。

第四篇：韩非子管理思想

韩非子管理思想

班级：10会专五 姓名：韩觉锐 学号：100322522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此前各位法家思想家如申不害、慎到、商鞅等人的思想，而且也广泛吸取了儒(荀子)、道(老子)、墨(墨子)等学派的精神成果。兼容并蓄，深入的思考和清晰的表达，铸造了韩非子管理(治世)

思想的独到价值。

一、韩非子的管理思想概述

和所有的法家思想家一样，韩非子也是旗帜鲜明地把富国强兵作为国家管理的直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韩非子提出了

如下管理原则和手段：

首先，构建权责明晰的层级关系。韩非子认为，君主的责任就是选好官员，并以赏罚加以督察，而不是事必躬亲，事事亲力亲为，即“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以下引文，未注明出处，皆出《韩非子》)因此，韩非子明确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认为“圣人不亲细民，明主不躬小事。”这才是当好君主的策略。在此基础上，政府的管理应当进一步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有智慧的最高管理者，只要掌控住包括权力枢纽在内的原则性的东西，则自然会使下级各部门围绕基本原则与要求开展工作。上级把握原则，下级处理事务，一切都由此而井然有序。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超五帝，侔三王”的伟业。

第二，依靠法治。法治的思想是包括韩非子在内的所有法家的核心思想。按照韩非子的理解，法是管理国家的基本手段，即“法者，王之本也。”国君如果能够依赖法术治国，则国家富强，反之，国君如果放弃法治，则国家的管理必定会陷于混乱：“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不仅普通君主如此，即便古来圣王，其在管理上取得的成功，归根到底也是因为依靠法治。因此，中常之主，只要遵守法制管理国家，就可以维护国家的安定：“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使中主守法术，则万不失矣。”

第三，执法必须强势。执法是推行法治的关键，因此，必须强力而彻底。一方面，必须毫不留情、坚决果断地打击那些违背法令、胡作非为的豪强和权贵，即“法不阿贵，绳不屈挠„刑过不避大臣”；另一方面，官员在执法时要有强直的品格，即“能法之士，必强毅而劲直，不劲直不能矫奸”，“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第四，厚赏重罚。韩非子认为，君主推行法治，所依赖的基本手段或工具就是赏罚，他称之为“二柄”。因此，“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厚赏有意外之喜，因此能真正有效地起到劝善的作用；而严刑重罚就好像是让人面对一块烧红的金子一样，即便充满欲念，但也不敢伸手去拿。在此基础上，韩非子还提出了“重轻罪”策略，即通过加重对轻罪的处罚，而防止百姓犯轻罪。轻者不至，重者不来。这便是韩非子所谓“重刑止奸”，“以刑去刑”的思维。

二、韩非子管理思想的价值

韩非子管理思想的大致轮廓略如上述。从今天的角度来看，韩非子管理思想仍然有很高的借鉴价值。

第一，韩非子所提出的一些具体的管理技巧和管理艺术，仍有现实的借鉴价值。例如他关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善用刑赏二柄的主张，和现代管理的精神就十分相近；他的术治思想所体现的领导艺术，也值得领导者学习体会。

第二，韩非子的一些寓言和比比皆是的格言，也有极高的管理提示价值，有助于管理者整合各种相关的管理思想和管理技巧，进而提高管理水平和效能。例如守株待兔、郑人买履、买椟还珠、狗恶酒酸、画鬼容易画马难、滥竽充数、自相矛盾等等。

第三，韩非子是中国思想史上最早比较系统地论述人性恶的思想家，虽然其思想难免偏颇，但是，他对人的逐利本性的观察和论述，应该说，是深刻而犀利的，颇能发人深省。2000多年后，欧洲的傅立叶才有了类似的论述，这让人不能不感佩韩非子

智性之高。

第四，最重要的是韩非子的思维方式带给我们的启示。其一，韩非子的整个行文和论述，体现出目标明确，而整个思维又紧扣目标的清晰脉络。也许正是因此，我们在读韩非子时，才一方面有犀利痛快之感，另一方面又有明显的偏狭的缺陷感。但不论怎样，韩非子所展示的恰恰是追求事功者最典型的思维方式，对于今天的管理者而言，这是值得认真借鉴的。其二，重赏重罚、以刑去刑的思路。法家重赏重罚的主张和他们在变法实践过程中的严刑峻法使得法家留下了刻薄寡恩的历史形象，但事实上，法家的以刑去刑使得多数人成了守法的良民。其三，韩非子在系统论述人的逐利本性的基础上，为管理确立了一个真正具有可操作性的基本目标，这便是让每个人都成为不做坏事的守法之人，而不是像儒家倡导的那样，让每个人成为有道德的好人。应当说，儒家的目标是一个理想化色彩极浓、管理难以完成的设想，而法家的目标则是现实的、管理可以完成的任务。在管理思维方面，儒法是完全不同的，但却是可以互补的。汉代以后，阳儒阴法的策略便成为一种主流的统治策略，标志着古代管理思想的真正成熟。

总之，韩非子的思想是一座常读常新、取用不尽的管理精神宝库，值得我们不断学习和珍惜。

第五篇：韩非子法治思想

韩非子法治思想及其历史影响刍议

杨璞玉

滕海滨

（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宁夏银川

750021）

摘 要：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以法为主，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体系。韩非子法治吸收了老子的道本论，继承了荀子性恶论思想，总结和发展了先秦法家思想，其法治思想在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有着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本文从韩非法治思想的内容、来源入手分析其历史影响，以期为今天和谐社会的发展提供方法。

关键词：韩非子 法治 理论来源 历史影响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汉朝以来，虽然儒家思想开始占据社会政治的主导地位，但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却呈现出了更为明显的儒法合流趋势，因此，法家思想并没有退出社会政治舞台，而是依托着儒家，通过儒法互补，在历史的长河中体现着其应有的思想理论价值，于今乃于历史发展的未来，都有着可资借鉴的启悟方面。当然，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也有其局限性，这就要求我们要具有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的品质，让有进步意义的优秀思想传承下去，以成为我们社会不断探求进步和发展的动力和方法。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及其理论来源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身处战国末期，诸国争雄，战乱不断的时代背景下，所以其思想的落脚点就是要富国强兵，最重要的方法就是要以法治国，这也是韩非子思想的[1]核心内容，他认为“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突出表现了法治对于富国强兵的重要性。其法治思想基本内容就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抱法”：法令乃衡量民众行为的客观尺度，它必须公开、详实、稳定，尤其强调要公开。韩非子认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要使“境内卑贱莫不闻知”，制定法令必须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2]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并且法令要“法莫如一而固”。即法令必须要简省明确、内容详实、言以服人、稳定如一，这样民众守法就不会有争辩，儒生就不会钻空子，君主就可以用法令治理国家。

第二，“行术”：实行“刑赏二柄”，遵循“法不阿贵”的原则。韩非子说：“无威严之势，[3]赏罚之法，虽舜不能以为治”。他认为没有权势和赏罚规则，即使是圣人也无从治理国家，[4]并且赏罚要遵循“赏不加于无功，而诛必行于有罪”。君主利用好赏罚工具，就能使臣民忠实于他，这样就可以达到“制”民、“御”民的目的。在推行刑赏二柄时，不能有等级差别，即要“法不阿贵”。《韩非子·有度篇》曰：“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

[5]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在韩非子看来，惩罚不能偏袒权贵，行赏不能遗漏百姓，君臣百姓之间要不避亲疏，不分贵贱，一断于法。收稿日期：2010-12-29 作者简介：杨璞玉（1989-），女，汉族，宁夏吴忠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外国哲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东方哲学；滕海滨（1969-），男，汉族，山东烟台人，宁夏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的相关研究。第三，“处势”：强调“重刑”是韩非子“造势”的最重要方法。他认为君主应该推行“明

[6]赏严刑”的赏罚方法，因为“夫民之性，喜其乱而不亲其法”，对这些“喜乱”之民，就无须讲仁慈和恻隐，也不该指望他们能自觉向善，因此，君主就必须用重刑让他们慑服于刑法、忠实于君主，也就是韩非所说“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的重刑罚虽然残忍但却是治理国家的长利之道，它能够维护和巩固好王权，始终保持君主至高无上的地位。

上述三者抱法、行术、处势联系非常紧密，韩非子认为“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

[7]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没有权术，虽有权势和法令则无法知道有奸臣；没有权势，法、术就无法实行；最重要的是没有法令，便会无规则以行事。因此韩非子认为这三者之中，法最为重要，术、势则是以法治国的方法，所以他强烈宣扬用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结合的法治思想来治理国家。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

韩非子法治思想产生于战国末期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家思想为他的法治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活水源头。他的思想是虽出入各家，但又不同于各家，韩非子在对诸子思想继承的基础上又对他们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改造和发展，形成了其系统的法治理论体系，这主要体现在其对本体论、人性论以及前期法家思想三个方面的继承和发展。

1、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法治思想的本体论基础——对老子道本论的扬弃 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就必有其思想体系的哲学基础，否则就是空中楼阁。韩非子博大精深的法治思想体系也有其坚实的哲学本体论根基，即韩非子所谓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这是对老子道本论思想的继承。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是“道”，他一方面认为道是万事万物产生的本源及存在、发展的本质和依据；另一方面主张“道法自然”，将道和以道为依据的万物的特征和存在状态归结为“原本如此”之“自然”。韩非子继承了老子的道本体论，他

[8]说:“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物之所稽也。”并且他认为道与法的关系就是“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即道为法的理论支撑和本体依据，法的存在皆合道性，乃出于自然，道的统一赋予法以形而上学的保证，使法获得了神圣的意义。

与此同时，韩非子发展和改造了老子的道本论，他引入了“理”的范畴，并由此引出了道君同体的思想，这就为他的以法治国的政治思想找到了哲学依据。他认为万物都有其“道”的特殊性表现，即“理”。他说：“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黑白之谓理”、“万物各

[9]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道理相应”，“理”和“道”的关系就是特殊和一般的关系，道通过具体实在的“理”表现出来，如此，则韩非子的“道”便消解了老子的“道”的玄之又玄，这正是韩非子对老子的玄虚的“道”的一种扬弃。然而韩非子“以道为常，以法为本”的本体论最终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他提出道君同体的思想，宣称“道”只能为君主所掌握，英明的君主只要掌握了“道”，就能够知道万物的根源和成败的缘由，他赋予君主以道的高度，认为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和地位，君主与臣民的关系就如同道与理的关系，所以君主要无为，而使臣民无不为，君主只需掌握法、术、势，从而达到统治臣民的目的，这其实就是“缘道理以从事”。韩非子的法本体论最大程度的为其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法治思想提供了哲学依据。

2、韩非子“好利恶害”的法治思想的逻辑起点——对荀子性恶论的继承与超越

韩非子师出荀子，深受荀子“性恶论”思想的影响，他们身处征战不断的战国末期，如何能富国强兵成为了他们各自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的出发点都是主张人天性好利恶害，但却走向了不同的思想学派，因此，可以说师徒两人是同出一辙并又是殊途同归的。这就表现在了韩非子对其师“性恶论”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两方面：

首先，韩非子继承了荀子人性本恶的思想。荀子认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人“生而有好利、生而有疾恶、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10]，荀子将人性之恶归其“本始材朴”的本能欲望。关于人性，韩非继承了荀子“人之性恶”的基本思路，提出“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人无毛羽，不衣则不犯寒。上不属天，而下不属地，以肠胃为根本，不食则不能活，是以[11]不免于欲利之心。”，韩非认为人都有求生存的本能，这种本能决定了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以韩非子思想的出发点与荀子是同出一辙的。

其次，韩非子人性论思想更有价值的则是对荀子思想的超越。荀子虽承认好利恶害是人的本性，但他仅仅看到由此导致的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等负面影响，没有看到人趋向欲利所暗含的正面作用。他强调要通过“化性起伪”使得“人人皆成尧舜”，即通过后天的教育和学习使人性向善。而韩非子则深化了对人性之恶的认识：一方面他拓展了荀子对人性的价值评价，认为人的自利除了有其负面影响，更重要的是还有其不可小视的正面作

[12]用。他说:“人臣挟大利以从事”，即人的自利可以通过君主的“刑赏二柄”促进人积极主动的自为，让臣民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最大程度的获得他们所求，从而达到国家的有序治理；另一方面荀子的“性恶论”始终是维护儒家道德礼仪的，他有着和孔孟相同的价值倾向：对仁义的敬仰、追求和肯定。所以韩非子批判荀子的“礼治”，他认为荀子思想脱离了实际，“礼治”不是治愈社会混乱的良药，人的恶的本性不会因为礼仪教化而转向善，只凭借人自觉的道德约束来维系社会生活、结束战乱是靠不住的，因此韩非子强烈主张不务德而务法，法出于道之自然，而礼乐教化纯系人为，并坚信惟有强力的法治才能够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3、韩非子抱法、行术、处势不可一无的法治思想体系——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和发展

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法治思想必然离不开对先秦法家思想的继承和总结，他深刻分析了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商鞅“抱法”、申不害“行术”和慎到“处势”的法治思想，认为他们的思想“皆未尽善也”。商鞅主张抱法，认为君主要“秉权而立，垂法而治”[13]，才能国富兵强，韩非子认为抱法却不行术，君主则“主无术以知奸”，帝王集权就会旁落；申不害强调行术，认为君主必须用术隐藏个人好恶，以免臣民偷窥到君主想法，才能统治住臣民，韩非子认为“徒术而无法”，则不能给群臣百姓提供客观的行为准则，就会造成[14]“臣无法则乱于下”；慎到主张“处势”，他认为“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所以君主必须以势服众，韩非子批判其只“重势”而无“法术”，如果君主之势不结合行之有效的实践准则和方法，那么君主的权威则得不到巩固和维护。

韩非子分析这三者思想虽未尽善，但其却相互补充，联系紧密：“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君主“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三者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所以他总结了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坚持以法为主，同时又必须兼顾行术和处势，这样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为最终目的的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有机统一的法治思想体系。

总之，韩非批判总结了先秦法家思想，形成了法家思想内部的优势互补，不仅如此，韩非从更高的理论层面上，为法家思想建构了本体依据和心性依据，形成了一套道法统一、道理相应、法与性恶相互对待的完整的法治思想体系。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韩非子法治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论是对其所处的时代还是对后世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影响包括进步性和局限性两方面：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的进步性

从政治功绩方面讲，韩非子提出的法治思想内容强调抱法、行术、处势，其所抱之法要“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其法有着之前法令所不具有的完整性和强制性，这为秦朝的法治化发展提供了有效的成文依据，也为以后的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成文借鉴；行术之术指出要秉持“刑赏二柄”、“法不阿贵”的品质，要求“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诚有功则虽疏贱必赏，诚有过则虽近爱必诛。”韩非子所指法律必须是人人平等的包括王权贵族，使得民众在心理上的心悦诚服的去服从法令，这在当时封建宗法等级森严的背景下具有着革新的精神和魄力；处势之势虽有重刑，但却力图极大程度的集中权力于君主、巩固君主专制、保护中央集权，实现了秦国的富国强兵的目的，这对其所服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政治目的来说，有很强的务实性和功效性。总体上说，在战国整体上战乱不断的历史背景下，韩非子法治思想对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具有突出的进步意义，可以说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方案做出了贡献。

从思想文化方面讲，韩非子集先秦法家思想之大成，有机结合“法”、“术”、“势”，将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不断完善，使法家思想系统化，尽显法于平治天下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使源远的法家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得以流长，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即使在秦王朝灭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虽然没有成为后世中独立存在的主流思想，依然以“儒法合流”的方式得以延续，中国历代王朝表面上秉持的是以儒之礼乐德教治理国家的理念，但内涵却建立在法治基础上，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了两千年以上。法家的治国思想与儒家的思想融合，形成了德礼刑政并举互补模式，成为中国数千年封建统治最基本的政治[15]模式。在思想观念上，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诸家思想的较量中，弥补了儒、道等观念主义的思想所存在的缺陷，相比于诸子百家，他的思想更符合现实要求。

虽然韩非子法治思想有其进步性，但它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受其历史局限性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弊端。

（二）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局限性

首先，韩非子过分强调重刑，夸大法律的作用，忽视了人的权力和尊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主张君主应利用重刑造势，用严刑峻法来控制和制约人自利自为的本性，达到“去刑”的目的，所谓“刑重者民不敢犯”，这样君主才有足够的权势统治好国家。“民智无用”是思想在韩非法治思想中贯穿始终，人民只是君主统治国家的工具，这便为重刑提供了存在的依据，而重刑主义本身严重的践踏了人的人格尊严，它是不得人心的，加之法律也不是完全被动的被人服从的，因为人是有主动行为的，极端的重刑使法律失去了公平公正，这样的法律就不会被人民心甘情愿的拥护和服从，更何况法律的作用也没有大到可以独立解决一切问题的份上，因为任何法律都离不开人的运作，正如王伯琦先生所说“韩非之论，始终任法，把人的因素，一笔勾销。„„倘说有了治法，不必要有治人，那是把白纸黑字的法的力量看的太大了”[16]。所以韩非子的法治思想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暴虐的重刑使世间天怒人怨，众而叛之，最终导致秦朝的灭亡。

其次，韩非子法治思想对道德价值缺乏足够的尊重，与中国传统农耕文明相背离。韩非子法治思想过分重视法的客观强制性，但忽视了对道德价值的尊重，早在法家思想成为主流思想之前，就有儒家所崇尚的礼乐文明，它是对夏商周三代文明的继承，礼乐文明和道德教化是“天时”、“地利”以求人和的农耕文明发展的必然向度，因此，重视礼乐教化有其客观的必然性。礼乐文明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都是统治者所青睐和标榜的治国理念，已积淀为文化传统内部的深层底蕴。尽管三代文明传统和儒家的德治思想也有其不合理之处，但却相对于法家思想而言更符合文明传统和建立大一统社会，实现社会关系和发展的需要。法家思想对结束战乱、一统天下虽功不可没，但其政治主导的地位和作用却是特定的，是春秋战国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整顿经济，富国强兵，使其在战争中处于主动地位和结束诸侯割据的政治选择，秦的统治便是一个历史的典型例证，秦凭借法家思想得以强盛，并最终统一天下，然秦的统治者并未意识到法家思想与传统农耕文明的抵触，相反“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为实现“唯法独尊”而“焚书坑儒”。这也正显示出了法家思想的局限性。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韩非子主张以法为主，抱法、行术、处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他的法治思想来源于对老子的道本论的吸收，荀子性恶论思想的继承，和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发展，当然由于他所述的历史背景，使其法治思想具有了正反两方面的历史影响，所以我们要以辩证的态度，将珍重历史同创造未来相统一，批判的继承他的思想，吸取其积极的思想，不断反省消极思想，要重视民主、民生和以德治国，这对于今天完善民主法治建设、实现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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