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

第一篇：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

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 正文：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韩非子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韩非子的思想理论对于现代领导科学产生着影响，也给领导者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与值得参考的思想理论，但是要明确的是，法家思想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参考，凡事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法家重视法律，这是众所周知的，法家思想中的“法治”是针对国家而言，等同于制度对于企业，“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韩非也已经不止一次的提起。谈到用人和管人，首先就要有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别人就会问了：你是凭什么管我啊？为什么我就要按你说的去做呢？这就需要用制度作为用人者管理的依据。这个制度未必就是经过所有人的同意，它只是一个依据，一旦有了制度，大部分人都是会遵守的，有极少部分人反对也是无效的。制度制定好后不能当成一个摆设，一定要好好维护以及运用，否则如同当今的社会，法律一直在完善，但是违法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来维护权益。

对企业管理来说，制度设计合理、运作有效，企业高效运作，员工士气高昂，企业蒸蒸日上。反之，内部协作困难，相互间矛盾重重，员工士气低落，企业每况愈下。许多企业在创业的时候，拼命抓机会，开阔业务，但忽略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结果发展到一定时候，公司业务反而停滞不前。所以对于在创业期或成长期的企业，及早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至关重要。

法律的制定与维护，在这个方面，法家运用的统治思想，这个并不能说它的消极与专政。法律是为所有人制定的，但是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

但是法家过重地看中“法”，它轻罪重刑的主张，轻罪与重罪同罚，这个有失法律的正义性。其实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这个当中也考量着领导者的尺度拿捏以及自身的能力。就好比有事迟到，却因为严格按照考勤制度而重罚该人，这种做法就欠妥当，领导者也是人，也是有思想的，不能因为有了制度而完全由制度去判断事物，否则这样既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又不能以法服人。

有位著名的用人者曾经说过：“哪怕拥有一个坏制度，也比没有制度强”。但是“德”是一个用人者首先要具备的资本，不管是对待事业、对待下属，没有德的领导就好像没有驾照的司机一样，即使你再怎么的熟练，也不能期望警察同志能对你高抬贵手。韩非子在《说林》上中曾提及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而不美。”对于用人艺术来说，美丑其实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韩非子提醒用人者需要注意的是：“行贤而去自贤之心”。你要用人，首先就是要别人服你，征服了下属，那么以后的命令也能得到更好地贯彻。一个领导者的关键在于修炼内功，而修炼最有效的手段便是“以德服人”。

牛根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因为“德”是制服人心地最佳武器。牛根生当初被迫离开伊利，卖掉伊利股票成立蒙牛时，原来

跟随牛根生的兄弟便一起投奔到了他的公司，这些人里不乏有伊利的重要人物。牛根生在外表上做出默默无闻的贡献，却在内心层面征服了自己所用活着将要用的人，这样成功的保证正式体现了韩非用人思想的精髓：首先就是要“行贤”，行为贤德。

领导者是组织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一般的成员。这就决定领导者的品德和才能要高于一般的组织成员，而不能混同于群众。这就要管理者在行为上做组织成员的榜样。一个组织中，人们往往模仿领导者的工作习惯和修养，领导者的行为有利于组织，群众会仿效；领导者的行为有损于组织，群众也会效仿。这种普遍存在的“向官”效应，决定了领导者必须牢固树立榜样意识，严于自律，在行动上为群众做出好的表率。最有效的领导方法是身体力行，而不是发号施令。

与其向你的下属呼来喝去，不如搬出一套严密的制度更有说服力。制度是一个团队所向无敌的保证，人治总没有法治让管理均具有神圣性。韩非在《饰邪》中提及：“明法者强，慢法者弱”，意思就是彰明法制的，国家就强盛；怠慢法制的，国家就会衰弱。制度和执行制度，是成功用人者管理团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建立了科学的制度，并严格依照制度办事，才能谈得上科学的管理，而且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必须力求完整全面。

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好的人才，安邦兴国，兴盛企业，作用不可估量；如果错用了人才，不仅会使办事效能大打折扣，还会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和上进心，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韩非子提及：“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祁黄羊任人唯贤的故事也一直被后人称赞着。其中也不得不提及一个问题，怎样来判断“名副其实”，韩非主张“循名责实”，也就是说考核一个人是不适合这个职位，是不是个人才，必须要在实践检查他们的工作成果。

有人反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化，但是换种思维想，物极必反，这个不单单是针对法家的思想而言，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经历了历史的洗礼，思想也再不断的改变进取，我们可以站在伟人的肩膀上，很好地运用他们的知识理论财富来贯穿与我们的现代领导中，而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它的弊端，这样不是更好吗？

人无完人，德兴兼备的人才毕竟是少数，所以就要靠资源来完善一个组织，包括它的制度，它的人才，以及领导者的领导，相信法家的思想对现在领导能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第二篇：韩非子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王 颖：《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008-12-05 12:39:37| 分类： 本科论文 |字号大中小 订阅

王

颖

【内容提要】 战国末年韩非提出了以法来维护封建社会统治的法治思想，其思想中的“法”、“术”、“势”相结合是突出的特色，于此之外韩非法治思想还具有很多不同于其它学派的特点，同时韩非子思想源远流长对现代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我们不断探索法治本源推荐法治社会的建设。

【关 键 词】 韩非子

法治

法

术

势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是中国历史上有重要思想意义和政治意义，到了战国末年，法家思想占了优势，法家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则应首推韩非，他的言论突出代表了法家的进步思想。韩非是战国时期最后的一位哲学和政治思想家，他综合了前期的法家思想，在当时的乱世中，融汇并发展了道家、荀况以及商鞅、管仲等人的思想，缔造出一套独树一帜的法家理论，建立了“法”、“术”、“势”想结合的法治理论。论述韩非子的法治思想，首先要辨明的就是“法”、“势”、“术”三者的内容及关系。

在韩非子看来，“法”是君主的制民工具，是为了君主造威严之势，“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法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1]906是说，法是官方公布的法令，有赏有罚，让老百姓遵守。对于“法”，正如“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1]1058所说，法一经制定，就不容易改变，法不能含糊其辞，要让老百姓容易理解，便于记忆，这就是要防止朝令夕改。韩非子将“法”摆在第一位，认为建立法制是统治者最应注重的。他主张“立法于君”，强调立法权的集中。但他同时又指出应当“因天命、持大体”、[1]512 “守自然之道”、[1]508 “因道全法” [1]513，在立法权的行使过程中，要遵循和顺应宇宙万物运行的根本规律“天命”和“道”，使“法”得以健全和完善，尽量令所制订的法追求“公利”而不“逆人心”。韩非子主张实行以法为准绳的信赏必罚原则，以法稳定君位，确立国家秩序，最后使国富兵强，完成统一天下的霸业。所谓“术”，就是君主根据臣下的才能授以官职，依其言论衡量其功绩，紧握生杀大权，考核群臣的才能，在韩非子看来，“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1]906 “法”、“术”在维护君主的“势”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术”有利于君主更好地统治臣民，如何施术？用人授职乃是国家存亡的关键，衡量臣下应该以实际功绩和所提的建议为依据，考核其建议和功绩是否相符，言行是否一致，并根据考核的结果进行奖罚。韩非子主张“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1]868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术，将术藏在心中不让他人知晓，暗中控制臣下，将臣下的功绩归为己有。

“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1]105韩非子对于势的定义：“势者，胜众之资也。”[1]996即把“势”看成统治者相对于被统治者所拥有的优势或特权，他尖锐地指出:“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正三家，非不肖四，位卑也。千钧得船则浮，锱铢失船则沈，非千钧轻而锱铢重也，有势之与无势也” [1]508。君王能够“制贤”、“王天下”的首要原因并不在于其能力高强、品德出众，而是由于拥有“势”而位尊权重。韩非子再三告诫统治者:必须牢牢掌握“势”，绝不可须臾松懈。若一旦“失势”，“释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则君反制于臣矣” [1]111。灾难和混乱由是而生，所以说，当君主要让老百姓心服口服，这就是从外部驾驭人臣的力量，君主掌握权威，则依靠势来改邪禁暴，稳定国家。

“法”、“术”、“势”三者相结合，有机地促进了君主地位的确立，以及国家的稳定，“法”与“术”的关系可以理解为“法”的实施是以“势”为基础的，君主对官吏说明法律，让其依其法律治理老百姓，而君主则依靠术来管理官吏。而“术”和“势”的关系也可以认为是以“术”巩固“势”，君主只有通过加强对“术”的管理，挑选贤臣才能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可看出韩非子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思想，从根本上是为了维护国家稳定。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是在战国末年封建中央集权专制即将形成的形势下提出的，他的核心理论是通过加强君主专制，加强中央集权，具体而言，韩非子的法治理论就是为封建帝王提供统治方法的。韩非子思想中最本质的东西，法由君制定，法代表君的意志，法是维护君主专制统治的工具。韩非理想的封建中央集权专制的形式是：“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1]121，“要在中央”是指立法大权归统一的中央政府掌握，这表明诸侯分权的政治局面即将结束，郡县制将完全取代分封制。“圣人执要”是说中央政府的权力，最后决定在皇帝手中，即实行君主专制。这种加强统治权的主张，是适合即将出现封建大一统的要求的，战国末期，诸侯争霸的局面已定，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已成为当务之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央集权的标志是君权，君权的削弱乃是中央集权的衰落，韩非认为君主应该“独断”，“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王。”[1]736君权不能相分，也不能下放，国君一旦下放一点权力，臣下就会得寸进尺，最终会连君位都失掉，因此，包括制定法律在内的一切大权都应牢牢掌握在君主一人手中，臣下应该依法办事，决不允许有任何特权，这种绝对的君权，成为我国历史上封建中央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在封建社会维护了国家的统治，因而韩非子的主张就自然而然受到秦始皇以及历代君主的青睐。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不单单是对前期法家思想的继承，更重要的就是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为“法治”思想赋予了新的特点。首先是“法治”思想的成文性和公开性，韩非子在《难三》篇中说：“法者，编着之图籍，设置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1]868 “编着之图籍”是说法的成文性，“布之于百姓者”指的是法的公开性，因此看来韩非子所说的法是一种公开的成文法典。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老百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以成文的形式出现，韩非子主张“法莫如显”，要尽量让人们知道，以免不知法而触犯法律，做到家喻户晓。它是臣民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种积极的防范措施，而不是一种消极的制裁手段，这些都是法治进步化的表现。

其次，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充分体现了时代性和稳重性并重的特点。法是全国人们必须遵守的共同行为规范，应该有相对的稳定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能随意解释，使法矛盾，前后不一致。保持法律在一定时期内的稳定性，并不是意味着法律是亘古不变的而是随着时期和时代的变化而相应发生改变。韩非子强调实事求是，法应该有其实用的现实性，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改变，最终使国家达到富强的境界。进而，韩非子说提倡的法又是“着于官府”，“行于臣民”的“宪令”。可见它是一种君主的统治工具，是一种专制法。君主有制定法律和依法治理臣民的权力但绝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阶级法反映了贵族与平民女之间不平等关系，而专制法则进一步提高了君主的地位，使他凌驾于群臣万民之上了。同时，韩非子所论述的法治中，并没有系统地拟定具体的法律条文，他只论述了法律的原则与基本内容，而这也是专制法的另一种体现。《二柄》说：“明主所导致其臣者，二柄而已矣。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1]111《定法》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如乎奸令者。”[1]906可见，法作为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落到实处，不过是德赏和刑罚两大方面，德赏用来奖励守法有功的人，刑罚用来惩罚犯法之人。

韩非子主张加强法制教育，彰明法令，使法成为人们行动的准则。《五蠹》中说：“明主之国，无国之文，以法为教；无先主之话，以吏为师。”[1]1067他想要全国人们都知法，懂法，不触犯法律，总体目标是为了巩固君主的统治。同时，韩非子主张执法时对臣民一视同仁，信赏必罚，以维护法制的严肃性。《有度》说：“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也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避大臣，善赏不遗匹夫。”[1]88可见，除了君主拥有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之外，所有的臣民一旦触犯了法律，都必须惩处，不管是君主的宠臣，还是达观贵士，都不得幸免，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1]88。而小民如果有功，照样得赏。韩非子所说的法，虽然在适用对象上有所局限，没有包括君主在内，但在执行上，则主张法权代替君权。它一方面比封建礼制更为独裁，另一方面也具有一定程度的客观性，带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韩非子的法治的思想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结束了诸侯纷争的局面，深刻而广泛地影响到后世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完善。后世用法律约束行为，推动国家的发展，都是对韩非子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韩非子思想作为中国法制史上的一颗明珠，对现代社会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1、与时俱进，制备完整的法律体系

韩非子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要求，虽然我们我处的时代背景与韩非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的区别，但时代却在同样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立了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方略，依法治国，首先有法，要立法，使法律在全国具有最高权威，将立法作为依法治国的基础，上升为法治民主建设的主要任务。

2、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公民的法律意识，特别是整个民族的法律意识的状况，对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的意义。韩非子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形式出现，“布之于众”，争取做到“家喻户晓”；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要学习法律。这种知法守法的思想，有助于国家秩序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今天我们仍应该将普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使人人都能自觉遵纪守法，不做违法的事情。

3、法不阿贵，全力维护司法公正

韩非子提出，执法过程要公正平等，赏罚及时，这对我们的现在法制建设有值得借鉴的一面。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中，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维护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关键。立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施，而严格高效地执行法律取决于司法机关的活动，只有司法和执法机关严格守法，依法办事，才能维护法制的尊严和权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只有取消凌驾于法律至上的各种特权，对干扰司法公正的一切势力绳之以法，中国才能成为真正的法治国家，才能充分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参考文献】

[1] 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2] 陈奇猷，张觉.韩非子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0.[3] 郭丹，陈节.中国古代文学史专题[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5.[4] 戴黍.“法”、“势”、“术”——略论韩非子的法治思想[J].中山大学学报论丛，1998(5).[5] 王吉梅.韩非子法治思想对后世的影响[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7（4）.

第三篇：浅析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浅析法家“以法治国”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段平2015级政治一班 201502020127 摘要：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时间上相距两千年之遥远，但以史为镜，其历史经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在政治变革实践中的重要借鉴。

关键词：法家思想；以法治国；现代意义

法家以推行法治而有名。在法家发展史上，管子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的口号，商鞅则在实践中极力推行以法治国，韩非子最后对之作了理论上的总结。法家的法治思想对中国的政治、法律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现如今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更替的中国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法家“以法治国”之内容

（一）公平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关键在于公平。法家反对孔子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说法，坚持同样的法适用于所有的人，不分高低贵贱。商鞅的“壹刑”就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点：“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根据“壹刑”，所有的人犯同一种罪都要接受同样的处罚，不因身份不同而有异。对于执法人员，尤其不能例外，执法者犯法，最难容忍。

韩非子对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法不阿贵，绝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律绝不屈从、偏袒尊贵者，正如作为量直之具的绳不能缠曲的东西一样，对过错的刑法，不能避开大臣；对善行的奖赏，不能避开匹夫。

（二）重刑

重刑论，是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商鞅是重刑论的奠基者，他的重刑论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指重罚而轻赏，罚先而赏后，罚多而赏少；另一方面是轻罪重罚。关于前者，商鞅指出：“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王者刑九赏一，强国刑七赏三，削国刑五赏五。”在他看来，赏罚各占百分之五十的国家必定是弱国，赏占百分之三十而罚占百分之七十的国家必定是强国，做得最好的国家是赏占百分之十而罚占百分之九十。关于重刑说的第二方面，商鞅指出：“故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故重轻，则刑去而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则刑至而事生，国削。”商鞅认为，在执行刑罚时，如果加重刑于轻罪，那么轻罪就不致产生，重罪也无从出现。他强调轻罪重罚对人们的威吓作用，这种作用使人们连轻罪都不敢犯，至于重罪就更不用说了。这就是所谓的“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禁奸止过，莫若重刑。刑重而必得，则民不敢试，故国无刑民。”

韩非子继承了商鞅的重刑论，他持重刑论的依据与商鞅相同：轻罪重罚，则可以使那些有犯罪念头的人具有害怕心理而不敢犯罪。与商鞅有所不同的是，韩非子明确指出，重刑不“伤民”不“罪人”，重刑不是为了为难良民百姓，而是为了止奸。

（三）性恶

性恶论是法家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在法家看来，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这种本性是不可改变的。管子认为：“夫凡人之性，见利能勿扰，见害莫能勿避„„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万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商鞅同样认为，人的本性是好利的，人性好利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存欲望和生存需要。“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而索乐，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由于人有这种生存需要，因此，没一个人在利弊之间都要趋利避害。“民之生：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商鞅认为人的本性与生俱来，人的一生就是逐名逐利的一生，人的所有行为都受制于好利的本性。韩非子的人性论继承了商鞅的人性好利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好利主要根源于人们的生存需要。每个人都有利欲之心，人的任何行为都受好利的本性支配，即使是父子、君臣之间，也是计利而行的。“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重爵禄与臣市。君臣之间，非父子之亲也，计数之所出也。”他还认为儒家所说的君臣之间以忠信仁义相待是不可靠的。

二、法家“以法治国”之简析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中的公平精神体现在它希望给不同等级、不同背景的人以公平的对待：同功同赏，同罪同罚。这种公平精神与西方政治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着相似之处，是对同时代儒家学说中注重等级、重视人治思想的反驳。法家不主张平均主义，他们对公平的追求并不意味着对公平主义的追求。平均主义向往结果的平等，而法家的法治则向往机会的平等。但是，法家所主张的公平仍是在君主专制制度基础上的，皇帝的权力远远大于法律的效力，法律的制定在本质上也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所以，这个“平等”并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平等。

法家把重刑论作为其“以法治国”学说的重要内容，但是，其重刑思想实际上已经偏离了法治的正轨。秦朝在大一统后，攻守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继承者继续对法家重刑思想不断继承和发挥，使得刑法已经成为赤裸裸的暴力，最终官逼民反，导致秦朝的灭亡。严明的法治，既不要求轻刑，也不要求重刑，而要求“当刑”。对于犯罪行为恰如其分的处罚，才符合罚的大公无私的本性。如果一味重刑，必然会导致韩非子所坚决反对的“释法术而任心意”。既然刑越重越好，判刑者便不是根据客观、公平的法，而是根据主观、偏私的心意作出判断。

性恶论最早由荀子提出并在先秦百家关于人性的论断中独树一帜。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则将人性恶的主张发挥的更加鲜明彻底，治恶手段也从礼治发展成为用刑。法家思想中的性恶论与西方性恶论存在很大差别，最突出的便是性恶的主体的不同。法家学者认为性恶的主体以普通的黎明百姓为主，而西方的“原罪说”引出的性恶论是对人性的普遍不信任。由此可见，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无法做到所有人的平等，实质上是统治者统治国家、稳固政权的工具。

三、法家“以法治国”之现代意义 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虽然与当今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时间上相距两千年之遥远，但以史为镜，其历史经验仍然可以作为我们在政治变革实践中的重要借鉴。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的现代意义首先在于：推动公平正义这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实现。公平正义就是社会的政治利益、经济利益和其他利益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合理而平等的分配，它意味着权利的平等、分配的合理、机会的均等和司法的公正。公平正义是人类的共同政治价值和衡量社会全面进步的重要尺度，也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公平正义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四中全会又对建设法治国家和依法治国作出全面部署。这清楚地表明，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性，法家“以法治国”所追求的“同功同赏，同罪同罚”与此是相通的。

其次在于：促进当前中国“重重轻轻”“宽严相济”的刑法体系的完善。储魏植教授从罪与刑在哲学上是对立统一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刑罚的严厉程度与遏制犯罪之间的逻辑关系，即“罪与刑双方互相斗争，但又相互以对方为自身存在的前提，双方斗争的结果是有时候刑遏制罪，有时候又是罪与刑相抗衡。”法家重刑主义的失败，让我们深刻认识到：单纯采用重刑是不能达到减少更不用说消除犯罪的目的，反而会导致弊端丛生。只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真正为人民的利益考虑的刑事政策才具有生命力。单纯重刑化的选择也与当今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要求格格不入。和谐社会建设要求经济的和谐发展、政治民主的稳步推进、重视人的价值、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更包含社会公正、安定秩序等基本的目标追求。而重刑思想则破坏了这种和谐秩序的构建，甚至使刑罚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最基本的功能即遏制犯罪、保障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的功能都无法发挥，人们看到的仅仅是无异于暴力的刑罚。单纯重刑化的失败为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最后在于：有利于我国依法治国这一基本国策的全面推进。因为人性本恶、人性好利，要采取赏罚的政策，而赏罚要依法进行，这是法家的基本主张。依法治国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国策，德治只是法治的补充和附属。依法治国包含着对人实行赏罚的前提，而依法则是赏罚的一个标准和治国的保证。因为人好利恶害，所以用赏罚，赏罚需要法律，这是法家的逻辑。法律是标准和准则，现代国家治理虽然少去了对赏罚的解读，但用法律作为治理国家的标准和准则，是有历史共同性的，或许这就是法治的普适性价值。但与专制社会不同，现代的法治是以民主为基础和前提的，它是民主制度的保障和体现，维系的手段是强制和自觉的有效结合，目的是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意志和利益。

四、结语 目前，我国正处在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时期，原来单纯靠行政手段调节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方法已经不适用，需要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作为主要的调节手段。因此，国家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方略，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加快了制法的步伐，制定出了一大批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具有国际适用性的法律法规。法家“以法治国”“以法为本”的主张得到现实的实践。

在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价值观、道德观念碰撞的今天，重提法家的“以法治国”思想非常有必要。虽然我们处在不同的时代，但同属新旧观念、新旧体制更替之时，我们也必须把“法”放在首要位置，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使我们的国家更具竞争力，保证国内的现代化建设稳步发展。

第四篇：法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

浅谈法家思想与企业管理 关键字：法家 企业管理 传统文化

摘要：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本文研究了法家的古典管理思想，从中寻找企业从内部管理上应对这些挑战的一些原则和方法。

当今的市场经济社会中，企业内外面临种种挑战。外部面临激烈市场竞争，要在夹缝中求生存；内部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极易产生严重的内耗，甚至拖垮一个企业。为解决这些问题，各种管理思想层出不穷，多如过江之鲫，让人无所适从。

这些复杂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这就是春秋战国时期。当时，诸侯国争相称霸，国家间在经济、政治、军事上进行着多方位的较量；诸侯国内部，随着井田制的解体，社会阶层的流动，原有的管理体制已经不能满足要求，然而元老贵族阶层不愿意放弃特权，竭力反对新政，各阶层之间相互角力，甚至相互掣肘。这些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君面临的难题，与当今企业遇到的问题何其相似。最终，秦国借助法家思想，实行彻底的变法，富国强兵，最终统一了天下。因此，研究法家思想，或许会为我们解决当今企业面临的问题提供一个思路。

一、法家思想简介

在西周的奴隶制社会中，社会管理的主要形式是分封制。天子将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分封给士大夫，以维系贵族集团的稳定。在这

种情况下，对贵族和对民众的管理方式是不一样的。贵族的关系主要靠“礼”来协调，民众的治理主要靠“刑”来约束，即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到了东周时期，社会各阶层原有的僵硬界限逐渐被打破，大国之间侵略，兼并。此时，原有的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各诸侯国发展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法家学派逐渐走上历史舞台。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而闻名，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从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这一基础出发，强调君主在掌握权力的基础上，应该建立完备的法律，奖赏有功，惩罚有过，重赏厚罚，从而使人奋勇耕战，最终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二、法家的核心思想

韩非子之前，法家分三派。一派以慎到为首，强调“势”的作用，即主张权力与威势最为重要；一派以申不害为首，强调“术”，即控制臣下的权术最为重要；一派以商鞅为首，强调“法”，即认为法律与规章制度是法治重点。

韩非子将这三派的思想融合起来，认为这三者缺一不可。势是法治的基础，君主只有拥有了权势和权威，才能令行禁止，法律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法是法治的核心，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制定出严格的、赏罚分明的法律，并且法律对所有人必须一视同仁，才能使人民对法

律有应有的敬畏；术是君主驾驭臣下的技巧，既要充分发挥下属的才能，推进法的实施，又要防止下属谋权篡位，保证势的权威。

三、“法”与制度化管理

“法”，就是法律制度，就是用法律制度来进行管理。对于当今的企业，就是制度化管理。法家认为，用儒家鼓吹的仁政、墨家的兼爱非攻都不能强国，只有使用法律治理国家，才能实现“民安而国治”，“兵强而敌弱”（《韩非子 有度》）。

法能强国，是因为人们都喜欢奖赏，害怕惩罚，因此法治能起到防范作恶，鼓励先进的作用。韩非子举了个例子：几尺的布，一般人都会去拿；融化的黄金，就算有几百两，盗跖（传说中盗贼的祖先）也不会动手。一般人会拿几尺布，是因为肯定没有坏处；没人会碰融化的几百两黄金，是因为一定伤害手。（“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溢，盗跖不掇。不必害，则不释寻常；必害手，则不掇百溢。”《韩非子〃五蠹》）。用法治去约束人们的行为，让他们做了错事的惩罚远高于得到的好处，人们就不会作恶。同时，法治也能起到奖励先进的作用。在赏罚分明的前提下，“有功无功相事也”（《韩非子 初见秦》），有功和无功有大的差别，就能“听说打仗，就跺脚赤膊，迎着利刃，踏着炭火，上前拼死的大有人在”（“闻战，顿足徒裼，犯白刃，蹈炉炭，断死于前者皆是也”《韩非子 初见秦》）。

在说明了“法”的作用之后，法家提出了制度化管理的几

个要点：

1.制度要公之于众。要让所有人都能知道并了解制度的内容。“宪令著于官府”，然后才能“刑罚必于民心”，使奖惩措施深入人心，使人们时刻谨记，制度才可能发挥作用。(《韩非子.定法》)2.制度规定的目标要能够达到，不能达到的标准不但没有激励作用，如果“立难为而罪不及”，以此为依据来惩罚下属，还容易造成“私怨生”，影响整体目标。(《韩非子 用人》)3.制度要相对稳定，不能朝令夕改，“号令数下者，可亡也。”（《韩非子 亡徵》）。但是当环境发生重大变化时，制度也要随势而动，不能一成不变。“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韩非.八经》），用以前的制度来应对变化了的形势，就像守株待兔一样可笑。4.制度要厚赏重罚，同时要做到有功必赏，有过必罚。这是因为，只有立功的人有获得奖赏的预期，知道必然得到奖赏，并且奖赏够多，人们才会争相理工。只有犯错的人知道必然得到惩罚，并且处罚非常重，人们才会对犯错有足够的害怕，制度才会起作用。（“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 《韩非.八经》）。

四、“术”与人力资源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是指企业运用现代管理方法，对人力资源的获取

（选人）、开发（育人）、保持（留人）和利用（用人）等方面所进行的计划、组织、指挥、控制和协调等一系列活动，最终达到实现企业发展目标的一种管理行为。法家思想中，将人力资源管理归于“术”的范畴，对人才的选拔，任用，考核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对于人才的选拔，法家认为，领导者不可能亲自发现和选拔人才，“日不足，力不给。且上用目，则下饰观；上用耳，则下饰声；上用虑，则下繁辞。”时间、精力都不够，而且很可能受蒙蔽。而如果靠下属的举荐，”则臣离上而下比周”,容易造成下属结党营私。因此，法家提出，“有贤不肖而无爱恶，有愚智而无非誉”，人贤和不贤是实际存在的，但不能根据个人的好恶进行判断。愚和智是客观存在的，但不能根据别人的诽谤或赞美来确定。要依靠制度选拔人才，尽量减少选拔中的主观因素。（《韩非子 有度》）

对于人才的使用，法家承袭了道家的管理思想。作为管理者，应该“无为而无不为”。“明君之道，使智者尽其虑，而君因以断事，故君不躬于智；贤者勑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躬于能。”作为管理者，应该让下属去做其职责范围内的事，任命聪明的下属去考虑，任命贤能的下属去发挥才能，管理者只需要起到监督考核的作用，不用直接干涉下属的事务。（《韩非子 主道》）

对于人才的考核，法家认为，管理者首先要根据下属的言论判断其应该达到的目标，然后考核其实际是否达到该目标。“群臣陈其言，君以其主授其事，事以责其功。功当其事，事当其言，则赏；功不当其事，事不当其言，则诛。”根据考核的结果，对其进行奖赏或惩罚。

这样，下属就不敢言过其实，立下不切实际的目标，而立下目标后也会竭尽全力的去完成。（《韩非子 主道》）

另外还要注意的是，在考核的过程中，管理者本身要保持中立。“彼自离之，吾因以知之；是非辐凑，上不与构。”臵身事外，不参与争论，冷静观察，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韩非子 扬榷》）

五、“势”与领导艺术

法家思想的“势”，是指权势，权力。法家推崇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认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对于一个组织来讲，法家推崇的是直线制或直线职能制结构，强调身处中央的领导者要强势控制组织的运行。作为领导者本身来讲，要有足够的权威，要让下属对自己有足够的敬畏。法家认为，只有这样，领导者才能强力推行法治，才能达到法治应有的效果。（《韩非子 扬榷》）

六、法家思想的偏颇之处

法家思想推动秦国统一了华夏，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被历代帝王奉为密不外传的御民之术。但是，由于其所处时代的局限，其思想也有一定局限性。在研究法家思想在企业管理作用时，我们既要看到法家思想带给我们的启示，也要看到其不足之处。1.遏制人的创造力

法家强调法治，为维护法律（最终是维护君主）的权威，法家不准平民私自议论国事，进而禁止除法家外的诸子百家的存在，发展到极致就是后来的“焚书坑儒”。在刚从奴隶制社会跨入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国家只有耕种和作战两件大事，不需要平民思考太多，这种法律对秦国集中全国力量迅速壮大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在秦统一中国后，这种防民之口的法律阻碍了信息的流动，造成了矛盾的不断累积，最终导致了秦王朝的覆灭。

在现代企业中，人才是最大的资源，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企业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再采取这种压抑人性的做法，势必影响员工的积极性，造成消极怠工、不主动发现和解决问题等情况出现，对企业发展是很不利的。2.忽略了人性的多样性

以现代管理学理论来看，法家看到了人性中经济人的一面，从而强调利益和惩罚对人的推动作用。但是，现代管理学理论认为，人的需求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如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就将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法家思想强调了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没有看到其他层次的需求。这一方面容易造成低层次的需求满足后更高层次的需求无法满足，从而降低激励的作用；另一方面容易压抑其他层次的需求，进而导致人的逆反心理，起到相反的效果。这是在管理中应该极力避免的。

总的来说，法家思想秉承中国传统思想的系统性，从哲学

层面到实际操作层面为我们揭示了管理的许多核心问题，为我们继承传统文化，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有很大借鉴意义。

第五篇：法家思想对中国现代法律的影响

法家思想对中国现代法律的影响

201306061081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李荣乐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法家的思想为构建和谐社会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