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论文：法家思想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借鉴

第一篇：法律论文：法家思想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借鉴

法家思想对当代法制建设的借鉴

概述：1.法家思想的起源

2.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 3.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4.法家思想对当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

一、法家思想的起源

1.万物皆有其法，万变不离其宗。画有画法，书有书法，琴有指法，做人亦有做人之法。法，即法则，在法的思想的萌芽阶段，法指的是自然之法，因为当时之人对于自然的崇拜依然很重，即使是指导人们言行举止的法则也依旧被称为“天理”，天凌驾于一切，这里天即自然。在梁启超看来，法治主义，起原甚早，管仲子产时确已萌芽，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先导。儒家思想核心为仁、礼，认为是阶级社会所应遵循的法则；道家思想强调无为，任性随天，认为“天理”自会妥善一切；墨家思想则强调实用主义，故各种器物材具运用之精，同代人难与匹敌。

而此处所说的儒道墨思想，儒则礼法，道则天法，墨则用法，各自指代范围皆有不同，但都同属于法。这就是法家思想的滥觞。

法家思想的正式开端，在于法的效力扩展至整个社会时，一般认为是在先秦时期，经过商鞅、韩非、李斯等人的推广，逐渐趋于完善。由于先秦时期，社会动荡多端，人民困苦不堪，人们开始将视角转移到个人幸福上来，对于安稳社会的渴望空前强烈，一些具有较强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开始居危思安，规划一套治国平天下之法，这里的法，引出了后来影响整个社会的法家思想。

二、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及其贡献（1）商鞅

a.个人所有权思想：“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可分以为百，由名分未定。夫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由名分已定也。”这里所谓的“名分已定”，显然是归属已定，即所有权已经明确。

b.“法”与“律”的区别：商鞅在变法时，改“法”为“律”，这并不单单是名称上的改变，他认为“法”主要指的是明文规定上的人人平等，而“律”则强调了在法的执行上的人人平等，意思又进步了一层。

c.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他反对“刑不上大夫”的旧传统，否定贵族的特权，主张法律的统一性和平等性。强调在行赏施罚时要做到“不失疏远，不违亲近”，有功必赏，有罪必罚。他在关于法律面前贵贱平等的观点，表述得很明确。（2）韩非

a.立法：*立法是为了防止坏人 “立法，非所以备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盗趾也；为符，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使众人不相谩也。”（《韩非子〃守道》）

*立法必须明确

“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诉简，是以圣人之书必著论，明主之法必详事。”（《韩非子〃八说》）

*法必须可行

法律必须可行，否则将成为空话，必须通俗易懂。“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韩非子〃五蠹》）

*法律只能有一种解释。“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 b.明法： c.守法： * *也；法者，事最适者也；言无二贵，法不二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辨》）

者也……故法莫以显。”（《韩非子•难三》）他主张对民众要上法律常识课，从这一点看，法家也不赞成“不教而诛”，只是主张刑罚要重到使人畏惧。通过将法令公开宣传和统一解释，防止官吏玩文弄法，这一设想放到当代也是可取的。

君主应遵循的法：说君主要遵法，主要是一个如何

依法统治的问题，因为君主本身并不受刑和法的约束。但为了巩固统治，韩非告诫君主对某些法是不应违背的。

臣下应遵循的法：韩非坚决主张臣下应不折不扣地

按照君主所设立的法了执行的，不准超越，也不准不足，有规定的必须做到，没有规定的不允许擅自行动。如真能做到这一点，君主对于这个国家就真能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一样指挥如意。

民众应遵循的法：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是立法者，臣是执法者，民则是执法的对象，因此民众应当遵“法者，编著之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守一切法令。

d．执法：*执法必须坚决 *执法必须公平 *禁令必须严厉

*保护和嘉奖执法严明的官吏（3）李斯

相比于韩非，李斯更多的是一位法家思想的实践家，位高权重使他得以在较大的范围内使用强制手段推行他的思想，从而更直面地反映出他所理解的法家思想的正确性与可行性的大小。李斯是法家思想上最为重要的一环，正是李斯的出现，使得法家思想真正开始走上统治地位；李斯是战国末期秦国的思想家，他原是吕不韦的门人，在吕氏的帮助下，渐渐走到了秦国国君秦赢政的面前，成为宰相，在他的影响下，秦始皇更加推崇法家思想，并制订了一系列的法律体系，最后，秦始皇终于完全了秦国吞灭六国的壮举。

三、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

核心内容：

首先，我们应确定法家思想的理论前提，在这里，我认为是“性恶论”。儒家的孟子主张“性善”，荀子反之，主张“性恶”，韩非是荀子的学生，虽然后来脱离儒家自创法家，但也继承了儒家的部分思想，“性恶”便是典例。可荀子认为的性恶，是可以通过教化，通过“人为”来更正的，而韩非认为的性恶，是人的恒久素质，伴随着人的一生。人人都为私利，如果不通过外在的强力手段规范社会行为，必将臵社会于动荡不安。

于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法家的核心思想便是：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世袭制，强调奖励耕战，减轻赋税。

四、法家思想对当代法治社会建设的意义

去粗取精：（1）取精：

一部法律，即是一个和谐社会的蓝图，一座建筑的蓝图需要建筑者严格依据其规范谨慎构造，社会的蓝图则需要每一个社会个体严格依据其规范谨慎行事。而个体的意识造成群体的无意识，于是需要一个强制执行其规范的工具以确保规范的有序运行。这就产生了法律，产生了法律的执行工具：暴力机构。

法的精神体现在人们对于和谐社会的向往与追求，法的不断完善必将促进社会的进步与成熟，而社会最终成熟的标志，我认为是暴力机构的剔除。

法治”是法家提出的口号，并成为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即所谓“以法治国”、“垂法而治”或“缘法而治”。在这里，我们通过法家的立法原则、执法原则、赏罚原则和法、势、术结合这四点来评价法家思想。a.执法原则：明法：即宣传法律，做到让人民懂法、知法，提高人民的法律意识，这是法治建设的前提；

任法：选贤智，即秉公执法的工作人员，以确保法律工作的正常运行；

壹法：统一立法权，统一法令的内容，统一人们的思想。后两者有助于促进社会的稳定，但统一立法权则有其消极的一面。

从法:要求使法令具有绝对的权威，任何人都要按法令办事。这一点与现在经常提及的树立法的权威的观点不谋而合。

b.赏罚原则: ．“信赏必罚”。指按照法令的规定，该赏的一定赏，该罚的一定罚，这样才能取信于民。

“厚赏重罚”。商鞅认为，只有“ 重厚”和“刑重”才能使民众相信君主和法令。

“赏功罚罪”、“赏勇罚法”与“赏富刑贫”。商鞅认为“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

“赏誉同轨，非诛俱行”。指思想观念、社会舆论要与法律赏罚相一致。法家主张人们的思想观念必须统一到法令上来，所以商鞅强调“壹赏，壹刑，壹教” 少赏多罚和轻罪重罚。商鞅公开宣称：“禁奸止过，莫若重刑。”(2)去粗：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古时的法家含有浓厚的君主思想，其所制之法令也是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点与民主专制政体下的法律精神背道而驰，我们要谨慎对待。现举例如下： a.立法原则：法家主张立法大权应该由君主集中掌握，所谓“生法者，君也”。他们提出了循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量可能、务明易等具有普遍性的立法原则。

1．循天道。即法令的制定要符合自然规律和自然环境的要求。

2．因民情。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

3．随时变。指立法要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而变化。

4．量可能。指立法时要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

5．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行。b.“法、势、术”结合

“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法家对于处理三者关系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1．以法为本。法家认为法、势、术都是君主不可离开的工具，没有权势，就无法推行法、术；没有权术，虽有政权和法令也制止不了“奸臣”；而没有法令，便无从督察、管理和制裁。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

2．法与势的结合。慎到提出权势是君主制服民众的根本条件，是“令行禁止”的有效保证。在处理法与势的关系上，法家提出了三种方法：第一，法、势结合，第二，“势”由君主“独制”，而法由“群臣共操”。第三，以法令加强权势。

3．法与术的结合。法家之术，专指君主驾驭官吏的权术，法家认为，权术与法令一样，都是君主治国的工具，是专制权力的保障。

结语：法家思想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我们要时时审视先祖留下的珍贵遗产，有选择性地加以应用，不让它蒙尘。对于法律的学习，追根溯源地吸收法的思想开端，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于现代社会的法制建设的理解，从而加快我们建设健全法制社会的步伐。

参考文献：《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讨论》来源：中华文史网 作者:刘达 国贸学院国贸6班 学好2009220263 2010年6月13日

第二篇：法家思想对现代法制建设的积极zuo用

法家思想对现代法制建设的积极作用

一、法家思想及历代对其评价

法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它形成于战国中期，先秦法家，一般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所谓前期法家，是指战国初期和中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候国内进行改革的法家，其代表人物是李悝、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等人，所谓后期法家是指战国后期新兴地主阶级在各诸侯国内进一步巩固政权，并争取实现统一的法家，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李斯等战国初期的李悝汇集当时各国法律、编撰成我国第一部比较系统的封建法典《法经》较集中地反映了一些根本的封建立法思想。战国中期的商鞅，对变法和任法重势和重术作了理论上的论证，提出了系统的“法治”理论，他是法家思想理论的主要奠基者。同时，主张“势治”的慎到和主张“本治”的申不害都对法家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战国末期的韩非，继承和发展了李悝，商鞅等人的思想，形成了更完整的“法治”理论，成为先秦法家说的集大成者。韩非的同学李斯也属先秦法家，又是先秦法家理论在秦的实践者，人们称他为法家事业的集大成者。

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中，人们对先秦法家思想的认识和评价并不一致，从汉代到近代以前，由于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先秦法家长期受到贬斥和批判，汉人司马淡在《论六家要旨》中说：“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故日：“严而少恩”。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率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谈到法家的缺点：“及刻者为之，则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到了宋代，苏轼说：“韩非著书，言治天下无刑名之贤，及秦用之，终于胜广之乱，教化不足而法有余。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然秦韩之治行于一时，而其害见之久运使韩非不幸获用于世，其害将有不可胜言者矣。“清代卢文召认为：“商韩之术，用之使秦强，不知正乃所以速其亡也。今当圣道大明之日，其说之谬，夫人而知之，固不待于禁绝，若非之辞辨锋锐，澜翻不穷，人以其故尤爱之。但是，近现代以来，为法家伸冤平反之事，此起彼落，不绝于耳。这种现象的背景是在西方列强的压迫下，中国急需找出变法自强之路。儒家传统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中受到怀疑和否定”，而西方国家成功的法治和宪政则提醒国人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我们“古已有之”的相类物，于是我们发现曾有过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严复说：“居今日而言救亡学，惟申韩庶几可用”。章太炎说：“商鞅之中于谗诽也两千年，而今世为尤甚。其说以为自汉以降，抑夺民权，使人君纵恣者，皆商鞅法家之说为之倡，鸣呼！是惑于淫说也甚矣。章太炎为商鞅等法家人物正名，肯定他们的历史功债，并认为要治理好国家，必须批判人治，像先秦法家那样“专以法律为治”，梁君超认为“法治主义，为今日救时唯一之主义”立法事业，为今日存国最急之事业，自今以往，实我国法第一大革新时代也，新文化运动后，不少学者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认为法家思想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建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利益，具有进步和革新的意义，台湾学者戴东雄则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指出“法家之法治学说，对于法的平等与安定性，提倡甚力”中国继受近代殴陆法，并非毫无历史的背景和理论上的渊源“甚至”应功于法家之法律成文化的法律观，他还认为“尽管中国法家与西洋的法实证主义起源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但二者皆有共同理论基础和相同学说”。

但是，并非所有近现代的论者都对古代法家思想传统表示同情，肯定或者愿意放弃历代以来积累的否定评价。著名法学家梅仲协就法家思想集大成者韩非评论说：“我国二千余年来，政治之所以来纳正轨者，揆其原因，半误于儒家，半惑于韩非，”本不知法律为何物，而妄以法治为名而行其人治之实。著名思想家余英时也严历批评法家思想的“反智论”包括其思想专制，愚民政策和对于知识与学问的排斥。在《中国法律思想史纲》一书中，法律史学者马作武说：“后世论者大都认为法家主张法治，这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会。'法治'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乃是西方近代文明的产物。法家所谓的法治尚末得法治真谛的皮毛。在另外一篇文章中，马作武补充说：“所谓法家的„法治‟充其量不过是整套构建君主个人集权专制的手段，是最大最典型，也是最极端的人治，其法治理论构成了中国传统专制理论的基石。”

以上算是对法家思想做一简单介绍，并罗列历代思想家对其评价，可谓见仁见智，总的来说持肯定态度的不多，那么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古代思想特别是法家思想是否有意义、有价值，这种传统文化资源是否值得重读。正如有些法学家提出的“本士资源论”那样，我们从法家提出的诸如“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等朴素的法律观点中能不能发现，有利于当前法制建设的积极因素，或者说是正面价值加以阐发和吸取，从而充分利用这些宝贵的民族文化遗产为当今会社会服务，笔者认为是完全有必要。

二、法家思想中的积极方面

（一）法的客观性：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认识到，法是用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公证准则，并因此把法比作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今者，吏民规矩渑墨也，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之所悬命也，“法者，天下之程序也，万事之仪表也。《商君书》说：“法者，国之权衡也，先王悬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韩非更一步指出法不单是行为的标准，更是纠正不当行为的一种建设性力量。

（二）法的强制性：法家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备或“礼”等行为规范的重要特征，就是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其后盾的，违法的结果，会遭到国家刑罚的处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会著于管府，尚罚必于民心。赏存乎奸慎法，而罚加乎令者也。”《管子》说：“夫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弗就，见害莫能勿避，其商人通贾，倍道兼行。夜以继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前也，渔人入海，新彼逆流，乘危百里。宿夜不出者，利在水也，故利之所在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韩非子》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三）法与财产权确定：法家常提到法律的“定分止争”动能，用当代的话来说，便是界定产权，平息纷争等。《管子》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商君书》中有一典型例子：“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以兔也。夫卖者满市，而盗不取，由名分已定也。”故名分未定，尧、舜、禹、汤皆如焉而逐之，名分已定，贪盗不取，法家关于国家和法律的起源的学说，指出国家和法律的出现乃是针对原始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中出现的问题，《商君书》详细论述，天地设而民生之，当此之时，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道亲亲而爱私，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生众而别险有务，则有乱，当此之时，民务胜而力征，多胜则争，力征则讼，讼而无证则莫得其性也。……故圣人承之作为土地货物男女之分，分定而无制不可，故立禁，《韩非子》在《五蠹》中把国家和法律的兴起与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增长联系起来，说明人多物少是导致“乱”的原因，最早提出控制人口论。

（四）法与人民的利益：法家人虽然是“法术之士”但所提倡的法并非只是反映君主利益，在理想情况下，符合人民的长远利益《管子》提出，立法应考虑民情好恶，以求“令顺民心”人主之所以令则行，禁则止者，必令于民之所好而禁于民之所恶也。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故上令于生利人则令行，禁于杀害人则禁正，《韩非子》进一步指出，圣人之治民，度其本不从其欲，其中于利民而已。故其与之刑，非所以恶民，爱之本也，正如《商君书》中所指出法家追求的是“以刑去刑，刑去事成”法家思想的逐步实现韩非归纳了三个阶段，1、明主之国

2、至治之国

3、至安之世。

（五）法的平等适用：法家提出“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的主张，是与原有的别亲疏殊贵贱，“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礼治”秩序针锋相对的，《商君书》说：“所谓壹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病况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虽然过于极端，但法家关于法律公平等的思想作为思想本身，仍有其超越其时代的政治斗争的意义和价值。

（六）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法家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代表法家先驱人物的管仲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甚至提出“不为君欲变其令，令尊于君（类似现在的制度第一，总经理第二）”梁启超评论道：“就此点论，可谓与近代所谓君主立宪政体者精神一致。”《商君书》也认为君主应受到法的制约，故明主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故人君者，不可不慎也，世之为治者，多释法而任私仪，此国之所以乱也，是故明主任法去私，而国无隙蠹矣。《商君书》又指出“夫释权衡而断国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不以法论知能贤不肖者推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吸分，中程者赏之，欲公者诛之。《韩非子》说像尧舜这样的圣王是罕有的，而“以法治国，都是中等中能的治者成功治国之道：“且夫舜付，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尧舜，而下亦不为坚纣，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今废势背法而待尧舜，是千世乱而一乱也，抱法处势而待纣，千世治而一乱也，故以法治国，举措而已矣，韩非的另一段话更是令人不寒而栗：“今上下之接，无父子之译，且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此俱出于父母之怀社，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故父母之于子也，犹用计算之心以相待也，而况无父子之泽乎，故法之为道，前苦而后乐，仁之为道，偷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

（七）法应公布、清晰、易明：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春秋时郑国的子产把刑书铸在铜鼎上并把它公开展示的方法，在于向人民保证法律定将贯彻执行，其运作将有高度的可预见性，再不会被官员恣意运用。《商君书》说“故圣人为法，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故圣人立，而天下无死刑者，非不刑杀也，行法令明白易知，为是法官，史之为师，以道之知，万民皆知所避就，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商鞅认为，当人民掌握法律知识后，不但人民会懂得守法，连官员也会受到制约，不敢对人民作出违法的行为，这确实是法家对法律的公开性的意义的难得卓见。《韩非子》对于法的公开性则有以下的经典论述：“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故法莫如显。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官不敢枉法，更不敢为私。”

（八）法的可遵守性：如上所述，法律的功能在于调控，导引人们的行为，但如果法律要求人们做的事是他们根本没有可能做到的，属于他们能力范围外的，那么这条法律便是注定要失败的。法家对此有一定的认识，《管子》指出立法时，须量民力，毋强不能令于人之所能为则令行，便于人所能为则事成，令于人所不能为，故其令废，使于人之所不能为，故其事败。因此，统治者不能贪得无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令多者其行寡，统治者应，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韩非子》也有类似见解：“明主立可为之赏，没可避之罚。”

（九）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讯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相互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韩非子》指出：“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治大国而所变法，则民苦之，法禁变易，号令数下者，可亡也。韩非又把法律比喻为镜子或者度量衡，故镜执法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载焉。夫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他批评申不害在韩国制定新法时，没有废除原来的故法，造成故新相反，前后相悖的问题，证明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法家反对法律频频变更，但是不主张法可以不顾社会变化而一成不变，而是主张“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

（十）法不应溯及既往：如果法的主要功能在于引导人们作出应作的行为和阻吓人们作出不应作出的行为，那么赋于法律溯及力便是值得质疑的，法家早期对此早有认识，《管子》说：“令未布而民或为之，而赏从之，则是上妄于之也”，“令未布而罪及之，则是上妄诛也”，后来的法家对此也有论述，在此不再举例。

（十一）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强调必须保证如有人作出了法律规定应予以奖赏的行为，他一定真的得到规定的奖赏，如有人作出了法律规定应予以惩罚的行为，他一定要得到规定的处罚，这样便能取信于民，法律指导人们行为的功能才能发挥出来。人们可以清楚地预见到他们或别人的行为的实际后果。《商君书》指出：“民信其赏则事功成，信其罚，则奸无端。”《韩非子》曾讲过一个故事，旨在说明使人民相信犯法者必受惩罚是多么重要，“董阏于为赵上地守。行石邑山中，见深涧峭如墙，深百仞，因问其旁乡左右曰，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曰：“婴儿盲聋狂悖之人，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牛马犬彘，尝有入此者乎？对曰：“无有，董阏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三、结论

除了第二部分谈到的法家思想中积极因素外，法家思想中，还存在愚民政策，压制议论，文化专政，极端君权，片面法律观等缺陷或不足，那以我们面对法家和其思想对时，我们该做出怎样的评价，然后我们更好地利用这些文化遗产，还是不顾当时的历史和社会状况，对他们责备求全，法家思想自萌芽产生到发展并成为一个思想体系，历时数百年，至今已有二千多年，虽然有关的概念和原则是用二千多年前的古文表述出来的，但今天看来并不陌生，在今日世界，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哪国的国民可以看到并看懂自己祖先在二千多年前写下的，在当代仍有价值和意义的关于法的观念的文字？为此，我们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是应该感到振奋和自豪。

二十世纪美国著名法学家富勒，在《法律的道法》一书中指出，法的事业是以规则来控制人们的行为，而如果法要达到这个目标，它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以下八项要求：

1、法须是有普遍选用性的规则；

2、法须公布；

3、法不应有溯及力；

4、法须能为人明白；

5、法不应有内在矛盾；

6、法不应要求人们作其能力范围以外的事；

7、法不应朝令夕改；

8、法必须贯彻实施。这个由一位二十一世纪西方法学顶尖人物提出来的理论与我国二千多年前法家人物对于法的认识，有惊人地不谋而合之处，我们可以看到，富勒提到的八点，都可以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法家学说中找到。

基于本文第二部的分析，我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有些法学家所谓的形式上，浅度证法论观的。它对我们现代的法制建设应该是有着理论上和思想上的指导作用的，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华法系萌芽的关键时期，当时法家对于法这种社会现象进行了深入和多方面的思考，由此产生的对比性质，功能特点和逻辑的认识，是有普遍意义的，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甚至是值得后人骄傲的，今天，当我们在中国建设现代法治时，我们不应该忘记先人在中国的法治道路上曾付出的努力和心血，并能从中得精神上的鼓励，对于法家思想的缺陷和局限性，主要原自当时的社会和政治环境，值得凉解，总之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对法家思想甄别，吸收，充分有效地利用好这个民族文化宝库中的明珠，达到故会今用的目的。

第三篇：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

法家领导思想对现代领导意义 正文：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韩非子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韩非子的思想理论对于现代领导科学产生着影响，也给领导者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与值得参考的思想理论，但是要明确的是，法家思想只能作为一个辅助参考，凡事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法家重视法律，这是众所周知的，法家思想中的“法治”是针对国家而言，等同于制度对于企业，“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制度建设的重要性，韩非也已经不止一次的提起。谈到用人和管人，首先就要有制度。如果没有制度，别人就会问了：你是凭什么管我啊？为什么我就要按你说的去做呢？这就需要用制度作为用人者管理的依据。这个制度未必就是经过所有人的同意，它只是一个依据，一旦有了制度，大部分人都是会遵守的，有极少部分人反对也是无效的。制度制定好后不能当成一个摆设，一定要好好维护以及运用，否则如同当今的社会，法律一直在完善，但是违法的人还是有一部分的，就是因为没有很好的运用法律来维护权益。

对企业管理来说，制度设计合理、运作有效，企业高效运作，员工士气高昂，企业蒸蒸日上。反之，内部协作困难，相互间矛盾重重，员工士气低落，企业每况愈下。许多企业在创业的时候，拼命抓机会，开阔业务，但忽略了制度的制定和完善，结果发展到一定时候，公司业务反而停滞不前。所以对于在创业期或成长期的企业，及早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至关重要。

法律的制定与维护，在这个方面，法家运用的统治思想，这个并不能说它的消极与专政。法律是为所有人制定的，但是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意见。

但是法家过重地看中“法”，它轻罪重刑的主张，轻罪与重罪同罚，这个有失法律的正义性。其实凡事都是有两面性的，这个当中也考量着领导者的尺度拿捏以及自身的能力。就好比有事迟到，却因为严格按照考勤制度而重罚该人，这种做法就欠妥当，领导者也是人，也是有思想的，不能因为有了制度而完全由制度去判断事物，否则这样既造成管理资源的浪费，又不能以法服人。

有位著名的用人者曾经说过：“哪怕拥有一个坏制度，也比没有制度强”。但是“德”是一个用人者首先要具备的资本，不管是对待事业、对待下属，没有德的领导就好像没有驾照的司机一样，即使你再怎么的熟练，也不能期望警察同志能对你高抬贵手。韩非子在《说林》上中曾提及到“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而不美。”对于用人艺术来说，美丑其实不是我们要讨论的重点，韩非子提醒用人者需要注意的是：“行贤而去自贤之心”。你要用人，首先就是要别人服你，征服了下属，那么以后的命令也能得到更好地贯彻。一个领导者的关键在于修炼内功，而修炼最有效的手段便是“以德服人”。

牛根生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小胜凭智，大胜靠德”，因为“德”是制服人心地最佳武器。牛根生当初被迫离开伊利，卖掉伊利股票成立蒙牛时，原来

跟随牛根生的兄弟便一起投奔到了他的公司，这些人里不乏有伊利的重要人物。牛根生在外表上做出默默无闻的贡献，却在内心层面征服了自己所用活着将要用的人，这样成功的保证正式体现了韩非用人思想的精髓：首先就是要“行贤”，行为贤德。

领导者是组织中的一员，但又不是一般的成员。这就决定领导者的品德和才能要高于一般的组织成员，而不能混同于群众。这就要管理者在行为上做组织成员的榜样。一个组织中，人们往往模仿领导者的工作习惯和修养，领导者的行为有利于组织，群众会仿效；领导者的行为有损于组织，群众也会效仿。这种普遍存在的“向官”效应，决定了领导者必须牢固树立榜样意识，严于自律，在行动上为群众做出好的表率。最有效的领导方法是身体力行，而不是发号施令。

与其向你的下属呼来喝去，不如搬出一套严密的制度更有说服力。制度是一个团队所向无敌的保证，人治总没有法治让管理均具有神圣性。韩非在《饰邪》中提及：“明法者强，慢法者弱”，意思就是彰明法制的，国家就强盛；怠慢法制的，国家就会衰弱。制度和执行制度，是成功用人者管理团队的一种表现形式，只有建立了科学的制度，并严格依照制度办事，才能谈得上科学的管理，而且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必须力求完整全面。

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好的人才，安邦兴国，兴盛企业，作用不可估量；如果错用了人才，不仅会使办事效能大打折扣，还会影响团队的凝聚力和上进心，后果也是不堪设想。

韩非子提及：“明主之道，取于任，贤于官”，祁黄羊任人唯贤的故事也一直被后人称赞着。其中也不得不提及一个问题，怎样来判断“名副其实”，韩非主张“循名责实”，也就是说考核一个人是不适合这个职位，是不是个人才，必须要在实践检查他们的工作成果。

有人反对法家思想的极端化，但是换种思维想，物极必反，这个不单单是针对法家的思想而言，是一种客观规律。我们经历了历史的洗礼，思想也再不断的改变进取，我们可以站在伟人的肩膀上，很好地运用他们的知识理论财富来贯穿与我们的现代领导中，而不是一味地去指责它的弊端，这样不是更好吗？

人无完人，德兴兼备的人才毕竟是少数，所以就要靠资源来完善一个组织，包括它的制度，它的人才，以及领导者的领导，相信法家的思想对现在领导能提供建设性的意见。

第四篇：浅析法家教育思想

浅析法家教育思想

法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家学派之一，发端为春秋时期的管仲，他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用法规管理，初露客观化、系统化社会管理之端倪，到战国时期，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相继出现。

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那么，秦国为什么能够那么强盛，成为统一六国的国家呢？这主要得力于商鞅变法，此时商鞅为法家思想的典型，他提出一些法律制度，并且把自己的思想用简单的事例向人们灌输，从而逐步健全秦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军队管理体制，使秦国得到发展强大的机会，而且，他言而有信，使他的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最终，秦统一六国。

战国时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是法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法家思想家，他们提倡重法、重势、重术。他们的思想各有各的特点。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术治，慎到强调重势，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一个新的思想，那就是把三者紧密结合。

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的思想中的法指健全法制，势指君王的军政大权，术指的是驾御群臣、掌握大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王地位，其最大的区别是极力主张君主集权。最终依靠法家思想赢得天下的秦王朝，自然而然的就以法家学说作为保持天下的理论武器。

法家教育思想的特点就是“以法为教”。秦国为了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将法律定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自秦统一六国，就开始统一律令、度量衡、车轨和文字工作。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他继承商鞅、韩非等人的法教思想，将法家思想用于制定秦国文教政策的指导思想。

其中，书同文的统一奠定了中国文字的基本格局，自此以后两千余年，汉字就作为最基本的文字教育工具，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决定性力量，这不可否认是法家思想大力推行的结果。

由于法家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制度，强调奖励耕织，减轻赋税。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就是战国时期天下争雄，已非古法所能止治，要“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于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法”。

主张以“以法治国”而闻名，而且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汉朝时的统治者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的要求，国家把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问题深刻入理的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其实法家思想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它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主张用刑、德来制约百官，强调依法治国，“以刑去刑”，不重视道德的作用，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都得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发动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会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以此来激励士兵与将领英勇作战。

据史载，秦朝时中央朝廷设有官邸学，以法律为重要课程。如“赵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习数年”。这表明，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民间，都奉行“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法家的教育思想在秦代真正得到了贯彻执行。

由此可知，法、作为人类阶段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无可避免的，就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动物，他有自己的非善恶评价标准，而国家队这些方面的东西用法律强调并加以干涉，只能促进人们逆反心理的产生。

可以说，法家思想不仅在战国时期发挥其历史作用，从中华其后两千年的政治表现中，都可以看到法家思想所表现的历史作用。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吏治。中华所谓的法治就是强制理论，法家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神的律治。着重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从而助长了中华形成了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无有，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古代中华的人的权力被极大的压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压迫的意识，使得中国的国民性及其的淡漠。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出无国家性的麻木，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可以说是法家思想所可以打造的，也是它对政治建设的最大功绩，可惜的是它是反的。

综上所述，法家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它了良好的一面，但也带来一些不足。

第五篇：法家思想ppt整理材料!

法家的基本思想

 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明刑尚法，信赏必罚，尊主卑臣，毁弃仁恩。也讲“德”，赏罚分明中的“赏”就是他们眼中的“德”。（德刑）

 法家思想有三个基本的主张：

 其一，发展经济（农战—以农养战）；其二，明刑尚法；其三，君主专制。

 其中发展经济是其基础和出发点，实行君主专制和建立中央集权制是其目标，而尚法明刑是发展经济和君主专制的法律保障，三个方面相互支撑，共同构筑的法家思想的有机组合。

 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

 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

 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强调法律的作用：

一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二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民立战功，通过“严刑峻法”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 法家从事变法活动和构筑思想文化体系的两个理论支点：

 一是历史进步论的观点；二是性本利的观点 ——都来源于韩非子

  历史进步论

不法古 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

《韩非子·五蠹》：“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性本利

源自韩非子的师傅荀子“人性恶”的观点

性本利——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韩非子提出了“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学说，认为人性的基本点就在于一种人人为自己打算的自为之心，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

如做车子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死的多，不是做车子的人善而做棺材的恶，而仅仅是利益的驱动。人不富贵不会买车，死的人多卖的棺材就多，君臣父子夫妻等一切关系都以利益为转移。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贪”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

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在韩非子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利害关系就不会有别的关系，既然都是为了自己，就会设法去算计别人呢。韩非从人的生理机能入手，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出发，主张人是自为自利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重法制而轻视甚至否定礼义道德的伦理及政治思想体系。

主张用赏罚两柄来对待人，用严刑重罚，法术势并用来治国。

韩非子“以法为本”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集法家之大成，构成了一个“以法为本”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 

  

      

  韩非认为法是公布出来让百姓遵守的，而术则只是由君主秘密掌握，用以保证法的贯彻执行的，而势则是贯彻法和术的先决条件，韩非对法术势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见解，是他对前期法家法治思想的发展，也是他法治理论的核心。为封建君主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1、论法

 法就是法令，成文法，是“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公布于百姓者也。”是一国的君臣上下判断是非、指导行为的标准。

 韩非认为要实现法治必须有几个原则：

 其

一、公布成文法，使人人遵守，法要统一，避免人钻空子，作弊利私。 其

二、“法不阿贵”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赏罚要得当、公正，以体现法治的公平性。

 其

三、严刑峻法。他所谓法治，实为刑治。主张厚赏重罚，重刑的目的，在于使民有所畏惧。

2、论术

 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现。”  韩非关于术的运用概括为三点。

 其一，君主要把自己打扮的高深莫测，使臣僚对自己可望而不可及。

 君主对谁都不要表露其真实情感，对谁都若即若离。也不要让人知道自己的好恶，以免被人钻了空子。君主还要喜怒无常，做到“其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可解也。”  其二，君主要行无为之道，凡事藏而不露。

 其三，君主要设法堵塞大臣和大臣、大臣和人民之间的通道，以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

3、论势

 势就是位，指国君的威势，即政权。

 韩非重法，以法为核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尚需君主有绝对权势。 君主如何保持其势呢？

 其一，权势为人主独揽，绝对不能与臣下共权，为臣下所劫持。

 其二，君主要利用一切手段象防止窃贼一样警惕大臣对于君权的窥窃。 其三，法、术、势三者必须结合起来，这是巩固君主专制的手段。

 战国时期，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起到了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作用，促进了秦政权的统一，但是韩非基于人性恶的理论，反对儒家的仁义爱惠，实际上是主张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是法家不及儒家高明的地方。

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实行极端的专制独裁，刑法严苛，甚至焚书坑儒，对农民实行繁重的赋役和残酷的剥削，结果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激化，秦末暴发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的暴政，汉以后，统治者多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仁义和刑罚并重的统治策略进行国家治理，或者实施儒表法里的统治。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

 历史进步论

性本利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改革和法治

朴素辩证法

 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改革和法治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以法为教”，指用法律条文充当教育的内容。人们学习知识的内容只限于朝廷的法令，即秦律。人们看到的文字也只能是朝廷的法令，法令要求你作什么你就作什么，不能有丝毫违背。它是秦国施行愚民政策，加强思想控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 

“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体现了赏罚的公平性、公正性，不应因人的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也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地位高低之分。

 对于臣下，韩非子提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韩非子·五蠹》）

 所谓五蠹（dù)，就是指：

1、学者（指儒家）；

2、言谈者（指纵横家）；

3、带剑者（指游侠）；

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

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 所谓“八奸”，就是指：



1、“同床”，指君主妻妾，令君王难以抵挡迷惑；



2、“在旁”，指俳优（pái yōu）、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近臣宦吏；



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会干扰君王的决策；



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会利用君王的喜好，搜刮民脂民膏讨好君王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

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蒙蔽视听，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

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其结果都是用虚假的言论来欺骗君王；



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



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

 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    朴素辩证法思想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提出了矛盾学说，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

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

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法自君出，实行“独断”

“强国弱民”

“刑用于将过”

强国弱民

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