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法家思想之心得体会
读法家之我看
首先,在先秦诸子当中我为什么会选择写法家?我想这只是因为法家的思想与我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最为接近,我最认同它的观念。虽然法家思想也是有很多不合时宜的观点,或是不符合当代具体发展的看法,可是在诸子百家中我还是最看重、最喜欢法家,所以我选择了解并且写法家的读书报告。
好了,那现在来解析我对法家思想的深刻理解。第一点,就是法家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在法家看来,人性趋利避害的,人性就是这样,而且是无所谓善恶,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人性本善或是恶,他们认为人性就是那样——趋利避害,带着一种中立的态度。我也不敢说这个观点就是一定对或是一定错,但人性确实是有这一点,至少大部分表现出来的都是这一点。韩非认为人的这种好利恶害并不是邪恶的,而是人之常情,应该加以肯定,不需要遮遮掩掩。书中有很多证明此观点的故事,在此我就不拿来凑字数了。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理解中,人(或者说就是我)要活得轻松和有活力,那就承认自己的欲望吧。你敢不敢承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敢不敢承认你自己就是一个无比自私的人,基本上做什么事儿都是为了自己?不要在过多的把什么美好的、高尚的接口放在嘴边好吧。我本来就是一个自私的人,目的自私,动机自私,我目前活得还很自私。我相信人是不断在精神层次上进化的,第一层次就是为自己,第二层次是为他人,第三层次是为世界。反正我自己现在是处于第一层次,而且也感受不到后面的层次是什么,感觉后面那种为世界、为自己的使命、为自我实现的境界太高了,而且那时候也是为自己啊,为自己的心理满足。这些或许我以后会懂一点吧。
反正是当我承认自己的自私自利后我才感觉活得更轻松一点,拿出更多的精力去追求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我追求我自己喜欢的女生会更放开一些,因为我追求她,我为她付出就是为了得到她,为了得到一份亲密的恋爱关系,她不喜欢我就算了,我的什么付出也与她没关系,是我对她
一 的投资,最后没成就当是我看走眼或两人不合,我对她好并不是什么出于伟大的为她好的高尚的借口,就是为了自己而已。这种说法像极了我之前看的一篇博文,看来我是深受其影响。文中作者说他自己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圈子,泡妞圈、直销圈、灵修圈、创业圈等,发现心态最好的人竟然是生意圈。生意圈的人心态好,赚钱了,OK,很开心;赔钱了,OK,也没什么;合伙了,OK,很开心;散伙了,OK,也没什么。为什么生意人心态这么好呢?结论是,生意人最了解自己,有最多的惭愧心。生意人承认自己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人,一开始就不是,生意人单纯就是为了利益,精打细算,动机自私,投入等着回报,付款等着收货。
所以我对法家强调人的这种自私的本性很是认同,人性善恶的问题往往会给我们的头脑带来不小的混乱,我们总是用一生来学习人性都是美好的、社会是充满爱的、大部分人都是君子。可是当我们进入社会才发现真实的世界并不是教科书上那般美好,于是产生怀疑,人性是善是恶?如果三字经中写的是:“人之初,性本恶。”结果又会是怎样,我无从得知。罗马人的头脑中就没有人性善恶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人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尽管我们看来罗马人本性邪恶、好斗、贪婪。
只有你为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建设的很好时你也有更多的东西能够带给别人。总而言之,人的这种趋利避害、自私的本性也没什么不好的,就那样了。而且对于个人而言,建设自己的人生、解决自己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追求自己的使命,这些才是第一位的。
关于法家思想我想写的第二个观点就是进化史观。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思想家都用倒退的观点解释历史。如道家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历史就是不断倒退的历史;儒家则把尧舜时代或商周之际作为理想时代,认为自西周以来的历史是不断倒退的历史。而法家则是彻底的进化论。商鞅明确指出:“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商鞅充分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出路不在于法古,而在于变法更礼,这是当时其他思想家远未能及的。
二 可能也正是这种观念让法家与其他流派相比更加的面对现实,我就喜欢法家的这种面对现实的态度,相比其他流派的救国策略,法家无疑更具实操性。好了,他们的进化观点也是我所赞成的,我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生物还是人自身都是在不断进化的,从总体上来看都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的观点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观相吻合呢。当时的社会虽然混乱非常,可是生产力无疑是有了巨大的发展,具体情况变了因此要采取新的策略来富国强兵。
这种进化的观点还让我想到了之前看到的一个理论,那就是我们人在精神层次上的不断进化。怎么说呢?就像我上文说的,精神层次更进化的人更多的为他人、为世界、为自己的使命,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说就是更高的自我实现。在我看过一些生物进化学、进化心理学方面的书之后,我更加认同这种进化论。在总体上,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第三点我想说的是法家的务实的精神。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时期谋士这批人的代表,谋士不拿出一些具体可行的策略怎么能行呢?这种观点也可以说是有用论吧。不法古,因为法古没用;不尚贤,因为尚贤有害;以法治国,因为法有用。
在当时战国的理论界,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论,后世总结为九流十家,针对战国的局势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难免良莠不齐,浮夸流行,华而不实。韩非认为,判断这些理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有用,他告诫君主,如果不注重功用时效而喜欢听那些虚言浮说,就可能亡国。其中韩非反对形式主义、反对以贤治国、否定以身作则、否定以智治国。
其中反对形式主义就不多说了,反对以贤治国韩非用中山亡国和燕王哙禅让的故事很好的说明了君主尚贤的害处。以身作则是传统的为君方式,通过自己带头的作用为百姓树立榜样,从而达到风化天下的目的。但是韩非对此提出了异议,因为统治者并不是那个德行最高尚的。根据中主原理(韩非的那一套设定即使是中庸之主也能把国家治理的很好的原则),君主的才能并不一定出于人之上,那么自为表率非
三 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反倒会起到“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效果。因此,他否定君主应该以身作则,而是认为,只要君主抱法处势,那么即使德行平庸,能力平庸的人也可以将国家治理得很好。
这些有用论都很好的说明了法家追寻的是一种大概率事件,按照中庸之主而不是难得一见的明君设定标准,以法择人而不是单单凭借君主的好恶或是人才是否贤能来任命官员,凭借人们好利恶害的天性而不是说不准的仁义礼智来治理人民,这些说明法家的求真务实的精神。
总之,法家坚持的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立场,不管是何种理论、何种观点,只要是有用的就是好的,就像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原理一样。检验是否有用的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实践。
第四点我想说的是法家人士的奉献精神,那种为了自己的信仰奋不顾身的姿态,我个人对此十分的敬佩、崇敬。
我比较喜欢法家,可是对其他流派也没有一点排斥之意,立场不同而已。因为其他流派的大人物一样也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奋不顾身的人,这种人我实在没什么说的,只有敬佩二字,不知道我何时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像孔子,他周游列国之后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学说难被人所接受吗?他难道不知道自己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当今不能实现吗?可是他依然跟随自己的使命不停向前,就像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独往矣。”这种精神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其他流派为了自己的学说是到处讲学什么的,或是奉献出自己一生的经历,可是法家人士更多的是奉献出了自己生命。他们向君主献刀是有莫大风险的。
韩非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有一段小故事来说明法术之士的辛酸无奈。话说楚国的中山自古出产玉石,春秋时期,有个叫卞和的楚国人在山中得到了玉璞。卞和知道玉璞非寻常玉石可比,献给谁呢?钢刀赠给勇士,红粉施予佳人,国宝只能献给国君。在忠君爱国思想的指引下,卞和把它献给当时的楚国国君楚厉王。楚厉王知道相玉是个专业活,不便自作主张,于是找了一个玉匠拿来玉璞,看过之后,道:“石
四 头。”见专业人士这样说,楚厉王气不打一处来,忽悠君主必须付出代价,卞和只得失去了左脚。厉王死后,王位传到了弟弟楚武王的手中,卞和继续献玉,结果失去了右脚。之后周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在大山中开始哭泣,一连哭了三天三夜,泪水干了,继之以血水。消息传到了文王那里,最后在玉匠的雕琢下,一块宝玉现于人世间。为了纪念卞和同志百折不挠的献玉精神,文王把玉石命名为“和氏璧”。
韩非这篇文字针对君主而作,所以只谈到了君主应该如何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体谅献玉者的苦心,不要胡乱讲献玉者否决。宝玉是君王所喜爱的,法术之士也是君主所需要的,在《孤愤》中韩非已经详细论述过,只是当这两种事物出现在君主面前的时候,君主摇头不识,甚至恼羞成怒。为什么会有这种阻碍?有心理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专业因素等等,这也是韩非所描述的《说难》。
而法家人士却为了君主、为了自己的理想那样的奋不顾身。伴君如伴虎,向君主献刀,自己也有生命危险,法家为君主贡献的不仅是自己的智谋、能力、思想,甚至还有生命。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法家人士也就是法术之士为什么会给君主提供一套完整的驭下体系呢?难道他们不也是臣下吗?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不少人都对法术之士有过这样的责难。其实这也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取舍,也就是法家所说的两权相害取其轻。战国时期那些法术之士都是平民出身,对他们来说获得君主的赏识和任用是最主要的目标,与这个目标相比,做君主的忠狗、被君主驾驭、一切以君主为转移并不算什么。
《孤愤》更是法术之士的自我表白书,也是形势分析书,更是价值宣传书。其中主要宣扬的就是:我们法术之士很孤独、很愤怒;我们法术之士很可靠、很有用。难怪秦始皇看到韩非的文章不仅仅能体会到这些,也能感受到:我们君主又何尝不是很孤独很愤怒;我们又何尝不需要很可靠、很有用的大臣。想及于此,长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第五点我想说的是法家的法术势三刀。首先说说“法”,五 天理人情是根本——实用主义韩非如是说。毫无疑问,法家的法是是建立在人性趋利避害的基础上,完全为了君主的统治事业的,君主是唯一不受法律约束的人。在我看来法家所说的法在当时特别具有实用性,符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至少我没有找到多少可以批判的东西。法家所说的法具有公正性、唯一性、客观性、公正性、权威性,韩非说:“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我只想多说几句后世对于法家的法偏重于严刑峻法的偏见,可能是偏见吧,我自认为。
长期以来,法家总是给人以杀气腾腾的感觉,似乎法治就是杀人、暴力,所谓法治不过就是刑治,那么法就是刑吗?法的概念远远大于刑。韩非所说的法继承了前期法家对法的规定性,是一个多重涵义,多层意义的概念,指一切制度、法令、律典,甚至是风俗习惯,所有层面的法都有一个共同的意义,那就是规范、程式之一。法是公平的,不偏不倚的,它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至于法家的法有时候感觉太过残酷,像“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感觉确实有够残酷,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就不知道算怎么样了。法家重刑主义的逻辑起点基于对人性趋利避害的认识,是一种对利益得失的分析。如果轻罪重罚,犯罪者得到很少的利益却要遭受到严厉的制裁,从而蒙受多于所的几倍的损失,这样权衡得失,人们就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以身犯险,这样就减少了犯罪现象,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当今之世如果一贪污的刑罚就是无期徒刑或是死刑,恐怕贪污的人会大大减少吧。
接下来我们说说术,韩非所说的术,主要包括两部分:“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对于术,我感觉没什么说的,只是君臣之间相互什么的关系,感觉太远。可以说就是政治权术吧。
对于势,看了书我才对势有了更直观、更清晰的了解。什么是“势”?简而言之,势就是对他人的影响力的总称。这种影响力,既可以是刚性的,也可以是柔性的;既可以是命令式的,也可以是诱导性的;既可以是意识范畴的,也可以是潜意识范畴的。总之,势的范围很广。
那种看得见的势很容易理解,来自于权势,比如一个纪检书记的权势,一个财政部长的权势,一个市长的权势等。但在权势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名望。名望虽然不同于红头文件上确切规定的权力和职责,但影响力可以大的可怕。在大学当教授的陈独秀无权无职,但他可以让万千热血青年走上街头呐喊呼叫;凭借声望,已经近乎囚犯的拿破仑在不到一个月里就兵不血刃地第二次进入巴黎,建立政权。周杰伦,一奶油小生,无权无职,但我想如果有人对他的音乐说三道四一定会遭到口诛笔伐,如果他想让某人火,那么此人必定能小火一把。这些可以说是势,所以法家才不尚贤吧,贤人的名望超过了君主,那么百姓便只知有贤人不知有君主,这也是很危险的。
总之,法术势我认为不过是君主用来统治臣民的工具而已,仅仅是工具而已。
写了这么多,我只想说虽然我只写了关于法家所谓好的一面,当然法家也有很多缺陷,只是我在这里没有提及而已。我用我在看的其中一本书里的一句话来结尾,这句话很有意思: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生气,不要悲伤,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看一看《韩非子》,帮你面对现实,你就会心明眼亮、茅塞顿开。
总结陈词
第二篇:读“法家教育思想”有感
读“法家教育思想”有感
春秋战国时期,土地兼并,六国纷争,社会动荡,而秦能灭六国,一统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国家,法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
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一,因重视法律、提倡法治而闻名诸子。学习法家相关的教育思想,再比较当今的一些社会现象,不禁让人感触良多。
一、教育的基础:人趋利避害的本性。
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法家看来,教育之所以能顺利开展,是因为人都有着“趋利避害”的本性。读书人十年寒窗而为功名利禄,农民于田间辛苦劳作而为生存,商人日夜经营而为谋利,船夫渡人求利,渔翁打渔求利,甚至父母抚养子女也是利益促使,希望老来可以有人依靠。所以说趋利是每个人的本性,人们往往从利益出发考虑事情,而正是由于人们有这样一个本性,统治者才能以利为饵引导人们劳作、农耕、遵从社会法规。
其实人的确有着“趋利避害”的本性,而且从未变过,虽不认同荀子认为的那样“性本恶”,但每个人的确都有私心,有着不同的欲望,这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否认的。如今的社会,欲望、私心满满地漂浮于街道、楼宇间,人们无时无刻不把欲望捧在手心,三聚氰胺、地沟油、染色馒头、瘦肉精、毒豆芽无不在诉说着人们的趋利心。欲望并不恐怖,恐怖的是人们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违背道德,为了利益而弃自己的良心于阴暗的角落,这样的事件总让人为社会的现状而感到悲哀,也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的法制还不够健全与完善。法律,应该限定人们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让人们自觉遵守法律规章,在法律与道德允许的范围内“趋利避害”。
二、法制教育的作用:定纷止争。
“定纷止争”是法家法制教育的一大作用。打个简单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就是说,一个兔子在集市上跑,很多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都不看。不是人们不想要兔子,而是兔子的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否则就是违背了法律,将受到法律的处罚。
在古代,人们往往开着家门外出,从不担心会有人进入拿走自己的东西。那是因为淳朴的乡众与风气,人们邻里和睦友爱,互亲互爱。而在法家主导思想的时代,人们也安于自己的所有物,不争他人之物。虽然其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严厉的法律,害怕因此而受到惩罚,但的确阻止了类似事件的发生。而在当今的法治社会,法律一步一步地走向民主,走向健全,却仍然制止不了偷窃、抢劫事件的发生。防盗窗、防盗门、电子锁„„似乎任何措施都阻止不了窃贼。停在楼下的自行车在几分钟内不翼而飞,家门被撬财物尽失,从小抢小偷到抢珠宝、银行、杀人劫财,法律似乎并不能让窃贼停下脚步。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你无权享有,却仍有那么多的人总是窥探着他人之物,想着如何不劳而获。所以国家需要加强法律的权威性,让不法分子望而生畏。
三、法制教育的内容特点:法自君出。
在法家主导的时代,君权是权利的核心,法家在法律上规定了君主的地位与权力。君权至高无上,独掌立法权,天下之事事无大小都由君主裁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君主并不在法律制约的范围内。法律出自君主,是君主巩固统治的工具,而君主则凌驾于法律之上,所以说,法家的法治是“以法治国”,而不是“依法治国”,即按照君主的思想治国,君主就是国家的法律。
而现代的法律则坚持依法治国,以民主为基础,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任何人都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每个人在法律面前都是公平的、平等的,有平等的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平等地接受因违法而受到的法律制裁。社会在发展,法律体制也在不断完善,法律越来越体现民主与公平。
然而,理论似乎总是与现实有着一定的差距。法律民主与公平的背后,总是有人想要拥有特权。“我爸是李刚”事件相信大家并不陌生,李启铭在校区内撞到两名女生后,车都没停继续接女友,完全不顾她们的生死。一句“我爸是李刚”让众人顿悟,有个公安分局副局长的老爸撑腰,闯了祸也有人处理。这样的思想在中国似乎很常见,民不与官斗,也斗不起,有权有势便可解决一切,虽然有违法律,但这样的思想却是实实在在刻在人们脑中的“真理”。官二代、富二代,闯了祸,把钱甩,闷声把钱捡,苦往心里咽;时代在改变,我们有网络,犯了错,大家讨,公平正义自在人心。
四、法制教育的特点:重法轻德。
在法学家的思想体系中,“德生于刑”,德制教育永远处于法制教育下。在法家看来,重刑是力量的源泉,是禁止犯罪的根本。只有“以刑去刑”,才能规范人们的行为,让人们因畏惧刑罚而不去触犯法律。这样的法律规定也是建立在人们“趋利避害”的本性上的,违法或许能得到一些利益,但却必须接受更为残酷的惩罚,简单的加以比较,人民便不会冒险触犯法律,而统治者的统治也得到了维护与巩固。
法律惩罚的除了犯罪行为,还包括了想犯罪的思想,即“刑用于将过”。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处以刑罚。这样的处置似乎不太合理,甚至有些荒谬,思想只是一种意识,并不是现实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并没有危害到他人或集体利益,不应该限制人们的思想与言论自由。
此外,法律还提出了新的法制教育主张——“明法令”。法令是针对人民设立的,需要人们去遵守,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让法律条文简单易懂,让每一个人都知道,只有当人们都了解了法律,才会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而观察当今的社会,不法行为比比皆是,或许是因为他们缺乏法律知识,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法律,或许他们是明知故犯。说明我们法律的震慑力还不够,不能很好地规范引导人们的行为。法律是人民的法律,不应该只有类似律师等以法为职业的人才熟知;法律应是面向大众的,面向社会的,需要人们了解自己行为的范围,越界的行为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法家以法律规定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却似乎忽视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道德是一种意识形态,指引人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自我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在法律涉及不到的生活角落调节人们的行为。法制教育固然重要,但必要的道德教育也是必不可缺的,无论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如此。
五、法制教育的目的:强国弱民。
在法家看来,国富与民富是对立统一的,二者不可兼得。国家如果想要富强,就必须让人民生活在贫困之中,如此,人民才能接受国家的赏罚,积极耕种,以促进国家的富强。而事实上,国富与民富是并不矛盾的。国是一个大家,民是国中的小家,小家富裕了,则大家即国也就富裕了。如果人们长久生活在贫苦之中,被趋辛勤耕种却永无光明的一天,人民早晚会有不满而奋起反抗,那么国家的衰亡将不可避免。
虽然目前社会上仍存在着很严重的贫富差距,但党和国家给予了高度的重视,虽然很多地方离小康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正确的思想价值观念已经成功了第一步。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只有人民富裕了,社会才会稳定和谐;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能团结一致;只有人民富裕了,国家才能兴盛。民离不开国,国更离不开民。
法家统治思想的时代虽然已经过去,但法家的思想却留在了我们的教科书上,留在了我们的心中,不单单因为它辅助统一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而且对当今社会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思想虽然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这并不能说明它们已毫无用处。环顾四周,当今的教育、法制仍存在着很大的缺陷,让我们以史为鉴,认真地学习、研究,愿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美好。
第三篇:浅析法家教育思想
浅析法家教育思想
法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家学派之一,发端为春秋时期的管仲,他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用法规管理,初露客观化、系统化社会管理之端倪,到战国时期,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相继出现。
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那么,秦国为什么能够那么强盛,成为统一六国的国家呢?这主要得力于商鞅变法,此时商鞅为法家思想的典型,他提出一些法律制度,并且把自己的思想用简单的事例向人们灌输,从而逐步健全秦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军队管理体制,使秦国得到发展强大的机会,而且,他言而有信,使他的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最终,秦统一六国。
战国时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是法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法家思想家,他们提倡重法、重势、重术。他们的思想各有各的特点。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术治,慎到强调重势,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一个新的思想,那就是把三者紧密结合。
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的思想中的法指健全法制,势指君王的军政大权,术指的是驾御群臣、掌握大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王地位,其最大的区别是极力主张君主集权。最终依靠法家思想赢得天下的秦王朝,自然而然的就以法家学说作为保持天下的理论武器。
法家教育思想的特点就是“以法为教”。秦国为了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将法律定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自秦统一六国,就开始统一律令、度量衡、车轨和文字工作。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他继承商鞅、韩非等人的法教思想,将法家思想用于制定秦国文教政策的指导思想。
其中,书同文的统一奠定了中国文字的基本格局,自此以后两千余年,汉字就作为最基本的文字教育工具,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决定性力量,这不可否认是法家思想大力推行的结果。
由于法家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制度,强调奖励耕织,减轻赋税。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就是战国时期天下争雄,已非古法所能止治,要“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于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法”。
主张以“以法治国”而闻名,而且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汉朝时的统治者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的要求,国家把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问题深刻入理的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其实法家思想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它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主张用刑、德来制约百官,强调依法治国,“以刑去刑”,不重视道德的作用,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都得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发动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会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以此来激励士兵与将领英勇作战。
据史载,秦朝时中央朝廷设有官邸学,以法律为重要课程。如“赵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习数年”。这表明,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民间,都奉行“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法家的教育思想在秦代真正得到了贯彻执行。
由此可知,法、作为人类阶段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无可避免的,就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动物,他有自己的非善恶评价标准,而国家队这些方面的东西用法律强调并加以干涉,只能促进人们逆反心理的产生。
可以说,法家思想不仅在战国时期发挥其历史作用,从中华其后两千年的政治表现中,都可以看到法家思想所表现的历史作用。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吏治。中华所谓的法治就是强制理论,法家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神的律治。着重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从而助长了中华形成了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无有,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古代中华的人的权力被极大的压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压迫的意识,使得中国的国民性及其的淡漠。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出无国家性的麻木,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可以说是法家思想所可以打造的,也是它对政治建设的最大功绩,可惜的是它是反的。
综上所述,法家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它了良好的一面,但也带来一些不足。
第四篇:法家思想ppt整理材料!
法家的基本思想
法家思想的基本特征:明刑尚法,信赏必罚,尊主卑臣,毁弃仁恩。也讲“德”,赏罚分明中的“赏”就是他们眼中的“德”。(德刑)
法家思想有三个基本的主张:
其一,发展经济(农战—以农养战);其二,明刑尚法;其三,君主专制。
其中发展经济是其基础和出发点,实行君主专制和建立中央集权制是其目标,而尚法明刑是发展经济和君主专制的法律保障,三个方面相互支撑,共同构筑的法家思想的有机组合。
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
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
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强调法律的作用:
一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
二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民立战功,通过“严刑峻法”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法家从事变法活动和构筑思想文化体系的两个理论支点:
一是历史进步论的观点;二是性本利的观点 ——都来源于韩非子
历史进步论
不法古 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商鞅明确地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主张。韩非则更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主张,提出“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他把守旧的儒家讽刺为守株待兔的愚蠢之人。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
《韩非子·五蠹》:“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
性本利
源自韩非子的师傅荀子“人性恶”的观点
性本利——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像管子就说过,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渔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渔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韩非子提出了“人皆挟自为心”的人性学说,认为人性的基本点就在于一种人人为自己打算的自为之心,人的一切道德、情感、行为都决定于对自己是否有利。
如做车子的人希望别人富贵,做棺材的人希望人死的多,不是做车子的人善而做棺材的恶,而仅仅是利益的驱动。人不富贵不会买车,死的人多卖的棺材就多,君臣父子夫妻等一切关系都以利益为转移。对于民众,他吸收了其老师荀子的“性本贪”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未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
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在韩非子看来,人与人之间除了利害关系就不会有别的关系,既然都是为了自己,就会设法去算计别人呢。韩非从人的生理机能入手,从人的趋利避害本性出发,主张人是自为自利的,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了重法制而轻视甚至否定礼义道德的伦理及政治思想体系。
主张用赏罚两柄来对待人,用严刑重罚,法术势并用来治国。
韩非子“以法为本”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 韩非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集法家之大成,构成了一个“以法为本”的法、术、势相结合的完整的政治思想体系。
韩非认为法是公布出来让百姓遵守的,而术则只是由君主秘密掌握,用以保证法的贯彻执行的,而势则是贯彻法和术的先决条件,韩非对法术势三者之间辩证关系的见解,是他对前期法家法治思想的发展,也是他法治理论的核心。为封建君主专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1、论法
法就是法令,成文法,是“编著于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公布于百姓者也。”是一国的君臣上下判断是非、指导行为的标准。
韩非认为要实现法治必须有几个原则:
其
一、公布成文法,使人人遵守,法要统一,避免人钻空子,作弊利私。 其
二、“法不阿贵” “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赏罚要得当、公正,以体现法治的公平性。
其
三、严刑峻法。他所谓法治,实为刑治。主张厚赏重罚,重刑的目的,在于使民有所畏惧。
2、论术
术就是君主驾驭臣民的权术,“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故法莫如显,而术不欲现。” 韩非关于术的运用概括为三点。
其一,君主要把自己打扮的高深莫测,使臣僚对自己可望而不可及。
君主对谁都不要表露其真实情感,对谁都若即若离。也不要让人知道自己的好恶,以免被人钻了空子。君主还要喜怒无常,做到“其行赏也,暖乎如时雨,百姓利其泽;其行罚也,畏乎如雷霆,神圣不可解也。” 其二,君主要行无为之道,凡事藏而不露。
其三,君主要设法堵塞大臣和大臣、大臣和人民之间的通道,以维护自己的独尊地位,
3、论势
势就是位,指国君的威势,即政权。
韩非重法,以法为核心,但徒法不足以自行,尚需君主有绝对权势。 君主如何保持其势呢?
其一,权势为人主独揽,绝对不能与臣下共权,为臣下所劫持。
其二,君主要利用一切手段象防止窃贼一样警惕大臣对于君权的窥窃。 其三,法、术、势三者必须结合起来,这是巩固君主专制的手段。
战国时期,韩非的法治思想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它起到了巩固新兴封建制度的作用,促进了秦政权的统一,但是韩非基于人性恶的理论,反对儒家的仁义爱惠,实际上是主张对人民进行残酷的镇压,这是法家不及儒家高明的地方。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由于实行极端的专制独裁,刑法严苛,甚至焚书坑儒,对农民实行繁重的赋役和残酷的剥削,结果引起了社会各阶层矛盾的激化,秦末暴发的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的暴政,汉以后,统治者多吸取秦亡的教训,采取仁义和刑罚并重的统治策略进行国家治理,或者实施儒表法里的统治。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
历史进步论
性本利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改革和法治
朴素辩证法
君主专制中央集权
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
“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改革和法治
对于政治,韩非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韩非子·问田》),“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韩非子·五蠹》)。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
“以法为教”,指用法律条文充当教育的内容。人们学习知识的内容只限于朝廷的法令,即秦律。人们看到的文字也只能是朝廷的法令,法令要求你作什么你就作什么,不能有丝毫违背。它是秦国施行愚民政策,加强思想控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标志之一。
“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体现了赏罚的公平性、公正性,不应因人的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也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地位高低之分。
对于臣下,韩非子提出要去“五蠹”,防“八奸”。”。(《韩非子·八奸》《韩非子·五蠹》)
所谓五蠹(dù),就是指:
1、学者(指儒家);
2、言谈者(指纵横家);
3、带剑者(指游侠);
4、患御者(指依附贵族并且逃避兵役的人);
5、商工之民。他认为这些人会扰乱法制,是无益于耕战的“邦之虫”,必须铲除。
所谓“八奸”,就是指:
1、“同床”,指君主妻妾,令君王难以抵挡迷惑;
2、“在旁”,指俳优(pái yōu)、侏儒等君主亲信侍从、近臣宦吏;
3、“父兄”,指君主的叔侄兄弟,会干扰君王的决策;
4、“养殃”,指有意讨好君主的人,会利用君王的喜好,搜刮民脂民膏讨好君王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5、“民萌”,指私自散发公财取悦民众的臣下,蒙蔽视听,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6、“流行”,指搜寻说客辩士收买人心,制造舆论的臣下,其结果都是用虚假的言论来欺骗君王;
7、“威强”,指豢养亡命之徒,带剑门客炫耀自己威风的臣下;
8、“四方”,指用国库财力结交大国培养个人势力的臣下。
这些人都有良好的条件威胁国家安危,要像防贼一样防备他们。
朴素辩证法思想
韩非的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比较突出,他首先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提出了矛盾学说,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
《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
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的文章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
法家思想的历史局限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
强调法律价值的绝对性,忽视德治
法自君出,实行“独断”
“强国弱民”
“刑用于将过”
强国弱民
法家认为,必须置民于贫穷困弱之中,然后利用赏罚的手段,民才有可能从令如流,克已之难,以赴耕战,只有人民努力耕战,国家才会强盛。
在法家看来,富国与富民,强国与强民是对立的,二者不可兼得,商鞅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韩非甚至认为,应当让人民经常处于饥寒而求食不能的状态,只有仰仗国家禄赏才能存活,才能保证人民顺从国家的法令。
在这个问题上,法家主张无限的扩大国家权利而缩小人民的利益,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危机。如果当人民贫弱到不能生存时,他们就不会再抑仪国家的食禄,而会起来夺食,届时任何赏罚都将失去作用,国家强盛将不复存在。这个简单的对立统一规律法家没有认识到。
“刑用于将过”
法家认为在人们将要犯罪而尚未构成犯罪时,就应处以刑罚。
从犯罪构成的角度来看,将要犯罪仅仅只有犯罪的思想,尚未实施犯罪行为,尚未产生危害社会的后果,就不应定罪处罚。因此,处罚“将过”实质上是按人们的思想定罪而不是按行为定罪。法家将有犯罪思想的人和有犯罪行为的罪犯等同起来,给予同样的刑罚,这与现代意义上的法理是极不相符的。此外,法家这种“刑用于将过”的理论,还混淆了罪与非罪的界限,无疑是重刑主义的表现。
第五篇: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推荐)
儒家与法家法律思想之异同
不同的历史时期,人们对法律的理解各有不同。儒家和法家的法律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刑法思想中内容最丰富的部分。这两个学派的刑法思想奠定了中国传统刑法思想的基础,也成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发展的指导思想。
从夏商时代的神权法思想到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法律思想,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法律也在不断确立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主流地位。
春秋以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开始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他所主张的贤人治国、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原则作为一种朴素的法律精神在当时获得了可靠的市场支持。
随后,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以及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在各自的学派中也详尽阐述了他们对于法律的理解和认识,为后来法律在中国的发展成熟奠定了坚实基础。孔子、老子、韩非子等人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也可以认为是我国最早的法律工作者。
由于所处的社会阶级不同,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也明显带有各自阶级的色彩。儒家追求礼治,法家则坚定的信奉法治。
儒家的礼治继承了西周以来的礼法传统,强调家国一体、孝悌为本的宗法观念。家族伦理、亲亲尊尊、明德慎罚、中庸之道成了儒家法律思想的核心和最高价值标准。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鲁国及春秋各国的教育事业,其所提倡的以仁为本的主体思想至今仍在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道德行为规范。
跟儒家明显带有官方性质的传道、授业、解惑相比,作为史上最著名的隐士,老子的思想则更容易获得来自民间的支持与认同。在许多自然与社会现象无法得到足够的科学支持的背景下,老子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开始在当时的社会中大行其道。老子认为“道”高于仁义礼法等一切规范,仁义礼法等社会人事的有为都不如“道”的无为,只有“道”才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与最终归宿。
对于儒家思想,尤其是道德观,道家批判起来绝不留情面。李耳、庄周等道派代表人物在一种自我营造的乌托邦的氛围中,怀疑一切、否定一切,为后人留下了道法自然、无为而治的法律虚无主义的光辉思想。
春秋之后,土地私有制势不可挡,生产方式发生了翻天复地的变化,原有的社会关系开始逐渐被新的秩序所代替。儒家与道家所树立起来的法律规范已经不能适应和满足新兴地主阶级的需要,在这样一个时代更迭的历史时刻,法家出现了。他们坚定地团结在以君主专制为核心的封建新兴地主阶级周围,重新定义法的概念、性质、起源以及作用。推行“以法治国”的全新理念,彻底摒弃了儒家“贤人治国”方针政策。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认为,法是以刑罚为主要手段,依人们的等级名分而确定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由国家制定公布与执行,所有人都必须遵守的成文的行为规范。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必须树立法律的绝对权威,对儒家的道德教化以及道家的无为而治不屑一顾,极力主张法律的强制手段才是统治阶级江山永固的唯一法宝。
当然,作为封建专制社会,儒、道、法三家的法律思想的根本都是试图最大限度地维护既定的社会等级制度。
儒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达到以宗法等级为核心的礼治局面,道家治国的最高目标是要通过无所为无所不为的理想主义方式实现江湖一统、秩序永存,而法家治国的最高目标则是要建立以郡主专制为核心的国家最高暴力机关,以达到法治的局面。
现在看来,法家的法治主张更符合战国时期的时代要求,法律思想也基本概括了法的内部属性,初步完成了从神治到人治到法治的过渡,法家的法律思想已经依稀让我们看到了现代法律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