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讨论

第一篇：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讨论

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讨论

一、法家对“法”的理解及学说构成

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崛起很晚，而且在学理上兼收儒、道、墨三家学说：“法家成为一有系统之学派，为时甚晚。盖自慎到、尹文子、韩非以后。然法治主义，则起原甚早，管仲子产时确已萌芽，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先导。”从法理学角度上看，先秦诸家的“法”纯属“自然法则”意义上的法，法的本源在“天之道与民之故”。“以自然法为标准以示人行为之模范也。”所以法家所讲的“法”也以此为根本观念。管子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君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也有从法的观念中进行分类的论述，如尹文子说“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上述都是法家对法的理解，梁启超断言，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尹文子所说的第一、二、四种为“体”，而以第三种为“用”，这是狭义的法。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这些论述表明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布出来并以国家制裁力作为后盾的法律形式。

法家由“儒道墨三家之未流嬗变汇合而成”，这是梁启超对法家学派思想源流的认识。首先，法家接受了儒家的正名定份的理论。儒家讲正名定分，名份的具体化，势必用礼数来加以区分，荀子所讲的“礼、法之大分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都是这个意思。荀子的学说与法家言论最为接近，韩非子就是作为荀子的弟子而成为“法家大师”的，这就是法家与儒家的渊源关系。其次，法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法理念。道家言“我无为而民自正”，那么“民”怎么才能“正”呢？道家认为自有“自然法”才能使之“正”，自然法不可见，于是进一步要求用“人为法”来体现。道家后学用法治来证“无为”大义，就是这一观念的自然发展。在梁启超看来，墨家以“尚同”为教义，务使达到“壹同天下之义”，其最终目的是要把人类同铸一型，就是要把“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变为“一义”。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讲得都是这个意思，尚同论的结果必然导致“归本于任法”。

把法家作为一个学派进行概念和源流的探讨，梁启超具有开创性，自他把管子列为法家先驱，管仲成为法家名单上必不可少的人物，把吴起列为法家，后世对此遂成定论。而且梁启超所主张的法家是融汇了儒、道、墨诸家学说而形成的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也很有启发。显然法家作为一个学派与儒家有很大区别，有学者认为在战国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儒者”、“墨者”、“辩者”这种可以适用于学者群体的称谓，但却找不到“法者”或“道者”的用语。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李悝、商鞅、韩非等不能组成法家学派，老子、庄子等不能组成道家学派，而是因为儒者和墨者形成了群体，并有共同的师承关系。因此，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很有自己的特点：其一，不以师承关系为联结纽带；其二，不是职业称号；其三，不是正在作什么的群体，而是以往持什么主张的群体。有的学者认为，划分法家学派有四个基本标准，就是以法家的治术类别相区分，凡是主张“法治”的就是法家，从法律思想史层面讲，法家思想包括：第一，法治思想；第二，与论述法治有关的或服务于法治的关于法律的认识；第三，与法治有关并用来说明法治合理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第四，与上述思想的产生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其他思想观念，如规范观念、守信观念等。

二、主张“法治”是法家学派的本质

强调法家主张的法治主义与“术治主义”、“势治主义”有根本区别，这是梁启超所反复强调的。他一反传统普遍认为法、术、势三位一体，是法家学说本质的观点，认为“法”与“术”在当时就是相反的名词，因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子、尹文子都认为“法”与“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韩非子说“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尹文子说“法不足以治则用术”，并且对“术”定义为“术者，人君之所以密用，群下不可妄窥”。所以术治主义的作用在于神秘主义，与“编著诸图籍布之于百姓”公开而划一的“法”，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所以申不害主张的所谓“治术”，并为战国时纵横家所乐道的“阴谋”，与法家所强调的“法”根本不同。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主张的核心内容即是“奉公法，废私术”、“任法而不任智”、“由是观之，术盖为法家所最恶，而法家所倡道者实于好作聪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吴起，虽能致国于盛强而身终为谬也。”

术治主义是人治主义的一种类型，势治主义在反对人治主义这点上与法治派相同，当时主张势治主义的慎子认为，象尧那样贤明的君主，他若作为一个普通人，连三个人也管理不了；象桀那样的人成为天子，就能乱天下，所以人所处的地位和权势最为重要，决定一切，而贤智没有权势作后盾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不足以令人羡慕。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权势具有中性地位，看什么人用它。贤良之人用权势可以使天下大治，不肖之徒用权势就会使天下大乱。然而世上的人贤良者少而不肖者众，如果单单听命于“势治”，那么就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因为“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对此，梁启超认为韩非子对“法”与“势”的区别讲得最为透彻，即“势治者正专制行为，而法治则专制之反面也。势治者自然的惰性之产物，法治则人为的努力所创造，故彼非人所得设，而此则人所得设也，是法与势之异也”。法家不仅反对暴君用术恃势，而且连明主的勤民任智也反对，所以法家在根本态度上就不主张人治主义。在这里，梁启超与某些学者所强调的法家主干涉，凭借政府权威，把“势”与“治”混为一谈的观点完全不同。

梁启超觉得尹文子对“人治观念”与“法治观念”根本不同之处论述得最为透彻，尹文子说：“田子（田骈）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宋骈）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而答曰：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以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人治”是独治，法治是众治。梁启超通过列举大量法家的言论认为，法家对“人治”的攻击最为猛烈，概括出主要观点即是，人治是最不可靠的，所以不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尽管政权无论何时总要有人把持。人治必须靠贤人政治，但往往难遇贤人治国，于是政权就会落入不肖之徒手中，导致天下大乱，国家危亡。那么唯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依靠法治，中等人才就可以治理国家，就可以使“顽嚚聋瞽与察慧聪智者同其治”。“人治”必须以得明主为前提，否则难以治天下，既使得明主也难以成立，因为“圣主当阳”全属天幸，偶然的事实不能作为学理的标准，学理的标准必须以具有必然性的事物为基础。由此可知法家与儒家在立脚点上根本不同，“儒家尊人的标准，故以圣人喻规矩；法家尊物的标准，故以法喻规矩。其意谓非无贤人之为患，即有贤人，亦不足贵也。”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不仅反对“人治”，还反对“尚贤”。法家认为以“尚贤”为治，就会奖励人的“饰伪”心理，因为在人治背景下，君主皇帝金口玉牙，一言定乾坤，一语祸天下，臣子为获功名利禄就不得不投机钻营，揣摩君主的心思，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以君主的好恶为好恶，从而将丧失一切客观公正的标准，于是将会出现“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的结果。总之，将一切主观的标准舍弃，专凭客观的标准的“一人心”，即“以物为法”是法家所主张的关节点，所以梁启超总结道：“彼宗以为欲使道家无私无欲之理论现于实际，舍任法未由。故法家实际以道家之人生观为其人生观，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合传，殆有见乎此也。”

第二篇：法家“依法治国”思想研究

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秦国经商鞅变法二跃为战国七雄之首，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灭六国而实现了中国的统一大业，建立秦王朝，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然而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个浩荡帝国仅存15年就土崩瓦解。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秦朝的速亡？“法家亡秦论”“是一个非常主流的思想。刘邦的重臣、汉代思想家陆贾说：“秦二世尚刑而亡”。《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曰：“法家一断于法，赏罚分明，此其所长也。但法家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伤害至亲，伤恩薄厚。”这样一种思想，导致大众多对法家存在一种偏见和批评的态度，把法家与严刑酷法划上等号。而本文旨在用一种理性的眼光和标准探究和评判法家“依法治国”的思想，以求其当代价值。“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义之不足以治天下也[1]。这是与儒家的仁爱教化思想截然不同的观点，法家认为人性重利，在价值哲学领域毫不避讳自己的功利主义动机，而强调“依法治国的功效性，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依法治国”背后所隐藏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

正如高洪钧先生指出的：以现代民主的立场来观察，人们无疑会指责这些法治措施过于专制独裁。但是，如果考量历史的具体情境，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措施有其必要乃至合理之处。对于当时的混乱局面来说，强化王权和加强中央集权是达到社会有序状态的有效措施之一。无数的历史经验表明，在任何古代社会，特别是在战乱时期，较为强大的王权、富有效能的政府集中管理和令行禁止的法治，对于维护社会秩序来说都是颇有成效的社会治理机制。在各国的激烈竞争和斗争中，秦朝经过商鞅变法而建立大一统的社会，注重法制建设，形成了律、令、制、诏、程、式、课、法律答问、廷行式等多种法律渊源，而这些法律涉及政治、军事、司法、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家庭婚姻等各个方面，秦律中还有不少关于督促和惩治不依法办事的官吏的法律条文。开创了法制统一的大好局面。关键词：法家 依法治国

一、法家概说

1994年出版的《诸子百家大辞典》对于法家的界定是：战国时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法家的先驱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子产，实践创始于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申不害等。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法治理论。在政治上，法家主张废分封、行郡县，建立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加强君主集权，打击旧贵族势力，用厚赏重刑，使令行禁止；在经济、军事上，法家主张废除井田制，建立和巩固封建土地所有制，重农抑商，奖励耕战，实行富国强兵政策；在思想上，主张禁止儒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在历史观上，法家有着较为进步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向前发展的，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总的趋势是“今胜于古”，任何措施都有它的时代性，统治者应根据当时社会的实践情况，不断地调整、改革一切制度、措施。法家人士大都厚今薄古，主张法后王，反对儒家的法先王。在认识论上，法家较为注重实际，主张以公用检验言行，反对虚妄、空洞之言[3]。

可以看出法家强调与时俱进、革故鼎新的社会历史论，在当时奴隶制社会与封建社会交替的时代是多大的创举和进步。而法家“务实、注重实际”的观念对当今社会建设都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二、法家产生的历史背景

法从礼中分离出来是法家产生的条件和基础。礼与法在春秋以前的夏、商、西周三代处于混一状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出现分离。西周礼治体系的实施方式有二：一是以刑护礼；一是教化扬礼。而在西周的礼治体系中，“刑”是维护“礼”的手段之一，当时并没有独立、相对稳定的刑罚体系和刑罚原则，“刑”是依附于“礼‘’而存在的。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经济上，土地制度由井田制（公田制）向私田制转化，新兴地主阶级产生；政治上，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自诸侯出，自大夫出，王霸迭兴，七雄并争。其它各种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面对这种情况，代表各个阶级、阶层的思想家纷纷立言著说，阐述自己的治国方略和政治主张，批判其它学派的思想观点，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些众多的学术流派中，影响最大的是儒、法两家。儒家代表传统的旧贵族势力，主张“礼治”，是为“保守”；法家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力倡“法治”，是为“革新”。春秋战国之际，双方进行了激烈的论争，法家要革新，提倡法治，就必须抨击保守的礼治思潮，儒家要复古，实行礼治，就要进行积极的反击，批驳法治主张，我们将这样的争论成为礼法之争。法家的产生和发展正是在礼法论争的背景下进行的[4]。

三、法家“依法治国”的治之道

恩格斯指出“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当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我们研究先秦法家”以法治国“思想，不能用当下的眼光、是就爱哦和”理论思维“去评判，而是要回到他们那个时代，去分析和发现他们思想的进步性，发掘他们理论思维的要素和精华，以便把这些精华部分转化为我们当代理论思维的形式和内容，从而在我们当代的社会实践中发扬光大。1.法家所说的“法”是公平正直的

“以法废私”是法家“以法治国”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法家把“法”说成是公平正直的，他们认为法是为整个国家利益服务的。法家认为法代表国家利益，是天下之公利的“代言人”，它高于包括最高统治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他们称个人利益为、；私“，国家整体利益为”公“，体现国家整体利益的“法”为“公法”。“公”高于“私”，因而“法”也高于“私”，而且两者势不两立。法家认为各种人都有各种私，私是乱的根源，任法即实行“以法治国”乃能严私，不任法即不实行“以法治国”便不能去私。“私道行则法度侵，法度行则私道废”。

且法家受道家的影响，认为“法出于道”或“因道全法”。管子认为法出于“道”，但法不是自己从“道中”派生，而必须借助人的主观努力，人首先发现、认识客观存在的“道”，然后依“道：制定法。管子总结出恒常、公平、无私是天地及其他自然物质或现象表现出来的“道”的特点，因此要求人君治国要以“道”为准则。而在韩非看来，因“道”而生的法或“因道全法”则不一定是良法，取决于立法者对“道”的选择和运用。2.社会进化的历史论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及至文、武，各当时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5]。”（《商君书.更法》）

故圣人之为国也，观俗立法则治，察国事本则宜。不观时俗，不察国本，则其法立而民乱，事剧则功寡。（《商君书.算地》）

在商鞅看来，法和时代相宜才能实现治国的目的。

法家认为万事万物都在不断的变化中，社会当然也在不断地变化发展，这样的历史发展观贯穿于政治领域，就要求“法与时转，治与时宜“。在法家看来，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发展，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因循守旧。因为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变化，原有的法律制度、政策措施等虽然可能有合乎治理规律而值得继承的地方，却也往往会出现不适应新情况的地方，如果墨守成规，就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而取得治理的成功。因此，要使国家强盛，就得”变法“，审时度势，锐意改革。3.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的本性就是趋利避害、追求名利，只要有名有利可图，人们就要去追逐，其核心是好利恶害，并认为人之喜好与厌恶是赏罚的根本，君主可以利用人们好利恶害之心对其加以控制。在他们看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是一种利益关系，因而承认人们追求财富的合理性。英明的君主就要善于利用人们的这种趋利避害的本性，使其自觉地为国而耕战，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以今天的价值观来看，这种观念可能过于野蛮。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岁都承认人性自私好利，但在人性的改造方面，荀子主张道德教化加以改造，而韩非却不承认人性自律的可能，只相信外部的因素，即”他律“，通过法律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规范。

市场机制这的许多企业的激励机制，确实也是利用了人好利的心理，法家是以国家主义为背景的政治家，对于一切社会问题的讨论，多含有政治的意味，为国家利益服务，在诸侯争霸的战乱时期利益可以激发斗志，但是在秦统一六国后，在相对缓和的社会环境中，百姓需要一种更加人性和平缓的政策来休养生息。而且以利为核心在统治集团内部运行，必然滋生腐败。承认人性自利是一方面，但治理国家的治民之道必须因时而宜。4．务实功利的价值论

务实功利、崇尚实用，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法家推行“以法治国”背后隐藏的价值追求和哲学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面对诸侯征战的社会现实，要想不被其他诸侯国吞食并最终完成统一霸业，必须富国强兵。在务实功利的价值观的指导下，法家强调实行“依法治国”的目的是为了社会安定和国家强盛。

何勤华先生指出，法家关于法治的理论，在当时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一，法家提出“以法治国“，是要以公开、公正（当然这种公正也仅仅代表了当时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客观的成文法制度来反对奴隶主贵族擅断的、任意的“人治”的方式；第二，法家在法治理论中，对法做出了具有一定科学成分的阐述。比如，他们认为，法律应该是公平的、正直的，因而可以作为衡量人们行为的准则；第三，法家在强调法治时，已经提出了法治的法必须是顺应时势、顺应自然的法；第四，在法家的法治理论中，“刑无等级”，“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等内容占有重要的位置；第五法家的法治理论，是中和当时各个诸侯国变法的实践结合在一起，法家的各位代表人物，不仅创设和鼓吹法治的理论，而且还亲自予以实践，因此他们的理论具有丰富的实践性及应用价值，而中国的统一、秦王朝的建立，在当时都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事情[4]。

四、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

法家强调用实际效用来衡量人们的言行而摈弃一切空谈。由于务实功利、注重现实，法家清楚地看到，强力主宰着整个社会，所以主张“以法治国”，富国强兵，并把是否有利于农战的功效作为法律赏罚的依据。在诸侯争霸的战国时代，每个诸侯国的当务之急是如何使自己的国家富裕强大，避免被吞并，法家争对春秋战国的时代特征提出了“以法治国”、富国强兵的治国目标，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着眼现实，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又促使他们更加注重现实，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有它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实，当代的世界也是一种“新战国时代”，世界各国都力求富强，在当代世界“发展是硬道理”，“落后就要挨打”，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时有抬头，因此，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以及法家实行“以法治国”的目的是富国强兵这一重要思想，作为法律的价值追求和治国的基本观念，对于我们当下进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我们所处的时代与先秦法家所处的时代迥然有异，但当今国际关系较之战国时诸侯国之间的关系则极为相似：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实力竞争，各国都在为富强而奋斗，一国的国际地位最终仍取决于自身的实力。一个民族要想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国际事物的处理中拥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首要的就是具有比别国更强的综合实力。中国更是这样，要想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占据主动地位，要想顺利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加快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是最根本的途径。我们所面临的国际形势是：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发达国家在经济技术上占优势的压力，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将长期存在。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努力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经济实力是基础，军事实力是保障，名族凝聚力是思想保证和精神动力，而知识和科技创新则是关键。这就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必须以推动和保障国家经济、国防和民族凝聚力的不断增强，促进知识和科技的不断创新，促进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和社会的全面进步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6]。

五、综述

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在春秋战国的时代背景下，经商鞅变法走向统一的道路，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实现秦国的富国强兵，是不可磨灭的创举。但在秦统一六国之后，社会环境又发生了变化，统治者却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对治国之道进行调整，以适应相对缓和的社会环境，只是社会矛盾更加激烈，最终暴政之下秦速亡。目前，研究秦朝速亡原因的学者及相关成果都非常多，但基本上都沿用汉代思想家的基本路线：秦朝推崇并奉行法家的“依法治国”的思想是导致秦朝速亡的根本原因或重要原因。今人对于秦朝的专制统治和严刑酷法的认同是无可厚非的，但秦朝暴政是否就等于法家之过，亦或是“依法治国“治国？

但法家务实功利的价值观，与时俱进的社会进化历史论，注重实际，革故鼎新的政治思想仍有现实意义。

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环境下，急需健全的法治体系，国家和公民都在呼吁“以法治国”；而另一方面，国家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物质建设和精神建设都是不可或缺的，“以法治国”和“仁爱教化”也是同时需要的，“外儒内法”也是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长期沿用的治国方针。就如“文治武功”一说，我们并不是要追究“文治”好，还是“武治”好，而是相互借鉴，寻求怎样才能国富民强。“人性恶”的争论也是，对于政治家来说，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来控制和利用人们的自利之心，而不在于否定人性自利的说法，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都存在自利倾向。无论是儒家还是法家，实践证明，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熏陶了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来说，“德法并行“才是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我们对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研究，不在于从众的去批判它，更理性的思路是去深度挖掘和研究“法治”对当今社会的现实意义，对于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态度，对法家思想亦是。

参考文献：

[1]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3页.[2] 《法苑精萃》编辑委员会编：《中国法史学精萃（2001—2003年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72—273页.[3] 《诸子百家大辞典》，华龄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278页.[4] 何勤华：《中国法学史》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07页.[5] 高亨：《商君书注译》，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0—13页.[6] 时显群：《法家“以法治国”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5—137页.

第三篇：法家的法律思想

法家的法律思想

内容摘要：法家主张依法治国，最为重视法律的作用。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同时其对法律的论述已涉及法律本质起源及作用等方面，其论述之深刻，仍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是法家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如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强调用重刑来治理国家，“以刑去刑”，而且是对轻罪实行重罚，迷信法律的作用，这对后世产生了消极影响。

关键词：法律观 重刑

法术势

影响

正文 一 法家的法律观

（一）法的本质

法家对法律本质有独到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1）法是民众的行为准则。法家在解释“法律”时总是将它与民、天下、百姓联系在一起。慎到指出“法”是“齐天下之动”，即规范和统一天下民众的一种制度。“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至也。”①商鞅认为法令是治理民众的准则。管子认为，“法者，天下之仪也”。②法要规范民众的外部行为。

（2）法是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成文命令。商鞅说：“法者，国之权衡也”。法度是人主为了治理天下而设置的，韩非子明确指出：“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③强调法是一种成文制度，由君主设定，国家机关掌握，同时必须公布于百姓。

（3）法是关于赏罚的规定。在法家的著作中，法与刑赏紧密相连，不可分割，他们将法称之为赏诛之法和赏罚之法。在两者中，法家偏重于罚，认为赏依附于刑，是刑罚的辅助，因此法家又将刑罚作为法的中心内容，认为法是刑罚的系统化、固定化。

（4）法具有强制力和制裁力。法的表现不是引导式的教育，而是惩罚性的禁令，这是法家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他们经常将“法”与“令”结合使用。法与令都具有禁止性，从消极的方面进行强制，而儒家则偏重于“礼”，从正面进行引导。法令的强制性在法家理论中表现为强制的制裁，这种制裁不是良心或道德的谴责，而是残酷的刑罚和赤裸裸的暴力。

(5)法律要公正、客观。他们认为法律应该像量长短的尺寸等度量衡一样，作为人们的准则，并且对任何人一样客观公正。在春秋战国时代，宗法等级制度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再加上儒家的引导，礼治依旧是主要社会控制手段。而法家从“道”的角度出发，认为“道”对世间万物是平等的，因此法律应顺从道德要求。

（二）法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其中法家的慎到就做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 ①② 《慎子·佚文》

《管子·禁藏》 ③ 《韩非子·难三》

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可见法律的作用是以定分的方式来保护财产所有权，制止纷争。

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兴功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取得兼并战争的胜利。禁暴是指以法律为手段镇压民众的反抗。

“君尊主尊，独制四海”。即法能保证君主的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韩非子进一步发展了商鞅的“权制独断于君则威”④的思想。明确指出法能保证君主的专制，防止臣民反抗。

（三）法的起源 法家认为，法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必然会出现的一种现象。在人类社会初期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靠自然生成的习俗保持社会的秩序。正如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里描述的：“这种十分单纯质朴的氏族制度是一种多么美妙的制度啊！没有军队、宪兵和警察，没有贵族、国王、总督、地方官和法官，没有监狱，没有诉讼，而一切都是有条有理的。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者部落来解决，或者由各个氏族相互解决；血族复仇仅仅当作一种极端的、很少应用的手段……虽然当时的公共事务比今日更多，--家庭经济都是由若干个家庭按照共产制共同经营的，土地乃是全部落的财产，仅有小小的园圃归家庭经济暂时使用，--可是，丝毫没有今日这样臃肿复杂的管理机构，一切问题都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都调整好了。”即然这样，法律又是在何时出现的呢？按照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法家代表人物商鞅认识到法出自“下世”，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变化，生产生活资料占有的不平衡性也必然导致社会不平等现象，占有生产生活资料的少部分人就会想方设法保护自己的财富，法律就来到了人间。

二法家的重刑主义

法家重刑思想是法家法治思想中最具特色的思想，其理论价值彰显了法家思想家们思想争鸣的本意：长久的保持君主专制统治，实现富国强兵。法家的重刑思想源于春秋时期子产“宽猛并用，以猛为主”的思想。以重刑打击守旧势力镇压人民的反抗，维护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是法家经常推行的政策。法家人物当中，商鞅和韩非在其各自著作中都不吝其辞、极力赞美重刑主义，并提出系统的重刑主义理论。

法家的重刑主义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基础的。商鞅既是第一个系统提出人性“好利恶害”观点的人，又是最早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重刑论的思想家。韩非继承商鞅的“重刑论”和“好利恶害”的人性论，系统分析了使用重刑的必要性。韩非《韩非子·六反》解释说：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者也。所谓轻刑者，奸之所利者大，上 ④ 《商君术·修权》

之所加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故奸不止也。重与轻不只是以刑罚的外部形式为标准，而是以能否止奸为标准。足以使臣民畏其罪而不敢犯的刑就是重刑，不足以使臣民惧怕，民知其刑仍旧犯法谋私的刑就是轻刑。

法家使用重刑的基本的思路是:“以刑去刑”。法家重刑论的重要内容之一是确保让犯罪人必然遭受重刑。这也就是商鞅在《商君书·赏刑》所要求的“刑重而必得”，韩非在《韩非子·奸劫轼臣》所说的“诛重而必”。为什么一定要“必”得、“必”诛呢?因为是否必罚是刑罚能否发挥禁奸止过作用的重要条件，是使臣民选择不犯罪道路的重要条件。韩非认为，“刑罚不必则禁令不行”。犯罪而不'必得'，就会出现像《商君书·算地》“小人辟淫而不苦刑”，从而助长小人的“侥幸”心理。既然犯罪不一定受罚，却一定得利，按照权衡利弊的逻辑，人们自然会为得利而去犯罪。诚如《韩非子·八说》中：“有奸者必知，知者必诛”，人们权衡的结果才是为犯罪害大于利，才会做出不犯罪的选择，重刑才能真正发挥禁奸止过的作用法家使用重刑的方法是“告奸连作”。告奸连坐。告奸连坐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赏告奸，另一方面是连其罪。商鞅在《商君书·开塞》中提出:“赏施于告奸则细过不夫”，他主张赏告奸，用投之以利的方法诱使百姓告发违法犯罪的行为。他把这种方法称作“以奸民治良民”。“合而复者”为“善”民，“别而窥者”为“奸”民。用奖赏鼓励人们相互监伺，调动国家机器之外的百姓举告他人的奸恶，就能使国家更及时、更无遗漏地发现犯罪者。所以，他在《商君书·开塞》篇里自信“任奸则罪诛”，《商君书·说民》“以奸民治，必治至强”。商鞅不仅在理论上认为赏告奸是可行的，而且实际地采用了这种办法。韩非说商鞅在秦行“赏告奸”之法，《史记·商君列传》对商鞅的变法之令有“告奸者与斩秘首同赏”的记述。赏是诱使人们告奸，但赏不能使所有的人对所有的犯罪都去告发。商鞅在主张赏告奸的同时，也提出了迫使人们不得不告奸的办法，即连坐。他在《商君书·赏刑》不仅说：“重刑而迁其罪，则民不敢试”，而且还提到连坐的三种情况：一是职务连坐。“守法守职之吏”有犯罪行为时，“周官之人”不告发者连坐。二是家庭连坐。家庭成员有人犯罪，其他人不告发的，也要连坐受刑。商鞅认为，“夫妻交友不能相为弃恶盖非”的“至治”'就是用这种连坐之法换来的。三是邻里连坐。其办法是把民按什伍编成小的单位，让同伍同什的人相互监督。《史记·商君列传》载：商鞅曾“令民为什伍，而相牧伺连坐。”《索隐》曰:“牧司谓相纠发也，一家有罪而九家连举发，若不纠举，则十家连坐。”按《史记·商君列传》的记载，商鞅不仅设计了而且也实行了连坐制度。其基本要求是：“不告奸者腰斩”，“匿奸者与降敌同罚。”韩非对商鞅的告奸连坐之法做了总结。在他看来，知奸之术的核心是“告过者免罪受赏，失奸者必诛连刑”。实行这种办法主要是想让百姓为自己的不受连坐而举告他人之罪，因恐于耳目众多，犯罪难逃而检点自己的行为，抑制犯罪的欲望。

三“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到了法家

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了将三者紧密结合的思想。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主地位。

法家思想和我们现在所提倡的民主形式的法治有根本的区别，最大的就是法家极力主张君主集权，而且是绝对的。这点应该注意。法家其他的思想我们可以有选择地加以借鉴、利用。

四法治与人治的对立

儒家的“人治”主张认为在治理国家过程中“人”起决定性作用。而法家则强调“法”而不是“人”，他们抨击人治其实是统治者随心所欲的“心治”和“身治”，以个人的感情为基础，必然随心而定，也必然随心而变，没有客观的标准。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法家“法治”的含义：反对“礼治”，追求法的平等性；反对“德治”，追求法的功利性和实用性；反对“人治”，追求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法家的“法治”与西方的“法治”有很大差异。首先，法家所主张的法律是君主制定的，君主掌握着立法的全部大权，如《管子·任法》中说“法生于君”，因而这些法律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和利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而西方法治则强调法律要从公众利益出发，考虑大多数人的意志。其次，在法家的法治理论中，权力和法律是二元并立的，而且法治的目的就是为了加强权力，法律是权力的从属物，没有约束力，进而导致将法治变为暴政。在西方法律与权力是相互对立的，法律的产生就是为了约束权力，防止其过度膨胀。

最后，法家推行法治的目的是“以刑去刑”，用严酷的刑罚使民众不敢犯法，最终达到消灭刑法的目的。而西方的法治却是通过法律来约束国家和民众的行为，最终确立法律在社会上的统治地位。

由于上述主张，法家法律思想的特点有：法家主张变法，反对因循守旧。主张“以法治国”、“一断于法”；倡导富国强兵的政策；实行君主专制，法、术、势相结合；提倡性恶论和进化史观；使用了统一的概念，范畴。

五对后世的影响

法家提倡的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政权，以及主张法、术、势相结合的治国方略这对后来2000多年的皇朝统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后世的统治者根据法家的君主专制思想建，立了一套统治秩序，国君高高在上，其统治地位不可动摇。同时又建立了庞大的官僚队伍，为国家的统治服务，君主则运用法、术、势进行监督。

法家的“一断以律”、“法不阿贵”的精神对后世影响深远。后世的许多官吏秉公执法、直言不讳，为了国家的统治利益，敢于同权贵斗争，敢于冒死相谏。这种天下为公的精神可以说与法家思想一脉相承。

法家思想特别重视法律和法学一般理论的研究，许多法家的代表人物对法学理论有着自己的见解。这使法学得到发展丰富了中国古代法和法律思想。同时法家还重视法制建设，在立法、司法的实践活动方面成就颇高。

法家主张法律稳定和统一,公开颁布法律,反对议事以制,所以他们主张法治的前提是必须有成文法,要求制定准确、规范且具有抽象性和普遍性的法典。促进了中国成文法的确立和发展。

形成了依法断罪的传统

古代法律在适用过程中最早施行的是议事以制,即以合适的判例来断案,而不公开颁布成文法。经过先秦时期法家的大力主张成文法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为了保证法律适用的统一性,西晋时期刘颂主张律法断罪,皆当以律令正文为主。《唐律疏议·断狱》“诸断罪具引律令格式正文”条规定:“诸断罪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违者杖八十。”《大清律例·断狱》“断罪引律令”条律文规定:“凡断罪,皆须具引律例,违者笞三十。若数事共条,止引所犯罪者,听。其特旨断罪,临时处治不为定律者,不得引比为律。若辙引致罪有出入者,以故失论。”可见,中国古代的统治者要求官员在断罪时都要引用成文法。依法断罪要求官员在适用法律时必须遵守预先公布的国家法律,在无律可引的情况下,才能依照判例来进行判决。这实际上是要求官员必须要服从君主个人意志,维护封建统治。由于成文法不可能对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进行规范,所以成文法具有其僵硬的一面。案件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又会导致以类推比附的手段来断案。总之,依法断罪一方面维护着法律的稳定,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古代官员自由裁量的权力,它维护了君主的个人意志。

先秦时期就形成了法律公平的思想,后世的思想家把法律视为布大信于天下,法律是公和信的象征。保证刑当其罪,维护法律的稳定。法家思想推动了法律公平的实现。

从古代刑罚体系的发展和演变的历程来看,中国古代法律具有残酷性的特点。这与法家所主张的重刑的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法治”成为统治阶级进行暴力统治的工具。法家把刑罚看做是对犯罪之人的报复,刑罚也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秩序的目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里刑罚是比较残酷的。对后世造成了不利影响。但它使后世统治者实行仁政，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历史进步。我认为，总体而言法家思想利大于弊。

参考文献：《百子全书》，浙江人民出版社。

《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中国法家》，新华出版社。

《诸子百家》，同济大学出版社。

《中国法律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第四篇：浅析法家教育思想

浅析法家教育思想

法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家学派之一，发端为春秋时期的管仲，他辅佐齐桓公完成霸业，用法规管理，初露客观化、系统化社会管理之端倪，到战国时期，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慎到等法家代表人物相继出现。

战国时期，秦统一六国，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国家。那么，秦国为什么能够那么强盛，成为统一六国的国家呢？这主要得力于商鞅变法，此时商鞅为法家思想的典型，他提出一些法律制度，并且把自己的思想用简单的事例向人们灌输，从而逐步健全秦国的行政管理体制和军队管理体制，使秦国得到发展强大的机会，而且，他言而有信，使他的法制观念深入人心，最终，秦统一六国。

战国时期的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是法家思想在不同时期的法家思想家，他们提倡重法、重势、重术。他们的思想各有各的特点。商鞅重法治，申不害重术治，慎到强调重势，到了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时，韩非提出一个新的思想，那就是把三者紧密结合。

商鞅、申不害、慎到三人的思想中的法指健全法制，势指君王的军政大权，术指的是驾御群臣、掌握大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主要是察觉、防止犯上作乱，维护君王地位，其最大的区别是极力主张君主集权。最终依靠法家思想赢得天下的秦王朝，自然而然的就以法家学说作为保持天下的理论武器。

法家教育思想的特点就是“以法为教”。秦国为了巩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将法律定为教育的主要内容。自秦统一六国，就开始统一律令、度量衡、车轨和文字工作。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建议，他继承商鞅、韩非等人的法教思想，将法家思想用于制定秦国文教政策的指导思想。

其中，书同文的统一奠定了中国文字的基本格局，自此以后两千余年，汉字就作为最基本的文字教育工具，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的决定性力量，这不可否认是法家思想大力推行的结果。

由于法家思想核心是以法治引领社会，他们的理论根据是万物以道为原为本，法是道在社会的体现。法家推行法治思想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而为了富国强兵。法家主张改革贵族奴隶主制度，强调奖励耕织，减轻赋税。法家的法治思想是有其现实依据的，就是战国时期天下争雄，已非古法所能止治，要“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古礼只适合于古代，当其时必须实行法制，他们由是提出与其法治思想一致的历史观：历史是发展的，“不必法古”“反古不可法”。

主张以“以法治国”而闻名，而且提出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汉朝时的统治者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法家思想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的要求，国家把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问题深刻入理的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其实法家思想也有其不足的地方，它极力夸大法律的作用，主张用刑、德来制约百官，强调依法治国，“以刑去刑”，不重视道德的作用，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利益的，没有什么都得的标准可言，所以就要用利益、荣誉来诱导人民去做。比如发动战争，如果立下战功，就会给予很高的赏赐，包括官职，以此来激励士兵与将领英勇作战。

据史载，秦朝时中央朝廷设有官邸学，以法律为重要课程。如“赵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习数年”。这表明，从中央到地方，一直到民间，都奉行“以法为教”的文教政策。法家的教育思想在秦代真正得到了贯彻执行。

由此可知，法、作为人类阶段社会的调节器，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它的作用加以无限扩大，无可避免的，就会产生一些负面作用。比如涉及人们思想、认识、信仰等领域就不能用法律调节。因为人是理性动物，他有自己的非善恶评价标准，而国家队这些方面的东西用法律强调并加以干涉，只能促进人们逆反心理的产生。

可以说，法家思想不仅在战国时期发挥其历史作用，从中华其后两千年的政治表现中，都可以看到法家思想所表现的历史作用。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吏治。中华所谓的法治就是强制理论，法家思想重心只是一种对权势的体现方式。而几乎没有重要的理念，它没有真正的法的公正认识，其主要的表现就是无“法”精神的律治。着重对统治者意志的律令体现，从而助长了中华形成了权力单极的社会形态，政治强盛而民间力量无有，而且正是由于这一点，古代中华的人的权力被极大的压迫，而且人民也有被压迫的意识，使得中国的国民性及其的淡漠。在近代战争中表现出无国家性的麻木，中国社会的这一性质可以说是法家思想所可以打造的，也是它对政治建设的最大功绩，可惜的是它是反的。

综上所述，法家思想在一定历史时期有它了良好的一面，但也带来一些不足。

第五篇：读法家思想之心得体会

读法家之我看

首先，在先秦诸子当中我为什么会选择写法家？我想这只是因为法家的思想与我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这些最为接近，我最认同它的观念。虽然法家思想也是有很多不合时宜的观点，或是不符合当代具体发展的看法，可是在诸子百家中我还是最看重、最喜欢法家，所以我选择了解并且写法家的读书报告。

好了，那现在来解析我对法家思想的深刻理解。第一点，就是法家对人性的深刻剖析。在法家看来，人性趋利避害的，人性就是这样，而且是无所谓善恶，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人性本善或是恶，他们认为人性就是那样——趋利避害，带着一种中立的态度。我也不敢说这个观点就是一定对或是一定错，但人性确实是有这一点，至少大部分表现出来的都是这一点。韩非认为人的这种好利恶害并不是邪恶的，而是人之常情，应该加以肯定，不需要遮遮掩掩。书中有很多证明此观点的故事，在此我就不拿来凑字数了。在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理解中，人（或者说就是我）要活得轻松和有活力，那就承认自己的欲望吧。你敢不敢承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敢不敢承认你自己就是一个无比自私的人，基本上做什么事儿都是为了自己？不要在过多的把什么美好的、高尚的接口放在嘴边好吧。我本来就是一个自私的人，目的自私，动机自私，我目前活得还很自私。我相信人是不断在精神层次上进化的，第一层次就是为自己，第二层次是为他人，第三层次是为世界。反正我自己现在是处于第一层次，而且也感受不到后面的层次是什么，感觉后面那种为世界、为自己的使命、为自我实现的境界太高了，而且那时候也是为自己啊，为自己的心理满足。这些或许我以后会懂一点吧。

反正是当我承认自己的自私自利后我才感觉活得更轻松一点，拿出更多的精力去追求我自己想要的东西。比如，我追求我自己喜欢的女生会更放开一些，因为我追求她，我为她付出就是为了得到她，为了得到一份亲密的恋爱关系，她不喜欢我就算了，我的什么付出也与她没关系，是我对她

一 的投资，最后没成就当是我看走眼或两人不合，我对她好并不是什么出于伟大的为她好的高尚的借口，就是为了自己而已。这种说法像极了我之前看的一篇博文，看来我是深受其影响。文中作者说他自己接触了各种各样的圈子，泡妞圈、直销圈、灵修圈、创业圈等，发现心态最好的人竟然是生意圈。生意圈的人心态好，赚钱了，OK，很开心；赔钱了，OK，也没什么；合伙了，OK，很开心；散伙了，OK，也没什么。为什么生意人心态这么好呢？结论是，生意人最了解自己，有最多的惭愧心。生意人承认自己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好人，一开始就不是，生意人单纯就是为了利益，精打细算，动机自私，投入等着回报，付款等着收货。

所以我对法家强调人的这种自私的本性很是认同，人性善恶的问题往往会给我们的头脑带来不小的混乱，我们总是用一生来学习人性都是美好的、社会是充满爱的、大部分人都是君子。可是当我们进入社会才发现真实的世界并不是教科书上那般美好，于是产生怀疑，人性是善是恶？如果三字经中写的是：“人之初，性本恶。”结果又会是怎样，我无从得知。罗马人的头脑中就没有人性善恶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人性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尽管我们看来罗马人本性邪恶、好斗、贪婪。

只有你为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人生建设的很好时你也有更多的东西能够带给别人。总而言之，人的这种趋利避害、自私的本性也没什么不好的，就那样了。而且对于个人而言，建设自己的人生、解决自己生活中的种种问题、追求自己的使命，这些才是第一位的。

关于法家思想我想写的第二个观点就是进化史观。春秋战国时期，不少思想家都用倒退的观点解释历史。如道家认为，人类自古以来的历史就是不断倒退的历史；儒家则把尧舜时代或商周之际作为理想时代，认为自西周以来的历史是不断倒退的历史。而法家则是彻底的进化论。商鞅明确指出：“圣人不法古，不修今，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商鞅充分认识到，现实社会的出路不在于法古，而在于变法更礼，这是当时其他思想家远未能及的。

二 可能也正是这种观念让法家与其他流派相比更加的面对现实，我就喜欢法家的这种面对现实的态度，相比其他流派的救国策略，法家无疑更具实操性。好了，他们的进化观点也是我所赞成的，我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生物还是人自身都是在不断进化的，从总体上来看都是在不断向前发展的，这种发展的观点还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观相吻合呢。当时的社会虽然混乱非常，可是生产力无疑是有了巨大的发展，具体情况变了因此要采取新的策略来富国强兵。

这种进化的观点还让我想到了之前看到的一个理论，那就是我们人在精神层次上的不断进化。怎么说呢？就像我上文说的，精神层次更进化的人更多的为他人、为世界、为自己的使命，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来说就是更高的自我实现。在我看过一些生物进化学、进化心理学方面的书之后，我更加认同这种进化论。在总体上，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第三点我想说的是法家的务实的精神。法家是春秋战国时期时期谋士这批人的代表，谋士不拿出一些具体可行的策略怎么能行呢？这种观点也可以说是有用论吧。不法古，因为法古没用；不尚贤，因为尚贤有害；以法治国，因为法有用。

在当时战国的理论界，存在很多不同的理论，后世总结为九流十家，针对战国的局势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其中难免良莠不齐，浮夸流行，华而不实。韩非认为，判断这些理论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是否有用，他告诫君主，如果不注重功用时效而喜欢听那些虚言浮说，就可能亡国。其中韩非反对形式主义、反对以贤治国、否定以身作则、否定以智治国。

其中反对形式主义就不多说了，反对以贤治国韩非用中山亡国和燕王哙禅让的故事很好的说明了君主尚贤的害处。以身作则是传统的为君方式，通过自己带头的作用为百姓树立榜样，从而达到风化天下的目的。但是韩非对此提出了异议，因为统治者并不是那个德行最高尚的。根据中主原理（韩非的那一套设定即使是中庸之主也能把国家治理的很好的原则），君主的才能并不一定出于人之上，那么自为表率非

三 但起不到好的作用，反倒会起到“上梁不正下梁歪”的效果。因此，他否定君主应该以身作则，而是认为，只要君主抱法处势，那么即使德行平庸，能力平庸的人也可以将国家治理得很好。

这些有用论都很好的说明了法家追寻的是一种大概率事件，按照中庸之主而不是难得一见的明君设定标准，以法择人而不是单单凭借君主的好恶或是人才是否贤能来任命官员，凭借人们好利恶害的天性而不是说不准的仁义礼智来治理人民，这些说明法家的求真务实的精神。

总之，法家坚持的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立场，不管是何种理论、何种观点，只要是有用的就是好的，就像邓小平说的“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的原理一样。检验是否有用的方法非常简单，那就是实践。

第四点我想说的是法家人士的奉献精神，那种为了自己的信仰奋不顾身的姿态，我个人对此十分的敬佩、崇敬。

我比较喜欢法家，可是对其他流派也没有一点排斥之意，立场不同而已。因为其他流派的大人物一样也是为了自己的信仰奋不顾身的人，这种人我实在没什么说的，只有敬佩二字，不知道我何时才能达到这一境界。像孔子，他周游列国之后难道不知道自己的学说难被人所接受吗？他难道不知道自己所期望的理想社会当今不能实现吗？可是他依然跟随自己的使命不停向前，就像孟子说的：“虽千万人，吾独往矣。”这种精神不由让人肃然起敬。

其他流派为了自己的学说是到处讲学什么的，或是奉献出自己一生的经历，可是法家人士更多的是奉献出了自己生命。他们向君主献刀是有莫大风险的。

韩非在自己的著作中专门有一段小故事来说明法术之士的辛酸无奈。话说楚国的中山自古出产玉石，春秋时期，有个叫卞和的楚国人在山中得到了玉璞。卞和知道玉璞非寻常玉石可比，献给谁呢？钢刀赠给勇士，红粉施予佳人，国宝只能献给国君。在忠君爱国思想的指引下，卞和把它献给当时的楚国国君楚厉王。楚厉王知道相玉是个专业活，不便自作主张，于是找了一个玉匠拿来玉璞，看过之后，道：“石

四 头。”见专业人士这样说，楚厉王气不打一处来，忽悠君主必须付出代价，卞和只得失去了左脚。厉王死后，王位传到了弟弟楚武王的手中，卞和继续献玉，结果失去了右脚。之后周文王即位，卞和抱着玉璞在大山中开始哭泣，一连哭了三天三夜，泪水干了，继之以血水。消息传到了文王那里，最后在玉匠的雕琢下，一块宝玉现于人世间。为了纪念卞和同志百折不挠的献玉精神，文王把玉石命名为“和氏璧”。

韩非这篇文字针对君主而作，所以只谈到了君主应该如何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体谅献玉者的苦心，不要胡乱讲献玉者否决。宝玉是君王所喜爱的，法术之士也是君主所需要的，在《孤愤》中韩非已经详细论述过，只是当这两种事物出现在君主面前的时候，君主摇头不识，甚至恼羞成怒。为什么会有这种阻碍？有心理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专业因素等等，这也是韩非所描述的《说难》。

而法家人士却为了君主、为了自己的理想那样的奋不顾身。伴君如伴虎，向君主献刀，自己也有生命危险，法家为君主贡献的不仅是自己的智谋、能力、思想，甚至还有生命。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法家人士也就是法术之士为什么会给君主提供一套完整的驭下体系呢？难道他们不也是臣下吗？这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不少人都对法术之士有过这样的责难。其实这也是人性的一种自然取舍，也就是法家所说的两权相害取其轻。战国时期那些法术之士都是平民出身，对他们来说获得君主的赏识和任用是最主要的目标，与这个目标相比，做君主的忠狗、被君主驾驭、一切以君主为转移并不算什么。

《孤愤》更是法术之士的自我表白书，也是形势分析书，更是价值宣传书。其中主要宣扬的就是：我们法术之士很孤独、很愤怒；我们法术之士很可靠、很有用。难怪秦始皇看到韩非的文章不仅仅能体会到这些，也能感受到：我们君主又何尝不是很孤独很愤怒；我们又何尝不需要很可靠、很有用的大臣。想及于此，长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

第五点我想说的是法家的法术势三刀。首先说说“法”，五 天理人情是根本——实用主义韩非如是说。毫无疑问，法家的法是是建立在人性趋利避害的基础上，完全为了君主的统治事业的，君主是唯一不受法律约束的人。在我看来法家所说的法在当时特别具有实用性，符合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至少我没有找到多少可以批判的东西。法家所说的法具有公正性、唯一性、客观性、公正性、权威性，韩非说：“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我只想多说几句后世对于法家的法偏重于严刑峻法的偏见，可能是偏见吧，我自认为。

长期以来，法家总是给人以杀气腾腾的感觉，似乎法治就是杀人、暴力，所谓法治不过就是刑治，那么法就是刑吗？法的概念远远大于刑。韩非所说的法继承了前期法家对法的规定性，是一个多重涵义，多层意义的概念，指一切制度、法令、律典，甚至是风俗习惯，所有层面的法都有一个共同的意义，那就是规范、程式之一。法是公平的，不偏不倚的，它不偏袒权贵，墨绳不迁就弯曲。法令该制裁的，智者不能逃避，勇者不敢抗争。惩罚罪过不回避大臣，奖赏功劳不漏掉平民。至于法家的法有时候感觉太过残酷，像“弃灰于公道者断其手”,感觉确实有够残酷，不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我就不知道算怎么样了。法家重刑主义的逻辑起点基于对人性趋利避害的认识，是一种对利益得失的分析。如果轻罪重罚，犯罪者得到很少的利益却要遭受到严厉的制裁，从而蒙受多于所的几倍的损失，这样权衡得失，人们就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以身犯险，这样就减少了犯罪现象，达到以刑去刑的目的。换句话说，如果当今之世如果一贪污的刑罚就是无期徒刑或是死刑，恐怕贪污的人会大大减少吧。

接下来我们说说术，韩非所说的术，主要包括两部分：“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君臣之能者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对于术，我感觉没什么说的，只是君臣之间相互什么的关系，感觉太远。可以说就是政治权术吧。

对于势，看了书我才对势有了更直观、更清晰的了解。什么是“势”？简而言之，势就是对他人的影响力的总称。这种影响力，既可以是刚性的，也可以是柔性的；既可以是命令式的，也可以是诱导性的；既可以是意识范畴的，也可以是潜意识范畴的。总之，势的范围很广。

那种看得见的势很容易理解，来自于权势，比如一个纪检书记的权势，一个财政部长的权势，一个市长的权势等。但在权势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可以称之为名望。名望虽然不同于红头文件上确切规定的权力和职责，但影响力可以大的可怕。在大学当教授的陈独秀无权无职，但他可以让万千热血青年走上街头呐喊呼叫；凭借声望，已经近乎囚犯的拿破仑在不到一个月里就兵不血刃地第二次进入巴黎，建立政权。周杰伦，一奶油小生，无权无职，但我想如果有人对他的音乐说三道四一定会遭到口诛笔伐，如果他想让某人火，那么此人必定能小火一把。这些可以说是势，所以法家才不尚贤吧，贤人的名望超过了君主，那么百姓便只知有贤人不知有君主，这也是很危险的。

总之，法术势我认为不过是君主用来统治臣民的工具而已，仅仅是工具而已。

写了这么多，我只想说虽然我只写了关于法家所谓好的一面，当然法家也有很多缺陷，只是我在这里没有提及而已。我用我在看的其中一本书里的一句话来结尾，这句话很有意思：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生气，不要悲伤，也不要愤慨，不顺心时看一看《韩非子》，帮你面对现实，你就会心明眼亮、茅塞顿开。

总结陈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