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读书笔记

第一篇：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读书笔记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读书报告

张立方华东师大政治学系

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一反“西方的冲击”这一研究模式存在的偏颇，强调了中国文化在面临外部冲击时所具有的活力。作者通过对1890—1907年过渡时代梁启超思想的研究，详细考察了中西思想在很多领域内的相互影响，勾画出它们在梁启超思想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指出梁启超塑造的一代新民，与现实中国之间的联系要比五四“新青年”更具代表性。

一、注重从中国内部出发的研究方法

本书摒弃了“冲击——回应”和“传统——近代”研究模式，主张应重视中国内部的发展，建议学者们研究19世纪的中国思想时，最好采用马克斯·韦伯的“设想参与”的研究方法，把自己放在当时儒家文人学士的地位。作者指出，在自1840年中西接触以来的半个多世纪里，西方对中国思想的冲击是有限的，西学在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立刻引起知识分子的强烈反应，西学与中学产生革命性的接触，那是戊戌维新运动开始之后的事情。

因此，作者把梁启超的思想放在中国思想这个大背景中来进行研究，他在序言中强调：“儒家更不用说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决不是铁板一块，而是一个巨大复杂、学派林立，彼此竞争的思想天地。”在本书第一章“思想背景”中，作者对汉学和宋学、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桐城派和经世致用学派在晚清的发展作了详尽的分析。陆王心学是对程朱理学的反动，认为“心”是万物的本源，为了达到道德修养和获得知识，人们应该求助于自己的思想，或者说是“内省”，而不是像程朱理学那样求助于外部世界来确立修身的方向，正如朱子所说的读书是穷理的最好办法，“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陆王心学到晚明时达到高潮，但随着明朝的灭亡，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出现了反对这种“唯心主义倾向”的思想。在许多儒家学者看来，陆王学派的方法有过分抽象地空谈良知的危险倾向，他们呼吁提倡“实学”，即对儒家经典文献进行“经验主义”研究，形成了考据学派。当然提倡实学与清政府文化政策所造成的压力有关。当19世纪初清王朝面临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时，经世致用的思潮开始兴起，宋学的社会政治意识也不断增强。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思想的变化既是学术思想内在演变的结果，也是外在环境影响下产物，即艾尔曼所说的学术思想的“内在理路和外在变迁”。作者在书中写道：“由晚清经世致用思想和反汉学运动的出现而导致的思想变化，对梁启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梁启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

张灏并不赞成列文森将梁启超描写成一个文化革命者，说梁这一时期彻底摒弃了中国文化传统，只认同来自西方的价值观。作者指出：梁氏当时所说的“道德革命”与五四时期所说的不是同一个东西，他既不是全盘接受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也不是全盘接受西方的道德观，而是对两者的选择综合。梁启超把道德分为公德和私德两个方面，他主要侧重将来自西方文明的公德思想介绍到中国的思想界，但梁对传统私德的信仰在很多方面也是确信无疑的，至少在他看来，传统文化中那套有关养心和束性的方法，对培养新民的人格理想仍然是有用的。他还认为以“孝”为道德价值观核心的儒家家庭伦理是理所当然的。

梁启超为了自我批评和自我激励，曾求助于曾国藩的家书，他曾模仿曾国藩的做法，坚持写日记，对自己的言行每天进行省察和批评。从王阳明和曾国藩的家书中，梁引述出五个概念作为进行自我省察和自我批评的指导原则。第一个概念是用心控制外部世界的欲望和诱惑（克己）；第二个概念是确保愿望的真诚（诚意）；第三是强调严肃态度的首要性（主敬）；第四是使自己吃苦耐劳（习劳）；最后一个概念是培养有恒心的习惯（有恒）。

梁启超也反对将儒学奉为国教，并不是儒学毫无价值，而是出于宗教对现代国家和社会功用的实际考虑，担心它阻碍思想知识的传播和发展，挑起宗教战争，危害国家安全。总之，如同中国文化传统在梁看来是复杂多变一样，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也是复杂和多样化的，有时由真实的理智判断来决定，有时为一些说教的因素所支配，有时还不知不觉受他保留文化认同愿望的影响。

三、梁启超对西方自由主义认识上的偏差及原因

在西方，自由从根本上是个人的自由，他起源于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政府、对宗教等外在限制力量的反抗，个人自由是其他一切自由的基础。梁启超的自由主义观直接来源于西方，但由于中国传统话语体系以及近代中国救亡压倒一切的现实语境的影响，西方自由思想在梁那里发生了巨大的歧变。梁始终没有抓住自由主义的根本价值——个人主义，在他那里，个人自由让位于国家自由、民族自由。正如张灏在文中指出：梁没有认识到西方各个自由主义派别之间的区别，“梁从来没有清楚地领会英国自由主义的核心——保护主义，即国家的建立首先是为了保护公民的自由和每个公民的权利。”

梁启超把自由主义引进中国，主要是为了矫正中国人具有的奴性，梁否定了中国人逆来顺受和退隐的人生观，但他没有责备整个中国文化传统，只是将道家作为病根。梁对自由主义的介绍主要是为了培养中国人的权力意识，摆脱那种消极依赖君上的指导和控制的思想。梁启超在《新民说》里偶尔也提到个人自由，但主要指的是精神上的自由，由于他的新儒学和佛学思想背景，他相信每个人具有双重的自我：肉体上的我和精神上的我。真正的我不是肉体，而是精神。当精神的我战胜了肉体的我，才获得了自由。

梁启超将自由主义价值观作为公德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他关注的焦点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他对群体凝聚力和国家统一的关注，不久便使他感到自然权利说的危险性。在《新民说》中，他站在集体自由的立场上，极力否定个人自由：“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减。”

梁启超对自由主义认识的偏差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话语及现实救亡语境的制约，总是把启蒙与救亡结合起来, 并从根本上把启蒙附属于救亡, 从而强调群体的作用和地位, 总是希望最大限度地减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负面性, 从而时时压抑个人的自由与权利。人都是生活在一定的语言中, 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中, 生活在一定的时代语境中,人的思维、思想、包括具体观点都深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和控制, 按照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等人的观点, 任何理解和解释都不能脱离已有的知识, 任何一种新的知识都是一种视域融合。显然，梁也没有摆脱这些制约和控制，中国传统的君、臣、群、社稷等构成的话语体系对梁的自由主义有深刻的影响。中国的自由主义在思想基础和知识背景上具有双重性，在这一意义上, 中国的自由主义话语既不同于西方的个人主义话语, 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话语, 而是第三种话语方式。

第二篇：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讲稿

梁启超与中国思想启蒙运动

一、生平、著述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现代杰出思想家、改革家，著名学术大师。他的书斋及藏书室取名“饮冰室”，“饮冰”始见于《庄子·人间世》中“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欤”。后南朝宋人鲍照在《谢永安令解禁止启》中说“饮冰肃事，怀火毕命”，表达了受命从政、为国忧心的惶恐心态。梁取此二字，则寓意对国家社稷忧虑焦灼之情。梁的主要著作《饮冰室文集》是梁启超之侄梁建灿于1926年编就刊行，另有《饮冰室合集》是在梁启超1929年离世后，由其侄交林志钧汇编后于1936年交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共分为文集、专集两大部分：文集45卷，专集104卷，收入长篇论著104种，如《戊戌政变记》、《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总计1000余万字。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被人合称“康梁”。以下我们主要从思想启蒙的角度，去谈论梁启超的作为。

二、为变法而主张启蒙

人要告别无知都离不开启蒙。一般意义上的启蒙是指开化和开发人的智力，比如对儿童或初学者进行教育，使之得到某些方面的入门知识或技能等，因此可以说，启蒙一直伴随着人类文明的步伐。但18世纪以来，启蒙有了它特定的含义。康德不愧是人类思想进入现代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这么说：“启蒙就是人从他自己造成的未成年状态中走出。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知性”；“启蒙就是把人们从黑暗的中世纪解放出来”。对于中国来说，这种特定含义上的启蒙则比西方国家迟了一个多世纪。

从1840年起，西方列强的炮火轰开了闭关自守的中国的国门，沉重的内忧外患使一批先觉的知识分子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在认识到必须了解外强学习外强这一共同思想前提下，魏源林则徐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冯桂芬王韬则进而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等等，但这些显然属于对政府大政方针的见解，他们还不能把眼光移下来，看到对国民进行启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到了容闳那里，这个在美国留学八年，是中国第一位系统接受了西方教育的人感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应“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文明富强之境”，才涉及到国民的思想启蒙问题。

在中国，不仅看到了国民思想启蒙之必要性和重要性并且把启蒙付诸实践的，是90年代的维新派，梁启超则是最早的从事者之一。

甲午战争失败后的1895年严复即发表文章，指出“收大权、练军实”不过是“标”，中国的自强之“本”在于开民智，奋民力，和民德。也是在这一年，年仅23岁的梁启超赴京会试，与康有为联合会试举人上书要求变法，稍后，又协助康有为创办和组织了《中外纪闻》和京师强学会。《中外纪闻》每期载一篇以介评世界各国概况为主的文章，文章均出自梁启超。在这年5月的《与穰卿足下书》里他有言：“报馆之议论，既浸渍于人心，则风气制成不远矣”；多年后在《莅北京大学校欢迎会演说辞》中他也回顾当时的办报心愿是“冀输入 1 世界之智识于我国民”。可见，梁启超对外国情况的介评已不同于魏源王韬等人，他的着眼点已在于启发民智。次年，梁启超应上海强学会会员黄遵宪等的邀请赴任《时务报》主笔，从8月9日起，先后撰写发表了《变法通议》《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等文章。这些文章表明梁启超转入了对启蒙的直接陈述与鼓吹。

《变法通议》是系列性文章，在这组文章里，梁启超不但极力阐述了变法对于中国来说是势在必行，而且把变法同国民的启蒙、受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首篇《论不变法之害》一开篇他即勾画出国衰民愚的景象：“今有巨厦，更历千岁，瓦墁毁坏，榱栋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风雨猝集，则倾圮必矣。而室中之人，犹然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随后又指出“欺其民之驯弱而凌牿之，虑其民之智而束缚之”的弊害。在《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一文中他提出：“欲求新政，必兴学校，可谓知本矣”；“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他不满清政府重物轻人的做法，认为“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在稍后的文章里，他阐述了开民智是强国之本。他写道：“近百年间，欧罗巴之众，高加索之族，借制器以灭国，借通商以辟地，于是全球十九，归其统辖，智之强也。世界之运，由乱而进于太平；胜败之原，由力而趋于智。故言自强于今日，以开民智为第一义。”他引述侪辈所与云“古者户口少而才智之民多，今日户口多而才智之民少”之后分析说：“然而妇女不读书，去其半矣；农、工、商、兵不知学，去其十之八九矣”；他再次强调：“亡而存之，废而举之，愚而智之，弱而强之，条理万端，皆归本于学校”[4]。他进而以为：“今欲振中国，在广人才；欲广人才，在兴学会”，应当创立各种学科乃至各个行业的学会，“其入会之人，上自后妃王公，下及一命布衣”，使之“学无不成，术无不精”，这样“积小高大，扩而充之，天下无不成学之人矣”。

在《中国积弱由于防弊》《知耻学会叙》《与严幼陵先生书》等文章里他同样谈及了愚民的弊害和启发民智的必要。

1898年2月，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和臬司黄遵宪之邀赴长沙任时务学堂主讲后重返京师，致力变法。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里，他一如既往把变法同启蒙联系在一起。他说，当今国家“强敌交侵，割地削权，危亡岌岌，人不自保，皇上临轩发叹，天下扼腕殷忧，皆人才乏绝，无以御敌之故。然尝推求本原，皆由科举不变致之也”，“八股代言之制”“乃先抑天下于至愚”；他进而谈道：“且科举之法，非徒愚士大夫无用已也，又并其农、工、商、兵、妇女，而皆愚而弃之。夫欲富国必自智其农、工、商始，欲强其兵必自智其兵。泰西民六七岁必皆入学，识字学算，粗解天文舆地，故其农、工、商、兵、妇女皆知学，皆能阅报”，而“吾生童无专门之学，故农不知植物，工不知制物，商不知万国物产，兵不知测绘算术，妇女无以助其夫”。他由是感叹：“是皇上抚有四万万有用之民，而弃之无用之地，至兵不能御敌，而农、工、商不能裕国，岂不大可痛哉！”他激愤陈言：“夫当诸国竞智之时，吾独愚其士人、愚其民、愚其王公，以与智敌，是自掩闭其耳目，断刖其手足，以与乌获、离娄搏，岂非自求败亡哉！------人皆智而我独愚，人皆练而我独暗，岂能立国乎！”

三、专心从事启蒙

9月21日，变法失败，“六君子”被杀，梁启超逃亡日本。如果说此前梁启超的启蒙还基本是围绕着变法进行的，着眼点主要在改变国民的受教育状况上，那么流亡日本之后，启蒙则成为他做单独思考的问题之一，放眼处已是对国民性本身的系统揭示与分析。

12月，他创办《清议报》，在报上撰文记述变法和为变法人物做传，其间谈到的“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可以看作是此后他从事启蒙著述的核心观念。从这一观念出发，他于1901年4月29日至5月28日在《清议报》连续发表了长文《中国积弱溯源论》。文章主要 从“理想”、“风俗”和“政术”三个方面阐述了中国“积弱之源”。如就“理想”。梁启超谈到：“凡无论何族之民，必有其社会数千年遗传之习惯，与其先哲名人之所垂训所传述，渐渍深入于人人之脑中，涤之不去，磨之不磷，是之谓理想。理想者天下之最大力量者也，其力能生出种种风俗，种种事业。”他接着指出，与西方、日本相比，中国国民的“理想之误”是“爱国之心薄弱”。由此又导致了三点，一是“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也”，“既无国矣，何爱之可云”？二是“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也”，“盖数千年来，不闻有国家，但闻有朝廷”，“误认朝廷为国家之理想”，不知国家乃“全国人之公产”，朝廷不过是“一姓之私业也”。三是“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不知国家主人“即一国之民也”，“遂使一国之民，不得不转而自居于奴隶，性奴隶之性，行奴隶之行，虽欲爱国而有所不敢，有所不能焉”。因此，倘若“欲救中国”，“非从此处拔其本，塞其源，变数千年之学说，改四百兆之脑质”。

在揭示国民精神现状及其根源的同时，梁启超也在思考和提出建设性见解，如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他这样阐释“独立”：“独立者何？不借他力之扶助，而屹然自立于世界者也。人而不能独立，时曰奴隶，于民法上不认为公民；国而不能独立，时曰附庸，于公法上不认为公国”；“独立云者，日日以孤军冲突于重围之中者也”。他认为“非古人之法言不敢道，非古人之法行不敢行”是“奴隶根性之言也”，“夫古人自古人，我自我。我有官体，我有脑筋，不自用之，而以古人之官体为官体，以古人之脑筋为脑筋，是我不过一有机无灵之土木偶，是不啻世界上无复我之一人也”；“故独立性者，孕育世界之原料也”，“故无独立性者，毁灭世界之毒药也”。他指出国人缺乏独立性的恶果：“今吾中国四万万皆仰庇于他人之人，是名虽四万万，实则无一人也”；“此根性不破，虽有国不得谓之有人，虽有人不得谓之有国。”1900年2、7月，他写下《少年中国说》《十种德性相反相成议》，号召“中国之少年”“甘心为四万万人安坐以待亡国者之公敌。”

到了1902年，他以“新民”概括启蒙，并将此作为思考中国问题的主要选择。这年2月他创办《新民丛报》且自称“新民子”，8日至4月11日连载于《新民丛报》第1号至29号的十多万言系列长文《新民说》，可以说是他启蒙思想的集大成。

他明确地把民摆在了首位，在“叙论”中即指出“国也者集民而成。------未有其民愚陋、怯懦、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因此，长文的第一篇就是《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急务》指出中国要振兴，“舍新民末由。”从第三篇《论公德》开始到《论尚武》凡五篇，梁启超具体谈论了新民的内容。如《论公德》谈道：“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他认为“独善其身”的“私德”与公德“本并行不悖”，中国所以衰落，“束身寡过之善士太多，------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有焉”是原因之一。他进而认为：“道德之立，所以利群也”，“道德之精神，未有不自一群之利益而生者；苟反于此精神，虽至善者，时或变为至恶矣”；“是故公德者，诸德之源也”，“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

四、把文学作为启蒙最佳工具

1898年12月25日，梁启超于流亡中发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三天后又提出“文界革命”的主张。对于诗，他认为“新意境”最重要，“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他“惟

[9]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他指明诗歌能影响国民性乃至国家命运：“中国人无尚武精神，其原因甚多，而音乐靡曼亦其一端，------其斯巴达人被围，乞援于雅典，雅典人以一眇目跛足之学校教师应之，斯巴达人惑焉。及临阵，此教师为作军歌，斯巴达人诵之，勇气百倍，遂以获胜”；而“吾中国向无军歌”，诗“于发扬蹈厉之气尤缺。此非徒祖国文学之缺点，抑亦国运升沉所关也”。他因此格外推举黄遵宪《出军歌》及其所具有 3 的“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认为“盖欲改造国民之品质，则诗歌音乐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他进而质询：“读泰西文明史，无论何代，无论何国，无不食文学家之赐；其国民与诸文豪，亦顶礼而尸祝之。若中国之词章家，则于国民岂有丝毫之影响耶？”他指斥“至于今日，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之古玩，而词章家真社会之虱矣”，他为《江苏》杂志“屡陈中国音乐改良之义，其第七号已谱《出军歌》、《学校歌》数阙”而“拍案叫绝”，他寄语中国的文学家能更多的成为莎士比亚、弥尔顿，以“报国民之恩”[10]。在“文界革命”方面，他受到日本新闻作家德富苏峰“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的启迪，主张写文章“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11]，倡导了以“俗语文体”写“欧西文思”的“新文体”；他在这时期的一系列影响巨大的关于变法和启蒙的文章，均以这种新文体写成。

对于小说，梁启超尤其看得重要，于1902年11月专门创办《新小说》杂志。在第1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如同当初创办《新民丛报》是为了发表他的新民见解一样，这一刊物的创办和文章的发表则不仅表明他开始正式倡导“小说界革命”，更表明他致力于此的原因——认定小说是启蒙和新民的最佳手段或工具。他亦开门见山立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随之以惯用的排比句式展开论点：“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文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再自设问答过渡到论证：“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扬弃并阐发以往的观点：“文之浅而易解者，不必小说；寻常妇孺之函札，官样之文犊，亦非有艰深难读者存也，顾谁则嗜之？不宁惟是，彼高才赡学之士，能读《坟》《典》《索》《邱》，能注鱼虫草木，彼其视渊古之文，与平易之文，应无所择，而何以独嗜小说？”他认为这是因为其他文章“说有所未尽也”。他接下来的分析同样语出惊人，他说，能够予人之各种心理、性情以满足并“能极其妙而神其技者，莫小说若，故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小说之在一群也，既已如空气如菽粟，欲避不得避，欲屏不得屏，而日日相与呼吸之餐嚼之矣”；小说以其难有比拟的“熏”“浸”“刺”“提”“四种力”“支配人道”，善可以“福亿兆人”，恶可以“毒万千载”。于是他惊叹：“可爱哉小说！可恨哉小说！”但他着重谈论的是小说的“恶”，在他看来，小说是“吾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国民的“慕科第若膻，趋爵禄若骛，奴颜婢膝，寡廉鲜耻”，“轻弃信义，权谋诡诈，云翻雨覆，苛刻凉薄，”“轻薄无行，沉溺声色，绻恋床第，缠绵歌泣于春花秋月”以及江湖义气等种种品性，无一不源自小说。于是他疾呼：“呜呼！使长此而终古也，则吾国前途，尚可问耶，尚可问耶！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

四、梁启超的局限

我曾归结了三个方面。这里主要谈最主要的即思想资源方面。如众所言，梁启超不乏参照和吸取了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学说，这也正是他的启蒙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根本体现；但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的观念仍然是他思想的主要构成，而且这决非可以归结为“托古”。

首先，梁启超心目中有一个理想化的“先王世界”。在他开始正面议论启蒙的《变法通议》里他就认为：“先王欲其民智，后世欲其民愚。”他变着法儿找根据，说促使欧洲人得以“心智雄于天下”的“学会”实际上始于中国：其乃“中国二千年之成法也”，“先圣之道，所以不绝于地，而中国种类，不至夷于蛮越，曰惟学会之故 ”；学会在中国消亡则是“国朝汉学家之罪，而纪昀为之魁也”。也是写于这段时间的《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更为集中地展示了他的“先王世界”。他先指出：“先王之为天下也公，故务治事；后世之为天下也私，故务防弊”，然后对比论述了古之“务治事”与后世“务防弊”的种种区别和优劣。就与民气民智相关的内容而言，他谈道：“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庶人，------所以通下情，固邦本。4 后世恐民之讪己也，蔑其制，废其官。防之诚密矣，然上下隔绝，民气散软，外患一至，莫能为救也”；“古之学者，以文会友；师儒之官，以道得民。后世恐其聚众而持清议也，于是戒会党之名，严讲学之禁。防之诚密矣，然而儒不谈道，独学孤陋，人才凋落，士气不昌”。

其次，与“先王世界”相联系，梁启超的启蒙理论又是以儒家学说为基本支撑的。他文必引《诗》《易》，章必举孔孟，直至二程朱熹曾文正，包括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他眼里也成了“大儒”。可是，传统这么好，国民性怎么变得这么糟？梁启超自“圆”其说，认为除了“后世”的“民贼”、官吏等实行愚民的原因之外，更是由于圣贤的思想、学说等被“伪托道学者”丢弃或篡改。他举出“铁证”：“彼《礼经》十七篇，孔子之所雅言，今试问缀学之子，能诵其文言其义者，几何人也？”他忧心：“吾恐二十年以后，孔子之教，将绝于天壤”。他援引了《中庸》《孝经》以及孟子的有关言语之后指出：“凡此诸论，在先圣昔贤，盖有为而言，所谓‘言非一端，各有所当’者也。降及末流，误用斯言，遂浸成锢疾”。他斥责：“先圣昔贤之单语片言，固非顽钝无耻者所可借以藏身也”；“盖圣经贤传中有千言万语，可以开民智、长民气、厚民力者，彼（指‘伪托道学者’——引者注）一概抹煞而不征引，惟摭拾一二语足以便己之私图者，从而推波助澜，变本加厉，谬种流传，成为义理”。在《新民说·论尚武》里他还把“儒教之流失”作为国民文弱的一个缘由，他区辨说：“儒教者固切近于人事者也，然孔子之作《春秋》，则务使诸夏夷狄，远近若一，以文致太平；《礼运》之述圣言，则力言不独亲亲，不独子子，以靳至大同，亦莫不破除国界，以至仁博爱为宗旨。斯固皆悬至善以为的，可为理论而未能见之实行者也。------然孔子固非专以懦缓为教者也，见义不为，谓之无勇；战陈无勇，斥为非孝；曷尝不以刚强剽劲耸发民气哉！”他紧接着谈道：“所世贱儒，便于藏身，摭拾其悲悯涂炭、矫枉过正之言，以为口实，不乏其刚而法其柔，不法其阳而法其阴，阴取老氏雌柔无动之旨，夺孔学之正统而篡之，以莠乱苗，习非成是。”他遗憾地指出：“法昔贤盛德之事，乃养成此柔脆无骨、颓惫无气、刀刺不伤、火爇不痛之民族，是岂昔贤所及料也！”他甚至认为“新民”也早已存在于儒家先圣的思想中：“孟子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自新之谓也，新民之谓也。”梁启超也说过这样的话：“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自汉武表章六艺，罢黜百家，凡非在六义之科者绝勿进，尔后束缚弛骤，日甚一日。”但他认为这非儒教本身之过，“夫孔教之良，固也”，害处源于“独尊”，所以他仍然声言：“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正因为对儒教持这种信念，他的一些提法还难免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味道：“今日欲储人才，必以通习六经经世之义，历代掌故之迹，知其所以然之故，而参合之于西政，以求致用者为第一等”；“宜以六经诸子为经（------）而以西史辅之，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

第三篇：梁启超《新民说》读书笔记

华翔081017002国际关系中国外交文献选读

一、出处： 梁启超《新民说》读书笔记

梁启超：《新民说》，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二：《新民说》的研究综述

梁启超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论家、启蒙宣传家和学者。其《新民说》从1902 年到1906 年首先以单篇论文的形式发表在《新民丛报》上,后来将20 篇论文汇编成册,取名为《新民说》。从1937 年到1979 年尚无专门研究《新民说》的论文和著作,对其新民思想的评述也只是零星地散见于著述、传记之中。但从上世纪80 年代以来,随着对梁启超研究的深入,对其评价越来越客观公正,人们也越来越重视对《新民说》的研究。据统计,有关《新民说》的论文有50 余篇,此外,在宋仁的《梁启超政治法律思想研究》,刘邦富的《梁启超哲学思想新论》,以及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中也有专章或专节论述,不少文章颇有创意。

——关于《新民说》的思想来源

第一种观点认为,梁启超的《新民说》主要渊源于中国文化传统。梁启超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伦理学说和中国固有的修身养性的道德原则有选择地移植过来,充当了如何“新民”的思想素材。

第二种观点认为,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主要渊源。

第三种观点认为,梁启超在20 世纪初之所以能提出“新民”学说,主要是因为他在流亡日本期间,受到以卢梭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们的学说尤其是近代国家观的启发,认识到“国民”在国家中的主体地位、作用后的必然结果

第四种观点认为,民族主义是梁启超“新民”思想的理论来源。

——关于《新民说》的主要内容

第一种观点认为《, 新民说》的内容在于宣传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爱国思想,传播资产阶级政治学说,批判封建专制制度,提出改造国民劣根性,建设资本主义的精神文明。

第二种观点认为,梁启超更新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在于重振自强不息、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克服奴隶劣根性,养成独立人格,建立一种新的道德观念。

第三种观点认为,梁启超的“新民”,既有道德要求又有政治要求,其不仅将“新民德”置于“新民”的中心地位,将道德建设视为人的现代化的中心环节,而且还从政治观念、政治能 1

力上培养国民资格问题。

——关于《新民说》的评价

研究者们一般认为梁启超企图用宣传教育来“新民”,试图通过和缓的改良为“新民”提供客观的政治环境,将思想启蒙与革命对立起来,在如何实现国民性改造这一关键问题上陷入泥沼,半途而废;认为梁启超对中国国民性缺乏全面、辩证的认识,存在着揭露劣根性而忽视优良面的偏向,忽视了各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对国民性的决定性影响,因而也就不能找到正确的“新民”之路。但同时又指出《, 新民说》虽然存在缺点,但其进步意义却是主要的,一致肯定了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认为它是我国第一个系统地改造国民性的理论;《新民说》中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鞭辟入里,对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具有启蒙先导作用。（石烈娟：“近20 年来梁启超《新民说》研究综述”，《广西社会科学》2005 年第9 期，第191-193页）

三、分析与评价

（一）、中国的传统政治与国家主义衰微

“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尤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涣散。混浊，而国犹能立者。”“故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由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在与四方部落不断的交往中，成就了中国传统的农耕文明。所以血缘纽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和政治保持着紧密的关联，到了西周，宗子维城，分封天下，定名分，制礼仪，别内外，使得中国有了一个比较统一完整的政治体；到了平王东迁，周天子的力量衰落，很难再靠亲亲之血缘维持一个完整的政治体。孔子删诗书、序易礼、作春秋。为西周建立在亲亲基础上的礼仪制度，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仁，也就是由父子相亲演绎出来的一整套德行礼仪，人的等级爵位要与人的德行成正比。然而孔子的学说却客观上从理论上弱化了奠基在严格血缘基础上的亲亲原则，使得贵族下层——士，甚至一些平民有了通过施展自身的德行才华僭越高位的空间。到了周天子不得不承认分晋之韩赵魏、代齐之田氏之时，源于西周的宗法分封礼仪规范就几乎彻底失去了控制力了。此时的政治原则，变成了力的政治原则，这也是中国所谓国家主义昌盛的时代，“战国以前，地理之势未合，群雄角立，而国家主义亦最盛”。然而力的基础是什么？在传统农业社会，力的基础就是民，于是在各家的学说中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民本思想，其中以儒家最为典型。

赢秦最终以力获取了天下，面对一个广阔的疆域，如何才能做到长治久安呢？秦朝的统治实际上就是将秦国的统治方式扩大，还是以赤裸裸的强力在压制万民（许倬云：《万古江河》），然而秦短短二世而亡，正说明尽管战国以来政治的原则就从血缘转化为强力，但赤裸裸的强力将导致更大的反动，“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诗》云：‘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此之谓也。”（《孟子·公孙丑上》）这样到了汉朝，总结秦亡之教训时，民本思想就成为重要的思想资源。孔子的“仁”的学说尽管没能挽救西周的礼乐制度，但却挽救了秦汉以降大一统的政治结构，他使政治家们认识到了，强力的基础恰恰就在其统治对象身上。所以德治、人治、礼治成为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的原则，其目的就在于笼络民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并不是一句政治口号，而是中国传统政治的根本原则。可以看见，从三代到战国秦汉，是中国真正“数千年不遇之大变局”。对于新的天下原则，荀子通过对王、霸、强三者的对比论述，有很深刻的理解：

夺之人者臣诸侯，夺之与者友诸侯，夺之地者敌诸侯。臣诸侯者王，友诸侯者霸，敌诸侯者危。用强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战，而我以力胜之也，则伤人之民必甚矣……人之民日欲与我斗，吾民日不欲为我斗，是强者之所以反弱也。地来而民去，累多而功少，虽守者益，所以守者损，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彼霸者则不然，辟田野，实仓廪，便备用，案谨募选阅材伎之士，然后渐庆赏以先之，严刑罚以纠之。存亡救绝，卫弱禁暴，而无兼并之心，则诸侯亲之矣；修友敌之道，以敬接诸侯，而诸侯说之矣……彼王者则不然，仁眇天下，义眇天下，威眇天下。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亲也；义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贵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敌也。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荀子·王制》）

但是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多，和土地的相对减少，以及官僚代理制中的代理问题（吏治）。使得统治者很难获得多数老百姓的拥戴，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使老百姓，尤其是拥有巨大破坏力量的农民，成为“沉默的大多数”。养民、教民、愚民成为处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关系的重要手段。首先，保存农村的家族权力；其次，严格控制异端和社会势力的发展；再次，减少农业税收，等等。从而将底层老百姓限制在县以下，尤其是家的范围内，使之远离政治系统本身（即“国”）。

这样，我们会看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国家，是将社会基层排除在外的。而主要是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分配，斗争与调整。而秦汉以降的中国政治的核心就是如何处理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斗争，农民起义就成为政治系统内部权力斗争不可调和时，最终的、外来的、调节

性的（重新分配权力利益的）裁判者，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向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明夷待访录·原法》）

所以秦汉以降，政治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三代及其以前，政治主要指的是部落的仲裁权，其标志中原共同体的形成，（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第33-35页）所以，在三代时期，政治的概念就是亲亲、公正，“政者，正也”。而到了秦汉以降，政治慢慢变成了政治系统内部的权力角逐，政治成为以权力为核心的概念。它体现的是尔虞我诈，权谋诈术，主要是如何分而守分，很难谈什么政治共同体，更别说什么民族主义了。

（二）近代以来的新民道路探索的困境

对社会力量的防范一直以来是中华帝国传统政治系统得以存在和运转的基础。近代，尽管外患滋扰，人们开始认识到一统垂裳之世已经一去不返，中国必须成为“列国竞长”的现代外交体系的一员。但是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是从传统帝国通过边界的确定直接整个地继承过来的，“清朝消失了，但帝国还在。更确切地说，帝国成为中华民族国家的基础。这或许是民国外交最大的成就。”（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那么就是说北洋政府时期，尽管中国表面上是民主共和国，但它的社会结构并未发生太大的改变，依旧是一个帝国体系，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依然是沉默的大多数，社会阶层和等级分化依然严重。近代中国的新贵，民族资产阶级商人，尽管存在着与西方帝国主义的矛盾，但是他们更害怕下层人民被动员起来失去控制；同时和传统商人一样，他们也和统治集团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不能不对举国一致的民族主义保持警惕。作为传统军人地主的代表，为了维护统治，政府必须大力控制社会力量的过快地发展，所以在这一时期几乎不可能实现以全民族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

在缺乏广泛的民族主义支持的情况下，近代中国外交实际上只是官僚体系或者社会上层与外国的交往，而不是整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国家的交往。所以统治者很难为了维护“民族利益”冒单独与西方列强对抗从而威胁自身的统治地位的危险。“攘外必先安内”成为中国近代历届政府对外交往的战略基础。尽管梁任公没能很好地提出改造措施，但却敏锐地抓

住了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

梁任公所提出的新民学说，实际上非将中国社会进行一个根本性的变革是不可能实现的。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解放农民和反抗日本的全面侵华，也仅仅是部分地实现了梁任公的新民任务。革命结束后，毛泽东很快认识到，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惯性，于是农村尽快地实行村社制度，城市实行单位制度，让农民和城市市民重新回到传统的熟人社会，从而远离政治系统，官僚和工资制度在五六十年代成为中国社会的新的等级身份标识。但毛泽东还是存在着新民的希望，在六十年代，为了对抗工资和官僚对基层的束缚，毛以群众运动的方式发动了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结果确实悲剧。

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对外开放，用竞争来培育中国的现代社会，消解官僚阶层，实现在现代实利基础上的民族统一的现代国家。想通过统一的政党培育统一的现代国家和统一的市场，再在统一的市民社会。这确实是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但这次变革是否能够成功？首先，从中国的传统结构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存在着传统结构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张力（稳定与改革）；传统官僚地方性市场与统一市场的张力；市民社会与大一统（合法性）之间的张力。其次，从世界范围来看，存在着资本原始积累全球化与全球问题，世界分工体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四、难点：正确理解中国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特殊性

五、链接：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原法·原臣》

《荀子·王制》

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柯伟林：“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

程念祺：《国家力量与中国经济的历史变迁》，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

石烈娟：“近20 年来梁启超《新民说》研究综述”，《广西社会科学》2005 年第9 期

第四篇：梁启超与叶圣陶写作教学思想之比较

梁启超与叶圣陶写作教学思想之比较

摘要：国语国文教育期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十分重要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也涌现了许多教育大家，他们的许多理论与思想在现今的语文教育上仍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那是百家争鸣的时期，他们的思想与理论也各有不同，本文就试着浅论梁启超与叶圣陶在写作教学思想上的异同。

关键词：梁启超叶圣陶写作教学

在国语国文教育期，不得不提到两位教育大家，梁启超与叶圣陶。虽然很多人对他们最关注的地方并不是他们在教育领域中的贡献，但实际上两人的语文教育思想至今还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和价值，本文就主要从写作教学方面谈谈两人的教育思想有何异同。

两人对于写作教学都十分重视，著有很多文章阐述自己对写作教学的观点，经过总结分析，我得出以下结果，首先是两人在写作教学中相同的思想：

第一，两人都认为文章要讲求真情实感。梁启超在写作上主张“求真”，他说：“结构一篇妥当文章，有最低限度的要求，是‘该说的话—或要说的话不多不少照原样说出，令读者完全了解我的意思’”，这就是说，学生作文，要反映客观实际，要言之有物，让读者看得懂；不要说空话，写不切实际的文章、写别人读不懂的文章。[1] 而叶圣陶以“求诚”为核心的作文教学观也是为大家所熟知的，具体的要求就是“写出诚实的、自己的话”。也就是要求学生写文章要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不要娇柔做作或乱编乱作。

第二，在作文命题方面，两人都认为教师出的题目要确切，要有范围，让学生有东西可写。梁启超认为“记载文最好是学生生历或耳闻目见的事迹、物件或地方。论辩文题须是一个切实的问题，最好是学生字节感到厉害，或是一个问题有两面理由容得彼此主张辩驳之余地者。[2] 虽然叶圣陶不太赞同命题作文，认为那“只是个不得已的办法”，但他还是希望命题能有生活性。教师在作文命题时如能贴近学生生活，让他们有话可说，有事可写，有感可发，就能激发他们表达的欲望，调动写作积极性。[4] 由此可见，两位大家都认为命题的最高标准就是让学生有话可说，有事可写。

而两人在写作教学上不同的观点我则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关于写作文目的的不同。从《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来看，梁启超主张作文要注意文章的功用，开明宗义地指出：“文章的作用，在把自己的思想传达给别人。[3] 而叶圣

陶则认为“练习作文是为了一辈子学习的需要，工作的需要，生活的需要，并不是为了应付升学考试，也不是为了当专业作家”。[4] 虽两人讲求的都是实用，但梁启超的实用是能把自己的思想如实地告诉别人，而叶圣陶则是指在平常生活中的实用，所以两者对于写作文的目的是明显不同的。

第二，评判好文章标准的不同。梁启超要求文章要注重文法，着眼于谋篇，讲究规矩。这包括了搜集材料、选择题材、确定中心、围绕中心安排文章层次、锤炼语言等内容。[2]只有符合这些规矩，才是一篇好文章。而叶圣陶评价学生作文好坏的依据则是“通而且好”，“通”即指字句通顺、行文流畅，而“好”的标准就是要“诚”，就是有什么写什么，写出自己的真实感情，这和梁启超首先讲求结构，字词为次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

第三，写文章的训练方法上的不同。梁启超主张命题作文不宜太多，每学期两三次便可，而且不一定要在课堂上完成，应给足够的时间让学生去搜集材料。另外让学生们课外多写札记或随笔，这样才能慢慢提高写作的水平。叶圣陶则认为训练写作最基本的方式是记日记和笔记，平常应提倡让学生自由写作，而不是模仿名家或满分作文的写作方式。梁启超的训练方法注重写实，让学生观察后得出写作素材，而叶圣陶则希望学生能通过平常的练笔来慢慢提高写作水平。

第四，文章评改方式不同。梁启超认为“评改宜专就理法讲，词句修饰偶一为之”。[2] 也就是强调作文应当以结构为主，字词句的不当只是其中的小部分，另外，他还认为作文的评改应当由老师和学生一起讨论，先让学生对自己的文章进行点评，老师再点评他的对错。而叶圣陶则认为作文批改要给学生主动权，“教师应着重培养学生自己改的能力，只要教给

[5] 学生改作文的基本方法，教师只给些指导和指点，该怎么改让学生自己去考虑去决定。”这

里就充分体现了叶圣陶“教是为了不需要教”的核心教学观，要以学生为主体，老师只是在一旁加以帮助，这与梁启超由老师点评同学的对错的作文批改方式也是完全不同的。

梁启超与叶圣陶都是我国语文教育史上举足轻重的教育大家，他们的很多思想与理论现在还很值得我们借鉴与参考，如何把他们的东西有用地运用到现在的课堂上我们要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注释：

[1].梁启超作文教学思想探要 [J]，李嘉祥，江西教育科研，1996（03）

[2].梁启超语文教学思想初探 [J]，王华敏，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03）

[3].现代写作理论建设之先声——梁启超《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管窥 [J]，孙永兰，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01）

[4].叶圣陶作文教学思想对个性化作文教学的启示 [J]，顾小兵，阅读与鉴赏（下旬），2010（09）

[5].学习叶圣陶作文教学思想的体会 [J]，刘福；滕光辉，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89（02）

参考资料：

中国语文教育史简编[M]，王松泉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梁启超作文教学法的几个特点[J]，陈世陔，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03）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思想[J]，程春梅；李儒大，文学教育（下），2007（1）

试论叶圣陶的作文教学理论[J]，高俊文，当代教育论坛（学科教育研究），2007（12）叶圣陶写作教学思想初探[J]，毛自洁，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10（01）

第五篇：读书笔记《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读书笔记

——《中国哲学史》与《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近来读他人的读书笔记，总能看到“一口气读完”这五个字。这对没有读过他人所读之书的人来说的确能够积起对书的阅读兴趣，因为对一些读者来说，体验阅读的酣畅淋漓是评价一本书好坏的重要标准。然而这个评价对小说类图书来说或许是种赞扬，但对一本哲学书籍来说，就不折不扣是个灾难了。

小说有不同的写作风格。所以并非所有的小说都不能上升到哲学的层次，并非所有的小说家都会创作人们所易于接受的著作。小说流派中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荒诞主义、虚无主义以及没有主义的写作手法等等，似乎都必须要对他人作品有相应的欣赏的才华。某些小说家甚至会设置一些阅读障碍以迫使读者停下来进行思考。《红楼梦》对草灰蛇线写法的运用可谓神乎其神——不知多少心血耗费在对其的续编上。再如读意识流小说时，读者不得不抛弃传统的时间概念而追从作者的心理发展。在西方哲学书中更是如此，尼采即在著名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宣称现在的读者不能认真读懂作者的真实意图，所以他采取的是一种非常极端的写作方式以迫使读者对诘屈聱牙的词句进行反复思索，而对西方文化涉猎甚少的我来说，读尼采大师的著作差点要了老命。当然尼采不是疯子，如其所言：“而我称这个为知识：一切深的要被提到——我的高度。”这种写作方式同样可以在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中找到痕迹，小李对深僻典故的偏好，在唐朝诗人中当首屈一指，所以难以让人对其诗全盘接受。不过中国自古牛人辈出，不能否认的确有高人或大才能够将一本十分深奥的书一鼓作气地读完，但度我之力，强为此事，不过是昏过去了事。

告子曰：不得于心,勿求于气。

小子愿从之。

冯友兰先生之《中国哲学史》与李泽厚先生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皆为讲中国哲学之书，然于题目较之，一为哲学史，一为思想史。似李书比冯书所含更广，然实则冯书庞而不杂，李书简而较浅。就阐释方面看，除中国思想外，二书皆有西学类释，如犬儒主义之伊壁鸠鲁、康德之二律背反与海德格尔之此在概念。就叙述结构言，皆以先秦诸子为轴心为开端，而以近代经学为完结。中国思想“丄”字形结构于冯友兰书卓然可见，而因李书为文论集之故，中国思想之传承难以呈现。最后李泽厚先生探讨了中国的文化—心理结构——血缘根基，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天人合一的特点。而冯友兰先生则是探究与比较了诸子的异同。

以冯李二书互参，似可绘一中国思想脉络图：

子学时代

先秦 政治论

道

道儒墨名法纵阴农小杂横阳说老孔墨公李鬼邹陈子子子孙悝谷衍相

龙

史司清礼理行羲农稗议官徒庙官官人和稷官官

之

守(依《汉书·艺文志》)

庄 列孟 告 荀韩商苏 张子 子子 子 子非鞅秦 仪子经学时代

秦汉宇宙论

道儒家教

阴阳学

今文经学古文经学

刘董刘扬王恆仲歆雄充舒

魏晋南北朝本体论

道教玄学张 葛王何竹向郭道 洪弼晏林秀象陵七贤儒学道学（合流）韩李愈翱尸 吕佼 不

韦

法小杂说 晁虞刘 错初安

佛教 禅宗

菩二五提慧弘达可忍摩

本无宗鸠摩罗什（旧译）本无异宗 琛法竺法汰

即色宗支道林

道安

心无宗法温识含宗佚幻化宗道壹缘会宗道邃

佛道相合：僧肇（不真空义、物真空义、物不迁义、圣人论、般若无知义）

顿悟：道生 谢灵运（以儒佛互证）渐悟：僧维中立：顿渐皆存：慧琳 判教：慧远 范慎神灭与慧远神不灭

隋唐佛教

南北净土天台沩仰 临济 曹洞法眼（石头宗）云门 慧神慧智灵义青原石头云门 能秀远（岂页）祐玄行思希迁文偃

玄奘：《成唯识论》唯识教双离空有（我执、法执、增执、减执）；识之四分；第一能变第八阿赖耶识（藏识、异熟识），第二能变末那识，第三能变前六识。注：第七末那识，第六意识，第五身识，第四鼻识，第三舌识，第二耳识，第一眼识。

法藏：《金狮子论》十门总别：明缘起、辩色空、约三性、显无相、说无生、论五教、勒十玄、括六相、成菩提、入涅槃。

《大乘止观法门》：真如、如来藏(宇宙之全体为一心)；三性：真实性、依他性、分别性——染性、净性；共相识与不共相识；万法互摄；止、观二法门；诸佛染性；觉与不觉

慧能、神会：无念论：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念为本；常离诸境，不染万境，一念不起。

宗密之禅门三宗：息妄修心宗；泯然无寄宗；直显心性宗。之禅宗七家：有拂尘看净，方便通经。有三句用心，谓戒定慧。有教行不拘而灭识。有触类是道而任心。有本无事而忘情。有籍传香而存佛。有寂知指体，无念为宗。遍离前非，统收俱是。五等教：人天教，小乘教，大乘法相教，大乘破相教，佛了义识教。四劫:成、住、坏、空。

近代兼五叶法脉之虚云法师圆寂之后，中国佛教自此式微，即所谓末法时代。

宋明 心性论

儒学道学

周邵心学

敦雍理学颐

张程程

载颢颐

理客观唯心心主观唯心

学学

朱胡陆杨熹五九简峰渊

陈湛王白甘守

李沙泉仁王王贽畿艮

清及近代 认识论

理学

宋汉

学学

颜李黄王戴

元塨宗夫震

羲之

今文经学

廖

平康有

为谭嗣同

中国思想呈现一种对立统一。从孔子学说开始，即有法道两家相对。孔子开孟子之学说，有荀子之学说反驳，至汉董仲舒将其融合。二程为心理两家的开端，有朱熹与王阳明相争，至清朝再将其两家批判。王阳明初本学理学，以为圣人可以渐而至之，结果格竹不得，故又改投心学，所以说这种对立有其现实意义。而统一又分为如董仲舒之融合与清朝汉学家的批判。实际上这两种方法都共同架构在儒家为主体的中国思想大熔炉下，核心的教义（五经三玄）不被颠覆，熔炉的炉火永远不会被熄灭，不同思想随着的时代的发展最终会融合在一起而产生新的思想，新的思想又将有之对应的反面思想，完成“丄”字形到“圭”字形的周而复始。从文化大革命的不败家不知祖宗富贵到天安门立上孔子雕像的先意奉承，不无表明了中国两千年的传统思想文化确实比马列毛三更加能够安抚与培养良民。

中国传统文人的求学道路为先小学再诸子再到史书，这在现代都是有益处的。西哲比起子书实在太相对枯燥难解，而佛学又过于卷帙浩繁，这两方面虽然毫无基础，但都应当慎入。陋则陋矣，鄙则鄙矣，藏拙便是。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外来的经不好念。还是要向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学习，先将中文基础打好，“学有余力，则至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