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与变革》读书笔记

第一篇：《中国：传统与变革》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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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读书笔记

——《中国：传统与变革》 费正清是美国也是世界上最有声望的汉学家。他的着作及其主要观点代表着美国社会的看法，对几代美国学者和政治家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费正清是哈佛大学终身教授，著名历史学家，美国最负盛名的中国问题观察家，号称“头号中国通”。此书从远古的史前文明一直写到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跨度几千年，涉及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教育及意识形态各个方面的传承与流变。

身为中国人，我们从小就被教育中华文明是何等灿烂辉煌，中国文明是博大悠远，于是小时候的我们莫名得就有了一种身在这片土地的幸运感。当我们随着时间长大才发现，这个可怜的国家其实曾经落后而又贫穷。时间封印住一切，过往的事情已无人能改，但对事情的记述却难免作者的或有意或无意的局限性。西方史学家与我国史学家的一大不同是全球视野。国内史学界一向固步自封，只知埋头钻研故纸堆，却不知放眼世界。费正清等一些西方史学家，擅长将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里进行东西方历史的比较研究，从而让我们有更宽阔的视野看待我们的国家。从这本书书中我弄明白了一些问题。为什么中国历史漫漫数千年，却一直以中央集权的政体延续至今？又为什么中国曾经很长时间里，在技术，文化多方面傲视全球，却从来没有发展中今天西方的科学与人文精神？《中国：传统与变革》中有许多讲解。

这本书以类似塞缪尔·亨廷顿的角度阐述了东亚文化圈的起源。即地理上的原因，中亚的荒漠，南亚的茂密雨林，东边的海洋，将东亚在现代西方的地理大发现时代以来一直就作为一个相当封闭的文明圈在独立发展，而其中中华文明又是绝对的主体。上溯自夏商周，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因为对抗黄河泛滥等自然灾害，以及农业文明对抗游牧文明骚扰的客观需要，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中央集权形式的统治结构。对比之下，也就能理解古希腊城邦及其早期共和民主能诞生在一个气候温和，地势平坦，又多岛屿环海条件下的原因了。历史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往往不是几个偶然会导致。

中华文明的统一性和集权专制特点又受到其他几个因素的推动，比如有一点很出人意料的一点，那就是汉字。费正清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那些不能互相沟通的方言其实已经可以算是

不同语言，其差异程度近似今天的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但中国并没有因为不同语言分裂为像欧洲那样的多个国家，而这正是得益于汉字的特性。汉字兼具表音表意的功能，可以书写差异极大的不同语言。虽然如南方各地方言各异，但如果书信可以交流，政府的政令就能传递，中央政府的统治就能继续存在。

中国的专制机器能如此顽强的存在几千年，期间却从来没有出现过近似西方共和民主及议会这一类的事物，实在非常神奇。这是一个陆地国家，地大物博，经济自给自足，因此没有了与国家之外进行贸易的动力。这又是一个农业比重极高的国家，大量的农民在有限的土地精耕细作，靠水稻这类高产的农作物养活了几倍于当时其他国家人口密度的人口。充裕的人力资源又削弱了人们研究机械及新技术的兴趣，古代西方没有的轿子却多车就是一例。人口繁多，又多是只能温饱的农民，受教育的阶层统治未受教育的另一批人，于是靠高低秩序的体制就一直稳定的存在了下去，又乱到制，从为消失，甚至今天。春秋战国有一个时期百家争鸣，混乱时代下诞生出非常多元的哲学思考，其他文明中出现的法制，语言逻辑，甚至新兴宗教都曾经出现过。但最后胜利还是属于一个强大专制制度下的新帝国。儒学这类强调的等级制的哲学思想也开始占领其主导地位。于是中国从物质上，精神上都愈加开始愈加成熟的中央集权统治。

书中有一段”为何中华帝国得到重建而罗马帝国却一蹶不振，这个问题目前尚无定论。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中国南朝与希腊拜占庭帝国相比保存了更多的帝制传统，而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南朝对北朝的影响也超过拜占庭对意大利、法兰西诸邦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由于汉朝的帝制模式要优于罗马帝国。上乘“天命”的中国皇帝受到民众的支持，他通过选拔贤人担任政府职务来实行公正、有道德的统治，这比罗马帝国的法制理念更易为当时的人所接受。汉字可能也起到了希腊字母文字所不能比拟的文化凝聚作用。“蛮夷”们如果想能掌握读写就必须学习汉文，因为汉字很难与胡语通用。此外，尽管中国各地方言各异而且相互之间很难听懂，但中国人却都使用汉字。最后一点是，汉人人口众多，这就使中国比欧洲更快、更彻底地把蛮族吸纳、同化了过来。由于中国农业属于精耕细作型，它生养了更多的人口，而入侵的异族也就越来越快地消失在周围人海般的汉族人口中了。”做了很全面的一些分析。

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惊人的相似。历史上这么多次改朝换代，也还只是一个王朝替换另一个王朝，却几乎完全不曾自发得发展出民主之类的火星。当然近代中国被西方坚船利炮叩开大门后，开始绝望的试图转向，实属例外。历史及其懒惰，如果几千年来渗入我们基因，浸透我们文化的都是这样一种中央一统的文明性格。希望中国未来有更好的发展。

书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汉族文化中心主义”。作者指出这种以中国为世界中心，以汉族

政权为中国正朔的意识形态帮助中国人在遭受异族入侵及统治时保持了自己的传统文化，并最终成为胜利者。同时，也导致了中国人对外来事物的普遍排斥。中国对外部世界的憎恶与轻蔑，以及一味关注本国事物的狭隘视野，逐渐演变为一种民族中心主义思想。他的这一观点，对当今中国很有借鉴意义。民族主义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

费正清的《中国：传统与变迁》这本书，让人读到的不是孤立离散的历史事件、苍白无力的人物描述，而是可以通过作者细微独到的分析，了解整个社会的运转、体制的优缺、文化传统的发展，内容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军事、教育的传承与流变。你能知其然并能知其所以然。读了这本书真的让人收获颇丰，不虚此读。

第二篇：《传统与个人才能》读书笔记

《传统与个人才能》

作品概述（数字编号代表该段落的小节号）：

一

1、引——

2、我们的批评往往带有局限性，在我们注意一个作家的个性的同时，这种特点实际上包含了“传统”——

3、传统不是单纯的重复，而是一种历史意识，对历史整体的领悟，并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4、诗人与传统发生关系，并且，他的成功的创作给传统提供了调整的可能和机会，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作者的责任重大，延续历史、改变历史——

5、艺术作品在与传统的比较中既有创新之处，也应该符合一定的传统规范——

6、诗人不能不懂传统，或者只是满足于了解历史的某人或者某一历史时刻，他必须了解文化传统和历史传统。这种传统是不断的变化和发展的——

7、8、所以如今的人更应努力增加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历史的意识和整体感，并且不断发展它——

9、所以艺术家应该不断地消灭自己的个性，归附历史的整体感之中——

10、转下一段，关于消灭个性与传统意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诗歌和它的作者之间的关系。

二

1、好的诗歌应该是让感情重新组合的好的工具，而并不在于它多么有“个性”——

2、情感应该和心灵分离，才能更好地把握激情——

3、被组合的情感（诗人所处理的对象）由感情和感觉组成，或者是情绪，或者是感觉，或者是两者的综合作用，或者只由单纯的感觉——

4、情感结合的方式不尽相同，同时诗歌的好于怀，不在于诗人个人的情感如何，而在于诗歌中艺术作用的强烈程度。这里提出了几种可能的组合方式——

5、个性对诗歌也许无用，诗人把个人经验通过心灵进行艺术的组合，诗人的个性不一定就是艺术作品的个性——

8、感情对于诗人来说可以是单一的，但是对于作品，应该是复杂的。诗人不是寻找新的感情，而是把普通的感情和许多经验进行重新的组合，来表现实际感情中没有的感觉——诗歌应该是逃避感情和逃避个性的。

三从鉴赏回到鉴赏，鉴赏诗歌也不应只注意其感情，甚至也不能只注意技巧，而是要看到感情是通过什么样的组合被重新创造的。对诗人来说，诗人要做到非个人的，就必须全力投入到不断的学习和研究之中。

几个关键词：

1、传统：传统并非指代文化遗产，艾略特的论述中，传统的意义广泛，它含有历史的意识，并且，历史不仅具有过去性，也具有现代性，是一种整体感。具有这种意识的作家可以称之为有传统性的，具有传统型的作家应该能够意识到自己在实践中的地位，自己和当代的关系。传统，或者说历史的整体感在新的、伟大的作品面前得以出

现新的调整，虽然这种调整也许是微不足道的。艾略特认为，艺术是不会进步的，只是精炼化或者复杂化。诗人应该坚持学习以培养这种历史感。

2、情感：卞之琳的翻译中，情感不同于感情和感觉，指被诗人心灵所重新组合产生实际世界中没有的情感的原本的情感。应该包括了感情和感觉。

3、心灵：就是重新组合情感的工具，产生感觉、词句、意象等。心灵也是诗人能力的体现。好的诗人可以使诗歌的艺术作用更加强烈。

4、感情、感觉：感情，也是情绪，指诗人自我的感觉，有个性的成分。感觉，指因作者特别的词汇、语句、或意象而产生的各种感觉，是作品本身带来的，与诗人个人感觉不是一回事，两个也不尽相同。作品可以是两者的结合，也可以是单纯由感觉带来。

5、个性：艾略特认为，诗人没有什么个性可以表现，个人性的东西在作品中应该是排斥的。作品不是为了寻找新的感情，而是把普通的感情重新组合，而不是标新立异。但是个性和艺术家自我的能力也是相当重要的。

评论：

放逐情感在现在也许是很普遍的看法，但是在上个世纪初，持这种看法的最初的一些人，如艾略特，就已经把这个话题给与了相当具有深度的论述。他从传统与个人才能的角度展开他的观点。艾略特认为，好的作家是不能与传统割裂开来，他们存在于传统之中，并且用自己的作品给传统以一定程度的调整，过去的作品因此而改变了意义。从这个角度讲，作家肩负着巨大的责任。诗人应该不断发展这种历史意识，并且要不断的牺牲自己，消灭自己的个性。诗歌的好坏并不在于诗人的个性如何，而在于诗歌是不是重新组合情感的好的工具。诗人个人的情感和诗歌中的情感不是一回事，诗人应该用自己的心灵组合情感，表现实际情感中没有的情感。因此，诗人应该逃避情感。

简单的说，诗人应该具有历史意识，这就需要其不断逃避个性，就创作来说，应该逃避情感；从艺术鉴赏的角度说，只是注意到了诗歌中的情感是不可取的，至少应该对诗歌的技巧有所了解，并且知道情感在技巧中是如何被重新组合的，并且能够把组合而成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的情感展示给读者看。

关于情感的重新组合，艾略特提供了几种可能的方式，但是这里面的论述仍然显得单薄。艾略特所说的组合、集中等实际讲的是诗歌的想象力，他把这种能力归结为类似天才的本领，同时，也强调，这

种能力的得来是通过不断的学习和吸收。因此广博的学识和广泛的阅读是有必要的，这不会使诗人陷入僵化和呆板。想象力的作用至关重要，它是诗歌情感与形式的桥梁。

关于消灭个性的问题，艾略特在《叶芝》中有继续的论述，作者可以运用自己强烈的个人经验，表达一种普遍的真理，并保持其经验的独特性，目的是使之成为一种普遍的象征。但是叶芝的象征更多的是对神秘主义的思考，并且为自己的神秘主义建立象征体系，他的诗学意义上的象征和神秘主义意义上的象征的关系应该如何看待，这是一个问题。同时，消灭个性对现代诗歌创作仍然是大有启示作用。事实上，个人经验和情感被隐藏的同时，诗人的个性和其创作的个性并不会消失，而是被隐藏的更深，或者更能够成为普遍真理的表达。表面的客观和隐藏的个性之间形成了一种张力。这也许正是更好的拓展个性的契机。

艾略特给后人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历史意识是不能或缺的，这几乎成为现代诗人是否成熟的标志。艾略特的这篇短文本身的历史意义也不容忽视，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这篇文章使原有的诗歌秩序发生了变化。

应该说，艾略特的观点也许在之后的“学院派”的身上得到了更为明显和强烈的体现：关于放逐情感，我们可以从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人身上看到它的影子，如徐迟的一些论述，还有卞之琳的知性的诗歌创作都是如此；关于诗人在历史中的位置，王家新在《回答四十个问题》中提到，只有从文学中才能产生文学，从诗中才能产生诗，一个诗人如果脱离了“重写”和“被重写”，他就不对文学构成意义，并且每一个诗人都有自己的秘密的阅读系统；欧阳江河将诗歌写作致力于成为一种向经典性写作的努力，好的诗歌应该能超脱时代的限制，这实际上就是传统在新的契机下被重构和重新解读。

这篇文章不仅是对浪漫主义在当时的浮华的文风的反动，也为新批评甚至整个二十世纪诗歌评论奠定了基础。西方现代主义的反传统特征在于冲破束缚他们现时发展的传统信条。但他们用以发展自身的力量源泉依然是从传统中来。在之前的浪漫主义时代，诗人被放在缪斯的地位，是“人类立法者、洞察者和预言者”（雪莱）。艾略特背道而驰，把诗人从这种神龛上拿了下来，作者将为一种工具，或者是匠人。作品不再是个人情感的直接表达，进而消除了传统中的个性的偶然性，作品超越了个人的偶然性，因为，批评也就从对作家的研究转向了文本，从而使文本脱离作者而获得了独立。从这个意义上说，艾略特是新批评的最有力的奠基人。

非个性化理论对中国的影响。

1917年以来，非个性化理论都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理论就是批评的依托，尺度，和标准。

信息爆炸的时候更需要有一个选择进入的策略。

研究原点。一定要有底子。

艾略特这些观点是如何形成的。这些东西在一个世纪的发展。要从整体上理解他的理论，论文，记住论点凝聚的一些话。现代人的前提太多了。怎么能够把它区别。

所以要一个一个区别，加以界定，一个一个搞清楚，要有能够确定的。

第三篇：变革中国读后感

变革中国读后感

科斯与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一书，浅显宏观地阐述了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的？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发展有两个推动力量，其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其二是边缘力量。即使连邓公也承认，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没想到。

中国农村的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悄悄变革。早在小岗村实现联产承包之前的几年，全国各地均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小岗村最出名罢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就等于承认人民公社的失败，承认集体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承认人性是自私的，我们就不得不看到，产权明晰才是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随后在八十年代涌

现出的乡镇企业，则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议，让这些乡镇企业的所有者，往往不得不戴上“红帽子”，假装自己是集体企业，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问题，导致一批事实上的出资者在争议中血本无归，甚至锒铛入狱。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则要复杂得多。国企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一批国企，利用垄断地位开始牟取暴利，形成后来的利益集团。比如，电信、金融、电力、烟草、名酒……这些国企沿续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专卖。早在接近两千年前，汉代著名经济学家桑弘羊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付诸实施。武帝穷兵黩武，国家财政吃紧。怎么办？桑老师指出，可以搞一搞盐铁专卖。于是乎，中国最早的一批垄断型 国企就此出现了。盐铁关乎百姓生活，在当时都是必须品。对此课以重税，可以达到一种目的：既要拔羊的毛，又可以控制在羊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最不痛的

课税方式——或者说这是间接税而不像土地税那样是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因为直接向农民征收税赋容易引发农民反抗危及帝国安全。桑老师这一招的阴险程度有多深有多招人恨，看看他的下场就知道了。武帝崩而弘羊刑，他因为经济改革丢掉了性命。桑老师的牺牲，并没有换取后来人的警醒。他天才的制度设计，被后人广泛应用。比如今天，你无论到哪家电信公司办业务，总会得到一大堆格式合同，明知是火坑你也得跳，因为你没有民营公司可选。加油就到两桶油，油贵油贱定价权必不在你，你也没有议价权，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民营加油站也得从两桶油进货。你上哪家银行存钱，人家也不会给你高利息——因为有银行业协会管着呐，你不存放家里？一分钱利息没有，还容易让老鼠咬喽。电价从来没涨过是好事吧？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当年修三峡电站时，许给人民的是——每度电8分钱呐。茅台牛吧，2000块一瓶子，成本不过40

块，溢价2000%！凭啥？把私人的酒锅子国有化，真好意思。拔羊毛，还要用最不痛的方式。高，实在是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羊群，就有什么样的头羊，也就有什么样的狼群。

国企改革的另一面，则是大批职工下岗。此前，国企的探索经历了几个阶段：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常惊人。如科斯所言，国企管理者将盗卖国有资产视为天然的权利，而普通职工对此无力阻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纸上目标。事实上，太多的国企改革是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完成的。工农业、城乡间的剪刀差（农民粮食不能自主定价），是农民向市民和城市输送利益，农民因此成为社会塔基，成为社会保障最薄弱的一环，成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国企改革，下岗职工的斑斑血泪，又岂是罄南山之竹可以书写的吗？

没有一次经济改革是可以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先进和技术、人才、管理、思想。伟大的农民有样学样，干几年工人就可以自己出来当老板，民营经济就是这样活泼泼地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赖以骄傲的，是一个数字。如果剖析数字背后，我们可能就乐观不起来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弱点昭然若揭。当19世纪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时，他们不仅发明了大量新产品，还创立了新的行业。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自于创新与生产力两方面的遥遥领先。

1851年，伦敦，水晶宫，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英国产品以其力量、耐用性、质量，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领先，无论是钢铁、机械还是纺织品。20世纪则见证了美国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波音，IBM，可口可乐，宝洁，以及近年

来的惠普、苹果、英特尔、摩托罗拉和微软，并且这个名单一直在增长。当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他们拥有索尼，富士，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佳能，东芝，松下，胜利和夏普这样的知名企业。韩国经济总量达到中国的六分之一（只有4800万人），也拥有三星，LG，现代，起亚和大宇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例如联想、华为，青岛啤酒，海尔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中国在《财富》500强中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工行、中国移动、中国人寿保险、中行、建行、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电信。这些企业，集中在能源与服务行业，受政策保护，没有开放全球竞争。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在全球具备竞争力，但大部分企业仅仅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苦苦挣扎。由于创新乏力和缺

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中国企业依赖订单化生产——从海外市场接受订单、贴上外国商标后销售。因此，我们的生产被称为“没有产品的生产”。

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企业，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国际市场竞争。同样在改革年代，中国的大学与自由和竞争却渐行渐远。中国的大学和整个教育体系依旧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在这里，中国市场化改革最严重的缺陷暴露无遗。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2009年，钱学森临终前提出了一个清醒异常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事实上，教育改革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自由市场。中国的教授实行计件报酬，收入由职称和发表论文决定，变成了“发文机器”。而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是扼杀科学工作者创造力与原创性的有力工具。如果你知道无处不在的政府干预，就不难理解中国大学的平庸表现。在任何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都

是那些拥有着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直接导致了科技创新乏力，这早已成为中国制造行业致命的软肋。

第四篇：变革中国读后感

读《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

中国自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但是是什么力量推动改变，主导改变，而这样的经济发展又是怎么样起步的呢，中央领导人的一系列破土改革是怎么样引导经济从一个封闭的、计划的社会迈向市场化的呢？尽管知道大部分的过程是曲折，不为大部分人所知，而直到我阅读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才对这30多年的惊天巨变有了些许感慨与体会。《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是新制度经济学鼻祖、产权理论的创始人、102岁的诺贝尔经济学家得主科斯讲述的一个有着中国特色的独特故事。在过去30年里，中国从一个市场和企业精神被禁锢而贫困潦倒的国度，成功地转型为一个市场开放、私企盛行的全球经济重镇。改革伊始，中国领导人痛定思痛，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坚守社会主义立场的同时，官方和民间改革并举，共同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向世人揭示这一切的来龙去脉。展现给了中国走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曲折险途和波澜历程。作者以实地调研为基础，参考国内外众多文献，根据多年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跟踪观察和对市场经济的长期理论思考，直笔而书，成就中国改革一家之言。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改革过程中的“双轨结构”。

所谓“双规结构”是中国经济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这一点与我们看到了历史书本里面没有说到的。在这本书里一共提到了4次“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1978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偷偷试行的原因太多了，同时也取得许多发展，并且这些偷偷摸着石头过河的举动最终也得到了肯定，为改革开放贡献了巨大的力量。但是我们不能仅仅就停留于表层，因为尽管有许多的成形的活动，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恐怕也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这本书中的历史经验考察也表明，改革并不是一个上层突然施加就能成功的活动，而是有一定的延续性，毕竟中国地域辽阔，存在着太多的无知。而接下来的试点推广，渐进改革，是中国人耳熟能详。可是将地方实践慢慢推广，也并非易事。

要知道接受新事物的过程不是一触而就的。于是这就更好理解了陈邓两大思想派别的思想争执给了改革一个缓冲时期，正是这样的缓冲时期正真给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基础。可以说，在中国那个时代的“双规结构”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指明了方向，铺平了道路，但是同时不可否认上级领导人的认真斟酌。一面是人民群众的渴望摆脱贫穷，一面是中国必需坚持发展，于是就在这样的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国领导人迈出了许多重大意义而踏实的步子。

接下来是对“地方竞争”的分析得到的体会。

对“地方竞争”进行分析，或许有助于理解科斯和王宁想说的中式资本主义的“双轨结构”，尽管作者们并没有刻意强调这一点。“地方竞争”这一概念经张五常的传播而广为人知，大意是说地方政府就好比是税收承包公司，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交了中央的之后所得的更多份额可以留给地方，这就促成了地方追求经济增长的激励。所以各地都有追求经济增长的积极性，而一份好看的GDP或也有助于地方行政长官的升迁。尽管很难说经济绩效决定了所有官员的升迁，因为这还同样取决于中国传统中深嵌的人际关系网络以及共产党长期累积的但并不透明的干部培养制度，但地方经济差的官员被提升的机会将大大减少。这样一来，不同地方之间就展开了竞争，从整体上来看，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这在改革初期实际上起到的重大作用不仅仅只是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更多地为当时未知的社会提供了更多地机会。这个竞争在我们今天开来视乎是一个开始，因为在缺乏市场的时代里，大概绝大部分人还不能意识到竞争的重要性。最后，也是收获最大的一点，思想决定一切。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思想的堡垒经历了一系列的创新与改革。从固守在毛泽东思想下的绝对社会主义体系，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形成的邓小平理论体系以及之后的“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些思想的变革为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变革。不可否认，在毛泽东经济时代下，共产党人的内心对未来充满了迷茫，但是精神上却十分满足，无一不信奉马克思主义。于是借助了苏联的发展模式，自己搞起了经济发展，但是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待当时，这种借鉴其实只是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理解。然而片面的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更加致命的是严重地侵蚀着社会反思自己错误的过程，于是社会的基本问题不能被发现，经济不能高速发展的现实没有被发现，甚至连最初坚持的实事求是都忘记了。这样的格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被打破。

在以经济发展为目标的开始后，改革序幕自此拉开。但是要知道，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洗礼，在被如此僵固思想统治下的共产党员，要怎样去面对自己过去崇拜了那么就的思想竟然是错误的呢？这个时候邓小平指出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化解疑惑，为正真大刀破斧的改革铺平了道路。曲折的道路却并没有因为这样理念而变得平坦。党内以及社会的舆论还在进行着，改革的阻力重重，到处有人被抓，到处有人被质疑，在这个阶段“走资”还是存在，“走资”还是在被打倒。但是毋庸置疑这个时候的中国只要給一丝的希望，就会为着生活而无比努力的奋斗着。而我们的伟大领导人却在这样的时刻始终站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坚持对外发展的原则，逐渐以一种纠正、一种缓和的呼声不断的将一项又一项改革推进，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然而在现在看来，处于改革开放发展瓶颈的中国，决策者也必须意识到之所以目前的决策质量低下，与思想市场发育不足、竞争不充分有很大的关系。而思想市场之所以匮乏，又恰是因为对思想进行了严格管制所致。经济增长依赖资本、禀赋要素例如土地等、还有劳动力。而在资本和要素投入边际收益递减的情况下，附着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拓展，却能够带动经济的新增长。尤其是其中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更是熊彼特器重的“创新”的源泉。创新要被激发出来，要形成持续不断的创新，源头必须有活水，而思想恰是这源头活水。尽管GDP高速发展着，经济没有因为全球的金融危机受到多大的影响，但是经济被后的危机以及我们的产业转型问题等等问题。我们的思想应该创新，我们的改革还得继续。

时代在发展，我们都在憧憬着中国未来的发展，憧憬着十八届三中全会到底可以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第五篇：变革中国读后感

国道——变革中国读后感

科斯与王宁所著的变革中国一书，浅显宏观地阐述了三十余年来中国经济发展之路。

中国经济到底是怎么发展成现在这个模样的？在这本书中，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经济发展有两个推动力量，其一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改革开放，其二是边缘力量。即使连邓公也承认，乡镇企业的发展，我们没想到。

中国农村的经济，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悄悄变革。早在小岗村实现联产承包之前的几年，全国各地均已经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只不过，小岗村最出名罢了。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就等于承认人民公社的失败，承认集体主义的失败。只要我们承认人性是自私的，我们就不得不看到，产权明晰才是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的必由之路。而随后在八十年代涌现出的乡镇企业，则大大出乎管理者的意料。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议，让这些乡镇企业的所有者，往往不得不戴上“红帽子”，假装自己是集体企业，以获得政治上的认可。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后续问题，导致一批事实上的出资者在争议中血本无归，甚至锒铛入狱。

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则要复杂得多。国企改革造成了两极分化：一批国企，利用垄断地位开始牟取暴利，形成后来的利益集团。比如，电信、金融、电力、烟草、名酒……这些国企沿续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传统：专卖。早在接近两千年前，汉代著名经济学家桑弘羊先生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并付诸实施。武帝穷兵黩武，国家财政吃紧。怎么办？桑老师指出，可以搞一搞盐铁专卖。于是乎，中国最早的一批垄断型 国企就此出现了。盐铁关乎百姓生活，在当时都是必须品。对此课以重税，可以达到一种目的：既要拔羊的毛，又可以控制在羊承受的范围之内。这是一种最不痛的课税方式——或者说这是间接税而不像土地税那样是直接加重农民负担的，因为直接向农民征收税赋容易引发农民反抗危及帝国安全。桑老师这一招的阴险程度有多深有多招人恨，看看他的下场就知道了。武帝崩而弘羊刑，他因为经济改革丢掉了性命。桑老师的牺牲，并没有换取后来人的警醒。他天才的制度设计，被后人广泛应用。比如今天，你无论到哪家电信公司办业务，总会得到一大堆格式合同，明知是火坑你也得跳，因为你没有民营公司可选。加油就到两桶油，油贵油贱定价权必不在你，你也没有议价权，因为你没有其他选择——民营加油站也得从两桶油进货。你上哪家银行存钱，人家也不会给你高利息——因为有银行业协会管着呐，你不存放家里？一分钱利息没有，还容易让老鼠咬喽。电价从来没涨过是好事吧？不过你可能不知道，当年修三峡电站时，许给人民的是——每度电8分钱呐。茅台牛吧，2000块一瓶子，成本不过40块，溢价2000%！凭啥？把私人的酒锅子国有化，真好意思。拔羊毛，还要用最不痛的方式。高，实在是高。有什么样的国民，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有什么样的羊群，就有什么样的头羊，也就有什么样的狼群。

国企改革的另一面，则是大批职工下岗。此前，国企的探索经历了几个阶段：放权让利，承包经营，股份制改造……国有资产的流失非常惊人。如科斯所言，国企管理者将盗卖国有资产视为天然的权利，而普通职工对此无力阻止。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的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个纸上目标。事实上，太多的国企改革是以牺牲职工利益为代价完成的。工农业、城乡间的剪刀差（农民粮食不能自主定价），是农民向市民和城市输送利益，农民因此成为社会塔基，成为社会保障最薄弱的一环，成为社会最弱势的群体。国企改革，下岗职工的斑斑血泪，又岂是罄南山之竹可以书写的吗？

没有一次经济改革是可以脱离政治而独立存在的。改革开放，引进了先进和技术、人才、管理、思想。伟大的农民有样学样，干几年工人就可以自己出来当老板，民营经济就是这样活泼泼地发展起来的。当今中国已经发展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赖以骄傲的，是一个数字。如果剖析数字背后，我们可能就乐观不起来了。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经济的弱点昭然若揭。当19世纪的英国成为世界经济的领头羊，20世纪的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的超级大国时，他们不仅发明了大量新产品，还创立了新的行业。他们的经济实力来自于创新与生产力两方面的遥遥领先。

1851年，伦敦，水晶宫，第一次世界博览会。英国产品以其力量、耐用性、质量，在几乎所有领域都领先，无论是钢铁、机械还是纺织品。20世纪则见证了美国巨人的崛起，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通用汽车，通用电气，波音，IBM，可口可乐，宝洁，以及近年来的惠普、苹果、英特尔、摩托罗拉和微软，并且这个名单一直在增长。当日本在60年代末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他们拥有索尼，富士，丰田，本田，日产，马自达，佳能，东芝，松下，胜利和夏普这样的知名企业。韩国经济总量达到中国的六分之一（只有4800万人），也拥有三星，LG，现代，起亚和大宇这样的全球知名企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即使最具知名度的中国企业，例如联想、华为，青岛啤酒，海尔和吉利，在西方都不是家喻户晓的品牌。中国在《财富》500强中排名前十的企业分别是：中国石化、中国石油、国家电网、工行、中国移动、中国人寿保险、中行、建行、中国南方电网和中国电信。这些企业，集中在能源与服务行业，受政策保护，没有开放全球竞争。中国的生产型企业在全球具备竞争力，但大部分企业仅仅依靠低廉的生产成本打价格战，在创新与提高质量方面，苦苦挣扎。由于创新乏力和缺乏独一无二的产品，许多中国企业依赖订单化生产——从海外市场接受订单、贴上外国商标后销售。因此，我们的生产被称为“没有产品的生产”。

改革开放解放了中国企业，使他们获得了自由，坦然直面国际市场竞争。同样在改革年代，中国的大学与自由和竞争却渐行渐远。中国的大学和整个教育体系依旧在政府的严格控制之下，在这里，中国市场化改革最严重的缺陷暴露无遗。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2009年，钱学森临终前提出了一个清醒异常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事实上，教育改革并没有带来思想的自由市场。中国的教授实行计件报酬，收入由职称和发表论文决定，变成了“发文机器”。而将学术动机与物质利益合二为一，是扼杀科学工作者创造力与原创性的有力工具。如果你知道无处不在的政府干预，就不难理解中国大学的平庸表现。在任何现代社会，最宝贵的财富都是那些拥有着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人。缺乏自由的思想市场直接导致了科技创新乏力，这早已成为中国制造行业致命的软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