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及其学术评价

第一篇：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及其学术评价

摘要: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其民族主义思想极其丰富、深邃,主要来源是中国的传统民族平等观念、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日本民族运动的启迪等。其学术价值在于,立足于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具有国民认同特质的民族国家。

关键词: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渊源;学术评价梁启超无疑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通观学界对其主要思想的研究,特别是对他国学思想、宪政思想方面的研究论著,可谓汗牛充栋。然而,作为梁启超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民族主义思想研究却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他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及其学术评价方面,仍有继续深掘之必要。

一、梁启超对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认识

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民族、国家观念的认识与理解有着明显不同。据史料记载,古时“民”一般指“百姓”、“平民”和被统治者,“族”指某个群体,表达家族、种族、宗族等多种意思,而“民族”旧时主要指宗教范围内的人,与近代以来人们对民族含义的理解截然不同。但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古时民族观念有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民族观念相通于种族观念;第二,民族观念疏离于国家观念。”①鸦片战争爆发后,受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传统民族观念悄然生变。受此影响,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者梁启超在1899年的《东籍月旦》一文中,首次并高频率使用“民族”一词,随后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又对西方与中华民族主义的发展状况做了阐述。随后梁启超在借用瑞士政治家伯伦知理所著《国家学》中的民族定义时,对伯伦知理所理解的民族做了具体阐释,而且对民族特征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梳理,此外还对伯伦知理的“民族”定义进行了初略评析。1902年梁启超著述的《新民说》,首次对民族主义做出了概念诠释:“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②这表明梁启超对民族主义的认识较以前有较大变化,表现在轻地域与血统,而重历史与现实整合因素的民族认同,用“同种族、同言语、同宗教、同习俗”标准限定了民族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的人都是“同胞”,从而应该求得民族自决、民族自治,并且组织政府以谋求“公益”、抵御外族,主张中华共同体内各族平等。此时,梁启超对“民族”的理解已经比较深刻,明确了民族的范围,并划出非此即彼的界限,进而用“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处理近代中国面临的社会问题,标志着他已成为一位民族主义者。

二、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脉络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经历了从萌芽、形成到不断丰富的演进过程。纵观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强调夷夏种族的“种族民族主义”到中华各族合为一体的“合族民族主义”,由中国即天下的“天下大同主义”到以建立民族国家为诉求的“民族国家主义”的演变。

第一阶段:甲午战争前,从“种族民族主义”到“合族民族主义”

维新变法前,梁启超师从康有为服膺于“今文学派”,以“公羊三世说”为理论核心建构自己的历史观,以“世界大同”作为其矢志不渝的政治追求,此时的梁启超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看法仍然停留在强调“华夷之辨”、“华夏中心主义”和“尊夏攘夷”的世界秩序观上,认为在华夏民族之外,其他各民族都属于“夷狄”、蛮族。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等部分维新人士被迫流亡海外,游离于日本、美国及澳洲之间。在这期间,西学的大量接触使梁启超的思想观念发生显著变化。1902年他在《新民说》中就首次表达了对“民族主义”的看法,接着在1903年《新民丛报》发表的《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又对民族主义有了更深的理解:“合族民族主义”,即强调在中华共同体内各族为统一之民族,并称国家要能实现自强,需“平满汉之届,诚支那自强之第一阶梯也”③。这种思想与他轻蔑地称之为“种族民族主义”的反对满族思想是相对立的。此后,以“保种救国”为目标的大民族主义勃兴,试图通过“合国内本部属之诸族以对国外诸族”,“合举国四万万人之心为一心”,提出新的中华民族应是“合汉合满合蒙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类,以高掌远跖于五大陆之上”④,遂达“合族救国”之大成的目标。上述资料表明,梁启超已经认识到唤醒民族意识的极端重要性,“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各部族不断融汇化合,形成‘民族意识’”,“成为数千年来不可分裂不可磨灭之一大民族”。⑤梁启超对民族主义概念的区分较好地厘清了自近代以来国人在民族主义观念上的混乱,这也充分表明梁启超已经摆脱了传统上以文

化、种族主义为标志划分族类的狭隘民族观念。

第二阶段:甲午战败后,从“天下王朝主义”至“民族国家主义”

对中国近代史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列文森曾经说过,“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⑥。甲午惨败、山河破碎、国衰力弱的现实将中华民族潜在的民族主义情感激发了出来,“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之役始也”⑦。“公车上书”可以说是维新变法思潮从兴起走向高涨的里程碑,同时也是近代中国人民族主体意识开始萌芽的标志。

流亡海外的梁启超,随着与外界接触的日益广泛,系统先进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促成了他世界观、民族观的转变,“万国并立”的观念开始萌芽。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在梁启超心灵深处的碰撞与对接,必然产生“思考中国未来之路”的火花,他逐渐背离良师康有为的“三世说”理论,进一步意识到传统的“天下主义”不能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只有将“天下”与“中国”分离、“国家”与“朝廷”异位,进而确立民族国家思想,建立民族独立国家,使国家成为国人为之奋斗的唯一目标,才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出路所在。他认为,处于亡国境地的中国,其图存之道关键是唤醒民众的抗争意识、增强国人的国家认同感,塑造近代社会理想人格的“新民”形象。将“种族民族主义”与“合群民族主义”加以区分,也是希望人们摆脱传统的“天朝国家”、“天下大同”的陈腐观念。他在《爱国论》中说,“我支那人,非无爱国之性质也,其不知爱国者,由不自知其为国也”,“故吾国数千年来,常处于独立之势,吾民之称禹域也,谓之为天下,而不谓之为国”,“自数千年来„„盖视吾国之外,无他国焉。”⑧从这里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民族主体意识逐步摆脱传统的天下王朝观念,走出了国人对世界传统影像中国即“天下”的误区,意识到中国仅居世界一角,是一个地域上拥有边界、政治上拥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的基本诉求。

三、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渊源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并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中国近代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中国传统民族观念的熏陶、西方先进学术思想的启迪及日本民族运动巨大潜力的助推所形成的强劲动力,促成了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一)中国传统的儒家民族观念对梁启超民族平等思想的影响

中国自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华夷之辨”的消极意识、落后观念不绝如缕,但中华文化在民族问题上倡导的“天下一统”、“爱及四夷”、“华夷一家”、“协和万邦”等思想,仍包含民族之间和平共存和自由交往的内容。在民族问题上,儒学的基本思路并不是着力强调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差别,而是更加注重各民族在平等基础上的“合”、“和”交流,形成和谐民族关系的理想状态。在民族间交往中越来越牢固的文化共识逐渐建立起来,这就为民族平等、民族团结观念提供了思想文化上的可能性。清代郑观应的中华民族优越观及民族平等观等民族思想所具有的超越时空和阶级的意义,适应了中国近代社会唤醒民众的时代需求。传统民族观念特有的积极意蕴,自然成为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吸收了西方的“天赋人权”学说

近代中外不少思想家把卢梭的“天赋人权”学说看成是民族主义之原动力。1898年10月,梁启超因变法失败长期流亡日本,后又辗转到美国、澳洲等地短暂停留。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西方思想家康德、霍布斯、斯宾诺莎、卢梭、孟德斯鸠等人有关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方面的日译著作,以及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福泽谕吉、加藤弘之等人有关资产阶级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理财学的著述。这些逐渐改变了他的知识结构,更新了他的思维方式,使他得以用更开阔的视野去观察世界与中国,尤其沉醉于对中华民族国家问题的思考。因此可以说,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是梁启超人人有权、个个平等思想的重要理论来源。此外诸如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民族建国思想、洛克的“以强力对付强力”的公民维权理论亦对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三)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西方进化论与社会有机体论的影响

梁启超对达尔文、斯宾塞等西方学者的“进化”理论、社会有机体论是相当推崇的。戊戌变法前梁启超读到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手稿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念对其影响颇深,强调满汉等各族合群是中华民族生存的条件,认为自达尔文的理论问世以来,“无论为一人,为一国家,皆向此告鹄以进,近世民族帝国主义所由起也”⑨。从一定意义上说,除旧布新是不可逆转的必然趋势。在游学日本期间,社会达尔文主义在日本思想界的支配地位也使他深有所触。从日本回国后,他借助报纸、书刊等载体开始对进化论大加宣传,以此增强国人的民族危机意识并提高人们对推行民族主义教育之必要性、重要性的认识。总之,梁启超汲取了社会有机体论的思想营养和进化论思想的合理内核,把它变成了倡导民族自立自强、建立民族国家的理论武器。

(四)日本民族运动的巨大潜力对梁启超启迪 ：梁启超抵达日本后,亲眼看到这个国家在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所表现出来的巨大潜力,惊叹日本民族接受西方文化的态度和短短30年间飞速崛起的能力。在对日本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研究并与中国比较后,对日本国民中高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了切身体会。与此同时,梁启超也深切地体会到近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实际上是此民族与彼民族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国民与国民之间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之竞争也”⑩。为此,他在1902年以“欲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为创办《新民丛报》的宗旨,以图通过此举达到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

四、对梁启超民族主义的粗浅评价：研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获悉,近代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有两条典型的路径:一条是以法国为代表,强调主权在民权的政治民族主义;另一条是以德国、意大利等国为代表,重视民族精神和文化传统的文化民族主义。其实,近代法国的政治民族主义和德、意等国的文化民族主义,只是在不同环境下强调侧重点不同的两种表现形式,就两者的关系来说,他们互为表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看,梁启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文化充满骄傲和自豪,表现了他主张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道德信条的思想和情感。清朝的国门被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后,国外各种政治文化潮随之大量涌入,梁启超出于对儒家文化历史命运的担心,开始醉心研究中华传统文化并全面提升儒家文化的地位。对梁启超的有关论著细加斟酌不难发现,他所倡导的文化民族主义,其目的是强调和宣扬本民族固有、特定文化的价值,肯定该民族的独特性与价值。这从学术角度看,似乎很肤浅,甚至有错误,但从文化民族主义的角度去理解,梁启超试图用传统文化来唤起中华民族的自觉意识,重塑民族奋发图强的精神,陶铸华夏民族崭新的“国魂”。甲午战后不久,已系统接触西方学术思想的梁启超思想又有了新的变化,转而通过“开民智,兴民力”之举,依靠提高国民素质、建立民族国家以挽救处于危亡境地的中华民族。透过其思想的转变不难看出,梁启超志在完成从中国传统的种族主义向国族主义的过渡,以培育国民新的国家意识和国家认同。

综上所述,梁启超作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理论的先行者,他的思想实际上触及到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即唤醒民众国家意识、建立民族国家问题和保护民族文化基因、利用民族传统优秀文化资源问题。从梁启超“合族民族主义”到“民族国家主义”思想观念的转变,可以发现建立独立民族国家、实现各族的平等是他的政治诉求。同时,他又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扬儒家伦理。其民族主义兼有政治与文化民族主义的二重性。当然,侧重点在于改造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重建自尊、自强的崭新民族国家,从这方面来说,他的民族主义倾向政治民族主义。尽管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有某些地方相互矛盾,但其中的精华在中国政治和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不容置疑。正如胡适先生所言,“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啄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一举而全国相应者,民族思想政治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所提出的历史任务,今天有的已基本完成(建立民族独立国家),有的还在继续(提高国民综合素质),但其思想中超越时空的价值仍闪烁着智慧光芒。另外,思想中蕴含的学术价值作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上的潜在资源,仍需学者进一步深入发掘。

第二篇：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讨论

梁启超关于法家思想的讨论

一、法家对“法”的理解及学说构成

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崛起很晚，而且在学理上兼收儒、道、墨三家学说：“法家成为一有系统之学派，为时甚晚。盖自慎到、尹文子、韩非以后。然法治主义，则起原甚早，管仲子产时确已萌芽，其学理上之根据，则儒道墨三家皆各有一部分为先导。”从法理学角度上看，先秦诸家的“法”纯属“自然法则”意义上的法，法的本源在“天之道与民之故”。“以自然法为标准以示人行为之模范也。”所以法家所讲的“法”也以此为根本观念。管子说：“根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生，物虽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尝变也。谓之则；义也，名也，时也，似也，类也，比也，状也，谓之象；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君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渐也，顺也，靡也，久也，服也，习也，谓之化”。也有从法的观念中进行分类的论述，如尹文子说“法有四呈：一曰不变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齐俗之法，能鄙同异是也；三曰治众之法，庆赏刑罚是也；四曰平准之法，律度权衡是也。”上述都是法家对法的理解，梁启超断言，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尹文子所说的第一、二、四种为“体”，而以第三种为“用”，这是狭义的法。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这些论述表明法家所讲的“法”主要是以成文法的形式公布出来并以国家制裁力作为后盾的法律形式。

法家由“儒道墨三家之未流嬗变汇合而成”，这是梁启超对法家学派思想源流的认识。首先，法家接受了儒家的正名定份的理论。儒家讲正名定分，名份的具体化，势必用礼数来加以区分，荀子所讲的“礼、法之大分也”，“礼者人主之所以为群臣寸尺寻丈检式也”，都是这个意思。荀子的学说与法家言论最为接近，韩非子就是作为荀子的弟子而成为“法家大师”的，这就是法家与儒家的渊源关系。其次，法家吸收了道家的自然法理念。道家言“我无为而民自正”，那么“民”怎么才能“正”呢？道家认为自有“自然法”才能使之“正”，自然法不可见，于是进一步要求用“人为法”来体现。道家后学用法治来证“无为”大义，就是这一观念的自然发展。在梁启超看来，墨家以“尚同”为教义，务使达到“壹同天下之义”，其最终目的是要把人类同铸一型，就是要把“一人一义十人十义”变为“一义”。尹文子说“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讲得都是这个意思，尚同论的结果必然导致“归本于任法”。

把法家作为一个学派进行概念和源流的探讨，梁启超具有开创性，自他把管子列为法家先驱，管仲成为法家名单上必不可少的人物，把吴起列为法家，后世对此遂成定论。而且梁启超所主张的法家是融汇了儒、道、墨诸家学说而形成的这一观点对后来学者也很有启发。显然法家作为一个学派与儒家有很大区别，有学者认为在战国人的著作中我们可以找到“儒者”、“墨者”、“辩者”这种可以适用于学者群体的称谓，但却找不到“法者”或“道者”的用语。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李悝、商鞅、韩非等不能组成法家学派，老子、庄子等不能组成道家学派，而是因为儒者和墨者形成了群体，并有共同的师承关系。因此，法家作为一个学派很有自己的特点：其一，不以师承关系为联结纽带；其二，不是职业称号；其三，不是正在作什么的群体，而是以往持什么主张的群体。有的学者认为，划分法家学派有四个基本标准，就是以法家的治术类别相区分，凡是主张“法治”的就是法家，从法律思想史层面讲，法家思想包括：第一，法治思想；第二，与论述法治有关的或服务于法治的关于法律的认识；第三，与法治有关并用来说明法治合理性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第四，与上述思想的产生发展有密切联系的其他思想观念，如规范观念、守信观念等。

二、主张“法治”是法家学派的本质

强调法家主张的法治主义与“术治主义”、“势治主义”有根本区别，这是梁启超所反复强调的。他一反传统普遍认为法、术、势三位一体，是法家学说本质的观点，认为“法”与“术”在当时就是相反的名词，因为法家学派代表人物韩非子、尹文子都认为“法”与“术”具有本质上的不同：韩非子说“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尹文子说“法不足以治则用术”，并且对“术”定义为“术者，人君之所以密用，群下不可妄窥”。所以术治主义的作用在于神秘主义，与“编著诸图籍布之于百姓”公开而划一的“法”，在性质上完全不同。所以申不害主张的所谓“治术”，并为战国时纵横家所乐道的“阴谋”，与法家所强调的“法”根本不同。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主张的核心内容即是“奉公法，废私术”、“任法而不任智”、“由是观之，术盖为法家所最恶，而法家所倡道者实于好作聪明之君主最不便，此所以商鞅吴起，虽能致国于盛强而身终为谬也。”

术治主义是人治主义的一种类型，势治主义在反对人治主义这点上与法治派相同，当时主张势治主义的慎子认为，象尧那样贤明的君主，他若作为一个普通人，连三个人也管理不了；象桀那样的人成为天子，就能乱天下，所以人所处的地位和权势最为重要，决定一切，而贤智没有权势作后盾什么作用也起不到，不足以令人羡慕。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则不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权势具有中性地位，看什么人用它。贤良之人用权势可以使天下大治，不肖之徒用权势就会使天下大乱。然而世上的人贤良者少而不肖者众，如果单单听命于“势治”，那么就会产生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夫尧舜生而在上位，虽有十桀纣不能乱者，则势治也；桀纣生而在上位，虽有十尧舜而亦不能治者，则势乱也”，因为“此自然之势也，非人之所得设也”。对此，梁启超认为韩非子对“法”与“势”的区别讲得最为透彻，即“势治者正专制行为，而法治则专制之反面也。势治者自然的惰性之产物，法治则人为的努力所创造，故彼非人所得设，而此则人所得设也，是法与势之异也”。法家不仅反对暴君用术恃势，而且连明主的勤民任智也反对，所以法家在根本态度上就不主张人治主义。在这里，梁启超与某些学者所强调的法家主干涉，凭借政府权威，把“势”与“治”混为一谈的观点完全不同。

梁启超觉得尹文子对“人治观念”与“法治观念”根本不同之处论述得最为透彻，尹文子说：“田子（田骈）读书，曰：尧时太平。宋子（宋骈）曰：圣人之治以致此乎？彭蒙在侧，越次而答曰：圣法之治以致此，非圣人之治也。宋子曰：圣人与圣法何以异？彭蒙曰：子之乱名甚以矣。圣人者，自己出也；圣法者，自理出也，己非理也；己能出理，理非己也。故圣人之治，独治者也，圣法之治，则无不治矣”。“人治”是独治，法治是众治。梁启超通过列举大量法家的言论认为，法家对“人治”的攻击最为猛烈，概括出主要观点即是，人治是最不可靠的，所以不一定能把国家治理好，尽管政权无论何时总要有人把持。人治必须靠贤人政治，但往往难遇贤人治国，于是政权就会落入不肖之徒手中，导致天下大乱，国家危亡。那么唯有“法治”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依靠法治，中等人才就可以治理国家，就可以使“顽嚚聋瞽与察慧聪智者同其治”。“人治”必须以得明主为前提，否则难以治天下，既使得明主也难以成立，因为“圣主当阳”全属天幸，偶然的事实不能作为学理的标准，学理的标准必须以具有必然性的事物为基础。由此可知法家与儒家在立脚点上根本不同，“儒家尊人的标准，故以圣人喻规矩；法家尊物的标准，故以法喻规矩。其意谓非无贤人之为患，即有贤人，亦不足贵也。”在梁启超看来，法家不仅反对“人治”，还反对“尚贤”。法家认为以“尚贤”为治，就会奖励人的“饰伪”心理，因为在人治背景下，君主皇帝金口玉牙，一言定乾坤，一语祸天下，臣子为获功名利禄就不得不投机钻营，揣摩君主的心思，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以君主的好恶为好恶，从而将丧失一切客观公正的标准，于是将会出现“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恶者不知所以恶”的结果。总之，将一切主观的标准舍弃，专凭客观的标准的“一人心”，即“以物为法”是法家所主张的关节点，所以梁启超总结道：“彼宗以为欲使道家无私无欲之理论现于实际，舍任法未由。故法家实际以道家之人生观为其人生观，太史公以老庄申韩合传，殆有见乎此也。”

第三篇：曾国藩思想学术

曾国藩思想学术

曾国藩作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对“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败衰落，洞若观火，他说：“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对于“士大夫习于忧容苟安”，“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痛恨饮骨”。他认为，“吏治之坏，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诚为探源之论”。基于此，曾国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时需用德器兼备之人，要倡廉正之风，行礼治之仁政，反对暴政、扰民，对于那些贪赃枉法、渔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严惩。至于关系国运民生的财政经济，曾国藩认为，理财之道，全在酌盈剂虚，脚踏实地，洁已奉公，“渐求整顿，不在于求取速效”。曾国藩将农业提到国家经济中基础性的战略地位，他认为，“民生以穑事为先，国计以丰年为瑞”。他要求“今日之州县，以重农为第一要务”。受两次鸦片战争的冲击，曾国藩对中西邦交有自已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国，认为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并反对借师助剿，以借助外国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张向西方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

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治学论道之经》

曾国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学大师，学术造诣极深。他说：“盖真能读书者，良亦贵乎强有力也”，要有“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精神。写字或阳刚之美，“着力而取险劲之势”；或阴柔之美，“着力而得自然之味”。文章写作，需在气势上下功夫，“气能挟理以行，而后虽言理而不灰”。要注意详略得当，详人所略，略人所详，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简”，又“为文家第一要也”。为文贵在自辟蹊径，“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清韵不匮，声调铿锵，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术》

历史学家钟书河 先生说过，曾国藩教子成功是一个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曾国藩认为持家教子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

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

二、尽孝悌，除骄逸。

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

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

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

六、家事忌奢华，尚俭。

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

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

九、不可厌倦

家常琐事。

十、择良师以求教。

《疆场竞斗之计》

曾国藩以编练湘军起家，书生治国，镇压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其军事思想内涵极丰,确有过人之处。他认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国强”，“兵愈多，则力愈弱；饷愈多，则国愈贫”。主张军政分理，各负其责。他购买洋枪、洋炮、洋船，推进中国军队武器的进步。治军以严明军纪为先，同时着意培养“合气”，将士同心，他认为“将军有死之心，士卒无生之气”。选择有四点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觇敌情，三曰临阵胆识，四曰营务整齐”。

曾国藩军事思想中最丰富并值得今人借鉴的是其战略战术。如“用兵动如脱兔，静如处女”，主客奇正之术，“扎硬寨，打死仗”，水师不可顺风进击，善择营地，“先自治，后制敌”，深沟高垒，地道攻城之术，水陆配合，以静制动，“先拔根本，后翦枝叶”等等。

《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他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处世方面，曾国藩认为，“处此乱世，愈穷愈好”。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为人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功不必自已出，名不必自已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曾国藩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修身养性之诀》

曾国藩总结了修身十二款：敬、静坐、早起、读书不

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门。

他认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独则心泰，主敬则身强，求人则人悦，思诚则神钦”。曾国藩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笃诚，戒机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贵，“人生有穷达，知命而无忧。”

曾国藩认为：“养生之法约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惩贫，三曰节欲，四曰每夜临睡前洗脚，五曰每日两饭后各行三千步。”养生之道，“视”、“息”、“眠”、“食”四字 最为要紧，养病须知调卫之道。

“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正如辛亥革命中的怪杰章炳麟对曾国藩的评价一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曾国藩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送其绰号“曾剃头”。到了1870年“天津教案”，不少人骂他是卖国贼，以致曾国藩也觉得“内咎神明，处咎清议”，甚至有四面楚歌之虑。辛亥革命后，一些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后的史学界对他更是一骂到底，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汉奸、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予以全面否定。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历史人物也是如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肯定或否定，都是不客观的，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要求。

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曾国藩的研究逐步深入，对他的评价也相对客观。随着有关曾国藩的小说和传奇故事的出版，越来越多的人对其产生兴趣，他们希望能透过作家描述的人物形象更多的了解曾国藩的学识、见解和主张，更直接、更清晰、更深入地窥见他的内心世界。

第四篇：论茶文化精神的思想渊源

论茶文化精神的思想渊源

茶文化是历史的积累,茶由历史走来,且传遍各地。我们把茶文化比作河流，源头为茶的发现。随着“股股山泉”汇入，茶文化由原本小小的水源逐渐变大。而其所经过的流域和环境对河流本身影响很大，甚至直接决定了河流的走向。茶文化的“流域”，就是茶文化的环境和推动茶文化发展的后续力，亦即我们的传统文化。它对茶文化的形成发展和走向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传统文化大致认为是“儒、道、佛”文化，它们相互影响并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框架。茶对人类来说，首先以物质形式出现，并以其实用价值发生作用，但到一定时期后便注入深刻的文化内涵，产生了具有精神和社会功能的茶艺、茶道、茶礼等。它使人得到精神享受犹如进入美妙的境界，这其中就渗透了儒、道、佛诸家的深刻哲理和高深思想，能励人明心见性和提高修养。我们把传统文化与过去儒、道、佛等思想所产生的联系，比喻为河流与流域的关系，在此基础上作为茶与传统文化历史渊源的追溯，决不仅仅是怀古或牵强附会，而是理清思路，为正确把握茶文化的内涵及发展方向做出正确判断。

一、儒家文化与茶礼

儒，表现为尊孔重礼等，有国学之称。过去中国人尊的是皇天厚土，以大地为母亲，所以平和、温厚、持久，这便成就了儒家的思想体系。其核心思想表现为“仁义礼智”等，尤以中庸为本，互为得益为前提。这里将儒家与茶的结交及茶事中隐含的儒家思想进行分解。

中国的儒家思想突出于中国人性格，中国人性格虽然较温和，但并非无原则。在茶的发源与传播地，茶的发展均受故土文化的影响。传统茶文化脱离不开“和谐”，这就是儒家的中庸为本。中国人与茶中之“和”，好像是天成的,人们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谊。事实证明：饮茶可以反省自己,更多地善待他人。在过去的农村,有客人进门就会敬上一碗茶,以示欢迎、友好与尊重。酗酒会导致斗殴,却没有听说有人因喝茶而打架,这就是传统文化长期以来给人以内在的“规范”。即使争吵、双方有不愉快的事情，也去茶馆评理、讲和，这不一定是茶道，但却是中国人赋予了茶的“中国特色”。茶中的内涵是深刻的，懂得茶理的人往往能从茶事里悟出其中的“道理”，但对许多人来说，讲到茶“道”不容易，其原因难于简而言之，有时与“道”擦肩而过也不知。茶道以此为基础，精妙高深，与《周易》的阴阳五行思想相合。中国人的茶事，处处体现和谐，“和合”便热闹兴旺。

然而，古往今来，有识之士一直倡导廉、俭。茶在养廉、雅志和励志等方面的作用是由古及今的，“清茶一杯”寓意深长。中国的知识分子，从来主张“以天下为己任”，很有使命感和责任心，这也寓意于茶事中。许多优秀的大茶人如苏东坡、陆游等无不如此。以精神来推动茶文化潮流的不乏儒生们，茶的励志与儒家思想结合在一起。唐朝之前的政治家恒温、陆纳等以茶养廉，以对抗两晋以来的奢靡之风。亦能产生积极的思想。明代，国事艰难，更继承了这种传统，称竹茶炉为“苦节君像”，实是社会对“俭德”的呼唤。陆羽在《茶经》中开宗明义地讲，茶之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茶可行道”也。

以茶重礼，礼中有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现。许多少数民族的传统特色及其艺术的创造受人欢迎，人们的兴趣不仅仅在于新鲜，还与其内在的朴实、好客和质真的内涵相关。如云南白族的“三道茶”就颇为人传扬，且韵味无穷，远胜过点头和鞠躬。朝汕地区的“工夫茶”是典型的岭南特色茶艺文化。茶的礼仪有入乡随俗的必要与趋势，传统文化也有发展的需要。以茶示礼产生于何时，难于考究，但可以肯定它不会脱离开文人和宫廷礼仪。以前的宫廷之人大多知书达礼，文人雅士尽管没有较好的条件，但不得志的生活可能给予他们更为宽阔的思想空间。民间的范围更广，“大智隐于市”，加上乡间人多面广，以茶示礼的多样化和特色化也是自然的。以茶示礼的方式很多，有茶宴、以茶订亲等，但含义最为广泛的要算是“客来敬茶”了。

二、道家文化与茶道

儒与道，初看它们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儒家立足于现实，什么事都积极参与，喝茶也忘不了家事、国事、天下事；道家强调“无为”，有遁世倾向。但实际上，儒、道是经常互补的。儒家思想以退为进，倒是与道家的机缘接轨，道家的“遁世”、“无为”，反映了祖国文化柔韧的一面，没有柔是难以有“韧”的。传统文化反映了儒、道两家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这在中华茶文化中有深刻的体现。

茶文化的自然观、哲学观、美学观，以及对人的养生作用方面，无不闪烁着道家的睿智。有人说：儒家思想主要发挥了社会政治功能，表现为“茶礼”。道家发挥的主要是艺术境界，于是才有“茶艺”。（佛教才能得“道”，故有“茶道”）。其实，儒家有“人道既行，天下为公”。道家有“道，可道，非常道”，其中一个说表现，一个说内在，表内互补。日本茶道更多地表现与“禅”相结合，禅是中国化的佛教，而中国人的根底在于“道”。有学者称日本茶道为未来文化，也与老庄思想体现的超时空相对立。道家思想与人们求乐生相关，而茶之性能在这方面提供了契机。

文化传统中，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其哲理产生于食不果腹的自然经济时代，极其难能可贵。如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分开，精神与物质也相对分开。人们在探索传统茶文化时，探索天人合一是回避不了的。这是否真正能为文人雅士所追求，可另当别论。陆羽探寻茶文化的轨迹大致如此，他选择茶文化，通过不同寻常的经历，与众不同的思维，最终把他的智慧凝聚在“茶”与“茶文化”上，茶文化的伸缩性可充分包容其一生的才华。历史上的文人雅士要施展才华，是极其艰难的，与茶相伴，确实是道家所追求的天人合一了，且表现为对现在的充分留恋。陆羽研究茶，不仅研究茶的物质功能，还大大拓展了其精神功能，并对其进行定位，可谓入道了。现今，很多知识分子对茶文化的追求也是一马当先。因为他们最明白事理，最希望自然之“天”与人的真正角色位置的感应。茶文化在今天有灿烂的前景，离不开他们的传承。鲁迅先生把在工作之余“有好茶喝，会喝好茶”理解为一种至高的人生境界，而并非在茶中消磨时光。好在茶不会诱人混沌；即使爱好极深，也不会危害社会。倒能帮助人们换一种思维，给人寻求心灵的解放。“茶里有乾坤”，正是道家式的智慧。

有学者经研究后称：“把饮茶推向社会的是佛家，把茶变为文化的是文人儒士，而最早以茶自娱的是道家。”道家饮茶更加自在，不像佛家讲究精神，也不像儒家那样，讲究器具，礼仪繁琐。道家对茶的研究首推陶弘景，他的思想脱胎于“老庄哲学”和葛洪的神仙道教。陶氏的道家思想和道教化的做法，对后人尤其是道家和道家人影响颇大，如唐代的李治，明代的朱权等。道家修炼主张内省，当饮茶之后，神清气爽，自身与天地宇宙合为一气，这种感觉现在的茶人也能体会到。久而久之，在我国形成以种茶、制茶、冲茶、品茶、咏茶等为内容，又超脱于日常生活的茶事。这与道家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茶的保健作用，茶的好乐又养生，且茶又随手可得，决定了茶的可亲近性，使得茶与道家及稍后的道教关系密切。

茶在中国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历史上的三教九流都与茶相关也不奇怪了，而历史上喝茶人倒真的有些特殊的风度。道教思想，就是清静无为，一颗平常心，除去以茶人自我标榜者外，一般茶人不论儒、道、佛的信仰差异及程度如何，都有共同特点，即追求质朴、自然、清静、无私、平和，且又常常有些浪漫精神和浩然正气，这自是茶人的特点。茶人这种特殊的气质和修养，与老庄思想的影响有很大关系。什么为茶人？茶人大致比喻为与茶的品性相近的茶事者或用茶人。其所进一步提升的“无我精神”，与茶叶凝结十分相似。以茶的生长、生命与茶人的人格生命相似，富有哲理，应合了庄子精神。庄子是重道的，但庄子的精神又似乎超越道的存在。他认为：在现实世界中，人被外之物及自我肉身所缧绁，是不得自由的，因此必须摆脱一切物与肉身的束缚，追求一种超现实的人格独立及绝对精神自由，以达到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追求与大地精神往来的境界。庄子又认为自然是伟大的，而人是自然之物，庄子向往的自由不是神话所讲的那种对必然性的蔑视和践踏，而是追求精神上的无阻碍。因为，人们理应用宽阔的胸怀去待人，抱着一种淡然无报的美感，从无为之中看到勃勃生机。所以，真正的茶人胸怀十分阔大，虚怀若谷，并不拘泥于细节。而是与自然契合由茶中浓饽滚沸想到那滚滚的江河、湖海以及大气、太极，最后，茶忘掉了，自己也忘掉了，身心愉悦自不必言。所以，中国茶道要旨在无形处，无形的精神力量大于有形的程式，这也是受道家影响的结果。这种精神也应该为茶人精神所吸纳，即使在新世纪，我们子孙后代仍将不断地受到此精神思想的恩泽。

然而，茶人虽融合于茶的美韵和自然的节律当中，却并未忘记人间，而是静听着荒城夜晚的打更声，天上人间，明月江水，茶中雪乳，山间松涛，大自然的恩惠与深情，荒城的人事长短，都在这汲、煎、饮中融为一气了。

茶其所体现的价值也未违背庄子的价值观。过去一般人看不起伶人，陆羽偏去做戏子；朝廷请他做官不去，偏要研究茶；一般人都认为只有“四书”和“五经”，他却再另搞一个经—《茶经》；别人多顾个人安危，他却为朋友不避虎狼。又如王安石好茶，且很懂水品，好不容易做了宰相，却偏要变法，连说家都要叫他“拗相公”。鲁迅先生抽空去喝好茶，他不轻易谈茶，但一谈，就是入了茶道里了。老舍先生学问很大，偏要在北京体验市民生活，不是祥子、虎妞，便是《茶馆》里的三教九流。这里所列举的人士是非常知名的。人们也常见怪不怪，但大多数茶人有一身穷骨子，很懂得雅洁自爱。茶人可谓是茶的精神与人的特定价值观的感应。茶道精神、茶人精神把茶与人直接连起来，因此要求更高，也更具体。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物质条件不断丰富，但人的需求不可能完全满足。相比较，中国人主张简朴，倒是清除源头化解危机的办法。老子说“不贵难得之货，便民不为；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茶人如没有这种精神，还真难说是名副其实。20世纪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也是力主倡导饮茶和发展茶业。其他伟人的风范也体现在点点滴滴中。茶人的廉洁，是茶人基本的及内在的要求。茶本为自然界精华，尤其是优质名茶，每千克要上万乃至十多万粒的嫩芽，且都是一年中生长的精华。制茶须不辞辛苦，且采摘制作工艺要求颇高,在茶事中,岂能不节俭,在茶事中散落几粒茶籽,也是莫大的浪费。这里体现茶人的品性,非钱财所能计较。廉洁是茶人的要求，而要很自然地做到并不容易。

三、佛教文化与茶艺

佛教传到中国约有2000来年，有学者把它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文化方面的第一次“开放”。在国家强盛的“汉唐”时期，能较好地对待和接受外来文化，确需非凡的气魄。而佛教与我国传统文化的渗透结合，可谓是“强强联合”。佛与茶，也是一言难尽。佛教认为，人生一世是为了苦寂而来，因此需要面壁思过。如果承认为苦难的拯救而来，那么苦为所苦，苦也不会如原来那么苦，其中也强调了清寂的精神。这与中国儒学的礼仪及道的随心是不同的，但与“道”的内“心”而来有些相似。佛教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学艺术、音乐舞蹈都产生了影响，到后来融入到中国文化中，成为其组成部分。佛教与茶的结缘，是一个必然胜过偶然的过程。佛教传入我国后不久，不少教徒是汉人“出家”。有的出家人“出家”前，就有饮茶习惯。饮茶也不违背佛教的规矩，所以，饮茶之俗，进入佛教寺院是很自然的事。而并非是佛教寺院传寺院，僧人带来饮茶之事。佛人饮茶的最早记载是晋朝，见于东晋怀信和尚的《释门自竞录》，文曰：跣足清淡，袒胸谐谑；居不愁寒暑，唤童唤仆，要水要茶。说明当时的和尚戒律不严，可以如文人道士一般谐谑，“要茶要水”也不过助清淡之兴。《晋书•艺术传》亦有载，敦煌人单道开在邺城昭德寺修行，于室内打坐，平时不良寒暑，昼夜不眠，“日服镇守药数丸，大如悟子，药有松密、姜挂、茯茶之气，时夏饮茶苏，一二升而已”。这说明寺院打坐已开始用茶，但仍未与“般若”之理结合，饮茶为的是不眠，作为“提神剂”来用，同时又服饮其他的药物，这与道家饮茶之术相同。茶业在唐代的快速发展，与僧道生活的间接刺激有关。

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结果。禅宗与茶的关系,从其教义及方法上可见一斑，除了解渴外,喝茶常处于有事与无事之间，如思考时遇到不顺心的事，往往能想开，调剂心情往好处想。“知足者常乐”等也不妨可认为是“了悟”。可见,茶有使人思考的功效,本身与禅就有好的传切点，禅宗不受经教所影响,没有许多清规戒律,使得平时许多人能摆脱假惺惺的繁文缛节，自由之人性得以高扬。而禅师们常讲：随缘消旧业,任运着衣裳。困时睡觉，醒时喝茶,饥时吃饭,该行则行与传统的中庸之道也相符。禅茶的结合是“该行则行”的结果。茶与禅既有相通之处,“茶禅一味”，也就顺理成章了。

“茶禅一味”，是佛之性与平常茶的联系，其深刻性和生活性非同寻常。理解它可使人升到一种高的境界。像一个每日离不开茶的人，他对不同茶的滋味如何？同样让人难以问答。如此平朴之事，也并非没有某种哲理。因此，茶禅一味不是某种茶的味道代表禅，而是就饮茶给人启示，茶味上升到更高的层次而言的。这里的“味”有哲理之味、生活之味、禅规之味，乃至于人生之味。有人在作茶文化讲座并论及品茶环境时，直叫“茶文化”乃“自作多情”，却又大讲茶对环境的感应，这与茶禅“味”也不矛盾。茶中有文化是需要人去自作多情的。然无情之佛，如未汉化，不知对茶味会作如何反应和理解，有兴趣者不妨思考。茶与禅的关系之深非同一般。唐代茶文化与佛教得到发展，与禅宗有很大关系。

禅宗主张圆融,能为传统文化相协调,从而能在茶文化发展中互相配合。“南人好饮茶，北人初不多饮。唐朝开元（713-741年）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评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这是唐人封演所著《封氏见闻记》中所叙。僧人为不睡觉需喝茶，此其 一；喝茶有助消化,此其二；茶有抑制性欲之说法，此其三；盖因这三条理由,禅茶成为社会现象。必须有大量的饮茶人,没有这种社会基础，把茶理说得再高明又有谁能体会？僧人清闲,有时间去品茶,禅宗的修炼也需要饮茶,唐代佛教发达,僧人行遍天下,且流动性较一般人大,他们对茶的心得传得更快更广。唐代是佛教的鼎盛时期，不但寺庙多，且寺内僧人多，多的达千人以上。由于僧人们自己需饮茶，于是在名山大川的寺院所在地都开垦种植茶园。种茶、制茶、饮茶便在守院内传播开来。

第五篇：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渊源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渊源——我看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过程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渊源

——我看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过程

摘 要：本文全面回顾和评述了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在“十七大”和“十八大”以后，生态文明观的指导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理论研究将更加全面深化，以节能减排、循环经济、低碳经济为着力点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将深入推进，生态文化建设将形成风气，向生态文明社会迈进的步伐将逐步加快。关键词：生态文明；生态文明理论；生态文明建设；马克思生态理论

一、引言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生态文明，是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指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周易》里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唐代孔颖达注疏《尚书》时将“文明”解释为：“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经天纬地”意为改造自然，属物质文明；“照临四方”意为驱走愚昧，属精神文明。在西方语言体系中，“文明”一词来源于古希腊“城邦”的代称。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生态，指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存在状态，亦即自然生态。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改变了这种规律的作用条件，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这就形成了文明。

二、早期生态文明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约在石器时代，人们必须依赖集体的力量才能生存，物质生产活动主要靠简单的采集渔猎，为时上百万年。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铁器的出现使人改变自然的能力产生了质的飞跃，为时一万年。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调谐思想是生态文明的重要文化渊源。所谓天人调谐思想，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渊源——我看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过程

强调天人相统一，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调谐关系上，不主张征服自然；强调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朋友。

仁者要热爱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把融入大自然视为最大的快乐、人生追求的最高志趣。儒家认为，天是包括四时运行、万物生长在内的自然界，天即自然界的功能，自然界是有生命的自然界，它本身就是生命整体。儒家倡导“畏天命”，要求人们敬畏自然，对自然界不能随心所欲，对自身的行为要保持警觉。自然界有其自身的规律，人类应按这些规律办事，如果违反这些规律，就会受到惩罚。儒家倡导“知天命”，要求人们去认识、掌握自然的规律，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性。只有认识了天人关系，才能倾听自然界的呼声，从而达到“不逾矩”的境界。儒家还倡导“制天命”，就是人类可以在掌握自然的运行规律的基础上利用它为人类谋福利，使天地万物为人类发挥好的作用。

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敬畏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道家认为，天、地、人“本是同根生”，要“知常”、“知和”、“知止”、“知足”。“知常”，就是说认识了天地运动变化的“规律”，才能明智。“知和”，就是说和谐是自然的根本规律。“知止”，就是说要认识、把握天地万物的极限和限度，以限制或禁止自己的行为。“知足”，就是说人们要走出自己的不符合实际的欲望。道家关于天人关系有一段精彩的论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它指出了天与人或者天地万物的同源性、同律性，天与人在演化过程中虽有很大的差异，但天与人还是遵循着同样的规律。

佛教认为公平地对待所有生命及其权利，才能建立真正合理的生态平衡观，才能彻底有效地改善生态环境中国城市低碳经济网佛教主张佛性平等，把自然万物看成与人类一样有感情、有觉悟、有灵性，一样有生存权利和生命尊严；肆无忌惮地伤害自然，破坏生物间和谐共处，是不公平、不理智的。人类要想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就必须与自己生存环境里其它生命体共生。佛教还主张和谐相生，认识自然的目的是在揭示世界，寻求人类以及人类与众生之间和谐生存方式，实现共生共荣。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第一，自然视域下的人与自然.首先，人是直接的自然存在物.其次，人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第二，人类视域中的人与自然.首先，人的实践属性决定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其次，人的社会属性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一系列思想表明：作为自然存在物，人有与其他物种样的自然屙I生，但作为社会存在物，人有其独特的社会属性。人的自然属性决定了人类只是生态系统中一个子系统，同其他子系统一样；但人的社会属性又决定了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人的存在的二重性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二重性，所以在为自己生存干预自然时要尊重自然规律和自然的生存，保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渊源——我看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过程

持自然系统的持续发展和人与自然的生态平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上述研究思维路径以及理论分析对于我们当今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处理好人类的生存与自然的生存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指导意义。

四、我国生态文明理论

我国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始于１９８４年，当时著名生态学家叶谦吉最早使用了生态文明的概念，他从生态学和生态哲学的视角来界定生态文明，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既获利于自然，又还利于自然，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保护自然，人与自然之间保持和谐统一的关系

［５］

。之后，理论界开始广泛研究生态文明，尤其是“十七大”以后，生态文明成为许多学科研究的热门课题。据统计，截止２０１１年底，我国共发表了以“生态文明”为题的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报刊文章累计达１００２９篇。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关于生态文明概念与内涵的研究。第二，关于生态文明与传统文化的研究。第三，关于生态危机与社会制度的研究。第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研究。第五，关于生态文明评价体系研究。

总之，近年来生态文明的理论研究方兴未艾，取得了丰硕成果，对于增强生态文明意识，树立节能环保和生态保护观念，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当前低水平重复研究居多，高质量深层次的研究较少；对生态文明概念探讨的多，从哲学、社会制度、人与自然的本质属性等基础理论研究的少；就事论事、解读政策的研究多，从战略高度研究的少，生态文明理论研究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五、现代生态文明理论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可再生能源比重显著上升，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并使之成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又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与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同等的战略高度，作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有机组成部分。生态文明建设以科学的思维方式合理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了“什么是发展，采用什么理念指导发展，运用何种模式实现发展，以及如何评价发展”等事关科学发展的重要问题。生态文明建设体现和丰富了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经济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必由之路。

举世瞩目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11月８日在人民大会堂开幕。胡锦涛总书记代表第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思想渊源——我看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发展过程

七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告。报告首次把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章。“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六、结语

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渊源，包括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党的三代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论述和前期经验，国外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经验。中华文明中的生态文明智慧。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主要框架包括，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特别是科学发展观。质特征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价值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实践平台是“两型社会”建设．关键是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快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实践路径。是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指引，搭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平台。强化生态文明建设的物质保障，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体制机制，营造生态文明建设的文化氛围．妥善应对全球能源和环境的挑战。我们一定要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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