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包容性发展:思想渊源、现实意涵及其实践策略
包容性发展:思想渊源、现实意涵及其实践策略 作者:姚荣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来源日期:2011-9-5 本站发布时间:2011-9-5 8:04:40
(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哈尔滨 150001)
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党和国家关于发展的思想不断丰富完善。随着转型期改革发展情势的不断深化,围绕“包容性发展”的讨论方兴未艾。本质上说,包容性发展是个操作性战略方针,其内涵还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嬗变。通过厘清包容性发展的概念,追溯其思想渊源,探讨其现实意涵并寻求与当前我国国家治理相适应的实践策略是当前“包容性发展”理论探讨与实践的应有之义,更是基于对“十二五规划”期间我国经济社会改革发展的趋势而做出的有益思考。
关键词:包容性发展;思想渊源;现实意涵;国家治理;实践策略
一、包容性发展的思想渊源
“包容性发展”(inclusive development)的概念最早由亚洲开发银行于2007年提出,它是在世界银行早期的“广泛基础的增长”、“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以及“共享式增长”等概念的基础上,完善和发展而形成的世界经济发展主题。与之前的经济发展概念不同,包容性发展理念强调经济发展不仅要普惠穷困群体,而且要对中产阶级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给予足够的重视。2008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指出:“构建和实践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可取得巨大成果并为民众所广泛共享。合理充分地利用经济增长造福于所有民众,将成为消除贫困的有力武器之一。持续高增长的经济体具有五个明显的共同特征:①充分利用全球经济;②着眼于未来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③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来配置资源;④保持适度的通货膨胀和可持续的公共财政,以确保宏观经济稳定;⑤拥有敢作敢为、值得信赖和精明强干的政府。可持续增长和包容性发展的战略所涉及的基本政策要素错综复杂,但总体上可分为五类:累积型政策、创新型政策、稳定型政策、分配型政策和就业型政策。”[1]包容性增长模式和理念已成为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致力于贫困减除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核心战略,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接受和认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已宣称要致力于推进和实现包容性增长。
胡锦涛总书记先后数次就“包容性”相关话题发表过演讲:第一次是2010年9月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时,发表题为《深化交流合作,实现包容性增长》的致辞;之后两个月(2010年11月),在亚太经合组织第十八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再次提出,要“倡导包容性增长,增强内生动力”。2011年4月15日的亚洲博鳌论坛上,国家主席胡锦涛发表了以“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挑战”为主题的主旨演讲,阐述了中国对这一概念的看法以及中国在“包容性发展”上的实践。
从包容性发展的思想形成历程和脉络可以看出从“广泛基础的增长”、“对穷人友善的增长”以及“共享式增长”到“包容性增长”再到“包容性发展”的提出包含了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经验和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哲学、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多领域学者的智识贡献。从最初围绕贫困、经济不平等、经济增长而展开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的发展、彰显包容性理念的发展的理念嬗变历程不仅具有推动各国发展之间的包容如“普惠式发展”、“开放性发展”即国际层面的包容,同时也具有对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各领域、社会各阶层、各地区甚或人自身的包容性发展。对于包容性发展的概念厘清需要从概念的思想渊源出发,整合国际组织、官方机构、专家学者等的观点,紧密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阐述其科学内涵。
二、包容性发展的现实意涵
围绕包容性发展的理论渊源的分析以及当前国际国内发展情势的判断,结合各领域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包容性发展作为一个动态发展的概念内涵丰富,至少包含以下六点内容:
第一,机会平等;包容性发展注重机会的共享。著名的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在其代表作《贫困与饥饿》中详细论述了机会对于经济平等的重要性,可见机会共享之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它无疑充当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稳定器和调节器,这可以有效遏制贫富差距的无序扩大。权利剥夺、能力缺失是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的真正原因。发展经济学研究视角下的贫困与经济增长理论在其演变过程中经历了“收入贫困、能力贫困、权利贫困、机会贫困”等发展阶段。人与人之间的差距主要由两点因素决定:“第一,人的背景或者所处环境(包括家庭财富与权势、社会关系、宗教信仰、肤色、性别、所处的地理环境、所工作的行业等)的不同;第二,人的努力与勤奋程度的不同(Roemer,2006)。[2]包容性发展强调通过机会的共享实现实质自由并从根源上消除贫困,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这里的机会主要表现为就业机会、教育机会、就医机会、住房保障机会等的共享,而就业与教育机会的共享则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可持续健康发展。
第二,成果共享;“共享性是包容性发展的主要特征,或者说,包容性发展本身就是一种共享式发展。共享性的‘共’字充分体现了包容性发展的普遍性特质。”[3]包容性发展之所以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是由于该思想可以有效解决当前我国转型期的诸多社会问题,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并未实现真正的“共享”。既得利益集团垄断了社会利益的协调分配,当前我国需要重塑社会利益的分配格局,让广大人民尤其是社会弱势群体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这就要求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更多的考虑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建立充分的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协商对话机制等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中共中央党校王贵秀教授认为当前我国的既得利益集团已经成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大阻力,如何建立利益集团间的有序博弈机制从而保证利益分配的公正合理从而有效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距、贫富差距等。
第三,统筹兼顾;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新要求,而包容性发展则更注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到节约型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从传统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低效发展到以创新为原驱动力的新型发展方式。注重经济发展的质量、数量、结构等多重指标,尤其注重生态环境的保护、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等。一些学者认为,支撑我国过去三十年经济快速发展的“要素充裕红利”、“技术后发红利”以及“体制变革红利”等因素正在衰退和消失,人均GDP刚刚超过4000美元的我国很有可能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如何从非平衡和非均衡发展转变为包容性发展,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任务。曾铮提出“国内经济包容性发展要实现三类发展,即个人公平发展、部门协调发展和地区平衡发展。”笔者认为,实行包容性发展战略需要统筹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各个利益群体、各个区域的发展愿望、发展需要、发展机会等,以统筹推动共享,以共享促进发展。
第四,民主开放;包容性发展强调权利的平等与共享,注重公民权利的维护。强调发展权利的同质均等性,绝不允许国民之间不同的权利配置,绝不允许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垄断特权或多元分割,绝不容忍制度化地相互敌视或群体性地彼此仇视。[4]打破社会排斥,实现民主开放在当前中国意义重大,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与社会管理创新都强调开放格局的构筑与民主政治的演进。孙立平教授在他的“断裂三部曲”中描绘了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和沟通障碍等问题。包容性发展的发展理念和模式对于消解阶层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或差异具有重大作用,高度关切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权益保障。当前我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主要沿着从党内民主到人民民主、从基层民主到较高层次的民主的方向发展。实行包容性发展需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注重政务信息的公开。建立民主开放的政府以满足公民对于政治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信息的需求从而提高公民的幸福指数。包容性发展重视多元利益的考量、注重多重思想的交流、注重不同文化的交流与研讨等。曾培炎认为:“与传统的发展模式相比,包容性发展将更具有开放性、普遍性、可持续性,缓解以往由于发展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发展结果不平衡,做到权利公平、机会均等、规则透明、分配合理,最终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包容性发展代表了一种民主开放的趋势,表现为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吉利斯等人也认为:“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是人民必须是这一过程的主要参与者,这样才能带来结构的诸多变化。参与发展过程,意味着享受发展带来的利益,并且参与这些利益的生产过程。如果增长在国内外只是极少数富人受益,那就不是经济发展。”[5]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认为:“包容性发展的对立面是对某些人群的歧视与排斥,即通过歧视性的社会排斥制度,对某些人采取区别对待的歧视性政策,并构成对其系统性和制度性的排斥,使其基本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遭受侵害,也缺乏实现这些权利所必需的政治与法律体制的渠道。”阿玛蒂亚·森认为“社会排斥本身不但是权利剥夺和能力缺失的一部分,而且是造成各种权利剥夺和能力不足的原因之一”[6]因此,包容性发展不仅注重机会平等、成果共享,更注重经济社会各领域发展过程的普遍公众参与。
第五,兼容并蓄;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周易大传》的“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都是主张思想文化的多元开放。中华民族自古崇尚“有容乃大”、“海纳百川”、“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费孝通先生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思想,其中包含了文化自觉与文化包容的思想。提出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不同文明有历史长短之分,无优劣高下之别。民族传统、价值观念、宗教信仰、思维方式、社会制度以及发展模式等的差异不应成为各国交流的障碍,更不应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包容性发展提倡各种文明平等、互补、兼容,主张不同文明间互相尊重、互相理解、求同存异。包容性发展倡导兼收并蓄的精神对于转型期中国汲、借鉴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和教训从而更好的推动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少走弯路”。注重对各国间知识、技术、管理经验、发展模式经验的共同探讨与交流合作,从而推动国际范围内的良性发展局势。此外,由于区域发展差异、城乡发展差异、行业发展差异、经济与社会甚或自然的发展差异等的客观存在以及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使得我国各地区的乡村治理状况大相径庭。陈红太教授提出“实际可以构建一种‘包容性的体制机制和文化’。这种包容性的体制机制和文化,就是在中央科学发展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允许各地根据自身的发展实际,选择适合自身发展条件的政策和策略,从而实现在全国范围内群星璀璨的‘包容性发展’格局。”
第六,社会包容;包容性发展是建立在科学发展观指导思想基础上的系统化策略的建构,对于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更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它倡导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强调在经济发展的同时注重社会建设。从根本上而言即提升社会质量,改善公民的生活状况,建立完善的社会安全网与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包容是人们进入或被整合入构成日常生活的不同体制和社会关系的程度。公民身份是包容的主题,社会包容为通往可及性的基础环境铺平了道路。[7]包容性发展的内涵中显然包含了和谐社会的内容以及科学发展观中经济与社会的统筹发展,构筑包容性社会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与建设的重要内容,该课题具有鲜明的时代意义。构筑包容性社会体现在就业与劳动力市场、公共服务与社会保障体系、社区管理与政治参与等诸多方面的包容。具体而言,要求建立包容性社会政策体系与社会管理格局从而保障公民权的维护以及包容性价值的彰显,避免社会排斥。包容性社会与社会质量理论具有内在契合,社会质量理论提出现代社会建设包括四个要素,即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包容、社会团结和社会赋权。“社会包容性程度就成为衡量社会质量高低的重要因素,一个高度社会质量的社会不可能在一个具有强烈的社会分化和鲜明的等级特征的社会中出现,它也不可能具有许多社会离异者、社会流浪者和各种权利被剥夺者。”[8]因此,构筑包容性社会从而提升社会质量,推动和谐社会建设。
三、包容性发展的实践策略
包容性发展作为操作性战略方针,对于转型期我国的国家治理具有重大启示。“发展还应当是一种包容性地发展。包容性是科学发展的重要特征,包容性发展是科学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我们必须高度关注并对实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及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具体实践道路。”[9]具体而言表现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个方面,以民主政治建设、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社会管理创新、文化多元与繁荣、生态建设为表现。这里主要探讨包容性发展在社会治理与社会政策创新、国际社会的交流合作、经济发展体系、区域合作发展格局、执政党建设、地方政府创新六个方面的应用。
第一,构筑包容性社会治理与政策体系。孙立平教授提出,随着1990 年代以来社会的分化,资源的重新积聚,中国正在形成一个包括固守土地的农民、进入城市的农民工以及城市中以下岗失业者为主体的贫困阶层的弱势群体。每当社会发生巨大变化时,都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在社会利益的新的分配格局中被弱势化,逐步转变为社会弱势群体。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断裂”[10]当前中国出现的“断裂的社会”的局面,从根本上是由国家体制的“社会排斥”因素决定的。无论是劳动力市场还是教育、住房、医疗、户籍都存在着或多或少的社会排斥,从根本上是一种“政策歧视”,通过包容性社会与政策体系的构筑消解“排斥”因素是转型期中国的必然选择,也是基于我国可持续健康发展所做出的正确判断。例如,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推动“包容型城镇化的制度建构,可以针对社会精英群体、中间群体和弱势群体,分别建构不同的制度,使得各种群体均能得到公平、平等的发展,真正实现包容型城镇化的建设。”[11]通过包容性社会治理与政策体系的建构打破身份歧视、待遇歧视、就业歧视、教育歧视等社会排斥现状。包容性发展要求让更多的人自由选择更好加入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加快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全面提高人的素质,使经济发展带来更多社会就业和人的自我实现。具体而言,取消传统的户籍制度、构筑统一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救助体系、构建公平合理的公共服务体系、劳动力市场的公正有序、围绕教育资源平等共享的教育体制改革、公共政策制定与实施的公民参与机制、公民利益表达与协商机制等是包容性发展在社会建设层面的应有之义。推动社会管理创新,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需要推动包容性治理的开展,着力加强包容性治理结构、包容性治理程序、包容性治理对象、包容性治理效益四位一体的包容性治理格局。公共治理的包容性是一个谱系性概念。可以从政府的承诺与努力、信息的可获得性、会议文化、成员资格、决策权力观念、社会评估、预期目标的设定、资源分配和治理责任制等维度,将公共治理的包容性划分为五个等级:积极的排斥、消极的排斥、潜在的排斥或包容、努力走向包容、全面包容。(李春成,2011)[12]构筑包容性的公共治理谱系,构筑由包容、效能、民主三重价值构筑的公共治理网络。进一步思考,可以发现包容性治理具有行政典范革命的意涵,新公共管理运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后掀起了全球公共管理改革与发展的浪潮,而今天整合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推动治理的技术、方法、手段与治理结构、治理对象、治理程序、治理功能、治理评估体系等走向全面包容则是构筑变革社会的新治理典范的应有之义。[13]
第二,构筑包容性国际社会交流合作机制。包容性发展最初是由亚洲开发银行提出,围绕国际社会经济社会的交流合作展开研讨,交流合作领域由最初的经济援助、经济发展经验探讨拓展到政治、社会、文化、国家安全甚或军事等诸多领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各国都应以包容的心态,正确看待、沉着应对,加强沟通,密切合作,互利共赢,不能盲目排外、搞狭隘的民族主义,影响国际经济合作。曾铮认为“对外经济包容性发展,包含四部分内容,即与发达国家共赢发展、与新兴市场国家协调发展、与资源型国家互补发展、与贫困国家对接发展。”曾培炎认为:“亚洲国家应当树立包容性发展的理念,把亚洲看作一个大家庭,把各国的发展与区域一体化进程结合起来。通过本地区不同层次、渠道的会晤、磋商机制,增强政治互信,照顾彼此关切。在处理一些敏感的热点问题上,摒弃冷战思维,通过平等对话化解矛盾,通过友好协商消除争端。除官方机构外,有更多的民间渠道,开展多种形式的交流,充分利用博鳌亚洲论坛,增进亚洲各国人民相互理解与信任,夯实合作的社会基础。”包容性国际社会交流机制旨在通过构筑国际范围内各国家与国际组织交流合作长效机制实现各国在经贸、文化、政治、社会管理、生态保护、教育甚或国家安全等方面的交流合作。通过推进跨国交通、能源、通讯设施网络的建设,提高本地区发展后劲。倡导发达经济体在国际社会发展中应承担更多的责任,通过给予落后国家与地区的资金、人才、技术援助推动其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以实现互利共赢。
第三,构筑绿色经济发展体系。推动绿色转型发展是“十二五”乃至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向。绿色经济以一种和谐包容的、可持续的方式发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速度、质量、公平三要素的有机结合。包容性发展要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积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结构调整,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大力发展绿色经济,促进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内需和外需均衡发展,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紧密结合起来,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绿色经济不仅倡导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更强调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发展体系中去,从而保证经济发展的速度、质量、结构的合理优化。绿色经济是经济再生产与生态再生产相统一的持续经济、经济知识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竞争与生态竞争相统一的持续经济、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并最大化的持续经济。[14]绿色经济发展体系的构筑要求通过包容性指标与维度的设计建构绿色GDP考核体系,建立经济、社会、生态等多重维度在内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第四,构筑区域合作发展格局。包容性发展的根本要义在于“共享”、“平等”、“开放”、“兼容”等,通过构筑区域合作发展格局可以一定程度上改变当前我国国内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城乡发展二元化的现状。区域合作发展格局主要根据区域经济学的思想,通过区域内部以及区域间信息、资源、人才、交通等的交流合作制度化平台的构筑促进区域内部的均衡发展以及区域间差距的缩小和互利共赢。胡鞍钢认为当前中国呈现出“三个世界”的局面,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发展差距不断拉大,基尼系数俨然超过国际警戒线。通过区域合作发展格局的构筑,一方面,推动区域内的资源流动互补;例如,江苏省已经形成的苏南地区制造业较发达,苏北资源较丰富,苏中介乎两者之间的格局。江苏省通过苏南、苏中、苏北在技术、资源、劳动力、信息等多方面的优劣势互补推动省内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近年来,苏北地区经济社会取得了较快发展正是基于这一理念而进行的路径选择。另一方面,推动区域之间的合作交流。近年来,我国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通过沿海发达地区对西部地区的对口支援推动西部地区的发展。一系列对口援助行动的开展不仅是在“输血”,更是在“造血”,通过激活西部地区的发展热情、改善发展理念、厘清发展思路,使得西部地区的人民群众获得更多的技术援助、创业信息、政策支持等,从而从根本上改善当地民生,使得更多贫困地区的人们脱贫致富,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第五,推动包容性政党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方略、执政理念、执政体制一直是党内外各界人士关注的课题,执政党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新世纪党建工作在社会情势深刻变化、改革发展局势不断深化、社会管理情势日益复杂的今天面临着诸多挑战。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需要通过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而推动执政党的包容性则是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断发展的应有主义。保持包容性是执政党有效执政必备的政治品质,是执政党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15] 包容性政党建设包括政党内部包容与外部包容两个方面,执政党的内部包容性主要体现在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过程中,包括执政理念、执政方略、执政制度、执政能力、执政作风等多方面内容;执政党的外部包容性主要体现在妥善处理执政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类社会团体力量的关系,加强执政党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进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改善执政环境,推动国家社会长治久安。归根到底一句话,执政党是否具有包容性直接关系到执政党生命力的延续,关系到整个华夏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第六,构筑包容性地方政府创新体系。政府创新,就是探索政府行政的新方法、新模式,以适应新环境的变化和新现实的挑战,从而不断改善政府公共服务和增进公共利益的过程(刘靖华等,2002;俞可平,2006)。伴随着全球化与信息革命步伐的不断推进,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内容、形式、方法、手段都发生了较多的变化。自2000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设置以来,我国各地区政府掀起了政务创新的浪潮,在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公共服务三大方面进行了较多的有益尝试。但是,一项有关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研究表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已“成大势”的呼声也许只是表明的浮华。(吴建南,2007)我国政府创新也呈现出地域的极大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创新能力差距较大。中国有大量的政府组织,而真正的政府创新并不多。包容性发展理念要求构筑包容性地方政府创新体系,该体系侧重不同地区创新案例之间的互动学习(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创新工作亟待加强),侧重在技术、理念、制度等层面借鉴与考察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创新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此外,创新不仅会为社会带来极大的效益,也会为社会带来风险与损失。地方政府创新体系必须厘清其目的、本质、内涵及其意义,忽视了这些的政府创新只能成为某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工程“锦上添花”、“添砖加瓦”,而并不能真正提高行政效率,增进社会的公共福祉。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政府创新的成本,降低风险,提高效益。当然,构筑地方政府创新体系这项系统工程,离不开上级政府的支持与信任,离不开全社会的共同参与与积极监督,离不开各部门的协同合作与积极配合,更需要包容与理性的审视。
“社会发展是一个不断从民族走向世界、从部分走向整体、从“物本”走向“人本”的历史过程,这种趋势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16]包容性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实践道路与战略选择,归根到底是包容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展愿望、发展能力与发展诉求,形成巨大的发展合力,最终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保障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参考文献:
[1]、[2]杜志雄、肖卫东、詹 琳:《包容性增长理论的脉络、要义与政策内涵》,《中国农村经济》,2010(11).[3]、[4]、[9]邱耕田、张荣洁:《论包容性发展》,《学习与探索》,2011(01).[5]联合国新闻处.联合国手册: 第八版增编[K].北京: 商务印书馆,1972:96.[6]阿马蒂亚·森:《论社会排斥》,《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03).[7]花菊香:《灾害社会救助中保障、凝聚、包容与增能之整合路径》《社会科学》,2010(12).[8]高红、刘凯政:《社会质量理论视域下中国包容性社会建设的政策构建》,《学习与实践》,2011(02).[10]孙立平:《我们开始面对一个断裂的社会》,《战略管理》,2002(02).[11]陈君武:《城镇化推进中包容性发展的制度创新》,《文史博览(理论)》,2011(03).[12]李春成:《包容性治理:善治的一个重要向度》,《领导科学》,2011(19).[13]裴丽、姚荣:《包容性行政:变革社会的新治理典范》,《经济导刊》,2011(06).[14]崔如波:《绿色经济:21世纪持续经济的主导形态》,《社会科学研究》,2002(04).[15]王晓芸:《保持包容性是执政党应有的政治品质》,《社会科学报》,2011-8-18.[1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9:538.
第二篇:关于包容性发展课堂教学方案实践研究
关于“包容性发展课堂教学”实践研究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最早是在2007年亚洲开发银行展望亚洲发展的报告中提出的,该报告指出“要把关注的重点从应对严重的贫困挑战,转向支持更高和更为包容性的增长”。随后各国政要开始频繁使用“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但是,真正使“包容性增长”为国人所熟知的则是胡锦涛主席在各种国际会议上的讲话。例如,在2009年11月的亚太经合组织第十七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胡锦涛主席首次倡导“包容性增长”;此后,在2010年9月16日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胡锦涛主席再次使用“包容性增长”这一概念,强调“实现包容性增长的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内涵丰富,包括让更多的人享受全球化成果、让弱势群体得到保护、在经济增长过程中保持平衡、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它的提出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包容性增长倡导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成果,作为一种价值导向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幸福而有尊严的生活;包容性增长寻求的是社会与经济协调发展与可持续性。
核心词对教育教学价值的思考:
1公平合理分享成果:机会均等,公平参与,关注需求,成果分享,各得其所。幸福而有尊严地生存:享受学习,激发兴趣,满足需求,个性发展。3 协调可持续性发展:形成能力,掌握方法,产生愿景,渴望提高。一 什么是“包容性发展课堂教学”?
包容性:
本研究涉及的是学生,面对来自各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与基础、性格差异与适应能力不同、有各种不同需求以及发展目标的学生,我们的课堂教学,要以人为本,积极评价不同的地域文化与个人生活背景对他人的影响,吸纳一切先进文化元素,尊重差异,鼓励竞争,“和而不同”,体现出首都教育的公平、公允的容纳特点。
主要特点应表现为:接纳、认同、完善、提高、发展 发展:
发展是指在适合的环境下,在自己原有基础上,在学习能力与自我完善中,能够形成一种积极向上、不断进取的自信、自强、自尊的心理状态,主动谋求在发展中获得知识和能力的形成。
课堂教学:
课堂学习是学生发展你的主渠道,是学生融入集体生活,学会与他人交往沟通的重要渠道,是学生获得知识和能力的训练场所,是学生理解与运用知识的训练场所,是学生形成良好习惯的主阵地。因此,课堂教学的根本任务在于学生的发展。
二 为什么要研究“包容性发展课堂教学”?
1有利于实现学校包容式发展办学特色的形成,满足社会需求,促进办学水平的提高。
2有利于不同学习需求的学生得到满足,形成持续性发展能力。3有利于教师探索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践,提高专业技能。
4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形成课堂教学特色,提高课堂教学实效性。三 “包容性发展课堂教学”实施原则与要求 实效性原则
课堂教学的价值在于有效。有效教学的根本是关注学生学习需求,突出学习重点,重点指导学习方法与培养能力,使学生每一节课都有所发展。参与性原则
参与的深度与广度,是学生发展的重要基础。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心理状态应处于宽松和谐的氛围,产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有主动参与的愿望,在参与中不怕出现错误,能够善于倾听,不断吸纳,主动修正自己,能够体验参与的快乐与成功感。全员性原则
包容性发展课堂教学不遗忘每一个学生,课堂参与率能够达到80%左右。课堂教学的设计能够使各个不同层次的学生分别得到参与、表现、提高的机会。教学活动设计应体现分层意识,环节活动目标针对性强。新课程标准提出,“要面向每一位学生施教”,“不让一个掉队”,“一个都不能少”。不能以点代面,以好代差,以表面的“热闹”代实质的“虚假”。一句话,不能想着法子在掩饰课堂上的问题,要做到真正关注每一个学生。激励性原则
人的发展需要激励,激励能够使人愉悦,使人发展欲望更加强烈。课堂教学要给予学生展示自己的机会,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发展与变化,适时、机智、真诚地给予学生激励。教师要把宽容、关爱、鼓励作为重要教学理念。了解学生心理需求的教师,才是真正的好教师。发展性原则
发展不是统一的尺度,发展有不同的目标。多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表明,人的智力特征各有不同,发展方向和发展水平千差万别。因此教师要避免用一把尺子要求所有学生,产生不合理的急躁情绪。学生的发展需要过程,量变的积累才能产生质的飞跃。
四 “包容性发展课堂教学”基本思路和实施途径 思路:备课----教学设计----教学实施----效果检测----效果评价 深钻教材----优化目标----搭建平台----关注参与----激励引导----产生实效 途径:
① 深入钻研教材,在教材理解、使用、开发中,挖掘包容性发展因素。
教材是落实课堂内容,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也是教师开展课堂教学的主要依据。但教材内容仅是教学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全部。况且,教材会受到一些客观条件的限制,也无法满足现实中每个学生的需要:如教材的内容相对静止,与学生接受知识的动态过程不能完全吻合;教材限于篇幅和开放的需要,不可能把所有的教学内容都写得十分详尽。也不可能把一些定律、法则、公式、规律的发现探索过程叙述的清清楚楚„„,所以教师必须十分熟悉教材,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对教材内容有所选择,科学加工。教材内容是不是达成教学目标所必须的?还需要补充什么?哪些内容要渗透及如何渗透学科教学思想和方法?教学应从哪里开始?教材中所呈现的排列顺序能否直接作为教学顺序?从教学目标来看,本节课教学重点、难点是什么?从学生的实际情况来看,本节课的教学重点、难点又是什么?只有弄清了这些问题之后,才能合理的调整教学顺序,提供现实背景,挖掘学科思想方法,改进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设计或引进开放性习题,让学生参与教学资源的提供,让学生积极主动地探究与合作交流。
②精心设计教学,在知识技能学习中,给予学生发展空间。
如何选取适当的教学方式,使课堂给予学生更多的发展空间呢?教学方式的选择是与学习方式相对应的。如果不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来调整、变革我们的学习方式,我们就会落后于时代。这种变革表现在:从循序渐进向构建个性化的知识结构转变;从消极被动的接受性学习向积极主动地探索性学习转变;从学会知识到学会学习等等。学习方式的转变对促进学生发展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现代学习方式的本质特征主要有:主动性、独立性、独特性、体验性、问题性,教学方式的选择则要突出这些特征。
任何教学内容都可以通过多个不同方式来实现,学习内容好像是有多个门或入口的房间,对于学生来说,哪一个入口最合适,入门之后走哪一条路线最顺利。都因人而异。教师的作用是什么?应该是学生与课程之间的中介,能够根据学生个体表现出来的独特的学习方式,采用那些能有效传达教学内容的辅助手段,并能尽量采用有效的方法运用它们。
③智慧实施教学过程,巧妙利用手段,促进学生有效发展。
教师面对的是一群富有鲜活生命的个体,他们看问题的角度会与众不同。所以,我们的课堂必然是一个动态生成的课堂、思维灵动的课堂。就是因为有了动态生成,我们的课堂才会充满生命的气息,才会拥有憾人心魄的感动,才会拥有不曾预料的精彩。教师只有紧紧抓住这一动态生成的有利资源,才能使孩子的精神世界、创造能力、道德情感、审美情趣等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和培养,体现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关怀。
在课堂中,学生有时会提出一些冷僻的问题,使教师措手不及,一时不知如何解答。但是,教师不要置之不理,也不要含糊敷衍,在肯定学生积极思考的基础上,教师要及时向学生所提出的问题给予合理的处理,纠正学生的错误认识。这样做既保护了学生肯动脑筋的积极性,又保证了教学进度按着构思进行,同时,存疑不答的方法也让学生带着浓厚的兴趣学习下去,对进一步掌握知识起了推动的作用。这种方法与简单的否定、批评学生所提问题,或是为了不失面子而随便作答的做法,无论是在情感上,还是在激发学生意趣上,效果是大不一样的。
在教学中,学困生的学习是让人头疼的一件事,而善待学困生,善待他们学习中的“错误”,让他们勇于面对“错误”,不是放纵错误。在指出他们学习不足的同时,要给予鼓励,通过激励性地评价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并通过课堂教学把“错误”转化成新的课程资源。
④依据目标,及时反馈检测,追求学生发展实效。
现代教育新思潮表现为三大特点:一是以单纯传授知识,向在传授知识的基础上,培养能力、发展智力转变:二是以重视教法,向不但重视教法,同时也重视学法转变;三是从主观思辨向客观实验转变。三个转变的重心都落在研究学生怎样学上面。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课堂教学结构,即在课堂上,教师先提示课堂教学目标,指导学生自学,暴露问题后,引导学生研讨解决,教师只作评定、补充、更正,最后让学生当堂完成作业,经过严格训练,形成能力。
“当堂训练”中教师要保证训练的时间在20分钟左右,不得少于15分钟,让学生能在实践中,把刚刚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能力;训练的内容重在应用刚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创造性地“做”,不搞死记硬背;训练的形式像竞赛、像考试那样让学生完成独立地、快节奏地完成,教师不做辅导,学生不得抄袭。
⑤不断总结,及时调整,在反思中形成经验。
“没有反思的经验是狭隘的经验,至多只能成为肤浅的知识。教师成长公式:经验+反思=成长。”教师的反思有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指向教师专业行为与活动。目的是提高教学成效——教学反思;另一方面是指向教师的专业成长过程。目的是清晰自己今后专业发展的方向——教师专业成长的反思。课后教学反思既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经途径,同时也是提高数学课堂教学有效性的必要方法。
教学反思是重要的,课后教师对整个课堂教学行为过程进行思考性回忆,它包括对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行为、学生的表现以及教学的成功与失败的理性分析。要提高课后教学反思的力度,可以从多方面切入。例如:
(1)从得意之处切入展开课后教学反思 他人评价中普遍认可之处,反思其优点,是否能否很好地为实现教学目标服务,是否符合学生的认知特征。
(2)从遗憾之处切入展开课后教学反思
精心的设计为什么没有收到预想的效果,学生学得没有效率,是否不能很好地为促进学生的认知服务,组织方面是否还需改进„„这节课要教给学生哪些关键的概念?这节课对我来说重要的是什么?什么样深度和广度的材料对学生合适?哪些学生需要特别关注?哪些活动有助于学生达到目标?如何组织材料和学生以形成积极的学习气氛?哪些条件会影响课的效果?
(3)从反馈结果切入展开课后教学反思
从各个方面的反馈结果来深入反思课时教学,包括他人的意见,也包括学生学习后的效果。这节课是怎样进行的。是否如我所希望的。
(4)从课的再设想切入展开课后教学反思
是否有另外的教学活动或方法会更成功,为什么?可以从多角度审视他人的意见和优质的课例,在比较中找出差异,审定差异,进行二次备课、三次备课„„,在再设计中提高专业素质,同时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诚如有的名师所言,“备这节课只要15分钟,而我是用这一辈子的时间在备课。”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教学不变的主题,还需我们在不断的、深入的课后反思中提高数学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五 我们当前要做些什么? 读书,丰富自己的内涵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虽然只是古时对读书人的最高奉承,却也从另一个方面诠释了读书对一个人的重要意义。培根也曾说过,书是人类智慧的阶梯,顺着这架阶梯,积累的不仅是智慧,还有一个人的价值。然而在一个功利当道,众生喧闹的时代,读书似乎成为了一件奢侈的事情,但是也只有读书最可以使人保持内心的宁静与肃穆。
读书的意义在于使人开茅塞,除鄙见,得新知,增学问,广见识;读书的意义在于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读书的意义还在于涵泳性情,修持道德;读书的意义更在于使人明晰地认清现象与本质,从而认识自己,塑造自己。修炼,不断提高个人的素养
用读书提高个人思想境界,形成开阔的心胸。心胸有多大,事业就有多大。包容有多少,拥有就有多少。
包容首先是一种胸怀。患得患失、吃不得一点亏的人无法做到包容,能包容的人在利益面前、在得失面前不斤斤计较,而是以大局为重;处处争先、得理不饶人的无法做到包容,能包容的人让字当头,范式以和为贵、让人一步;自以为是、听不进不同意见的人无法做到包容,能包容的人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和批评,甚至对一些言辞激烈的攻击也能理智对待,择其善者而从之;碰到事情喜欢生气、对别人的一点冒犯就报复的人无法做到包容,能包容的人心态平和、宽容大度、淡然从容。
包容更是一种智慧,是一种以博大的胸怀为基础的智慧。包容的人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帮助,包容的人会因为谦和的姿态避免成为别人的攻击目标,包容的人有着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从而使自己的工作、事业、生活顺风顺水。
包容是一门精深的艺术,只有领略到了其中滋味,包容他人之举,真正地拥有那份广阔的心胸,那份坦然,那份自然,才是活出了真正的人生。试着用包容的心去对待他人,用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或许某一天,你就会猛然发现:生活,原来可以如此美妙!思考,才能不断进步
摆脱束缚,用心思考。任何环境任何人都会影响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应该摆脱他们,离开他们的纠缠,站在高处,审视他们,编排他们,让他们为自己服务,而不是左右自己。
给自己思考空间和时间。如果不努力,任何时候都不会有空闲,人生是自己,时间是自己的,不能任由他人支配。给自己充足的时间思考,长时冥想,短暂思索,总之,在处理任何事情或面对任何人时,让自己充分的思考,可以不作为,可以不回应,但不能没有思考。
给自己足够的空间,不能让自己因为空间的束缚而失去思考的机会,如果空间不够或空间不合适,就努力去寻找,找到合适环境,合适的人群,让自己的思考更开阔,更有意义。
思考要带碰撞。不能闷头思考,应学习他人的思考成果,借鉴他人的经验教训,应时不时把自己的思考呈现出来,以检验其是否正确。交流可以实现这些目标,多与家人交流,多与朋友交流,多与同事交流,多与领导交流。总之,增加主动性,主动验证自己思考的正确性,主动更新自己的思考方向,主动调整自己的思考内容。实践,才能不断创新。
学习到不到位,思考正不正确,创新有没有效,还得由实践说了算,不实践,一切都将是空谈。深入发展最前沿,敢于实践,就必须敢闯、敢试,敢于承担风险。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就走不出一条好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科学的政绩观,是树立在积极实践的基础之上的。不注重实践,容谈理论,雷声大雨点小,丧失的是发展的机遇,动摇的是执政的根基。只要心中装着学生,就不会得过且过,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不会迈着四方步,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不是有进取之心的人的做法。
第三篇:我国古代刑治主义思想渊源之考察发展与协调
公
司诉 讼
理由
是什么?
我国古代刑治主义思想渊源之考察
庄绪龙
【摘要】从历史考察的角度来讲,中国古代刑治主义肇始于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但是法儒两种截然不同的治世思想在影响我国古代刑治主义进程中的作用是不同的。一般认为,我国古代刑治主义是法家思想的产物,儒家思想仅仅是强化推进作用,其实不然。客观的讲,法家“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严刑峻罚思想是我国古代刑治主义的客观表现形式和具体体现,而儒家“三纲五常、贵贱有序”这一支撑古代社会理论大厦的“礼治思想”才是刑治主义泛化的根本原因和实质体现。
一、我国古代刑治主义的一般概述
一部中国古代法制史就是一部刑法史,中国古代的法制建设中刑法占据绝对地位。历朝历代的正统法制文件中刑治的内容几乎占据了全部文本,即使有其他关于民商事的规定也是散见于刑法文本的缝隙之中;在内容上几乎所有的规定都是违法犯罪与惩罚管制的条文,统治与被统治的痕迹清晰可见;在刑法罪名上,几乎所有的罪名都是围绕皇权、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展开;在刑罚设置上,虽然经历了奴隶社会时代野蛮酷刑到封建社会相对文明的刑罚制度的过渡,但是其体现的刑罚依然严峻不堪。
纵观整个历史法制,再假以实证研究,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法制以刑事法律为中心、以严刑竣罚为支撑点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一是地理环境的“先天注定”。与古代中国时代并行的西方文明为什么没有催生出刑治主义法制文化而是以市民海商法见长,先行的决定因素就是地理环境的影响。我国古代文明中心地处内陆,而西方古代文明大多以海洋环境为孕育之床,内陆环境与海洋环境的区别从此决定了古代东西文明的发展方向。二是政治制度的实体运行。中国古代历来都是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权力的过度集
中必然脆生出严峻的刑治法律来反刍“高出不胜寒”的寡头权力。三是存植于古代社会脑髓的文化思想的推动。一般认为,对于我国古代刑治主义影响最为明显的当属儒家思想文化和法家思想文化。笔者也深感认同,毕竟“出礼入刑”的法制文化横亘于整个古代法制史长河之中。
笔者认为,以上三个观点几乎可以解释我国古代法制刑治主义的生成原因。对于前两点我不想做更多的解释,而对于第三点笔者想具体谈一下,因为这其中还有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和误区。
二、我国古代刑治主义思想根源认识上的分歧
对于我国古代刑治主义思想文化根源的认识,法史学界分歧意见比较多,但总体来讲,以下三种流向应该可以大体概括:
1、法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刑治主义思想的根源。
法家思想理论根据最初来源于“好利恶害”的人性观。古人有“性善性恶”学说的讨论,但在法家思想认识中,几乎完全倾向于“性恶论”,认为人都是趋利弊害的,如果适用轻刑来惩罚“性恶”的人是无济于事的,必须适用重刑来规范,否则君王的权威将会大大折扣。法家思想认为只有重刑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重刑才能达到消灭犯罪的目的。“刑罚,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此谓以刑去刑,刑去事成。”
可以看出,法家将重刑的理念发挥的无所不至:轻刑尚且适用重刑,那么轻罪必然会减少,更不用说重罪了。这种“以刑去刑”的重刑理念就必然成为我国古代刑治主义思想的源头。司马迁在史记序言中曾经讲过,“不别亲疏,不殊贵贱,断于法,亲亲尊尊之恩绝矣。”
由此观之,“正是对于法的盲信,对刑的推崇,使得法家思想成为严刑竣罚思想的鼻祖”。
2、儒家思想是中国古代刑治主义思想的根源。
学界有一本部分人认为(包括笔者)我国古代刑治主义观念的盛行应该归因于儒家思想。自孔子以来,儒家思想一直坚持仁政和礼治思想,以礼治为工具,强化社会民众对统治秩序的认可程度。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社会逐渐积淀起一系列的礼治理念,三纲五常、上下有序、贵贱有别等等,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按照现代观念来讲,人从出生就是自由平等的,无所谓贵贱上下之别,笔者不禁要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的祖先那么听话,礼法认为自己贵就是贵,贱就是贱?上下之分的根据何在?如何保障民众严格按照礼法的规定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带着这一系列的问题思考,笔者不禁得出:儒家思想所推行的礼治观念和统治思想其实是一种奴化意识,明为教授民众社会规则,实则瓦解民众内心追求自由和权利的希望。当这个“统治秘密”遭受怀疑和威胁的时候,[⑤]就必然会催生出严刑峻法来强迫民众认同和执行,这才是我国古代刑治主义的根源,而此时所谓的法家思想必然会沦落为儒家思想实现社会统治的工具。
3、儒法两家思想共同为我国古代刑治主义的思想渊源。
在对比研究儒法两家思想的渊源和性质之后,有关学者提出了一种这种的理论——儒法两家思想共同开启了我国古代刑治主义理念的渊源。[⑥]此种观点认为,在我国古代刑治主义理念形成的过程中儒家和法家的思想都有所体现,无所谓孰轻孰重,两者应该确定为并列的关系。申言之,儒家思想强调封建社会统治的秩序,是在观念层面上进行阐述的,统治者采用这种方式治理国家规范社会必然要以其他的手段予以辅助,此时法家思想的刑治主义便“应运而生”了,因此儒家和法家在中国古代刑治主义流域的价值应对等起来,不应厚此薄彼。
以上三种观点大体能够囊括我国古代刑治主义思想盛行之原因的分析。笔者认为,第一种和第三种观点仅仅是看到了问题的表面或者是说只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一个时间段的现象,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或者说是没有对问题进行全面的把握。换言之,这种观点没有准确的剥离出问题的实质。法家思想虽然一贯以严刑峻法的面目示人,但是这个“历史脸谱”的出现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在法家思想出现的前期,也就是战国七雄混战的年代,法家“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严刑峻罚思想的确是与儒家思想并列甚至早于儒
家思想。[⑦]而且从此构建了奴隶社会时代严刑峻法的时代印象。但是当历史的车轮缓缓驶进封建社会时代,尤其是汉武帝全面接受儒家思想,并将儒家思想作为治国之本并延续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时,按照常理来讲,儒家所要提倡的“亲亲、尊尊”、“仁政礼治”、“三纲五常”等诸多带有仁爱意义的治国理念不会导致严刑峻法现象的出现,但是事实确比想象的还要残酷,虽然经历了奴隶社会时代野蛮酷刑到封建社会相对文明的刑罚制度的过渡,但是其体现的刑罚依然严峻不堪。其原因何在?肯定不是法家思想的原因,毕竟法家思想已经淡出了历史的舞台,因此答案只有一个:儒家思想才是中国古代刑治主义盛行的实质原因,法家“严刑峻法”的历史脸谱只不过是为儒家思想的面具,具体内容分析请参阅下文。
三、正本清源:揭露儒家思想的实质,还法家思想一个清白
在写作本文之时,心中惶恐有加,但好在学术自由理念深入人心,故此笔者才敢得以信手泼墨涂鸦。[⑧]笔者将根据“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理念一步步推导自己的观点。笔者的假设是:以历史事实为切入点,战国混战时代,法家思想盛行,造就了战国时代“严刑峻法”之刑治主义的历史印记;而到了西汉武帝时代以及后世,儒家思想逐渐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占据绝对统治地位,按照一般的逻辑,以“严刑峻法”标榜自己的法家文化应该很快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德政礼治”的礼治主义,但是事实却非如此。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德政礼治”的儒家思想不但没有将“严刑峻法”的法家思想踢出历史舞台,相反却是带着“德政礼治”面具,以法家的手段,一步步将中国古代法制推向了刑治主义的深渊。具体求证如下:
1、从宏观上讲,儒家思想强调的“三纲五常”是我国古代法制走向刑治主义的根本理念。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礼法要求为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三纲五常”客观上麻痹、奴化了民众的思想。自汉代以来,凡是违背“三纲五常”者,都会被认为是危及封建统治秩序和根本利益的重大犯罪行为,对这些重大犯罪无一例外的就会被列入到“十恶”罪名之中,然而“十恶不赦”的宗法理念必定要求刑罚具有严厉性和残酷性,因此犯罪人一般都会处以重刑甚至极刑。儒家的“三纲五常”十封建礼教的集大成者,“三纲五常”勾勒出了封建社会等级
制度森严的社会特征。根据“三纲五常”的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仁都必须在礼法规定的范围和幅度内后动,不得有半点僭越,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其中,“三纲”之中“君为臣纲”是核心,皇帝总揽一切大权,出现“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⑨]由此观之,儒家所倡导的“三纲五常”为封建社会绘制了一幅完美的奴化民众、维护统治秩序的根本制度,若有违反必然会危害到以皇权为核心的封建特权阶层利益,施以严刑峻法保障其合法存在就显得顺理成章。
2、从中观方面看,“上下有别、贵贱有分”的礼治伦理是我国古代法制走向刑治主义的具体体现。
儒家思想倡导严格的伦理秩序,强调不同社会等级之间的差距。儒家礼法认为,“贱事贵,不肖事贤,是天下之通义。”区别贵贱等级的不同地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只有确保上下有序,才能确保社会制度和秩序的顺利施行。如果说“三纲五常”的理念是总体性的纲领性质,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尚且存在困难的话,那么儒家这里提倡的“上下有别、贵贱有分”的礼治伦理则为儒家纲常原理具体化进程做了具体的描述。根据这种礼治伦理,在上下级关系上表现出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家庭成员绝对服从家长。具体言之,在上下级关系上,皇帝作为最大的上级领导,其权威绝对是至高无上的,任何人必须服从皇命。皇帝以下的各级官员之间更是身谙其中的道理,“官大一级压死人”成为真实的写照。在家庭伦理中,家长的意志绝对是权威的,家庭内部的大小事务均有家长决定,成员几乎连建议权、异议权都没有。举例说明之,古代婚姻关系中,历来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主体根本没有发言权,大多新婚夫妇只有等到“洞房花烛夜”时才看到自己伴侣的真是面目,这在当代社会也许不可思议,但这是在中国古代的的确确是发生过的事情。在贵贱关系上,最为明显的是贵贱人群之间的人为封闭和隔阂。换句话说,在我国古代,人与人之间绝对是“贵以贵聚、贱以贱合”,社会等级不同的人们之间几乎就是隔缘体,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显得格格不入,格格不相容。还是以婚姻为例,自古以来人们“门当户对”的思想一直就是阻碍婚姻自由的绊脚石,看看《红楼梦》四大家族的婚姻关系网就会明白为什么是“龙生龙、凤找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依据儒家思想,这种自上而下、贵贱有分的社会秩序是最为稳定的统治制度,构成了封建社会存在的制度基础,因此若是违背了这种等级秩序就会危及到政权的稳定,因此,统治阶级将违反此类秩序的行为均以重刑来严厉规制。
3、从微观角度分析,儒家礼治中以“亲亲、尊尊”为基础的“忠君至孝”实践要求是我国古代法制走向刑治主义的实然路径。
文章以上从宏观合中观两个方面分别谈了儒家思想对于我国古代法制刑治主义化的理念制度化的影响,具有相对理论化的色彩,这里笔者进一步从历史实践的角度分析一下。“亲亲、尊尊”的礼治理念肇始于西周时期,到西汉武帝时期基本上定型。“亲亲、尊尊”的礼治理念的基本内涵就是“忠君至孝”,这也是前面提到的纲常原理、上下贵贱理念的实际意义。所谓“亲亲”就是在以家庭为单位的范围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构建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所谓“忠君”就是身为人臣当为君分优,食君之碌为君尽职,要求臣子全心全力为君主着想,楷诸葛之模,立岳飞之志。这就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对每一个不同社会地位的人设置了当为合不当为的行为规范,任何人不得违反。当然,我国古代历史上不乏一些“乱臣贼子” [⑩],统治阶层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和统治秩序,必然会倾向于严刑峻法的适用。“十恶”、“重罪十条”中针对皇权保障的谋反、谋逆、大不逆以及针对家庭伦理的恶逆、不孝、内乱等罪名的设置明显反映出儒家思想所构建、维护的社会秩序只能依靠残酷的刑罚来予以保障,从而将中国古代法制拖进了刑治主义的泥沼。
儒家思想外在的表现形式是宣扬礼治伦理道德,作用于统治阶级的政策决定并将其作为立国之理念时,其只依靠外在的宣传、引导、劝诫和奴化的渐进式手段不足以稳定社会秩序,不足以保障统治权力的至高无上,因此必然就会在保障机制上很下功夫,于是严刑峻罚的刑治主义理念就会出现。对于严刑峻罚现象的分析,可以从两个历史时期分析:一个是战国时期诸侯国如秦国变法期间实行的刑罚,这个时期施行的法律之所以残酷野蛮是因为法家思想“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机械主义的产物,是变法实践的客观结果,是主动采取严刑酷罚,顺应了当时的历史发展。
第二个时期就是封建社会建立后,儒家思想占据了主流意识形态,这个时候,儒家思想的诸多理念施行于封建国家社会统治秩序之中。一方面儒家的思想有利于形成仁政爱民的顺应历史潮流的统治形态,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不可能在全社会中对所有臣民起到明确规范有效的统治力度,必然会有某些不符合封建礼
治伦理的现象发生,因此,统治秩序的保障必须依赖于刑事法律。这种被迫以严刑峻罚来规制臣民行为、保障儒家思想统领的封建统治秩序,多多少少投射出以“仁爱德治伦理”为标榜记号的儒家思想的无奈。虽然无奈,但是为了封建秩序的运转,刑治主义的盛行在儒家思想的框架下也是不可避免的。
通过分析两种不同历史时期的“严刑峻罚”现象可以得出,在战国诸侯混战时代,法家的纯粹“严刑峻罚”确实是历史事实,但自西汉武帝以来儒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以来,统治秩序中被迫采取的刑治主义已经完全取代以前旧的刑罚思想,我国古代社会法制的刑治主义应该归咎于这种无奈的历史缘由。当然,这种刑治主义是以法家“严刑峻罚”的面目示人,但这仅仅是儒家思想统治社会的虚假面具和历史脸谱而已。
结语
笔者遵循“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学术理念小心论证了儒法两家思想对于我国古代社会法制刑治主义的影响,并得出一个基本结论。行文至此,笔者也不知说理求证的过程是否有缺陷和瑕疵,但是对于两个历史时期儒法两家“严刑峻罚”的历史背景和价值选择笔者是有着清晰的认识的,基于这点理由,笔者喊出“揭露儒家思想的实质,欢法家思想一个清白”的口号,贻笑大方事小,但愿不要误导学术研究。
第四篇:学校内涵发展的策略实践
学校内涵发展的策略实践
——在学校管理中的做法
雷积才
(云南省保山市教育教学研究所 云南保山 678000)
摘要 内涵发展是学校的质量、精细、特色、创新的发展,校长处于学校管理的核心地位、主导地位,要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校长必须思考如何使学校内涵发展。本文试着从构建校园文化、深化教育科研、实施素质教育、培养优秀教师群体四个方面阐释内涵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 内涵发展 校园文化 教育科研 素质教育 优秀教师
《国家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办好每一所学校,教好每一个学生”。办好每一所学校是提高质量的根本,教好每一个学生是育人为本的目标。作为学校管理者就要思考和感悟“如何办好每一所学校”、“什么才是人民满意的教育”,通过几年的实践和探索,认为走内涵发展之路是提高学校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所谓内涵发展是指相对于规模发展的质量发展;相对于粗放发展的精细发展;相对于同质发展的特色发展;相对于模仿发展的创新发展。本文是笔者的几点做法和粗浅的认识,于同行商榷。
一、构建校园文化是学校内涵发展的灵魂
苏霍姆林斯基说:“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的领导。”说明要引领好一所学校的发展,校长要用先进的教育思想来指导,激发教师的内驱力和创造精神,让全校教师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他是学校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只要全体师生有了共同的价值取向,就为学校内涵发展营造了根基。
(一)创新工作机制,用文化的制度去约束人
学校充分发挥中层干部和教职工的主人翁意识,以年级组为单位的扁平化管理模式,运用“动车”理论,强化“四个协作体”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即年级组长为核心的级组管理协作体,以教研组长为核心的学科质量协作体,以学生会、团委为核心的学生自主管理协作体,以班主任为核心的德育管理协作体。每个部门每月提出工作要点,在全校进行公示。重点开好每周一次的行政办公会,每月一次的教研组长和班主任会议、单周的校务会议,做到学校存在的问题和任务在不同会议上提出和解决,实行动态管理,落实了“管理就是沟通、服务、引领”的理念。行政管理提出“真诚为你服务”的指导思想,体现部门服务于年级组,领导不是管而是理的具体体现。教师业绩和工作由本人总结上交学校,通过教师互评、领导点评,每学期和每年评出优秀教师。转变了只注重刚性管理忽视了人文关怀、注重常规管理忽视专业成长、注重结果而忽视过程的局面。
(二)确立核心价值,用文化的精神去熏陶人
学校管理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立足于实现人的价值发现,其最终目的在于文化化人,用文化的精神去熏陶人是最有作用的。
1.开展读书活动,滋养人的文化气质
每年秋季开学第一周升旗仪式上都要举行读书活动,并且校长亲手为老师颁发推荐书籍。年终举行读书交流活动,教师可以写成论文、心得等,在全校教师会议上交流。两年来先后为教师推荐了《怎样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给教师的建议》、《素质教育在美国》、《第56号教室的奇迹》等。引导教师阅读,进行文化思考,丰富文化生活和精神生活,提升教师的文化修养。
2.培植校园精神,引领师生成长
学校以“以人为本,张扬个性,内涵发展”为办学理念,体现了充分尊重个人成长,发挥个性特长,只是新时期教育发展的需要,也是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的教育科学发展。以“厚德博学”为校训,以“博雅至善,和乐尚美”为校风,主要是发扬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需求相结合,弘扬国学精髓。在全校范围内征集校徽设计和校歌创作,并重大活动中启用,积淀了校园文化。
二、深化教育科研是学校内涵发展的动力
当前影响教学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是课堂效率低,教师讲为主,学生被动的听,把学生当做容器,束缚了学生的大脑、手脚。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经提出了解放儿童的头脑、双手、眼睛、嘴、空间、时间,要实现这几个解放,就必须进行课堂改革。选择合理的教学方法,创造巧妙的情景,采用恰当的教学手段,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我们注重了教育科研工作。教育科研作为学校第一生产力,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导航灯,是优化教师专业素养的助推器,是加强文化建设的催化剂,是促进学校内涵发展的动力源。以进行课例研究为切入点,构建一个“学、研、训”一体的教科研模式。
(一)面对面的集体备课和网络备课相结合,形成资源共享 我校集体备课是两种方式一是面对面,另外是利用QQ群和校园网,进行网络备课。教师把课堂实录、心得体会、课件、教学设计上传到校园网,相互修改,然后进行教学。通过面对面的集体备课和网络备课,能集思广益,博采众长,有效凝聚集体智慧,显著提高教育教学效果。
(二)以构建高效课堂为载体,推动课堂教学改革
中国课改历经十多年,许多地方创作出了有一定普适性的课堂教学模式,如杜郎口教学模式、昌乐二中271高校课堂、洋思模式、兖州一中循环大课堂等,通过分析我们先借鉴杜郎口教学模式,结合自己实际提出“学习杜郎口模式,构建高校自主的现代课堂”。通过实践和探索,有力地推进教师专业成长和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实施素质教育是促进内涵发展的保证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育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里诠释了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实施素质教育一方面是满足学生个体生存与持续发展的需要,教会学生学会做人,就是要培养学生的价值观,一个人的道德行为源于价值观,要受价值观的影响和支配。有了正确的价值观,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才知道该摒弃什么,坚守什么。让学生从“规则养成”走向“价值追寻”。另一方面就是注重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满足学生的兴趣、爱好,发挥特长。
(一)注重立德树人,培养学生科学的人生观和世界观 1.抓好德育队伍建设工程
一方面是健全机构,加强领导队伍建设,实行“一体两翼”德育网络,即学校——政教处——班主任为主体,以学生会(负责学生行为规范养成教育)、团委(思想道德教育)为两翼,在青年教师中聘1-2名到政教处为德育教研员,负责德育日常工作安排及资料整理,每月有重点、有主题、有总结。另一方面是进行校本培训,加强德育队伍能力建设。采用以评促教:班会公开课、班会点评课、反思课;以赛促练:优质班会评比大赛、优质班会课件大赛、班主任论坛;典型引路:开展优秀班主任经验交流会,青年班主任专题培训会、每年一次优秀班主任评比活动。
2.创新德育内容工程
坚持以正面教育、弘扬正气为主,做到“十个坚持”。即坚持每学年一次的十大学星、十佳班长评选;坚持每月一次的校园星级文明学生的评比;坚持每年一次文明礼貌月活动,坚持每年一次大型文化节活动,坚持每月填报德育档案和违纪记录,坚持每年一次的优秀班集体评比活动,坚持每年“十八岁成人宣誓仪式”,坚持每年一次“四中为你们而骄傲”活动。
(二)构建校本课程,发挥学生潜能和培育学生兴趣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这样一段话:“教育本身就以为着一棵树动摇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他说的意思就是,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点燃、引导。为了唤醒、点燃学生的激情,积极为学生成长提供舞台。学生团校、文学社(读书活动)、通讯社、英语兴趣组(每年开展英语节活动)、美术、音乐、体育特长班,这些社团和兴趣班能为学生成长提供锻炼的机会。语文组每周开展一次阅读教学,以古典文学为内容;开展书法课,以三字经、弟子规为内容。提高学生品味和道德修养,陶冶学生情操。
四、培养优秀教师群体是学校内涵发展的基础
教师的素质是教育教学的生命源泉,也是学校生存的命脉,将优秀教师的培养作为学校未来发展的目标意义更重大,是学校内涵发展的基础。在教师发展目标上,我们期待着:“教师不仅仅是一个有着丰富学科知识的教书匠,更应该是一个有着丰富人文内涵,一个举手投足渗透着文化芳香的教育者。”
(一)培养优秀教师,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优秀教师不仅提升学校教育教学的成效,而且是其他教师的榜样与典范,发挥他们的骨干辐射作用,可以提高学校教师的整体业务水平,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在推动课改的过程中,通过确定课改骨干,经常进行示范课,他们的课堂转变了学习方式,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好奇心,让学生动起,让课堂活起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除了上示范课外学校为他们成长搭建平台,在校园网中设立“课改先锋”,让他们把好的资源上传,形成资源共享。
(二)抓传带,加快教师成长速度
教师的发展是学校发展的支点,没有教师的发展,就很难有实质意义的学校发展。为了使新教师尽快站稳讲台,实施了“青蓝工程”把新到我校教师实行师徒结对,签订协议,每学期举行一次过关课,一年后学校组建以校长为组长的专家组进行考核。
(三)外出学习,不断给教师“充电”
提升教师最好的方法就是外出参观培训和内部交流。每年都要派除一定数量的教师到上海、山东等地参观学习,涉及所有学科,回来后进行交流学习。通过交流学习,使教师们从中学习到许多新的教学理念和管理方法,对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提高,教师自身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赵艳然.成为有思想的校长[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3 [2]邢永富.现代教育思想[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01.07 [3]郑金洲.什么是学校内涵发展.http://jysb.shuren100.com/ [4]雷玲.谁来办好每一所学校[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03
第五篇:谈曹操的管理心理思想及其对现实的实践意义
谈曹操的管理心理思想及其对现实的实践意义
崔怀义
曹操是历史上成功的“管理”者,其历史功绩世人皆知。在曹操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管理心理思想具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内涵。本文从“唯才是举”、“选将量敌”、“褒亡厚往”、“赏罚分明”等内容上提炼出许多管理心理方面的思想,特别是对“唯才是举”的重新诠释,使这一古老的用人方针,在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具有更为深远的借鉴意义。曹操(公元155 —220 年),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县)人。我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在政治上要求革新,反对保守;重视实践,反对空想。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
曹操在其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把古代典籍上关于政治、军事方面的经验与现实管理相结合,摸索总结出了大量政治、军事方面的思想和理论,其中包含着许多管理心理思想的内容,主要反映在其《曹操集》和《孙子注》两部著作当中
一、“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曹操一贯实行“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注重从能力方面去考察和提拔有才能的人。提出“举贤勿拘品行”、“取士勿废偏短”,即使是“不仁不孝”,但是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都可以大胆起用。他说: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 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①意思是说,品行高尚的人不一定就有才能,而有才能的人,不一定就有高尚的品行。曹操举例说:陈平并不是一个纯厚的人,苏秦也并不守信用,然而陈平辅佐汉高祖奠定了西汉的帝业,苏秦救助了弱小的燕国。因此曹操认为:有才能的人即使有某些短处和缺点,又怎能废置他们不用呢? 这段话较好地体现了曹操“唯才是举”、“勿拘品行”的主要精神。公元196 年,曹操迎汉献帝到许昌后,决心刷新政治,曾给献帝上了一份表章,提出十四条改革建议。他在前言中强调了要富国强兵,必须推行“用贤任能”②的政策,体现了他注重从能力这个角度考虑人才选拔的思想,直接激励了将士谋臣们的能力发展。此外,曹操还继承了先
秦韩非子“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③的用人思想,“拨于禁、乐进于行列之间,取张辽于亡虏之内”④ ,且上表汉献帝,均封三人为将军。这对当时“任人唯亲”的用人路线是一个有力的冲击,同时使将士们都认识到,凡有某方面的能力者,都可受到重用。既满足了将士们的个性心理需要,又考虑到了这种作法在社会上的影响,从而获得了部下的信任和忠诚,因此在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并吸引了不少敌人营垒里的名将谋士弃主来投。这说明“唯才是举”的用人路线,在当时收到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也是曹操势力由小到大,最终取统治权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管理心理学认为:能力是“直接影响活动效率,使活动得以顺利完成的心理特征的总和。”⑤要对人力资源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利用,使组织发挥较大的群体效能,就必须重视个体的能力。曹操在东汉末期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然而,从表层现象看,曹操“唯才是举”、“勿拘品行”的用人方针,与我国现代领导干部选拔提倡“德才兼备”的指导思想是相矛盾的。但是我们如果从更深层的原因来分析,会发现曹操的这种观点有他更为广泛的、深远的社会意义:
第一,曹操是在封建社会到处充满“任人唯亲”用人思想的环境中提出这一理论的,用历史的眼光来看, “唯才是举”在当时具有非常进步的社会意义。确实为曹操在政治和军事上的成功奠定了理论上的基础。
第二, “勿拘品行”是有条件的。曹操的本意是指人的品行方面的“偏短”可以忽视,这些“偏短”并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根本品质,而在根本品质上,他对将领提出了“质忠性一,守执节义”
⑥的基本要求。认为在“忠诚”和“大义”等原则问题方面,要禀性专一,坚守节操,这在管理过程中是丝毫不能含糊的。
第三,现代管理心理学中重视领导者素质“德才兼备”的标准,这实质上是我们在理论上设立的目标,具体实践过程中我们当然是努力朝这一目标前进,而要完全满足这一目标的要求,则有相当的难度。
由此看来,曹操“唯才是举”、“勿拘品行”的用人方针,不仅与我们现代管理心理学中领导素质“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矛盾,而且还能够对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社会环境中的用人路线提供积极的、务实的理论参考,并产生更深远的意义。
二、“选将量敌”的用人艺术
“选将量敌”是曹操管理心理思想中比较典型的一个特征,即在掌握将领心理品质的基础上,根据敌人不同之特点,选派不同的将领以制敌。曹操在其《曹操集》和《孙子注》中多次提到关于将领心理品质的要求。认为一个称职的将领,必须具备这样一些心理条件,他说:武力既弘,计略周备,质忠性一,守执节义。每临战攻,常为率督,奋强突固,无坚不陷,自援 鼓,手不知倦。又遣别征,统御师旅,抚众则和,奉令无犯,当敌制决,靡有遗失。⑦就是说一个称职的将领,必须武艺高强,谋划周密,品质忠诚,禀性专一,坚守节操和大义。要临阵督战,奋勇破敌,亲自擂鼓而不知疲倦。率部出征,则能安抚将士。执行命令,从不违犯,遇敌应当机立断,从不疏忽大意。曹操认为,如果一个将领能够具备了这些心理品质,不但能战胜强敌,还能为部下起到一定的表率作用,激发军队的士气。“将贤则国安也”。⑧是曹操对将领心理品质的高度评价。
另一方面,作为将领还必须注意矫正自己一些不良的干扰作战的心理因素。曹操在《孙子注》中指出:大将怒而不厌服,忿而赴敌,不量轻重,则必崩坏。⑨
意思是说,将领在情绪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带着心中怨怒出战,又不知自己能力的大小,在这种不良的心理因素干扰下,最后必然会导致失败。
公元215 年,大将张辽、乐进、李典三人领兵七千击退了东吴孙权的十万来犯之众,保住了合肥。这一仗的胜利也和曹操了解将领心理品质而“选将量敌”的用人艺术是分不开的。守城将领张辽和李典是善于进攻的猛将,而乐进则比较持重。于是曹操下了这样一道密教:“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勿得与战。”⑩终于大败孙权。后来东晋历史学家孙盛评论道:“合肥守御,弱而无援。如果专任勇,必然好战,导致失败;如果专任怯,必然生惧而难保。曹操勇怯互用,实在妙极了。”•这是曹操根据将领不同个性差异和才能特点等心理品质,去击败敌人的一个实例,也是曹操“选将量敌”思想在实战中成功运用的一个典范。
三、“褒亡厚往”的激励手段
管理心理学认为,激励是“通过一定的刺激促使某种思想、愿望和行为产生的心理过
程”•。激励理论被认为是现代管理心理学中最核心的内容,群体的士气就是通过激励手段来实现的。曹操在其一生的政治、军事生涯中,总结出了这个道理,并实施到他的管理活动当中去。他说:势有不得已也。陷之甚过,则从计也。必殊死战,在亡地无败者。就是说,士兵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会拼死战斗,如果陷于危险的绝境,就会听从指挥,绝地反而容易激发士兵的勇气而反败为胜。这里面唯一起作用的是士兵在绝境中产生的强烈的求生欲望,从而激发出高昂的士气。同时, “褒亡厚往”也是激励部属士气的重要因素。曹操曾说过:“褒亡为存,厚往劝来也。”•就是说奖励死者是为了鼓励活人,厚赏前人是为了激励后人。曹操用这种方法激励部队的士气,使将士生时能为国家努力作战,奋勇杀敌,也能为自己的不幸牺牲预先感受到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他还让士兵们用 鸡羽毛装饰头盔,他说: 鸡猛气,其斗终无负,期于必死。今人以 为冠,象此也。意思是说, 鸡具有勇猛的气概,直到斗死,从不败退。所以曹操认为:士兵用 羽装饰头盔,就是象征这种战斗精神。这对士兵的战斗情绪确也起到了一种心理上的激励和鼓舞,使军队能够保持着旺盛的士气。
激励是一种管理手段,同时也是一种领导艺术。因为人的任何一种行为的出现,都是有一定原
因的,这种原因就是人的心理需要。如果领导者掌握和理解了其下属的心理需要,就可以采取一定的激励手段和激励措施给予心理上的满足,这样就可以较大程度地激励下属的工作情绪和活动效率,使组织的目标得以尽快实现。曹操在其一生的实践过程中,较好地运用了这一原理,是他最终取得事业上的成功的有效前提。同时,也值得我们现代的领导者们学习和借鉴。
四、“赏罚分明”的管理原则
曹操“赏罚分明”的管理原则与现代西方管理心理学提出的“公平理论”不谋而合。美国心理学家亚当斯在研究分析人的积极性与分配方法的关系时指出:工资、报酬的合理性和公平性对人们工作的积极性有较大的影响。•曹操在其《孙子注》中也明确提出:“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公元207 年,曹操消灭了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袁绍集团后,为了激励将士继续为统一战争贡献力量,下令封赏功臣。他说:
吾起义兵,诛**,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 乃贤士大夫之力也。天下虽未
悉定,吾当要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意思是说,我(曹操)起义兵平叛十九年来,每战必胜,这并不是个人的功劳,都是与将士谋臣的奋勇作战和出谋划策分不开的。现在天下并没有安定统一,我应当同大家一起去为之努力,而又怎能安心地独自享受这些功劳和荣誉呢? 现在要尽快定功行赏,安抚将士。不难看出,曹操在另一方面,曹操为了更好地贯彻执行他“赏罚分明”的管理原则,加强部队的组织纪律性,颁布了《败军抵罪令》。他说: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意思是说,自从我(曹操)派遣将士出征以来,只赏有功的而不惩办有罪的,这是不符合国家大法的。众将带兵出征,打了败仗要按法律治罪,造成损失的要免去官职和封爵。这样,使将士们存在着一定的心理紧张,强化了将士们的责任感。
从以上两点我们可以看出,曹操“赏罚分明”的管理原则具有一定的心理依据,而且贯彻执行过程中十分严格。他在《诸儿令》中曾说道:“吾非有二言也,不但不私臣吏,儿子亦不欲有所私。”曹操这种“赏罚分明”的管理原则对于我们现代的管理心理研究也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赏罚分明”使人口服心服,就会让下属有较强的进取心,对顺利完成组织目标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综上所述,东汉末年曹操的管理心理思想是十分丰富且具一定实践意义的,通过挖掘和整理,把其中有用的部分运用到我国的现代化管理工作中来,既可以充实现代管理心理学的理论,同时,也可对我们现代的管理者和领导者提供借鉴和参考。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