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家思想对构建法治政府的启示

第一篇：中国法家思想对构建法治政府的启示

《行政文化学》作业

题

目： 中国法家思想对构建法治政府的启示

班

级： 2012级公共事业管理班 姓

名： 郭鹏飞 学 号： 201210114052

完成日期： 2015年6月12 日

指导教师： 邓增强 老师

中国法家思想对构建法治政府的启示

摘要：法家主流思想是法治，“依法治国”是法家的核心，“法” 就是一个规则,“法”成了内部人的共同契约,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我国构建法治政府来说,古代法家思想能给我们什么启示呢？

关键词：法家思想 法治政府 依法治国

一、法治政府

法家是中国历史上研究国家治理方式的学派，提出了富国强兵、以法治国的思想。战国时期提倡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主要学派，其思想源头可上溯于春秋时的管仲、子产。战国时法家主要有三个学派：赵国人慎到重“势”，韩国人申不害重“术”，魏国人商鞅重“法”，这三个学派的思想由韩非集大成，构成法家思想的核心。法家强调“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而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这为后来建立的中央集权的秦朝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后来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体制以及法律体制，这就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

在中国传统法治文化中，齐国的法治思想独树一帜，被称为齐法家。齐国是“功冠群公”的西周王朝开国功臣姜太公的封国，姜太公的祖先伯夷辅佐虞舜，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创立始礼法并用的制度。太公封齐，简礼从俗，法立令行，礼法并用成为齐国传承不废的治国之道。管仲辅佐齐桓公治齐，一方面将礼义廉耻作为维系国家的擎天之柱，张扬礼义廉耻道德教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强调以法治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以法治国的人。至战国时期，齐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和百家争鸣的策源地，继承弘扬管仲思想的一批稷下先生形成了管仲学派。管仲学派兼重法教的法治思想成为先秦法家学派的最高成就。

诚信是中国传统道德规范中的重要内容，带有普遍的成人立身标准，自古至今中国的先哲们都有所指。法家思想精英也不例外。“诚”，真心实意，开诚布公。“信”的基本含义为诚实、不疑、不欺。法家先驱管仲认为讲诚信是天下行为准则的关键，如何讲诚信，他从两个方面做了阐释。首先他重诚信，把诚信纳入德行的范畴。“先王贵诚信，诚信者，天下之结也。贤大夫不恃宗室，士不恃外权。坦坦之利不以攻，坦坦之备不为用。故存国家、定社稷，在卒谋之间耳。信之者，仁也。不可欺者，智也。既智且仁，是谓成人”（《管子·枢言》）。“其王信明圣，其臣乃正。何以知其王之信明信圣也？曰：慎使能而善听信。使能之谓明，听信之谓圣，明信圣者，皆受天赏。使不能为昏，昏而忘也者，皆受天祸”（《管子·四时》）。第二，管仲把诚信的道德观念拓展到刑罚和军事领域中。他分别在《管子·权修》、《管子·版法解》和《管子·九废》中指出：“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岂敢为之乎？”；“刑赏信必，则善劝而奸之”；“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而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将不战之卒，而幸以胜；此兵之三暗也。”

吴起和商鞅等改革派，把诚信置入改革措施中，在倡导践行变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诚信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他是靠诚信为变法打基础，他懂得用诚信赢得民心，从诚信入手树立改革者的形象。

法家思想的进步意义在于法家提出“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司法原则，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每条法律对应的处罚，是不能用任何形式抵消的。王子犯法应该与庶民同罪。

法家的核心思想，依法治国，执法一视同仁，没有高低贵贱。你要惩治任何人，首先得有充分证据，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就是“法治”，任何人不得不依法！

法家，用法律限制天子，你逾越法律，无视法律，就会亡国。王子今天逾越了法律的一条而已，这种做法，它不会导致这个王朝的立即崩坏。但是“千里之体溃于蚁穴”，法家有个优点是根据社会矛盾的不断完善法律。法家不断的在实践中自我完善，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法家更强调的是人的行为规范。依法治国，法律平等，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基本保证。

法要“布之于众”既然法律是君主治理国家的依据，是人民应当遵守的行为规范，那么法律就应当以成文的形式出现，并做到公布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韩非强调：“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之所以公布，其目的有二：一是“使万民知所避就”，能以法律自戒，二是为了监督官吏公开断案，防止罪犯法外求情。

要严格依法办事，维护其权威性。法家坚决反对在“法令”之外讲仁爱、道德，韩非子明确指出：“明其法禁，察其谋计。法明，则内无变乱之患；计得，则外无死虏之祸。故存国者，非仁义也。”他认为，“任法而治”要排除一切人为的因素，以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正所谓“废常上贤则乱，舍法任智则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贤。”

法家认为，法一旦颁布生效，就必须“官不私亲，法不遗爱”，君臣要“任法去私”。强调“法”作为规范社会的统一标准，乃“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形象说明了“法”的客观性和稳定性,在运用过程中不因人的主观因素不同而发生变化，对任何人都应当做到一视同仁。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皆体现了法家公平执法的决心。

“壹法”、“一尊”强调统一法律的内容、立法权，并保持法的稳定性，即:“壹法”、“一尊”。“法莫如一而固”，“一”指的就是“法”的内容，不能“故新相反，前后相悖”，“固”则指保持法的稳定性，“朝令夕改”只会是亡国之道，这也反映了战国末期，法家从“变法”到“定法”的立场之转变，只有“政法独制于主”，才能保证“政不二门”，达到统一立法权之目的。

对于治理国家而言，法治既是一种战略资产，又是一种发展动力；既是一种物质财富，又是一种精神财富。在此意义上说，建设中国法治政府，既是构筑战略资产，又是孕育发展动力。建设中国法治政府，就是依法行政；就是使政府行为受到国家强制力和社会公信力所保障的法律规则的制约；就是使政府既有行使权力的责任，又有遵守法律的义务；就是借助于法律的程序，使政治权力的运行体现出公民权力的含义；就是为行政权力制定法律边界。

二、法治政府

法治政府就是政府在行使权力履行职责过程坚持法治原则，严格依法行政，政府的各项权力都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要求各级政府从决策到执行及监督的整个过程都纳入法制化轨道，权力与责任紧密相联，集阳光政府，有限政府，诚信政府，责任政府于一身，并用法律加以固定即法治政府。

(1)法治政府的特征

自人类建立国家并出现真正意义的政府以来，对任何治理国家，人们一直在努力探索。历史和实践告诉我们，迄今为止，法治是治理国家的最好模式。可以说政府类型的发展历史就是从人治向法治转变的历史。

在权力来源上，法治政府强调的是法律至上，即人民意志至上。政府的权力直接来源于宪法和法律而宪法和法律是人民选举产生的代议制=机关制定的，是人民公意的反映，即法治政府的权利来源于人民，政府职员是人民的公仆。

在管理方式上，法治政府强调法律权威切法治政府之法必须是良法，即法的内容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法的公平、公正、自由、安全秩序等价值观念。政府必须严格遵守法律、执行法律、信仰法律，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依法对公民社会实施管理，法律成为其根本的行为准则，不允许特权存在。法律存在的目的在于治官、治权，从而到达保障公民权力的目的。法律规范都为权力规范，以权力为本位。

在权力行使上，法治政府强调合法行政、合理行政、程序正当、高效便民、诚实守信、权责一致、公开透明。

在权力行使目的上法治政府强调政府通过治官、治权来达到人民赋予的权利真正为人民谋利益，政府的一切工作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即执政为民，以民为本。

（2）我国需要什么样的法治政府 第一法律至上原则。这是法治政府必须遵循的根本准则，其关键在于政府必须把权力限制在法律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政府必须把法律作为自身行为的依据和出发点。对于法治国的政府而言，法律至上原则是由一整套制度安排来加以保障的。政府如果不遵循法律至上的原则，通常会丧失合法性而被新政府所替代。对于非法治国条件下的法治政府而言，法律至上原则意味着该政府必须通过互动的方式推动一套整体性的制约，政府权力的制度的形成。除此之外，还要重点强调两点。一是限制执行国家权力的具体的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防止用公权谋求个人利益；同时还必须防止其滥用公权侵犯私人权益。二是要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按照法律的要求实施“自治”，也就是自动自愿的遵从法律。

第二是限权和分权原则。限权原则要求，对政府权力在任何时候都应该保持足够的警惕，都要对其进行限制，不能有丝毫懈怠。限权原则并不能仅仅局限于依靠法律来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而且要求通过其他一些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安排来充分维护这一限权原则。分权原则建立在知识分工的基础上，是对人的有限理性的一种积极回应，防止由于权力的高度集中而破坏自由民主。分权原则不仅要对发现、制定、执行、审批和审查法律等的权利进行分立，而且也必须对其他的政治权力进行分立和制衡等。

第三是行政的程序化和效率原则。行政的程序化实际上是法律至上原则、限权和分权原则的具体化，要求任何政府的工作机构和工作人员在行使权力时都必须按照一定的程序进行，否则就是违法。行政的程序化对行政的自由裁量权做出了限定，是防止行政权力被滥用的有力措施。在遵守程序的前提下，又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有效的行使自由裁量权，提高行政效率。

三、如何更好的建立法治政府

第一提高制度建设质量，完善行政执法监督体系，为此，一是制度建设的指导思想上，要用以人为本，立法为民的理念来引导和指导政府立法和规范性文件制定的各个环节，切实把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力、促进人的自由平等发展作为制度建设的灵魂，贯穿始终；二是在制度内容设计上，要公正合理地分配权力义务，加强部门权力的相互制约和监督权利对于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和程序对于权力的制约，使政府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在制度框架内正确行使权力，尽心履行职责。

第二要高度重视和培育有利于法治政府建设的法律文化。我国传统的法家文化体系中，法律文化并不健全。我国传统法家文化有重实体轻程序，重义务轻权力，重刑轻民的特点，需要改变，在法治政府建设过程中，应通过多种途径，使执法者自觉改变管制型和全能型政府所对应的政府核心主义，改变忽视权力来源和权力行使宗旨的价值倾向，建立公民本位和社会本位位基本理念的服务政府。

参考文献

刘靖华，姜宪利.中国法治政府.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焦凤君.法治政府建设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8.洪威雷,芦文龙.行政文化学概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10.徐慧婷.中国法制史.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2

第二篇：法家思想对中国企业文化建设的启示

浅析法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的启示

摘要：受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文化、伦理道德及人文精神的影响，中国企业建立在“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基础上，而在刚性管理方面有所欠缺。本文着眼于中国古代哲学之法家法、术、势思想，吸收刚性管理的精华，从企业的制度化管理、企业管理者权威的建立及领导者的领导艺术三个方面，阐述现代企业管理的立法、处势及用术，以推进现代企业管理水平提升。

关键词：法家 管理思想 现代企业 管理文化

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文化、伦理道德及人文精神对中国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中国企业建立在“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基础上，而在刚性管理方面有所欠缺。西方国家是具有法治传统的国家，在管理中将“法”放在第一位，建立和完善了一系列的法治体系和机制。但中国企业管理不能一味照搬西方企业管理思想，必须着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管理文化。本文将从中国古代哲学之法家思想中吸收刚性管理的理论，以更好地满足现代企业管理的需要。

1法家管理思想的核心内容

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战国时期各国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战国初期的李惺、商鞍；中期的慎到、申不害；末期的韩非、李斯。商鞍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而韩非则集三者于一身，提倡法、术、势并重的法治思想，认为只有以法为本，明法、任势、用术，才是保持君权、统御群臣、治理国家的根本途径，使法、术、势成为法家治国思想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

韩非认为，权势是推行法治的凭借，法是维持权势的后盾，也是权势得以维持的手段。只有法与势相互依存才能天下大治。依照法拥有权势则天下大治，违背法则权势亦不能维持。掌握权势的人如果能秉公执法，法律借助权势产生的威力和效率自然会更大。反之，带来的危害也很大。韩非不仅看到法治需要权势来依靠，而且认为要很好地运用权势，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还需要法的强有力的手段。当然，有权势还必须有法术，才能治理好国家。韩非子的法术势相结合就是说重视法治的过程中权势的作用的发挥，同时又认为权势要发挥作用离不开法术的指导和规范。韩非的管理思想中，除了法治借助权势外，还要善于将“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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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有机结合在管理和治国中。术与法不同，法是公布于众，而术要深藏于胸，是君主藏于胸中的考察驾驭群臣的方法。君主需要术来明察臣子的心思言行，不然会被臣子蒙蔽；而臣子们做事要有法可依，不然会胡作非为。所以说法与术是君主治理天下的必备的手段。法治的过程中注意术的使用，从韩非的管理思想来看是为了防止法治过程中君主权力落到奸臣的手中，危及君主的统治。法与术结合，法是客观规则，术是使用规则的方法，只是其使用者是君王，即管理者。

韩非“以法为本”使法、势、术相结合实现法治的主张按其本质来说是为建立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服务的，这种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基本上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在当时没有君主专制，变法就难以进行，所以韩非能够把法家学说发展到一个新高度。

现代企业的管理中一方面要有良好完善的管理制度，即法家管理思想讲的“法”；另一方面也需要领导者合适的管理方法，即法家管理思想中的“术”。再好的制度没有领导者的领导艺术也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而良好的领导艺术没有完善的制度也只是海市蜃楼。只有将法家管理思想中的法术势有机结合，并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中的制度、处势借势和领导者的领导艺术中去，才能更好的经营企业，提高企业科学管理水平。

2对法家管理思想的评价

法家思想对于法术、权势的认识，触及了君权政治的核心问题，因而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对中国传统政治及法律制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法不阿贵，绳不挠曲”、“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明法禁，信赏罚”等主张体现了法制公平的思想。

2.1法家管理思想的合理性。法家管理思想是法术势相结合的有机整体，是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重要部分。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出发，管理者可以从法家管理思想中总结理论基础，学习其管理的实践经验。法家管理理论堪称为中国古代管理宝典，是一个全面有机的理论系统。相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而言，法家管理思想的合理之处有以下４点：

一是法家人性恶理论符合现代企业追求利益的要求。法家不同于儒家的性善理论，而是从人性好利的角度出发提出了性恶论。现代企业管理追求的第一目标盈利，那么法家的人性好利正是与企业管理的目标不谋而合。法家以性恶论为理论基础，提出并产生法治管理理论，同时性恶论也证明了法的必要性和期望获得最高的效率。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要追求高效的产出，同样需要以强有力的制度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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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管理。法家的人性好利同样可以适用于对员工的管理上，实行“以利导民”，充分调动员工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又符合企业自身追求利润的要求。物质需求是人的生存之本，管理者也可将人的物质需求转换为企业管理的管理手段。

二是法家思想强调法治的刚性管理。韩非子主张法治，反对儒家的德治。韩非认为“自直之箭，自圆之木，百世无有一。”，即是说性善的人有，但很少。所以说治理国家要针对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极个别人，所以要实行法治。为了正法强国，法明忠劝，首先法令要简明易行。立法应尽量完备，并且执法者应强毅刚直。只有这样才能法正国强，法明忠劝。正如现代企业管理中面临的问题，企业的制度不完善，或者执行制度不彻底，使企业往往产生管理困惑。现代企业只有建立完善的制度和机制，按照制度办事才能更好地促进企业的发展。

三是正确的历史进化观念。商鞍在秦国实行变法时曾阐述了人类历史的四个阶段：“上世”、“中世”、“下世”、“今世”，提出“不法古，不循今”的口号。韩非继承了商鞍进步的历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前进的社会，不停地发生着变化，并且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韩非曰： “时移而治，不易者乱。”从这种历史观出发，法家治国强国的手段是变法，只有通过变法才能打破原有的旧机制，建立与新的时期、新的形势相适应的制度及管理方法。法家管理思想中进步的历史观正符合当代社会日新月异的变化，时代要求现代企业管理要与时俱进。

四是法、术、势管理思想体系的建立。法术势是一个完整的管理理论体系，为君主集权的秦王朝建立提供了有效的理论依据，“汉承秦制”的汉朝继承了秦朝的集权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形成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政治与法制主体。法家的管理思想是通过政治震慑发挥功效，是人们意识到政治制度的权威性。现代企业管理可以从法家的法术势系统理论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包括“法”的建立、执行，领导者的领导艺术和借势、处势的应用。法家的法、术、势管理思想中具体的管理方法、管理技巧值得现代企业借鉴。

2.2法家管理思想的局限性。任何一个理论体系或是思想体系都有其不足之处，这与理论创建者所处的历史时期，及其人生经历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法家思想的起源到发展以及最后的集大成者韩非再至法家学派的消亡都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是中央集权限制民主政治。强调专制维护极端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主张君主对臣下的绝对控制是法家的思想体现。它们的产生依赖于当时的社会背景，需要君主中央集权以更有效的实行法治，富国强兵。但是时代的潮流在变化，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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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社会民主政治成为有效的国家管理方式，同样，现代企业管理也需要民主管理，但对于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判定法家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无可借鉴。因为法家的专制集权思想是和“治民”、“治国”联系在一起的，法家的“治民”、“治国”思想内容是现代企业中可以借鉴的内容，很有现实意义。

二是重刑主义的极端化。法家的“专任刑罚”主张以严刑峻罚来推动国富民强政策的实施。把法律特别是刑法的作用夸大到决定一切的高度，轻视甚至否定道德感化作用。法家主张轻刑重罚，后期法家甚至将法治发展为极端的刑治。重刑主义发展的结果是重刑轻民：一是重视刑法而轻视民法，二是重视刑事审判而轻视民事审判。

３中国现代企业管理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中国企业管理有了很大发展，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同时也学习了西方的部分先进现代管理理论和先进的管理经验。许多优秀的企业在转换经营体制的同时逐步形成自己独有的管理文化。但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及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不足也逐渐明显，主要有体制、人力资源及领导者素质3方面的原因。

3.1德性管理有余，刚性管理不足。中国企业管理的发展不同于西方企业管理的发展，它经历了仅百余的时间，比起西方企业管理产生时间要短很多。文化上主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很大程度上的“人治”管理现象存在。中国历来重礼教轻法治，重感情而不重制度，管理者仅凭喜好办事的现象严重存在。在一些企业，领导的决策代替了企业的制度，只要是领导的意愿便无条件服从。这就必然导致企业制度不健全，或者制度不起作用，人治色彩过之而法制约束不及，企业的命运往往维系在一个人身上，加大了企业经营的风险。建立一套科学的决策机制，健全企业管理制度并实行依法经营管理，是中国企业走向成熟和健康发展的必由之路。

3.2人力资源优化管理有待提高。现代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和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管理一样，是现代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模块。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企业获得“成本领先”优势的手段和方法也在不断演变，企业的竞争力随着成本的变化不断迁移。今天，企业在高成本下运作，市场竞争更激烈，生产成本、资金成本逐步管理到位，但人力成本在企业中比重越来越高，管理空间较大，法律风险高，成为新阶段的关键成本，也是企业挖掘新竞争力的根源，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水平有待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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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管理者自身素质的提高。管理者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如何在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经济中带领企业立于不败之地，带领企业走进经济全球化的国际社会，使企业管理者必须研究的课题。要带领企业成为现代化、具有强大竞争能力的现代化企业，不仅实行管理思想现代化、管理组织现代化、管理方法现代化、管理手段现代化、管理制度现代化以及管理人员现代化等6个方面，自身的学习与提高是保证企业现代化管理的关键因素。现阶段企业管理者往往注重企业的经济效益，忽视了自身素质的培养与提高。管理者没有足够的知识与素质修养，将不足以带领企业生存与发展。所以说现代企业管理中领导者的素质修养是塑造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的重要保证。

4法家管理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文化的启示

现代企业是社会中的一个单元，需要建立健全完备的企业制度，以协调员工的活动。从法家管理思想中，现代企业可以借鉴到宝贵的管理经验，包括企业的制度化管理、企业管理者权威的建立及领导者的领导艺术三个方面。

4.1法与现代企业的制度化管理。以法为本，事断于法的管理思想，是现代企业制度管理的思想基础，现代企业管理包括条文规章制度和流程制度管理。企业管理制度因生产性企业、服务性企业、金融性企业等不同的企业而不同，但有一点是各类企业相同的，即制度是企业的法典。但是，如何制定制度，把握制度的宽与严的分寸，并具有可操作性，是企业管理难以把握的问题。法家一贯主张制度要详备。法家管理思想认为只有制定出详细周全的法令，民众的行为才能最大可能地有依据。成功的现代企业都有详细的条文制度，内容涉及整个企业的方方面面。从法家的立法原则中可体现出现代企业管理制度的制定原则：一是企业制定制度要遵循自然—“顺天道”；二是企业制度确立要遵循企业员工的利益；三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建立应遵循客观事物内在联系；四是企业管理制度的制定应通俗易懂，便于普及实施。建立了制度，还要特别重视制度的实施，“以法为本”，树立制度的绝对权威性。为此，法家提出：一是要依法遵守制度；二是执法要严明。企业管理制度的实施要依据以上两点才能保证企业顺利发展。

4.2势与经营者的管理权威建立。现代企业家采用以法为本的管理文化，以人为本的管理之术，必须具有以势为先的前提和保证。法家认为，势是与法、术并列的治国要素之一，而且，势还是保证法和术得以顺利实施的条件。一是要处势。韩非子《韩非子·功名篇》指出，“夫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治不肖”，意思是说，一个人仅有贤能是不够的，还得有“势”，不然就无法让不肖者服从，无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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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组织的良性发展。所以一个组织要想很好的推行既定的制度，就必须要有权力的保障，而这个权力就是“势”。在现代管理活动中，一个管理者如果没有树立起自己的领导权威，那么管理活动就很难正常、顺利地开展。领导者必须有“势”，获取必要的地位与权力，那么获得了这种“势”之后如何借“势”发挥自己的影响，有效、有力地领导属下，这就要靠法家所说的“术”了。二是要借势。势靠位尊权重而得，势也靠造势而得。商轶依靠秦孝公作后盾推行新法，战无不胜，但孝公一亡，商教就失去了靠山、保障，一旦失势，便走投无路。因此，企业家要学习借势、凭力，组织众人造势，为企业注入精神与灵魂，形成全体员工共同遵循的核心价值理念，如共同的价值观、精神、理念，凭借“势”使企业更好发展。现代社会发展极其迅速，各种知识、科学技术都迅猛发展，企业领导者完全可以借助这些来为企业的发展注入新鲜血液。同时企业可借助现代社会的各种金融制度，如银行借贷、股东集资等可以使企业的资金流更加庞大，以利于企业扩大规模。以及企业间不同形式的合作，或与其他社会团体的合作经营等形式都是通过“借势”来互惠发展的。

4.3术与企业经营者的领导艺术。所谓“术”就是君主运用法律和权势来御臣治民的方略。韩非的原话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人力资源是企业资源中最重要、最活跃的因素，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纵观成功企业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把企业的人力资源看成是企业资源配置的第一要素。

一是要做好人力资源的选与用。做到以法择人，在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中要制定人才选拔的制度制度；因才使用，使员工各尽其材，按照他们的才能来分配工作职位；不拘一格荐人才，实现任人唯贤，使所有的贤能之人都能得到量才录用；用人所长，避人所短，企业管理者应充分了解员工的专业特长，为每一个人选准最适合的岗位。

二是企业经营者要控制自身行为。要学会倾听与参验，广开言路，避免偏听偏信；要做到无为而治，通过充分授权，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发挥下属的智慧、能力与积极性；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企业自身情况来制定措施，寻找合适的发展路径；要具备小心谨慎的工作作风，全面地认识自己，不被名利包围，保持清醒的头脑，防止刚腹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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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武树臣，李立.法家思想与法家精神.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 [2]朱仁显.早期儒法治国思想融合的轨迹与影响.政治学研究.2003·第256页 [3]赵小雷.法家思想与先秦诸子的关系.西北大学.2005，第30-34，56-59页

[4]彭磊，廖光萍，陈妍.儒家、道家、法家、兵家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经营管理者.2010.16 [5]雨林木风.用法家思想重新塑造中国企业管理文化.东方企业文化.2012.01 [6]徐从根，陆鹏.法家思想的现代管理之道.北京经贸.2008.02 [7]张桂梅.我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浅析.工会论坛(山东省工会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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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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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法家认为：“法生于君”。[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12]。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13]。我国现代法治已觉悟到，人们所苦的并不仅是重刑，轻刑亦为人们所苦，过重的刑罚指挥导致人们的厌恶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罚的效力于过分的严厉性混淆起来，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们都赞助公正的温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对残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小人”，严厉惩罚反抗专制君主统治的臣民。而我国现代的法治则更多的以保护公民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谓“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15]。这些都非常蝼蛄的点明了法治的目标是使老百姓不敢有丝毫的反抗，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严刑者，民之所谓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陈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不起。”[16]这些，一语道破了加重处罚，严厉镇压民众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触犯法律，结果也就达到了法治的目标。但是现代的中国法治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自我国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国家除了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权利外，还建立健全了权利救济制度。立法机关通过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从制度上较好的解决了防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和对已发生的侵权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

法家思想中，对于法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恶，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严格执行。尽管法家也强调法必须顺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义，法家始终站在君主一边，提君主利益辩护。但是我国的现代法治要求发必须是良法，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才能达到实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国”，而我国现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义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则主要是“依靠”“依从”“按照”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法家所强调的法治，实际上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作为统治者的为政之具和统治策略，因此很明显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这样的法治，即成为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最终即归于人治主义一途。而我国的依法治国原则，则是把法作为一种文明价值的体现，作为一种文明理念的灌输，作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和内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科学规划，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层面，人们普遍的依据法律规则，制度，原则去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形成一种严格有序，井井有条的状态，并使违法犯罪现象大为减少。在这种法治中，人们要树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义的价值。

但是，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用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待法家理论时，自然不应忘记它的种种缺陷，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能够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法家所借鉴利用。

1）“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对特权

法家的刑无等级思想是基于当时领主贵族特权猖獗，守旧势力严重阻碍改革进行的社会状况下而产生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8]是对这种思想的最好总结，法家主张适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9]在守法上，强调平等性，君主，臣民都应守法。“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说：“守法守职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这些反特权主张，在当时贵族特权登记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当然，如前文所说，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实践到避免所有特权，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当代人有少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总以为有特权在身，以权试法，而法家这些法特权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

2）“明法去私，反对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24]。法家强调，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能因亲近友好而随意赏赐。情感不能代替法，个人的好恶，恩怨情仇都必须服从法，天下为公则天下大治。法家强调法的公正性原则，主张行法，司法必须公正无私。商鞅认为，严格依法办事，这就是“公”，反之为了私利而损害法的施行，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则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议，国家必定混乱。确定法律就是为了明确人们言行的当与不当，即“明分”，只有保证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国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轨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说：“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故有道之国，法立而私议不行。”[27]，慎到还认为，公正是立法，执法的第一要义，法律公正就要抛弃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28]。应该说，法家的这种观点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以私害法的情况在我们当今社会仍是屡见不鲜。我们应借鉴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执法必严，公正办案，铲除“人情官司”“权钱交易”等问题，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国家利益。

3）“法与时移”，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

法家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要求。商鞅说：“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不宜于是则行之则不干。”[29]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30]所谓“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时代却同样在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制定的法律是比较齐全的，较建国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促进和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如：现在我国行政权被滥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而行政救济权利的途径却很有限；与市场经济主体有关的法律制度，如：债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还不太完善，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缺失的部分应当补充制定，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法家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让“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们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广大领导干部应该带头懂法，守法，护法。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干部无视法的存在，认为权大于法，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已经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间，同样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遇到法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托熟人，甚至进行钱色交易，而不根据法律寻求解决的途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办事成本的提高。因此，当务之急，党和国家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如：电视，报纸，网络来普及法律知识，并且坚持进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树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论。

------------------[1] 《慎法》

[2] 《管子·七臣七主》

[3] 《商君书·定分》

[4] 《管子·任法》

[5] 《韩非子·有度》

[6] 《韩非子·六反》

[7] 《韩非子·有变》

[8]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1页

[9] 《商君书·去疆》

[10] 《商君书·开塞》

[11] 《商君书·画策》

[12] 《韩非子·解老》

[13]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

[14] 《韩非子·画策》

[15] 《商君书·说民》

[16] 《韩非子·奸劫弑臣》

[17] 《韩非子·安危》

[18]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9] 《韩非子·有度》

[20] 《韩非子·有变》

[21] 《商君书·赏刑》

[22] 《商君书·修权》

[23] 《史记·商君列传》

[24] 《韩非子·饰邪》

[25] 《商君书·修权》

[26] 《商君书·修权》

[27] 《慎子逸文》

[28] 《威德》

[29] 《商君书·壹言》

[30] 《韩非子·心度》

[31] 《商君书·定分》

[32] 《商君书·修权》

第四篇：关于我国古代法家“法治”思想浅析

[论文关键词]法家 古代法治 现代法治

[论文摘要]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包含着以法为本、因时而制、明白易知、刑无等级、强国富民等内容,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意义的契合,对现代法治是有所助益的。但是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与现代意义上的法治相距甚远,如治吏治民不治君、君主至上、重刑思想等很多封建性糟粕,也可能成为现代法治的障碍。因而对法家的思想必须进行批判和分析,做到古为今用。

我国古代法家是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变法”和“以法治国”的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商鞅、韩非、李斯等。“法治”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他们主张将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制定为“法”,以“法”作为治国和统一天下的主要方法,即所谓“以法治国”[1]P147、“垂法而治”[2]P163。法家的思想影响了我国古代整个封建社会,我国最早将“法律”二字连用是从法家开始的。自秦汉开始的封建统治者都在统治实践中一定程度上采纳了法家的主张,实行过一定程度的”法治”。然而,无论是从法治的主体、客体还是从其内涵、目的等方面来比较,法家的“法治”与我国现代法治都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一、法家法治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1、法家的“明法论”思想。法家所主张的法治,是将法律公之于天下。“务明易”是指法令一定要明白易知,便于遵守。商鞅认为法令的对象是愚蠢的民众,如果太“微妙”,连聪明智慧的人都看不懂,怎么能让民众实行呢?因此他说:“圣人为法,必使明白易知。”[2]P423韩非也提出了“三易”:“易见”即容易使人看见;“易知”即容易使人懂得;“易为”即容易使人执行和遵守。作到了“三易”,就能确立起君主的信用,发挥出政令的效用,使法令得到贯彻。[3]P70法家还主张“以法为教”,官吏和人民都必须学习法律。尤其是向主管法令的官吏学习法律,由司法官员宣讲、解释法律,使天下的人都“知法”。这种使天下吏民知法不犯的思想,有助于增进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的稳定,一直为后来历朝历代所承袭,对今天的法治建设也有积极的意义。

2、法家的“因时立法”的思想。他们认为,历史在不断发展变化,社会在向前发展,时代变革,社会条件不同,国家的法制和统治方法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商鞅提出:“上世”可以靠“亲亲”,“中世”便只能靠“仁义”;而到了“下世”,“亲亲”与“仁义”都已行不通了;“今世”更不能沿用这些旧的方法。其结论是“不法古,不修(循)今”,必须“当时而立法”[2]P143。在立法原则上法家也提出了“循天道、随时变、量可能”。指立法要符合自然规律,适应时代的要求和社会的实际,考虑实行的客观可能性。所谓“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3]P165;“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3]P165;“随时而变,因俗而动”[1]P148等等。这些思想在今天也是有进步意义的。现代法治虽然提倡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但遵循客观规律、社会现实,不断地修订现有的法律也是无可争议的。

二、法家法治思想中的消极因素[!--empirenews.page--]

1、法家的“君主至上”思想。法家都是把法律当作最高统治者个人统治的工具,他们认为法能保障和加强君主至尊地位与专制权力。首先,法家认为立法大权必须全部收归君主。“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3]P17君主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独一无二的权力。

法、术、势三者紧密结合乃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所倡导,他认为君主为了达到自己的统治目的,是可以充分利用这三要素的。“法”指法令,“势”指权势、权力,“术”指统治策略和手段。三者之中,法令最为重要,必须“以法为本”而兼顾势、术。韩非明确地指出:“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3]P131、“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3]P135、“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3]P137他还强调推行法术必须占有权势地位。可见他还是对君主重权势与术,而对臣民则强调严刑峻法,轻罪重罚,以此来实现君主集权的专制政体。法律是君主的统治工具,君主本人不必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累。古代法家倡导的“法治”是“君主专制”。而我们现代法治却是民主的,把法当作权力控制的手段、途径。法治意味着控权制度的存在。法律高于权力,法律至上是现代法治的重要内容。法律对权力的控制,是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

2、法家的“以刑去刑”的重刑思想。在这方面,商鞅第一个系统提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的重刑论。主要包括:其一,在刑罚与赏赐的内部关系上,他强调刑主赏辅,赏赐仅仅是刑罚的辅助。他说:“夫刑者所禁邪也,而赏者所以助禁也。”[2]P138其二,“刑不善而不赏善”。他认为法的任务在“治奸人”,而不在“治善人”。对付“奸民”的手段只能是“重刑”。刑罚重,民众就不敢犯法,这样便都不敢做坏事,就使全国的民众就变“善”了,这叫做“不赏善而民善”。其三,轻罪重罚。他指出:“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认为加重对于轻罪的刑罚,便不致产生轻罪,重罪更无从出现。这种公然否定罪刑相适应、向人民炫耀暴力、滥施淫威的观点,表明了新兴地主阶级及其“法治”与人民在本质上的对立关系。韩非也发展了商鞅的重刑主张,认为重刑是符合人的“好利恶害”的本性,是“禁奸”的有效手段,是“爱民”不是伤民。也就是要使人民在严刑峻罚面前心惊胆寒不敢犯法。[3]P143商鞅等法家代表人物的这种观点,后来成为秦始皇推行严刑峻法的理论基础。在整个封建社会也有深远的影响。这种残酷镇压人民的做法,“以刑去刑”的重刑主张,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是不可取的。与现代法治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是格格不入的。[1][2]下一页

三、法家法治思想中既积极又消极的因素

1、法家的单纯“法治”的思想。“法治”是针对儒家的“礼治”、“德治”提出的。儒家主张“以德服人”,轻视法律的强制作用,法家针锋相对,主张“以力服人”,“法治”是最有效的方法。现代法治却认为“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两者并不矛盾,道德是制定法律的基础和根本,它从正面引导人们向上向善,告诉人们应该做什么,怎么做才是正确的、合乎天理和人道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被人们普遍接受和尊敬;如果相反去做,就会受到人们的鄙夷。而法制是推行道德的约束和保障,它从反面制恶制暴,告诉人们不能做什么,如果做了,就要受到相应的制裁。应该说道德规范是指导人民行为的根本原则,是一个国家的社会行为基本准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支柱。“德治”和“法治”是一个事物的正反两个方面,单独强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要顾此失彼的。当然,法家的“法治”思想符合封建制确立时期的时代要求,与儒家的“礼治”相比更为积极进取。[!--empirenews.page--]

2、法家的“治吏”思想。法家也把治吏放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提出了“明主治吏不治民”[3]P113的观点。还提出“刑无等级”这一在执法和适用法律上治吏的思想。商鞅提出“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犯上制者,罪死不赦。”[2]P280韩非强调“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不避尊贵,不就卑贱。”[3]P42只有君主依法治吏,才能“禁奸臣”。法家的治吏思想在规范权力和防止权力的滥用上与现代法治具有一定的一致性。两者的目的都在防止权力的懈怠与权力的滥用。法家的治吏思想对于倡行法治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法家的治吏也有它消极的一面,它不是现代法治意义中的权力控制。两者的主体是不同的,法家的治吏的主体是皇帝,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的主体是人民。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法家治吏的“吏”是不包括最高权力拥有者——皇帝的,而法治中的权力控制所要控制的是除人民及其终极权力之外的一切权力与权力拥有者。

3、法家的“民本”思想。“好利恶害”的人性论,是法家“法治”的理论基础。法家认为,法不是天造地设的神物,而是人性民情的反映。韩非指出:“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3]P149“因民情”是指法律的制定要以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为基础。商鞅说:“人情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2]P175表面看来,人性理论和强调立法上因民情、重民、利民的这种民本思想考虑的是人民的需要与愿望。这种传统的民本思想在现代社会依然很有影响力,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对民主起到引入的作用。而且,民本思想绝对比单纯的专制思想要进步得多。但是,这种思想实际上是要将法律变成操纵人民切身利益的手段,为统治者所用,不同于现代法治中的民主思想,而且“民本思想”毕竟是“君权思想”之下的产物,它骨子里包含的并不是现代民主与法治。如果将民本理解为民主,那么民本就会成为民主的障碍,从而影响法治。因此,必须理性地对待这种民本思想。现代法治的民主思想是指必须运用法律从社会层面上保证人民的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实现社会普遍的民主。法律保护人民民主权力与民主权利的民主才是完善的。

总之,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的区别。法家的“法治”是为了“治民”、“治吏”,即“法治”的主体是皇帝,客体是民众和官吏;“法治”的内涵在于以严刑峻法来威慑百姓,实行法治的目的是要“定分止争”,使老百姓服服贴贴地屈从于专制统治。而现代法治主体是全体人民,客体是各项国家事务和各种社会生活。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方面和主要的社会关系均纳入法律的轨道,接受法律的治理;法律有至上的权威;国家的权力依法行使;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公民的权利、自由和利益受到保护等等。对法家的法治传统思想,一方面要看到积极的一面,即它的很多学说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的启动;另一方面要批评它消极的一面,警惕它给我们现代法治建设带来障碍。

第五篇：浅谈法家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浅谈法家思想对我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影响

论文关键词：法家思想 现代法治 影响

论文摘要：马克思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现代法治是人类文明综合发展的产物，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走向法治，在相当程度上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法家是最重视法律的，且在两千多年前就提出了“法治”的主张。但其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对中国古代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是有积极意义的。

引言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

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

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

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

段。

1.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治国的推崇。、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

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

进行现代反思。、法家思想的负面消极影响

法家在中国传统思想流派中是最重视法律的，对法律的研究也颇有成效。当代美国学者皮文睿高度概括了“形式的、浅度的”法治概念，即统治者的权力不是任意运用的、而是依照法律规定行使的，其对立面是人治。基于本文第二部份的分析，我们应该可以说，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上述这种“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即法家重视法律规则，强调法律应在政治和社会中高度规范化的运行，注重以“法”治理国家。但是，现代法治必然要求是“实质的、深度的”法治，它是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人权概念相辅相成的。可见，法家的基本价值、立场与我们现在所追求的法治还是有差距的。在我国正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际，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3.1 现代法治讲求法律至上，而法家则强调君权至上

法律至上，即为“任何个人与法律相比，法律都具有更高的权威。”①法律至上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理应置于首要位置。所有符合人民共同利益，符合宪法精神的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不允许有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权与个人。法家君权至上的思想与法律至上的理念是不可调和的。权力至上与法律至上是两种不同的理念和制度，前者以个人权力为权威，赋予最高权力以最高和最终的支配力；而后者则以法为最高权威，一切权力都要受法律支配。二者无论在价值取向或实际选择上都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绝无调和的可能。

3.2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平等，而法家思想则无权利平等观念

权利平等是指全社会范围内人们的权利是平等的，就是承认所有社会成员法律地位平等。只有人人平等，排除个别人有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才能实现法律至上与法的统治。法家思想中，最容易被认为有平等色彩的是其关于“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主张。我们不能因此过高地评价它的平等意义。首先，这种主张没有把君主包括在法律可制裁的范围内。其次，从法家人物的有关言论看，其主张的真实含义，是贵族犯法和庶民一样给以刑罚处罚。

3.3 现代法治讲求权力制约，而法家则倡导极端的君主专制

权力制约是指所有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公共权力（主要是国家机构的权力），在其运行的同时，必须受到其他公共权力的制约。而法家倡导的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与现代法治的权力制约理论是不能相容的。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根本对立的制度，真正的法治从来都是与民主连在一起的。而专制制度从根本上讲，是反法治的。法家理论是一套以维护君权为核心，为君主谋富国强兵、长治久安之道的政治理论，其最大特点在于肯定君主的绝对权力。这种极端君主专制的理论，很难适应现代法治的要求。

3.4 现代法治讲求权利本位，而法家的“法治”是以义务为本位的

权利本位是指，在国家权力和人民权利的关系中人民权利是决定性的，根本的；在法律权利和法律义务之间，权利是决定性的，起主导作用的。权利本位文化的实质，是个人权力的实定化和义务的相对化。在这种文化背景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自主关系。而法家之所以强调法律普及是为了使“民莫敢为非”①。也就是说，法家讲法律普及目的在于使民众“配合”君主的专制统治，即韩非所言“以法教心”②。法家讲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中的法治是刑法，其从来不为民众设定任何权利，民众从来只有服从的义务。这些都是与现代

法治所追求的权利本位相矛盾的。、结语

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去理解法家思想，其所反映的是当时与正在没落的封贵族和奴隶主贵族阶级相对的新型地主 阶级的立场，具有进步和革新意义。本文第二部分已分析，法家对于法的认识大致上是符合“形式的、浅度的”法治观的。法家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对以“法”治国的推崇，尤其是其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对推动社会进步有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之间有不能相容之处。从根本上讲，现代法治与法家思想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系统中的理念和制度。法家思想的根本特点，在于把法看作实施君主之治的“帝王之具”，此与现代法治保护人权，约束权力的精神正好相反。从这个层次上讲，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不能与现代法治相比的。所以，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正视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现代法治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王利明《中国法制改革学术讨论会发言摘要》载于《法学研究》1989年第2 期第12

页。

2.张国华著《中国法律思想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3.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4.任建新《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基本知识》，法律出版社，1996.5.杨鹤皋。中国古代法律思想论集[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6.屈永华《法家治国方略与秦朝速亡关系的在考察》载于《法学研究》2007年第5 期

第14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