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德的法律社会学思想对中国法治的意义

第一篇：庞德的法律社会学思想对中国法治的意义

庞德的法律社会学对中国法治建设的意义

庞德是美国的著名法学家、现代社会法学派的创始人，他从强调实现法的目的、法的效果这一前提出发,认为法是社会控制的一种工具。法的目的任务在于最大限度地满足、调和相互冲突的利益。这种思想很早传入中国, 并颇为流行。特别是从1946年起, 他担任了国民党政府司法行政部和教育部的顾问以后, 对中国的法律教育等, 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 在中国法学界的影响也就更大了。现作简要分析探讨如下：

（一）关于法律教育的问题, 是庞德社会法学派思想的重要方面。在他看来, 对于不够重视法律、法律知识远远没有普及的中国, 法律教育更为显得重要。庞德指出, 今日中国司法行政的需要, 莫过于对中国本身的法律, 要有充实的统一的法律教育。关于这一问题, 他分为以下四个方面来说：

第一, 法律教育在现代立宪政体中的地位

庞德认为, 现代立宪政体下的法律, 是一种有系统的社会控制, 可以用来“ 调整关系、整顿行为。”所以, 法律不是社会控制的描写,而是社会控制的指南。

而立宪政体的最大特征, 是一切依法而行, 这是与专制政体不同之点。因此, 法律教育与立宪政体的关系, 应该是立宪政体需要法律, 法律同样需要有系统的法律教育。因为, “ 有宪政而无法律, 不能有效的运用, 有法律而无有系统训练的法官、行政官及法律家,也不能发生宏伟的效力。（庞德著《法律教育第一次报告》,以下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法律教育是法律的基本问题, 而法律是宪政的基本问题, 所以法律教育也是中国建立永久的立宪政体的关键。同时, 法律教育,可使司法行政更为稳妥而有效, 并且是人民与官吏间公正与和谐的关系的保证。

第二, 统一法律教育及发展充实学理上论著的必要

他说, 中国现在是需要用统一的法律教育, 来讲述中国本位法律的时候了。故应当放弃研究他国法律中理想的规定, 不再就每一细小节目, 力图模仿外国, 以求取最时髦的法律。因为, 若将他人制度原则及规律移植于本土, 而不了解其过去的历史及经验的过程, 实在是一种错误尤其法律中的“ 新理念” , 在未置于经验中试验以前, 即予采用, 更属不智。所以“ 此时, 哑需对于中国已有的法典, 予以理解及实验, 使成为彻底中国所有的法律。”

与统一的法律教育密切相关的学理上的写作和阐发, 也是十分必要的。因为, “ 非官方的学理上写作, 实胜于琐细的立法。学理上的论著, 确可成为法院判案时有力的指南。”这是因为, 它们既是统一法律教育的产品, 又可使法律得到统一的发展和适用。

第三, 中国法律教育的特种问题

中国法律教育的特种问题, 是指法律教育的范围与目标。庞德指出, 普通的法律训练, 对于法官、法律教师以及从事实务的人,都是必须的。如普通文官、行政官员, 必须了解什么是个人的合法权益, 什么是法律规定的保障, 那些权益的救济办法。所以, 他们必须好好受一番本国法律的全盘训练, 使能领会其工作在整个法律系统中所占有的地位。

为此, 中国的法律教育, 应抓住重新改造和谋求统一的机会, 使法律训练对于法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都发生高度的效用。

第四, 改造充实中国法律教育的问题

这个问题, 在庞德看来, 首先是应该把法律学院放在大学里, 成为大学的一部分, 而不设与大学分离的独立法律学院。因为, 律师业务是一种学识渊博的职业, 如求学时代能使他们在大学中, 受到多方面学术空气的薰陶,可以避免狭隘和“ 短视”。而使法律教授成为大学学院中的一员, 生活工作于鸿儒群中, 这可以“ 获切磋琢磨之益。”

其次是学生的入学条件, 他认为, 应将其法律专科的研究, 建筑于良好而广博的普通教育之上, 即习法学生要有比较好的各方面的基础知识。这是因为, 纯粹职业的训练, 容易促成各种事业或行业间的猜忌、误会与狐疑。

而且, 作为司法人员, 不仅要接受广博的教育, 更需要以维护民族正义为职责, 故应了解民族的文化、性格及理想。在中国则可求之于它的古籍经、史、正、集。因为, “ 中国有其自身的经、史、子、集, 纵无决定中国文化的功效, 至少已经渗入了中国的文化。圆通的中国教育, 决不能疏忽中国的经、史、子、集。”

这是法律教育必须建立在良好的普通教育的基础上, 法律教育必须与大学中文理、哲学、医学等教育, 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补充。而且, 要深刻了解民族的文化和性格也就是要与整个社会、民族的需要结合起来, 以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

（二）庞德的社会法学派思想, 内容丰富, 涉及的面也广。但都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法的任务和价值, 达到法的目的。而要实现法的任务与价值, 达到法的目的, 就必须强调法的实际作用而不问其抽象内容必须强调人们的具体要求, 以满足人的利益和愿望而不问其抽象的意义王必须把重点放在政治和经济发生高度的效用上, 而不是寻求最大限度的意志自由必须使法律教育不局限于少数法官、律师、法学教授, 而要普及于政府一切官员和所有从事“ 实务的人”。并以普通教育为基础, 使法律教育与其他学科教育密切联系、相互影响必须谋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安全与调和相互的冲突, 从而出现一个“ 和谐”、“ 至善”的境界。也就是说, 要使法发生最好的社会效益。这在实际上是把法认为是一种社会工程, 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的体现。也就是要使法成为社会、集团、家庭、个人日常生活所必须, 使社会化观念进入法的领域, 达到法律意识社会化。

法律意识社会化, 在人们的法律意识得到普遍加强的情况下, 这对于立法、司法可以加强监督和建仪, 也善于辨别良法与恶法, 有助于良法的推行和恶法的抵制与修改。与此同时, 由于法的社会化, 全国上下都依法办事, 则能顺利地调整国家与社会集团、政府官员与人民间的关系, 调和与改善对立者之间的冲突和矛盾, 这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团结。

庞德认为清末以来中国修订的法律是采用大陆法系, 并且推行已久, 有一定的实践经验, 应该肯定。虽他本人“ 衷心钦仰”英美法系, 但认为对于缺乏英美法系历史背景的中国并不适宜, 何况英美法律家对于立法工作并不擅长, 而“ 重建中国, 必须有很多的立法。”至于英美法系中可取的东西, 例如民商合一、信托概念, 中国都已采用了。因而加以褒扬, 所谓“ 此一举措, 殊足表示其见解之卓越。”而且指出, 中国的立法、司法和法律教育, 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理解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性格, 故不能忽视中国的固有文化“ 经、史、子、集”。因此, 讲法制史时, 中国法的历史, 应有一个相当的地位, 以表彰“ 以前中国法律的特征, 并以启示旧法对于现行法律的影响。”这些与自清末修订法律以来, 中国政府聘请的外国法律顾问及参与中国法律改革讨论的一些外国人, 是有很大不同的。庞德要比他们开明与现实得多。

当然, 庞德对于中国近代法制改革与建设的态度, 实际上是赞同清末以来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立法及其思想, 肯定国民党的《六法全书》, 并支持其施行。但他关于中国的法制建设, 既要吸取外国的长处, 也要结合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的主张, 无疑有其一定的道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 所以他的主张和思想, 曾得到当时中国的法律家和政治家们的赞同与支持。这也是无可否认的。

第二篇：韩非法治思想对当代依法治国的借鉴意义

韩非法治思想对当代依法治国的借鉴意义

摘要:韩非子是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法家思想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他的思想学说批判吸收借鉴了先秦法家思想的精华和儒墨道思想理论，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性的以“以法治国”为核心的法律理论体系。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工具的极大改善，由传统的“青铜时代”进入到“铁器时代”，西周时期的分封制遭到极大的破坏，社会秩序混乱，礼乐制度开始瓦解。诸子百家纷纷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法家思想就是在这种局势下发展壮大起来的。法家思想产生于春秋时期由管仲、子产提出，到战国时期经过李俚、商鞅、申不害、慎到等人的发展，在秦朝时候达到鼎盛时期。韩非子作为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融合了商鞅的“法”、慎到的“势”、申不害的“术”，形成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治思想。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对于我国依法治国建设具有极其重大的借鉴意义。本文将从韩非子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理论来源、思想内容、历史影响以及对当代社会的价值进行论述。

关键词：韩非子、法家思想、依法治国、意义

引言:2015年3月，党的十八大五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坚持“依法治国，依规治党，坚定不移的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表明我国的法治建设已取得了新的突破，社会关系的各方面已经得到了强而有力的整合，在立法、司法、守法、法律监督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是，对于中国社会的法治现状我们也要有一个清晰的认识。由于我国长期处于封建社会，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传统的人治思想依然比较突出，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思想严重，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加强法制建设，在19世纪70年代仍然发生了文革就是最好的例证。再加上法制体系的不完善，人们法制意识观念淡薄，执法不规范等现象大量存在，因此我国的法制建设都有很多的问题和不足。那么在面对种种法治层面问题时，我们该如何解决？很多人会说要创新，但我们必须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去汲取有利于当今法制建设的一些优秀成果。因此，先秦法家思想对当代依法治国具有极其丰富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坚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地对先秦法治思想的传承，从中找出对当今中国有借鉴意义的理论，研究先秦法家思想具有重大意义。

绪论

1、研究背景及意义

(一)背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极快的发展，中国的法制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依法治国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果。然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守法、执法不严的现象屡见不鲜，社会主义法治面临着挑战。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入决定性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我们党面对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更加重大。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法治就顺其自然地成为法学界和社会各界、各阶层人士关注的焦点，人民的视线开始再次关注先秦法家思想的法治学说。因此通过对先秦法家法治思想理论和特色的分析，我们不能“一刀切”，要用理性的态度借鉴和吸收其优秀的成果，这对于实现依法治国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国内外研究现状

进入新世纪以来，伦理学、法学等概念逐渐在中国形成和发展起来，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一些知识分子对我国先秦法家思想产生量浓厚的兴趣。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极大成者，古今许多学者多多少少对韩非子及其思想进行了研究和评述，据《史记》记载，李斯和秦二世都曾对《韩非子》进行引证，由此可见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近代以来，以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等大家们对韩非子法家思想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杨鸿烈显示所著的《中国法律思想史》，把法律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去看待法家思想的发展历程。这样对于后世就能清晰地看到法家思想在构建法治中国中的重要意义。对于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研究，相对于国内而言，日本及欧美学者也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以前，许多国外学者认为严格意义上说古代中国并不存在法治，因为古代中国倡导“君之立法”，法律是为君主专制服务的，君主凌驾于法律之上。而西方则倡导自然法，“天赋人权”，以契约的形式来建立法治。随着西方学者对中国先秦法家思想的研读，他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法治虽为“君主所为”，然一旦公布，人们就必须遵守。美国学者了解到，虽然法家思想强调如何用法律控制普通大众，但又坚持“法不阿贵”不被认为法律是公平的。

一、韩非子法治思想产生的背景以及与其他先秦学派的关系 1.时代背景

1.）政治上，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前233）战国时期韩国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理论家。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西周末年，周王室衰微，奴隶主贵族开始走向没落，而奴隶社会的分封制以及开始阻碍社会的发展进步，各诸侯之间相互战争不断，形成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的局面，新兴地主阶级产生并逐渐发展壮大，出现了“礼崩乐坏”的情形。为了保护自己不被侵犯和拓展疆域，新兴地主阶级纷纷实行变法以寻求强国之道，法家思想顺应了地主阶级的要求，各诸侯国实行变法图强，法家思想开始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并逐步形成了以法治国的君主专制制度。

2.）经济上，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打破了传统的青铜时代进入铁器时代，农业上开始广泛使用铁器，牛耕也得到极大的发展，从而使得这一时期的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了私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私田被开垦出来，新兴的地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逐渐形成了“井田制”。同时，个体经济也得到发展，“工商食官”的局面被打破，商人和手工业者开始出现。

3.）文化上，这一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各种思想流派相互争论、辩诘，同时促进了思想文化的解放和发展。大兴私学，打破了传统的“学在官府”的局面，促进了更多的普通大众也有学习文化的机会。各家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以寻求诸侯国采纳自己学派的治国主张以便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同时，学术文化也传入民间，许多的著作也在民间广为流传，从而促进了文化的发展。2.韩非思想与其他各学派的关系

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是法家思想理论的核心人物。他的最大就在于他将先秦法家思想变得更加系统化、理论化，使法家思想成为一门真正意义上的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派。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在吸收先秦法家思想精髓的基础上，同时，也批判吸收借鉴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备的法律体系。1）.儒家思想对韩非子思想的影响

众所周知，韩非子与李斯师承荀子，而荀子则作为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则与其思想有相似之处。在政治上，韩非子主张“法治”而批判儒学“仁”的思想，他认为：儒家的思想已经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只有用法治才能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不行，礼不兴，则刑罚不重”（论语.子路），从孔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刑罚不重”的根源就是“名不正”。因此，做任何事都要求我们正名，这与韩非子法治思想中的“循名责实”有异曲同工之妙。韩非子否定孟子的“性善论”，并在荀子“性恶论”的基础上升华，提出了“好利恶害，夫人之所有也”（【韩非子.难二】），他认为人人都有计算之心，因此需要用法律来规范和约束人们的日常的行为。在治国方面，儒家思想强调“人治”“以德服人”，而韩非子则注重“法治”“以力服人”。总而言之，韩非子从部分否定儒家思想到全面否定再到吸收融合，从而使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更加具有时代的光辉。2）.道家思想与韩非思想

老子作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首次提出了“道法自然”的法律思想，他主张“道”是世界的本原，世间的万事万物皆因道而产生、发展和消亡。人们应该遵循“道”，即事物发展的规律，不可违背“天道”。老子曾在【老子.二十五章】中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可以看出，“道”作为一种准则，任何人都不能违背。韩非子批判地汲取了老子的思想，他认为“道”和“法”是相通的，“道”即是“法”，天地万物遵循去固有的“道”，治国也要有相应的“法”，“社稷之纲”“君臣之道”等思想都包含着法的因素在里面，韩非子在【韩非子.解老】【韩非子.喻老】等文章中对老子的思想进行继承和评述。

3）.墨家思想与韩非思想

从韩非子思想的形成来看，墨家思想对韩非子的影响也颇为深远。墨家代表小私有者的利益，他们主张“功利主义”思想，认为当时的诸侯不能剥夺他们的财产，应该保护他们的财产私有，这与法家代表土地私有者利益相同。韩非“人性好利论”除了继承荀子的“性恶论”就是继承墨家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正是由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利益，社会才得以发展。墨家所提倡的“兼相爱，反相利”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与韩非所提倡的法治不同。墨家“法”是广义的，所建立的是“兼爱”思想，而韩非则强调“法”是总则、规范、衡量一切的尺度。

二、韩非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批判继承了先秦法家思想和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从而建立起一套规范化、系统化的法治体系。他从“法与时转则治”的历史观来看待法的重要性与可变性，从“人民众而货财寡”的人口论来论述实行法的强制性，从人的“好利毖害”人性论来批判人都有的“计算之心”。韩非子这些理论基础奠定了“依法治国”的基础，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化的中国、全面准确地理解韩非法治思想理论基础、对今天的法治建设具有极重要的意义。

1.“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在中国先秦时期就一直是人民争论的焦点，孟子提出了“性善论”，而荀子提出了“性恶论”，告子则主张“性无善无不善”，韩非子师承荀子，但其著作没有明确提出“性恶论”，而是用理性的思维批判吸收荀子的“性恶论”观点和墨家“功利主义”思想来重新看待人性问题。我们都知道，早在商鞅时期，法家思想就体现了人是自私自利的观点，“民之欲富贵也，共阖棺而后止”，可以看出人追求利益是本性。管子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加具体的描述“失凡人之情，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认为，对于我们普通大众来说，看见对我们有利的东西就会去争取，而对于我们有害的东西，我们就会本能地躲避它。荀子“性恶善伪”的观点，“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韩非认为正是因为人性“趋利避害”才使得法得以产生。“法通平人情”“凡治天下者，必因人情”。韩非认为虽然鳝鱼看起来像蛇，蚕看起来像蠋，人们看到蛇就会害怕，看到蠋就会害怕，打渔者手里可以拿着鳝鱼，妇女拾蚕，这是因为利益所在，“皆在、诸”，因此韩非在前人的基础上，看出人们看到利益就会忘记恐惧。韩非的人性“好利害恶”论是在人们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首先人们会本能满足吃穿，用行，然后再去追求名利、财富等，所以，可以看出，韩非的人性论是人的本能，即本能地“趋利避害”。虽然韩非与荀子都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但韩非认为人的本性在后天是不可改变的，否定了荀子“化性起伪”的思想，把人性恶推到了又一个高度，皆挟自为之心，认为利是人们一切行为的出发点，不应该用道德观念去衡量一个人。“人为婴儿者，父母养之简，子长而怨。子盛壮成人，其供养薄，父母怒而消之”，韩非认为父母子女直接赤裸裸的利害关系尚存在计算之心，何况君臣之间，韩非把人性的劣性批判的很透彻。通过对人性的认识，韩非认为只有用法来规范人们的言行，用苛刑防止人们犯罪，因此，“有功者必赏，有罪者必诛”成为韩非治理国家的有效手段。

2、“法与时转则治”的进化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动荡、大变革时期，先秦诸子百家面对动荡的社会环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韩非对法律进化观的思想是对先秦法家思想的总结和概括，从根本上肯定历史是前进的，否定了儒家思想历史退化的观点。韩非子认为历史是从低级向高级进化的，他把中国历史划分为3个阶段，即上古、中古和当今，且认为每个阶段都有其独特的时代特征。“上古竞于道德，中古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对于当时诸侯战争不休的局面，儒家提倡复兴“礼法”则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韩非认为“道”是法的本原道外显“常”，而“常”又是对立统一的。因此，改变战乱不休的混战局势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是法，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证“治”与“乱”的影响，“唯治为法”，只有“法”才能得出“治”的结果，所以，要明法和用法。“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就必须采用不同的治国方法。“今有构木钻火遂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因此，韩非子得出结论：法律要适应时代变化的要求，“法与时转而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则乱”。在当时诸侯间混战局面，韩非提出“依法治国”的主张，统治者凭借法治能够在诸侯争霸中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同时，也为法家思想为诸侯国所采纳法治提供理论依据。

3、“人民众而财富寡”的人口论。韩非不仅提出了历史进化论的观点，还进一步回答了历史变化的原因以及实行以法治国的根本原因，从而进一步说明韩非实行“以法治国”的时代理念的历史必然性。随着社会物质条件的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已经不再遵循原始的群居状态、彼此之间和平相处，没有争夺危机。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口的快速增长，生产资料的匮乏，“不患寡而患不均”，由于分配的不公平，人们之间开始对物质生活资料开始进行争夺和占有。众所周知，在原始社会时期，人们是群居式生活、共同狩猎、共同生存，那个时期的物质资源相对于人来说较多（原始社会时期人口较少），供过于求，大家都能和平相处。但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众多，物质资料有限，为了生存，人们之间开始进行掠夺、侵略、战争。韩非子用“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来论证“人们众而财富寡”的观点。在这一动荡的时代，只有实行“以法治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才能解决人口多而物质少的问题。儒家思想主张恢复周朝“礼乐制度”，主张用“仁”来治理天下，不符合当时诸侯争霸的需要。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对于当今复杂的社会关系，必须明确用法来规范和约束。“法者，事最适者也”。

三.韩非法治思想的主要内容 1.法的含义

作为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法家，其核心是“法治”，主张以法治国。我问可以根据许慎的【说文解字】中“法”进行解说，古体的法写作“灋”，意味着公平如水，度量的意思。关于法的起源，管子曾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曾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从中可以看出，法律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国家的出现而产生的。韩非子认为“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由此可见，韩非所倡导的“法”必须是公平的、公开的、平等的、立公费私的。第一：公平性。在我们当今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仍追求法律的公平性，“释法术而心治，尧不能正一国……则人力尽而功名立”我们如果不用“法术”而凭借主观意志去治理国家，就算是尧也不能治理好；没有规矩思路而胡乱猜测，就算是奚仲也不能做好一个轮子；放弃尺寸然后去比较长短，就是王尔也不可能做到半数符合标准。假如中等才能的君主遵循法术，笨拙的匠人掌握规矩尺寸，就会万无一失了。君主去掉闲人，巧匠去掉尺寸，什么也做不好，奉行中主，拙匠都万无一失，大家一起竭尽全力做事，功名也会建立起来。第二：公开性。韩非子在【韩非子.难三】“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也”韩非子主张法律必须公开，并通过成文的法律公之于众，并且通过赏罚制度使人们心中有法可依。第三：平等性。儒家思想强调的是“刑不上大夫”，而韩非子则强调“法无阿贵”“刑无等级”，他的思想打破了传统的封建封建思想，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第四：立公废私性。韩非子在【韩非子.八经】“审公私之分，审利害之地，奸乃无所乘”，强调公和私是对立的，主张立公以实现国家的整体利益，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反对普通民众追求私利。

2.韩非子法治思想的内容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就是为了巩固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提供的治国之术，如何运用法律才能使国家治理的更有效，是先秦法家思想一直探求的核心。韩非子作为战国时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理论已达到完善地步，同时也被当时的秦国所采用。正是因为秦国采取了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才使得秦国在诸侯征战中逐渐强大起来，并最终统一六国，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王朝。韩非子完美融合了“法”“术”“势”三种理论思想，他坚持把“法”作为三种理论思想运行的根本，“势”和“术”相配合，才能有利于建立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1）以法治国

韩非子认为世人都有“趋利避害”的计算之心，人们不会自觉的去耕种和参军，必须通过法治的强制力去约束、强迫他们从事，而法治就是“以法治国”“以法为本”。管子说“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可见，法是治国的根本所在。商鞅则把法看作是国家强大的根源，社会依法治国，人们就会服法，从而国家就会强大。与先秦法家思想一样，韩非子也认为实行法治的前提是必须明法，在执行的过程中要严格地执行。只有坚持“以法为本”，国家才能够顺利的有秩序的向前发展，国家才会变得富强。韩非子还认为法律应该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而否认法是一成不变的，根据当时的社会环境立法，才能在混战的局势中强大起来。当然，立法必须要符合广大人民的意愿，用法律来推进社会关系的和谐。韩非子把法律作为评判人们行为是否合法和评论人们功过是非的标准。总体上说，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必须公之于众。韩非子认为制定法律必须做到万事皆有法并且以成文的形式公之于众，即“编著于图籍，布之于百姓”做到法在人们心中。同时在制定法律时遵循“顺天道，因民情，随时变，遵事理，量可能，务明易”六大原则，使法律本身必须符合自身运行的“道”，顺应社会发展的规律，符合民意，才能为普通民众所遵守。“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法官”，明法的目的就在于有效地打破官吏凭主观意志随意断案的行为，还可以有效预防人们犯罪。官吏要“任法”，在执法过程中要严格执法，去私存公，打破传统官吏的个人专横；同时，民众也要“从法”，把法放在心中，不违法。其次，法律必须是统一和稳定的。便于法律的遵守和执行，韩非子主张法必须是稳定和统一的，法令不能“一区一法”“朝令夕改”；同时，韩非子认为立法只有皇帝一人有权力“圣君立法”“法为君操”从而来保障法律的统一性。“法莫如一而固”强调法律具有稳定性，即使是君主也不能随意更改法律。如果一个国家总是变更法律，那么，这个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的局面。因为人们没有稳定的法遵守，社会成员具有盲动性，法律也就达不到预期治国的目的。韩非子认为几种法律之间不能相互矛盾，如果法律之间相互有冲突，也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再次，法律必须树立权威。作为普通民众行为的准则标准的法律，具有强大的强制力，原因就在于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且法律高于一切。“明主之国令者言最贵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从商鞅“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中可以看出每个人都必须遵守法律甚至于君主也要遵守。“法不阿贵”正是体现这一思想。法律面前的平等，保障法律的绝对权威。

最后，做到公正执法。韩非子认为奖励和惩罚是保障法律实施的两个方面，正是因为人人都有计算之心，必须用“奖”“惩”二柄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商鞅主张赏刑制度，并且认为罚大于刑，用刑罚来预防人们犯罪，同时用奖赏作为辅助。“刑生于力，力生于强，强生于威，威生于德”可见商鞅的重刑思想，已达到无刑社会。韩非子则继承了商君的重刑思想确立“厚赏重罚”制度，奖励和惩罚都必须严格执行，达到防止人们犯罪的目的。韩非子从人性的“趋利避害”劣性进行出发，对于犯罪者的行为进行惩罚，坚持“以刑去刑”的思想，反对儒家思想中“重刑伤民”的观点。韩非子用重刑来阻止人们犯罪“所谓重刑者，奸之所利者细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故奸必止也”，但韩非子并没有深入犯罪者的动机，只是单纯的用严刑来恫吓人们的行为，没有树立法律的权威。（2）“法”“术”“势”相结合

韩非子进行法治变革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同时实行法治也可以使君主的权力变得至高无上，君主凭借“势”来治理国家。“抱法处势则治”从而否定儒家有关“德治”主张。慎到曾对“势”做了形象的描述：腾蛇游雾，飞龙乘天，如果他们失去了凭借，龙和蛇也就没什么不同。韩非子认为“势”必须为君主一人所有，“势为君主所擅”君主运用手中的权势控制臣民，从而有效地治理国家。一个君主，如果失去他所凭借的权势，他的政令就不会得到贯彻实施，根本谈不上以法治国。因此，韩非子认为“势”就像老虎的爪子，君主拥有权势，臣民才会对其顺从。当然，如果只强调“势”而忽略“法”国家也不会长久，把“势”和“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富国强兵。君主为了保障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防止臣子篡权，必须采用“术”来加强权势。君主要善于运用“术”，通过运用“无为术”“自神术”“赏罚术”“听言术”“用人术”等来监督或任免臣子，使君主保持神秘色彩以控制下臣。韩非子还提出“明主治吏不治民”的观点，从人性计算之心出发，他认为君主和臣子之间也存在斗争和妥协的关系，君主若想在这场隐性博弈中获胜，就必须善于用“术”。下臣作为君主和普通民众之间衔接的中介，君主通过“听”“看”“想”对臣子进行监督和管理。只有将“法”“术”“势”有效结合起来，才能使国家治理的更有效。

四.韩非法治思想的历史影响

韩非子在其法治思想中确立了君权至上、重刑主义等色彩，他批判吸收了道家“无为”和儒家“为政以德”思想，他注重对现实实践中的问题对策的研究。韩非子的法律思想对于古代法律文化的确立和发展起到深远的影响，为秦朝统一六国建立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君主专制国家提供了理论作用。由于韩非子主张重刑思想，随着秦朝灭亡后儒家思想兴起，法家思想开始走向衰落，大批学者对韩非子的法治思想持批判和贬斥的态度。直到近代以来，社会重视法制建设，人们才慢慢的将视野由西方法治观转移到我国先秦时期的法家思想，尤其是韩非子的以法治国思想。

1.确立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韩非子法治理论的最大功绩就在于为封建君主制度建立了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等级制度。秦始皇十分推崇韩非子的法治思想，任用李斯为宰相，运用其思想进行变法改革，使秦朝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实现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统一。“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壹断于法，则亲亲之思绝矣。可以行一时之计，则不可不常用也。故曰‘严而少恩’”可见，韩非子的法家思想在君臣关系治理上的重要作用。为了维护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君主可以采用重刑之术，严格控制赏罚大权，让臣民惧怕君主的权威，从而保证君主独揽大权，实行独裁统治。“圣君立法”君主完全将法律私有化，变成统治臣民的工具，君主集立法，司法，军政等大权于一身，建立一套以皇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度，从而使君主用于至高无上的权力。中央以皇帝中心，地方官员由皇帝任命，这样从上到下的集权制度就变得坚不可摧，特别是“阳儒阴法”相结合以后。韩非子要建立的是一个“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救”的君主专制社会，君主一人独掌国家大权。从秦朝以后，历代君主都采用不同的法势来加强中央集权，君主的主观意志成为了法律的源泉，生杀予夺全部都掌握在皇帝一人手中。

2.去私存公的治吏思想。韩非子说“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在明法以后，如何能确保法律公正公平的施行，就必须要求各级官吏严格执行，公正司法。君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用“术势”来奖惩官吏。“明主治吏不治民”他认为官吏作为连接君主和民众的纽带，必须按照法令规范严格要求自己，严格按法令程序执法，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贪赃，不枉法，去私存公。在封建时代，君主和臣子永远是对抗的，历朝历代的多少君臣之间的地位发生变化，改朝换代也屡见不鲜。如何防止“权大压主”的僭越政治行为成为历代君主追求的政治追求，以法治国、治吏恰能解决这一问题。虽然君臣之间是一种对抗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共同治理民众，君主通过官吏对民众进行统治，而官吏是否有效执法则关系到君主的利益。

3.重刑主义导致忌讼思想产生。韩非子实现重刑主义的目的是通过残酷的刑罚来预防人们犯罪，这种重刑主义思想使人们对法律不寒而栗、谈法色变的本能反应，人们认为只要和法律沾上就是很可耻的事情。正是由于这种心态，时至今日虽然我国的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法治意识也普遍提高，但当我们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我们大多数人选择和解和私了，而不是走法律渠道。韩非子主张君主治理民众最有效的手段是重刑，这样才能做到“令行则止”韩非子坚持“轻罪重罚”“同里相坐”“杀无赦”等重刑治民。因此，民众耻于谈法，久而久之逐渐形成了因惧怕重刑而逃避诉讼的消极抵抗法律的心态。

五.韩非法治思想对当代的借鉴意义

韩非子的“以法治国”理论是我国先秦法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过实践沉淀下来的宝贵历史财富。虽然其法治思想的有些内容已经不符合当今社会的发展，但我们也要正确认识韩非法治思想与当带依法治国的内在关系，用理性的思维方式批判继承韩非的思想，这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

1.树立法律权威。法律作为人们行为规范的准则，只要法律公布，人们就必须遵守。韩非子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认为法是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当然，法是由君主颁布，官吏执行的，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制定和执行。韩非子主张“垂法而治，一任于法”的观点来树立法律的权威。从立法上说法律必须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并且要注重法律体系的协调性和合理性。“明法者强，慢法者弱”为了使人们尊重法律的权威，坚持“厚赏重罚”制度。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来说，现在社会仍然存在明知违法，却依然铤而走险的现象屡见不鲜。同时，树立法律权威，首先要明法，将法律的内容公之于众，普及法律知识，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从而可以使人们心中有法，做到真正的有令则止，这样才能建设法治型政府和国家，有利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在执法和司法方面要严格按照法律程序办事，做到真实意义上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的法治运行体系。官员在执法过程中要坚持“废公立私”，坚持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做到真正的为人民服务。

2.坚持依法治国。韩非子坚持用法治来治理国家，打破了传统的“人治”观念。以法治国具有强大的创造力。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封建王朝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现在所倡导的是“依法治国”而不是“以法治国”，以前皇帝独揽立法大权，君主有绝对的权威，现在则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拥有立法权，法律是人们行为的最高标准；以前的法坚持的是义务本位，而现在则强调义务和权利相统一。但两者之间也有相同之处，都是通过法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达到“定纷止争”的目的，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3.加大执法力度。韩非子认为实行重刑的目的不是为了惩罚，其终极目标是“以刑去刑”。韩非子的重刑思想仍是从人性的计算之心出发，用严苛的刑罚使人们望而生畏，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减少犯罪。他的厚赏重刑思想是不可取的，但重罪轻刑却也是错误的。现在的社会，许多人明明知道贩卖毒品、制造假冒伪劣商品、有毒食品等违法现象不枚盛举，他们追求个人私利，不惜违法法律法规，东窗事发后，犯罪者却可以拿金钱来挑战法律权威。正是因为犯罪可以重罪轻罚，他们犯罪活动才会更加猖獗。实行重刑主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违法行为，从而保护社会生产生活的顺利运行，有利于加快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结语：韩非子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具有极大的历史价值，不管是对传统社会的发展还是当今社会的建设，两千多年来史学界对他的法治思想古往今来评价颇多。随着我国依法治国建设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视野转移到韩非子身上，我们只有吸取他的优秀思想，并立足于当代的社会实践，才能制定出更加利于社会持续发展的法制体系。本文从韩非子思想产生的社会背景出发，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来阐述韩非子法治思想形成的社会土壤。通过对韩非子法治思想的理论来源的分析，我们明白了“趋利避害“的人性论、”“法与时转则治”的进步历史观、“人民众而财富寡”的人口论是韩非子基于对现实的思考提出治理国家需要实行法治。韩非的法治思想内容及其深远影响对当今社会仍具有重要意义。树立法律权威，重刑思想，实行依法治国等都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以上就是我论文的全部内容，可能有些思想不被人们所接受，但纯属我的个人之言，仍有许多需要修改的地方，不足的地方请程老师不吝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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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法治中国建设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包容万象、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涵盖思想观念、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方面，它根植于人民大众的土壤，经过五千年的锤炼，成为中华民族兴国安邦、炎黄子孙安身立命的文化根本，成为支撑中华文化的精神脊梁，成为推动中华文化发扬光大、绵延不断、生生不息的力量之源。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综观中华文明，传统文化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面之一。当今时代，法治作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推进法治中国建设，就要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营养和精髓，以传统文化建设推进法治中国建设。

中国传统文化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资源汲取。总书记强调，治理国家和社会，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我们研究借鉴中华文明中的传统文化精华，可以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最根本、最基础的就是帮助建立起一种法治文化形态和社会生活方式，其核心是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模式的确立，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思维方式，增强全社会厉行法治积极性和主动性，形成守法光荣、违法可耻社会氛围，使全体人民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因此我们应当汲取我国传统文化中符合法治中国建设的精华。比如仁爱、诚信、孝悌、礼义、廉耻，以及传统哲学“天人合一”理念中保护环境和善待一切生命的理念，完全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价值取向。传统文化中这些深入人心的精华，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创新，使之为我们正在进行的法治中国建设所用。例如儒、释、道思想主要着眼于调整社会道德伦理、人的内心信念，法家思想则着重于调整社会外在关系、人的外部行为。法家思想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治国理政的学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国理政基本思想的源头，其学术主张的精华部分不失为法治中国建设的思想盛宴。

中国传统文化为法治中国建设提供了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法治立足于文化传统，文化涵养着法治魂灵，并为法治建设注入内在动力；文化建设有赖于法治保障，法治优化着文化环境，并为文化建设提供制度支撑。中国传统文化以注重心性，长于伦理为基础特征能为现代人的迷失提供多方面的理性启迪，为法治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大众和谐精神氛围。作为法治征程中的后来者，中国法治建设须依托于文化中国建设来获取其文化根基与动力。必须重视重视中国传统文化，才能在促进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法治文明对接的基础上，用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涵养法治，为法治中国建设注入内在动力。

第四篇：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及其对现代法治的借鉴意义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相比，下列不是依法行政存在的差距的是（）

A．行政管理体制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还不适应，依法行政面临诸多体制性障碍 B．制度建设反映客观规律不够，难以全面．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C．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不够完善 D．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法制意识增强

2、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理顺行政执法体制，加快行政程序建设，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方面内容的是（）A．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

B．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 C．健全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回访制度 D．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制度

3、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主体是（）A．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

B．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所在的行政机关 C．国家

D．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及其所在机关

4、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内容的是（）A．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

B．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 C．加强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D．认真贯彻行政监察法，加强行政复监察工作

5、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努力形成（）成本低廉的防范．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社会矛盾得到有效防范和化解的目标。A．高效．便捷 B．公开．公平C．公正．全面 D．便民．诚信

6、胡某系某个体音像行老板，因为被怀疑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而被县行政执法机关将其全部光盘没收。胡某不服，于是向市一级行政主管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经过复议后不仅没有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反而对胡某又处以1000元的罚款。后查明，胡某并没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胡某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胡某应当向何机关提出行政赔偿？（）

A．应当由复议机关赔偿对其造成的全部损失

B．应当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C．县级行政机关应当对其没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复议机关应当对其加重处罚的部分承担赔偿义务

D．胡某可以向二者中任何一个行政机关要求赔偿损失

7、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主体是（）

A．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

B．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所在的行政机关 C．国家

D．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及其所在机关

8、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A．市．县 B．省．市 C．省．县 D．县．乡

9、林某于1995年8月某日早晨4时许，到县火车站仓库中盗窃化肥1包，价值约100元。在用自行车载回家的路上，被乡治安联防队员抓获后，关押在乡政府一间办公室内。联防队员见林某态度不老实，遂对其拳打脚踢，导致林某全身多处外伤，因心脏休克抢救无效死亡。本案中，不正确的说法是：（）

A．乡政府的治安联防队享有行政职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B．应当由乡政府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乡政府是委托治安管理权的行政机关 C．林某死亡后，其父母有权要求赔偿

D．如果林某生前还抚养了一个丧亲的侄女，该侄女也可以要求赔偿

10、胡某系某个体音像行老板，因为被怀疑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而被县行政执法机关将其全部光盘没收。胡某不服，于是向市一级行政主管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经过复议后不仅没有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反而对胡某又处以1000元的罚款。后查明，胡某并没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胡某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胡某应当向何机关提出行政赔偿？（）

A．应当由复议机关赔偿对其造成的全部损失

B．应当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C．县级行政机关应当对其没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复议机关应当对其加重处罚的部分承担赔偿义务

D．胡某可以向二者中任何一个行政机关要求赔偿损失 11、1995年8月5日上午，田某和朋友在家喝完酒后骑车去商场买东西，从商场出来后，听见有人说：“你车胎没气了。”田某低头看车胎有气，随与其（张某）争吵并厮打在一起。民警赵某正在执勤中，见状即上前将田某抱住，并说：我是派出所的，别动。田某想要挣脱，赵某便将田某的腰带抽出，将其左手套住，正欲套右手时，田某向反方向用力，失去平衡，头部着地倒下，赵某遂将田某送至医院。经鉴定，田某视神经萎缩。田某于是向公安局提出赔偿请求。则本案中：（）

A．派出所民警在执行职务过程中造成田某伤害，公安机关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 B．赵某的行为是正当的职权行为，不具有违法性 C．赵某的身体伤害与民警赵某的行为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所以公安机关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D．如果公安机关逾期不予赔偿，赵某只能向上级机关申请复议

12、下面选项中不属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现建设法治政府目标的是（）A．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政府各部门之间的职能和权限比较明确 B．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基本形成。C．权责明确．行为规范．监督有效．保障有力的行政执法体制基本建立。

D．政府各职能明确分工，互不干涉，各自执法。

13、关于赔偿请求人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的说法中，正确的是：（）A．赔偿请求人应当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最先侵权的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

B．赔偿请求人应当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最先被确认违法的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 C．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要求赔偿 D．应当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协商酌定

14、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在提高()。A．质量 B．数量 C．总量 D．积累量

15、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列不属于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的是（）A．合法行政 B．合理行政 C．注重政绩 D．高效便民

16、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主体是（）A．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

B．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所在的行政机关 C．国家

D．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及其所在机关

17、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要减少行政执法层次，适当下移执法重心；对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生产直接相关的行政执法活动，主要由()两级行政执法机关实施。要完善行政执法机关的内部监督制约机制。A．市．县 B．省．市 C．省．县 D．县．乡

18、《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求法律．法规．规章得到全面．正确实施，法制统一，政令畅通，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得到切实保护，违法行为得到及时纠正．制裁，（）秩序得到有效维护。A．经济社会 B．政治社会 C．文化社会 D．生态社会

19、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不包括()A．合法行政 B．合理行政 C．程序合法 D．高效便民 20、1998年2月张某驾驶其父亲张老大的东风牌卡车行至城南环路时，因为逆行，又无驾驶证，被县公安交警支队执勤民警谈某等人将车扣押。该车在返回交警队停车场途中，谈某遇

到路障没有采取制动措施，导致汽车底盘受挫，引擎报废。交警支队在事故认定书中认为事故并非民警操作不当所致，张老大不服，遂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维持了交警支队的处理决定。张老大不服，于是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请求。下列正确的说法是：（）A．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张老大的违章车辆扣押致使车辆损坏的行为，是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 B．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违章车辆扣押致使车辆损坏的行为，是依法行使职权造成了违法的结果的行为 C．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扣车行为并未被确认为违法行为，所以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张老大的诉讼请求

D．张老大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请求

21、公安局对叶某作出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后随即执行。叶某申请复议，上级公安局作出维持原判处罚的复议决定。叶某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维持拘留决定，叶某上诉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公安局对叶某的拘留处罚违法。此时，应如何处理本案？（）

A．撤销一审判决，并撤销拘留决定，判令公安局赔偿叶某的损失

B．撤销一审判决，并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将全案发回重审

C．撤销一审判决，并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将行政赔偿案件发回重审

D．撤销一审判决，并撤销拘留决定，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告知叶某就赔偿问题另行起诉

22、某男雇佣一女冒充其妻子到镇人民政府办理离婚手续，镇人民政府未经审查即发给离婚证书。该男妻子知道后，精神上遭受极大刺激而导致入院治疗，花去医疗费3000余元。事后，其妻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国家赔偿。下列正确的说法是：（）A．不能获得国家赔偿，因为镇政府的行为不是违法行为 B．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包括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赔偿金

C．可以获得国家赔偿，因为镇政府的行为违法且造成了物质损害 D．不能获得国家赔偿，因为对精神损害不给予金钱赔偿 23、1998年2月张某驾驶其父亲张老大的东风牌卡车行至城南环路时，因为逆行，又无驾驶证，被县公安交警支队执勤民警谈某等人将车扣押。该车在返回交警队停车场途中，谈某遇到路障没有采取制动措施，导致汽车底盘受挫，引擎报废。交警支队在事故认定书中认为事故并非民警操作不当所致，张老大不服，遂向市公安局申请复议。市公安局维持了交警支队的处理决定。张老大不服，于是向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请求。下列正确的说法是：（）A．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张老大的违章车辆扣押致使车辆损坏的行为，是依法行使职权的行政行为 B．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违章车辆扣押致使车辆损坏的行为，是依法行使职权造成了违法的结果的行为 C．本案中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扣车行为并未被确认为违法行为，所以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张老大的诉讼请求

D．张老大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请求

24、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完善行政监督制度和机制，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内容的是（）A．自觉接受人大监督和政协的民主监督

B．接受人民法院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行政机关实施的监督

C．加强对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监督

D．认真贯彻行政监察法，加强行政复监察工作

25、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下列属于国家不予赔偿的是：（）

A．某地政府为挽救当地一濒危倒闭的国有企业，强令另一企业与该国有企业订立订购合同，该企业不服，政府将其银行帐户冻结 B．税务局工作人员钱某与一个体户赵某素有嫌隙，以赵某偷税为名借税务局名义没收其价值5000元财物

C．工商局张某骑自行车上班途中与人相撞，发生争执后将人打伤 D．狱警梁某的朋友被犯人陆某打伤，梁某指使同监犯人将陆某打伤

第五篇：文化对法治的意义

文化对法治的意义

法治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的发展程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动力和发展方向。评断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成果，重要标准就是它培养了什么样的公民品性、有哪些值得其公民致敬和追怀的文化精神和法律素养。

钱穆老先生曾说：“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文化包罗万象，无处不在，无所不有，它体现了人类创造社会历史的发展水平、发展程度和发展质量。文化决定着法治，是法治之源，有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什么样的法治。人类的正义感、是非感不是天生固有的，而是文化教育的产物，离开社会文化的教化，人就不可能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文化不仅培养人的习惯和气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指导人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取向。人类社会要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种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和激励功能，只有通过文化的作用，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和谐，才能可持续发展。

我们要学会把法律放在历史的、文化的大背景下去看待。法律不仅仅是冷冰冰的外在工具，而且更是关系到权利、正义、民主、自由和秩序等价值，它能够被信仰作为精神寄托和文化情感。只有全体成员都能理解和推行的法律，才能树立权威，没有文化的熏陶、文化的支撑，很难说一个国家的法律或法治会走得通、行得顺，文化影响着法治的走向。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源头和本质不在于其工业化、不在于其制度，而在于其文化精神。这种精神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条就是遵守契约、信守约定。当今中国的问题不是没有法，而是法没有得到有效遵循，法的执行被扭曲、改变。法律制定出来，没有人去遵守、信奉，那法律就形同虚设，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倚重于法外因素，抛弃法律于不顾，接受、迎合法律之外的东西，这不仅是在影响和伤害着公民的权利，而且更是在冲击和破坏法律的权威与价值。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不是把法律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要铭刻在每一个公民的内心里。法律是全民意志的体现，是全社会共同信念的共同规则，国家的治理者与受治者均须受到法律的约束。信守约定、遵守法律是法治社会应有的文化精神，在信任缺失的情况下，公众对司法的认同和满意就会大打折扣，一些本来符合法律要求的做法也会受到质疑。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文化，重要的是培育出信仰法律的精神或理念来。只有人们不是出于功利的考虑和畏惧惩罚来遵从法律，而是从内心认同法律，使法律内化为自己行为的一个部分，法治才有出路。只有大家都将宪法和法律奉为圭臬，在法的规范所确定的轨道上来解决社会矛盾，才能确保国家的列车安全而又高速地疾驶。

要信仰法律，就必须严格执行法律，标准统一，尺度一致。人们之所以不信仰法律，原因就在于法律多变、善变，法律因人因事而异。社会主义的法治文化建设必须确保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执法人员带头有法必依，严格执法，自觉地用宪法和法律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否则，将宪法和法律仅作为管理社会的工具，这是有损于法治建设本身的行为。在推进法治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形成这样的氛围或环境，凡是宪法和法律规定应当如此的，就必须如此办理；只有严格执行法律，法治才是根深蒂固的，严格执法，应该成为每个执法者依法办事的法律美德和文化追求。

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的东西必须转化为精神的内容才能对社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原因在于，物质是死的，而利用物质的精神的主体———人，才是活的。讲文化，不能把人排除出去，如果没有人的素质，没有人的修养，说文化是讲不通的。龙应台女士在谈到文化时，曾这样说过，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自己、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等多个方面。在一个文化厚实深沉的社会里，人懂得尊重自己，他就不会苟且，不苟且的人就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就不霸道，不霸道的人就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就不会掠夺，对自然不不掠夺，他才有永续的智能。人的素质、德性、能力是法治文化建设的根本性标志，只有整个社会的法律素质提高了，法治文化建设才有扎实的基础。中国人往往把没有素质的人叫做“草包”，所谓“草包”就是肚子里没货的人，没有“货”，就是不懂人类文明、没有基本的知识，一个没有素质的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人既是文化的享受者，又是文化的参与者、建设者，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必须把提升人的法律素质，提高人的法律水平作为第一要务。

法治文化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民主、法治的发展程度，代表着一个国家的法治动力和发展方向。评断一个国家的法治文化成果，重要标准就是它培养了什么样的公民品性、有哪些值得其公民致敬和追怀的文化精神和法律素养。中国法治的模式属于政府推进型，决定了领导层必须具有较强的法治观念，特别像中国这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和人治传统的国家里，如果领导层缺乏应有的法律素质，将很难摆脱人治传统的影响。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文化，法治要发挥应有的力度和效果，必须加大法制的宣传。要通过各种网络、电视、广播、报纸、图书、教育、培训等形式宣传法律、普及法律，向社会渗透、辐射司法者的价值追求、思想观念及精神境界，让社会成员得到感召、得到教育。公众法律意识状况，人民群众对法律的掌握和运用，决定着法律的有效性和生命力。法治文化必须是大众文化，是让老百姓明白法理，普及法律知识的文化，而不是高深莫测、让人琢磨不透的学术文化，要让民众真实地感受到法律的真谛和意义。

（来源：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