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现代化及其意义

第一篇：中国法律现代化及其意义

中国法律现代化及其意义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项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1、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主体是（）A．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

B．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所在的行政机关 C．国家

D．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及其所在机关

2、依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高制度建设质量不要求做到()A．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在提高质量，内容要具体．明确，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切实解决问题；内在逻辑要严密，语言要规范．简洁．准确。

B．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 C．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

D．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3、关于赔偿请求人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的说法中，正确的是：（）A．赔偿请求人应当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最先侵权的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

B．赔偿请求人应当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最先被确认违法的赔偿义务机关要求赔偿 C．赔偿请求人可以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中的任何一个要求赔偿 D．应当向共同赔偿义务机关协商酌定 4、2004年11月10日，郝甲之子郝乙因无证驾驶郝甲的汽车被警察张某扣留。张某将汽车开往公安局时不慎将汽车撞坏。郝甲单独就损害赔偿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法院可能采用的理由是：（）A．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B．张某的行为系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C．损害是由郝乙的行为导致，国家不承担责任 D．请求赔偿的程序不合法

5、林某于1995年8月某日早晨4时许，到县火车站仓库中盗窃化肥1包，价值约100元。在用自行车载回家的路上，被乡治安联防队员抓获后，关押在乡政府一间办公室内。联防队员见林某态度不老实，遂对其拳打脚踢，导致林某全身多处外伤，因心脏休克抢救无效死亡。本案中，不正确的说法是：（）

A．乡政府的治安联防队享有行政职权，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B．应当由乡政府承担赔偿责任，因为乡政府是委托治安管理权的行政机关 C．林某死亡后，其父母有权要求赔偿

D．如果林某生前还抚养了一个丧亲的侄女，该侄女也可以要求赔偿

6、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下列属于国家不予赔偿的是：（）

A．某地政府为挽救当地一濒危倒闭的国有企业，强令另一企业与该国有企业订立订购合同，该企业不服，政府将其银行帐户冻结 B．税务局工作人员钱某与一个体户赵某素有嫌隙，以赵某偷税为名借税务局名义没收其价值5000元财物

C．工商局张某骑自行车上班途中与人相撞，发生争执后将人打伤 D．狱警梁某的朋友被犯人陆某打伤，梁某指使同监犯人将陆某打伤

7、刘某1999年4月向某县郊区某村申请建房，经同意后，在该村地界修建了105平方米的

平房。同年10月，县城建局认定该建筑为违章建筑，责令刘某强行拆除，并在强拆时将刘某部分财产损坏。刘某诉至法院，要求赔偿。下列正确的说法是：（）A．城建局的行为合法，不予赔偿

B．城建局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但因所拆建筑属违章建筑，因此不予赔偿 C．城建局的行为合法，只能对刘进行补偿

D．城建局的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对刘某财产权造成的损害进行赔偿

8、下列行为中国家应负赔偿责任的是（）A．某市公安局的违法拘留行为 B．某省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行为 C．某市银行的违法划拨存款行为

D．某市卫生局在法律范围内的裁量行为

9、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不属于提高制度建设质量方面内容的是（）A．．加大政府管理成效的力度

B．按照条件成熟．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的原则，科学合理制定政府立法工作计划。C．．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

D．积极探索对政府立法项目尤其是经济立法项目的成本效益分析制度

10、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在提高()。A．质量 B．数量 C．总量 D．积累量

11、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面选项不属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是（）

A．党的十六大把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并明确提出“加强对执法活动的监督，推进依法行政”

B．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以及依法治国的客观要求相比，依法行政还存在不少差距

C．行政决策程序和机制不够完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时有发生，人民群众反映比较强烈

D．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约机制相对健全，一些违法或者不当的行政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者纠正，行政管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得到及时救济

12、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不属于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内容的是（）

A．健全行政决策机制 B．完善行政决策程序

C．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 D．考核决策实施结果

13、根据国家赔偿法的规定，下列属于国家不予赔偿的是：（）

A．某地政府为挽救当地一濒危倒闭的国有企业，强令另一企业与该国有企业订立订购合同，该企业不服，政府将其银行帐户冻结 B．税务局工作人员钱某与一个体户赵某素有嫌隙，以赵某偷税为名借税务局名义没收其价值5000元财物

C．工商局张某骑自行车上班途中与人相撞，发生争执后将人打伤 D．狱警梁某的朋友被犯人陆某打伤，梁某指使同监犯人将陆某打伤

14、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下列行为时，受害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的是：（）A．对桥梁管理欠缺 B．因军事演习发生损害 C．行政裁量不当 D．乱摊派

15、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要改进政府立法工作方法，扩大政府立法工作的公众参与程度。实行（）工作者．实际工作者和专家学者三结合，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A．立法 B．执法 C．司法 D．守法

16、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依法界定执法职责，科学设定执法岗位，规范执法程序。要建立公开．公平．公正的评议考核制和执法过错或者错案责任追究制，评议考核应当听取（）的意见。要积极探索行政执法绩效评估和奖惩办法。A．公众 B．领导 C．监察机关 D．人事机关．

17、依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以下表述哪一项不属于不断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观念和能力的内容（）A．提高领导干部依法决策的能力和水平B．建立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学法制度，增强法律意识，提高法律素质，强化依法行政知识培训。C．建立和完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情况考核制度 D．积极营造全社会尊法守法．依法维权的良好环境

18、依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建立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不要求()A．健全行政决策机制 B．完善行政决策程序

C．建立健全决策跟踪反馈和责任追究制度 D．推进政府信息公开

19、根据我国《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行政赔偿的主体是（）A．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

B．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所在的行政机关 C．国家

D．实施了违法侵权行为的公务员及其所在机关 20、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提出法律议案和地方性法规草案，制定行政法规．规章以及规范性文件等制度建设，重在提高()。A．质量 B．数量 C．总量 D．积累量

21、下列行为中国家应负赔偿责任的是（）

A．某市公安局的违法拘留行为 B．某省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行为 C．某市银行的违法划拨存款行为

D．某市卫生局在法律范围内的裁量行为

22、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行使下列行为时，受害人有权获得国家赔偿的是：（）A．对桥梁管理欠缺 B．因军事演习发生损害 C．行政裁量不当 D．乱摊派

23、胡某系某个体音像行老板，因为被怀疑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而被县行政执法机关将其全部光盘没收。胡某不服，于是向市一级行政主管机关提起行政复议。复议机关经过复议后不仅没有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反而对胡某又处以1000元的罚款。后查明，胡某并没出售黄色淫秽光盘。胡某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胡某应当向何机关提出行政赔偿？（）

A．应当由复议机关赔偿对其造成的全部损失

B．应当由最初作出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C．县级行政机关应当对其没收行为承担赔偿责任，复议机关应当对其加重处罚的部分承担赔偿义务

D．胡某可以向二者中任何一个行政机关要求赔偿损失 24、2004年11月10日，郝甲之子郝乙因无证驾驶郝甲的汽车被警察张某扣留。张某将汽车开往公安局时不慎将汽车撞坏。郝甲单独就损害赔偿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裁定驳回起诉。法院可能采用的理由是：（）A．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

B．张某的行为系与行使职权无关的个人行为 C．损害是由郝乙的行为导致，国家不承担责任 D．请求赔偿的程序不合法

25、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列不属于依法行政的基本原则的是（）

A．依法行政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的有机统一 B．必须把维护政府利益作为政府工作的出发点 C．必须维护宪法权威，确保法制统一和政令畅通

D．必须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6、公安局对叶某作出拘留10天的处罚决定后随即执行。叶某申请复议，上级公安局作出维持原判处罚的复议决定。叶某向法院提起诉讼，一审人民法院判决维持拘留决定，叶某上诉并提出行政赔偿请求。二审人民法院经审理，认定公安局对叶某的拘留处罚违法。此时，应如何处理本案？（）

A．撤销一审判决，并撤销拘留决定，判令公安局赔偿叶某的损失

B．撤销一审判决，并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将全案发回重审

C．撤销一审判决，并确认拘留决定违法，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将行政赔偿案件发回重审

D．撤销一审判决，并撤销拘留决定，就赔偿问题进行调解，如调解不成，告知叶某就赔偿问题另行起诉

27、根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下列不属于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的是（）A．合法行政 B．合理行政 C．注重政绩 D．高效便民

28、《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规定，要科学合理设置政府机构，核定人员编制，实现政府职责．机构和编制的（），加强政府对所属部门职能争议的协调。A．法定化 B．自由化 C．职权化 D．职能化

第二篇：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略论

摘 要：法律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孕育的中国当前法律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以本土化。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营造市民社会；公平立法，严格守法，公正司法，树立法律信仰；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宣传工作。

关键词：法律文化；现代化；法治；市民社会。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较为明显变迁过程。这是一个从一元法律文化到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过程中的当代中国法律文化之保守和落后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与现代法律文化差距仍然很大。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是构筑现代社会法治大厦的前提和基石，理性分析制约和影响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因素，科学构建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对“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一、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制约因素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不可能离开社会的诸多现实因素孤军独进，而是在与社会现实因素的互动中逐步增加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影响和制约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因素错综复杂，它们在影响和制约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也使自身逐步走向现代化、民主化和理性化。

（一）物质因素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的根本标志。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必然外显为相应的物化形式或物质因素，这些物质因素对特定历史阶段的制度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法律文化自然涵盖其中。首先，在法律文化现代性因素的生成方面，物质因素起决定作用。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就是法律文化内容日趋合理化过程，亦即法律文化内容的现代性因素不断生成和增长的过程。而法律文化的内容归根结底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物质因素，“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中国的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无论是劳动者素质、劳动工具现状和劳动对象范围，其传统性和落后性因素还占相当大的比重。这就从根本上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化和系统化程度、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和科学化程度、法律规范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普适程度、法律硬件和软件设施的现代化程度、以及立法和司法技术的科学化程度等方面产生严重制约。使表层法律文化如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设施和深层法律文化如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观念等的现代性因素较难生成，从而难以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

其次，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的深度、广度和效度方面，物质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等方面原因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进度，但生产力发展水平总体上不断趋于先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法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也是这一客观规律的生动表征。改革开放加速了这一现代化进程。但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法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最先是由精英层次的法律家和法律职业者所感知、理解和认可的。要使法律文化在深度、广度和效度上真正实现现代化，还必须有一个传播的过程。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方面，物质因素是基础，是前提，是条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关键因素。现代传播媒介和教育技术、现代的交通设施和通讯技术为法律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使法律文化的传播更广泛、更深入、更生动、更有效。中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运用程度，与实现现代法律文化的全面传播所应具备的物质条件有很大差距，广大农村和西部地区更加薄弱。推进科技进步，实现法律操作和宣传技术的现代化应该是法律文化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在公民对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和接受能力方面，物质因素也起着决定作用。市场经济与其说是一种现代经济体制和模式，不如说是阶级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特殊载体和外现形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主体在市场动作当中自然产生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和依赖。同时，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主体本身也应该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质，从而也就具备接受现代法律文化的能力。但是，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广大农村现在仍然处于农业社会或者说是“熟人社会”，这种传统的社会形态不可能产生对现代法律的强烈需要，加上较落后的教育现状，也就决定了中国民众对法律文化较低级的接受能力。法律只有作用于现实社会生活才能成为“活的法律”。现代法律文化也只有作用于现代化了的人才能扎根开花，中国法律文化由于难有市民社会基础而难以实现现代化。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提出了变革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的要求，而且造成了实现这种变革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因而这种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可以从自然环境、生产方式等物质因素中找到理由，那么同样，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传统法律文化不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

（二）制度因素

现代法律文化离不开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物质基石，作为思想上层建筑，它又离不开以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治制度和理性文化制度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制度上层建筑这一基石。现代法律文化及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的基石上，现代法律文化本身就是理性文化的基本要素。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市场经济是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运作品质衍生出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自由、竞争进取的现代文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产生了对法律规范的内在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面前，有关市场主体资格、财产权保护、合同自由、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不断孕育并日益现代化。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开始了近代法治和与之相伴随的近代法律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善形成了现代法治和现代法律文化。法治及其观念形态的法律文化成为市场经济的反映装置、维持装置和推进装置。没有市场经济就没有近代和现代法治，就没有作为法治前置条件的近代和现代法律文化，这是历史发展充分实践的不争事实。而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环境下是只适合于人治和人治文化而排斥法治和法治文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一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作，与之相对应的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发达的集权政治文化，现代法律文化因缺乏前提和基础而难以生成。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现代法律文化才逐渐有了生成的土壤。但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非常不完善的市场经济样式，计划到2020年才能“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由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在中国的生成还需要较长的一个时期。

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前提。民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全面体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印证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健全是社会发展无可阻挡的历史必然。西方的历史经验已经说明，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都是民主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法律文化近代化遭遇挫折的历史教训证明，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只能孕育人治文化而不可能生成近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确认作保障，没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就没有立法的科学化和平等化，就没有执法、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就没有人们对法律严格遵守的自觉性，“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法治理想，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二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对新中国以来的政治制度文化影响颇深，虽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迫使政治制度趋向民主化，但由于没有民主法治文化的深厚底蕴，民主政治制度更多地体现在政治理论和制度设计上，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有一系列的关系并没有理顺。比如，执政党与权力机关的关系、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的机关、司法系统内部关系等等。导致法律成为政策的附庸，既没有权威性又缺乏稳定性；导致立法主体混乱，“法律走私”现象层出不穷，法律缺乏统一性；导致司法成为同极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人财物”完全受控，独立审判徒有虚名；导致“悠久的中央动员型治理传统”仍然顽固存在，立法、执法、普法都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和 “会战”，把法治异化为“运动法治”。总之，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的政治体制本质上是以树立人的权威而非法的权威的人治模式，是一种人治文化丰富发达而现代法治文化严重匮乏的文化样式。要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实现由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律文化的最终转变，必须切实体现“主权在民”的民主国家本质，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

理性文化制度的确立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保证。理性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一对范畴，法律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理性文化。从西方法治理论与实践发展史上可以看出，纵贯西方法治的一根主线是对人类理性的呼唤。亚里士多德是率先提出法治主张与学说并最早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命题的西哲。大体而言，凡是法治论者多是理性主义者。理性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但并非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能产生理性文化，如果国家实行集权政治模式，实行新闻、文化和教育专制，树立主义、组织和个人权威，不实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现代法治三大基石之一的以“主体平等、意思自治、权利神圣、等价有偿、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为价值取向的理性文化就不可能生成，也就无法构筑现代法治大厦。

（三）文化因素

法律文化是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法律文化如同政治文化、宗教文化、伦理文化一样，是构成人类整体文化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是受整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整体文化的内容和样式作为强大的文化背景深深地影响着法律文化的性质、发展进度和调整方式。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儒家文化生长繁衍的传统农业大国，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力和渗透力是不可低估的。传统文化中的“礼治”、“德治”导致的重礼轻法思想、“家天下”和“家国同构”导致的高度集权政治结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及“集团本位”价值观导致的盲从和无视个体权利等等，与肇始于近代西方社会的现代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极。随着社会制度的更替，我们尽管可以改变传统文化的物质外壳，但要更新它的深层内核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复杂工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虽然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无法可依已成为历史，但受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再加上经济、政治制度的原因，“礼治”文化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法律还没有成为调整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的效力、权威、尊严还没有在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过程以及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树立起来。一些非法律的调整文化如政策、道德风俗、习惯甚至远古遗风常常不时地替代和行使着法律的功能，一个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法律秩序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存在着深层的矛盾。“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存着。……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藉，时而又力图摆脱它的羁绊。传统和当代是一对相生相克的范畴：传统制约着当代的进程，当代反过来改造和消融传统……”因此，推进整体文化的现代化，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客观要求。

二、法律文化现代化模式构建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构筑法治社会大厦的前提和根基。西方法治实践历程充分证明了“没有这个由文化到政治，由抽象到具体制度的转化，就不会有近代法治”，同样也不会有现代法治。因此，要实现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民主政治目标，必须首先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如前所述，中国自古以来的法律文化传统整体上无法创生出现代法治，在许多方面，传统文化还因其与现代法治的深刻矛盾与冲突，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反向力量。所以，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于中国而言是极其曲折复杂的，必须着眼中国社会现实，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问题。

1.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市民社会。

着眼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集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从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和政治结构的变革中去寻找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动力，是一种科学认识方法。商品经济的形成和资产阶级政治制度的确立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实现了西方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西方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总是与西方经济形态和政治结构的变革相伴随，这一规律与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本原理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也必须首先从中国经济政治变革中寻找根本动力。

首先，“商品经济这一社会人类学的历史运动，同时伴随着文明社会法权关系与法律文化的深刻改变。”在分析法律文化的进步时，经济因素是我们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的一个历史动因。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只能产生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法律文化样式，以市场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社会必然导致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转换，以计划经济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社会也形成了特有的法律文化样式，这既是历史现实，又是规律。可见，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根本动力之一就是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即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促使市场经济进一步确立和完善。其次，相对于经济因素来讲，政治因素对法律进步的影响更为具体和直接。第一，执政者的治国理念直接影响法律的地位和权威。西方自古希腊以来就形成的“法治国”传统与中国几千年对超越法律之上的“道德理想国”的苦苦追求而导致的“重礼轻法”就是鲜明的例证；第二，执政治者的政治主张为了能够得到广泛的服从，往往都会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具体化、固定化和条文化。从这一角度讲，法律就成了政治的一种反映装置，政治的每一个进步都会在法律中得以显现，亦即表现为法律的进步。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离不开政治的民主化和政治体制的现代化。

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伴随的社会形式必然是与熟人社会相对极的市民社会。熟人社会又称为“乡土社会”，在熟人社会里，人们几乎不需要法律和法院。法律更多地是一种潜在的威慑。这样的社会形式自然不会产生现代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有自己独特的社会“语境”，这就是市民社会。市民社会又称为“陌生人社会”，它是“以城市为活动空间，以市民为成员而构成的一个阶级群体。”市民社会体现了与众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精神面貌。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这样刻画现代市民社会：“当我们走在大街上，陌生人保护我们，如警察；或威胁我们，如犯罪。陌生人扑灭我们的火灾，陌生人教育我们的孩子，建筑我们的房子，用我们的钱投资。陌生人在收音机、电视或报纸上告诉我们世界上的新闻。当我们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飞机旅行，我们的生命便掌握在陌生人手中。如果我们得病进医院，陌生人切开我们的身体、清洗我们、护理我们、杀死我们或治愈我们。如果我们死了，陌生人将我们埋葬。”市民社会形成的直接后果是道德与权威的碎片化，道德控制社会的能力直线下滑。市民社会是多元的，权威趋于减弱并越来越分散，道德价值取向变化无常，法律成为共同的信仰，传统权威日薄西山，法院成了神圣的殿堂，习惯的力量减弱，权威受到质疑，对正式法律的需要应运而生，法律的价值性亦倍受重视，现代法律文化逐步生成。

2.正确处理继承传统法律文化与移植西方法律文化的关系，促进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转变。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要建立一套与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并由现代化了的人所主动接受的动态法律观念价值体系。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巩固皇权神圣不可侵犯为宗旨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因其具有的专制性、等级性、封闭性以及重刑轻民、刑罚酷烈、缺乏正当程序观念等特征而与现代法律文化根本对立，传统法律文化从总体上不可能再生现代法律文化。但是，也决不能由此而全盘否定传统法律文化。应该看到，中国传统法文化曾给我们民族和国家增添了光彩，它向世界传递过智慧之火，它是一笔财富，同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体系一样，既有守旧消极的因素，也有进取积极的一面。我们决不能在一片废墟上构筑我们的现代法律文化。我们可以在剔除了传统法律文化的内核之后，对某些方面给予创造性的转换，使之附属于新的内核之上。当然，任何一种形式存在的传统法律文化，都必须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面前接受洗礼，“合者存，不合都亡，再也不能让旧的缠住新的，死的拖住活的。”

另一方面，世界法律的发展史表明，法律移植是落后国家加速法治发展的必由之路。通过对中西法律文化的考察可以发现，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别，实质上是自然经济、产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差别，是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差别，是封闭社会、半封闭社会与开放社会的差别，是乡村社会与城市社会的差别，是伦理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差别。一句话，中西法律文化乃至整个中西文化的差别，是“古”与“今”的差别。西方国家为人类创造了发达的法律文化，这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作为在整体上处于落后状态的我们，必须大胆地移植其先进的成果。法国著名比较法学家达维德说过：“在法的问题上并无真理可言，……很多改进可以在别人已有的经验中汲取源泉。”只有不断地鉴别和吸收，才能不断地改进，我们不必过分惧怕移植西方的法律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从西方引进，迄今已成为大多数中国人的政治信仰。鲁迅先生说的好：“虽是西洋文明罢，我们能吸收时，就是西洋文明也变成我们自已的了。”不要“一到衰弊陵夷之际，神经可就衰弱过敏了，每遇外国东西，便觉得仿佛彼来俘我一样，推拒，惶恐，退缩，逃避，抖作一团，又必想一篇道理来掩饰。”改革开放以来，传统法律文化与原社会主义法律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生活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封建政治权力为特点，以道德为本位的传统法律文化及以计划经济为特点、以义务为本位的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已经难以为人们在新的物质生活条件下的法制建设和法律生活提供有效的知识和经验，必须加以变革，实现向现代化的转变。影响中国法律文化变迁的外部文化因素主要就是西方法律文化。“一种法律制度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向他国法律制度借用材料以及将法律之外的材料加以同化的历史。”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使之本土化就成为完善中国法律制度、提高民众法治观念、推进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历史必然。不过，本土化是一个艰难复杂的过程，“法治最大的困难在于外来文化与本土环境之间的脱节，由于这种脱节使得这种制度无法在本土得到很好的运做。”在上世纪初中国法律文化近代化过程中曾有过“南橘成为北枳”、“画虎类犬”的教训。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可能又要归结到“市民社会”的语境中来。

3.公平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树立法律信仰。

所谓法律信仰，就是“人们对法表现出一种忠诚意识、神圣崇尚、巨大热情和高度信任，它包含着社会对法的理性推崇，寄托着现代公民对法律的终极关怀及法律人的全部理想与情感。”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立法活动，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初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但是，法律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现程度极低，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或乱究的现象大量存在，法律缺乏应有的权威性，社会公众与法律之间甚至存在某种程度的内在紧张关系，表现出对法律的冷漠、厌恶、规避或拒斥，而不是对法律的热情、期待、认同和参与。究其根源，就在于长期以来由于传统的、政党的、国家的和民众的原因而导致的法律信仰的缺失。“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而只要法律没有被信仰，“只要法律还没有被看成是坚固的堡垒，以阻止实施任何与法律相抵触的国家决定或党的决议，……社会就没有避免重复出现悲惨事件的保障。”法律信仰问题是整个法律理论的最高问题，它是法律的实施、功能、价值以及效益能否真正实现的文化支撑点。

在中国现阶段，实现法律信仰，必须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立法公平，包括立法程序民主公开和法律内容平等公正。“被人们普遍所遵守的法律必须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人们对法律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需要法律并实际感知到法所具有的神圣性、公正性和权威性，“如果认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可能有公正的法官，那简直是愚蠢而不切合实际的幻想！既然法律是自私自利的，那么大公无私的判决还能有什么意义呢？”法律制度可以完备，但如果法律只代表某个政党或者某个政府部门的利益，搞“法律走私”，法律不符合“法”的要求，不体现公平、正义等终极价值，法信仰就无从建立。第二，执法严格公正。这里的执法，既包括行政执法，又包括司法。“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实现了“平之如水”，接下来的关键就是执法者。“执法官乃是会说话的法律”，如果执法官作出一次不公正的判决，那比一次犯罪祸害犹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执法环境虽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执法活动中乱立章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干扰执法，越权执法，滥施处罚，以罚代法，以罚代刑，徇私枉法，贪赃枉法，不履行法律职责等执法违法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现象还表现相当突出。“执行法律的人如果变为扼杀法律的人，正如医生扼杀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乃是天下第一等罪恶。”执法者的公正与否以及他们本身的法律信仰问题，直接影响到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正所谓“生殖与灾荒，皆天也，法制与悖乱，皆人也。”

4.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工作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关键是人的现代化，“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善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一堆废纸”。我国公民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加上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和一直以来对法制教育工作的不够重视，造成公民接受法律的基础非常薄弱，在这样的法律文化氛围当中，要想实现现代化进而建立法治社会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开展卓有成效的普法宣传工作、形式多样的学校法制教育、举办更多的公民听证会等等，使公民懂法用法，强化法律观念和权利意识，唤起公民对自由、平等等法律终极目标的追求，才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和法治社会这一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恢复了高等院校的法律教育，并逐步在中小学阶段开设了一定的法律常识课，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由于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校把法制教育纳入德育范畴，以及在很多地方把法制教育等同于法律知识传授，使学校法制教育缺乏应有的地位和达不到应有的效果。为了能使学校法制教育真正承担起弘扬现代法律文化、造就现代法律人才的使命，改革已是刻不容缓。自上而下的全民性的普法活动自1986年以来已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四五”普法正在全面展开。通过近二十年的全民普法，为中国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打下了认知基础和民众基础。但在普法过程中，有一个形式与内容、主动与被动、目标与效果的反差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和技术方法上认真加以解决。听证会也是近年来得到较多运用的立法和法制教育形式，让利益可能受到拟议中的法律影响的行业代表、民间人士有充分机会参与其事，这不仅体现了立法的民主性，也使法律有了更强的可操作性，树立 “自己的法律”的良法观念，有利于法律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实现制度法律文化与观念法律文化的统一。

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是一个艰难复杂的系统工程，是一个与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理性文化和市民社会共生共进的互动过程。但是，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并不会因为我们的愿望而化为现实，它需要全社会特别是国家和政府的实际行动和共同努力才能最终生成，也只有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生成之时，才是“法治国家”的全面实现之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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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刘佳。中国法治化的现实基础[J].中外法学，1999，（1）。

第三篇：中国现代化论文

对中国现代化的一点思考

摘要： 本文主要针对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及意义、中国现代化的阶段划分进行了描述及理论介绍，同时就笔者自己掌握的文献资料从探讨我国现代化存在的问题的角度，对我国现代化存在的不足与现状提出了一些观点与看法，同时结合实际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与构想。党的十七大提出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主题，这一主题的核心就是发展，现代化是我国建设小康社会必经阶段。党的十六大也提出要“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因而加大对我国现代化的研究力度是当前的趋势与重点。

关键词：中国现代化，内涵，体制，理性，小政府、大社会，公民素养

一、定义

当前我国正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也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重要时期。那么到底什么是现代化？现代化的涵义又是什么呢？笔者通过翻阅相关书籍及文献，找到了如下几种定义。第一种认为所谓中国现代化是指近代中国社会资本主义化的历史进程，亦称中国早期现代化或近代化；也有的学者认为现代化是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引发的社会生产方式与人类生活方式大变革，以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为主要标志，是以现代工业、科学和技术革命为动力，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大转变，是使工业主义渗透到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深刻变革过程。还有的观点认为现代化（近代化），是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而言，其过程就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工业社会或知识社会）的变迁过程，主要包括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及思想科学化、理性化。吴增基等人认为社会现代化是指一种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特殊社会变迁过程，是以科学技术进步为先导，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社会变迁过程。上述的定义有的是国内通行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及一些主流公认的定义，比较具有权威性。笔者在网上找到了一些笔者认为比较完整的关于现代化的解释。

“首先社会现代化是一个高度综合的概念，它有四层含义。第一、社会现代化是社会领域的一种革命性的社会变迁，它包括：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两次转型，社会生产力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提高，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的根本转变，国民文化和健康素质的大幅度提高，社会福利和社会公平的根本改善以及国际地位的变化。第二、社会现代化也是一个长期的有阶段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18到21世纪的400年里面，世界社会现代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个阶段是从工业社会向知识社会的转变；在22世纪还有新的发展。第三、社会现代化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国际竞赛，它包括：不同国家、不同民族追赶达到保持世界先进水平的国际竞赛，以及国内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观念、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第四、社会现代化有国际、国内，相对和绝对两层概念。社会与经济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为什么？因为社会没有统一的定义，一般人认为所谓的社会就是人类社会，人类社会是一个大概念，无所不包，而我们研究的社会特指社会领域，是小社会，它包括人口与健康、学习与工作、休闲与福利等12个分领域。在国家现代化里面，社会现代化、经济现代化都是国家现代化的组成部分，没有经济现代化，没有社会现代化，也就没有国家的现代化。同时经济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而社会现代化是我们的目标，社会现代化、人的全面现代化是我们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我们的目标是要提高全民族、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活质量。”

笔者认为这一阐释更加具体与全面，笔者比较认同这一解释。

二、现代化的主要内容及意义

关于现代化的内容，吴增基等人认为现代化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经济发展的现代化、社会组织功能的现代化、社会生活空间城市化、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与教育的发达等。吴增基等人的观点主要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讲，所以其关于现代化的定义非常具体与全面且注重社会性，而官方历史教科书的解释则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及思想科学化、理性化，即工业、农业、国防及科学的现代化。既然现代化的内涵如此丰富，那发展现代化的具体意义体现在哪里呢？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最大的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国家，加快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等等。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承担着多重任务，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我国发展的必经阶段和必然战略。

三、中国现代化的阶段与进程

反思中国的现代化，最早可以推论到洋务运动时期。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现代化共经历过起步阶段（1840-1895）、整体发展阶段（1895-1927）、曲折前进阶段（1927-1949年）、腾飞阶段（新中国成立后）。这一划分是从现代化发展程度与速度上来区分的。如王思斌等认为，参照罗荣渠等人的分析，中国的现代化大致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即从洋务运动经维新变法到立宪运动，大约半个世纪；第二个阶段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革命；第三阶段是从1949年到1979年改革开放；第四阶段是从1979年迄今。这一观点比较成熟，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及官方的认可。

四、中国现代化的现状及反思

从上述的一些比较成熟的定义及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发现现代化的核心是发展——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等。发展是一个褒义词，代表着文明与进步。我们新一代领导人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更是大大扩大了发展的内涵。

当今，研究中国现代化已成为很多学者的主要研究课题，而这一研究又由于得到国家的极高的关注度，因而现在关于现代化的研究观点、理论、著作层出不穷，可谓硕果累累。可以说在这一方面的研究我们已取得了很丰硕的成果，理论非常成熟。可是，反思我国当前的发展现状，很多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甚至西方国家都没有遇到的问题在我国不断涌现，严重威胁着我们的现代化发展。

我们先来看看我国的现代化程度到底有多高，以下是摘自网上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国社会距离现代化有多远？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在对大量数据、图表进行研究分析后发现，中国等61个国家仍然属于社会欠发达国家。根据城市化、平均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等指标计算的社会水平综合年代差，2001年中国与英国、美国、德国、瑞典和法国5国的差距超过80年。

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国际差距略小于经济现代化。研究者发现，根据人均GDP、农业劳动力比重等指标计算的经济水平综合年代差，2001年中国与美国等7个国家的差距超过100年。

2003年中国第一次社会现代化指数为73分，排世界109个国家的第57位；第二次社会现代化指数为28分，排名第59位；综合社会现代化指数为25分，排名第60位。中国社会水平距离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非常明显。

“2003年的中国处于第一次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期，大约为城市化的中期。中国社会现代化水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组长何传启研究员说。

在反映社会现代化水平的90个指标中，中国有人口增长率、死亡率、抚养比、小学入学率、青年识字率、失业率等8个指标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相当，平均预期寿命等17个指标与世界中等水平大体相当，其他指标的国际差距较大。在过去50年里，多数时期中国社会现代化快于经济现代化。

专家预计，按照1980年至2003年第一次社会现代化指数的年均增长率测算，中国完成第一次社会现代化大约需要15年。

研究同时发现，2003年第二次社会现代化指数排名世界前10位的国家依次为挪威、瑞典、美国、丹麦、英国、芬兰、日本、荷兰、瑞士和澳大利亚。根据第二次社会现代化指数分组，挪威等20个国家属于社会发达国家，西班牙等33个国家属于社会中等发达国家，泰国等17个国家属于社会初等发达国家。

从以上的报告中我们可以对比其他的亚洲国家，我国当今的现代化程度依然很低。实际上，我国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其实在学者们的论文著作与研究里都发现过也提到过，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因而不可避免地走了很多本可避免的弯路，当然这另一方面也和学者们的研究偏于理论化，注重于解释及描述对比性研究，很少提出比较有效的针对措施或解决方案及建议有关。其次，国家大的政策上对于经济现代化的片面关注导致了其他方面现代化发展的失调，结果又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整体的健康发展。第三，笔者认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体制上的缺陷导致效率的极度低下，相关制度的不健全导致社会不公与社会矛盾的加剧等众多的社会问题。如果体制改革不实行，不进行体制现代化，现代化的速度与质量将会大打折扣。第四，笔者认为我国现代化的关键还是人的现代化，可是我国的公民素质、创新能力却没有随着经济的发展GDP的不断增高而相应地提高。只有国人具有较高的现代化所需的素质，形成一种理性的社会风气与氛围，改变传统文化中的以人情关系为主导的价值取向及思维习性，如此方能从根本上向社会的现代化迈进。

五、感悟与思考

在这里笔者就自己对于中国当前现代化存在的一些问题从几个角度作出了一些反思与思考。

1、学者的研究偏于理论化，缺乏实用性，转变成生产力和实施的规划的比率较低。

关于学者们的研究不被关注的问题，这一点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较少，而且这方面的研究也较少。但笔者结合日常的观察及自己的思考认为，这一点除了政府机构应加强反思以外，还有就是学者们的相关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实用性，使自己的研究更加贴近地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且要注意与政府机构等互相配合，为政府的规划及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及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科学的理论指导与相关的数据分析。当前我国的科学研究转化为生产力的比率及程度较低，笔者认为这一点值得政府及我们学者的深入思考。

2、政府的大政方针及规划的偏向性过大，导致现代化发展的不平衡。

笔者认为政府这些年的发展规划过分偏向于经济的发展，即对于经济指标、GDP等数字的追求，而忽视了社会、民生、公共福利、公共事业等其他方面的发展。因此国家在第十六届五中全会时就提出了六个统筹的思想——要统筹区域发展；要统筹城乡发展；要统筹经济社会发展；要统筹人和自然和谐发展；要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可见这一问题近几年也逐渐得到了国家与政府的重视。但是，地方政府的发展观仍然没有多大的改善，从近几年各地频繁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地方政府对于地区发展存在的巨大误解对于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同时也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的恶化。改变地方各级政府错误的政绩观及地区不科学的发展模式就显得很重要了，这方面的尝试就需要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加强对各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探索与调查，在掌握了充分的地区实际资料后通过科学分析摸索出适合地方发展的能使社会得到整体和谐发展的新路子。这一点需要我们政府的支持与配合，需要政府改变以往的观念，加深对于科学发展观、对现代化、对长远规划及地区规划的理解，而不再是以往的拍脑袋决策，正如毛主席所说，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对当地的各种实际情况调查了解清楚后，才能进行科学的分析预测及制定科学的规划从而推动地区经济和社会的整体和谐发展，加快地区现代化进程。

3、体制的滞后制约现代化的进一步发展。

笔者认为体制上的改革没有跟上经济改革的步伐，反过来又严重阻碍了整体的发展。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整体功能的发挥依赖于部分功能的发挥，但整体的功能并不等于部分功能的简单相加，部分的构成结构对于整体功能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的发挥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改革开放以前，我国实行计划经济，实行城乡两元发展模式，通过把农村变为原料供应地和“剥削”农村形成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发展城市与工业化。而当前我们已在进行市场经济的建设，经过了20多年的改革，市场经济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其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及我国因此取得巨大成就已有目共睹，但是存在的问题依然很多，最大的一点就是体制跟不上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仅需要国家大政方针的支持及观念的深入人心，还需要相关配套设施的提供。因而为了实现市场经济的正常进行，体制的建构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尽管我国在体制改革上亦有所进步，但是由于涉及到的利益群体太多甚至关系到国本，因而国家的体制改革这一动作就比较保守与滞后了。然而，近几年的社会现状昭示了实行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人民群众对于这一点的呼唤与要求的呼声不断高涨。

为什么当前社会充斥着对富人的仇恨或憎恨，人们对于商人的看法依然停留在几千年前的“无商不奸”的状态？很多人认为这是由改革开放时领导人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福”的政策及政府不合理的分配制度导致的中国当前贫富悬殊过大导致的。笔者并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尽管有这方面的原因。我们都知道香港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尽管香港的经济很发达，但是其社会贫富悬殊也是相当大的，但为什么就很少听说香港有仇富的现象或极端事情发生呢？这时因为在香港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机会，大家在社会上生存时是站在基本相同的起跑线上，只要你勤奋努力有能力你就可以成为百万千万甚至亿万富翁。而我们的社会则不是如此，很多人富起来不是靠努力而是靠投机靠关系靠手中的公权或权钱权色交易，因而导致了人们及社会舆论对于富人的这一看法与观点。我们且不谈这一观点的合理性，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一现象？一言以蔽之：体制的弊端！

政治体制的改革，法律制度的改革，教育制度的改革，医疗的改革，政府机构的改革，监督体制的改革等等，对体制的改革已成为了共识，这一点就需要国家领导人尤其是中央政府能否有这样的魄力与能力，大刀阔斧又小心翼翼地进行体制改革，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保证改革的顺利实现。

在这一点上，笔者认为可以向清末洋务派的领袖李鸿章学习，尽管其行为本质是在旨在维护封建统治和官僚阶级利益，但是我们不能否认洋务运动着实是中国现代化的开端。

李鸿章作为汉官，掌握了满清朝廷的诸多大权，虽不是权倾朝野可也是国家的支柱大臣，他搞洋务运动办海军办近代企业修铁路建轮船招商局等等对内需要运用各种手腕来平衡慈禧太后、顽固派大臣、满清贵族、洋务派的利益关系及面对来自各方的舆论压力，对外则要与各虎视眈眈中国企图瓜分中国的列强周旋，结果硬是在有着几千年封建统治传统与深受保守势力与思想控制的中国开展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的较大规模的实务运动，从而开始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且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是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的。在文化观念意识上，洋务思潮冲击了传统的封建价值观念、建立了“以工商立国”的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观念意识；在社会经济方面，洋务派通过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以机器生产为标志的先进生产力，在社会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领域推进了现代化运动，或多或少地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若干特征，使古老的中国终于向开放和现代化迈进了一步。因此，洋务运动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阶梯。”虽然最后这一运动由于各种原因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是这对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仍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笔者因此认为，中央政府应在加强自己的权威的同时，可以效仿李鸿章的政治手腕，充分利用各种利益集团及势力间的矛盾及舆论的支持来推动体制改革的进行。

4、理性思维的缺乏与理性社会的未形成，公民素养偏低等制约了现代化的深层次发展。

笔者始终认为我国现代化的关键还是人的现代化，然而我国公民基本素养的水平这么多年却没有多少显著提高。公民现代素养的高低，对于社会的整体现代化起着理念与价值观指导的作用。当人们开始理性地思

考身边的人和事及用理性思维来判断或从事自己的工作及理性地看待社会时，很多社会问题将会避免，社会的凝聚力与整合程度也会增强，这样方能高效地组织和动员人民群众参与到改革与现代化建设事业中去。

当前我们提倡的主流基本价值观并没有真正被理解与接纳，人民大众需要重塑自己的价值观。然而在当前的中国社会，受几千年的封建传统思想的影响，我们的社会依然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社会，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法治社会或理性的现代社会。人们遇到困难首先想到的是熟人社会关系社会而非在认识到自己状况的原因后寻求该对此事负责的政府机构或相关的社会组织求助；人们犯错误或犯事后想到的不是去承担相应的责任与后果或使危害降到最小，而是思考怎样去逃避责任是否能通过熟人社会关系社会寻找特权庇护等等。

当然这一定程度上和我们的法制不健全及市民社会不发达有很大原因。政府在这一方面也应负较大的责任。当前政府在倡导“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然而也一样缺乏落实，政府对于人民的控制已深入生活的各个方面，但由于政府组织的内在缺陷无法兼顾很多区域，因而在控制人民的同时却没有为人民的生活提供相应的福利与帮助及各项权利的实现，结果引发众多的社会问题与矛盾。本该为人民服务代表人民大众利益的自治组织如居委会、村委会等直接成为了政府控制人民维稳的一级行政机构。

大社会的服务较之于政府更为全面，具有公民互助性质与自愿性，更容易使人们增强归属感与尊严感，同时也能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市民社会的形成能为公民提供较好的利益诉讼途径与增强抗风险性，同时亦能促进公民权利意识、主人翁意识、互助意识等现代化素养的培养与形成，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的理性化与公平正义的实现，以及保障作为弱势个体的公民权利的实现。

笔者认为建设一个理性的现代社会的主要途径有：

一、教育，即提高公民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和权利意识，这是核心；

二、政府要践行“小政府，大社会”的理念，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与配套体制，推动市民社会的建设，即鼓励各种自愿互助或维权等形式或性质的公民组织的成立与建设，通过完善各种民间组织从而替代政府的社会功能发挥其应有的社会作用。在这一方面需要政府的指导同时需要学者们的积极研究与探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在实现公民现代化的基础上，最终才能实现社会的整体现代化。

六、小结

当前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不可胜数，这一研究题目涵盖的范围也是相当的广，而且也会随着世界及我国实际发展情况而不断变化。同时，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笔者在这里只是就自己所掌握的一点资料与情况对我国现代化从很宽泛的角度作出的一点看法与思考，很不成熟同时也可能存在很多错误，望各位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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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的法律移植

(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 常州 213001)

摘要：法律移植是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一条重要途径。文章重点就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可能性及法律移植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法律移植、法律文化、法制现代化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但对于“法治”的理解，古往今来中外历史上存在着多种不同的解释。在众多的解释中，古希腊哲人亚里斯多德对法治的诠释突出了法治的精髓并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亚氏认为，所谓的法治应当包含两层含义，即“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1）在亚氏的上述定义中，“良法之治”是法治的基础。我国要实现法治的目标，前提是必须实现“良法之治”，换言之即实现法制的现代化。为实现法制现代化的任务，除了充分利用本土资源主动立法外，大力移植西方先进的法律制度、法律文化是另外一条重要的途径。

一、法律移植的必要性

1．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缺少现代化成分，为实现现代化、必须进行法律移植。根据学者的论证，与西方“私法文化”不同的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体现出“公法文化”的特征（2）。受“公法文化”的影响，我国是个具有悠久人治传统的国家，历史上没有多少现成的符合现代法治的资源可供继承，本土资源中反法治的成分是主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反法治成分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国古代历代统治者奉行“重农抑商”的政策，中国国内从未形成统一的市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反映市场经济运行一般规律的法律文化从未产生。另一方面，在封建极权统治下，人们恪守严格的等级观念，法律仅仅成为统治者手中推行礼教和驭民的工具，难以形成和提供市场经济及法治建设所要求的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私权神圣、权力制衡等现代法治观念。在大力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法治建设的今天，在传统法律文化不能提供有效本土资源的情况下，适时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比大规模地制定法律更能提高效益，减少不必要的成本开支，美国比较法学家埃尔曼认为，“法律制度自一种文化向另一种文化移植是常有的情况，当改革是由物质或观念的需要以及本土文化对新的形势不能提供有效对策或仅能提供不充分之手段的时候，这种移花接木就可以取得完全或部分的成功。”（3）

2．从社会的发展的角度来考察，一个社会要取得发展，必须对外开放以及吸纳不同的文化，诚如学者所言：“人类的历史证明，一个社会集团，其文化的进步往往取决它是否有机会吸取邻近社会集团的经验。一个社会集团所有的种种发现可以传给其他社会集团；彼此之间的交流愈多样化，相互学习的机会也就愈多。大体上，文化最原始的部落也就是那此长期与世隔绝的部落，因而，它们不能从邻近部落所取得的文化成就中获得好处。”（4）日本法学家穗积陈重亦曾说过：“一国文化乃数千年来继承他国之宗教、文学、技艺及其他文物制度而成一复合现象者也。至于不与他国他民族之文化相接触，惟由其固有原素，而能达至高级之文化者，在今日实为罕有之事也。”（5）对中国来说，近现代历史上吃够了“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亏，因此，在发展的问题上，必须持开放的心态，将中国的发展放到国际大环境的背景中，充分吸收先进国家的一切有益的经验。

3．当代法治发展的国际化趋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在当代，全球日益被联合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随着资本、商品、劳务等经济要素的跨国转移，各国在经济交往中的矛盾日益增多。因为当今世界市场机制是统合世界的最重要机制，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市场经济会有一些不同的特点，但它运行的基本规律和资源配置的原则都是相同的，这就决定了有产生共同解决这些纠纷法律的可能。此外，全球性的生态、政治问题也日益突出，这些矛盾同样也需要共同的法律来解决。因此，缔结或加入国际公约、条约、尊重和遵守国际惯例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方式，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各种纠纷的重要手段，国际公约、条约、惯例已逐渐成为各国主要法律渊源之一，法律文化无国界将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这种法律国际化的潮流是“世界各国在基于本国现实社会条件发展要求的基础上为适应国际交往合作需要而作出的自主理性的选择。”（6）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改革开放是我国的基本国策，为更好地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中，不能抗拒法治发展国际化的趋势。

4．法律移植自身具有的优势决定了法律移植的必要性。首先，与来自实践中的立法相比，法律移植的试验成本低、周期短、见效快，具有明显的优势。其次，适时地移植相关的法律，有助于及时调整改革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关系，防止改革中法制的滞后。再次，法律移植能最大程度地参考国际惯例和各国普遍做法，避免了国际间不必要的个性差异而人为地增加交易成本。因为法律移植自身所具有的上述优势，决定了我们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必须大力移植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尤其是这些发达国家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那种把自己封闭起来，弃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积累的法制文明于不顾，一切从头做起，或故意另起炉灶以追求所谓的“中国特色”的做法，只能使我们在发达国家后面爬行，拉大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延缓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以至丧失法制现代化的机会。

二、法律移植的可能性

1．法律的相对独立性决定了它的可移植性。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取决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的前提下，必须承认法律的相对独立性。法律的这种相对独立性，是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体现，这就使得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不同形式的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借鉴、对比、吸收可能。

2．从法制史的角度考察，存在大量法律移植成功的范例。在法制史上，法律移植并非什么非鲜的事物，据学者研究，法律移植远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汉谟拉比法典》以及《出埃及记》这些人类古老的典籍中似乎就已经出现。（7）此后，法律移植活动从未停止过，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出现了大规模移植罗马法的运动。《法国民法典》颁布后，十九世纪的欧洲大陆纷纷效仿《法国民法典》掀起了民法典化的潮流。直到现代，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仍在相互比较、借鉴中取长补短。（8）对中国来说，近代中国迫于外来压力，在作为晚清“新政”措施之一的“修订新律”中，亦对大陆法系制度进行了移植，结果就是《大清民律草案》的诞生。《大清民律草案》虽未及实施清王朝即被推翻，但《大清民律草案》作为中西法律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打破了几千年的中华法系旧传统，使民事法律取得了独立的地位并成为主要的法律渊源。（9）

三、法律移植过程中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1．必须有选择地移植。事实上，作为我国法律移植的主要对象的西方法律文化并非都是精华。从历史上看，西方社会曾经历过中世纪封建法与宗教法专制的暴虐，从现实来看，今天西方的实然法中仍然包含着许多被社会和时代所淘汰的因素。因此，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剔除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糟粕，有鉴别、有选择地移植西方法律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10）

有选择地移植还要求在进行法律移植时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不结合国情而进行法律移植最终失败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例如近代日本最初移植的是《法国民法典》，但《法国民法典》浓厚的自由主义色彩根本不符合日本的实际，尚未施行便遭到包括政界和法学界在内的许多人士的反对。后日本吸取教训，为此专门设立了法典调查会，重新起草民法典转而移植德国民法而成功。（11）又如，土耳其于1922年照抄《法国民法典》，埃塞俄比亚1962年以《瑞士民法典》为蓝本制定的民法，他们的实验并未收到令人满意的效果。（12）一般而言，对于法律规范的移植来说，不涉及或较少涉及伦理的技术性规范比较容易移植并获得成功，相反的是，涉及人、婚姻、家庭等领域的伦理性法律规范较难移植，而且即使移植了在施行中也将阻力重重，较难获得成功。

2．在有选择地移植的同时，必须将其相配套的法律制度同时移植，以及将其实施的具体方法等一并移植，如果没有做到这一点，移植的法律也很难发挥效应。在这方面，我们也有过许多教训。例如，在引入西方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时，我们却没有像西方那样采取预扣制，而是采取了个人主动申报制，由于措施的不得力，使得该法在施行中效果大打折扣。（13）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全面移植要求移植法律的时候同时引入其背后深层次的法治精神与法治观念。事实上，法律制度是一种观念下的法律制度，属于法治的“硬件”系统，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移植的，但它们若要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和价值，则必须同时植入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意识和观念，即法治的“软件”系统予以奠基和支撑。移植来的西方法真正地融入中国本土需要经过一个扎根中国社会文化土壤及优胜劣汰的竞争过程，主要取决于法律观念的基础是否具备。“因为观念的不同，一种技术既可以‘物尽其用’，也可能‘形同虚设’。所以，历史上凡割裂两者，只要技术，全不顾观念落后者，没有不失败的。”（14）从历史上来看，只移植具体制度而没有移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而致使移植的法律难以成活的，这也是不乏实例可循的。托克维尔曾就墨西哥移植美国宪法论述道，“墨西哥人希望实行联邦制，于是把他们的邻居英裔美国人的联邦宪法作为蓝本，并几乎全部照抄过来。但是，他们只抄来了宪法的条文，而无法同时把给予宪法以生命的精神移植过来。因此，他们的双重政府的车轮便时停时转。各州的主权和联邦的主权时常超越宪法为它们规定的范围，所以双方总是冲突”。（15）

3．在移植西方法律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如前所述，任何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它必有与其相配套的其他的法律制度及法律制度背后的法治的精神和观念。因此，在移植西方法律制度的同时，必须对中国的社会进行改造，以期为移植来的法律创造与之相适应的土壤，否则，将会使移植的法律失去应有的效用，甚至还会出现梁启超针对当时中国的实际所痛言的“自由之说入，不以之增幸福，而以之破坏秩序；平等之说入，不以之荷义务，而以之蔑制裁；竞争之说入，不以之敌外界，而以之散内团；权利之说入，不以之呼公益，而以之文私见；破坏之说入，不以之箴青盲，而以之灭国粹”（16）的那种“橘生淮南则成橘，生淮北则成枳”的悲剧后果。现实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破产制度已移植国内多年，但实践中却阻力重重，缺乏必要的保障措施是主要的因素。

在对中国社会的改造中，除了对属“器物”层次的具体的制度改造外，尤为重要的是，必须对作为法治主体的人的改造。川岛武宜认为，“法不能只靠国家来加以维持的，没有使法成为作为法主体的个人的法秩序维持活动，这是不可能的。……大凡市民社会的法秩序没有作为法主体的个人守法精神是不能维持的。”（17）但是，结合中国的实际，学者梁治平先生论述道，“中国固然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人们实际上的价值观念与现行法律是有差距的。而且，情况往往是，制度是现代化或近于现代化的，意识则是传统的或近于传统的。”（18）对于具有浓厚的传统意识的人来执行现代化的法律，现代化学者英格尔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着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和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式，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的人手中变成废纸一堆。”（19）

4．移植的法律必须经历一个“本土化”的过程。任何外来文化传入一个国家之后都必须经过一个本土化的过程才能被消化、吸收。从历史上看，中国对印度传入的佛教的改造，日本、韩国对从中国输入的儒家文化及佛教、道教的改造都经历了一个

长期的过程。这种改造都是对外来文化进行过滤、吸收和选择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一种文化是不可能轻易地移植到另外一种文明里的。对法律移植来说，也同样如此，英国学者格伦顿等人认为，如果不经过“本土代”的过程，法律便不可能被移植，他们指出，“必须记住法律是特定民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的价值和一般意识与观念的集中体现，任何两个国家的法律制度都不可能完全一样，法律是一种文化的表现形式，如果不经过某种本土化的过程，它便不可能轻易地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一种文化。”（20）

对于所谓的“本土化”，按照学者的解释，一方面是指“按照本民族的特质而发展。”（21）还指“与本国（本民族、本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传统以及风俗习惯等密切相结合。”（22）其主要目的是只有经过本土化的法律才能使民众产生亲和力，便于民众接纳、消化和吸收，减少施行的阻力，正如学者所说的，“真正能得到有效贯彻执行的法律，恰恰是那些与通行的习惯惯例相一致或相近的规定，一个只能靠国家强制力才能贯彻下去的法律，即使理论上再公正，也肯定失败。”（23）事实上，经历过“政策法”、“法律虚无主义”、“法律工具主义”的教训后，“法律万能主义”现在又被许多人所迷信上，“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已成了一句时髦的话语与招牌。在强调“有总比没有好”、“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指导下，往往单纯地强调立法的超前与速度，盲目地迷信立法手段，在移植外来法律时割裂了传统与现实，使一些匆匆出台的法律、法规难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实际领域，难于被民众所认同和接受，从而最后竟变成一纸空文。这种现象正应验了学者公丕祥所指出的，“缺乏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的支持与认同，无论现行社会秩序受到现行法律规则怎样强化，它也是脆弱不稳定的”论断。（24）

四、结束语

当代中国法制正处于转型时期，要求我们“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25）在吸收外来文化方面要破除姓“社”、姓“资”的观念，须知道“没有资本主义文化遗产，我们就建不成社会主义。”（26）因此，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必须破除旧有的陈腐观念，大胆地吸纳西方发达国家法律制度中反映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共同规律和时代精神的法律概念和法律原则，经过同化、整合成为我国法律制度有机的组成部分，推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发展。

注释：

（1）[古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9页

（2）张中秋：《中西法律文化比较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8-117页

（3）[美]埃尔曼：《比较法律文化》，贺卫方等译，三联1990年，第14页

（4）转引自[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6-7页

（5）[日]穗积陈重：《法律进化论》，黄尊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69页

（6）转引自秦国荣：《论中国法制现代化过程中的几个重大关系》，《山东社会科学》2000年5月，第65页

（7）参见：公丕祥：《国际化与本土化：法制现代化的时代挑战》，载《法学研究》1997年第1期，第87页-100页

（8）参见：董茂云：《比较法律文化：法典法与判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0年

（9）参见，余能斌：《中国民法法典化之索源与前瞻》，载《罗马法·中国法与民法法典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

（10）转引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载《法学家》1997第5期，第25页

（11）参见，马作武：《传统与变革——从日本民法典的修订日本近代法文化冲突》，载《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

（12）转引，严斌彬、陈月秀：《关于法律移植与法律本土化问题》，《济南大学学服》第2000年第1期，第36页

（13）转引，阮竞青：《论法律移植》，《复旦学报》1998年第3期，第99页

（14）梁治平：《法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4页

（15）[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86页

（16）转引自，田成有、陈令华：《法治现代化的启动与传统法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现代法学1998年第6期，第16页

（17）[日]川岛武宜：《现代化与法》，王志安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9页

（18）梁治平等：《新波斯人信札》，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01页

（19）殷陆君编译：《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页

（20）格林顿等：《比较法律传统》，高鸿钧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6-7页

（21）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群众出版社1995年，第26页

（22）何勤华：《法的国际化和本土化》，载《长白论丛》1996年，第5期

（23）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页

（24）公丕祥：《法制现代化的理论逻辑》，中国政法大学1999年，第355页

（25）邓小平：《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73页

（26）列宁：《列宁全集》第二卷，第83页

作者简介：

高军（1972—），男，江苏淮阴人,吉林大学硕士,现任何江苏技术师范学院社科系法学讲师，常州，213001

Email:gdhzgaojun@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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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学习法律的意义

大学生学习法律的意义

现代法制社会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应该学法、知法、守法，依照法律从事生产和生活，一切活动必须纳入法制的轨道。这就要求每个社会成员具备相应的法律素质，在行为上依法办事。法律素质的提高有赖于法制教育，特别是大学生这一特殊群体。

关于法律，对学生而言，在大学期间，通过学习法律知识，可以使自己的法律意识有所提高，能够领悟到法律的深层内涵，处理事情一般会理性些，从而可以使大学生思想产生质的转变，在心中重新建立了法的概念，全面认识了法的功能，懂得了法律是整个社会的调解器的功能，懂得了法律在社会中的全面调解功能。对高校而言，逐渐加大力度对学生进行相关教育。高校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以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当今社会需要具备各种素质的人才，法律素质是现代公民必不可缺少的一种素质，尤其是大学生的法律素质的提高更为迫切。他们是祖国的未来，其法律素质的高低对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但是，由于大学生尚未形成成熟的人生观科学观价值观，致使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还不够全面，因此，他们的法律意识带有明显的易变性和不确定性。就实际情况而言，近几年发生的一些大学生违法犯罪案件反映出当代大学生的法律素养还是相当薄弱的。

现年20岁的李爱娟原本是长沙医学院临床四班大一学生，性格温和的曾海燕是李爱娟唯一的同室好友。2006年4月，李爱娟多次偷偷使用曾海燕的小灵通给男友打电话，由于是长途电话，话费自然不低。当月月底，曾海燕发现话费猛增，便想去电信局查询话费详单。李爱娟害怕事情暴露，决定杀死曾海燕。2006年5月1日上午，李爱娟手持菜刀，趁曾海燕不备将其砍倒在血泊之中，事后经公安机关查明，曾海燕的身上留下62道刀伤，造成重伤。2006年10月23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李爱娟，终身。还有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的“泼熊事件”和马嘉爵的“杀人事件”都在社会引起轩然大波，令人扼腕痛惜，痛定思痛。有位名人说过：“道德能够弥补智慧的缺陷，但智慧永远不能弥补道德的缺陷，是“人”是“才”才对社会有贡献，是“人”不是“才”不会对社会造成太大危害，是“才”并不是“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是不可估量的。大学生犯罪就是在印证这句名言。越是人们眼中的高材生越是让人不愿与犯罪联系在一起，然而一桩桩一件件都让人觉得触目惊心。

近年来，我省高校大学生犯罪率呈逐年递增趋势，各类案件中盗窃案数量最多，另外某些刑事案件，其作案手段之残忍、社会危害之恶劣更是令人触目惊心。大学生犯罪现象愈演愈烈，引起了社会的关注。

正是因为大学生犯罪频频，意识淡薄的现状，学习法律知识就更加紧迫，意义尤为重大。在学习过程中，培养良好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素质，有助于大学生树立社会主义公民意识，深刻理解到我们的权利和义务，增强公民权利义务和当家作主的责任感，使我们能够在日后的学习工作生活过程中正确的行使我们的权利，正确的履行我们应尽的义务,为将来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并在社会生活中带头学法、守法、用法，在学习工作过程中，更能正确地遵守法律规定，使我们更能够在工作生活中免受困扰，保护自身生命财产安全,并且提高法律意识可以使自己免于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对减少犯罪起到重要作用。同时对改变我们民族多年来形成的轻视法律的心理、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创造良好的心理环境，尤其重要。作为当代的大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者，作为21世纪中国参与国际竞争的高素质人才，如果没有相应的法律知识，没有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较高的法律素质，就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甚者，一旦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是对自己前途的葬送，对家庭的毁灭，对社会的不负责任。